“大外宣”这个词把问题错误的归入了”宣传”。所有争论好像都要关于”说了什么”，”说得对不对”，”宣传是否有害”。于是我们陷入先证明言论错误，再证明大外宣的游戏，而对方从来不需要为任何一条胡言乱语负责，因为他随时可以退回”我只是发表个人看法”。这场争论打了一年多，谁也没有赢，只是所有人都累了。

但中共自己并不是这样归档的。开宗明义，讨论大外宣不可能脱离“统战”。如果认为”大外宣”是造作的假议题，其等价议题就是——统战工作不存在。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写下那句被此后八十多年反复引用的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武装斗争在1949年后已经越来越罕见，党的建设是内部事务，唯一被完整保留、并且在今天仍在扩张的，只有统一战线。而在更早的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它是全部政治活动的第一个动作。先分类，再行动。统战的全部技术都建立在这个动作之上：把人群划成敌人、朋友和中间地带，争取中间，孤立敌人，转化对象。这是统战工作的全部内容，也是大外宣的全部事项——关于人。

关于大外宣的第一个问题：中共是否将海外互联网KOL当作其工作的关键？

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注意这个会议本身刚刚从”全国”级升格为”中央”级——习近平在会上说，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并且明确”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同一次讲话里他专门点了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说他们”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要求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渠道。

2018年3月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做了一件更实的事：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并由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并入侨办的官方理由写得毫不含糊——”加强党对海外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正是通过这次并入，中国第二大官方通讯社中国新闻社的归属，从侨办转到了中央统战部。统战部的职权在不断扩大。

2020年12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里，新增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一章，统战部的法定职责中写入”统一领导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统一管理侨务工作”，同时还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负责统一战线宣传工作”。而统战系统自己的理论刊物把两者的关系说得更直白：宣传工作部门要强化大统战意识，统战部门也要强化大宣传意识——大统战、大宣传。

这就是这场争论里最反常识的地方。质疑大外宣被指控在搞阴谋论、在捕风捉影的那个东西，是对方写在党内法规里、开会见报、逐级设立领导小组、并且拥有一家通讯社的公开建制。中共几乎从不隐藏它要干什么。它隐藏的，只是具体谁在干、谁归谁管。这种”透明的秘密”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政治质感——文件人人可读，事项人人知晓，运作永远不可查。你在国内读过无数份《意见》《条例》《通知》，你知道它们写的都是真的，你也知道你永远查不到它们在你身边是怎么执行的，你甚至不知道网格员在哪里，他知道了你的一些什么。

而把”大外宣”放回”统战”里，会立刻带来一个判断上的转向，我认为这是整篇文章最重要的一句话：

宣传部门生产内容，那是《人民日报》和CGTN的工作，挂着招牌，谁都知道看的时候要打折扣。统战部门生产的是别的东西——是一个看上去与它无关的人，用他自己的语气，在他自己的平台上，对他自己的听众说话。内容只是这个人的输出，而这个人才是产品。

所以，讨论”大外宣”的正确方式，不是继续留在很多人的语境里，把一切当成言论和观点的问题，而是把问题移回它本来所属的范畴。宣传的单位是内容，统战的单位是人和关系。前者问”他说得对不对”，后者问”你属于谁？这层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前一个问题永远打不完，后一个问题如果有关键证据和疑点，当然就可以讲。

而要看清后一个问题，最好的样本是台湾。

一、台湾：一场跑完了全程的统战外宣战

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把统战外宣从收购、置入、转向到起诉，完整跑了一遍并且把结果公开的地方。它是一场自然实验：当一个社会拥有属地管辖、母语媒体环境、可修改的法律和能定罪的法院时，反制这种舆论战能做到什么程度，又会在什么地方失败。我们今天对”大外宣”的疲惫和中共的反制手段，在台湾都发生过。

台湾现在的状况和我们一样，谁都知道中共有威胁，谁都知道中共在进行认知作战，但大家知道風險存在，卻無法形成一套可信、克制、跨黨派的制度回應。對中國不信任，也不信任党派和个人如何使用中國威脅。就像在海外，谁都不信任中共，都知道一定有海外统战，但不信任任何人对海外统战的怀疑和揭露。

这是中共蓄意设计的结果，我们之后会细说。

“报告主任，我们买了中时”

台湾的红色媒体故事，起点不是内容，是机构和人，产权。

2008年12月，蔡衍明买下中时集团后面见时任国台办主任王毅，说明收购经过，称收购中时是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王毅当场表态，集团将来若有需要，国台办定会全力支援。这场会晤外界本来并不知情，是旺旺集团在中国发行的内部刊物《旺旺月刊》自己刊出了短文和合影，被《天下》杂志在2009年抓到，以〈报告主任，我们买了中时〉为题做了报道。这不是外泄，是自曝——在北京那一侧的语法里，见主任、汇报、获得支持是一件值得留影纪念的事；在台北那一侧，它是一家主流报业集团易主后的第一场汇报。

再往下两层是买版面和买编辑台。2010年11月，监察委员吴丰山调查确认中国政府以置入新闻的方式购买台湾报纸版面，点名的例子包括《联合报》配合湖南省考察团刊出的湖南专题、《中国时报》配合陕西省官员访台刊出的陕西专题——读者看到的是新闻，实际发生的是采购。2015年，清大社会所李嘉艾的论文里已有该集团受访者描述，总编辑、总主笔、社长这个级别的人会被叫到北京参加对方主持的新闻会议；2019年7月，《金融时报》的席佳琳把这件事写成报道，记者与编辑台直接听命于国台办。旺中随即召开记者会称此为恶意中伤的假新闻，并控告《金融时报》、翻译引述的中央社与转载的政治人物罗文嘉，2021年初撤告；NCC同时启动行政调查，2020年11月中天新闻台不予换照。

三层有一个共同点：每一层都不是关于内容，而是关于内容由谁决定。而每一层被揭露时，靠的都是产权、会晤、人事和帐目——你无法通过驳斥一篇湖南游记来发现它是采购的。这也正是”外宣”与RFA、VOA、DW的彻底差异所在。

买一家电视台需要几十亿、需要股东会、需要主管机关核准，而且一旦被盯上，它是个固定不动的靶子。买一个人不需要，于是中共转向人。

形态转移最完整的案例是2026年5月的马德案。桥头地检署侦办网络主播林宸佑，认定他收受中方资金”来洗脑台人”，同时以虚拟货币行贿国军人员取得军事机密，依《反渗透法》等三项罪嫌起诉，求处合计十七年。这个案子把两件通常被分开处理的事装在同一个被告身上：对外的言论生产和对内的情报窃取，在过去的讨论里，”网红”和”共谍”被想象成两种物种，前者最多是立场问题，后者才是法律问题——马德案说明，在中共的作业逻辑里，它们只是同一个人身上的两项任务。

而更大量的部分处在起诉门槛之下：网红、直播主、退役军人、地方意见领袖被组团邀请赴中参访，接受落地招待，回来之后内容的重心和口径发生变化——和我们在简中创作者身上看到的变化一模一样。就像馆长赴中之后，不管是国台办还是他本人，都一再强调是自主行动、不受任何人指派。这句声明当然不可能是真的。

名嘴：台湾版的”你是不是大外宣”

在台湾社会真正吵了十几年、至今没有结论的，不是电视台的股权，是几张具体的脸。

蔡正元、郭正亮、历史哥、赖岳谦、谢寒冰、介文汲、栗正杰——这份名单在台湾几乎人人能背，围绕他们的争论和X上今天的争论逐字一样：他们只是立场亲中而已；他们说得对不对才重要；没有金流指控别人被收买就是抹红。

台湾把这件事推进到了可以拿数据说的程度。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统计2023年7至9月中共官媒的抖音频道，发现被引用最多的台湾政论名嘴前十位依次是介文汲、赖岳谦、郭正亮、蔡正元、帅化民、谢寒冰、唐湘龙、赵少康、栗正杰、王鸿薇；而这前十位名嘴在中共官媒抖音上出现的影片总数，是台湾总统与总统候选人的2.41倍，影片时长3.59倍，观看次数6.53倍。在中共对台的舆论产品里，台湾名嘴的分量是台湾总统的六倍。而国台办自己的网站还会回头转载台湾媒体关于”名嘴声量排行”的报道——它在盘点自己的货架。

但这里才是关键：这些人没有一个因此被起诉过（蔡正元是因为业务侵占）。台湾有判决书、有反渗透法、有能把一个网络主播求刑十七年的检察官，却对这份名单完全无能为力。原因不复杂——他们几乎不需要被收买。郭正亮是民进党前立委、绿营出身，如今公开倾向和平统一；这种转向在台湾被议论了很多年，却从来构不成任何法律事实。他们的内容在台湾的电视台有酬劳、在自己的频道有流量、在对岸有搬运和放大，收益链条上每一环都合法，每一环都可以用”我本来就这么想”解释干净，如同大外宣一样。

这就是”系统可证、个案可否”最完整的一次演示，也是我认为整件事里最便宜的一种外宣形态：中共不需要彻底买下他们，只需要放大他们。内容由本地人自费生产，对岸只负责分发。想找金流是找不到的，因为这里根本不产生金流，也不需要有人下指令。

台湾人吵了十几年也没吵出结论，这不是台湾人不够聪明。这是这个设计本来就不打算让人吵出结论。

判决书作为证明

台湾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质疑”大外宣”时没有的：判决。

台湾共谍案的起诉人数，2021年16人，2022年10人，2023年48人，2024年64人，2025年前九个月又起诉24人。比人数更关键的是刑度：国安局长蔡明彦公开说过，过去共谍案审判之后平均刑期只有大约一年，而到2025年平均刑度已是6年2个月，近五年定罪率85%。

“这只是一场抓特务的表演”这个说法，在没有司法判决的地方永远无法被推翻，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只能停留在揣测。司法系统的作用就是揭开盲盒，把揣测锁定为事实。

而这正是我们不具备的——并且请记住上一节的那份名单：即便是台湾，这台机器也只够得着马德，够不着郭正亮。

议题是怎么变得令人厌恶的

然而，就在这条曲线一路走高的同时，台湾社会对这个议题的耐受度，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曲线。

2014年太阳花之后，跨党派的对中警惕大致还是社会共识；2019年香港加上2020年大选，”抗中保台”达到效力峰值。但峰值本身就埋下了后来的东西——议题从一个安全判断变成了一张选票，所有权被一个政党实际垄断，于是它此后的信用将和这个政党的执政表现绑在一起浮动。

2020年11月中天不予换照，无论主管机关的程序是否站得住，”政府关掉一家电视台”这个说法都让人警觉，”绿色威权”从此有了一个可以反复引用的具体例子。而更致命的素材来自另一边：杨蕙如网军案定罪，关西机场假讯息事件里最终被司法确认的操作者，是绿营侧翼。从这一天起，”两边都在操弄”不再只是一种情绪，它有了判决书。中间选民在这个阶段学到的教训是：转发任何一方的舆论战指控，都可能在三个月后被打脸。

2022年九合一，民进党把地方选举打成抗中公投，惨败；2025年大罢免以抗中保台为主框架，31席加7席全数失败。到2026年，情况是这样的：起诉数、定罪率、刑度全部创下历史新高，而这个议题在选举里已经完全不能用了。

两条曲线的背离，就是议题毒化成功的定义。它证明了一件事——议题的真实性和议题的可用性，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变量。毒化一个议题，从来不需要证明它是假的。让他无法被讨论就可以了。

三个词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针对红色媒体的揭露和执法，都被三个词翻译：绿色恐怖、麦卡锡主义、政治办案。

这三个词不是台湾本地发明的。回到2019年《金融时报》那篇报道见报的当晚，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回应是这样的：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为了捞取选举私利⋯⋯不遗余力地打击持不同立场的台湾媒体，企图箝制岛内批评言论，制造’绿色恐怖’与寒蝉效应”，而通过外国媒体炮制谣言，是他们”又一拙劣的政治和选举伎俩”。

请注意这段话完成的三个标识，它们在同一天、同一份新闻稿里全部到位：把编辑台受指令的指控转译为”打击持不同立场的媒体”；把反制转译为”箝制批评言论”；把揭露者转译为”炮制谣言”。这套说法在指控发生的当晚就已经备好，随时可以调用。在X上反制”大外宣”的说法，也就是这三个。

必须诚实的另一半

诚实地说，”大外宣”标签通膨是内生的。把”抗中保台”延伸到莱猪、藻礁这些内政议题，把不同意见者一律侧翼化围剿，是把安全议题的信用预支给政策动员。中间选民的厌恶，首先是对这个预支的厌恶，中共只是放大器。

网军也不是单边的。杨蕙如案是绿营的，而且是定谳的。一个诚实的论证必须先承认这一点，然后才有资格说下一句：一方的网军是选举操作，另一方的网军后面站着一个部级机关和一部条例，这两件事在规模、目的和可持续性上都不是同一个量级——但它们确实都是操作，而且都伤害了这个社会的信息环境。这是whataboutism操作的事实基础。

司法也确实会打空。2024年涉案的马治薇，一审在《个资法》部分判刑8个月，而《国安法》与《反渗透法》部分因检方证据不足无罪。在被毒化的话语场里，这个结果被读成”看，根本没事”。它实际上展示的是另一回事：刑事证据标准，和统战外宣手法的设计之间，存在一道结构性的落差。这一点我们下一节会详细讲。

这些必须先说，因为它们是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污名操作的结构里，防守方自己不说，对方就会替你说，并且是以”揭露”的姿态说。

二、灰域：被设计出来的，不是被迫的

现在回到那道结构性落差，也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大外宣必然是灰色问题。

统战外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混合结构：方针完全公开，执行完全可否认。《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全文可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见报，中新社的归属白纸黑字，系统层面高度透明。我想对中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共一定在海外买通KOL，所以当徐某人的录音出来时，其实很少有人表示惊讶。但每一个具体节点——哪个平台、哪个频道、哪个协会、哪个人——的归属关系，被刻意做成不可证明。

公开的方针解决内部动员和合规问题，让整个系统知道该往哪走；可否认的执行解决外部归因问题，让对手永远证明不了眼前这个具体的人属于这个系统。两件事合起来，才是这套安排真正的效力所在。

由此产生了整件事的枢纽，我把它叫做”系统可证、个案可否”落差：你可以用文件链证明系统存在，你几乎不可能证明任何一个给定的个案属于系统。而公共讨论恰恰是以个案为单位展开的。于是防守方永远在打自己最弱的那一仗。

必须强调，中共外宣的灰色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能力不足的结果。这一点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就写得很清楚。

中共在国统区隐蔽战线的方针是十六个字：”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套的工作要求是”三勤三化”——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请注意这个要求的性质：它命令潜伏者成为模范公民。工作认真、待人热情、社会关系良好、法律上无懈可击。

把这条八十年前的纪律翻译成社交媒体时代的版本，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一个受雇的言说者，最有价值的状态不是喊口号，而是看上去比谁都独立。他要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私生活、自己偶尔的抱怨、甚至自己对中共某些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是这套设计要付的成本，用来换取可信度。理解了这一点，”他也骂过中共，所以他不可能是”这个推理就失效了，因为它恰恰是这套设计要生产的推理。

同样地，这条纪律有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当一个人平时的表现就是比周围人更独立、更有个人风格、更无可指摘，那么任何基于观察的合理怀疑，看上去都像是在攻击一个真诚的人（虽然现在大外宣们普遍做不到）。潜伏纪律和污名话语因此互为条件——前者保证多数具体指控查无实据，后者把这些落空的指控加工成体制性迫害的证据。

对台工作的口号是同一套东西的延伸：”以商围政、以民逼官”、”入岛入户入心”。这些口号写的是操作面该埋在哪里：埋进商业、民间和家户，而不是政治组织。

这个选择的政治后果是精确计算过的：当外宣的落点从官媒转移到民间言说者，反制就必然表现为对个人言论的追究。关掉一家电视台，画面是政府关掉一家电视台；起诉一个网红，画面是政府起诉一个网红。防守方每反制一次，就替对方的“独裁”说辞免费宣传一次。在X上体现为——”你看他们又在抓特务”。

更需要讲清楚的是下面这一层：统战外宣的成熟操作不雇用说谎者。

它筛选并放大那些动机真实的在地言说者。做两岸生意的人真心希望局势缓和，做内容的人真心需要大陆的流量和市场，讨厌本国执政党的人真心讨厌他们，觉得战争恐惧被夸大的人真心这么觉得。这些人能通过任何测谎，因为他们没有说谎。于是”你收了钱”这个指控在他们身上必然失败，而失败会被立刻回收为”看，假议题”。

所以准确的说法不是”谁被收买了”，而是”谁的激励被接上了”。这两句话的证据结构完全不同，前者需要金流，后者只需要观察行为随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直觉停在前一句上，一定要找金流——这正是这个设计要的效果。

三、把反外宣变成罪名：一套用了一百年的剧本

台湾和我们应对”大外宣”有同样的命运。相似的原因不在我们这一侧，在统战那一侧——统战系统对此有同样的剧本应对。

中共对”揭露外宣”的污名化，从建党初期就开始运行，并且被反复复用。它的核心结构一百年没变：

变的只是那个价值叫什么名字。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那个名字叫”革命”。党内合作的结构本身，把怀疑变成了派系罪名——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清查渗透”在组织上就等于”清洗同志”。1924年张继、谢持等人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被孙中山压下，提案者被归入”老右派”；西山会议派1925年要求分共，1926年国民党二大直接给予处分。”提出渗透问题等于反革命”，在党纪层面被制度化了。与此同时，陈独秀多次公开声明中共无意包办国民党，而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档案显示，同期存在系统性的党团建设与部门渗透指令。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那个名字叫”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这组口号，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类的措施重新编码为”制造摩擦”，进而编码为”客观上助日”。反共等于分裂，分裂等于投降，这条语义链条完成之后，任何反渗透举措都自动带上了通敌嫌疑。皖南事变是这套操作的教科书案例：军事前史被写成叙事，”千古奇冤”经由《新华日报》、重庆外交圈和同情的外籍记者放大——请注意这里的手法，它本身就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外宣，把国民党后续任何镇压的国内外政治成本抬到不可承受。

而这里有一个必须点破的机制。此后军统、中统的真实滥权——这一点必须承认，那是真的——被普遍化为”特务统治”，与此同时，中共社会部系统在公共记忆中保持完全不可见。一方的反渗透机关成为一个时代的道德符号，另一方的渗透机关根本不进入画面（如果没有《红太阳》这本书）。整套操作能成立，就是靠这种一边看得见、一边看不见的落差。

到了当代台湾，那个名字叫”民主”，具体的词就是马晓光在2019年那份新闻稿里用的”绿色恐怖”与”寒蝉效应”。

而在简体中文的互联网上，这套剧目最新、也最狠的一个变体是：”你们又在搞文革，又在抓特务。”这一句的效力来源和前面所有变体都不同。它劫持的不是宿主社会的抽象价值，而是简中受众自己最真实的历史创伤。经历过、或者听父辈讲过互相检举、划清界限、人人自危的中国人，对”抓特务”这三个字有生理性的抗拒，这种抗拒是完全正当的，也是这套记忆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之一。

而这份正当的创伤，现在被用来为一套现役的、正在运行的舆论战系统提供掩护。它让逃离过政治斗争的人，反过来为斗争机器站岗。当然还有”反华”这个词，最近很多人开始操起这个话语，批评中共不能”反华”。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这句话必须寸步不让。文革的核心特征是国家权力对私人进行无程序的定罪与人身消灭；而在X上说一句”我怀疑你是大外宣”，是零权力的公民对疑似受雇者的言论监督，它不带来任何惩罚，甚至不带来任何后果，被质疑者随时可以反驳、可以拉黑、可以继续经营他的账号，并且通常还能因此涨粉。把这两件事放在同一个词底下，不是记忆，是对记忆的盗用。

四、海外中国人与海外互联网：真正的深水区

台湾至少有判决书。海外没有。而海外恰恰是这场争论真正发生的地方。

一条可以逐年查证的方针

2015年”大统战工作格局”提出，2018年侨办与宗教局并入统战部、中新社随之转归统战部，2020年《条例》新增海外统战专章，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这条链上还有专门针对互联网的关键一环：

2019年11月28日，中央统战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尤权讲话，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作报告，要求加强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支持其在舆论引导中发挥作用。这是统战与网信两大系统首次以联席形式为”网络统战”定调。此后各地普遍建立起领导干部列名联系网络代表人士的制度、联席会议机制和”网络人士智库”。

请把这个会议的名称再读一遍：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不是网络内容会议，不是网络宣传会议，是人士。这份公开文件自己说明了产品是什么。

所以海外互联网舆论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是清楚的：统战系统抓人，宣传系统抓内容，网信系统抓平台与舆情，三个系统在这里交汇。

没有金流，因为它有时根本不用金流

现在可以回答那个最常见的质问了：没有证据、没有金流，指责别人是大外宣不就是猎巫吗？

海外统战的主要货币不是钱。是可撤销的准入权。

回国的签注、老家父母的平安、大陆市场与流量变现、社群里的地位、生意上的机会、活动上的座次、下一次参访团的名单。这些都不留转账记录，却比现金更硬——因为现金是一次性的，而准入权是可以每天重新评估、随时收回的。一个人只要有一次回国探亲的需求，他就已经站在一个可以被开价的位置上，而这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开口。

所以”没有金流就是猎巫”这个论证，是拿刑事侦查的证据模型，去套一个刻意设计成不产生金流的系统。它看起来严谨，其实是打在了空处。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一条应该最容易理解，因为你有切身经验：真正让一个人配合的，从来不是发钱，是”能不能办事”“会不会有麻烦”。

海外比台湾少了三样东西

台湾能做到的那些，海外做不到，原因可以精确到三件事。

第一，没有一台能生产司法事实的机器。这是最关键的一件。司法程序有强制取证权，又有正当程序赋予的正当性，因此能把怀疑转换成任何阵营都必须绕开的公共事实。台湾能起诉一个主播并求刑十七年，靠的就是这台机器。而海外的归因由公民社会承担，它们没有搜索票、没有传唤权、没有交叉诘问，产出的是主张而不是事实认定。

第二，没有平台管辖。台湾的执法可以触及LINE和Facebook，各国监管机构可以传唤平台。而X上的黄推，甚至都有人低成本主张不是中共做的。

第三，没有政治共同体。离散社群不是一个”我们”——没有立法权，没有集体决策机制。台湾可以选择修反渗透法、可以在立法院吵三年然后表决；海外华人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去”选择”一项防御政策。防御只能搭便车于居住国的优先级，而居住国的对华政策由贸易和安全等更大的变量主导，海外华人非常被动。

最后是双重怀疑的效果。北京的监控，加上居住国社会的忠诚怀疑，使海外华人个体最理性的策略是干脆什么都不说。在台湾，毒化还需要靠恶斗来抬高参与成本；在海外，身份结构本身就已经把中间派清空了，话语场无成本地让渡给高动机的少数人。

这就是”别再吵大外宣了”能够在X上一路畅通的结构原因。没有判决书垫底，没有平台管辖划界，也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防守。

五、一场不对称的舆论战

把上面这些放在一起，这场战争的形状就出来了。它的不对称至少有五个维度，而且每一个都在自我强化，有利于中共的统战。

信息的不对称。大外宣的真实数量（分母）永远不可观测，公众只能看到被质疑的个案（分子），于是防守方陷入一个统计陷阱：揭露少被读作”威胁是假的”，揭露多被读作”猎巫扩大化”，分子的任何取值都可以被敌意诠释，因为分母缺席。台湾就是现成的示范：它办得了马德，办不了那份名嘴名单，于是”共谍案只是表演”这个说法在台湾始终有人信。而对方还可以要求刑事犯罪级的证据标准，这样必然出现指控落空——马治薇一案里国安法与反渗透法部分的无罪，第二天就变成了”看，根本没事”。你的标准越严谨，落空的次数越多，”抓特务游戏”的弹药越足。

制度的不对称。言论自由保护言说者，新闻自由保护媒体，结社自由保护协会，通商自由保护商会。那26个由统战部持股公司注册的微信公众号，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同样受这几条自由的保护；反制其中任何一条，都必须先在自己最珍视的价值上开一个口子。而反向不存在——民主社会无法在中国境内经营一个受众千万的言说者网络，那里没有可收编的独立媒体，没有可渗透的自治社团，没有受法律保护的外国资助渠道。《境外NGO管理法》和不断扩张的反间谍法把那一侧完全封死了。这是一场只有一个方向能穿透的游戏。

组织的不对称。2018年一次机构改革就把侨办、宗教局并进统战部，没有听证，没有预算辩论，没有反对票；统战、宣传、网信、国安、军队政治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合流，在国内如何压迫、国外如何跨境镇压，外界完全不可知。防守方在台湾被政党轮替、部门本位、预算周期和议会监督切碎，政策记忆以四年为单位清零，上一届政府建立的反制机制常被下一届当作前朝弊政清算——2025年3月一纸行政令砍掉自由亚洲电台九成人力，要等到2026年2月国会重新拨款才慢慢复播，就是现成的例子。对于海外中国人，组织更是零散，完全是游击战。

话语的不对称。交流即和平，质疑大外宣即箝制言论，质疑中国人即反华。而防守这一侧有一个绕不开的麻烦：要让公众听懂，就得把话说简单；话一简单，就一定会有说过头的地方；然后那句说过头的话被单独拎出来，用来证明整件事都是假的。进攻方不需要赢得任何一场论证，只需要等着这种错误出现，再把它放大。

成本的不对称。徐某人拿出的数字是4万欧元一个人，我不是说这个多，而是很少。台湾办一个马德案，从侦查、监听、跨境金流追查到出庭，花掉的是几年时间和数以百万计的公帑，而且只办得动一个人。而最根本的一层是胜利条件的不对称：防守方必须一路走完——把事情查出来、把证据摆出来、让人看懂、让制度接手、让社会不厌倦，五件事断一件就输；进攻方只需要一个条件，议题失能。不需要任何人爱北京，只需要”谈大外宣”成为一件社交上的负资产。毒化即胜利。

这五个维度之上，还有四种会自己滚大的循环。

一是揭露越严谨、落空越多。用刑事标准去要求言论监督，指控必然经常落空，落空喂养”假议题”的声量，声量压低参与意愿，愿意花时间查证的人越来越少，下一次指控的质量更低，于是落空得更频繁。

二是每一次揭露都生成一份迫害叙事。迫害叙事赶走中间派，话语场被两端极端者占据，防守方话语因此更极端，摩擦更大，下一份迫害叙事更好写。

三是对内把一切安全化——反间谍法扩张、全民国安教育、”境外势力”——同时对外要求对手放松，”都是个人想法”“不要抓间谍”。棘轮只朝一个方向转。

四是每一次被揭露的手法都会催生迭代，买电视台变成买帐号，直接投放变成参访团，现金变成流量分成和虚拟货币。防守方的透明义务，成了进攻方的免费情报。

上面这些不对称，有一部分是文本可证的蓄意——统战落点的选择、十六字方针、法律战条例、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这些有文件；另一部分是结构性的涌现——平台算法奖励冲突、犬儒主义、离散社群的双重怀疑，这些不是谁设计的，是列宁主义组织撞上开放社会时白捡的便宜。不都是中共精心设计的结果。

六、我们该以什么态度对待”大外宣”

最后回到态度。我希望大外宣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它存在，它不应该被毒化。

当然，质疑必须可证伪，说得出如果什么成立你就收回；质疑必须依据行为证据而不是立场证据——转向的时点、删帖的记录、协同转发的模式、与已知节点的往来、参访行程与内容变化的时间关系，这些是可观察的行为，而”他说了我不爱听的话”不是；质疑不得外溢到族裔、亲属和无关的私人生活，因为那正是反华叙事最需要的素材；以及，被证伪之后必须公开收回。

守住这四条，”大外宣”这个质疑就仍然是一种健康的舆论监督；守不住，它就会变成对方最需要的那个东西——一个可以拿来展示”看，他们真的在搞文革”的样本。

其次，我非常理解很多人的主张，我放弃质疑大外宣，我只看内容不看人，不猜忌立场。但我想说，这不应该被看作一种”高尚”。在统战和大外宣必然存在的情况下，选择不应对灰域，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个人选择，但这确实是对复杂问题的逃避。大家有资格逃避，但切莫将此当作更客观，更中立，更高尚的印象，因为这恰恰是大外宣反制审查时使用的话语。别让你的懒惰成为大外宣的养料。

我可以理解有洁癖的人选择不关注大外宣话题，我却不能理解有正常人会主张大外宣是假议题，如上面所讲——方针公开，执行否认。对中国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大外宣绝对存在。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大外宣”不存在，徐某人的录音是“智商筛选器”，炒作大外宣是“假议题”。这本身就成为了值得怀疑的信号。

最后，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让读到它的中国人带走一些关于这个党的东西，而不只是关于X上的争吵。

它的第一个政治动作永远是敌友分类，统战对象是非中共党员的所有人，包括还在国内的人，统战就是对敌人的一种操作，他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你今天是统战对象，明天就是专政对象，历史上多少协助中共统战的人，最后鲜有好下场。

它公开方针、隐蔽执行，文件人人可读，运作永远不可查。它不收买人，它接续人的激励——真正让人配合的从来不只是发钱，是能不能办事。它对内把一切安全化，对外要求对手保持开放，同一套话语在国内叫”境外势力”，在国外叫”麦卡锡主义”。而它在舆论上的核心技术，不是写出更好的宣传，是让宣传由看起来不是它的人说出口。

而最后一条，是我认为最深、也最难被察觉的一条：它不相信存在非政治的言论——因为在它自己的世界里，确实不存在。

在中共的体制经验中，没有哪家媒体是不受指使的，也没有哪个NGO是不属于某个国家、某个部门的。所以它真诚地相信，RFA必然是美国的中新社，某个批评它的学者必然是某国的代理人。这不完全是宣传技巧，更是它认知结构的向外投射。

而这个投射之所以在简体中文的舆论场里屡试不爽，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在同一个体制里长大的，共享着同一套”凡事必有背景”的世界模型。所以破解”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最深一层，不是去比较双方谁更脏，而是意识到——你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那个直觉，本身就是被这个体制训练出来的。它至今仍然能够遥控我们。

所以，关于那种普遍的厌倦——”别吵了”“这个话题没意义”“做好自己的事就行”——我想说的是：这种厌倦不是你自己长出来的结论，它是一件产品。让参与的代价高到中间的人主动退场，让高动机的少数人接管议题的定义权，这就是这场争论要达到的目的。

我完全理解这种厌倦，我自己也常常有。但我们说服自己它不存在，它不会因此消失。它只会在我们退场之后，安静地、不受阻碍地，把一个又一个人和组织，接进它自己的网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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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上接一个问题，即我们不把世界看作「集权——榨取式经济」和「民主——自由经济」的二分，因而前者简单的必然失败，后者简单的必然扩散全球的「历史终点」论。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到资本主义与民主制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罗德里克的「政治经济学三难」问题，即(D民主， S主权， G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是理解超出二元论的结构。我们上次文章更多在解释全球情势，但对中文受众而言，当务之急还是来解释中国的情况。让我们可以摆脱「集权必败」，也不至于陷入「中国特殊论」，中或赢的结论。

一、理论空间的中国化改造

2000年3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为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演讲。他说，中国加入WTO后，会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经济自由；当个人不仅有做梦的能力、还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这是支撑「接触政策」三十年的核心假设最锐利的表述，也是上一篇所说「捆绑叙事」的政策化身——自由市场与自由社会是孪生兄弟。

26年后回看，预言似乎失败了，但失败的方式比通常以为的更值得追问。本文将论证：克林顿其实对了一半——市场确实制造了政治诉求；他错的那一半，是低估了一种政治结构拆除诉求通道的速度与决心（这不应该被看作是个道德问题）。要看清这一点，先要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吸收了三十年全球化资本主义、自身却未被资本主义改变（真的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对中国经济动力的既有解释，多数诉诸人的意志要素：党的领导、中国人的勤劳，或经典的「低人权优势」——政府与外资形成对本地劳动力要素的压榨共谋；秦晖老师的「尺蠖效应」则给出了更精细的中西综合版本。这些解释各有解释力，但共享同一个视野：把中国拆成「中共政府」与「中国人」两个主体（一个道德结构），然后度量其关系。接触政策也是在这个二元里下注的——市场经济会不断提高「中国人」的经济能力，使其产生政治诉求，进而根本改变「中共政府」。这个判断真的全错了吗？2016中共高强度打击前，中国公民社会的高速发展——NGO、市场化媒体、宗教组织对中共治理构成的真实压力——又是从何而来？这个设问先放在这里，第三节来回答。

所以问题不只是要离开「民主自由经济 vs 独裁计划经济」的二元，也要离开「国家 vs 市场」的二元。我们需要一个能与第一篇罗德里克三难空间（D民主 × S主权 × G全球化）对接的中国内部结构。

A 四元结构

我展开一个四元结构：中国是党中央、私营企业（含外资）、省市、城乡个体四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

• 党中央：中心集权结构——党的组织部门、纪检体系、政策决定机构，加上作为党体系资产负债表延伸的央企与国企。经济活动不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关切，执政安全才是。

• 私营企业（含外资）：企业领域的社会空间是改革开放最后留下的最大遗产，接受党体系规制、等待被判定「是否值得给予市场接入资格」的对象。外资在功能位置上与民企同构——都是省市经济锦标赛的供给者，都依赖行政体系给予的准入与资源。中国几乎从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

• 省市：党体系内部上下分权博弈的另一极。三十五年里时而被授予招商引资与举债的权力（分税制后的土地财政、四万亿、棚改货币化、城投债），时而被收回财政与事权（化债、专项债中央化、新质生产力的中央定义）。

• 城乡个体：持续被抽取的剩余领域。这里特意使用城乡居民养老与医保的制度口径来命名：职工/居民双轨制正是抽取区的制度边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约5.4亿，月均待遇两百元上下，与职工体系数千元的待遇相隔一个数量级。第四主体不是修辞分类，是统计实体。

需要先说明：这个四元结构不是中国特产。任何政治经济体都可以分解为「政治中心 × 资本 × 中间层级 × 社会个体」的关系网络，差别只在权力如何在这张网络中分布。中国是这个普遍图式的一个极端实例化——第五节会回到图式本身。四主体当然仍是「理念型」，目的是描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结构，不是穷举主体，更不是揭示真理；但它比「国家 vs 市场」的二元精确得多。

