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这地方很热闹。这些年经常上新闻。远一点的，有个人叫薄熙来，是个红二代，从小到大，理想就是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在重庆当书记，终于实现了理想，直接提拔到秦城，天天过共产主义生活。这两年，重庆也没少上热搜。去年，有几个重庆熊孩子霸凌同学，市民一愤怒，就上街了。前一阵，重庆又有个王八蛋虐狗，市民一愤怒，直接跑到他家楼下抗议。

大约两周前，重庆又上了新闻。有个专门包装男童的公司，楼下两伙人打起来了。一群二三十岁的女粉丝，冲着几个十一二岁的男童喊老公。一群看上去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追着男童录像，发展到辱骂女粉丝，动手打人。今天就说说这件事。

这届男女青年，用一句话来说，太压抑了。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生命力旺盛，是个情感、欲望、个人追求迸发的年龄。可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原因，什么都是拧巴的，从上到下，除了高压就是高压，个人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自由空间越来越小。

情感、欲望、个人追求这些东西，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表达出来，就会另找出口发泄。那些冲男童喊老公的女粉丝找到了一个出口，那些冲女粉丝动手的男青年，也找到了一个出口。我把这个过程叫“始于压抑，终于暴力”，中间夹杂着各种逃避，各种发泄。

有个专门包装才艺男童的公司，叫时代峰峻。它在重庆的长江国际写字楼十八层，有个培训场地，参加培训的都是11-14岁的男生。楼下常年有粉丝聚集，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女青年。

8月15号，有男主播跑到楼下撕海报，对着进出的受训男童贴脸辱骂，还有人冲进大楼近距离拍摄，全程直播。16号，一名男主播跟一名女粉丝发生冲突。17号晚上7点半左右，冲突升级，一群男青年跟一群女粉丝泼水、扔东西。

18号下午，大批男青年赶到现场。喊口号，唱红歌，围堵女粉丝。有人强摘女粉丝的口罩，还有人踢踹女粉丝。一些男青年打出国旗，唱《强军战歌》。19号晚上，继续有大量男生聚集，有不少看上去像是中学生。警察开始现场抓人。

第二天，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发布通报，对事件轻描淡写，说长江国际写字楼下因口角发生争执，出现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

有人说这个事件是男女对立造成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男女对立是结果，这个事件只是体现了那个结果。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男女对立呢？这有更深的社会原因，我在以前的节目中专门做过分析。简单地讲，就是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打破了传统家庭秩序，摧毁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社会进一步原子化，每个人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新角色、新身份。

这等于是在失序中建立自己的秩序。这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只有一部分人有能力积极面对这种挑战。不少人选择了逃避，不少人选择了破罐子破摔，也有人选择了怨恨，找时机暴力发泄。

粉丝现象实际上就是逃避的结果，那些冲男童喊老公的女粉丝，只是极端了一点而已。有人骂她们是恋童癖。那是句骂人话，但精神病学上对恋童这种心理疾病，有严格的界定，那些当街喊老公的女粉丝够不上那个标准。骂人求的是痛快，但不能当真；要当真，就要讲科学依据。就算不讲科学，只是凭常识判断一下：你见哪个恋童癖跑街上喊的么？

人们对现实失望，逃避现实，就会去追逐一些虚幻的东西。现实中，很多女生对男生失望，也有很多男生对女生失望，不想恋爱，不想结婚。这种失望可能有个人因素，但从统计学上讲，这个趋势还在加速。中国大学中的女生比男生多。在选择婚恋对象的时候，几乎所有女生都不会向下选择。大学毕业的女生一般不会选择没念过大学的男生。

很多女生就放弃追求现实中的感情，转而去追星，追一个追不到的对象，建立一种虚幻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个特点，它是完全单向的。你去追星，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你什么时候开始，花多少钱，投入多少感情，什么时候结束，全由你一个人说了算。

这种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简单讲，是因为它没有被拒绝的风险。在现实生活中，交朋友、谈恋爱，建立真实的感情关系，需要付出，需要承担风险。任何真实的关系，都是双向的：你选择别人，别人也选择你；你拒绝别人，别人也拒绝你；你评价别人，别人也评价你；你让别人喜欢，别人也让你喜欢；反过来说，你让别人讨厌，别人也让你讨厌；你嫌弃别人，别人也嫌弃你。真实的关系，都是这样的。