B 三处改动：三难空间的中国化

第一篇的D × S × G在国际比较层面非常有力，但要进入中国的内部机制，需要动三处手术，否则模型会失去对中国问题的映射。

改动一：把S拆成两个变量，中共的主权立场对内与对外明显区分。S_ext是对外政策自主权——罗德里克的原义，国家隔离外部规则约束的能力；S_int是党中央对国内三主体（企业、地方、居民）的市场接入资格授权。两者必须分开，因为它们的运动方向经常相反：1990年代中国接受WTO纪律、接受「非市场经济地位」、把关税从42.5%砍到15%，这是真实而巨大的S_ext让渡；同期央地分税制收权、压制粮价、下岗分流，则是S_int的急升。如果共用一个S，这段历史就成了概念的自相矛盾；拆开之后，它显形为反嵌体制的独门机制——党中央可以在S_ext与S_int之间兑换：对外让渡主权购买全球化，用对内集权回补损失，或者反向操作。普通民族国家做不了这种对冲，因为它的国内权力受宪制约束，不可任意增发（一般国家可以改变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但很难改变国家与居民的关系）；S_int可增发、可回收、可定向投放，正是党体系区别于一切普通国家机器的地方。这个兑换能力，是理解此后三十五年的总开关。这种不受监督的社会「授权」（这个概念很重要）值得被详细理解，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从来只是压榨社会，这当然是假的，但很多人把扶贫等认为中国的再分配和其他国家是一种性质的行政行为，也是错误的。

改动二：把D收窄到政社轴。在中国语境，D不是选举权，中国当然没有民主，而是民企（含外资）与城乡个体这两个社会主体相对党体系的议价空间——产权的安全、缔约的自由、迁徙与组织的空间、对分配体制的发言能力。注意省市不进入D：省市获得权力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主化」，而是党内科层的发包与收权——周黎安概括的行政发包制与晋升锦标赛。

改动三：央地另立一轴。央地关系是党国体制的内部结构，与政社轴性质不同，必须分开记账。把省市硬塞进D，会把科层分权误读成社会空间——这正是历来「地方主义将制衡中央」之类论断反复落空的原因。

C 接入资格：四元结构的联结机制

四主体之间靠什么联结？靠一种特殊的市场权利形态。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需要主体能够参与才能运转——企业要能出口、引资、跨境融资，省市要能发债、卖地、招商，民企要能相信产权不会被随时收回，城乡个体要能保有土地权与迁徙权。所有这些「参与的资格」，在中国都不是制度赋予的稳定权利，而是党体系判断后的临时「授权」；不是法律保护的产权，而是授权后随时可收回的特许。党中央不直接做经济，它做的是接入资格的中央授权者。这就是中国的S_int不是普通行政权、而是党中央权力的原因。

二、五次重分配，一条危机链，南巡后中国经济史重述

我们重读1990年至今的政治经济史。中国的增长不是市场化驱动的自然结果，而是党体系给予不同主体接入资格的副产品；三十五年走过至少五种不同的分配形态，每一次转换都由上一次的危机驱动。

第一次分配（1994–2001，朱镕基时期）：以S_ext换G，以S_int回补，D大致下降

党体系用削省市加削城乡，购买全球化的入场券。分税制1994是央地轴上的关键节点——中央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1993年的22%跃升至1994年的55%，省市财政自主权一次性大幅收回。政社轴上，农业税未废（要到2006年）、粮价继续由国家定价压制、征地剪刀差扩大，这是从农村的抽取；三千余万国企工人下岗（1995–2002），这是从城市底层的抽取。抽取出的资源以接入资格的形式发给沿海私企与外资：关税从42.5%（1992）降至15%（2001），主动接受「非市场经济地位」以换取入世条件，开发区扩张、外资优惠落地，非国有部门在世纪之交已撑起工业产出与就业的大半壁江山。

这一阶段的金融工具是三件套：分税制、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一次性深贬至8.7，奠定此后十余年的出口价格基础）、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约1.4万亿银行坏账——坏账的社会化处理本身就是又一轮隐形抽取。在坐标系里审视：S_ext大幅让渡（接受WTO纪律与外部规则），G急升，S_int急升（央地轴收权、政社轴对城乡收紧），政社轴的D仅对沿海私企局部放开。G的大幅上升不是党体系「直接全球化」，是一次兑换与搬运。

它制造的危机同样清楚：三农危机——李昌平2000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上书正是这一轮抽取的总结陈词；下岗潮的社会震荡；央地财政与事权的倒挂。这些是第二阶段的输入。

第二次分配（2001–2008，胡温时期）：WTO红利下的罕见松手

「和谐社会」（2004）回应的正是上一阶段的账单——三农与下岗，而不是面向未来的设计。WTO红利让党体系第一次有本钱松手：农业税2006年废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启动，《物权法》2007年通过——给民企资格一个象征性的法律外观；土地财政在1998年房改之后起步，省市重获部分发包权；出口在入世后的七年里增长逾五倍，全球化从沿海扩散到内地。资格在三主体间相对均匀扩散，这是三十五年里S_int唯一一次主动后退。

这一阶段的金融工具是2005年汇改与外汇储备的天量积累：央行为对冲结汇被迫发行央票、锁定存款利率上限——金融抑制让储户长期承受被压低甚至为负的真实利率，家庭部门向银行与企业部门的利息转移每年以GDP的百分点计（Lardy对此有系统估算）。换言之，黄金年代的普惠并非凭空而来，其中相当部分仍由第四主体以最隐形的方式垫付。

松手期还制造了两个新依赖：土地财政依赖与出口依赖（2007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近10%）——一个把省市的财政命脉押在地价上，一个把增长押在外需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好同时击中这两根软肋。

第三次分配（2008–2012）：向省市大放权，与资格的失控

外部冲击之下，党体系把资源大规模发给省市。四万亿刺激（约占当年GDP的12.5%，美国同期刺激约占5%）加上十数万亿信贷扩张，经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落地，LGFV数量暴涨，省市的招商引资能力获得空前的财政基础。同时央企层面「国进民退」：国资委把央企从196家（2003）整合至117家（2011），数量减少、单体更大、纪律更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话语在汶川、奥运与危机应对中定型为制度自信叙事；维稳预算2011年起超过国防预算，对内控制升级到与对外防御平级。

这一阶段的金融工具是LGFV与影子银行——银信合作与理财产品的爆发。资格授权第一次大规模脱离中央的视野，在科层中层自我繁殖。

它制造的危机有两层。明层是债务雪球与产能过剩。暗层更致命：资格寻租的失控。周永康的政法系、军队的卖官链条，本质是党的特许经营体系被自己的代理人私有化——资格的授权权在中层被盗卖。2012年开始的反腐由此获得结构性解释：它首先不是道德整肃，而是中央收回被盗卖的授权。这是第三阶段通向第四阶段的真正机制。

第四次分配（2012–2017，习近平1.0）：授权权的再中央化

央地轴上，超大规模反腐重创省市与条线的自主权力格局，授权权向中央回笼。政社轴上，709大抓捕（2015）、《境外NGO法》（2016）、网络安全法与GFW体系升级（2017前后），收回的是民间在境外融资、跨境数据流动、舆论生产、维权动员上的接入资格。为什么要在经济并无危机时对公民社会清场？用增长逻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用反嵌逻辑则一望即知——第三节给出定义后回看，这恰是反嵌的定义性动作，而非过激反应。

这一阶段的金融工具是棚改PSL（2015–2018，央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向省市定向投放逾三万亿——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第一次成为面向省市的定向资格工具）与2015年股灾中的国家队。

同期私营经济仍在高速扩张——移动互联网平台的黄金十年正在此间。S_int急升、央地轴急剧收紧，但政社轴上对民企的资格尚未收紧，这造成一种流行错觉：集权只针对官僚，不针对市场。错觉之下，一个新矛盾在静默积累：平台与金融资本的体量已大到形成「次级授权者」的雏形——蚂蚁实际上在分配信贷资格，腾讯实际上在分配流量入口。私人之手握住资格分配，触碰的是反嵌的底线。2017年初肖建华被带走、随后安邦被接管，是第五阶段真正的起点。

第五次分配（2017–现在，全面安全观时期）：刀口转向私企与全球化

案例已为人熟知：肖建华（2017）、P2P清退（2018）、蚂蚁IPO叫停（2020）、滴滴（2021）、教培（2021）。「新发展格局」与「国内大循环」（2020）之后，安全话语正式压过增长话语；「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之下，资源从私营部门回抽。对省市，新工具是化债——2023–2025年以特殊再融资债置换隐性债务，这不是救助，是以财政接管换取财政自主权的收编；专项债审批集中化、新质生产力的中央定义（赛道由中央圈定——电动车、AI、商业航天、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省市只能「因地制宜」做配套）、金税四期与数据要素上收（2022年「数据二十条」起），把税收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收归中央视野。对外资与头部民企则绕过省市直接授权：特斯拉上海工厂及其储能扩建、苹果链、台积电南京厂保留接入；比亚迪、宁德时代、华为在中央圈定的赛道里继续扩张。党体系不是要消灭外资与大民企，是把授权层级从省市上收到中央。

这一阶段的金融工具，是信贷窗口指导、化债置换与金税四期的合体——资格授权彻底数字化、中央化。

现在可以回答一个悬了三十五年的问题：可随时撤销的产权，理论上应当吓退投资，为什么三十五年里没有？因为各方做的是一笔资格可信度套利：利润前置，没收风险后置；只要党的增长依赖使撤销保持低频，「可撤销但很少撤销」（「远洋捕捞但捕捞不到我」，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判断）就是一个可定价的均衡。锦标赛之下，省市为争夺资格而真实供给基础设施与放松管制——资格竞争在地方层面是增长兼容的；洪源远所谓的access money——以购买准入为主的中国式腐败——恰是增长兼容型腐败，几乎就是「接入资格」的微观对应物。而第五阶段打破的正是这个均衡：当撤销在体系最顶端被公开示范（蚂蚁），所有资格的贴现率同步跳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023年起负增长，不是「信心问题」，是特许权风险的重新定价。

中国当前的压力由此有了微观计算方式。省市：土地出让金从2021年约8.7万亿腰斩至2024年的不足5万亿，到2026年还在以2字头双位数暴跌，非税收入逆势暴涨；城乡个体：总和生育率徘徊在1.0上下，提前还贷成潮，超额储蓄堆积，消费降级为常态；民企与外资：民间投资负增长，FDI净流入转弱。

还有一个更危险的新机制：横向掠食。当中央的纵向抽取触顶，体系内的代理人开始横向互相抽取——「远洋捕捞」是省市执法机器对异地民企的捕食。纵向抽取尚有中央调度，横向掠食没有；它绕开授权体系直接撕咬资格本身，腐蚀的是特许经营制度的地基。系统开始自己吃自己，这在四结构中，是地方政府层无法从中央政府获得授权权后，对民营企业的压缩。

五次综观

五次分配，五种形态，每一种都伴随增长——这一历时事实证伪了「独裁政治与市场经济结构性不适配」的简化命题。但代价承担者每次都被重新指定：第一次由城乡与省市承担，第二次由党中央自己承担（唯一一次），第三次由城乡与民企承担（通胀与挤出），第四次由公民社会与官僚科层承担，第五次由中央以外的每一个主体共同承担。2024年以来对部分省市与民企的定向再分配，不是路线调整，是「既要又要」：在S_int继续扩张的前提下维持G，就只能继续压缩政社轴上的D——而压缩已经触到各主体承担能力的边界。增长从来不是市场化的自然结果，是资格分配的副产品；如今，副产品的生产函数本身在失效。

三、反嵌（pre-emptive embedding）的精确定义

第一篇文章就提到，「反嵌」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改变。第一篇在国际比较层面把反嵌定义为「政治单向支配经济、社会力量被压制」。有了前两节的机制，现在可以给出精确版本。先回顾历史经验：波兰尼的「嵌入」是经济服从于社会——规范、互惠与社会制度的再分配；「脱嵌」是经济同时挣脱社会与政治、反过来支配两者；「再嵌」是社会经由民主政治把经济重新约束起来。请注意，这三个概念里做嵌入动作的主语都是社会。而在中国，做嵌入动作的不是社会，是党。所以反嵌不是回到波兰尼式嵌入，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反嵌是一种双重的阻止（甚至预防性阻止）：政治中心同时阻止两种独立——市场从政治中独立（防波兰尼式脱嵌，第三至第五次分配），以及社会获得嵌入经济的能力（防波兰尼式嵌入，第四次分配）。反嵌 = 对市场的政治嵌入 + 对社会嵌入能力的摧毁（持续性预防性摧毁）。

这个定义立刻照应到第一节的设问。2003–2015年的公民社会——劳工NGO、家庭教会、市场化媒体、维权律师——正是社会开始充当嵌入主体的萌芽：它们在劳资之间、征地双方之间、污染企业与居民之间，事实上充当着规则的次级授权者。709与《境外NGO法》不是因为公民社会失败才发生，恰恰因为它在成功。由此可以给接触政策结案：克林顿对了一半，市场确实制造了发声；党随后证明，发声通道可以被以快于其生长的速度拆除。接触政策错的不是机制判断，是低估了拆除的速度与决心。

A 四个反嵌的操作

• 操作一：资格制产权。产权是可撤销的特许，不是制度保护的权利。从年广久到肖建华到马云的案例链横跨三十五年，是这一特征的连续示范，不是政策周期的偶然波动。

• 操作二：嵌入权垄断。不允许任何次级授权授权者存在：工会唯一、教会受控、行业协会党管、媒体国有；当平台与金融资本自发长成准授权者——蚂蚁之于信贷资格、腾讯之于流量入口——同样被收编纳管。这里需要预告第五节的关键区分：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西方，授权权分散于政治中心、规则与社会次级授权者之间；在脱嵌时代的西方，首要授权权落入资本之手；在反嵌的中国，首要授权由政治中心垄断，且不容任何次级授权者出现。

• 操作三：不对称全球化。把G拆成G_in（外部资本、商品、规则进入国内）与G_out（本土资本、商品、技术走向国际）。中国2018年以来的组合是：G_in选择性收紧——外资的行业准入（平台、教育、媒体、金融）、外部规则反向影响国内政治的通道（NGO、媒体、跨境数据、维权代理）、省市的自主招商能力统统收窄，但对中央钦点的战略外资保留接入；G_out选择性扩大——新质生产力链条加速出海、一带一路、对非免关税，并配以国家层面的外交保护。一句话：要全球化的红利（市场、技术、产能吸收），不要全球化的代价（规则约束、政治反向影响、产权制度化、社会力量的接入资格）。

• 操作四：经济合法性的再解释。经济是执政安全的手段，不是体系目标。所以当增长约束与安全目标冲突时，尤其是经济合法性下降时，体系的解法不是放松安全，而是调低增长预期本身——「高质量发展」对「高速增长」的话语替换，就是约束被行政性放宽的痕迹。

B 学术坐标：反嵌与五个临近概念的关系

在反嵌前，中国常被以下概念描述，但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特殊性。

• 发展型国家（约翰逊）：日韩台的官商之间存在制度化的协商渠道（审议会体制），增长是体系目标；中国的政商是许可制，增长只是约束。

• 国家资本主义（俄罗斯、海湾国家）：国家垄断租金部门，但租金之外的产权与市场大体常规运作。中国国家对产业的强制性是全面的（例如教培行业）。

• 党国资本主义（Pearson、Rithmire、Tsai，2021）：最近的概念——党政侵入市场、政企边界融合、外资政治化。但它是形态学描述；反嵌的增量是关系性定义（在波兰尼坐标系中的位置）加机制性定义（接入资格的分配）。

• 法团主义威权（新加坡）：「威权不等于反嵌」的对照组。人民行动党治下，经济领域的法治是真实的，准入是规则化的，产权不是可撤销特许。

• 苏联式计划经济（指令经济）：取消市场。反嵌恰恰寄生于市场——它需要市场的计算效率，只垄断「谁有资格参与计算」。市场是党的外包计算器。

C 对外投射：不对称全球化与代价外移

反嵌不止于国内。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对33个建交最不发达国家实行100%关税豁免（2024年12月1日生效），2025年6月扩展至除斯威士兰外的全部53个建交非洲国家；2024年中非贸易近3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单看这一动作，似乎是经典多边全球化的延续——单边降税、给予准入、不求互惠。但与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具体运作合观，图景完全不同：赞比亚2020年11月成为非洲首个疫情期主权违约国（对华债务约60亿美元，为其173亿美元外债中最大的单一份额），重组在中国坚持的双边轨道上拖延至2023年6月才达成（63亿美元延期20年加3年宽限期）；肯尼亚蒙内铁路约50亿美元贷款的合同包含主权豁免放弃、争议仲裁地设于中国贸仲、保密条款与Take-or-Pay强制货运保证，2022年据报道还收到过千万美元级的违约罚款通知。《How China Lends》（Gelpern等，2021，基于100份合同文本的研究）发现保密条款、交叉违约与托管账户安排系统性存在；AidData的「Banking on the Belt and Road」数据集（覆盖13,427个项目）则显示了这套做法在量级上的普遍性。

将两者一起解读：免关税与一带一路在抽象层面同构——都是党中央把「接入资格的政治化授权」延伸到对外关系中，是中国对内霸道治理的对外展示。免关税是授权给非洲国家的「对中国市场的接入资格」，一带一路是授权给它们的「对中国资本与基础设施的接入资格」；授权者相同、机制相同——资格在党中央手里，可授权，也可收回（澳大利亚2020–2024、立陶宛2021、韩国2017萨德）。这种灵活性的代价是：反嵌型国家无法成为多边规则的提供者，因为规则提供者必须先约束自己，中国永远不是一个多边秩序国家，因为他尽量免疫秩序对自己的限制。

不对称全球化不只是扩张，更是代价外移：产能过剩出口、通缩出口，本质是把国内政社轴压缩的代价转嫁出去。温铁军曾论证中国历次危机的成本如何一再向农村转嫁；第五阶段的新变化是，向农村转嫁的空间耗尽之后，成本开始向世界转嫁——世界成为四主体之外的第五个剩余承担者。也正因为代价单寄到了别人门口，外部容忍才会终止。这就是下一阶段的改变。

是中国制度同全球化经济的对撞，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分歧的显化。

四、改变的开始：不对称容忍的终止

反嵌的存续有一个外部条件：世界——尤其美欧——维持「不对称容忍」，即单方面吸收中国的G_out，不强求G_in的对等开放。1990–2018年这一容忍成立，因为西方押注「嵌入假设」：临时不对称是过渡安排，中国终将被规则驯化。2018年起假设破产，容忍开始终止。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开始外溢，塑造了改变世界，也可能带来他自己的终结。

终止的形式，是西方政治中心对授权权的再夺取——关税、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产业政策。这一再夺取有两种形态：规则型（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关键原材料法案、电动车反补贴税——标准公开、普遍适用、约束授权者自己）与裁量型（美国对华关税从145%到47%的来回摆动、个案化的豁免交易）。形态差异决定约束方式：欧盟给中国的是结构化的「规则化拒绝」——可以进，但只能按我的标准进；美国给的是高烈度但可交易的摆动。第五节会回到这个区分，它同时是理解西方自身变化的钥匙，是西方国家S主权随右翼民粹主义上涨的趋势。

替代市场救不了场。非洲53国GDP合计约3万亿美元，而美国一国约28万亿、欧盟约19万亿；即便把非洲、东南亚、中亚的可触达市场全部开发出来，体量上也无法替代美欧对中国G_out的吸收。中非框架的快速扩张——从2024年的33国到2025年的53国——展示的正是党中央对容纳收紧的应激反应，以及这一反应的体量天花板。

于是中国面前只有三条轨迹。轨迹一，内部进一步强化S_int：以更彻底的化债、更密集的中央定义、更严格的税收与数据集中，吸收外部失去的空间S_ext——成本是第二节已写明的压力，继续压缩将触发系统性反弹（地方躺平、企业破产潮、失业、生育崩塌、移民潮）。轨迹二，对外更激进的不对称扩张S_ext：一带一路2.0、东南亚替代市场、人民币国际化与数字基础设施输出——但体量不可替代，且每次加速都激化美欧反弹缩减部分S_ext，形成恶性循环：中国反嵌强化、美欧反弹、中国进一步反嵌、美欧进一步反弹。轨迹三，被迫部分嵌入放松S_ext：在气候、AI治理、跨境数据等领域接受外部规则，这些外部规则在内部的映射也会放松S_int，甚至某些部分还会加强D，例如中国如果要加入CPTPP并接受其劳工规则。如此换取战略产业的市场准入——但这要求党中央交出部分授权权，与反嵌内核正面冲突。三条轨迹在2026年同时存在，却不能长期共存。这不是「崩溃或胜出」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重新调整」的问题——而所有调整路径，都将损伤反嵌机制的某个核心。

但中国不是这个困境里唯一的国家。同样的困境正在西方以另一种形式上演。这才是真正的大转型。

五、真正的大转型：从经济主导到政治主导的时代

前四节的机制在这里交汇。先把「经济主导/政治主导」这对词，放入我们文中的框架。

A 主导权就是授权权

第三节区分了首要授权者与次级授权者。现在把它推广为一般命题：任何政治经济体的「主导权」问题，就是「接入资格的首要授权权在谁手里」的问题。

「经济主导政治」的严格定义：资本是首要授权者。1980–2008年，给国家授权资格的是债券市场——主权评级的升降决定政府的融资资格（卡维尔1990年代那句想转世为债券市场的名言，是这个时代的自供状；2022年特拉斯四十九天下台，是它最后一次完整示范）；是IMF的结构调整条件；是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各国政府为名次竞争性修改国内法，国家向资本申请准入评级（这套排名2021年因数据丑闻停摆，恰好成为时代终点的象征）；是跨国公司的选址决定与评级机构的信用闸门。施特雷克所谓「整顿国家」——国家从对选民负责转向对债权人负责——用本文的语言重说一遍就是：政治中心沦为资本授权体系里的申请人。

「政治主导经济」的严格定义：政治中心夺回首要授权权。实体清单膨胀至三千家上下；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从2016年前的少数国家扩散到几乎全部发达经济体；产业政策的准入与补贴、关税的豁免程序——这些不是杂乱的保护主义清单，是政治中心重新铸造的授权工具。最纯粹的例子出现在2025年8月：英伟达向美国政府缴纳对华芯片销售收入的15%以换取出口许可——一笔向政治中心缴纳的资格费，机制上与党中央的接入资格分毫不差。同年，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近一成股份、在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的交易中持有「黄金股」：政治中心直接在资本内部购置授权者席位。

于是大转型获得一句话定义：接入资格的首要授权权，正在全球范围内从资本手中回到政治中心手中。

B 逆转的机制：退出权的贬值

为什么授权权会回流？第一篇引入的「退出与发声」在这里可以获得解释力。资本的授权权建立在可信的退出权之上——资本之所以能在不同国家之间选择，是因为它随时可以离开：撤资、迁厂、转移总部、抛售国债。但退出需要基础设施：美元清算、SWIFT、海运保险、半导体设备、跨境数据管道、专利与标准。2018年以后，各国政治中心相继发现——法雷尔与纽曼的「武器化相互依赖」给出了机制：网络的中心节点可以被主权者武器化——资本的全部退出通道，都途经政治控制的扼制点。退出通道被主权化的那一刻，退出权贬值；授权权自动回流到扼制点的持有者，也就是政治中心。「资本无国界」的时代也许剧变。

「经济失去主导能力」由此得到精确解释：不是经济衰弱了，是「退出」这张底牌被各国认识。它同时解释了大转型为什么采取命令式而非进步主义形式：进步主义再嵌需要社会次级授权者——工会、有机政党、本地媒体、公民社会——作为载体，而五十年脱嵌已将其系统性摧毁；当社会层面无人能承担再嵌，残存的授权能力只在中央行政机器手里。授权权回流的目的地不是社会，是政治中枢。命令式是结构成因，与哪位领导人的个性无关。

C 西方的四主体镜像

第一节说过，四元结构是「政治中心 × 资本 × 中间层级 × 社会个体」普遍图式的中国实例化。现在把美国按同一图式摆开：联邦行政中枢对应党中央——授权权向白宫集中，关税权绕开国会，独立机构与联邦法院遭受系统攻击；跨国资本与平台对应私营企业——从授权者跌落为申请人，英伟达缴费、英特尔让股，硅谷与华尔街排队进白宫的画面，与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互为镜像；联邦州对应省市——对加州、纽约的联邦资金武器化，是央地轴上的资格回收，与化债收编省市同构；铁锈带家庭对应城乡个体——1990–2008年配置格局的剩余承担者。

但镜像不等于变成同一种东西。东西方的差别不在是否政治授权，而在授权的形态：规则型还是裁量型。CBAM（边境碳税）是规则型政治授权——标准公开、普遍适用、约束授权者自身；实体清单的个案豁免、145%到47%的关税摆动是裁量型。「美国在向中国趋同」的严格表述是：它的授权正在从规则型滑向裁量型。欧盟仍站在规则型一侧；北欧的社会次级授权者甚至还在运作——工会密度仍在六成上下。这正是同一场大转型在不同西方国家烈度迥异的原因；上一节的类型差异，全部可以重述为授权形态的差异，无须另起炉灶。

D 第四主体D（民主）的两种回应：同一种抗议的两种语言

同一个结构位置——剩余承担者——在两种制度下有不同的反应禀赋。西方的第四主体保留了最后一件发声工具：选票。于是承担者的反弹表现为民粹主义，而且正是这张选票把命令式再嵌选上了台——命令式再嵌不是降临在西方头上的外来物，是第四主体用残存的发声权召唤出来的。中国的第四主体没有任何发声工具，只剩微观退出：不生育、不消费、不负债、不进城。于是同一个反弹表现为通缩、生育崩塌、超额储蓄与提前还贷。

特朗普与通缩，是同一种民间D抗议的两种声音。

因果环在此合拢，而且环的每一段都跑在四主体链条上：中国第四主体D的微观退出制造内需塌陷；党中央以产能出海对冲，把政社轴压缩的代价外移给世界这个第五承担者；出海冲击西方的第四主体——铁锈带的第二次失血；西方第四主体用选票召唤命令式再嵌；西方收紧容纳空间、夺回授权权；党中央在外部空间收缩之下，进一步内压自己的第四主体。每一方的政治化都为对方的政治化提供合法性证明。中国不是大转型的例外或对立面，是这个环上功率最大的节点——而且因为它的授权权从未旁落，它先到了所有人正在去的地方。

所以不存在完全失去影响力的社会，即便其影响力依靠消极来实现。

E波兰尼的两处修正与三难空间的终点审视

大转型回到波兰尼，但需要两处修正。第一处本文已经给出：在中国，做嵌入动作的不是社会而是党——这就是反嵌。第二处是全球性的：波兰尼以为反向运动是社会保护自己免于市场；21世纪的版本是反向运动被国家俘获——国家以保护社会之名，同时防范市场与社会。弗雷泽所谓「三重运动」——市场化、社会保护、解放三方的博弈——在2020年代的具体形态是：社会保护的旗帜由国家接管，解放的议程被两边同时挤压。

最后回到三难空间。全球沿方向1（↑S，↓D，→G）的运动，其微观基础正是授权权的回流：只要G不被放弃，S_int的重新集中就必然以政社轴上D的压缩为代价——因为调整成本必须有人承担，而授权权的每一次转手，都是一次承担者的重新指定。三难给出几何结构，四主体给出力学方向。D、S、G坐标的每一次移动，都对应授权权在四主体网络中的一次具体转手。这就是第一篇与第二篇之间的闭环：第一篇讨论资本主义与民主为何脱嵌，第二篇的回答是——嵌入、脱嵌、再嵌、反嵌，说到底都是首要授权权的位置问题。

还有一句必须说的扫兴话：政治主导不等于政治能力。主权回来了，治理能力没有回来——145%到47%的关税摆动解决不了再工业化，化债解决不了地方财政，欧盟会监管不会增长。这是一个政治主导但政治无能的时代；主导权的回归先于治理能力的回归，而这个时间差本身，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大的风险来源。也是这个大政治时代再次移动的根因。

六、结尾

1999年弗里德曼给「金色紧身衣」下的定义坦率得近乎自供：穿上它，你的经济会增长，你的政治会萎缩。那是「经济主导」时代的口号。2026年的世界把这件衣服反穿了——政治膨胀，经济萎缩。而且每一个脱下紧身衣的政治中心，都必须找人替它穿上：四主体框架告诉你去哪里找那个人。中国找到的是民企、省市与城乡个体；美国找到的是贸易伙伴、联邦州与移民；欧盟找到的是自己企业的合规部门。

第一篇以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独裁者」开场，现在可以合上这个环：资本花了四十年逃离民主，最终落入主权者怀抱。它如愿得到了独裁者——只是这个独裁者既不自由主义，也不止一个。

下一阶段中国的轨迹由几个要素决定：党中央能否为G_out找到实质性的替代承担者；五个承担者——民企、省市、城乡个体、世界外溢，以及最终的党中央自身——能否继续吸收剩余张力；西方的授权会停在规则型，还是滑向裁量型的更深处；以及强人政治如何处理接班问题，不然西方的每一次裁量型授权，都会在改选后抹平大半。无论答案如何，「中国独裁不适配市场」与「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稳定」两个简单叙事都已被2026年证伪——它们都假设捆绑叙事仍然成立，而捆绑叙事的瓦解，正是授权权易手的别名。

这是2026年世界图谱的真正起点——不是冷战2.0，不是新威权主义崛起，也不是民主衰退，而是经济从属政治的时代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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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沒有說英語完美，沒有說中文有無法表達的絕對困境，文章中反覆澄清。

2. 也沒有說純粹是語言的責任，制度在裡面也有涉及。

因而形成一個不複雜的灰度，從語言上，也許漢文40分，英文70分；機制上，也許語法60%責任，制度和社會40%責任。

但就是這樣的內容，引發了很多絕對化的反駁，要麼略過文中從頭到尾的語法分辨，徹底拒絕語法責任，認為就是制度唯一解釋，中文的問題都是官樣文章的問題。要麼進行一個廉價的whataboutism，舉出一兩句英語也有空洞表達作為回應，方向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語言一般爛」。

我在想，為什麼不複雜的灰度，卻難被讀者理解？反而大量人還是以絕對化的判斷來理解和反駁？如果我要反省自己的部分，那麼就是我的標題是類似全稱判斷的——「白話漢文是劣質語言」。

當然，在進入語言學的解釋前，還有兩個直白的解釋。第一是語言與身份掛鈎，當你給漢語使用者說漢語是劣質語言，哪怕文章反覆提示灰度，也會被認為是一種對中國人身份的威脅。這是世界性的身份二元化。第二是接受灰度的讀者點個贊或讀完直接離開，被刺痛的才打字，所以不能從評論反推全部讀者的理解程度。

OK，在這個基礎上，既然文章是漢文的語言探究，我也嘗試從這個角度來說說。

1 灰度表達的成本

其實上一篇文章的核心概念是「成本」，中文不是無法合邏輯的表達，關鍵是以什麼「成本」。絕大多數人日常使用語言，都是工具性的，我們無法想象自己每天字斟句酌地表達和閱讀，語言系統的表達成本是決定性因素。如果對個人都如此，進入公共領域的累計，就更是不可能避開的障礙。

理解灰度，會不會是一個語言問題，一個成本問題。我認為有可能，英文有大量「程度修飾詞」：

on average,at the margin,by definition, a priori, In principle vs. In practice, materially, to a large extent, disproportionately……

可以說英語的類學術寫作，和教育過程，裡面很大部分就是對「程序修飾詞」的使用。這些詞當然都可以翻譯成中文，「在一定程度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先驗的」「不成比例的」，但都翻譯腔十足。

傳統中文迷戀對仗關係形成韻律美學，又有黃老道家的二元哲學，存在大量「大同小異」「南轅北轍」「福禍相依」的二元對仗，又有「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否極泰來」「無用之用」的古典辯證法。導致中國人根植在語言層面的二元論思維，中國人心性突破二元論，不是靠灰度和程度，不管莊子還是佛學，都是幾乎徹底超越分別，超越差異的虛無主義心態。

如果說到大家批判的二極管思維，中文俗語——「成語」就是二極管思維庫。「高下立斷」「天羅地網」「去偽存真」「外柔內剛」「大是大非」「知難而退」，我不可能窮舉。這不只是說說而已，被「功過」二元論的「將功補過」「功過相抵」思維主宰，20世紀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這一影響中國政治的嚴肅判斷，竟然是「功過」論，而不是「責任敘事」。

文言文的程度詞相當缺乏，「略」「微」「少」「差」「愈」「彌」「殊」「皆」，都是物理意象的意會詞，導致中文傳統文法缺乏灰度描述。進入現代漢語，日常程度詞更多是「基本上」「應該」「可能」「差不多」，胡適寫《差不多先生傳》罵的就是這種模糊。

這是語言傳統問題，我們轉向語法，英文有輕量的[-ly]後綴，任何一個複雜的、抽象的形容詞，加上-ly 就能瞬間變成副詞，無縫嵌入動詞或形容詞之前。

“It marginally improves the outcome.”

這句話直譯為中文有難度，只能用「地」連接，「它邊際地改善了結果」，幾乎不可能理解，「在邊際上改善了」，已經調換語序，但也很難解釋。「改善的程度微乎其微」更複雜了，但好像也失去了那個意謂。

英文的程度詞通常是附屬的修飾語，不影響句子的主幹。

例如：Inflation affects the poor.

如果要加程度詞：Inflation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s the poor.

如果中文表達：通貨膨脹不成比例地影響了窮人，基本就是翻譯腔。如果要自然表達：通貨膨脹對窮人造成的影響，遠大於對其他群體的影響。（「通貨膨脹更影響窮人」很簡短，但沒有體現出這個意思，也有語病）

對比一下：

• Inflation affects the poor. / Inflation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s the poor.