但在生活世界，有不少人受不了这种双向关系，只能是自己评价别人，不能是别人评价自己；只能是自己嫌弃别人，不能是别人嫌弃自己；只能是自己拒绝别人，不能是别人拒绝自己。这意味着，他们受不了真实的关系。被别人拒绝，恋爱失败，当然是很痛苦的，但这是建立真实关系难以避免的。这跟肉身疼痛是一个道理。人只要做事情，不管是运动，还是干活，就会磕磕碰碰，肉身就会经历痛苦。有人为了避免痛苦，干脆就不运动，不干活，在手机上看别人运动，看别人干活。

追星的心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逃避建立真实的感情关系。心理学上，有一种焦虑-矛盾依恋型的人，对亲密关系充满渴望又深感恐惧。20多年前，有心理学家发现，这种焦虑-矛盾依恋型的人，最容易建立单向感情关系。用大白话讲就是，那些渴望亲密关系又害怕亲密关系的人，最容易追星，因为追星既满足了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又避免了他们对被人抛弃的恐惧——他们追的星永远不会抛弃他们。

追星这种单向关系，也是在想象中占有对方，不是真占有，是要那种占有感，用心理学术语讲，就是psychological ownership。要获得这种占有感，必须在心理上能控制对方，想追就追，想爱就爱，控制权完全在自己手里。追星就是这种心理游戏。如果真去恋爱，看上了哪个女孩子，看上了哪个男孩子，你去追人家，人家可能躲着你；你爱上了人家，人家可能不爱你。就算两个人都有意思，谈恋爱，一方也不可能完全受另一方控制，没法满足这种占有感。

要满足这种占有感，只是心理上控制还不够，还要在对方身上花钱、花时间。那些跑到重庆长江国际写字楼下面追星打卡，冲男童喊老公的女粉丝，要的就是这种占有感。时代峰峻这种专门包装男童的公司，整个运营就是为她们量身定做满足占有感的产品。他们的产品就是那些包装出来的男童。

Read more

我看到这条留言，当然很高兴。不是因为有人把我当老师，正好相反，我不想当老师。年轻的时候，我教过中学，教过大学，还当过家教，后来发现，我不想当老师，做了20多年律师。现在退休了，写作、开播客，讲一些自己念过的书、经历过的事、有过的一些想法，都是比较个人化的视角，不是普遍真理，也不想给人量身定做人生指南。

我高兴的是另一件事。听到别人说一本书好，就主动找来读，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品质。

我自己有机会读到《Games People Play》，得感谢我的射击教练。很多年前，我跟他学枪，他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一个很普通的老头。他说，扣扳机，谁都会，但关键时刻拼的是头脑，谁头脑冷静，谁打得准。他以前是警察，说有些警察跟罪犯隔着两三米，都能把子弹打飞，就是头脑不过关。

这本书能帮人调整自己的头脑、心态和思维方式，在跟人交往中知己知彼，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化解矛盾，不会头脑发热，也不会自寻烦恼。后来我在专栏和播客里提过这本书。

再好的书，只有自己主动去读，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这里最重要的是”主动”两个字。我在播客和专栏中提到过至少几十本书，在自己的书里也讲到过一些，但偶尔还是有人让我给他推荐书。这位听众不一样，他听到这本书以后就主动找来读，而且活学活用，在生活中运用书里讲的道理，生命有了改变。

在读书这件事上，最重要的不是书，是人，具体地说，是人的主动性。不管人读不读书，书都在那里。但不主动去读，书里的智慧就不可能变成自己的人生智慧。

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本来应当是轻松愉快的。成年人应该理性比较成熟，知道事实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按照理性的思路去解决问题。但这只是”应当”，不是现实。现实是，很多成年人缺少理性，不在乎事实，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成为他们发泄情绪的出口。所以，在生活中，很多人已经二三十岁，甚至五六十岁，但看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方式，不像个有理性的成年人，倒像个儿童。