• 通貨膨脹影響了窮人/ 通貨膨脹對窮人造成的影響，遠大於對其他群體的影響。

是否能感覺到語法層面上“灰度詞”的成本高低。

這導致即便中文歐化，部分也受中式馬克思主義影響。中國人依然擁有強大的二元思維，例如「主觀vs 客觀」，例如用whataboutism反例否定灰度判斷，例如「本質」思維。英語缺乏「主觀vs 客觀」並以客觀為正確，主觀為片面的看法。更多是Empirical vs. Normative（實證的 vs. 規範的）的區別。英文更少用本質上（Essentially）進行判斷，這是中文20世紀初學習黑格爾和馬克思這些落下的病根。

2 閱讀和理解的身體過程

我的原文寫到——「作者負責／讀者負責」的類型學。中文有更多讀者閱讀時意會的空間，我想這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中文閱讀的「身體記憶」。一半靠讀，一半靠悟。而英文由於邏輯外顯，更多像是一種「閱讀理解」式的拆解。

這其實在大家做語文閱讀理解題和英文閱讀理解題上也有分別，前者有大量意會，後者主要是確認事實細節（即便是外國人學中文也是如此，下圖為中文四級的閱讀題，這樣的題目英文閱讀應該很少）。

這是中國人的閱讀習慣，讀者責任型文本文化訓練讀者用語境補全未明說的部分。補什麼，取決於語境的情感溫度。因此中文文章理解，裡面比起英文，有更多的大家補充的習慣和身體記憶。

導致比較精微的論理文章，很難通過自身的分辨來求得讀者理解。而總要通過迎合讀者聽眾的情感來啓動一種讀者的「補充方向」。也就是，如果我在上一篇文章的開頭說：這只是一家之言，是我不成熟的小想法，裡面有很大的問題，權當和大家商榷，我是中國人，我愛中文，我想盡力用好中文，中文是我們共同的財富。也許啓動的就是方向截然不同的「讀者責任」下的腦補方向。而我接近全稱判斷的標題，當然啓動了另一種「意會」。

不知道這個衍生的討論，是否讓大家對「語言」層面上的成本和優劣，有了更多的認識呢？

當然也有讀者的判斷方法更簡明——你不是語言學家，你沒資格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是這樣，我當然也希望更多專業人士，可以在這個公共言談幾乎失靈的時候，從專業的角度給予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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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難用口語完成論證，寫一篇文章在所難免。

1 從翻譯中揭示的問題

請先讀一句中文。

「有關方面將進一步深入推動校園安全治理工作全面有效落實，切實提升風險防範能力，穩步完善長效機制，確保師生生命安全和校園秩序穩定。」

先不著急反駁這是黨化語言，普通人不這麼說。這種話大家都很熟悉，請嘗試把這句話翻譯為英文。

第一個麻煩是主語。「有關方面」譯成什麼都像病句，譯者會被迫思考原文從未回答的問題：是教育局、學校，還是市政府？第二個麻煩是時態與時限。英語的將來時翻譯必須繼續清晰化——推動到什麼時候，完成的標準是什麼？第三個麻煩是名詞的定指與數量。「校園」翻譯英語前必須清晰：全市一百二十所學校，還是其中某些？冠詞與複數系統不允許這個問題懸空。

這種麻煩比比皆是，甚至有個名字，翻譯研究把這個現象稱為「顯化」（explicitation）：英語的譯者系統性補出原文沒寫的主語、連接詞和邏輯關係——補主語在漢譯英里已經太常見。現代漢語語言學奠基人王力早就指出，漢語語法里主語不是必需品。《紅樓夢》兩個英譯本的語言研究給過一個更深的說法：英語文本傾向「作者負責」，漢語文本傾向「讀者負責」——讀者需要通過大量自主補充完成表意。

請注意，我一點不主張沃爾夫假說——語言決定思考。所以我沒有要說中國人沒有邏輯是語言的問題，或者中國人有詩意的文化基因，或者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在漢語中。我完全沒有要往這個方向引，這是錯誤的假設。英語語法同樣窩藏以省略推責的句式：「錯誤已被鑄成」（mistakes were made）是華盛頓最著名的被動句，政治詞典把它定義為「以被動回避的方式承認錯誤、同時讓說話者遠離責任」，政治學家施奈德乾脆替它發明瞭一個時態名：「過去開脫式」。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論早就教了我們，在一個語言遊戲中，沒有發明不了的規則。

回到那段譯不動的中文。我要揭示的是作為公共論理的載體——書寫白話漢文（以及現代完全被書寫語言主宰的口頭語言，尤其是官方語）。譯者被迫補出的東西——誰、何時、哪些、多少——展現的是一份完整的語言空缺清單。

2 省略了什麼？多出了什麼？

這份清單叫「強制範疇」。1959年，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在一篇談翻譯的文章里留下了這個領域被引用最多的判斷：

語言的本質差異，不在它們可以表達什麼，而在它們必須表達什麼。

表達力上所有語言平等，什麼都說得出來；不平等的是作者的自由。英語作者每寫一個名詞，都被語法要求回答兩個問題——定指還是泛指，一個還是多個；每寫一個動詞，再答第三個問題——事情發生在何時，完成了嗎？漢語作者面對同樣的內容，三個問題一個都不必碰，句子照樣合法。因此表達精確的成本，英語前置給作者，漢語後置給讀者。

看個例子，「人民支持這項改革」——哪些人民？全體、多數，還是接受採訪的那幾位？漢語的裸名詞讓三種可能性都存在，為政治模糊表達留下了空間。彼得·詹克斯2018年在《語言學探究》上證明，漢語並非沒有定指，而是把定指交給語境與語序去暗示——而暗示的妙處，是永遠有多種可能性。英語作者沒有這個特權：定冠詞、「多數most」、「某些some」，閱讀者可以拿著那個定冠詞去查證全稱判斷。當然，英語的「人民people」同樣會被政客揉捏,量詞混淆在英語也可能。差別在於，英語的省略是明顯的，some people, most people是尋常用法。但「多數人民」或「某些人民」本來就奇怪，「人民」這個詞就帶有模糊的全稱判斷。同樣的方法「群眾不答應」「社會反映強烈」——範圍霧成一團，句子在語法卻完全正確。沒有形式，就沒有把柄。

再看時間。「問題得到解決」有三種讀法：已經解決、正在解決、終將解決，英語動詞必須在過去、現在、將來之間寫清楚，漢語動詞可以懸空。這不是語言能力缺陷——「了」「過」「著」「將」時間副詞、結果補語，工具是齊備的；余光中當年為了反駁「中文不精密」的指控，引過蘇軾的七言絕句，時序精確到一場雨的先後。能力無缺，漢語語言遊戲規則是完備的。

但缺的是義務：所有這些標記都是可選項，而可選的東西在公文里會發生什麼，讀「將進一步推動」就明白，它不代表有確定的時間承諾。

漢語有很多語法「省略」。但反過來，漢語有大量冗余。這裡我們從一個統計開始，語言都需要冗余，有冗余的語言才能魯棒地（Robust）表達意義，沒有冗余就像文言文書寫，竹簡上少一個字，意思就無法確定了。對十七種語言口語的測算顯示，不論語速快慢、音節繁簡,信息率都收斂在每秒約三十九比特上下——冗余總量，每個語言都相近。漢語的冗余和其他語言比，沒有特別多。但關鍵是——在哪裡冗余？

從一個漢語言者津津樂道的構詞法開始——「電話」、「電腦」，很多人醉心於漢語構詞法的精妙。認為這種合意的翻譯，只有漢語可以做到。但我們真正面對漢語的構詞——進行、推進、完成、揭露，以至於：

• 動詞：奔跑、跳躍、呼喚、欺騙、躲藏、畏懼、依靠、阻擋、停止、挑選、搖晃、挖掘、購買、尋找、製造、隱瞞、打擊、死亡、援助、匯集；

• 名詞：房屋、道路、聲音、衣服、朋友、災難、塵埃、顏面、珍寶、價值、邊界、軀體、舟船、樹木、圖畫、語言、根基、仇敵、形狀、伴侶；

• 形容詞：美麗、寒冷、溫暖、明亮、昏暗、疲憊、憂愁、孤獨、堅硬、肥胖、遙遠、艱難、奇怪、廣闊、狹窄、悲傷、歡喜、瘋狂、枯萎、龐大。

以上所有詞彙，兩個字都表示一個意思，其實取其一即可。除了重復，還有已經失去意義的部分，「窗戶」里那個早已死去的「戶」、「國家」里那個與政體無關的「家」。造詞冗余有它的結構來歷：古漢語的音節庫千年間流失過半，同音字暴增，「衣」「醫」「依」在口語里再也分不開，雙音節化於是成為消歧的補償——衣服、醫生、依靠。雙音節化又養出整套韻律偏好，「進行」「加以」這類虛化動詞本質上就是為了朗朗上口。

不同語言有不同冗余的部分，英語把冗余花在語法一致——冠詞、時態、單複數互相咬合——作者一處寫錯，整句失諧，讀者立刻察覺。工程上這叫「糾錯碼」：信息重復編碼，保證傳達一致。漢語冗余大量花在修飾和語調。判別兩種冗余有現成的方法——刪除測試。把「進行」從「進行研究」里刪掉，對意義沒有影響；把定冠詞從英語句子里刪掉，語法錯誤立即出現。「無效冗余」——這是本文對漢語困境的命名：不是冗余太多，是冗余不在邏輯位上。

所以漢語多了什麼？卻沒有什麼？這是我強調的，不是網絡流行語的問題，是語言底層的問題。

3 模糊、無責任、無效

英語說「天在下雨（it is raining）」，句首必須有「它」（it）——它什麼都不指，不是天，也不是雲，語言學教科書稱之為虛主語。英語為何有這種毫無意義的零件？因為語法有一條死規定：每個句子必須有主語；哪怕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在做任何事，也要用it佔位。1976年，李訥與湯普森給世界語言做了一次著名的分類：主語優先與話題優先。英語是前者的極端，主語是句子的基礎；漢語是後者的代表，句子的骨架是「話題＋評述」——先說談什麼，再說怎麼樣。「下雨了」「事辦了」「飯吃了沒有」，沒有一句有主語，但都合語法。誠然其他語言也有主語省略，但在其他詞彙上有補償。漢語的省略沒有任何形態補償，語言學稱之為「徹底省略」，丟掉的不是代詞，是信息本身。在漢語里，無人在場是語法的常態。

首先，話題優先不總是缺陷，是一種語言方法。話題確定了，後面的句子連續闡述，省掉的主語串成「話題鏈」，敘事因此輕盈——《紅樓夢》不必每句點名誰在動作，讀者照樣跟得上（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逗他玩耍一回，乃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紅樓夢第一回》），這正是漢語敘事美學的基礎（在這裡忍住美學的浪漫化，公共論理不靠敘事美學，事實和邏輯是社會運行的根基）。不只漢語省略，日韓省得更厲害，省略本身顯然不是公共論理的死刑判決——日本的公文另有一套不斷修訂的官方寫作規範盯著行文規則，2022 年剛剛全面更新。語法給的過度自由，制度可以收回，這個之後詳細說。

現在我們進入公共論理，拆第一節那個翻譯標本句「有關方面將進一步深入推動校園安全治理工作全面有效落實，切實提升風險防範能力，穩步完善長效機制，確保師生生命安全和校園秩序穩定」。

• 第一層，主體省略：真正的施事——哪個局、哪個處、哪位簽字的負責人——行使無主句的語法權利，整體退場；嫌「有關方面」四個字太露骨，連它都可以省；

• 第二層，空動詞：「推動」「開展」「進行」把實義動作推遠一格——不是「修圍牆」，是「推動圍牆修繕工作」；動作被打包進抽象名詞，動詞的位置留給永遠不會失敗的虛詞——「推動」過了就算數，牆修沒修是另一回事；

• 第三層，領受句式：「得到解決」「受到處理」「取得進展」——句子的語法主語換成「問題」與「工作」，人徹底退場，而且退得不掛任何標記，彷彿問題和工作栩栩如生自動發作。

這一層值得與英語對表。「錯誤已被鑄成（mistakes were made）」再狡猾，也是一個掛著被動標記的句子，標記意義很明確：本句的主語已被隱藏——記者可以順著告示追問是誰；「問題得到解決」連告示都不貼，它看上去只是一個關於問題的、心平氣和的陳述句。第一節的命題在此兌現：英語省略人要付形式語法代價，漢語省略人和省略其他要素沒有任何代價。

有人會抬出英語學術寫作來反駁：實驗報告滿篇無施事被動——樣本被加熱、數據被分析。沒錯，因為那是一個被制度語境確保的文類：方法部分必須可重復全行業通用，作者姓名印在頁眉，同行評議盯著每一處含糊，被動句在實驗科學是行業慣例，不是故意模糊。

因此，共產中文的模糊化和無責任，不該叫做對語言的濫用——它是對語言的正用。它沒有發明任何新句法，只是把漢語里每一項完全合法的省略，精確投放在問責最需要主語的位置上；正因為每一步都合語法，整套修辭才如此「順滑」，讀者隱約的不適感找不到落點，這已經不只在共產中文，而在日常文章中。

4 詞語的空洞

然後是詞的空洞，先從一個每天都在運轉的短語看起：「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數一下裡面的詞——「治理」加「能力」，「現代」加「化」，外面再罩一層「建設」，句首是一個永遠不會失敗，也沒有時間承諾的「推進」。這串名詞是怎麼造出來的？現代漢語養著一批高產的類詞綴：「性」「化」「度」「力」「感」。任何語素掛上它們，立刻獲得抽象名詞的身份——可讀性、現代化、透明度、執行力、獲得感。造一個抽象名詞的成本是零，連詞典都來不及收錄，網上就鋪天蓋地——「活人感」、「鈍感力」、「附近性」，一個都不是黨化漢語。

英語當然也有——名詞化是學術腔與官腔的共同嗜好。但英語的名詞化必須有詞綴：動詞變成名詞，尾巴上要長出「-tion」「-ment」「-ing」一類的形態標記，詞綴是一張標籤，告訴讀者此處有一個動作被包裝成了物；有經驗的讀者能反向拆解，英語文體批評家經常針對「名詞瘟疫」，抓手正是這些詞綴。漢語的名詞化卻非常隨意，「建設」「治理」「落實」，動詞與名詞共用同一張面目——「修繕圍牆」與「圍牆的修繕」用的是同一個「修繕」。一個詞站在句子里，讀者無從判定它此刻是動作還是物，名詞化這道工序徹底隱形，讓漢語充斥著「物」，而大量「物」都極端虛無。

詞不僅空在構造，還空在來歷。現代中文的政治與學術核心詞——經濟、社會、民族、民主、自由、憲法、政策、科學、哲學、宗教、文化、革命、主義——幾乎整批經由同一條通道進來：西方概念先到明治日本，被改鑄成和制漢語，再被晚清知識人成批搬入中文。雙重轉手，丟兩次語境。要緊的是日本那裡發生過什麼：明治譯者為society究竟是有組織的團體、人的總和、還是共同體，公開困惑了多年，「社會」才慢慢定型；西周1874年敲定「哲學」之前，掂量過好幾個備選。翻譯在日本是一場論爭，而論爭就是消化和分辨。中文白話文把論爭省了：梁啓超1899年還在比較本土的「理財學」與日譯的「經濟學」，隨後日譯詞成批勝出，更多新詞創造出來。一個概念沒被吵過，它的邊界就沒人試探過，漢語有大量不知所謂的概念。

更要命的是，白話漢文拿到這批詞之後，比日語還少兩道保險。日語給外來概念留著片假名做補充：「民主主義」一般跟著音譯的「デモクラシー」，漢字詞義模糊了，音譯詞還可以提示原文；中文的音譯「德謨克拉西」在五四前後曇花一現，此後「民主」單獨壟斷。於是只剩漢字的字面在解釋概念——而字面會說謊，民主變成了毫無意義的「人民當家作主」。但democracy的希臘詞根卻貫穿雅典的制度史，demos就是「多數人」，民主的意思是「多數人的統治」。但在中文，人民當家作主，於是誰聲稱代表人民，誰就民主。競爭性選舉、反對派的合法存在、司法對權力的約束——democracy 的這些制度條件，在「民作主」的字面故事里沒有位置。這就是漢語概念的「假透明」，「電腦」聽上去很有趣，好像直達本質。但丟失了「計算」的真正含義。

這裡可以多說幾句，很多人看不起英文，覺得英文是「屎山」，什麼語言都往里湊。這是完全不懂語言，這是英語的極大優勢，而不是劣勢。漢語構詞：悲傷悲憤悲痛悲情悲苦。我想日常語言早就懶惰地混用了。但英文有來自印歐語的與心絞痛（angina）同源的anguish，有來自拉丁文，和重量（gravity）同源的grief，有來自日耳曼語和咬（bite）同源的bitter。在英文裡面，沒有人會混淆他們的意思。當然像我說的，不存在不可能的語詞，如果要翻譯漢語也有「心痛」「惴惴不安」「苦楚」「幽怨」可以離開「悲X」的構詞法，但這就是一層額外的成本。而「悲X」的常用性，恰恰是一種混淆。

我們大概明白了白話文漢文的多個問題——語法省略、構詞冗余、泛濫名詞化、詞根喪失。但我也說，沒有無法構成的語言遊戲。白話文漢文為何劣質，我們進入語言環境。

5 白話漢文的制度敗壞

英語當然也有問題。1946年，奧威爾在《政治與英語》里開列的病徵目錄，今天讀來像在點名中文。他罵「動詞假肢」（prove, serve, form, play, render）：好好的一個實義動詞不用，偏要拆成萬能動詞加抽象名詞——這不就是「進行研究」「加以解決」？他罵矯飾詞藻，phenomenon（現象）、element（要素）、objective（客觀的）、categorical（絕對的/明確的）、effective（有效的/切實的）、virtual（實質上的），用大詞給偏見鍍上科學與公正的光——「切實」「穩步」「扎實」「客觀」的英語表親。他罵空轉詞，Democracy（民主）、Socialism（社會主義）、Freedom（自由）、Patriotic（愛國的），各有幾個彼此打架的含義，各種政權的辯護者都搶著自稱民主，誰都拒絕給它定義。目錄的每一項，中文讀者都能立刻填上自己的例子。病徵同構：這是「互聯網都有爛梗」那個反駁里，正確的一半。

但英語的醫治史比多數人想的更早，也更系統。1667年，皇家學會首任史官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在學會里對雄辯風格宣戰：要求會員拒絕一切「放大、離題與風格的膨脹」，回到「數學般的樸素」，寧取工匠、鄉民與商人的語言，捨才子與學者的語言。背景毫不浪漫——英國剛從內戰與宗教狂熱里爬出來，佈道術的煽動力把整個國家燒了一遍，學會把樸素文體當作防火工程寫進了章程。此後三百年，這套設計被一再延續：科學期刊把方法透明立為發表門檻；1998年，美國證交會發佈《簡明英語手冊》，強制招股文件用簡明英語改寫——主動語態、短句、拆散名詞串；2010年《簡明寫作法》直接立法，要求聯邦機構面向公眾的文件「清晰、簡潔、有條理」；2012年起，民間的簡明語言中心每年給部門機構的寫作打分公示。我們之前提到日本2022年的《公用文作成の要領》是基本同樣的方向和內容。

但中文恐怕走了相反的路——現代白話文是漢語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形合化改造：語言歐化把連接詞、復句、插入語、被動式成批進口，雙字構詞法大量發明新的邏輯詞彙。形合化就是指句子與句子、詞與詞之間，必須用可見的“連接詞、介詞、代詞、語法標記”來強行綁定，就像英語一樣。漢語此前是“意合”語，文言文大家都記得。

王力1943年就斷言，對形合歐化「用不著贊成，也用不著反對」，木已成舟。照理說，形合後，漢語邏輯性應該越來越好。結果最反直覺的一幕出現：漢語成為邏輯空轉語言。打開任何一份文本，「由於」「因此」「同時」「並且」密密麻麻；拿第二節的「刪除測試」一驗——把這些連接詞整批刪掉，論證結構毫髮無損。它們本來就沒有承載推理，只承載韻律節奏與形式權威感：是裝飾，不是推理的要素。白話文形合化得到的結果是——邏輯裝飾語冗余。

「原因是由於……造成的」「之所以……，是因為……的緣故」「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圍繞以……為中心」「截至到目前為止」「針對……問題」「導致了……的嚴重後果」

白話文得到的是一個幾乎無效的雜交體——「意合基礎加形合裝飾」，漢語還是一門「意合」語言，大量內容需要讀者自己「悟」，但卻擁有過量的「形合」形式。

為什麼會如此？是漢語發明者的問題嗎？未必。讓邏輯形式承擔責任的不只是語言本身，是語言起作用的外部環境。英語的「因此」背後站著三百年的追問機制——編輯、審稿人、對手律師、反對黨、商業競爭對手會順著它，檢查前提是否真能推出結論；中文公共場域的「因此」背後站著的是黨權威。中宣部門對「正確表述」的管理——哪些詞必須用、哪些不准用、新提法統一下發——在中國的獎懲里，把話說得可檢驗是風險，說得與文件一致才是安全。至此，我們知道一個重要的結論：英語的邏輯外顯，一半是語法強制，另一半是制度馴化。那麼自然要追問：如果把制度換掉、語言不變，會發生什麼？

6 每個人的語言自由和國家的自由

這個實驗的名字叫台灣。1949年以後，同一種現代白話文書面語——同樣的無主句、同樣的懸空時態、同樣的裸名詞、同樣那批失錨的翻譯詞——被放進東亞、再加上香港與新加坡，四種不同的制度環境里運轉。無國界記者2026年的新聞自由指數給這四個華文社會排出的位次：台灣第28，新加坡第123，香港第140，中國第178。語言是同一種，這是制度的排名。

台灣那裡形合語什麼樣？立法院質詢里，部會首長被逼著當場回答數字與期限——「相關部門正積極研處」會被打斷追問，是哪個部門、研處到哪一天；媒體與事實查核機構守在外圍。誠然，台灣的公共話語遠談不上優雅，標籤、名嘴互撕、上文的漢語問題樣樣不缺。但官方語言的可問責性——誰、何時、憑什麼，能不能被當場追問，是自由社會確保的。兩岸語料對比研究目前集中在詞彙差異——哪邊說「軟體」哪邊說「軟件」；用可問責性指標對四地公文做系統對比，我覺得是更有價值的課題。

我們現在瞭解到的問題而言，白話漢文是非常粗糙，人為痕跡極重的一種語言，但好制度與壞制度，會讓一種語言的病灶，在症狀上呈現出差異。台灣的官文，是被社會不斷醫治炎症的，尚可承載公共論理的語言。

所以很多人反駁我的方式是——你不是說漢語劣等嗎？那你為何還用漢語寫作，你賤不賤。我的回答和王力先生一樣——「木已成舟」。生來說白話漢文，就像生在中國，這是hard mode，與生俱來無法選擇。我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支黑」，證明中國人低劣。而是一種提示——白話漢語是一門非常糟糕的語言，要用這門語言清晰表達，難度之大。但語言是人存在的基礎，每個人不盡力擺脫白話漢文的病症，你的存在也被傳染。

不過我前文也說，從語言遊戲的角度，從來沒有發明不了的規則，沒有語言做不到的事情。只不過對於每一個中國的白話漢文言說者，我們既是言說者，也是語言的創造者和更新者，這種重擔壓到個人身上何其困難？

能有台灣日本的制度，問題會好很多。但制度什麼時候變，本文無法承諾。本文能做的是把問題分析清楚：漢語的劣質不是本質問題，是成本問題——語法出了一半，制度出了另一半。語言已經在等。範本已經備好。剩下的那一半，是每個言說者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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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布中，「維持現狀」一直是最主流的民意，最近的2025年12月的結果，支持「永遠維持現狀」的佔最多的33.5%，支持「維持現狀再決定」的佔次多的26.3%，兩者相加為59.8%，代表了絕大多數民意。

「維持現狀」也是美國的態度，「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是美國的台灣政策。在兩岸之間，過去模糊的「九二共識」也代表了一種「維持現狀」的意謂。

可以說冷戰後，台灣問題的均衡點就是「維持現狀」，是各方的共識。

但當川普說: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and if you kept it the way it is, I think China’s going to be OK with tha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這句話裡面就有「kept it the way it is（維持現狀）」，但一個台灣人會說，這就是我們要的「維持現狀」嗎？結合他之前說「arms sales to Taiwan as a very good negotiating chip」，現在美國總統的這個「維持現狀」的方式，與台灣的利益還符合嗎？

在此之前，鄭麗文在接受館長訪問時也表示習近平對台灣的好意，「他對我們好都來不及了，怎麼會想要打你呢？」，她也說「和平說穿了沒有很難，就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這也是一種「維持現狀」的宣告，那麼，這也是台灣民眾可以接受和理解的「維持現狀」嗎？

這兩個「維持現狀」都不好聽，因為川普的那個背後隱藏著「美國不願意為台灣付出更多代價和成本」的意謂，這是現在的美國從「維持現狀」中想要的。鄭麗文的那個背後隱藏著「接受一中前北京主導的過渡狀態和主權灰色」，這是中國從「維持現狀」中要的，但兩個都與台灣的利益相悖。

所以這裡需要警惕的首先是，60%的台灣人最想要的「維持現狀」是可以被其他國家武器化，用於傷害台灣利益的。這裡需要探索的是，冷戰後台海的均衡狀態——「維持現狀」還可能持續嗎？

1 當中國打破「維持現狀」的均衡態

1996年3月，台灣首次直選總統前夕，北京向台灣附近海域發射六枚導彈，美國派”獨立號”與”尼米茲號”兩支航母戰鬥群至區域。李登輝勝選。第三次台海危機結束後，冷戰後第一次被挑戰的「維持現狀」取得了均衡態。這個均衡的核心是美國的「戰略模糊」，不承諾必然出兵，但保留防衛能力；《台灣關係法》同時把武力與”任何形式的脅迫”列為對西太平洋和平安全的威脅。這種安排同時嚇阻兩端——既嚇阻北京動武，也約束台北法理冒進。模糊就是滿足雙向功能的保障。

不必諱言，美國的「戰略模糊」是「維持現狀」的核心。中國的模糊——「堅持要統一但不設定時間和方法」，台灣的模糊——-「堅持主權獨立但不設定時間和程序」，是美國模糊的衍生物。

然而這種模糊有一個前提：三方都默認由模糊覆蓋政治分歧。誠然，在漫長的過程中，中國和台灣都在模糊的空間里試探，由美國對台軍售和對台的軍事承諾作為調節，只要中台雙方的試探不要超出模糊邊界，「維持現狀」就仍是最大共識。但一旦一方開始單邊收窄定義，另一方仍在保留模糊，均衡就開始傾斜。

傾斜從北京一端開始。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把”和平統一可能性完全喪失”法律化為可啓動武統的觸發條件。2019 年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講話上，把”和平統一”與”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反對台獨”綁定，並要求”探索兩制台灣方案”。2022 年白皮書把「完全統一」放進民族復興的歷史敘事，並刪除了 1993 與 2000 年早期白皮書中關於台灣可保留軍隊等較明確承諾。三個文件加起來，北京的「維持現狀」從「暫時不打」的相對靜止變成了「必須推進的過渡狀態」，北京依然沒有設定時間表，但單方面宣告——「開啓統一進程」。

同一時期，美國和台灣沒有同等地改寫「現狀」內涵。美國堅持「反對單方面改變」的程序性立場。台灣官方說「事實自治、未來由台灣人民決定」。兩者都是防禦性表述，都沒有重新工程化「現狀」這個詞。結果形成一種不對稱——北京做語義工程，美國和台灣守程序模糊。”維持現狀”這個詞的”定義權”和“主動權”，現在在北京方面。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2023 年的任務組報告把這種結構看得很清楚——三方都互相指控對方改變現狀，同時把自己的行動解釋為防止現狀繼續被侵蝕。這便是武器化的真正運作方式——以「維持現狀」之名，行改變現狀之實。北京的灰區壓力被稱作「反獨維穩」。川普與中國談軍售被稱作「避免倚美謀獨」。鄭麗文的九二共識被稱作「恢復交流」。每一方都是防守者。每一方都把台灣說成進攻者。

博弈的局勢在其中塑造，這是一個四方博弈，中國、美國、台灣綠營、台灣藍營。美國依然是維持均衡的關鍵，在拜登時期，面對中國咄咄逼人，美國一度以最小化戰略模糊來「維持現狀」，拜登三度承諾將協防台灣。

但進入2026年，我們恐怕第一次面對一個全新的情況，在這個四方博弈中，有三方都認為「台灣綠營」是現狀的侵蝕者，且美國開始重新退回絕對的戰略模糊。

在這個背景下，「現狀」該如何維持呢？

2 中國的武器化：接受中國的和平和政治定義

北京的武器化不從軍事開始。從詞彙開始。

4 月 10 日，北京人民大會堂，鄭麗文與習近平的合影。她做了一件比洪秀柱更進一步的事——把九二共識從”一中各表”實質性收窄為”一中、反對台獨”。多個外部觀察者立刻識別到這次重新定義。捷克的中歐亞洲研究所（CEIAS）稱這是從國民黨傳統的”一中各表”向”一中反獨”的明顯收窄。台灣英文媒體 New Bloom 現場記錄她引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岸命運共同體”語言，並邀請習近平訪台——條件是國民黨重新執政。”維持現狀”的”定義權”又一次轉手。這次不是從模糊到工程，是從國民黨的”各表”到北京的”同表”。

台灣藍營過去在「維持現狀」中扮演關鍵作用——雙向防禦，既防禦中國的統一，也防禦民進黨的獨立傾向。這是其關鍵的政治生態位，正是這個生態位奠定了其在台灣的政治地位。其面對中國的共識是「一中」維持模糊的部分是「各表」，在「一中各表」時期，國民黨主要的防禦方向是中共。但當「各表」被「反獨」替代，藍營在「維持現狀」中的位置轉向防衛民進黨獨立——與中國在「維持現狀」站到同一個位置。這也不是新鮮事，鄭麗文私人早就表達過，中國的圍台軍演是保護台灣。但她的個人意見成為國民黨路線的時候，藍營的「維持現狀」主張，就成為中共武器化的一部分。

北京的灰域作戰和統一壓力是為了”反獨”。且從2025年10月，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在天津與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宋濤會面；同年11月，張榮恭在上海再見宋濤；2026年2月，自 2016年凍結的”國共論壇”以智庫對話名義重啓；4月10日鄭習會；兩天後，北京公佈十項對台措施，明確以”反對台獨”為政治基礎。黨際接口不是民間交流。它是繞開台灣民選政府授權鏈的”替代合法性機制”。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詳細論述了這個「合法性危機」，這同樣也是武器化「維持現狀」的一部分，在過去台灣內部政治「維持現狀」的強大引擎就是國政選舉，民眾通過選舉過程選擇最適合當前「維持現狀」的黨派執掌政治，作為民眾實現「維持現狀」民意的手段。但當藍營充當與中國完全一致的政治位置且取得中國的談判權，這個被武器化的「維持現狀」其實也在顛覆台灣國民通過選舉實現政治意願的能力。

國民黨位置的變化，和民選外的替代性權威，以「反獨」或「反獨裁」的民意，都是同中共一起，將「維持現狀」武器化，每個動作都以「維持現狀」為名，行大步統一之實。

除上述問題外，還有「和平」一詞的重新定義，因為「和平」是「現狀」的實質。2025 年，解放軍進入台灣事實防空識別區3,764架次，比2024年增加22.4%；2020 至 2025 年間，中國海警船日均進入台灣近海增加超過500%；川習會結束次日5月16日，台灣國防部記錄8艘軍艦、5架戰機活動，戰機跨越海峽中線。

但這還叫「和平」嗎？對中共而言，這當然是——所謂「以武促和」。對美國和台灣，這當然不是，因此要用美菲軍演，美日前置部署導彈，美國軍售，海峽自由航行作為應對。

但鄭麗文以及她背後的藍營現在說的「和平」到底是什麼？是台灣的和平？是北京的和平？台灣主流理解「和平」是非脅迫共存。鄭麗文理解的「和平」是接受北京政治前提換取交流。北京理解的「和平」是戰爭門檻以下的持續壓力，直到對方讓步。同一個詞，兩種相反義務。對台灣，是北京減少武力威脅的義務，對中國和鄭麗文，是台灣配合北京政治需要的義務。在這裡，作為「現狀」實質的「和平」同樣被武器化了。

這就是北京武器化「維持現狀」的方法論，可以概括成一句話——不必動武，無法維持現狀的責任在台灣，因此需要在台灣內部找到願意以”北京和平”為標準傳播”接受北京政治前提”的政治力量。鄭麗文是這個方法論在 2026 年最清晰的樣本。

3 美國的武器化：換取美國經濟、選舉和供應鏈安全

美國對「維持現狀」的武器化不從”放棄台灣”開始。從弱化戰略模糊開始，我們最開始就論證了，「維持現狀」的核心軸是美國的戰略模糊。

這次Trump說了大量語義上「戰略模糊」的話，不向兩邊做承諾，是否協防台灣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戰略模糊不是單純的不確定性。它依賴美國三根清晰的承重柱——穩定底線、可信能力、可靠的國內建制——只有第四根——協防觸發條件應該是真正模糊的。像一座希臘柱式建築：橫梁是”維持現狀”的承諾，下面四根柱子各承擔不同重量。前三根清晰、第四根模糊，是這種安排能同時嚇阻北京、約束台北的原因。

第一根柱子是穩定底線——里根的六項承諾。因為在台海問題上，中國是大國，台灣是小國，中國是進攻方，台灣是防守方。美國是協防台灣，不是協防中國。所以在美國戰略模糊基礎上的「維持現狀」，需要大量美國和台灣的信任和默契，這就是「疑美論」的社會心理學基礎，台灣和美國的信任與默契是，台灣信任「維持現狀」的基礎。這些信任和默契，未穩定的底限，就是六項承諾：

• 沒有同意設定終止軍售日期

• 沒有同意就軍售與 PRC 磋商

• 不調停兩岸

• 不修訂台灣關係法

• 不改變對台主權立場

• 不施壓台灣與 PRC 談判

川普直接口頭打破第二項成果，稱對台軍售是和中國談判的negotiating chip，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現布魯金斯學會的瑞安·哈斯（Ryan Hass）評價——無論川普最後決定什麼，他已經向習近平贈送了一份勝利：他設了新先例。在這個背景下，互信當然會大打折扣。

第二根柱子是可信能力——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以及對台軍售的連續性和交付節奏。

這條支柱喜憂參半，美國在菲律賓北部加大部署，日本作為核心盟友大大提升了軍事存在，川普也對台灣進行了大規模軍售。但軍售延宕自不必講，美國在伊朗消耗大量精確制導武器，且明顯違背其聚焦亞太的戰略也令人憂慮。不過這根支柱依然算是穩固。