也有些成年人，一会像个儿童，一会像个家长，就是不像个理性的成年人。跟这种人打交道是个体力活，相当累，让人感觉不到成年人交往的那种轻松愉快。中文世界不缺儿童，也不缺家长，缺的是成年人。不是生理成年，是心理成年。为什么会这样呢？遇到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就根据《人间游戏》这本书，来讲讲这个话题。

《人间游戏》不是外行写的人生指南。那种人生指南一般没有多少价值，作者大都缺少专业资质，自己还没活明白，就去指导别人，只能人云亦云，吸引的是没头脑又想走捷径的人。《人间游戏》不一样。这本书的作者叫Eric Berne，是个精神科医生，有大量临床经验。1950年代，他提出了一套理论，叫Transactional Analysis（沟通分析）

《Games People Play》是1964年出版的，销量多达500万册。他把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写给普通人看，结果成了畅销书，曾经连续两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这本书并不难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基于作者自己的心理治疗经验，针对问题来写，内容很贴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人和现象。

Berne把人的心理状态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父母状态，就是那种家长心态，要做别人的家长；第二种是儿童状态，就是那种未成年心态，离不开家长照顾，跟别人交往就是在找爹妈依赖；第三种是成人状态，就是那种理性的心态，在跟人交往中尊重事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化解冲突。

这是三种心理状态，并不是说人分成这么三种。同一个人身上都会有这三种状态，在不同时刻表现出来，一天可以来回切换很多次。比如说，在工作场合，有的同事有时候可能表现得像个儿童，但冷静下来，也能像成年人一样解决问题，把工作做好。

不过，这三种状态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平均分配。有的人这种状态更多，有的人那种状态更多，表现出来，就是有的人更像儿童，有的人更像家长，有的人更像正常的成年人。

父母状态有两面：一面是养育、照料，另一面是挑剔和控制。大家都经过儿童时段，对这两面都不会陌生。比方说，小时候父母肯定嘱咐过，今天降温，多穿件衣服。这是养育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句：我都是为了你好。这是控制型父母的口头禅。很多父母心态的人会同时表现出这两面：我对你好，你就得听我的。

儿童状态也有两面。可爱的一面，像天真、好奇、活泼、无辜，体现在儿童身上，都很可爱；也有不可爱的一面，像任性、讨好、反叛、赌气。每个人小时候都经历过，有小孩的父母还陪自己的孩子再经历一遍。

人长大以后，儿童状态的这两面都不会完全消失。如果都消失了，那种人其实是很可怕的。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成年人一点儿童状态都没有了，连好奇心都没了，也没有爱好，不会开玩笑，也理解不了玩笑，这种人很难跟人交往。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身上有太多儿童不可爱的那一面，比如说，过度讨好别人，自己的事依赖别人去包办，或者遇到现实困难，只会反叛、哭闹、任性、赌气，这种人生必定充满冲突，充满抱怨和焦虑。

第三种是成人状态。成人状态不等于整天板着脸，也不等于没有感情，像台预装了程序的机器。它只是更看重事实，遇到问题，知道怎么收集信息，评估代价，作出选择，并且愿意承担后果。

比如说，朋友约你去爬山，问你：这周六有没有时间一起去爬山？你看看天气、路线，考虑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周六有没有其他安排，根据这些事实说去或者不去，这是成人对成人的交流。如果那位朋友说：你要是把我当朋友，就来吧。这一下就跳到了儿童对父母的心态：你得围着我转，否则就是不爱我。如果你的反应是：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这一下又反转成父母对儿童的心态。

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形成一些下意识的习惯，表面上是在说一件事，潜意识里真正想要的却是另一种心理满足。这就是Berne说的games（心理游戏）。因为是长期形成的习惯，不用成心计划，顺着潜意识就能做出来。双方往往都不知道自己在玩游戏，不管说什么话题，最后都引向一个固定的心理结局。比如说，中文世界很熟悉的那种祥林嫂心态，不管说什么，最后都永远是自己委屈，自己是受害者。也有人不管说什么，都是在证明自己比别人道德优越。还有人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美国都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样。