第三根柱子是可靠的國內建制——六項保證、《台灣關係法》、國會與安全官僚的連續執行。

在川普聲稱和習近平討論軍售後。國會兩黨立刻反制。5月11日，參眾兩院兩黨議員聯名致信白宮，要求正式通知140億軍售。眾議員羅·康納（Ro Khanna）把川普2月表態稱為”對美國政策的露骨違反”。眾議員拉賈·克里希納穆爾蒂（Raja Krishnamoorthi）等推動《對台六項保證法》立法（編號 H.R. 3452 與 S.3208），要求把1982年的政策原則正式法律化。

如果是過去的美國，這可能會很有用。但對川普？他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總統，且具有強烈的交易傾向，反建制傾向。第二任川普政府以交易邏輯處理台灣議題，與國會的堅定立場顯著錯位；2025 年 4 月對台加徵 32% 關稅，超過日韓水平。

且美國已經大量流失外交人才，2025 年7月11日的一次性裁員：1,107位civil service與246位foreign service官員被解僱，12月再追加職業大使群體性召回：至少 24 位職業大使被告知次月離任，AFSA形容為美國外交服務101年歷史上前所未有。AFSA 同期調查顯示，98%的受訪foreign service成員表示士氣下降，三分之一考慮提前離職；25%的foreign service已辭職、退休或所屬機構被解散。中間包括大量有10–25年資歷的中文與兩岸專家。

現在還有多少人可以有把握的說，川普會執行國會堅定對台灣的支持，且耐心聆聽幕僚的意見和建議，並投入資源建立一個可以進行外交決策的團隊？

當然，以上部分，都是論述穩定底線、可信能力、可靠的國內建制中的兩個都大幅縮減的情況下，川普的「戰略模糊」還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這會讓中國更容易將「維持現狀」武器化，還不涉及美國這樣做。

美國有這樣做的動機嗎？美國如果武器化「維持現狀」，可以得到什麼呢？我想川普已經表達的很明白了，台積電激進的搬遷去美國，以及在中期選舉前鎖定和習近平的三次會面（G20，APEC，9.24川習會），川普看來是鐵了心要樹立他與中國領袖緊密的關係以取悅選民，還有他America First的政策品牌，甚至中期選舉前得到中國的一些短期利益刺激，一些大豆和一些波音飛機。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2026年的美國，有充分的理由武器化「維持現狀」，以削減台灣的利益。

4 「維持現狀」為何現在變化？

他們並未事先約定。

但在 2026 上半年，川普的話語、北京的演練、鄭麗文在同一時間窗各自補位，形成政治合奏。

把三個版本的「維持現狀」攤開看。川普版：”台灣別挑釁 + 美國不願打仗 + 中國大概可接受”。北京版：”不獨 + 接受一中 + 進入協商”。鄭麗文版：”九二共識保和平 = 不獨 + 接受九二共識 = 取得對話資格”。三者都把責任壓在”台灣不要冒進”。但什麼算冒進，雖然賴清德一直強調「中國才是改變現狀亂源」，我們也都知道這是事實。但可惜，什麼是冒進和挑釁，這由對方定義。

川普同時說”中國也冷靜”。表面看是雙向呼籲。但當對方已經把”和平”做成單向工具，對稱的語言在外部世界聽起來不再對稱。CNN 國家安全分析員把川普未承諾軍售直接評價為”對中國的勝利”；CNN 整體評估——川普的訪問”實現了北京的兩項主要目標：把中國塑造成與美國對等的全球玩家，並主導關係的語調，包括圍繞台灣”。

合流不是密謀。是結構空缺和時間重疊。

美國路徑在四根「維持現狀」的承重柱上弱化，留下「維持現狀」的真空。北京路徑在留下的真空填入語義工程，美國將錯就錯，接受北京的定義，一起向台灣施壓。兩者不需要事先約定，只需要時間窗口重合。4 月 10 日鄭習會；兩天後北京公佈十項對台措施；一個月零四天後川習會”詳細討論”軍售。今年年底，台灣和美國都面臨中期選舉。對美國、對國民黨、對中國，時間契合，目標一致。

風暴已經到達台灣，大規模疑美論，對民進黨的指責，社會感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北京想把這種結構長期化。習近平在川習會上提出”構建中美戰略穩定關係，錨定未來三年及更長”。這不是單一峰會成果，是把新的「現狀定義」鎖定為中美關係新基線——一旦鎖定，北京後續任何對台行動都能自動獲得”維持穩定”敘事保護，還是被美國認可的。

代價是，台灣被結構性塑造為”挑釁者”。

習近平稱賴清德”分裂勢力”。川普說”我不希望有人說’讓我們獨立，因為美國支持我們’”。鄭麗文說民進黨推動”兩國論”、”去中國化”。三股聲音同時把”挑釁”的標籤貼向同一處。即使台灣保持現行憲政、不修憲、不改國號、不公開尋求美國承認，仍可被同時定義為”冒進”——因為定義權從來來自外部。

5 做好準備進入「自主維持現狀」的時代

誠然，「維持現狀」的核心動力是美國的「戰略模糊」，但「現狀」依然圍繞台灣展開，而不是美國和中國。武器化的最終輸贏，不由北京決定，也不由川普決定。由台灣社會決定。

台灣沒改國號。北京沒登陸。美國沒承認。形式現狀還在。

但實質現狀已經完全不可逆。中國的灰域作戰不需要我再復述。在過去，中國灰域作戰被國際社會和「台海問題國際化」反制，美國甚至最大化縮減戰略模糊來應對。中國的灰域作戰沒有被「免責」。我不敢說現在美國的態度已經變了，但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事情。

在新的「現狀定義」下，北京的灰域行動是否會逐漸免責？當美國不在「台海問題國際化」的第一線，且當美國與歐洲加拿大等盟友關係遭遇危機時，還有多少國家會派出他們的軍艦穿越台海？

北京的灰域不只在軍事前線，也在民主合法的制度環節——立法院預算、地方與離島、媒體、行業優惠。這是最難的地方。立法院 KMT-TPP 多數對賴政府防務預算的削減，本身是民主合法的監督；地方縣市接受北京”善意措施”換取農漁貿易開放，本身是地方政府的合理動作；媒體附和北京敘事，受言論自由保護；福建省”數字第一家園”平台為台胞辦理 1.5 萬項政務，對當事人而言是民生便利。每一個環節都不能簡單關閉。

但每一個環節也都是接口。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警告，北京「善意措施」常在選舉前出現，集中於特定縣市、企業、產業。合法監督與外部選擇性獎勵之間的區分，是制度透明度問題，不是民主程序問題。

在過去「維持現狀」的基本平衡還有的時代，以上這些問題尚有很大的容錯率和空間，但在北京、美國、國民黨都有武器化「維持現狀」的時代呢？

現在我們來到防禦的最底限，既然北京和鄭麗文都在推進「維持現狀」就是——以”北京和平”為標準”接受北京政治前提”的一中過渡期。那有多少台灣人能接受？最新美麗島的民調，這個數字是22.4%。北京和鄭麗文都依賴一個判斷：”台灣民眾怕戰爭”。這沒錯。當「維持現狀」成為把”怕戰爭”當作驅動”接受政治前提”的方法，這是最後的底限。

下一次實證檢驗是 2026 年 11 月 28 日。21 位縣市長、超過 11,000 名地方代表上線。這是鄭麗文路線的重大測試——KMT 在地方選舉的得票表現將直接告訴北京和華盛頓，台灣社會是否願意為”和平=接受中國政治前提”買單。如果鄭麗文路線在金馬離島與傳統統派縣市擴大票數，2028 總統選舉的環境會更複雜。如果遭遇反彈，”替代性合法性”的國際敘事就會失血。2028 年 1 月是更大的實證檢驗——民意結構能否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維持。

台灣當然需要維持現狀，嚇阻中國，拒絕戰爭，維持國際合作。過去這個局面由美國的地緣政治和美國國力主導。現在也許是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決定”維持現狀”還剩多少實質內容的，不是川普的下一句話，也不是習近平的下一份白皮書，是這兩次選舉里走進投票所的台灣選民。是立法院和地方議會的代表。是金門馬祖每個用電、用水家庭的具體選擇。是每一家媒體編輯部決定登什麼、不登什麼的日常判斷。是每一個台商在政治表態與商業利益之間的具體權衡。

「維持現狀」已經不再是一個外部給定的均衡。它從 2026 年5 月起，正式變成了一個台灣社會日復一日、自己決定的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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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被反复引用，但常被误解。左派把它当作哈耶克支持独裁的铁证。部分右派同情者解释为80岁老人的偶发失言或晚年昏聩。哈耶克当然没有失言，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政治制度间某种特殊的张力。

最近斗胆和吴薇一起做吴国光老师节目的评述，我总结了「十大命题」，是因为吴国光老师的思想框架对于理解现在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其第一命题就是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脱嵌是这场全球危机的由来。这个分析非常有意义，至少可以响应以下三个最关键的问题：

• ·中国何以与市场经济制度看似成功的融合？虽有颠簸，其独裁体制却越来越稳固？似乎是全世界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国家

• ·西方的民主危机，有个过于简单的「去工业化」导致产业工人民粹化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否有更深的政治学经济学意涵？

• ·这轮全球保护主义回潮，以及中国遭遇现实经济困境，是一种模式问题，还是周期与时运的问题？

有一种简单的制度决定论解释，中共的独裁制度从道德上就应该失败，然后从各种蛛丝马迹上找到其失败的论证。当然反过来也有为中共制度辩护的同样简单的版本。但如果沿着吴国光老师的视野出发，我们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做更复杂的分辨，这个「民主自由资本主义」vs「独裁国家资本主义」的死胡同，可能可以找到新的解释。

我们可以从这里回到哈耶克，自由主义独裁和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个真问题。哈耶克在1979年《泰晤士报》的访谈给出了非常直白的答案。他说：你可以有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但你不能有政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市场在前，民主在后。

这就能理解他在不同情境下对于经济和民主看似矛盾的立场。当国家代表民主多数、工会、福利联盟和再分配时，它就是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警告的那条路——通向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当国家保护产权、限制再分配、压制劳工、隔离政策免受选举周期冲击时，它就是自由的守夜人。这才是新自由主义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市场 vs 国家”——这是被反复传诵却抓错重心的二元对立，也是很多人对中国的基本认识，认为中国政府一定剿杀市场和企业。但这里的问题是不管国家是民主或独裁，国家在维持什么？

智利1980年宪法，在哈耶克和皮诺切特之下，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选举系统和军人干政远谈不上民主，其复杂的修宪机制更是为了锁定宪法中要保护的东西——自由主义经济。包括私有养老金体系、教育市场化、矿业产权私有化、劳动法反工会、限制罢工权、限制再分配。

导致即使1990 年皮诺切特下台，智利回归形式民主。中左联盟长期掌权，数次推动修宪，包括最近的一次终于进入修宪程序却依然失败，经济模型维持不动。

所以智利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市场可以在威权下存活——这早就被新加坡、韩国、台湾分别证明，而且路径各不相同。智利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秩序可以通过独裁国家以其强力锁定。就算民主化了也无法改变，智利国家不是维持政治秩序，而是优先维持私有制和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即便其已经与劳工阶层选民对立。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复杂，而世界的改变，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张力

哈耶克的问题揭示出一个重要的张力，也是吴国光老师论述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的动力根源。很多人一直依赖的常识性主张——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相辅相成，这是真的吗？

西方思想史从来就有两条互不相容的脉络。1975年，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梳理出第一个视角：从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到清教英格兰再到美国革命，有一条「公民人文主义」的传承。在这一传统中，商业、信贷、雇佣军、宫廷网络都被视为腐蚀公民独立性的具体机制。波考克花了大量篇幅讨论18世纪英美关于”公共信贷”的辩论——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人之所以反对国债，不是因为不懂金融，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把公民的政治判断绑在投资收益上，分权共和国会走向腐败、走向德性丧失。在这个视野上，商业通过侵蚀公民德行，颠覆共和社会，大家都听过这个主张的一个简化片段——商人无国籍。

但1977年，赫希曼出版《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前的政治论证》，梳理出第二个。在赫希曼笔下，17–18世纪的孟德斯鸠、斯图亚特、休谟、亚当·斯密用了一整代人发展出「温柔商业」的论证：商业活动会让”对收益的爱”压过”对快乐的爱”，于是会驯服暴烈激情——战争、宗教狂热、君主任性。孟德斯鸠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写得很直白——凡商业之处人变得温和，凡人温和之处则有商业。斯图亚特把现代经济比作精密时钟，称它是”对暴政愚蠢最有效的缰绳”。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角色，是用「无害的」利益压抑「破坏性的」政治激情，这一视角在2021年习近平一夜歼灭教培行业中也非常明显。

两本书的出版只隔两年，两位顶级思想史家几乎同时从相反方向切入”商业-政治”关系，得出方向相反的结论。但为何我们现在认为民主和经济自由相辅相成呢？是因为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叙事、撒切尔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19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同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上：市场、个人自由、代议民主是一组互相支撑的孪生兄弟。这就是「捆绑叙事」。但这仅仅是一种叙事的成功，而不是事实。

捆绑叙事在1970年代就开始出现裂缝。30年后，2004年，克劳奇出版《后民主》给出第一个系统化的当代诊断：民主形式仍在——选举照常举行、议会照常立法、法治照常运作——但权力实质已经从公民和代表转向公司和金融机构。政党不再是公民会员组织，而是被金融精英控制的选举机器。公共服务私有化让公民”自动享有”的权利变成”需要购买”。这是一个非常波考克式的诊断，只是用的是当代政治社会学语言。

10年后，施特雷克在《买时间》里把同一诊断推到财政层面，体现出财政层面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9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三个阶段：税收国家——通过税收筹集福利国家所需资源；债务国家——通过公共债务延后福利国家冲突；整顿国家——通过紧缩、独立央行和债券市场纪律把责任主体从纳税人/选民转向债权人。施特雷克称这是资本对民主的「免疫化」，指资本对民主社会的合法性要求越来越低，脱离民主的资本领域越来越多。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非常波考克式的判断：债务把公民的政治判断绑在投资收益上。只是施特雷克看的不是杰斐逊时代的国债，而是欧元区财政纪律。

所以哈耶克1981年诉求「自由主义独裁者」的那句话，放回思想史中并不奇怪。它是赫希曼”温柔商业”传统在20世纪面对民主多数压力时的退守姿态——当商业不能驯服激情，反而被民主多数威胁时，自由主义就退到一个更基本的立场：市场优先于民主。这不是哈耶克个人的偏见。这是自由主义内部张力的必然。在这里，市场就存在了拥抱中国的潜能。

「捆绑叙事」是个过于单一的叙事，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困境更加复杂，这会让问题一步步逼近吴国光老师所说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脱嵌。

二、资本主义带来民主危机

1959年李普塞特写下题为《民主的若干社会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发表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这是该刊百年史上第七大被引用论文。命题很简单：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更可能成为且维持稳定民主。他提出的指标非常具体：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农业人口比例、城市化。这套话语在冷战时期成为西方对世界的默认期待——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民主迟早会来，成为「捆绑叙事」另一侧的重要假设。

但这60年的实证研究让问题变得比这个困难，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和雅瑞德2008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得出一个让李普塞特派震惊的结论：人均收入水平与”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这个研究得出一个修正版的说法：富裕民主国家比贫穷民主国家更不容易倒退为威权——经济发展可以维持民主，不会产生民主。

新加坡就是最好的反例，也不怪前几代领导人都希望向新加坡取经——一个经济高度发达，但不民主的国家。这个城邦从1959年至2025年，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16届。2025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拿下87/97席、65.6%普选票。新加坡的富裕和发达自不必言。但自由之家2025年评分仍是”半自由”48/100；经济学人民主指数评为”有缺陷民主”；无国界记者2025新闻自由排名第123。2021年，美国民主党拒绝邀请新加坡参加110国民主峰会。

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当然是专门设计的结果，是其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结果。但在吴国光老师的视野下，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还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为何不能带来民主。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在于——熊彼特1942年那个著名预言，他说：资本主义不会主要死于经济失败，而会死于自身成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预言想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会死于其失败（剥削、资本积累过度、利润率下降，其实更像中国现在的情况），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崩塌，是因为它运转得太好，以致摧毁了它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基础。

熊彼特的分析比马克思的高明不知多少，他认为资本主义失败的社会与制度因素是以下这些：

1:企业家精神被科层化吞噬

熊彼特说:“完全官僚化的大型工业单位不仅排挤小型或中型公司，’让其所有者站到一边’，而且最终也排挤企业家本身”。2010年代以后大型平台对初创的吸纳和打压，波音公司严重的大企业病印证了他的观点。

2:有产阶级失去政治能力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私产保护，但成功的资本主义——通过股份制、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共同基金——把”产权”分散到无数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中间人。熊彼特指出:“资产阶级被剥夺了它历史上的护城河——它身后的城堡在它学会保卫自己之前就已经倒塌”。

3:资本主义溶解了它的非资本主义保护层

熊彼特敏锐发现，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能存活，因为它寄生在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装置上——君主、贵族、教会、家族、传统社区。这些装置给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纪律、忠诚、长期视角。但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会逐步腐蚀这些装置——君主被议会取代、贵族被经济精英取代、教会权威被科学取代、家族被核心家庭取代。等到资本主义独自面对民主社会时，它已经没有”保护人”了。

4:核心家庭的衰退削弱长期投资动机

19 世纪资本家为后代积累——为儿子，为家族，为名字。20世纪企业家更可能为自己一生的回报积累——退休、消费、声望。熊彼特认为这一转变会结构性削弱长期投资的心理动力，因为没有家族延续的视角，所有计算都缩到一代人的时间尺度。这是一个相当具体的预言:经济学层面会出现”短期化偏好”(short-termism)。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以后被金融市场理论重新发现，印证了熊彼特的预见。

5:知识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敌人”

这是熊彼特命题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个机制。熊彼特说，资本主义产生大量教育过度但权力不足的知识工作者——记者、教授、律师、咨询师、文化生产者（都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公民社会核心角色）。这个阶级赖以为生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出版业、大学、媒体、咨询业都是资本主义产物)，但它的职业本能是批判——批判权威、揭露虚伪、寻找矛盾、推动改革。

熊彼特说，资本主义无法压制知识阶级，因为压制本身违反资本主义自己的言论自由原则;它也无法收买知识阶级，因为知识阶级的合法性恰好建立在”独立批判”之上。结果是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永远批判它自己的群体，而这个群体通过塑造公众舆论、教育下一代、影响政党议程，慢慢溶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熊彼特发现，资本主义会自动产生民主化、社会化的政治压力。这是波考克命题的反面，波考克论证资本主义削弱民主，熊彼特论证20世纪民主社会削弱资本主义。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资本主义早就学会了把利润、生产和反对者拆到不同的地理空间。利润可以登记在低税辖区，生产可以分布在全球价值链，反对者则留在本国选举政治里发声，来解决熊彼特提出的上述困境，中国就是这个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甚至成为了今天国际政治故事的起点。

三、不存在单一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形态

我们现在至少知道，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有巨大张力。而中国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畸形答案。不存在自由市场与专制国家的二元对立。最终吴国光老师和我们探索的终点描摹一个形状，21世纪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与政治制度的对立和脱嵌，以及他们与中国结合的形状。

这是一个形态学问题，每个国家都会产生一个属于各自国家社会政治的「稳态」，即便不是永恒的。世界并不是由「多党竞争 + 福利主义 + 民主 + 工会」的欧美模式作为终点的，且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极大。

智利已经在第一节讲过。最后的稳态是「有限民主 + 市场化宪法」，当然智利刚刚上台极右翼政府，现在的「稳态」遭遇挑战。

韩台展示的不是李普塞特线性版的”经济发展自动带来民主”。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并不是主动设计民主化——他们的发展型工业化”无意中”创造了城市化、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和劳工集中区，这些是民主化的基础。但以台湾为例，民主化主要还是依靠精英集团分裂，以外省本省人为轴线的精英分裂，国民党对本省精英不可避免的再吸收过程，成为了民主的基础，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反而与地方政治势力深度结合，成为政治权力地方分肥的基础结构，更是基本主导了台湾的地方政治。

拉美三国比较进一步展示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结合的多元性。——决定遗产的不是”威权是否市场化”。智利、阿根廷、巴西在1980年代都退出军政府，经济上都市场化了，但留下的民主资本主义差异巨大。阿根廷军方在1982年马岛战败和人权危机中合法性崩溃，阿方辛在 1983年12月文人政府上台，但经济体系依然强烈依赖贝隆主义，工会工团权力极大，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根基，长期在贝隆主义、反贝隆主义见摇摆。但米莱上台后剧烈摆向经典哈耶克模式，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显示阿根廷几十年的民主适配了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巴西实现的是完全不同的纯粹民主模式，1988年修宪完成了大量权利文化清单，是世界上社会权利清单最长的宪法之一，也完善了公投全民公决等直接民主机制，还强化了司法独立，也进行了联邦主义的地方权力扩张，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第三波民主国家，也是现在三国中最稳定的。

巴西与智利的宪政是完全不同的工程，一个用来保护市场与资本主义，一个用来保护社会权利。

日本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自民党自1955年11月成立以来，在70年中仅下台两次1990 年裴庞培在《不寻常的民主国家》中把瑞典、意大利、以色列、西德、日本归为”一党优势民主”；35年过去，这一组里只剩日本。维持这种稳态格局的具体机制是：自民党-官僚-财界-农村的四角结构，甚至在经济失败的30年中依然挺立，令人惊讶。

以上国家的例子共同说明，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取决于国家能力、阶级结构、精英联盟和外部环境的具体组合。从来不是”市场自然产生民主”的单一公式。

但我们提到的那种”市场+福利+民主+工会”的稳定组合，当真没有普适性吗？用这个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总结，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四、「捆绑叙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展开一个新的问题

1944 年是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年份。这一年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两本书相隔几个月，在两个几乎同时发出的诊断中得出方向相反的结论：哈耶克担心国家计划经济通向纳粹和法西斯；波兰尼担心自我调节市场——它强行把土地、劳动、货币当作商品——必然摧毁社会基础，而摧毁的反弹本身可以走向法西斯、社会主义、社民、威权，任何一条都有可能。波兰尼创造性地反驳哈耶克，”自由放任是被规划出来的”。19 世纪的”自由市场”不是”国家撤退”的结果，而是国家用大量法律、警察、税收、关税、货币政策主动创造出来的。

关键来了，这里第三条道路昭然若揭，不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路线，也不会是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受控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的导致社会大幅反弹时，用制度寻求中道，将反弹逼入较好的路径（自由福利主义社民党），而非走入法西斯和威权或共产主义。

战后秩序的设计者部分接受了波兰尼的诊断。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在新罕布什尔州召开，创立了IMF、世界银行等；关键的制度装置是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资本管制、和允许各国自主推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国内空间。加上WTO，塑造了战后的经济秩序。而二战前我们并不熟悉的它调和了19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和战间期金本位自由主义，是在波兰尼的视野下更具有破坏性的路径。

所以看上去，自由福利主义成为了理论上最好的归宿。但这条路径不是资本主义的内生「稳态」。它受到四重外部条件塑造：冷战压力让美国愿意补贴西欧和日本的福利国家以对抗共产主义；资本管制让国家能限制资本跨境流动，从而保留税收能力；福利共识让劳工运动和资本签订事实性社会契约；强工会让劳动者有组织化议价能力。这是一种受控的稳态，一个所有国家多多少少都有的「范型」。

但1970 年代以后，这四个条件开始系统性消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脱钩黄金，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资本管制终结；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叠加滞胀，凯恩斯主义共识破裂；1979年撒切尔上台，1981年里根上台——这两届政府都把削弱工会、放松金融管制、降低资本税写进议程；1989年威廉森总结出「华盛顿共识」；1995年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把贸易规则从”嵌入”模式推向”超级全球化”模式；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全球价值链重组开始。

有意思的部分从这里开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张力逐渐凸显，不同的选项开始出现，让不同国家走向不同的命运。

罗德里克2000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给这一系列变化提出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三难」，这个概念脱胎于蒙代尔-弗莱明三难（即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三难）。罗德里克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同时追求三个目标中的任意两个：超级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但不能三全。读到这里你很清楚可以感受到现在全球极右翼的路径就是「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超级全球化-」，而中国一直是「民族国家主权+民主政治-超级全球化+」。

但三难是宏观结构。要看到它在政治上如何运作，得用赫希曼的「退出与发声」框架。1970年赫希曼在《退出、发声与忠诚》里给出了一个最简单也最有用的区分：面对组织衰退，成员可以选择退出（exit，离开关系）或者发声（voice，留下来诉求改变）。把这个框架放回资本主义民主关系——资本主要拥有 exit，劳动和公民主要拥有 voice。当然资本也有voice，公民也可以润出去，但这不是主要的机制。不过这与吴国光老师研究的中国精英「润」潮流产生了关联，中国极端压制voice，也逼很多人只能选择exit。但退出与发声两者的政治不对称性，在民主国家，voice长期被exit控制。

因为退出不是显性的。它表现为迁厂、外包、避税、推迟投资、转移总部、调整融资结构。这些动作可以日常化、技术化——一个跨国公司不需要喊口号，只需要在年报里暗示”我们正在评估生产基地选址”。而voice是显性的。它表现为投票、罢工、示威、诉讼、媒体曝光、政党组织——这些动作需要集体行动，容易被污名化为”民粹”、”反商业”、”破坏竞争力”。两者完全不对称。

这就是21 世纪西方民粹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选民仍然可以用voice表达偏好，但主流政党会把政策范围缩减——久而久之，公民发现无论投给中左还是中右，核心经济政策都差不多；于是反建制动员出现，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同时上升。这不是文化战争，是 voice 被长期压缩后的政治反弹。

在中国这刚好相反，因为exit是唯一选项，但exit本身是结构性。一般公民想逃出，但很多AI人才反而在流入，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

当然还有大龙他们在《自由的窄廊》中的分析框架，社会与国家齐头并进的窄廊，都可以用来分析当前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的情况。但这一切诊断仍然是分散的。我们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可以融贯不同政体和经济形态的结构，作为之后分析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和政体的复杂互动呢？

END 从冷战到现在的政治动力学

写到这里，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已经被前面五节的诊断撕开多个层次——哈耶克的张力、思想史的两条传统、现代化论的失败、六个国家路径的差异、波兰尼到罗德里克到赫希曼的当代理论展开。这些诊断各自尖锐但仍然分散。要让吴国光老师”资本主义与民主脱嵌”这个命题真正具有解释力，需要把这些诊断收束为一个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的分析工具。

我提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三层架构，当然，这是解释性框架，不是描述性的。

第一层是动力学，使用罗德里克2000年的政治经济学三难——民主、民族主权、超级全球化三个目标不能同时最大化，任何政治-经济组合都是这三者之间的具体平衡。每个国家在任何时间点都对应三难空间中的一组具体坐标 (D， S， G)。这是基础几何。

第二层是动力方向。任何一个变量上升，必有另一个下降——这给出六个独立的运动方向。

方向 1(↑主权，↓民主，→全球化):威权强化保全球化

方向 2(↑主权，→民主，↓全球化):民主主权再嵌入

方向 3(↑民主，→主权，↓全球化):民主深化撤全球化

方向 4(↑民主，↓主权，→全球化):超国家民主治理

方向 5(↑全球化，↓主权，→民主):自由主义全球化

方向 6(↑全球化，→主权，↓民主): 威权资本主义共谋

第三层是嵌入关系。这一部分我们在考察问题意识的核心：资本主义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同一个动力方向在不同嵌入关系下含义完全不同——这是模型的关键。嵌入:经济与政治双向相互塑造，社会力量作为中介。脱嵌:经济单向支配政治，社会力量被削弱。反嵌:政治单向支配经济，社会力量被压制。再嵌:从脱嵌位置向其他位置回归的运动——但回归方向不是单一的。

把动力方向 × 嵌入关系组合，模型的全部解释力就显现出来。方向 1(↑S， ↓D， →G)这一相同的动力方向，在不同嵌入关系下表现完全不同:在脱嵌位置出发是命令式再嵌(2025 年的特朗普美国、Le Pen 法国、Meloni 意大利、Orbán 匈牙利);在反嵌位置出发是反嵌强化(2012 年以后的中国、2000-2014 年的俄罗斯);在嵌入位置出发是法团型威权(新加坡)。三者动力学相同但政治经济实质完全不同——这是仅看任一层都看不出来的。

这样的分析对于解释一个以全球化背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互动的政治学视野，可能有最好的解释力。

且这一架构对中国尤其有意义。中国不在”再嵌”轨迹上——它从一开始就在反嵌方向，从未深度嵌入过民主。它的轨迹是:1992 年以前的发展型嵌入(D 极低，S 高，G 中-低)→ 2001 年加入 WTO 后的方向 6 过渡(↑G，部分 ↓S，D 维持极低)→ 2012 年以后的反嵌强化(↑S，↓D 从极低进一步压低，→G)→ 2018 年以后在外部压力下的部分 ↓G。理解中国不需要单独的”中国例外论”框架——它就在这个三层模型的反嵌方向上特定位置。

在这个框架下，我可以给大家写出一个当前世界的图景。21 世纪 20 年代世界政治的核心动态是反嵌强化(中国)与命令式再嵌(西方右翼民粹)在动力学上同步——两者都在沿方向 1(↑S， ↓D， →G)运动（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中美很像，这是真的），只是嵌入关系起点不同。进步主义再嵌(方向 3 + 再嵌)的政治力量在节节败退——Sanders、Corbyn、Boric、欧洲绿党都失败或被部分逆转。50 年的脱嵌摧毁了进步主义再嵌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工会、有机政党、有机媒体、公民社会)，而命令式再嵌不需要这些基础设施，通过个人化领导和行政命令直接动员。

模型的最大价值是它的普适性——它给出了一个可以同时容纳民主国家(美国脱嵌、北欧嵌入)、威权国家(中国反嵌、俄罗斯反嵌+自闭)、转型国家(拉美粉红浪潮)、发展中国家(孟加拉脱嵌依附型、菲律宾掠夺型)的统一分析空间。当然这是一个解释性的模型，不是真理性的，用其作为起点是非常有意思的，进入具体分析，当然还有非常多这个模型所不能覆盖的细节。

下一篇文章用这个架构详细分析中国——它的具体轨迹、内在张力、与西方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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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样的好奇我打开QQ音乐的热歌榜（每日更新的站内播放量前300首），前10首歌里有6首都是历史超过10年以上的歌曲，剩下4首里2首也是老歌的翻唱。

同样的情况，不管是书还是音乐，在日本美国台湾都不是如此，热榜上大多是近三年的作品。

继续搜索，这不只是我的“印象”。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 2024 年末接受行业媒体访谈时说：十年前书局新书销售码洋还占 20%，现在已经破 10%，重印书占到 90% 以上。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给出同样的数据：2022 年重印书 86%，2023 年 84.8%，2024 年接近 90%。白冰的另一句话值得关注：“7：3 是健康码洋结构，新书品种过低，将来想孵化出重印率高的书，可能性不大。”新品枯竭是这种指向未来的透支的结局。

所以这是一种需要命名的新现象。把 2016 到 2025 年中国音乐、出版、甚至电影三个领域同步出现的这种奇怪怀旧， 我想称为“文化存量化”。三个行业的运行逻辑互相独立： 算法对在线音乐兴许影响最大，但图书市场不受其影响，影院又是更大的投资和回报的资本游戏。它们同时朝同一个方向偏移，只有一种解释。压在上面的不是三个行业各自的周期，而是一个共同的力量。

那这力量从哪里来。有几种最省事的说法——东亚文化保守、经济下行、政府审核导致没作品。但问题比这个复杂。

1 日本和台湾的明显反例

经济下行论的最大反例就是日本。

日本“失落三十年”的经济数据足够糟糕。1991 到 2003 年，日本实际 GDP 年均增长 1.14%；对比 1980 年代年均 4%，这是腰斩。1995 年日本名义 GDP 约 5.55 万亿美元，到 2025 年跌到 4.27 万亿——不是增速放缓，是绝对值下降。1995 年日本人均名义 GDP 44，210 美元，全球第三；2025 年 34，713 美元，全球第三十六。这是一段明显的经济衰退。

然而同一段时间，日本的新文化新IP产出是爆发性的。1988 年《阿基拉》；1995 年《新世纪福音战士》《攻壳机动队》；1996 年《宝可梦》；1998 年《星际牛仔》；1999 年《海贼王》。2001 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日本国内票房 304 亿日元、观影人次 2350 万——打破《泰坦尼克号》此前保持的日本影史纪录，此后连续 19 年独占冠军。2002 年这部片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是动画片历史上第一次；2003 年拿下奥斯卡最佳长篇动画。2002 年日本动漫加角色商品销售总额约 9 兆日元，是十年前的 10 倍。

“经济下行自动导致文化守旧”的说法，在日本面前不成立。如果成立，日本应该是最早发生“文化存量化”的社会。相反，它在人均 GDP 从全球第三跌到第三十六的过程里，产出了战后最有国际识别度的一代文化 IP。

文化保守说在台湾不成立。台湾和中国说同一种语言、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如果“华人文化天生偏好经典”这句话成立，两岸的榜单结构应该大致相似。它们不相似。看诚品线上书籍销量的月榜，前十里有七本是2025年后出版的新书，最老的一本也不过是2018年出版的书籍。

两个对照合在一起，能消去的解释相当多。“经济下行论”在日本面前不成立；“东亚文化天生保守”在日本和台湾面前都不成立；那剩下的解释空间一定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存量化这件事的力量源头，不在华人的 DNA 里，也不在经济周期里。它应该在一个只有中国具有、台湾和日本都不具有的变量上。那就是制度。

2 中介丧失作为制度解释

但这个制度是不是能被“审查制度”完整解释？尤其是“审查制度”是不是音乐领域的充分解释？考虑到中国是算法式平台最发达的国家，算法式平台不应该带来新作品短期的大爆发吗？（例如《哪吒2》这部烂片的票房奇迹）。这个土壤直觉来说不应该是很适合新作品出头的吗？

中国的审查让作品减少，但并未让作品消亡，每年依然有新书新音乐新电影电视剧出现，喜欢文化消费的人也总能说出几部最近的新作，我也不会认为中国社会的创作力已经枯竭或被审查制度彻底扼杀。也许问题不只出在作品供给端，而在这些东西如何被发现，兴许“算法“就不是答案。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上次在豆瓣看新书、新音乐、新电影榜单是什么时候了？作为曾经在豆瓣工作过的我，其实2018年后就已经几乎不用这个网站了，豆瓣从2013年的最高峰，十多年后已经成为边缘平台，但其编辑主导的榜单现在却没有替代产品。当然豆瓣只是一个例子，万圣书园网站下架，再也看不到万圣的新书榜单（这是我以前最重要发现新书的渠道），独立书店在中国几乎绝迹，独立书评人账号被限流；独立唱片公司在版权战之后失去分发能力。

这个逻辑比单纯的内容审查精致得多。党国扼杀的不仅仅是创作端；还有一个中介层，书还在出、电影还在拍、歌还在录， 但有质量的中介渠道要么消失，留下的只剩几个官方或准官方的节点。这里的问题是——一个健康的中介体系应该长什么样?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参照样本。日本文学赏生态可以作为那个样本。

这不是因为日本奖多——奖的数量中国不少——而是因为日本的中介层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多中心、多源头、相互纠错的系统。

先把文化中介到底在做什么说清楚。它承担的不是“算法”和“传播”，而是五件具体的事。

• 第一是发掘， 从每年几十万件新作里把有潜力的挑出来，对作品质量做专业（而非流行）判断；

• 第二是授勋， 利用奖项的声誉（这是算法缺乏的社会信任），把它推到社会认可的台面上，赋予它文化资本；

• 第三是教育， 让受众理解作品的价值和脉络；

• 第四是协调共同语言， 让整个社会有同一套谈论作品的话语。

这四个功能，看上去都无法用算法替代，算法能回答的只是“流行”。这四件事本质上与分众推荐的逻辑相反。算法把每个人推向自己的 niche，中介把整个社会拉回到共同的参照物上。

日本的中介层可以从三个层次观察。最早的一层是 1935 年由文艺春秋社创始人菊池宽创设的芥川赏和直木赏，主办方是日本文学振兴会。芥川赏面向纯文学新人，九位选考委员全部是一线作家，每年两次合议决定。这一层的功能是定向发掘文学新人，把他们送入文坛的主流视野。芥川赏至今仍然是日本新生代作家最重要的入场券。

第二层是 2004 年诞生的本屋大赏，由 NPO 法人本屋大赏实行委员会运营，发起人是本の雑志社的杉江由次等一群书店员。只有新刊书店的书店员可以投票——连锁店、独立店、甚至兼职打工的都可以。2026 年第 23 届，一次投票来自全国 490 家书店的 698 位书店员，二次投票从这些书店里读完十本入围作品的人中选出 345 家书店的 470 位给出最终排序。

本屋大赏的自发缘起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2003 年前后，日本出版业已经陷入长期不景气，书店数量持续减少，但出版点数反而在增加——每年涌现的新书越来越多，能把它们送到读者手上的终端却越来越少。传统的芥川赏、直木赏虽然权威，但书店员发现“评委选出来的书，书店里卖不动“。既然从上往下的权威路径不再那么有效， 那就从下往上自己建一个——由离读者最近的人来选“这本我最想卖“。这是一次中介层的自发演化， 不是政府推动的， 也不是出版商组织的， 就是一群书店员把自己对图书市场的具体感觉组织成了一个奖项，当然带有他们自己的品味。

第三层是 2023 年丸善 Junkudo 连锁书店创设的“书店员选非虚构大赏”。起因是原来 Yahoo主办的“非虚构本大赏”当年运营中止，非虚构领域突然失去了年度性的专业筛选机制。作为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之一，丸善 Junkudo 敏锐地填补了这个位置。这种“缺口一出现就有人补位“的机制，不是某一个人设计的，是整个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

三层赏并存、评委互不兼职、标准各不相同。芥川赏是作家评作家，本屋大赏是书店员评新书，丸善 Junkudo 是连锁书店内部专业筛选；一个看文学性，一个看销售潜力和阅读乐趣，一个看非虚构的思想厚度。任何一层被短期利益俘获或被权威固化， 另外层级可以独立发声。这是工程可靠性意义的冗余设计。

那中国呢。说中国“没有文化奖“是不准确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都存在，都每隔几年颁发一次，都有自己的权威性。问题在奖背后的组织。鲁奖、茅奖、冰心奖，主办方都是中国作家协会——而中国作协， 这就是政权的一部分。

民间方向， 单向街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由民营书店或媒体主办的奖项在 2010 年代一度活跃，但 2018 年之后持续萎缩。单向街奖从 2009 年设立时的影响力峰值，到 2024 年已经很少出现在主流讨论中；季风书园奖随季风飘散、豆瓣年度书单如我上面所讲随豆瓣失去影响力。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在梁文道减少参与后也影响力不再。民间自主的中介组织， 在与党国各式各样的摩擦中， 一层一层被抽走。

合起来看，中国的中介层几乎只剩官方。官方奖项之外没有有意义的独立替代 ，这的空缺不言自明。那么除了中介层在中国的丧失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3 算法构成“双重压缩”

我们可以来审视一下“算法乌托邦”。“社交媒体让新东西触达更多人，自动带来多元繁荣”——这是一个流传了十几年的修辞。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 niche，每个作品都能找到自己的受众，传统中介的守门人角色被取代，文化生态从此扁平、开放、丰富。十几年过去，这个修辞在学术实证面前基本没有剩下什么了。

算法是带来了多元，让每个用户徜徉于自己的“信息茧房”，还是其实削减了多元，塑造了能打破所有“信息茧房”的公约数内容，其实早有答案，关键的实证是 2024 年 Anwar、Schoenebeck 和 Dhillon 在 ACM 年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测量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两个方面：用户间多样性——不同用户之间的平均消费差异；用户内多样性——同一个用户自己消费内容的跨度。然后用代理建模去跑算法对这两个指标各自的影响。结论很明显：传统推荐算法主要通过降低用户间多样性来减少用户区隔——让不同用户的消费越来越像；但不怎么扩展用户内多样性，个人自己消费的跨度没变。翻译成直白一点的话——算法把所有人推向同一批头部爆款，每个人自己消费的东西并不真正多样，大家消费的东西开始高度重叠。换算成文化话题，这不是文化繁荣，是文化集中度的结构性上升。

这一点和“算法民主化”的修辞相反。算法不是把中介层瓦解掉、把每个人都放到同一张网里自由相连，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集中——以前是少数编辑、评委、书店员在集中文化资本，现在是头部爆款在集中。

我们上面说的中介机构当然因此也受到了冲击。2021 年的研究著作《平台与文化生产》（Platform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中就有关于这个的观点。以前的中介——编辑、策展人、书店员、乐评人、影评人——是 Bourdieu 意义上的“自主守门人”，他们的筛选基于专业判断，他们的权威来自自主的文化场域。今天的中介——MCN(多频道网络)、KOL(网红)、带货主播、平台运营——第一职责不是自主权威，而是是“平台适配器”。MCN 不决定什么内容好、什么内容不好，它教创作者如何让内容符合平台算法偏好。自主的中介逐步被替换， YouTuber根据算法变更调整视频长度、发布频率、标题形式、话题。不是算法的偏好被中介调节，是中介变成了算法偏好的传递员。这就是“中介降格”：从权威转为算法适配。

两种压缩合起来，中国文化存量化的结构更可以被解释。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单一方向的压缩——中介层从自主权威降格为平台附属品， 算法和平台逻辑把文化生态重组。中国面对的是“双重压缩”——中介层先被党国的社会控制歼灭， 再被平台算法降格(抖音、快手、腾讯音乐的算法逻辑和全球平台没有本质差别)。独立中介在两个方向同时被挤压，留给它们的生存空间比西方小得多。这也可以解释一个奇怪的事实——为什么同一家公司(字节跳动)、同一套核心技术、在国内抖音和海外 TikTok 两端，内容结构差异如此明显。不是算法不同，是监管层不同。

4 《哪吒2》和《黑神话》不是反例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约 150 亿元、进入全球影史前五；《黑神话：悟空》2024 年全平台销量 2，800 万份、销售额 90 亿元、Steam 首日同时在线 222 万。我想这两个“反例“是很多人阅读这篇文章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但这两个案例非常不是文化存量化命题的例外，还是这一命题最精确的证据。

两部作品建立在几百年的存量 IP 上。哪吒来自《封神演义》，悟空来自《西游记》（哪吒也在《西游记》里），中国文化产业就是一部巨大的《西游记》不断发掘的过程。日本“失落三十年“拿到国际识别度的那批作品里，《EVA》《攻壳》《千与千寻》全是原创；新海诚的《你的名字》《铃芽之旅》是原创；《鬼灭之刃》是原创。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核心标尺是能否持续产出未来几十年会被当作经典的新故事、新角色、新世界观。哪吒 2 和黑神话都没有在这条轴上往前推一步。它们是把存量 IP 做到顶，和中华书局重印率 90%、QQ 音乐老歌霸榜、《王者荣耀》2015 年的游戏 2026 年依然是顶级手游，是同一逻辑在不同产品层的显影——动用尘封资源，而不是产出新资源。

两部作品都是巨量投资的点状奇观，不是生态繁荣。饺子从 2019 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到 2025 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6 年之间没有其他长片作品；游戏科学从 2014 年成立到 2024 年《黑神话：悟空》发售，10 年只做出这一款游戏。这种节奏在日本动漫和好莱坞是不可想象的。新海诚 2016 年《你的名字》、2019 年《天气之子》、2022 年《铃芽之旅》——6 年 3 部长片；好莱坞一年产出几百部长片，A24、Neon、Blumhouse 这类中等制作公司各自持续产出特色作品，没有任何一家靠 all-in 单点活命。真正的硬数据是这个——2024 年中国国产买断制游戏的总收入里，《黑神话：悟空》一款就贡献了接近 90%。这不是生态繁荣，是倒三角结构。极少数单点巅峰加上大量空白，是中介生态崩解后的典型产业畸形。

其实两部作品都接近“国家工程“（包括《流浪地球》）它们是军备竞赛式资源集中。《哪吒 2》片尾挂名 138 家中国动画公司，共同托举单一项目。《黑神话：悟空》整个开发周期调动的人员超过 1，400 人，越往后，政府的痕迹越重， 这接近国家工程、产业政策的思路。健康的文化生态不依赖单点巨型投入，依赖并行产出能力。好莱坞没有任何一家公司靠一部 4，000 人的电影活命；日本动画没有任何一家工作室用 10 年做一款游戏。这种资源集中不是能力的体现，是生态崩解后的被迫选择——没有横向的产业链分工可用，只能把所有可用资源挤压到一个点上。

当然，这两部作品都是民族主义情绪的透支。中国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消费“创造记录打败欧美“的情怀，也不可能每款游戏都能收割一代人的集体憋屈。

这就是为什么哪吒 2 和黑神话的数字越大，反而越证明“文化存量化“论题。一个生态里，如果分散的中等规模创作者可以持续产出，就不会出现“10 年 1 款 + 占国产买断制 90% 收入“这种结构；如果中介层健康，就不会出现“一部作品占走一代人的文化情感投射“这种现象。点状奇观的巨大体量，说明的不是多样化的活力，而是生态系统的空旷——它们是仅剩几个还能运转的节点，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都调过去了。

5 文化已经死了

这一切在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文化存量化」不是一种新的稳态，是一个消耗的过程。如同前文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的评价——“新书品种过低，将来想孵化出重印率高的书，可能性不大“。这句话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判断。今天能卖的重印书，是五年十年前种下的种子；今天不让新书冒头，五年十年后就没有新种子可以变成重印书。

再往上一层看， 文化繁荣从来不是规模。党国体制可以动员资源产生规模——中国每年出版新书 20 万种，9 亿抖音月活用户，16.2 亿短视频账号，日均产出 1.3 亿条内容。这些都是规模，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过去曾有人推论高质量文化产品是规模的涌现，规模到了，好作品自然涌现，但现实呢？

我想文化繁荣的底层不是规模涌现（工业也不是）。党国可以动员资源产生内容，但动员不出中介自主性。因为自主性本身就是党国体制要压制的对象。那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这一切在生活层面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 GDP 全球第二大、新能源车和 AI 模型参与全球竞争、互联网用户近 11 亿、短视频日均使用时长 156 分钟的国家里，大多数人每天接收的文化养料是这些东西——十五年前的情歌副歌，五百年前的封神西游记故事，同一款十年前的手游的第十年版本，抖音推送的老剧截屏，余华、莫言、刘慈欣20年前的小说和10年前的心灵鸡汤。而我想文化，如同经济下行期的日本，恰恰是社会人支撑心灵的养料。当然还有读诗的人，还有听现场的人，还有看独立电影的人，还有认真阅读的人。但他们越来越像稀有物种，他们的存在环境越来越需要自己用身体去支撑，成为细小的孤岛，他们越来越需要把重心迁到国境之外或互联网的国境之外，或者缩到自己家里。在一个 16 亿账号日产 1.3 亿条内容的国家，公共领域的文化消费，好像永远停止在了2010-2016年。

在这个宣称“文化自信“的国家，文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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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觉得这篇文章基本在表达“我相信中国经济转轨会成功”，至于为什么会成功？里面并没有提供有意义的论述和数据。我非常简单明了地反驳，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会复苏，基于以下四点：

1. 除房地产外，传统行业已经度过最剧烈冲击期，进入”现金流安全”周期

2. 周期性行业动力已经从基建转向全球，不受国内市场影响

3. 新兴产业内卷将成功将产能转化全球份额

4. 中国企业走出去会很顺利，所以国内产能可以转化为全球竞争力

我一个一个来说。

一、传统行业远未见底

首先“除房地产”这个话就比较轻佻，房地产不只是房地产领域，还包括装饰装修、水泥、玻璃、建筑用钢等一系列领域。到2025年，依然占全国GDP份额的25%左右。这一大块领域还在持续下滑中，这已经是“传统行业”不可承受之痛。

上述领域总计囊括超过1亿劳动力，也是不可替代的就业来源。

但除此之外？中国其他传统行业见底了？「小陆师傅」举出的是旅游和电影，但我觉得这两个领域的代表性很低。

首先是教育领域，中国从2018年开始新生人口大幅下跌，到现在已经8年，教育行业萎缩蔓延到小学，随后会快速向中学和大学蔓延，这是一股几乎不可逆的潮流。从幼儿园到大学，囊括就业人口月2400万人，20年内30%的就业人口恐将失业。与人口相关的领域还包括婴幼儿产业、奶粉用品等，都会受到人口冲击。

传统线下零售叠加商业地产领域，在城市化进入晚期叠加电商冲击的情况下，商场、门店关停和业态改造也已经大规模铺开，甚至冲击省会城市。

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同样受到冲击，2025年，中国服装成衣出口2025年下跌2.4%，鞋类出口下跌7.1%，传统玩具受美国关税影响冲击很大，加剧前三季度下跌4.6%。以上领域都是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在大规模转移至东南亚和印度的过程中，就业人口整体也在3000万左右。

还没有结束，手机产量下半年各月下跌都超过5%，到年末甚至到双位数。传统燃油车全年下跌30%。这些都是前几年通过消费刺激提前透支消费能力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蔓延到了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国内1月销量同比下降达到18.9%。

在什么意义上传统行业见底，进入“现金流安全”周期呢？

二、周期性行业当然饱受国内产能过剩之苦

这个领域技术性比较强，简单说就是铜和铝的需求从国内基建转向全球服务器和电网风光电，不受国内影响。

首先铜是否已经偏向电气化？可能不能高估这个数值，以美国为例，USGS 引用铜业协会口径，铜及合金用途里“建筑施工”仍是最大项（约42%），电气电子约23%，交通约18%。被新动能单独接管不是这里发生的全貌。

其次2025年铜价大涨有现货供给、库存、金融市场因素，并不能简单认为铜铝将走向一个长期上涨趋势。最重要的，就算全球铜铝价格持续上涨，这和中国经济有什么关系呢？

1）铜铝及制品出口面临外贸壁垒

美国Section 232（国安名义）钢铝关税上调到 50%：2025-06-04 起生效，属于跨品类、跨国别的硬杠杆；对中国钢铝出口的边际抑制很直接；Section 301（对华）把部分钢铝产品加到25%（可与 232 叠加）；钢铁类品项长期存在大量 AD/CVD 命令，企业即便绕开 232/301，仍可能被品类级别的税率锁死。美国市场铝制品面临三重壁垒。

欧盟则是更加技术性的壁垒，2026年01月對中國「熔融氧化鋁（fused alumina）」加徵約88.7%–110.6%反傾銷稅。2026年引入的CBAM definitive regime碳税也会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

南方市场一样，2025年起，墨西哥对来自未签署自贸协定国家（主要是中国）的铝产品征收最高达35%的关税，对铜产品征收最高达 50% 的关税。印度采BIS强制认证，中国企业很难获得，2025年3月，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铝箔征收了反倾销税。印尼据称也会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征收22%的保护性关税，理由是进口激增损害了本土产业。越南工贸部在2024年9月就发布决定，将对中国铝型材的反倾销税延长5年，税率范围为2.85%至35.58%。

土耳其和巴西同样。所以这个铜铝产品借电力和服务器需求卷死全球的故事，远没有想象中美妙。

2）铜铝产品出口有限

简单来说，中国半成品铝出口占总产能14.4%，成品铝占12.4%。未锻造铜和铜占11%左右。

这些领域没有超大规模出口的基础，基本供应还是国内市场。

3）铜铝价格上涨不是福音，反而吞噬企业利润

铜铝价格上涨，等于铜铝行业繁荣？其实恰恰相反，假设我是生产铜杆线材的厂商，铜价上涨，但因为国内内卷，我的铜杆出售价格可能无法提高，那么高铜价不过是吃掉我自己的加工费和利润。

这不是经济学推演，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2024年铜价大幅上涨，国内銅杆行業一度出现负加工费，6μm鋰電銅箔加工費均值明显下滑。铝业同样如此，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从2013年起就是问题直到现在。

三、新兴产业不能顺利转化为全球份额

这没有那么容易，欧美的壁垒就不谈了，就算是南方市场，中国新兴产业也不是畅通无阻。

1）新能源汽车领域

关税壁垒：

土耳其：

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40%的额外关税，使其面临极高的进口成本。此外，土耳其还出台了针对中国汽车的严苛售后服务网点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准入门槛。

巴西：

正在逐步恢复和提高电动汽车进口税。自2024年1月起恢复征税，税率将逐年递增，计划到2026年7月全面提高至35%。与此同时，享受零关税进口的配额正在逐年减少。

墨西哥：

在美国的施压下，墨西哥已宣布将对未在与其签订自贸协定国家（主要针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50%的关税（部分措施预计2026年生效）。

南非：

对电动汽车征收25%的进口关税，这一税率甚至高于传统燃油车（18%），且近期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了15%的关税，显著推高了整车成本。

印度：

维持极高的整车进口关税（70%-100%），除非承诺在当地设厂投资（如最新的电动车新政），否则难以直接通过贸易进入市场。

非关税壁垒

印尼：

实施严格的本地含金量要求（TKDN）。只有承诺在当地建厂并达到一定国产化率（如40%-60%）的企业，才能享受进口关税豁免或补贴。

本地化生产挂钩：

巴西、泰国、印度等国均将税收优惠与“本地设厂”强行绑定，迫使中国车企从“产品出海”转向“产能出海”。

2）光伏领域

关税壁垒

巴西：

2024年起，巴西取消了原本针对光伏组件的免税政策，将进口关税提高至25%，并设立了逐渐缩减的免税配额。

南非：

2024年6月引入了10%的光伏面板进口关税，旨在刺激本地制造业，尽管短期内导致了安装成本上升。

土耳其：

长期对中国光伏组件实施反倾销措施，并对光伏玻璃、接线盒、边框等配套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高额关税。

美国“借道”打击（东南亚）：

美国对东南亚四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的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实际上打击了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海外产能。

非关税壁垒

印度（最典型）：

ALMM清单（型号和制造商批准清单）：只有进入该“白名单”的企业才能参与政府资助项目，而中国企业长期被排除在外。

BCD关税：除了非关税壁垒，印度还征收40%的基本关税（BCD）。

印尼：

对光伏项目实施严格的TKDN（本地含量）规则，要求在政府项目中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国产组件，这限制了全进口组件的市场空间。

3）风电领域

关税与贸易救济

巴西：

针对风力涡轮机及其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已上调（部分产品税率约为11.2%），并逐步取消此前的免税政策，以保护国内风机产业链。

土耳其：

针对风电塔筒等钢结构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保护本国钢铁和加工产业。

欧盟/美国的长臂管辖：

尽管不是“南方市场”，但欧美对中国风电的反补贴调查正在向全球扩散，影响了中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融资和竞标。

非关税壁垒

印度：

实施RLMM/ALMM（风电型号认证清单）机制。类似于光伏，要求风机型号必须通过印度国家风能研究所（NIWE）的认证，且关键部件（如轮毂、机舱）必须在印度设有制造设施才能获批。

供应链审查： 部分国家开始在招标中引入非价格因素（如供应链韧性、碳足迹），变相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准入难度。

新能源已经是中国出口最成功的领域，现有出口额占2025年全年产量的16.25%。但因为中国车厂平均产能利用率已经降低到50%左右。那么出口占产能比为8.12%。如果要讲产能利用率提升至合理的80%。出口额必须在现有基础上上涨3.69倍，这真的可能吗？

四、中国工业海啸只会全球建厂，而非从中国出口

现在所有吹中国经济会好的人，都有一个无法证明的，一厢情愿的假设：中国的产能过剩将转化为低价优势并卷遍全球，兑换为中国的巨大市场份额。

持有这个想法的人，难道没看到吗？全球已进入“安全主导型重商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效率让位于供应链安全，自由贸易让位于本地化生产。不管是安全原因，还是就业等经济民粹主义原因。全世界到底哪个市场可以任由中国企业倾销？

在美国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和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的产业链武器化的三重压力下，到底哪个主要国家市场会任由其本身成为中国的倾销地？真的靠军队打开市场吗？上面各个南方国家都全方位遏制中国产能过剩，已经说明问题，这个趋势只会越来越紧。

而且，在美国与印度达成贸易谅解的情况下，印度以18%的关税重新成为印太的关税洼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税差普遍扩大到20%。不管是服务于南方国家本地市场，或是以南方国家作为出口基地，中国企业都大有海外产能布局的可能。

比亚迪已经成为“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建厂”的典型，在匈牙利、在土耳其、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尼。比亚迪未来服务于海外市场的产能，都会在海外而非国内。那么其利税也就业，都是服务于目的地国，而不是中国。

这样的布局未来恐成为常态，而非从中国出口。妄想中国工业能力从中国以出口形式席卷全球，是中国经济乐观主义者最后的幻梦。

五、最后的话

我不能说「小陆师傅」的文章不用心，至少找那么些图挺唬人的。但对于任何有基本经济分析能力的人，那篇文章本身的不清晰和偏颇是一目了然的。里面没有总量对比，没有机制分析，只有大而化之的模式描述和不贴切的例子。

里面的经济主张和实际情况漏洞百出。所以我说，那篇文章只是表达对中国经济的“信念”，至多表达了“希望中国经济好”，而远远不到“中国经济可以好”。

但这样的文章居然在X上博得满堂彩，只说明大多受众并没有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和素养。未来这样的分析，就算信不过自媒体人，还是以大媒体和国际投行的预测分析，以IMF和世界银行的分析为主吧。

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对经济问题的理解能力，无论是唱衰的还是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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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如果台海戰事發生，台灣在野力量質疑執政黨合法性，用立法權、地方政權、公投進行挑戰，並與中國率先接觸，並中國聯合印尼、巴西、南非、馬來西亞、俄羅斯甚至歐洲國家承認該在野力量的談判合法性。台灣能如何反制？

這裡的挑戰不是戰爭與經濟能力，也不是社會韌性，而是另一條技術性戰場——合法性之戰。挑戰來自兩點，即“內構合法性”，即掌握軍事和外交的行政權之合法性根基，與“輸入合法性”，內政延伸的外交產生的國際社會承認問題。烏克蘭在戰爭中數次被俄羅斯質疑合法性，好在主要大國均支持澤連斯基政府，解決了“輸入合法性問題”，國內反對黨也認可政府合法性，為戰時無法舉行大選辯護，沒有“內構合法性”危機，尚能維持穩定。

台灣尚不具備正常國家地位，也缺乏烏克蘭的歐盟環境，在“輸入合法性”領域天然弱於烏克蘭，且現在戰端未起，國內在野力量已經開始炒作政府合法性危機，並已經癱瘓終極憲政機關——憲法法院。在實際戰爭尚未打響的時候，“合法性戰”已經開始。

我們可以進入這個極具破壞性卻往往被忽視的概念——“替代性權威”（Alternative Authority）。這並非指傳統的武裝政變或流亡政府，而是一種生長在現行民主體制內部、利用制度縫隙與政治話語構建出的“第二權力中心”。當外部軍事壓力與內部政治分裂交織時，這種權威形式可能成為瓦解台灣憲政防禦體系的關鍵變量。

而現在愈發被認為是入侵臺灣的最可行路徑，即圍堵換取投降，也與這個風險高度相關。

一、替代性權威：形式合憲的平行權威

三權分立的台灣，行政權握有國防與外交的實質權力。但“合法性戰”的危機，就是在行政權外出現“替代性權威”。在握有三軍統帥權的總統，和負責國家行政的行政院外。通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話語包裝與制度操作，逐步將自己塑造成“真正能代表台灣人民”、“真正能解決兩岸危機”的權威來源。

這種權威的運作的邏輯可以具有高度的隱蔽性與雙重性。對內，在“內構合法性”方面，它並不直接宣佈接管政府，而是通過“監督”的名義，要求行政權必須配合其意志，甚至在實質上從屬化；對外，在“輸入合法性方面”，特別是在面對中共的統戰或軍事壓力時，它則自居為“可以代表台灣進行談判的主體”。真正的危機就在這個位置上醖釀了。

“替代性權威”的形成，絕非一夜之間的突變，而是通過政治學中所稱的“監督式半民主顛覆”（Supervisory Semi-Authoritarian Subversion）或“憲政硬球”（Constitutional Hardball）逐步實現的 。其運作模式具有以下三個顯著特徵，這是“內構合法性”的部分：

首先是名義正當性的構建。這種顛覆行為不會直接廢除選舉或宣佈獨裁，而是高舉“強化國會監督”、“反貪腐”、“反獨裁”的道德大旗。通過將執政當局描繪成“不受制衡的怪獸”，在野勢力得以佔據道德制高點，賦予其激進手段以“民主自衛”的假象，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通過“民調”和網絡空戰，炒作各種“公投”議題瓦解對憲政體制信心。再通過“疑美論”或“民主懷疑論”或“中共強大論”等瓦解對台灣主體道路的信心，讓相當數量民眾對2016年後的國家路線和國家結構持徹底否定態度。

其次是制度性的掏空。其手段不是推翻機構，而是通過預算凍結、預算重划、選舉制度調整、無休止的聽證調查、人事否決等“合法”程序，逐漸將原有的權力中心（行政院/總統）空心化 。2024年推動的“國會改革五法”即為典型案例，其後癱瘓憲法法院，重塑預算選舉程序等。這實際上是一種“以監督之名行柔性改憲之實”的操作，在未來產生制度內對行政權的更多否決點。

令人擔憂的是，前兩步都不是學理探討，而是在台灣已經實際在進行的政治議程。當然不可將現有政治議程等同於在為投降中共做準備，其根本動機可以是對國家權力的爭鬥。

最後一步是權力的轉移與重塑。這種機制最終將“國家路線”的解釋權與“民意”的代表權，重新集中在另一個權威載體上——例如國會多數黨團、某種跨黨派的“國是會議”或所謂的“和平委員會”。在這個新載體中，憲法賦予行政部門的決策權被實質性地剝奪了，只要民眾和程序對實質性行政權的信心足夠小，並進行程序性癱瘓，在危機時，接受“替代性權威”將會變得很容易。

我不是台灣憲政專家，台灣獨特的半總統制與憲政體制，以及當下的朝小野大實際困境，其中蘊含大量“替代性權威”危機，需要大量技術性手段解決。我會更專注於“輸入合法性”部分。

二、台灣獨特的“輸入合法性”環境

台灣因為面對中共環境，在面對戰爭時很難自我維持，這點與烏克蘭是類似的。我們審視烏克蘭的“輸入合法性”，說實話，聯合國與其他建交國家的支持在其中微乎其微。真正為其“輸入合法性”的是以下幾個主體，這些主體都值得台灣思考。

威脅攸關方：波蘭、波羅的海國家、摩爾多瓦、芬蘭等。這些國家與烏克蘭同樣面對俄羅斯軍事威脅，因此幾乎無條件支持強硬對俄的澤連斯基政府。

攸關方平台：這是台灣與烏克蘭最不同的地方。上述威脅攸關方背靠歐盟和北約這兩個大的國際平台，讓他們的關切很容易上升為歐盟和北約的集體關切，故而可以用少數攸關國家撬動大的政治平台為烏克蘭提供合法性。

地緣政治方：這是國際政治的主導國家集體，從單個國家而言，主要就是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從平台上而言，是G7這個國際平台一直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主要歐洲國家如果依然是傳統中左或中右翼執政，則能夠維持這樣的支持強度。但右翼政府，例如美國和意大利，在支持烏克蘭問題上顯然與其他國家擁有差異。

以上三個方面，台灣同樣具備，但總體較弱，威脅攸關方是日本與菲律賓，攸關方平台有美日韓同盟，美日菲同盟。更鬆散的平台有印太QUAD框架等，但QUAD中的印度有倒向中俄進行平衡的危機。地緣政治上，台灣主要依靠美日，這一點也比烏克蘭的支持要弱。

但最值得關注的是，中共調動“輸入合法性”支持“替代性權威”的能力，要遠遠強於俄羅斯。中共一直致力於重塑“誰能代表台灣”的國際與兩岸政治認知。通過在平時建立“副軌”，在戰時利用“全球南方”的承認機制，這已經不是未來的威脅。

中共對台工作的核心邏輯，近年來已從廣泛接觸轉變為極具針對性的“二分法策略”。北京基本切斷了與民進黨政府的所有官方溝通渠道，將其定性為“台獨分裂勢力”拒不往來。與此同時，中共積極建立與國民黨、民眾黨等在野勢力的溝通管道，邀請其重量級人物、立委訪問中國，並給予高規格接待。

這種策略在台灣內部製造了一種致命的政治不對稱：執政黨雖擁有憲法賦予的談判權，卻無談判門票；而在野黨雖無執政權，卻手握通往北京的“獨家鑰匙”。這使得在野勢力一直對內宣傳：“執政黨讓兩岸走到絕路，只有我們還能跟對岸溝通，為台灣爭取和平”。在北京的敘事中，這些在野力量被塑造成“台灣主流民意代表”或“和平力量”，從而在外交與兩岸層面，賦予了替代性權威一種“被對手認證的合法性”。在這裡“輸入合法性”與內構的“名義正當性的構建”並軌。

除了名義上的接觸外，外交“副軌”也早就建立期來了。從“國共論壇”到“雙城論壇”，以及各類縣市長赴中籤署的合作備忘錄，這些平台在平時被視為功能性的交流管道。然而，在憲政意義上，它們在台灣內部本來就有陸委會這一個非外交的特殊路徑，很多時候也會繞過台北中央政府進行“政治走私”。這些看似層級不高的交流，實則是為危機時刻預鋪的軌道。一旦台海爆發衝突，中共可以迅速將這些“副軌”抬升為“主軌”，宣稱這些平台達成的“共識”或“共同倡議”才是兩岸解決爭端的政治基礎。

基於副軌，接下來如果各類“共同聲明”或“和平建言”頻繁出現，雖然在台灣國內法上不具效力，但在北京的國際宣傳中，會被反復引用為“台灣內部重要政治力量已做出的承諾”。這種操作成功地在國際輿論場中製造了“台灣已同意某種和平安排”的假象，削弱了憲法政府堅持抵抗的正當性。

而最令人憂慮的是，這種由中共主導的“替代性權威”構建，在國際社會中並未遭到徹底的封堵，反而存在巨大的灰色空間。雖然美國、日本等民主國家在原則上只承認民選政府，但在實務操作中，對於在野黨與北京的接觸多采取“不干涉、不一一否認”的態度，美國AIT也長期保持對在野黨的交流，時常被誤讀為認可在野黨權威。這種外交上的模糊，在平時是保留彈性，但在戰時可能成為致命漏洞。若北京宣稱已與“台灣國會和平代表團”達成停火協議，西方國家在缺乏明確預案的情況下，可能會因為渴望避免戰爭升級而動搖，對“誰才是真正代表”產生猶豫。

如果說西方國家還會顧及民主程序，那麼在廣大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中共則準備了一套更為冷酷現實的“有效統治”敘事。這是替代性權威在國際上獲得立足點的關鍵路徑。在戰爭爆發時，中國將利用聯合國2758號決議，在國際法上將台海衝突定義為“中國內戰”或“平定分離主義叛亂”。在此框架下，支持抵抗的執政黨政府被定性為“破壞地區穩定的麻煩製造者”，而主張談判的在野力量（替代性權威）則被包裝為“理性的穩定力量” 。

對於巴西、印尼、南非等國而言，他們關心的往往不是民主法理，而是“誰能維持穩定”以及“誰擁有有效統治”。如果戰時反流亡的執政黨政府被迫轉入地下或山區，而由反對黨控制的立法院或“和平政府”留在台北維持官僚體系運作，這些國家極可能為了經貿利益與撤僑便利，選擇承認留在台北的政權，或早在此之前，表達對反對黨路線的認可和接納。中共可以用“反對黨有效統治”拉攏的範圍，包括“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的所有關鍵國家，也能相對輕易在聯合國大會環節以傳統亞非拉友邦發起一場懸殊的投票。在這個局面中，最關鍵的玩家恐怕是東盟，東盟大國中幾乎只剩菲律賓會對中國侵台表示反對（如果杜特爾特家族執政則更危險）。新加坡和越南可能維持中立，而其他國家恐怕都會支持中國。中國已經過了只有數量龐大但無影響力的亞非拉窮國支持的地步，中國能獲得的國際支持，雖然很難包括G7集團國家，但也已經足以形成不可忽視的國際力量。

三、台灣的“輸入合法性”防禦

面對中共試圖利用“內政與外交合一”的手法來塑造替代性權威，這形同一種“合法性戰”的灰域作戰。台灣的防禦策略不能僅停留在被動的澄清，而必須主動划定邊界，在民主程序內削減灰域範圍。

反制替代性權威，解決“輸入合法性”的第一步，是向國際社會清晰地划定“誰有權代表台灣”的法律紅線。這不僅僅是內政問題，更是外交承認的基礎。首先是《兩岸條例》的國際化應用：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3條規定，任何涉及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政治協議，必須經過“行政院提出、立法院雙重高門檻同意、全國公投”的嚴苛程序。

台灣外交部門應將這一條文轉化為對外的“標準說明書”，未來涉及非公民的角色，如中央和地方立法委員、各黨派人員、相關政府組織人員，凡涉及“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言論，均需要由外交部和陸委會出現予以糾正，不可以讓“副軌”外交的各種討論習慣成自然。通過不斷強化邊界，禁止政治人物和外國代理人越過苛刻條件談論重大主權問題。

其二是堵住法律的灰色漏洞，針對中共利用“黨對黨”平台或“地方合作”製造的模糊空間，台灣需要在法律上明確黨派和地方合作的硬邊界。立法填補“政治協議”的定義漏洞：目前對於何謂“政治議題”定義尚顯模糊，給了在野勢力操作空間。未來應考慮修法或通過行政解釋，明確規定凡涉及“終止敵對狀態”、“設立和平區”、“限制軍事部署”等內容的簽署文件，無論其名稱是“備忘錄”、“共同倡議”還是“共識”，一律視為政治協議，受第5-3條管制。

其三是不只有兵推，也需要有”外交推”，台灣畢竟沒有歐盟與G7的平台，面臨突發性的國際外交態勢，缺乏快速應變的機制。通過不斷的“外交推”，建立外交預案，並找到當前體系的漏洞。例如對於美國、日本及歐盟等民主盟友，台灣的外交重點應從單純的尋求支持，轉向確立一套戰時的明確“承認規則”（Rules of Recognition）。

預先溝通“唯一對口”原則：在平時，台灣應與美日歐達成外交默契甚至簽署行政協定，明確各方在台海危機中，僅承認“經由最近一次自由公正選舉產生之總統及其授權行政團隊”為唯一合法代表。否定“脅迫下的合法性”：參照國際法上的“史汀生主義”（不承認武力造成的領土變遷），推動盟友發表聲明：任何在武力威脅、軍事封鎖或佔領狀態下成立的“過渡政府”、“特別行政區”或“和平委員會”，皆視為傀儡政權，不予外交承認，不予接收其簽署的任何法律文件。“唯一代表”的排他性認證：針對在野黨可能派出的“國會和平代表團”，需促請盟友在外交禮遇上將其嚴格限制為“非官方政黨交流”，拒絕給予其任何暗示具有國家代表權的待遇，防止北京利用模糊空間製造“雙重代表”的假象 。

最後，對於印尼、巴西、印度等可能傾向於“有效統治”而非“民主法理”的國家，必須強化供應鏈穩定性和政治代表的技術性聯繫。利用台灣在半導體與關鍵零組件上的優勢，與關鍵國家簽署供應保障協定，並在其中植入“政治安全性條款”。明確規定若台灣因非憲法程序的政權更迭導致技術外流或控制權變更，原有的專利授權與供應鏈合作將自動終止或觸發制裁。這實際上是告訴全球南方：只有維持現有的民主合法政府，你們的供應鏈才是安全的。

一篇文章不可能窮舉所有可做的事項，只能列舉示例的路徑。“合法性戰”千頭萬緒，但值得作為專門領域予以準備。

四、民意作為上述問題的根基

一切憲政與外交的攻防，最終都必須回到民主體制的根本——民意。在“替代性權威”的構建工程中，民意不僅是被爭奪的對象，更是其正當性的核心來源。在野勢力之所以敢於挑戰掌握行政權的總統，正是因為他們自信能通過特定的議題操作與制度工具，動員出一股“渴望和平、厭惡戰爭”的強大民意，以此壓倒“抗中保台”的傳統敘事。

且在當前政治極化的環境下，訴求政治合作基本已經陷入死局。唯有決定性民意才可以完成上述提及的從修法到行政操作的所有事項。其中不少關鍵內容甚至要依靠公投，當然，公投也會成為”替代性權威”的自我賦權手段，所以“公投戰”作為“合法性戰”的一個關鍵，幾乎不可避免。

在野勢力深知，單純依靠立法院的席次優勢，容易被攻擊為“少數政客的密室操作”。因此，他們積極推動將兩岸與和平議題訴諸公投。若能成功發動並通過所謂的“和平公投”或“反戰公投”，在野黨便能宣稱自己握有“高於一次總統大選”的最新、最直接民意 。這種“直接民主”的授權，將賦予國會多數極其強大的道德與政治資本，使其有底氣要求總統“服從人民的最新指令”，從而在實質上架空總統的國防外交權。

在到達“和平公投”前，一定還會存在一些鋪墊性的公投，例如“反對挑釁中國公投”等，而這些公投，都會形成上述某種“制度性的掏空”。面對“公投戰”，台灣既有認知結構中的風險，例如“反戰”與“投降”的混同，“和平”與“挑釁”的錯誤二元架構，南北差異，認知作戰等，都會成為台灣社會面對的系統性問題。

但雖然民意存在上述風險，但它既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例如是否能像烏克蘭一樣，通過在開戰時解散親俄政黨一樣的法律，需要異常強大的民意支持。同時，民意也是遏制替代性權威的最後一道防火牆。當憲政體制內的制衡失效，立法院被反台勢力控制並試圖通過“投降決議”時，台灣活躍的公民社會（如太陽花世代、民防組織）才會成為“第二軌合法性”。如同2014年太陽花運動阻擋服貿協議一樣，大規模的群眾佔領與抗議，能夠以具象化的“肉身”對抗國會的“法條”，向國際社會傳遞出“國會決議不代表台灣人民”的強烈信號。這種由下而上的民主韌性，是替代性權威最忌憚的力量，也是台灣在憲政崩壞邊緣自我修復的最後機制。

這場關於“合法性”的爭奪戰，將決定在危機時刻，台灣是走向內部瓦解的妥協，還是凝聚出超越黨派的抵抗意志。除了政治技術性操作外，民意依然是最終極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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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今天看到龙应台在柴静节目上的谈话，这个采访看得我如坐针毡。有些话不吐不快。当然，我都以最大的善意来设想龙应台，不揣测她任何的投降倾向和怨气。

我们今天谈的问题，是以2030年前遏制台海冲突作为目标。如果时间尺度是100年，我们甚至可以想从设计少儿绘本开始，甚至发明一门新的语言，但如果是2030年，问题就开始有了实感。

一、需要放弃的诸种幻想

龙应台是好的文学家，但绝对不是好的政治家。以2030年为限，有很多幻想是一定要放弃的。

A 反战论调无意义

不管用焦土或什么词汇修辞，面向大规模公众的反战呼告都不会有意义。

对政治家而言，战争是终极政治手段，如果走到那一步，人命和良知绝对不是政治家的优先考虑；对公众而言，绝大多数人并不上战场，战争的残酷与一般公众无关，甚至战果还会被当作其国家主义实现的燃料，一般公众不具备反战的基本情感结构，这几乎被俄罗斯美国以色列等反覆印证；甚至对作战士兵，现在早已经过了冷兵器时代，甚至过了近距离攻击时代。乌克兰战场80%的伤亡由无人机造成，对于一个无人机操作员，血腥味和战场离他太远，一切就像电子游戏。更不必说空军和火箭军，在视距之外，人的死活更是脱离了基本感官，现在技术军人并无“杀人”的压力。

2025年，还认为战争的残酷可以作为“和平”的根基，确实太幼稚了。

B 不分彼此的身份替代无意义

龙应台高尚地不做敌我划分，也不做族群国别划分，而是做文明与不文明的划分，甚至可做民主与不民主的划分，支持政权与不支持政权的划分。这当然又是一个漂亮的概念游戏。可惜这也不会有用。政治代表性不是任意的，每个人都不是在真空中面对政治概念。当我们主张一个政治划分和身份时，其基础就是其与其他身份叙事的竞争。

为何女性主义与男权如此吸引人，为何民族主义排外如此直觉，为何底层叙事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因为这些划分与身份叙事直白可感。如果我们炮制一个政治概念为吸引少数精英，那怎么玩都行。如果这是一个需要进入巨大政治场域的概念。我不认为龙应台的提出的区分可以在言论市场中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竞争。其实很丧气的想，中共从89后过去快40年，就算在中国人内部，以支持中共与否划分人群都无法做到，无法形成决定性共识。

恨意尚且无法，文明民主谈何容易？

最可能的情况是，一个小青年，在听到龙应台的呼号时深以为然，觉得自己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彻底去魅，从此要以文明为划分。第二天遭遇一个“辱华”事件，又觉得只有中华大国才能捍卫每个人的尊严。现代人的认识高度不稳定且流动，自我矛盾是常态。连民族主义都可能与民粹主义火星撞地球。一些纯粹知识分子的视野怎么可能对真实世界产生根本影响？

C 对中国民众喊话无意义

龙应台与罗世宏都提到以文明感染中国民众，龙应台话里话外还有加强民间交流的意味。中国每年赴日旅行人次超过2000万，但随便刷刷小红书，就知道里面很多人在日本非但没有对中国产生反省，不过是加深他们的偏见。有色眼镜一旦戴上，真实体验未必可以穿透网络环境的层层壁障。

中国是一个网民人数9亿，互联网舆论竞争最白热化的区域之一，在这个区域内，能获得流量就不容易，更遑论这个流量本身可以携带复杂的思辨和说理？认为可以在短期内通过某个媒体行为改变中国民众民意，这实在是太小看互联网舆论的复杂与难度。这种想法被MCN从业者知道，恐怕要笑掉大牙。

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容易真的会高估自己的影响力，设想自己可以改变潮水的方向。但我想泼冷水，龙应台连2300万台湾人，连台湾公共舆论都无法改变。到底是如何想象自己可以改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的舆论呢？国家机器为了主导舆论，花了多少人，多少钱，多少设备，部署了多少AI，背后又有多少警察在恫吓抓捕。这怎么可能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知识分子可以在5年内改变的呢？

所以关于和平，如果还在设想影响中国民众，这个思路恐可休矣。

二、台湾谈和平，攻势还是守势？

很多台湾知识分子认为军事力量悬殊，仅作军事准备恐无法与中共对抗。所以谈及“和平”似乎四两拨千斤，可以和中共高层谈，也可以和中国人民谈。思想比子弹更有效。

视野何其狭隘！在他们还在设想要向中国喊话“和平”的时候，中国早就在向台湾人喊话“统一”，喊话“战争”了。不只战争有攻防，舆论难道无攻防？中共船坚炮利，战争上有优势，难道舆论战没有？当台湾年轻人捧着抖音，刷着小红书，看着统战网红在中国的行程。再海量接受关于台湾的民主低质论，疑美论，台湾独裁论。在这个背景和时间下，难道台湾还有余裕向中国发起舆论攻势，一改中国民心，保台湾和平？

言论、思想、观念，确实比武器更有弹性空间，更可能四两拨千斤。但我真的认为，如果现在有一群人需要向他们喊话“和平”，让他们知道和平的代价和路径，这一定是针对2300万台湾人。台湾尚存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且有成规模的本土意识与尚存的民主信心。在这个情况下不把功夫花在台湾内部共识上，不花在遏制民主怀疑论，遏制那种认为被中共统一日常生活不会改变的侥幸，遏制那种投降论上。为何要突然转向有GFW，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

龙应台在节目里惊呼，恐怕台湾未战先进入紧急状态。我虽然不主张过度反应，也主张合法程序与民主原则一定是底限。但审视现在台湾的政治情势以及诸多民调（最近一份民调显示不愿意在可能的战争中保卫台湾的民众人数快速上升，已经超过愿意保卫的人数。同一民调中询问民众认为「哪一种做法比较能够维护台湾安全、避免两岸战争」，结果显示58.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恢复两岸政府的谈判与放宽民间交流），难道现在不到需要扭转岛内民意的时候吗？

说到这里真是讽刺，龙应台在采访中一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牺牲精神，认为自己又一次以身犯险，提出逆民意的关键看法，殊不知这次结结实实的与蓝白民粹主义站在了一起。龙应台可以不必那么担心自己。

既然说到两岸政府谈判。我们就进入这个最扑朔迷离的领域。

三、政治上谈和平

剩下最后的选项，台湾和谁谈和平，自然是可以和中共谈。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中共当然可能与台湾就台海问题一谈。但在和中共的谈判桌上，什么东西可以争取和平？反战？文明？我想就算是龙应台，也不可能有此幻想。

我们进入到和中国谈和平真正有意义的讨论，不是那些道德高调，而是赤裸的现实，是真正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我接下来写一系列的文章一一和大家探讨，现在权当抛砖引玉，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在下面我们探讨。

1. 中共真的有迫切性，想收复台湾吗?（合法性问题，成本问题）

2. 在现在台海的局势上，民进党、中共、美国形成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动力？

3. 九二共识可以是台湾和中国谈判的底线共识和基础吗？什么是九二共识？

4. 最大的可能“维持现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现状有多大的弹性？

5. 台湾如何可以和中共谈和平？台面上的牌是什么？

6. 什么是一国两制，台湾和香港处境有何不同？台湾用制度换和平可行吗？制度上会有多大改变？有几重后退空间？

这才是如果和中国谈和平，真正要考虑的问题。当然，我依然认为迫切的问题，是华人公民社会一起回到舆论守势上，帮助台湾在内部不是谈和平，而是谈中国，谈两岸。避免产生幻想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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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说：没有比不欺骗自己更困难的事情。此言不假。如果我要接一句，我要说，没有比“愿意相信之事”更易自欺之物。于朦胧是意外坠楼吗？是自杀吗？是涉及高官的阴谋吗？

用一句网络揶揄的话语，但在这里却恰如其分：抛开事实不谈，你更愿意相信哪一个？

这句话确实特别值得问，我在之前的「新世界」节目里就说，其实人人都是情感先于理性，关键在是否自知。如果自知，则会为自己的情感寻找事实、全面的事实、融贯的道理用于佐证，可以为自己寻找不自欺的空间。如果不自知，这恐怕就是自欺的源泉了。

这个话题，在于朦胧事件下恰可一谈。于朦胧坠楼死亡，全网哗然，但因为中国缺乏基本社会透明度，也没有独立媒体可以探查真相，让此事扑朔迷离。最后导致此事竟然成为最近国家级的大丑闻，甚至牵连政治局常委等级的猜测。这当然存在可能性。我没有任何意愿接受官方说法，况且官方现在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但我们是否应该把网络猜忌当作事实前提接受下来？我们是否能接受现在事情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在面对：官方删贴为高官掩盖真相？

一、「国家删贴，所以阴谋论正确」是非常轻率的

在于朦胧事件中，国家确实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络处理，力度空前。网信办以整治“娱乐新闻”为名大范围约谈UC，小红书，微博，抖音实属罕见。网上删贴力度空前，这些都是“事实”。

很多人据此认为，国家肯定有一个巨大的事情要遮掩，才会如此删贴。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猜测，但这是个可靠的推论吗？

我想在网上经营过自己频道或发过贴的人应该都经历过，在评论区遭遇造谣中伤或纠缠，在你删贴后。对方以“删贴”为基础，推论：你删除我的回复，代表我的回复必然戳到你的痛点，说明我的回复是真的。这在互联网上是常见又寻常的诡辩。当然个人删贴和国家删贴不同，个人在自己频道删除他人内容，不涉及侵犯“言论自由”。而国家是不应该对国家监督内容一删了之的。这在中国当然是家常便饭了。

但这是否代表国家大规模删除的事情其实都是真的？当然不是。国家删除行为本身是行政权滥用，不反证其删除行为都是为了掩盖社会真相，大量被删言论确实是造谣（我再强调，涉及国家监督言论即便造谣，也不该删除了事）。以删除证明真实，中间缺乏合理联系。

且这种事存在自我强化，越是认为删除就是掩盖，因而大家开始接力转发，引发舆论继续扩大，国家越是删得厉害。这导致民间进一步的扩散冲动，国家进一步强化删除。这种“转发争夺战”在中国发生太多次了，例如2022年的“四月之声”。这本身是值得分析的互联网传播学案例，但国家不管强化的删除，并不反证被删之事一定为真。

网信办删除不能反证事件为真，这本应该是常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值得分辨。

二、猜测与反猜测

当然，我决不主张民间自我限制，要以法庭证据做自己的真实性要求。网络删除现象单一无法证明，但如果有三五旁证组合，大可证明一个猜测的真实性了。

于朦胧事件也有这样的旁证，但这些旁证真的组合成证据链了吗？例如5楼纱窗破坏代表他被推下楼？仔细想想，如果一间屋内众人合力要置人与死地。如果窗户有紧闭的纱窗，有多大可能选择破坏纱窗把人推下？当然可以猜测先已经杀死于朦胧，再拙劣得情急破坏纱窗，将其抛下制造坠楼。这听上去很合理对吧？但关键是，这个猜测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能否分清一个猜测和事实的区别？

另外于朦胧谋杀说的证据来源于当晚的人员名单（里面已经有两人被传是蔡奇的私生子）。但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如果这份名单真实，这一定是与其关系非常熟悉的人，甚至当晚参与者的吹哨人行为。那么这位关系如此接近的吹哨人都给出了完整名单，为何没有给出其他的任何信息呢？

那反过来，如果这份名单不为真，那么权贵猜测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内地作家鲁班列出的14大疑点：

1. 年輕帥氣且發展良好的人怎麽會突然毫無徵兆的跳樓？

2. 為什麼是去朋友家跳樓？

3. 為什麼跳樓選個有可能不會致死的5樓？

4. 據說是頭朝地、明顯是被扔出去的而不是跳下去的？

5. 為什麽監控偏偏那天沒電了？

6. 為什麽跳樓第二天還接了商演？

7. 為什麽之前從無輕生跡象和言論？

8. 為什麽窗戶上有明顯的抓痕？為什麽鐵絲網是被剪開的？

9. 為什麽要輕生會沒給單親老母親留遺言？

10. 為什麽口袋有兩塊朋友的勞力士？

11. 為什麽他的手機不被查？

12. 為什麽跳樓前和他喝酒的那一桌朋友不被查？

13. 為什麽那麽快就下結論是跳樓？

14. 為什麽熱搜很快就沒有了？

平心而论，这里面真的给出了决定性的疑点吗？其中的9、10都不是可以确定的事实，而11、12也没有证据能证明警察没有进行过勘察。其中1、2、3是否可能是“坠楼”呢？鲁班经过这14点的推论是：

「種種跡象都表明這很可能是他殺，只是嫌疑人背景硬，所以案件才會被壓下去。」

提出这样一种疑问当然是言论自由，我现在也不认为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反过来想说的是，我们是如何排除了他是自杀或坠楼的可能，进而把这件事锁定为「涉及常委级人员的性侵与他杀」呢？性侵的证据又是哪里来的呢？现在于朦胧事件的认定，有三种方向，你认为是哪种呢？

1. 是一个猜测

2. 是一个根据对中国经验的合理推论

3. 是一个根据事实证据的合理推论

我很想知道你现在的想法。当一个社会事件成为了一种最精彩、最戏剧性、最能释放民众之紧张和担忧的方向。这是否是一个需要踩一脚刹车的时候？

三、为何社会要有自己的责任

在中国的公共舆论中，长期存在“社会 vs 国家”的系统性张力，这种张力让社会对国家的言论控制有强烈的报复冲动，而报复是这轮舆论的主导情绪。这里的报复合理吗？

很多人应该在阅读前面的部分心里就有这个想法了，既然国家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如果国家没有透明度，还无度删贴，那么社会就有足够的理由放弃自己的真实性要求进行猜忌。

我认为不要这么想。法轮功系媒体的例子就在前面。作为真实受到中共迫害的群体，对法轮功的运动式政治迫害没有任何透明性和法治可言。而法轮功正如我们今天一样，采取了「国家不仁，我也不义」的方式，以非常松弛的事实要求长期运作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这里的媒体面对各种停床猜忌的失败，也长期自辩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所以海外停床和谣言也是一种应对方式。用大家熟悉的话，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但魔法能打败魔法吗？轮媒数十年的运营到现在，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提炼出了高纯度的受众，在其受众之外，「轮媒」几乎已经成为可信度最低的象征。以至于在我们的频道下面，非常讨厌我的人，就一口咬定我已经参加了「轮媒」，可见这个词几乎已经等同于「不可信」。

对于中国的公民社会，不管国内还是海外，与中共相比，最大的优势和基石就是「真实」（注意是真实而不是道义，这个很重要！）。如果放弃真实，长期可信度被削减，其结果就是自贬身份。如果公民社会的舆论被认为“不可信”，那么与中共对抗的基石又是什么呢？中共当然早就不可信，当其拥有庞大的人员，控制公共舆论的权力，还有AI科技的加持。公民社会没了可信度和事实，除了炒作民粹情感，还剩下什么呢？炒作民粹情感，公民社会能比中共吗？

所以我一直不主张因为中共剥夺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就可以放松对真实的要求放纵情感以实现“魔法打败魔法”。

以这个方法，恐怕公民社会是自废“真实性”的最坚实根基。当然实际情况比我说的复杂地多，这确实是个后真相时代，我根本不认为“真实”能自动胜出，在这个年代，拥有“真实性”是必要非充分条件，真实的东西被斥责为虚假，虚假的东西别认为是“真相”（not factual but truthful），是更复杂的问题。

四、到最后，这是一个政治抉择

其实说到这里，这真的是一个抉择。而且，我们所有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做的，是一个政治抉择。

这个抉择就是：就算于朦胧事件现在证据不足，难道中共权贵草菅人命，鱼肉百姓的事情还少吗？如果不少，为什么于朦胧不可以咬定是蔡奇之子的阴谋呢？

在这个抉择中，我们也用Trump的方法。很明显中国现在有强烈的“权贵压迫”敏感，几乎是社会上最容易点燃激情的一组“情感预设”，这就像国外已经存在“厌恶移民”的“情感预设”，顺着这个预设去煽动。不是“真实”的方法，但可能是最高效的“政治”手法。为何要区分这两点，我还是在想，我们至少做到不自欺。我们知道这不是在“追求真相”，而是在做“政治对决”。

我们应该这么做吗？或者说，因为舆论场已经劣化至此，我们不得不这么说，这是一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时代。在这个时候还谈“真实性”和“可信度”，是一种迂腐的守旧。

当然如果我们做这种选择，我们还关心于朦胧吗？还是“于朦胧”只是一场运动的号角。这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当如此多人将“于朦胧之死”推进成为一场网络运动的时候，他们真的关心于朦胧吗？我这里不是要做道德判断，而是问这个问题。如果关心被异化，或者被抽象化（如同特朗普关心基督徒，特朗普关心美国工人），对我们的整体环境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篇文章会衍生的两个分析文章：

1. 中国人的“苦难”心态和其混合型民粹主义

2. 中国人的“权贵”叙事和情感，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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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从此之后，“党指挥枪”成为中共面对军队的最高原则。与“军队国家化”的现代制度对比，“党化军队”当然是描述中共体制的关键特征。

但这样的讨论没有结束，谁是党呢？党是由无数个人构成，那么军队由党内的谁？或者由党内的何种机制来决定呢？在军队国家化的路径上，文官治军、政治中立、关键人员任免的程序化，军队预算透明的国会监督，都是完成军队国家化的必备步骤。

那么这种制度可以平移复制到党内吗？至少在中国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党内缺乏程序化机制监督军队，也缺乏程序化机制限制党魁对军队的个人化控制，这就造成中国军队戏剧性的政治动荡。这贯穿着从毛泽东上台到今天的全过程，尤其到最近，苗华与何卫东的余波未消，海军参谋长李汉军，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李鹏程被罢免。不消几天武警司令员王春宁，火箭军纪委书记，后勤保障部部长等再遭罢免。

大半年内，从中央军委到各军种高级将领，密集下台。也让观察者对中国军队内部的状况产生了诸多猜测。体现着“党指挥枪”的强大内部张力。

一、「党魁指挥枪」的方法

在中共建政前，军队清洗就与中共军事历程如影随形，富田事变与AB团肃反、肃清张国焘路线、延安反特反托派安全清查，以及延安整风运动，基于从未断绝。如果说这一段时间的整肃还有战争时期的特殊背景，那么建政后的军队动荡则显得格外刺眼，此种军队动荡贯穿至今。

党魁就是通过创造这种动荡以控制军队，这种行动在党史中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对外发动战争。每次对外战争都是一次撬动原有军队格局的机会，既可以弱化原有派系和资历，通过战绩创造新的队伍，又可以以战争理由改动军队格局。当然除了实际的热战外，现在不断开展的灰域作战，超大规模军演也可以起到某种作用。

• 其二是军队组织和规则的重塑。通过组织调整彻底打乱旧格局，塑造全新的军内位置和关系。这种事件将会结构性的影响大批人员的利益，自然极其不易，如果发生，一定是党魁通过各种方式积累了强大的政治势能。但重组不代表其对军队的管理就能成功，习近平在2015军改后将二炮改为火箭军，通过做大火箭军这个新兵种重塑军队格局，但火箭军的贪腐、泄密、山头主义，便几乎可以宣告这次重组的重大挫折。

• 其三是人事清洗。在即有军队组织体系下，大范围更换、调动人员。或是更可怕的，长期持续的进行人员整肃，后者当然体现出持续党魁与军队持续的紧张关系。长期人员清洗也必定和长期对党内清洗一样，会对管理的稳定性，军队人员的满意度造成很大影响，形成懒政或其他的问题。

以上方法说明党对军队，党魁对军队的控制绝非一劳永逸，也昭示着此种体制的明显不稳定，虽然任何政治体都处于动态平衡中。但次等“动态”需要靠长期剧烈波动才可维持，已经能说明此种体系的脆弱。

二、八九前的党魁指挥枪

「党魁指挥枪」的张力有多大？我们上面提出可以观察党与军队的“动态平衡”波动有多剧烈，实际烈度应该可以超出大多人的想象。

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说法，即韩国总统是高危行业，是因为韩国总统卸任后有极高比例会出发贪腐掉调查，往往难以善终。与其相比，中国“党魁”在军事问题上的左膀右臂，即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等职位同样是高危职业。

中国难以善终的军委副主席就有高岗、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赵紫阳、徐才厚、郭博雄、何卫东。国防部长包括彭德怀、林彪、魏凤和、李尚福。当然你可以感受到清洗的高峰在毛泽东与习近平的任内，向苗华这样的军委委员更不计其数。

在毛泽东任内，建国初即有对军委副主席，东北王高岗的清洗（最初初衷是用高岗清洗刘少奇和周恩来），随后是抗美援朝，台海危机的对外用兵。然后1959年庐山会议即拿掉了彭德怀与黄克诚等专业化军队将领，启用了林彪，拉开10年军队管理的动乱。

林彪在1965年废除1955年中国军队的军衔制度，显示在军事化和去军事化方面的巨大摆荡，当时这样的政策也迎合了文革的“破等级化”思想，重新开始以政治忠诚作为治军标准。随后文革中大批高级军校与机关干部（学界评估有超过8万人）被批斗、免职甚至关押；林彪推动个人崇拜。1967年，在文革混乱高峰期，国家发布“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政策，大量军队干部进驻工厂、学校、机关，直接接管秩序与生产，中国进入半军政府体制。

十年军队动乱以林彪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进入尖锐的转折，在其余震中，1973年中国进行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并规定只许携极少随行人员（医生、秘书、司机等），最大化切断地方依附网络。

毛泽东任内政治上的极端动荡几乎已经是历史常识，这当然会极大影响军队管理。而文革本身，除了以基层对官僚的颠覆这一个视角外，也是在动荡中军队获得极大权力的一个视角，林彪以中苏对峙大范围开展三线建设与军队动员和准备，极大的提升了军队在国家内的地位。这个过程中，不仅不能展现出“党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反而以其不断的继承人危机，以军队清洗，展现了其对军队使用大范围的左右摇摆。

进入邓小平时期，和毛泽东一样，他以一场战争来开整肃军队的序幕，这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中越战争暴露出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成为“邓式军队现代化”的序幕。他完成了顶层军事权斗，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完成了对华国锋的替代，其关键时间就是1981年代替辞职的华国锋出任军委主席。但在军队内清除毛泽东和文革派的影响任重道远。邓小平完成了最多的制度化军队重塑，他有限的进行了军队国家化的尝试，在1982宪法中将军队由中共主席领导，转化为由中共与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并在同年组件武警部队，确定非武警军队的“对外”职能。1984订立《兵役法》，把征募、役期、预备役纳入法律轨道。

这一切铺垫都是为了1985年的大军改，确定两年内减员约100万、把大军区从11个减为7个，同时撤并集团军和大量师团级建制，彻底颠覆毛泽东与文革中形成的军队格局。此后1988年中国时隔23年恢复军衔制度，基本完成在制度现代化改革。

但这一切都在随后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中颠覆，军委决策制度没有对邓小平造成任何限制，参与清场的主力部队就是82宪法规定的对外作战部队而非武警部队，包括最为活跃的第27军和第15空降军。

从建国到89，中国频繁参与对外战争，国内政局动荡，也在建国后军功阶层大量参与政治的时期。这个时期，军队的频繁动荡看上去存在大量时代因素。其中关键看上去是大跃进后的林彪时代以及进入改开的转轨周期。但如果我们与此后的时代对比，才能看到其中不变的持续性要素。

三、六四后的持续张力

进入1990年，中国进入到一个准现代化时期；实际深度参与过二战与内战的将领大多进入退休年龄，新一代军人进入到军队序列中；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局势都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那么在这个年代，军队动荡是否会少很多呢？

答案基本是否定的，首先就是对邓小平80年代倚重的杨尚昆、杨白冰及其势力的清洗。此次事件在邓小平的协调下进行，相对比较软着陆，除了杨氏兄弟正常去职后，也在“撤杨”动作中，取消了中央军委秘书处，等于拔除了杨白冰在军委内的人事与协调“枢纽”。

在这个结构中，江大幅提升四总部地位，代表军队技术官僚对军事将领的大规模替换。1997年后，刘华清退场，军委进入“无军人入常”新常态；江先后倚重张万年、迟浩田，又上推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等担任总参/总政/总后主官；2002年前后再扶曹刚川、郭伯雄，稍后徐才厚接“总政—军纪委—军委副主席”通道。军队内技术官僚逐渐成为主导，形成一种“中式文官”体系。

同时，江在这些改变中，顺应和平年代改变军队利益格局，形成“利出一孔”的态势。他在1998年规定“军队不得经商”，切断军–商灰色收入与庇护链，但在同年设立“总装备部”，将军工—军队采办链条上收至军委直辖，也形成基于现代化军事转装备研发、生产、装备的全新利益链条。

随后2003年，江泽民继续宣布裁军20万，旧派系的陆军部队，撤销3个集团军。形成以双军委副主席，四总部，总装备部为主的利益格局。

在继续阅读前，读者可以猜测一下，胡锦涛时期是否存在同等大规模的军事震荡？答案是否定的，他与前后领导人的对比非常有趣。证明中国的军队震荡并非是外部因素主导，因为胡锦涛时代和前后的江泽民与习近平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路径都有明显的延续性，中国的安全环境也没有根本变化。凸显军队震荡主要由“党魁”的个人与内部因素影响。

江泽民构造的双军委副主席（虽然胡锦涛时期还有曹刚川，但一任后被习近平替代），四总部，总装备部为主的格局在胡锦涛时代没有变化，甚至在他2004年担任军委主席后，由江泽民任命的早于他的郭博雄和徐才厚像监军一样伴随了胡锦涛的的整个军委生涯。

胡锦涛任内没有对军事体系进行改动，人事任命也相对正常，都是基于军队现代化考量的任命。就如此安然度过了8年的军委主席生涯，中国将迎来最剧烈的时代。

三、习时代的高强度“党魁指挥枪“

到习的时代，一切都变得剧烈。

在军事行动领域，他四面出击，先是南海的军事化，2014年以来在南沙、西沙持续吹填与配套，部署跑道、机库、雷达与反舰/防空系统，形成立体感知与拒止网络，与菲律宾爆发越来越大的冲突。然后是对台的方向，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环台演训；2024年“联合利剑-2024A/B”接续推演封控与“斩首/断链”科目，将火箭军、海空军与海警纳入联合体系。随后不断进行灰域实战，包括军机海军绕台行动，海地电缆切割，信息与黑客作战。

对印度和日本同样，2017年洞朗对峙与2020年加勒万冲突，将高原合成旅、信息与火炮保障联动纳入常备，与印度关系奖至冰点；同时在东海维持2013年划设的防空识别区常态巡航，在日韩争议海域大范围海警执法，建设永久设施，强化区域争端中“存在—执法—军演”的三位一体。

在军队组织和规则重塑方面，更是刷新了建国后的记录，完成了最大的一次军事组织改革。2015-2016年，他彻底重塑江泽民建立的四总部格局，撤销总参/总政/总后/总装，改设军委六部三委五办公室等15个直属机构；审计、纪检、政法等监督序列上收至军委，加强中央军委集权。他更是彻底颠覆建国后的军区制，将七大军区改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彻底重构军队格局。

他更是超越陆海空大面积扩充其他军种，先是2015年底把第二炮兵升格为火箭军，又组建战略支援部队；不到十年，又在2024年再度重组，战略支援部队，一分为三，建立天基/网络/电子对抗/支援/后勤数支中央军委直属部队。

他还逆转邓小平在82年建立武警结构，2017年起武警归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剥离地方指挥权；2018年中国海警并入武警序列，后续海警法（2021）赋权“必要时使用武器”。这为“灰区胁迫”提供法理与指挥链整合。

在裁军方面，他在2015年军改时宣布裁军30万人，主要裁军方向为陆军，将新的军力集中在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更由他掌握的领域。

当然，在反腐与人员整肃方面，他所做的可以超出邓小平后的总和。他先是重创江泽民体系，2014–2016年，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与郭伯雄被查处，此后继续向物流与装备系统延伸（如总后、总装条线），彻底打击了江系的人马。其后的”从严治党“在军队也保持高压，2023年以来的火箭军与装备系统清查、2024年两任防长被开除党籍，叠加军工企业高管落马，以及何卫东与苗华，武警部队总司令等高级军事人员的落马，整肃力度前所未有。

习近平几乎穷尽一切可用的与军队博弈的手段，力度之重令人咋舌。显示其动因大多来源于本人的权力意志，而非军队给他带来的压力。但其一面重塑格局，一面”刀刃向内“，对他的亲信、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同样保持清洗的高压，要么源自其高超的权力之术，展现出”党魁指挥枪“所需的复杂技术；要么展现出其整肃手段遭遇的”回火“，如此用力依然未能实现”党魁指挥枪“。不论是哪个，都展示出不受程序与权力制衡的中国军队体制，对其行使”指挥“ 的充分张力。

四、党魁指挥枪——脆弱的博弈

这种严重的冲突，是领袖的个性与意志使然，还是制度本身的必然。若是后者，无法解释胡锦涛时期的相对平静，如果是前者，则无法解释除胡锦涛外不断反腐的军事冲突。

我想答案是一种制度的脆弱性，这种制度在遭遇野心领袖时，便一定会出发严重的军队动荡。这种驱动来自个人权力对组织的侵蚀：中共的“党军一体”产生体制同构而无法内部分权和监督，把军队生杀予夺、干部任免权和纪律惩戒权收拢到同一链路，缺少外部的否决点。最终把”党指挥枪“中“谁是党”的解释权让位于“谁能统合这条链路”。当最高领导人掌握军委主席负责制、人事条线与反腐工具，他就能把对“党”的解释落实为对军的即时处置，于是制度语义滑向实践事实，“党指挥枪”在高压博弈中被必然收敛为“党魁指挥枪”。这不是偏差，而是结构在强人阶段，或是博弈稍有压力时的常态化“解”—政治权力寻找最短控制路径，组织便让路，个人成为绝对化权力。

这种强博弈下通过激烈震荡取得的”指挥“，并非稳定结构，而是以高压威慑与再分配把领袖及军队临时压在同一短期最优点上：统帅以“防离心”优先，将领以“政治安全”优先。其脆弱性首先源于信息结构：恐惧驱动报喜抑制报忧，统帅无法分辨“忠诚”与“能力”，形成系统性逆向选择与长期风险；其次在于资源结构：维系忠诚所需的“忠诚租金”、频繁整肃与组织改造为未来清洗埋下祸根；再次在于时间结构：高频轮换与整肃虽切断山头，却同时摧毁指挥链内生成信任与合作资本，危机来临时只能再用政治手段替代专业修复，进一步放大系统的脆弱性。

由此，这种均衡基本不能维持，一旦通过这种动荡形成，就需要“不断加码”：越脆弱让权力向中央越集中，越集中便越扭曲军事体系的行为模式，越扭曲便越导致不利信号出现，不利信号出现越需要新的集中；当外部冲突、财政吃紧或继任预期叠加，信息错判与执行摩擦会发生共振，均衡要么快速塌陷，要么剧烈摆动。

换言之，“党魁指挥枪”是以持续高成本恐惧与资源投入维系的过渡态，一旦成本不可持续，个人化权威便裸露出机构空心化、专业萎缩、继任断裂三重脆弱，成为类似林彪的断裂点，这将是中国来自历史深度，但与未来共振的长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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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绝对的正确，体面，优雅。但恐怕在现在情况下说，非常不负责任。因为在当下的舆论场，这句话已经有了一个天然的意涵——我们必须控制极左的暴力，极左要对美国人展开战争，这必须被遏制。就算说的人不这样想，你必须思考这句话投入舆论场后激起的回音和合声。

简单来说，现在不断复读反对“政治暴力”，就是在合理化和鼓励对于想象和修辞中的“极左翼”，实际上的自由派的“政治暴力”。“反对政治暴力”的话语“鼓励政治暴力”，如果你有社会与政治经验，就会知道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就像2019年，不断复读反对“勇武派”，就是在合理化和鼓励对香港抗议的极端暴力压制；就像在现在，不断复读反对“激进女权”，就是在合理化和鼓励对女性主义的全方位压制和污名化。

人可以是，也应该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但要对自己良知的表达负责 。

一、巨大的非对称

不到100天之前，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与丈夫在家中遇刺身亡，同党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和妻子同样在家遭遇刺杀受伤。

刺杀者为激进福音派，反堕胎和LGBTQ的特朗普选民万斯·路德·博尔特。作为一个自由派，你在100天前会不会大喊：这是对自由派的战争！我们要复仇！我们要一个一个摧毁美国的每一个保守派组织（特朗普刚说的）！你不会，因为你是个讲道理的人。一个万斯·路德·博尔特的特例，不代表存在系统性的保守派对自由派的政治谋杀，你不会把一次谋杀，当作进行一场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机会。

在当时，你会不会到处逼保守派表态，让他们说他们要不要反对政治暴力？要不要反对共和党籍选民的极端言行。你也不会，因为你可能知道道理不可能通过逼问传达，这种逼问除了Trolling没有价值。

但问题是，为什么对方就会？请注意，我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想说这“公平不公平”，我历来觉得道义上的“公平计算”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我这里希望大家考虑的是“公共舆论影响”，考虑这种存在的“结构性非对称表达”如何影响整体舆论环境，和在其中的个体。

非对称决不仅仅在上面的一个例子，如果Kirk刺杀案的人被捕，确实是一个自由派。你会不会觉得他有错，他不应该执行刺杀？我想很多自由派都会这么想。但对国会山暴乱，同样导致了死亡，你觉得保守派会反思吗？2019年香港抗议运动，对于“马鞍山烧人事件”，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抗议者点燃了与抗议人群肢体冲突的57岁男性，你会不觉得其过激，很多即便支持抗议的人都会。但对于支持“镇暴”的人群，过度的警力，暴力的驱散，建制派有一丝一毫的反省吗？当然没有，勾结外国、颜色革命论，警察的任何行为都能得到辩护。

一方是讲究事实的，有条件反省的；一方是毫无节制，无条件辩护己方任何言行。你一定听说过争论香港合理非和勇武派要不要割席，你听说过女权和激进女权要不要割席，你听说过自由派和左翼要不要割席。你何时听过支持中共的建制派之间要不要割席？男权主义者内部要不要割席？极右翼MAGA内部要不要割席（Elon Musk的多场闹剧都未导致其割席）？

难道这里的原因是前者确实过于极端犯了错，后者有完整的合法性？美国的无差别枪击案与政治暴力，到底是极右翼还是所谓极左翼执行得多？这几乎是一个常识问题了，怎么没听说过极右翼在反思其政治暴力？为什么右翼如此团结且嘴硬？这本来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但我们要关注的是，舆论场存在此种严重的结构性不对称，还决不仅仅是上述两个方面。作为一个自由派，你现在出来说：我反对针对Kirk的政治暴力，我为他和他的家人祈祷。不管你怎么想，这样的言论投入公共舆论，其释放的信号就是“极左翼可恶，美国应该加大力度打击极左翼。”当然，这大概率就是Trump接下来要发动的政治运动，你愿意与其应和吗？

二、不要让你的良心成为他人的绊脚石

圣经《罗马书》13章一部分的内容，称为“强壮的不要推倒软弱的”，里面说：“14:20不可因食物破坏了神的工作。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你的食物而跌倒，那就错了。”这话的意思说信主的人里面有的人信心较小，所以需要各种禁忌来维持信心。信心较大的人“凭信心吃喝”，知道凡物洁净，但如果这种“百无禁忌”的姿态让一个信心还没有那没强的人看到，恐怕他对信仰就会产生摇摆，信心连同禁忌一起瓦解。

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一样，你的一句：无论如何，不可以进行政治暴力。会不会让一个偏中间的自由主义者产生：“自由派最近是不是真的太极端了？”这样的疑惑？2019香港抗议者每天反思勇武派的“过激”，会不会让一个中间市民产生，“抗议运动是不是真的走偏了？”的印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处在我们第一部分所讲的“极端不对称”的舆论环境中，你认为对一个摇摆的中间派，他更容易受到何种舆论风潮的的影响呢？就如同我在一开始所说，现在一切“反对政治暴力”的说法，都在与舆论场中的“激进左翼正在残杀保守派”的言论应和，在与Elon Musk转发的那张批判极左翼越来越做的图像应和。不管你想还是不想，每一句反思的话，都在合理化接下来可能对“自由派”的系统性迫害和污名化。

所有这些漂亮的反思，也让中间选民与信心不足的自由派深感摇摆和疑惑。反省当然是良心，反省也是重要的，但任何人的公共表达，本身都是一种“信号”，说出口后存在某种“作者已死”的效果。一个负责任的表达者，要为自己的话之“信号”负责。

三、反省可以在心里完成

我非常建议如果你是一个自由派，不管你是反对政治暴力，还是认为左翼激进。要负责任的在合理范围内表达，顾及这种话语在舆论场上产生的作用。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实在不需要任何人再次复读“我反对政治暴力”，这种话难道现在还少么？我建议即便这样的话在你心里闪过，你最好在心里反省即可。

当然，面对逼问拒绝表态，你要忍受他人批判你没有基本人性不配为人。

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看Charlie Kirk的死？我不会再讲什么反对政治暴力。我只会说，任何人想要评价他的死，都需要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也许就会呈现这个事实，在他被刺的前几天，Taylor Swift订婚消息释出时，Charlie Kirk的评价是：

Reject feminism, Submit to your husband.

还有太多太多他曾经释放的仇恨言论，和他下作的辩论剪辑操作。我想这些才清楚的呈现了我希望在公共舆论中投入的信号，而不是讲一句轻飘飘的漂亮话。

良心可以与政治无关，但良心的表达几乎全是政治。表达良心并不天然正确，我们都得考虑这样的话，是不是在以“反暴力”之名为暴力提供合法性，是不是让一个信心尚不成熟的人，因此丧志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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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本身就是一介凡人，这个凡人的意志要实现，依然需要体系的配合，这个体系中的凡人需要奖励，需要惩罚，有私欲也有自己的想法。领袖意志能解释中国现象，我想在5%以下，这大系统和大系统里的「质料」——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

“习式法治”这个话题，不可能一次分析完结（我为何总是挖坑），但这次我们可以展开一个基本的框架。

一、律令细节主义

我此前写过一段话，放在这里开始正好：

从秦法以降，中国的官吏就形成了一种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例如最近几年很多市政管理机构规范商店店招的颜色字体，让城市的店招实现完全统一，就可以看作这种“细节主义”的例子。以此为基础，更大的细节体系即“文明城市评比”，通过设定一系列极端细节的规范，对城市管理水平进行评比，影响市一级官员的晋升。每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对于这种评比的风格和打扰都不会陌生。

但在苏联，这种社会激励主要以“社会主义竞赛”方式展开，包括中国学习的“英雄人物评比”等典型塑造的方式。例如与五年计划匹配的各种生产竞赛，像我们这么细节的行政管理确实少见。

这背后也是一种不同的权力逻辑，以数字和竞赛为主，使得计划性生产从上到下以数字体系咬合，是相对比较理性和制度化的方式。而律令细节主义，却是一种对“个人”的关注，对每个人施加“懒惰”的推定，并以此希望直接监控人的行为，对其具体做法提出要求。因此苏联的管理更多是一种“目标管理”，而来自中华帝制传统的，则是一种“动作管理”，而进行“动作管理”，行政立法会更加频繁和随意。

律令细节主义是理解中国“行政风格”的关键，我们先回到秦，秦代律法的细节程度是惊人的，例如《睡虎地秦简》的《法律答问》中，对盗窃罪的细节设定：

意思为：

凡属害盗（行窃并伤人）或越过关卡到别处行窃的，一律加重处罚。什么叫“加重”？——五人合伙盗窃，只要赃物在一钱及以上，就斩左趾，并黥面发配为城旦（服劳役徒刑）。若不满五人，但赃额超过六百六十钱，则黥面并劓（割鼻），发配为城旦；赃额不满六百六十钱而在二百二十钱以上，黥面发配为城旦；赃额不满二百二十钱而至一钱的，迁徙（徙边）处理。所谓“求盗”之罪，比照以上标准办理。

惩罚体系之精微，将肉刑（黥面割鼻）、发配为奴隶的人身刑（奴隶有复杂的分层体系），匹配盗窃人数、越关、金额细节进行如此详细的控制，在秦时期令人惊讶。

以及《田律》中的一个规则：

意思为：

遇到“时雨”（甘霖）或粟开始抽穗，要立刻书面上报：降雨益处的作物面积、抽穗的粟面积，以及已开垦但无作物的田地是多少顷。作物已出苗后遇雨，也要随时报告雨量多寡和受益面积。遭遇旱情、暴风雨、洪水、螽虫及其他群类害物损伤作物的，也都要随时报告受灾面积。离县城近的由县令派快脚徒步送报，远的用驿传送报，须在八月之内全部[缺]完。

田地的汇报制度，细节到什么距离用步行，什么距离用驿站，也令人惊讶。秦律中这种“过于细节”之感比比皆是。让人感到大秦体系似乎是一个精密如钟表般的机器。

这样的风格，就是律令细节主义。

二、律令的关键转折与空间

仅仅从字面条文上，看起来没什么不好，一个国家敢于立法到如此细致的地步，似乎还是“勤于政”的体现。但在疫情期间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就会明白，这些看上去如钟表般精密订立的规则，在执行时千疮百孔。2022年尚且如此，公元前200年当然更是。

那么这些律令都是废纸吗？并不是，了解《商君书》的人都知道，“刑重则民畏，民畏则不犯”，整套“律令细节主义”的关键在于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分等级的肉刑、人身刑、财产刑是律令细节主义的关键“细节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惩罚是绝对刚性的。那面对惩罚的刚性和想当然的，具体到动作的执行规范，该如何处理呢？

方法大家都非常清楚——加码与连坐。这是“律令细节主义”的真正精髓，如果秦律要求8月底完成田地汇报，那地方就要求7月15日全部完成，再小的地方恐怕就要7月10日，留出足够的旷量也余裕，以应对“执行体系”的不足。这种加码到疫情中，就变成了，为了确保区上日日抗原检测不出问题的要求，上海市民封城时最夸张一天要做三次抗原，起于两次一次是街道为了不出问题的加码，另一次是居委会为了不出问题的加码。

连坐同样，在行政体系无法应对“律令细节主义”的执行时，行政效率和资源都跟不上时，扩大惩罚让被治理对象彼此监督，彼此举报，因而逃避连坐，就成为关键手段。可以说，律令细节主义之表是看上去精密如钟表的社会治理，律令细节主义的真正内里是为了逃避刚性惩罚，或者为获得刚性奖励的加码与连坐。每一个经历过文明城市评比的人，或经历2022疫情的人，都明白这是什么。

到连坐这一步，已经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福柯所言的现代“规训”体系。

所以理解“习式法治”和“现代法治”的关键区别，从“律令细节主义”入手最好。这是一个空间的区别，现代法治是规范社会整体空间，不管是宪法这样的公民与行政主体的契约，行政法这样的行政部门限制等，法治在社会中处于居中地位，不同的法对应一个公民的不同身份与角色，以及不同机构的决策，社会形成一个网状的空间。

而秦制律令细节主义将社会切割为两个空间，文本上的精密和理性，是独属于文书的世界，文书约束领袖与官吏的世界，对官吏的惩罚与奖励是帝国最根本的基石，到今天就是“从严治党”的恐怖体系与国家监察委，这才是中华帝国的根本（可以看我下面这期节目）。

第二级空间，是官吏与社会，这层空间不是律令细节主义的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不可能按照律令的要求执行，行政技术、行政资源都不匹配。这层空间是官吏们完成自己“文书KPI”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根基是“加码与连坐”，这是真正的统治技术。“习式法治”及其背后的“中华帝国律令细节主义”，就将社会分为这两个空间。

三、在与其他民族对比中看到关键区别

为了真正勾勒出这种细节主义的特征，我们来与希伯来传统对比，如果阅读《圣经》，会发现早期犹太人律法，同样非常细节，以下全部出于《申命记》：

（抵押细节）24:6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作抵押，因为这是拿人的命作抵押。

（当日工钱支付）24:14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24:15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

（误杀宽恕）19:3要将耶和华你　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19:4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19:5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致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19:6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

（行淫的区分处理）22:23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22:24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22:25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治死，22:26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22:27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

在这些条款上，似乎与《秦律》有某种类似。这当然产生自早期人类社会，在抽象的法理学和伦理学还未成熟的时代，社会规范是非常细致的，同时期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也有类似的细节规范，例如：若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权人可将其拘禁60日，并在每8日市场日把他带到广场宣布债务。

所有这些细节都会与《秦律》一样，过于细节因而很难执行，在时间、效率、技术无法实现的时候，会遭遇问题。那么犹太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也是依靠连坐和加码吗？《申命记》有如下章节：

（地方裁判）

16:18你要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16:19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16:20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

（证据规则）

17:6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17:7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19:15人无论犯甚么罪，作甚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19:16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19:17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19:18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19:19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

（上诉制度）

17:8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17:9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

以上这些形似诉讼法的细节，在秦律中是缺乏的。非常有趣，秦律中是否有涉及“诬告”的规定呢？在“法律答问”中是有的，例如：

意思是：

• 甲告乙盗牛或伤人，今乙并未盗牛、未伤人：甲若故意，则为“诬人”；不故意，则为“告不审”。

• 甲告乙盗牛，实则乙伤人（非盗牛）：甲不当坐，也不当领“购”；或有人说属“告不审”。

• 甲盗羊；乙知情，却“端告”称甲盗牛：乙既为诬（就“牛”而言），又属“告盗加赃”之不审。

• 甲盗羊；乙知盗羊，不知羊数，告吏称盗三羊：乙按“告盗加赃”论。

没有对如何认定“诬告”的任何程序条例，认定流程，只有“诬告”如何“惩罚”的精密规定。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最关键的区别，我为大家总结如下：

四、从律令细节主义到规训与生命政治

中华律令细节主义不是习式法治解释的全部，毕竟两千年时过境迁。但从上面的内容，你一定感受到了其与当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如果把中国想像为中华帝国 + 苏联式极权 + 赛博极权的共身体。后两者的特征就需要进入到福柯的规训与生命政治中完成理解了，其中规训的部分，在“连坐”那里已经得到了连接。

那么下一篇文章，我们就从今天的内容，延伸到规训与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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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制度是好的政治制度？

这在中国未来转型的讨论中也是一个关键话题。例如中国未来是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这种「制宪话题」还是相对比较18世纪和19世纪的风格。在当代，政治已经变得高度技术性，这种总统 vs 议会的大框架已经不足以进行制度讨论。甚至议员选举的选区票制也不足以讨论这个问题了。到2024年大选年后，全世界出现大量对宪政秩序的软性颠覆，这些颠覆并不采取政变、强行修宪、公投直接绑架民意的方式，而是使用一种更柔性，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法律性质的方式。

在这种现状下，什么制度是「好的制度」，将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甚至很多人会开始引申，是否民主制是好的制度，专制是否会更适合这个时代，如果问这个问题，答案将一定是否定的。一个权力制衡被侵蚀的社会，无论如何都好于不存在制度性制衡的社会。

但这依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一、不紧急的「紧急状态」，还危险吗？

中国人在过去几年结结实实地感受过「紧急状态」，即疫情时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机制」，这个「紧急状态」是真实的——封城、强制转移、公安执法权在全社会的突然增加。

但如果你看现在的美国，除了对移民群体外，还有哪些人能感受到非「仪式性」的紧急状态？要知道，美国现在正处于「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美墨南部边境国家紧急状态」、「对加拿大的北部边境/芬太尼危机紧急状态」、「对墨西哥的南部边境紧急状态」、「以“互惠关税”应对长期货物贸易逆差的国家紧急状态」，美国最近进行的芯片等关税调查，也并非援引过去的301条款，即诉诸进口货物涉嫌不公正、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而是诉诸232条款，即「特定产品之进口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我们批评中国的「泛国安化」，那么美国现在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大多在合宪框架下进行。当然最近川普将遭遇「互惠关税」是否合宪的审查，这条宪政危机的裁定最终将诉诸最高院。

为何称之为不紧急的「紧急状态」，这些紧急状态，我愿意称之为「纯法理紧急」或「技术性紧急」，因为他们不具有实际可感的社会危机，将美国的移民与「通敌」挂钩，与委内瑞拉系统性入侵美国挂钩，是无稽之谈。将美国已有相当年份的毒品问题突然上升为芬太尼国家危机，也缺乏实际的社会感知。更不必说特朗普强行将其他问题与贸易问题挂钩，巴西的博尔索纳罗问题，加拿大的芬太尼问题，印度的俄油问题，恐怕都“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当下全世界的紧急状态中，美国可能是独一份。其他国家颇具争议的“紧急状态”，还都要诉诸或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危机，例如以色列的紧急状态，厄瓜多尔的紧急状态（将对帮派打击法理上升级为武装冲突；省域反复宣布紧急并立法扩大致命武力适用），秘鲁的紧急状态（首都/矿区等多轮60天紧急，军警上街；但治安指标改善有限，形成“治安—紧急—再延长”循环），印度克什米尔的紧急状态。就连相对荒唐的匈牙利的紧急状态，也以邻国战争作为接口，半年一续，广泛以法令治国、越权改法，覆盖与战争无关领域。

向美国这样，移民、犯罪、经济、能源、边境、毒品问题无所不包，基本逼近了在现状下他可以使用的紧急权力上限。威权政府以「紧急状态」颠覆民主，这句话已经是常识了。但如果美国的这种「纯法理紧急状态」呢？民众能感受到那种威胁吗？如果不能，宪政是如何被保全的？那么我们自然可以依赖维护宪政的专业人士，他们应该可以识别这样的风险吧——最高院或宪法法院。

二、守门员的失灵——司法的「被工具化」

美国作为一个有漫长宪政传统和实践的国家，怎么可能让特朗普为所欲为的进行使用「紧急状态」呢？他索提出的大多数紧急状态，都遭遇了挑战，且是司法挑战。

其中最重要也悬而未决的是2025年8月29日的V.O.S. Selections, Inc. v. Trump，总统不得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互惠关税/贩毒关税”（广谱性附加税），理由是IEEPA并未授权课征关税或税费。但最近的其他判决，都对特朗普的行政权有利。

美国最高院对特朗普的支持走出一个弧线，在今年之初，罗伯茨领衔的最高院似乎还在平衡政治与司法考量，之后的判决似乎显示其完成了艰难的「站队」，完成对特朗普的「效忠」。如果特朗普「对等关税」获得最高院支持，这无疑是形似去年最高院对特朗普给出免死金牌的「刑事豁免」一样的标志性判决。

美国最高院为何逐渐失去宪政守门员角色，有一个短期的技术性指标，也有一个长期的原因，短期来看，是因为美国最高院3-6的失衡。在4-5的时代，保守派大法官罗伯茨还有中立摇摆票的可能性，贯彻其虽然要促进最高院转向保守，但依然维持基本体面和宪政的主张。但最高院呈现3-6后，罗伯茨的摇摆票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即使在特朗普相关法案上他投下反对票，也无济于事，只能纯粹显示自己对保守派不忠，他逐渐倒向特朗普立场，从他个人角度也可以理解。

长期来看，是政治极化时代的一种「司法保守策略」，即社会重大撕裂下，司法权已经逐步退出「司法能动主义」，即扮演原则性的宪政/人权捍卫者，这会导致社会极大分裂，也很难长期维持民意支持。在这个情况下，最高司法权转向专业和细节主义，采用高度技术性的路线完成，这其实不是坏事，司法进入技术性，可以更专业地在现代背景下完成权力制衡，但这导致两个问题：

1. 司法脱离民意理解和支持：过度技术性的最高院裁决，让基层社会完全失去理解的可能，例如美国最高院的「雪佛兰裁决」，以及台湾的「国会扩权法案中的程序裁决」，几乎不可能被公民社会了解，这对于维持最高院的民意支持带来很大挑战，

2. 司法退出政治纷争：由于过高的政治纷争，司法将政治纷争推向民意解决，靠选举而非司法裁决。但这样的问题是，司法屈服于“司法提名权”人。司法对危害司法提名的人失去了制衡能力。不管是强行政权，还是立法多数派，都有可能更轻易成为掌控司法权的人。

这样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美国台湾，泰国、匈牙利、印尼都遭遇了司法权工具化的问题。泰国司法权依附于其提名的上议院，匈牙利和印尼依附于行政立法一体的大党团。因此这就是我认为的「被工具化」，因为最高法院在政治极化时代脱离政治议程核心走向技术性细节，而成为权力依附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司法权作为既无军力，又无民意，还无财权的权力。本就是三权分立中的弱者，自我放逐到技术性地带，从而可以被行政权立法权随意任命，甚至瘫痪，成为其工具。

那么墨西哥的直选最高院法官可行吗？最高院法官可以一半直选一半任命吗？这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三、司法失灵下，蔓延的大量技术性违宪

如果最高院以司法权调停政治纷争，划定政治边界的能力丧失。我们就可以再次回到「技术性违宪」的视野了，这里会发生的不是马上的政变和修宪，而是宪法既存下的大量「准违宪操作」。针对三个最关键的民主社会资源：

• 预算（转移支付规则）

• 选民（选区划分）

• 政党与政客（司法骚扰与DQ）

这些资源的软性颠覆，就是「宪政颠覆」的实质，将从根本上瓦解「选举制民主」的基石——选举。当选举逐渐变得不可能，变成一种无足轻重的「过场」，一个国家的制度就彻底腐烂了。

这里真正的危机是，针对民主社会，一直存在一个预想，即就算失去宪法法院，最终的矫正是民意，玩弄宪政的政客最终会被民意反嗜，可是真的会吗？我当然相信直接的军事政变或激进修宪可能会带来激进的民意反弹，但是预算划分的危机？选区划分的随意性？政党甚至少数政客的指控（想想Trump指控并希望马上解雇美联储理事），真的会带来民意冲击吗？泰国军方持续践踏民主，但因为泰国柬埔寨边境冲突，民族主义点燃，泰国民众希望下个首相是军人。民意可以成为宪政的最后防线，在互联网时代这一定是一厢情愿的。

那么2024年后全球在美国、台湾、印尼、塞内加而、萨尔瓦多、格鲁吉亚、泰国、以色列、斯洛伐克、阿根廷、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各国出现的「技术性违宪」问题。似乎需要问以下的问题：

• 在政治极化时代，宪法法院如何可以直面政治冲突？

• 超出现有民主制度，似乎有更好的制度设计可以维持权力制衡？

• 是否存在一种公民社会，可以在较大的共同体内，识别和回应「技术性违宪」的问题？

如果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我们将面临一个非常麻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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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度问题」，就像一句咒语，他代表的不是讨论的开始，而是讨论的终结。「是制度问题」，还需要多解释什么吗？

切忌把Acemoglu–Johnson–Robinson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理解为「制度决定论」。「制度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是解释国家间繁荣与财富差异的问题，反对另外的「决定论」思想，如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因为全世界有如此多民主国家，他们为何有穷有富，看上去繁荣与制度无关。三位的思想是应对这个问题意识。

事实上，他们非常关注文化影响，如果你感兴趣可以阅读2024年Acemoglu与Robinson的文章《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QUILIBRIA:A FRAMEWORK》，里面的观点恰恰是文化与制度、经济同为人们决策的「工具箱」，且具有高度主动与流动性，会形成一个「博弈均衡」。在这个视角下，你就把「国民性」当作中国文化传统在给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均衡态」就好。在这篇论文中，恰恰分析了儒家文化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分別支持威權與民主體制，具體闡釋了同一文化集合如何產生截然不同的文化「均衡态」。

「国民性」与「制度」都不是单一充分要素，当然，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废话。一到具体分析问题，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這是「國民性」討論的第三篇文章，可以先閱讀第一篇和第二篇）

一、“制度决定论”是初级反思

首先我想提示的是，一定要对「制度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不满足。诚然，这二者都是机制分析（mechanism analytical freamwork），不是市井人士依靠「直觉」的判断，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容易产生分析和思维的快感，从而生出一种高明之感。

但就如我一再指出，对社科而言，炮制一个分析性解释是最简单的事情，为一个社会现象找到一个表浅的制度解释或经济解释，其实没有比「直觉」前进多少。

我能理解制度决定论的一种情感结构，尤其是在制度作为最大问题的中国，「制度变换」是「中国问题」的根本药方，当然如此。所以在制度转换期，将社会问题解释为「制度问题」，有助于唤醒民众的「制度感觉」，证明司法独立、竞争性政治、分权监督的重要性。我的整本《疫年纪事》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问题意识恰恰是反对共产党的「道德决定论」，认为中共是魔鬼和愚蠢，才会有2022年的荒唐，而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一个多面的制度解释，但落实在最后部分「中国人的自由观念谱系」，也就不是制度问题了。

「制度解释」是一种符合中国当下情况的好用「工具」，对于社会大众的中国「善恶报应」伦理直觉，当然前进了有意义的一小步，但如果你满足于这一小步是「社会本质」，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况且绝大多数人连这一小步都没有跨出去，命题：

中国人不勇敢，是因为共产党的压迫太严密和恐怖

这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解释」吗？当然不是，但这恐怕就是绝大多数人「制度决定论」的观念水平，或者台湾大罢免乱象，是「极化政治」云云。到这种程度的解释，到底和「直觉」有多大区别呢？「制度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的视角素养，大概仅仅是初中程度。

二、“制度决定论”的悖论和情感结构

既然如此初级，那么「制度决定论」为何在自由派如何广泛和持存，答案当然不是大家傻，而是这是一种强烈的「情感需要」。我们上面已经接触到了一种情感——一种超出庶民「伦理直觉」的分析性优越。

第二重更深的情感结构要再次回到「制度决定论」的悖论。既然制度有强大决定性，那么中国作为千年帝制，百年专制制度浸淫的国家，如何能摆脱这个制度呢？诚然，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炮制一个制度解释，但这个解释如何导向最关键问题——中国该如何获得新制度？制度决定文化与意识，那么中国的改变当然被制度「锁死」。

你会发现到这里，问题基本卡住，所以「中国崩溃论」和「美国干涉论」才如此盛行。「制度决定论」恰恰反对很多人嘴里浪漫的「自救论」，既然制度和经济决定中国人的心灵，那这么强大的制度，谁还会「自救」呢？那么绝大多数人的消极政治状态，恰恰涌现为中国无法自主改变。所以未来的希望才是「制度自我崩溃」和日本式的「外来制度强加」。

「制度决定论」有浓浓的悲观色彩，但在悲观中其实得到了真正的情感抒发。如果你问一个人，如果你持有「制度决定论」，那中国岂不是没有内生制度改变的可能了？因为绝大多数国人都被中共极权制度所「决定」？我想答案多半是：对啊，但那又不是我的责任。

「制度决定论」是大写的免责声明，不仅如此其反过来成为了一声民族主义号角，Youtube大有网红鼓吹「中华民族优越论」，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劳、现在中国的问题，都是共产党的制度害的，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制度，中国一定会成为极端强大的国家。这「制度决定论」兜兜转转，竟然与中共的「百年复兴」殊途同归。

「制度决定论」在即便追求自由人之中的流行，恐怕这种「个人免责」与「民族主义」才是其中重要的情感需求。

当然「制度」作为第一因的答案不是悲观的，「二次改开」正是《自由的窄廊》中关于「制度漂移」的实际例证和可能性，这进一步证明了舆论中的「制度决定论」是个多么简化的版本。

三、讨论问题的尺度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何现在持有自由思想的中国人，不像其他中国人一样被中共的制度「决定」呢？当然也可以炮制出一套制度和经济的解释啊，大城市啊，特定年代啊云云。那这么说，每个人都没有自由意志了？自由派之所以是自由派，建制派之所以是建制派，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注定。我写下这篇文章，你看到这篇文章以及产生的感受，自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就已经成为宇宙的命运？

这当然是扯淡。回到个体尺度问题，很多人依然相信道德判断的重量，不然为何这么多人爱谈「自救」呢？贩夫走卒也能成为热爱自由的人，中共干部也能弃暗投明，三代被党迫害，喝多少洋墨水，也能自由地成为党的走狗。但既然人人自由，自由的人集合涌现的「集体秩序」，是如何被制度和经济决定的呢？这里面是概率和统计问题。这也是「一人一杀」的无力感，对一个个人我用尽全力，对结构问题我无能为力。

个体的自由，集体的特征，黏合这两个问题尺度的，恰恰是一边放弃极端道德自主（高尚者的自救），一边放弃集体的必然（制度经济决定论），而将个体的决策看作一种多策略的博弈。因此我极端排斥个体抉择的「短期利益」决定论，我们今天为一切行为解释和辩护（考公、买股票、入党、成为大白etc.），都是短期利益决定论和一句「这符合经济理性」。当然我也排斥项飙和齐泽克式对个体快感和理解的沉溺，精神世界需要制度和经济构成基本的博弈结构。

因此能够黏合个体自由意志与集体可预测框架两种尺度的，是尊重主体能动情况下，意识到任何社会经验和利益背景下，与主体理解间可能出现的断裂，就算是股票投资这样看似纯粹“利益”的行为，背后也是「生活世界中的意义—理解—协调」的完整关系。世界上不存在纯恐惧、纯快感、纯利益可以用于决定人的行为。政治经济中都存有文化斗争的色彩。

但难度来了，「现象学」思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更不是一个可以半个小时熟练掌握和运用的东西，并不像「制度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可有有极端简化的解释。

四、“制度决定论”的浪漫主义

最近一两周，我看了大量以「制度决定论」包装的反智言论和自以为是。其中一条说：

以前专门做节目区分浪漫主义的基于文化的旧德国式国家建构和法国式的基于文明和理念的国家建构，现在自己走到自己的反面。

认为「国民性」分析是「浪漫主义」。其实这是我停止做翻电2.0的一个原因，我恐怕我输出的内容简化为教条，维特根斯坦简化为：我不喜欢的话就是「语法问题」和「语言空转」。反对「浪漫主义」和「心理学意识形态」等于人的精神不存在。我也很犹豫要不要把「现象学」更明白的呈现，甚至犹豫要不要多谈福柯的“生命政治”，唯恐谈完了一切社会规范都变成了国家阴谋。如果任何思路都会劣化为极端简化模式并被教条使用，谈论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呢？

尼采在《历史的使用与误用》中，提出“历史主义”的命题，其核心是指出现代人罹患的「历史病」，将对过去的分析和崇拜超出自身生命需要，使历史摇身变成审判当下的“法庭”。这才是浪漫主义历史观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决定论」听上去是工科文化“理性客观”的阐释，但其和「工业党」一样，不过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浪漫主义。我说这个不是想报复那个指责我「浪漫主义」的读者，把这个帽子扣回给他。

而是想说明，反对「浪漫主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浪漫主义」从启蒙理性的反面中蹦出来，抓住的就是个人强烈的情感需要，其中最深的，就是哪些伪装成不是情感的情感，伪装成常识的谬见，伪装成民生问题的意识形态，伪装成科学主义的极端怀疑论。

如何逃离这种浪漫主义，为何尼采诉诸「强力意志」，为何我对「现象学」如此踟蹰。就是此种心灵需要尼采所言的「适度遗忘与勇于开端」的气质，将一切不理解为必然产物而是「权力、情感与诠释的缠结的结果」，放弃一劳永逸的合法性，为新的价值与新的形式开路。

这里需要的不是智商，而是决断与强大的心灵。一个平庸的平民时代最缺乏的东西，因为在平民时代，根本不需要什么决断与心灵，只需要一句轻飘飘的话：

想搞纳粹那套就直说，哪用这么多废话

当说理不再，智识委身于网络输赢，这种新的，简化的「生命意义」将随煽动与挑逗将人的思想侵蚀殆尽。这问题复杂极了，文化斗争既然是现象学意义上生命理解的根基，为何「网络输赢」却不是呢？凭什么我想到的「文化斗争」就比「网络输赢」更高级？就琢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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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显著的「体制依附」现象能够有何种视角？可能是我们理解「现代国民性」的关键钥匙。

一、全球「体制依附」综观

最值得做的事情不是跳入经济和制度分析，而是横向对比。对国家职位的热衷当然不是中国现象，但可能需要通过细致的对比，才能在表层的相似之下，发现细节的差异。

韩国的考公热与补习文化在中文社群也津津乐道，而孟加拉威权体制的倒台，导火索就是国家公务员职位针对军队子女分配特权，这说明「体制依附」不是中国的独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西班牙等国，都有「国考热」，这里面很多国家的招考比甚至远大于中国国考的平均86:1。

如果要证明中国人没什么不同，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过往细节看，全球「体制依附」有很大差别。关键就在差别里。这些国家里可以首先剔除欧洲左翼历史国家，这些国家中主要考公热是「全国教师」考试，有社民党背景的国家都有大规模公立教育体系，公立教育财政扩充导致教师岗位供给增加，从而导致教师报考人数增加，在西班牙招考比达到6.5:1，在青年失业率极高的意大利，这个比例到达17:1。当然中国这个数据非常恐怖，其实每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人数都大于国考+省考人数，报名规模从2016年的260万暴涨到2023年的1265万，其中2023年教师净增只有11.4万，招考比110:1，这当然也是「体制依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印尼和巴西最近几年国考人数暴涨，甚至印尼到达396万报名人数，比中国还多。不过这两个国家都经历疫情前后国家财政的变化，尤其印尼此前遭遇财政困境长期冻结国家公职人员招聘，从2018年开始重启，招聘名额一下子全国就有23万人，当然激发了报名热情，但虽然绝对数量巨大，印尼的国考报名人数已经从2018和2019年的绝对高位稳定下滑，也就是对于人口大国印尼，虽然有国考重新放开，绝对热度持续了2-3年而已。

考公热情下降符合基本世界潮流，年轻人怎么会愿意投身无聊且上升图景缓慢的公职呢？这在与中国文化类似的韩国和台湾也是一样。虽然韩国考公热也是热点现象，但韩国考公人数在稳步下降中，招考比从2021年的35:1连降到24年的21:1，报考人数从高峰值31万人到2025年的13万人，四年来下降了一半。和中国文化最接近的国家台湾同样是如此下降趋势，台湾国考热情本来就不高，从2015–2024年参加「国家考试」中的公务人员考试报名人数由约32.8万降至16.6万。

各国考公人数都因其自身社会文化环境有一个基准值，这个值有高有低，但排除经济和招考制度的短期扰动，各国考公占人口比和招考比都在稳步下降。这里面有几个大趋势，公务体系薪资与社会差距拉大，各国公务人员福利逐渐透明化与社会持平，公务人员收入的随全球普遍财政困境的风险。

公允地讲，这些问题在中国全部存在，但在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

二、被点燃的「强国身份感知」

我们可以拉长时间，考察中国「体制依附」现象，首先排除这20年的人口因素，中国80后生育高峰是1987年，此后进入一个缓慢的下滑过程，所以中国「体制依附」在08奥运后的增长，不可能有人口因素。

观察中国「体制依附」，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是从人口生育高峰对应的例如2000年到2025年「体制依附」一直维持高位吗？完全不是，中国2005年国考报名人数31万人，计划招录8200人，招考比37:1，到2025年报名341万，计划招录3.9万，招考比86:1。省考也一样，从2013年的200多万人规模，到达2025年的530万人规模，教师资格统考起点2012年的17.2万人，到2023年的1265万人。所有「体制依附」项目都有非常恐怖的上涨。

而这些问题用经济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是很难解释的。以经济问题为例，如果经济问题是完整解释，那么应该观察到例如08金融危机和22年疫情危机后「体制依附」增加，而在此后经济恢复后报考热情就应该下降。这当然反应在了数据上，以国考为例，08金融危机后与22年危机后都有大幅攀升，但就算是2012年-2018年中国经济相对稳定时，国考人数几乎从未回落，而是进入平台期依然稳定上涨，在這10年國考招聘數沒有大漲，甚至2019年還大跌（这10年国考公务员报名人数从105万涨到143万，省考从250万到490万）。从经济上，中国国考有强烈韧性，体现出易上涨，难下跌的情况，这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明显不同。

用制度决定论也难解释，实际上从2016年全面从严治党后，公务员工作已经退去了「事少清闲」的特征，现在大家基本知晓公务员面对大量监察和运动行政，工作强度极大，工资水平非常一般且近年还面对降薪欠薪压力。因为高强度从严治党，这份工作的风险也不小，过去大量的体制非正常特权和福利，也在「从严治党」下遭遇回退。基层作威作福也遭遇社会舆情监督（近年大量特权事件引爆网络倒逼国家入场）。从「制度性价比」上讲，很难认为从2005年-2025年，中国体制内公务员、省公务员、教师处在上升通道。

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人体现出与经济和制度变化无关的强大「体制依附」韧性？这才是与其他国家都完全不同的。这种韧性该如何解释呢？我相信诸位都知晓「上岸」概念，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体制内外生殖隔离」以及「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概念，以及体制内对外相亲的诸多乱象。我想这种「文化身份」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年轻人对体制有强烈的「身份红利」与「情感红利」，虽然二者已经不具备经济和体制支撑。但拥有强烈的「文化支撑」，这样的支撑从05年到25年的20年间是逐渐增强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年轻人和社会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本位」思想，而近20年的经济增长叙事，是强烈的「强国叙事」，进而「加入强国体制」不是一个经济制度理性思考，而是一种强烈的「身份感知」。

我想说的是，此种「身份感知」是近20年爆发性的「体制依赖」的根基，这份「身份感知」的基础共识，是「国家-社会」截然二分，是我在《疫年纪事》中提出的「真假国民」观念，是到2025年中国人依然相信，「体制内」是真正的国民，而体制外是「贱民」的强烈「帝国化身份敏感」，虽然这已经不能被经济和体制支撑了。

三、「真假国民」——「官本位」与「帝国本位」从日常到规范

这决不代表在05年前，中国人没有这种「真假国民」意识，但可以理解为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没有树立，且受到早期互联网「公民社会」文化与意识的一代，这种官本位与国家本位的意识像是一种潜伏的病毒，没有跟随社会风气转变而爆发。其爆发就是奥运会、以及2010年代的「强国叙事」，彻底点燃了「体制依附」的身份与情感回报。这在其他国家，不管是印度印尼西班牙韩国台湾，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中国式「体制依附」的本质区别。

你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互联网、居民财富、全球交流的发生，「官本位」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不管我们如何看待2012年后习近平任期的中国，但社会主轴依然是逐渐走向信息流通开放，经济思维提升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反而被点燃「强国官本位」热情，这是一件奇怪的事，这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本质区别。今日全球右翼政治的民粹与民族主义，甚至带有「反官僚」的特征，认为「官僚」是全球化基础体系的一环，美国人对美国的热爱，不会转化为考取美国公务员的热情。这其中「帝国本位」与「官本位」的敏感，是一件在2025年颇令人惊讶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官本位」状态，中华传统帝国的「官本位」，改开前全能国家的「官本位」和当下中国「官本位」的区别。在传统中华帝国，你可以想象帝国与民间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传统帝国不具备现代社会毛细血管的能力和庞大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塑造了「加入体制」的传统，这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种两个世界的框架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因而同样具有科举制传统的韩国和台湾，并不会延续这样的「体制依附」热情。

在改开前的全能国家，官员对社会拥有绝对掌控力，大到厂矿干部，小到大队主任，在这个时代，「帝国本位」和「官本位」完整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每个人的命运具有实质性控制。在这个时代拥有某种「官本位」思想，就完全可以从经济和体制上进行理解。

但当下中国，虽然国家权力依然强大，但中国早已不是全能国家，市场经济和互联网对国家权力的冲击和实质性解构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如何抱怨当前中共对社会的压制和予取予求，实际上其掌控力与社会处于拉锯状态（到2025年中国传统公民社会完全歼灭下基于网络也可以发生江油事件）。

到这里我们可以复习福柯的《性史第一卷：认知意志》和《安全、领土、人口》，从改开前全能国家的「官本位」到当下的「官本位」，就是国家不只通过实际的控制，而是通过知识生产塑造「生命政治」的过程。而「生命政治」就是当前「国民性」的塑造和唤醒，是中国人潜伏的「帝国本位」病毒的激活。

这里面有几个点尤其值得思考：

• 「国民性」的「生产」而非「压抑」：很多人提到中国人的行为解释，将其单一解释为中共的高压和投下的恐惧。但这是真的吗？从2012年至今，中共为国人提供的只有恐惧和强压？而没有自豪？社会参与？如果没有，人民应该因为压抑和厌恶而远离体制，即便他们维持消极。但实际情况是，「国民性」并非压抑之物，而是具有强烈生产性，国民性生产新知识，产生新身份，塑造新的欲求。尤其在福柯的视野里，塑造正常/异常。即属于国家与体制是中国的正常（真国民），而属于外国与社会、商业的是异常（假国民）。这种社会意识塑造才是关键的。

• 「国民性」分布式唤起：正是因为「国民性」存在，而非单独「党意志」存在，中国的「官本位」不是自上而下靠国家意志塑造的。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在强力推进「官本位」以及体制才是「正常」的意识。现代政治权力是去中心化的，中共也是如此。社会的个人节点，以及媒体，以及社会组织，都在共同推进官本位与帝国本位思想，这才是「国民性」的运作方式。

• 不是「惩罚」而是「规范化」：这才是福柯最后的真意，国家真正能力不靠惩罚，而是形成规范化社会过程，以「引导行为的行为」为术——让个体自我管理、自我审视，成为权力的合作者。中国人愿意接受「自我审查」，是「国民性」导致的只有体制才「正常」，反体制「异常」的思想根基。

四、「现实-精神-共识」混合体

到这里，基于「体制依附」背后的「现实-精神-共识」混合体概念，你应该有了更多的感受。「体制依附」当然有国家招考人数，福利体系等现实的一面，但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剥离经济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成份，展开背后精神与共识的领域。

一窥中国人「官本位」与「帝国本位」在今天的独特生产机制，真正压抑社会的，正是这种知识与规范的分布式生产。而让中国在经济与互联网背景下，竟然「官本位」与「帝国本位」规范在社会中旺盛生产和繁殖的，正是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文化底层，即我们的——「国民性」。

你同样可以想象，以国家和体制为「正常」，以商业和社会为「异常」的中国人，在面对社会转型时，可能会带来何种抵触与强大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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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拒絕「國民性」問題，認為這個問題涉嫌種族主義，誠然在「國民性」問題探討之初即五四時期，正值「社會達爾文主義」高漲，彼時的討論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這種討論的風格對今天有影響。不過「國民性」當然不必綁定於「種族主義」，我也拒絕姨學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探討方式。但如果忽略這個問題背後的「傳統」、「風俗」、「文化」對社會進程和轉型的影響，卻可能錯過最關鍵的問題。

例如中國威權傳統對中國人在「總統制」與「議會制」接受度和選擇中的問題。例如中國人的體制依附性在未來對民粹主義政治的轉移問題。例如中國長期的民主、NGO、公民社會汙名化對未來公民社會信任度的問題。甚至中國古典「黃老」的政治虛無主義對未來轉型中困境和挫折的問題。

這樣的話題幾乎可以無限列舉下去，其中有的很關鍵，有的與制度和經濟重合度高，有的帶來政治挑戰卻並不根本上阻礙政治議程，有的甚至不一定是中國特有現象。因此「國民性」問題是一個問題意識的考驗，不僅對社會理解至關重要，也拷問著對中國未來關注者的思想水準。

一、國民性問題的三段論

為了展開這個問題，可以簡述關於「國民性」問題思考的三段論。第一個命題當然是「作為種族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國民性問題」。這個問題簡單來說可以上溯至啟蒙運動時期，啟蒙運動逆轉了政治學的「德性中心主義」，開始尋求基於理性和物質的「本質答案」。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的「地理決定論」，即寒冷氣候養成勤奮性格，適合共和制；熱帶氣候導致懶惰，適合專制。這是最典型的「國民性」與政治制度的決定假說，這種論點的20世紀精緻版本就是「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之辯（我相信很多反對「國民性」的人接受兩文明二分法，說明這個問題存在一定的深度，認知失調的人大有人在）。

隨後是對「國民性」拒斥的「經濟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前者代表是馬克思，與大家朗朗上口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想國人輕易接受反「國民性」的「經濟決定論」，雖然很多人嘴上操著哈耶克（哈耶克肯定不是經濟決定論者）的話語，其實內心奠基的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弔詭在於，建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卻發明出了「階級史觀」的另類「種族主義」，其高峰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文章，兜兜轉轉還是回到了某種「思想劣根性」，只不過不以國民劃分，而以階級劃分。

馬克思是個非常蹩腳的二流思想家，但其觀念歷經近百年共和國史匯入中國人的思想底層，塑造了某種這篇文章語境下的「國民性」。

當然「經濟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有更切題的版本，就是「制度經濟學」，以近幾年最火的Acemoglu–Johnson–Robinson思路為線索，基本論證了制度是「一階原因」。即便文化、傳統等要素存在，制度依然是最根本原因。我很大程度上認可這個觀點。但認可這個觀點不是討論的終結，這恰恰是展現問題意識的時刻。

即便制度是「一階原因」，那麼對於「制度變革」這個問題呢？中國從共產極權走向開放社會的過程中，在「共產極權」作為既有「一階原因」的前提下，主宰和推動這個轉變之「動力學」的過程中，文化、傳統等要素扮演什麼作用呢？

到這裡，就是國民性問題的第三命題了，是真正重要的命題。

二、制度決定論的貧瘠與「國民性」的需要

首先，問題之解釋與問題之解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個人例如因為長期飲食習慣導致肥胖症與三高，問題的解釋是病理學的，用全套生理病理解釋，可以回答他為何出現現在的問題。但如果要解決他的問題，則馬上進入生活習慣、收入、觀念的問題。

同樣，對中國人的任何行為和社會現象，都可以找到一個「經濟決定論」或「制度決定論」的解釋，稀缺程度啊，共產黨極權的強度啊等等的，作為成熟的社科思考者，炮製解釋從來是最簡單的事情，上述問題炮製一個「文化決定論」視角的解釋也不會困難。但如果要面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而不是解釋，真正的問題就不在「制度決定論」了。

我嘗試提出一些問題：

1. 中國當前就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制度化輿論監督，但基於互聯網的輿情非常洶涌，也事實上起到了監督作用。但互聯網輿情的監督，在動機、觸發點等問題上有什麼樣的特徵？哪些問題更容易產生民間自發參與和監督？這個問題對中國的當下重要嗎？你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更接近中國人經濟上如何匱乏，社會公共品服務供給如何欠缺？還是中國人對「平等」問題以及「官民關係」的某種「傳統性情」呢？

2. 共產黨政府從來沒有改革嗎？從80年代經濟與政治改革，到最近的「民營經濟座談會」等，政府持續釋放中央威權監督下的社會實用性務實改革。不論其信用、真誠性、效果。中國人對務實的現實主義微調具有極高的接受能力，國家甚至可以把「提供持續可感的現實主義微調」當作一種新的統治術，在中國矛盾高發的週期成為平息民怨的方式。如果要影響社會對於這個過程的輿論導向，這是不是一個需要考慮「社會習俗」的問題呢？

3. 當然與「提供持續可感的現實主義微調」相關的，還有「提供持續可感的的反腐與官員問責」。當然這不是中國的特有情況，「反腐」在全世界極右翼政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深入細節，「中式反腐」與其他國家的政黨政治中的腐敗指控還是又相當大的區別，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4. 以及所謂的「底層」問題，在傳統的「經濟決定論」背景下，所謂「底層」總是被看作沒有政治德性與政治能力的人群，只能被「擺佈」和「利用」。要麼就是「階級決定論」下，「底層」才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怎麼看待這兩個幾乎完全相反的主題？如果你要引導一場選戰，你對所謂「底層」的策略是什麼？這也是一個複雜的話題，例如對2024年美國大選，就有「經濟決定論」的很多版本解釋，和以《家鄉裡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為代表的文化解釋的區分。

制度決定論描述一國的政治與社會的宏觀現狀，當然是絕對的「一階原因」，但當我們描述變遷，描述未來政治與社會變革時，「制度決定論」就變得貧瘠了。

三、「精神是一塊骨頭」

這個問題當然還有更深的意謂，到這裡我都可以拋棄「制度決定論」作為「一階原因」。就是黑格爾的「精神是一塊骨頭」，這句話有截然相反的兩個意謂。

黑格爾在生涯早期一度沉迷「顱相學」，這在當時的德國非常流行，算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極端樣式，即通過觀察頭骨可以判斷一個人的犯罪傾向等特徵。隨後黑格爾認為，顱相學是理性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具體位於「理性」章節的「觀察理性」部分之下，標題為「觀察自意識與其直接現實的關係」。

在這個視角下，「制度決定論」依然是「觀察理性」，是「顱相學」式的社會科學。把活的人的行為與觀念世界讀成「硬的物質」，且不必說制度本身就是一個「精神客體」。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不存在「總統制」或「議會制」，不存在「民主」或「專制」，這不過就是一個個的「概念」和「詞彙」。也不存在一部成文憲法的印刷紙張，不存在一根特警的甩棍，不存在網信辦的電腦和機房。

不管是有形的制度實體，還是制度的概念，還是制度構造的人際博弈與經濟關係，將其真正「實體化」的，是與人們的習慣、傳統、理解黏合成的這個「現實-精神-共識」混合體。這算是現象學的基本視角，在現象學的視角下，這「現實-精神-共識」混合體才是「一階原因」。而「制度決定論」不過是「觀察理性」的某種過度簡化。

問題到這裡，當然就變得複雜了，也對思考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對於太多在簡要馬主義和短視頻薰陶下的人，這已然超出了其世界複雜度和思考的上限，但其中所有概念又對其展開了任意理解的空間。誰說這種社會的「現實-精神-共識」混合體，不在不斷刷新塑造著新的「國民性」呢？

而轉型的過程，就是與這個「國民性」角力與共存的過程，克服與改變這塊「精神之骨」。

（這只是「國民性」問題的第一篇文章，還會繼續與大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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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中當然毫無意外遭遇whataboutism——「XXX不也一樣？」，其中主要有兩點：

美國現在經濟基本面也差，股市不也漲得不錯？

這個whataboutism太撿懶了，美國疊加多家技術企業千億美金投資承諾，7月通脹低於預期帶來的9月降息預期，Q2企業盈利大漲，其實短期利好還是相當充分的，強行說美國現在經濟基本面和中國一樣差。我覺得「省略一句髒話」。

另一個whataboutism就有點技術門檻了，觀點是：

日本不也一樣，在經濟下行期靠國家隊投資股市穩定經濟？

認為中國是抄日本的作業，這樣可以避免經濟大幅波動，這樣的說法昨天很多，我隨便摘錄兩段：

同樣的「慢牛」詞彙，同樣的延緩衰退力度和時間，這說明這兩天國內的「經濟學家」們又開始發明新知識了，這個新知識導向一個判斷——「慢牛」。我先破除一個簡單的迷思，請看下圖日本股市走勢。

日本的股市絕非「泡沫破滅後一段時間」央行入市。嚴格來說，日本央行大規模入市是08經濟危機後，彼時日本已經是泡沫刺破後的20年了，在日本經濟泡沫刺破後，股市自由落體了接近10年的，從37000點，跌到7900點，並在這個點位維持了近10年。所以泡沫破滅後日本央行即投入股市延緩經濟衰退力度，這當然是一個假知識。

上述「假知識」由兩個部分構成；

1.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馬上政府介入了股市（已证伪）

2. （他們真正想說的）中國股市會進入形似日本2016年的10年「慢牛」，到達歷史高點

這會不會發生呢？就要看看下面的內容了。

一、日本央行投入股市

日本央行投入股市的時機可以追溯到2010年12月，08全球金融危機令日本經濟的通縮壓力進一步放大，日本央行作為量化寬鬆政策的一部分，首次開始購買ETF基金（這與中國中央匯金操作類似）。這一舉措在2013年安倍經濟學啟動後進一步強化，成為貨幣寬鬆的關鍵工具，直到2024年央行宣布停止ETF購買，以轉向正常化貨幣政策。

這波購買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屬於央行發行貨幣投入ETF。2014年後，購買規模逐漸擴大，累計購買ETF的總額達到數十萬億日元，截至2025年，其持有ETF價值約35萬億日元（相當於2520億美元），一度佔據日本股市總市值的6%至7%（現在中國中央匯金持有總市值最高可達3%），成為全球最大ETF持有者之一。

日本央行投入股市的效果顯著正面，包括提升股票回報率、降低市場波動性，並通過價格壓力誘導投資者再平衡投資組合，從而支撐宏觀經濟增長和降低風險溢價。但之所以日本在2024年退出該政策，就是其與通脹的關聯，以及對資產價格的扭曲。

從這個歷程來看，日本央行投入與中國現在的「國家隊」有多個不同：

1. 日本是貨幣政策央行直接投入，中國是財政政策中央基金投入

2. 日本投入規模大，央行加日本養老基金等可以持有總市值的14%，中國現在是4%左右

3. 透明度不同，作為央行政策，「怎麼買、買什麼、在何種情況下買」為市場注入強大穩定性；而中央匯金是否會離場，財政政策是否轉向，都存在變數

所以，雖然都可以是廣義的「國家隊」投入股市，但其內涵完全不同，導致不同的重要原因，可能才是洞察中國與日本經濟差異的癥結。

二、日本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背景

1 日本在降息無空間下進行貨幣政策操作

日本在1990年代末即進入零利率與反覆通縮的周期：1999年啟動零利率、2001年啟動量化寬鬆，2013年再以QQE明確2%通脹目標，2016年甚至引入負利率與YCC。這種長期貼近下限的利率環境，使傳統降息沒有任何空間，也在獨特的營商環境內，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貨幣市場格局。

在這情況下，日本的股票價格波動風險會成為最容易被感知金融風險，所以央行政策轉向壓制股票風險，其目標是託底，而非「日本經濟光明論」。當前中國面對多重金融市場壓力，房地產、政府債、城投債，比起中國股市，有的是嚴峻得多的金融危機，所以中國國家隊入市，更多不是平抑風險，而是「中國經濟光明論」，創造積極的市場信號。

2 日本較低的企業和個人槓桿率

按理說，中國為了創造光明論，應該投入更多資金在股市才對？這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就如上文所說，日本央行介入股市，不是1990年，而是2010年，這20年的泡沫刺破，日本企業與個人的槓桿率已經得到控制。

到2010年前後，企業與家庭部門的信貸/GDP水準已明顯低於1990年代高點。1990年代初，例如1994年第三季度，日本企業和家庭的總和槓桿率為213.6%，到2010年第四季度，已經降至163.1%，下降了50%。其中降幅最大的是企業，下降了42%。企業已普遍轉為淨儲蓄者、持有大量現金等安全資產。這種資產負債表的「保守化」降低了資金成本下行時再度觸發信貸泡沫的風險，讓央行透過ETF投資股市風險更可控。

中國當然現在不僅處在企業和個人槓桿率的高位（總和超過200%），政府債務同樣高企，中國至2025年全社會整體槓桿率已經超過了300%。根本不存在大放水的空間。

3 彼時日本企業盈利與物價羸弱的矛盾

到2010年，日本的外向型經濟其實大放異彩，08金融危機後企業利潤大漲，2010年一季度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63.8%，製造業由虧轉盈，非製造延續改善。正因「利潤反彈—物價羸弱」的錯位，日本央行把買ETF用作維持融資條件與風險偏好的輔助工具，股市和投資的刺激是為了配合企業利潤的修復。

現在中國的整體經濟基本面，當然不存在這樣的基礎。

4 不只是拉股市而已

日本2010年的央行投入股市，是在一攬子經濟改革計劃中的，就是大家熟知的安倍「三支箭」——激進貨幣政策、靈活財政、企業成長戰略（結構改革）——把市場穩定與資本效率提升綁在一起。這是因為彼時日本既有更積極財政政策的放水空間，又有產業重組、放寬企業管制和強化國際經濟參與在其中。

這與中國現在的處境幾乎也完全相反。

三、抄不了的日本作業

所以中國現在的「國家隊入市」是日本經驗的一部分嗎？可能國家資金進入ETF託底有點像吧，但可比性非常有限，甚至很大程度上相反：

日本2010 vs 中國2025

• 日本較低企業+個人槓桿率 vs 中國極高企業+個人槓桿率

• 日本政府財政的空間充裕 vs 中國政府債務無空間

• 日本以貨幣政策入市長期穩定 vs 中國以財政短期政策入市不確定性

• 日本貨幣政策規模極大 vs 中國財政政策規模有限

• 日本配套企業治理改革 vs 中國企業治理改革會觸碰政治經濟紅線

這些表層差異背後是深層差異：

• 中國是否願意進行直接的QE（中國政府體制可以支持直接EQ嗎？）

• 中國資本流動與匯率管制下，QE是否導致資本外逃（日本資本自由流動已經擠出20年本幣資產泡沫）

• 中國融資結構與抵押品高度地產化，日本QQE時期資產高度金融化

当然要往中国政治体制去讲，差异就更根本了，這讓「日本不也一樣」的whataboutism錯過了所有重要因素，也錯過了中國經濟最主要的挑戰。

當然最後是大家可能最關心的問題，那麼中國股市表現會和日本2016年後的股市一樣進入10年「慢牛」嗎？

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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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可以據此認為民意在中國政治中完全是處於“壓制”嗎？不管是通過互聯網審查，對上訪群體和個人的維穩操作，對基層民意的中間組織，如NGO，律師等群體的殲滅？在大的結構上，這當然是不錯的，但如果堅持這個立場，可能會遺漏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探討民意與中共體制的關係。

一、什麼是“民意”

哈耶克對政治哲學最大的貢獻，恐怕是大幅擴充了公民社會和政治議程的外延。從上溯至古希臘的政治學傳統來看，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基礎「家政學」幾乎是涇渭分明的，政治事關「國家」、「權力」、「民主」、「自由」等概念，那麼政治知識就是關於這一切運作的知識。在我們的日常語彙中，也經常說一個人「只關心賺錢，不關心政治」。在這裡政治與經濟是涇渭分明的領域。

這樣的劃分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哈耶克的「湧現秩序」將政治外延與社會知識擴散到經濟決策，對他而言，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知識」不是公民社會運作的知識，而是「價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對「民意」有一種擴展的理解。試想，如果一個中國人，對中國經濟心灰意冷，對中國股市失去希望（當然股市正在快速上漲中），誰說他對經濟的看法不是一種「民意」呢？

熟悉中國政治的人應該馬上可以意識到中國的「績效合法性」，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以績效合法性作為實用主義的治理基礎。公民對「經濟績效」的信心和反應自然會成為「民意」的基礎，「經濟績效」的信心不只反映在言辭上，更反映在經濟行為上，投資、商品買賣等。你當然意識到公民「用腳投票」衝擊「績效合法性」的諸多現實。

不過這並沒有讓一切問題得到解決，好像即便中共壓抑一般政治表達，人民可以用腳投票用經濟「民意」反制政府。「經濟民意」有其獨特的性質，就是貨幣的特徵，一般現代市民都愛錢，一個人可以接受中共獨裁制度可怕，但一旦投入股市，就希望有中國經濟還不錯的wishful thinking。一個憎惡中共獨裁的人，無論如何很難產生中國制度勝出的wishful thinking，但整體經濟與個體經濟生活高度相連，「經濟光明論」唱起來比「政治光明論」容易太多了。因此經濟「民意」與民眾對個人經濟生活的wishful thinking結合，令經濟「民意」的維持簡單許多。

二、民族主義作為民意，表演政治

89後，中共在六四後意識到意識形態真空對中國的衝擊，江澤民開始強調「愛國主義教育」，此後「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的真正靈魂，也開始形成中共民意的組成部分。

「民意」在一般憲政國家自下而上，但在獨裁國家卻自上而下，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就對此有精準描述，它通過原子化社會、使用恐怖和宣傳來摧毀個體性和公共領域，使人們陷入孤獨並易受意識形態影響。在這種體制下，民意被扭曲，因為大眾在孤獨中尋求歸屬，從而成為極權運動的原料，在中國這就體現為仇美仇日，仇恨西方的「民族主義」，這些是大家熟悉的了。

不過這裡「民意」的第二個擴展問題，可以稱為「民意結構」，如果社會組織喪失，個體充分孤立和原子化，就算在憲政國家，「自上而下的民意」也會大型其道。2024大選年中全球右翼文化崛起就可以看作多國「民意」失調的結果，這個問題還可以關聯最近在YouTube的「情感政治」節目。

但是，在中國，我想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新視角。其他國家沒有互聯網審查，大規模刪貼，國家大內宣和「國家媒體複合體」的存在，右翼文化也體現為草根自覺，如Laura Loomer這樣的草根網紅作為發動機，而不是以「共青團中央」作為發動。在中國，可以問一個問題，一般民眾真的相信政府的民族主義動員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也不是，經年累月的意識形態洗腦當然有用，結合身份政治，讓一個普通中國男人恨日本、臺灣、香港、美國、女性、LGBT、少數民族不難。但在全國範圍內高強度進行國家級民族主義動員，對一般公民而言，這是一個——政治任務。

這讓中國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處於一種心照不宣的「表演」狀態，國家對意識形態合法性有強烈需要，那在一半自願，一半被迫的情況下，公民可以配合國家「表演」民族主義表達（當然這個問題也有極其複雜的一麵，請看上一篇文章「自組織網軍」）。

這種配合的基礎與「績效合法性」高度相關，中國經濟居民感受的頂峰是2021年，彼時全網愛國熱潮湧現，超英趕美，東昇西降。但2022年國內，評論區翻車情況不斷湧現，到現在已經成為互聯網的尋常。不是國民對民族主義有了新的認識，而是經濟績效下滑，「配合演出」的動機大幅下降了。

因此，維持中共生命線的「績效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合法性」在中國有一種奇妙的聯動關係，當然也會帶來挑戰。

三、主動主導「民意」及其副作用

在一般社會治理，中共介於極權和響應式威權之間。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政府響應網絡民意做各種各樣的事情，派出督導組，還有最近經常出現的詞彙「提級調查」，每次「提級調查」都是網絡民意促逼。但是，「提級調查」結果未必能符合民意需要，江西「鼠頭鴨脖」事件幾乎推翻基層調查所有結論，可以說比較符合網絡民意；但甘肅天水事件則不然，「提級調查」結果算是初期調查結論的擴充。

這可以回到我們最開始所講，共產黨可以「響應民意」，但決不可以「民意主導」，可以「提級調查」，但不會輕易推翻下級政府結論。動作做足，但結果與民意需要會大相徑庭，盡顯大家長作風：我會對家庭負責，但肯定不會以你期待的方式。

類似的方法籠罩在中共的一些「響應民意」機制上：市長熱線、信訪、楓橋經驗。這些制度都完全沒用嗎？不是的，但能滿足市民民意嗎？距離還相當遙遠。中共擺出「響應民意」的姿態，卻要主導整個民意過程，在治理結果上完全主動。這方面反例極少，2022年疫情防控在白紙運動後放鬆是罕見的例子。

這可以成為中共既要又要的民意模式嗎？很可惜不能，民意響應的「通貨膨脹」非常明顯。最顯著例子就是「提級調查」，這個概念最初被大家熟知，來自2021年“7·20鄭州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國務院成立調查組，由國家減災委、應急管理部牽頭，提級調查。隨後「省級提級、部委掛牌督辦」，成為一種標準模式，甚至制度化：如2025年2月修訂的《國家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就明確包括了群體性中毒、食品安全事故等公共衛生事件，明確發生特別重大或重大突發事件，原則上由事發地省級黨委政府組織指揮應對工作，而且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或者社會影響較大的，省級黨委政府或負責牽頭處置的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發佈信息（提級調查還用於國家監察委官員查處，但這是另一個動機）。

但這樣的事件越來越多，僅僅7月一個月「甘肅鉛中毒」、「內蒙古選礦廠事故」就在民意下提級調查，但兩次「提級調查」都沒有讓社會滿意。「提級調查」本就是在民意高揚下，提升「響應民意程度」的信號。一般市民也期待，越過地方保護主義，可能很多問題的結果會不同。但如果「提級調查」在中共主動主導民意進程下一再令市民失望，到「提級調查」同樣陷入塔西陀陷阱的時候。毫無疑問「提級國家級調查」，如同鄭州事件會成為最後的方法，如果「提級國家級」依然無法取信。

這會讓走鋼絲的「響應式威權」進入失靈，那麼中共不得不採取另外的方式來回應民意問題。

四、不簡單的民意

寫到這裡，你是否意識到，在一個互聯網環境中，當信息自由流通，「民意」其實是社會自動涌現的秩序。即便是共產極權國家，也需要妥協自「響應式威權」位置維持民意。借「績效合法性」與被前者維持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表演穩固民意。

但如果最近兩個合法性，以及「響應式威權」之「響應」同時遭遇挑戰。我們就必然的進入了一個變動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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