在中文世界，经常有人批评很多国民自私、冷漠、缺少公德。这时候就会有人出来说一句：中国老百姓已经够惨了，你还批评他们？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有同情心。说话的人仿佛张开双臂，保护受苦受难的普通中国人，同时又是在指责批评者没有同情心，暗示批评者冷酷无情，不是好人，在道德上比他低。

用Berne的沟通分析来看，这种人是在玩一种游戏。他要的不是成人对成人，不是看批评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事实，而是推着婴儿车抢占道德高地，自己进入慈祥父母的角色，把几亿中国成年人装进他的婴儿车。老百姓只负责受苦受难，只需要做受害者，不需要像成年人一样做出自己的判断，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人给批评者安排了一个冷酷无情、不通情达理的角色。角色分配好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父母，谁是孩子，谁是菩萨心肠，谁没心没肺，一切按角色演，事实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这种做法极其虚伪。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当然不容易，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源，很多人生活得很苦。一个人受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的恐惧、冷漠和愤怒，却不能证明他做什么都对。受苦的人也可以加害别人，也可以干坏事。中国的很多坏事，恰恰是受苦的人干出来的，不是养尊处优的人干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受苦的人只有先改掉身上那些妨碍改变自己处境的毛病，才有可能脱离受苦的境况。批评者指出他们身上的毛病，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很多人讲启蒙，这就是启蒙。

伪道德家对帮助底层改善处境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把心思放在自我标榜上，反过来对批评者搞道德审判。这种心理游戏损人不利己，相当无聊。为什么说损人呢？简单地说，就是它把成年人当成没有判断力、没有行动能力、也不必为后果负责的儿童。看上去他似乎在同情老百姓，站在老百姓立场说话，实际上是取消了老百姓的人格，不拿老百姓当人。

Read more

一个北大教授，带着自己的专业，跑到胡锡进的行当去客串，闹出这么大动静，这种事，老胡不能不管。于是，他果断出手，以舆论诈骗业霸主的身份，把张丹丹教训了一通。

张丹丹都说了什么呢？中国有档视频节目叫《聊一波》，把她找去聊灵活就业。聊到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张丹丹语出惊人，说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能自主选择时间，代价就是社保相对薄弱。她还往下推了一步，说这些人既然没有把自己的时间和自由交出去，凭什么要求雇主和政府提供保障呢？

节目一播，全网炸锅，男女老少都在骂她，全国人民一下学会了一个典故，叫”何不食肉糜”。西晋的时候，有个皇帝，名叫司马衷，就是后世说的晋惠帝。晋惠帝是历史上有名的窝囊废皇帝。他在台上的时候，天下荒乱，老百姓饿死。这话报到宫里，晋惠帝问，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张丹丹不是皇帝，只是个教授。但她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把网民惹火了，网民管不了那么多，什么教授、皇帝，都是一路货色，先骂再说。

子弹飞了一阵。中国舆论诈骗业霸主胡锡进出场了。老胡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功力在那里，一出场，就身手不凡，直接就说，张丹丹”脑子里短路了”，还做出了诊断，说张丹丹”对语境做了错误反应”，说她”似乎对自己这样说话会在互联网上犯众怒毫无察觉”。

这话一听，就知道遇到舆论诈骗业高手了。师傅一出手，知道有没有。老胡这是中国舆论诈骗业一代宗师，给一位刚刚出了业务事故的后起之秀，上了生动的一课。翻译成党妈的语言就是：丹丹同志，你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这几年中国百业凋敝，只有诈骗业越来越发达，官办的，民营的，官商合营的，宣传系统的、教育系统的、统战系统的，还有无数灵活就业、搞自媒体跑单帮的，都算进去，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怎么说也得有上千万人。

胡锡进虽然不是教授，但凭他在行业内的修行，到北大、清华当个舆论诈骗学的博导，绝对是大材小用。当年，我们还讨论过李鹏总理能不能当博导。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六四刚过去两年。那时候李鹏是总理，朱镕基是副总理，朱镕基还兼着清华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天，我们在宿舍喝酒，说起朱镕基当博导来，我跟一位同学说，李鹏也可以当博导。那位同学一听，认真起来，问了一句：李鹏当博导，他能指导什么专业？难道要开个镇压学专业？

这些年，北大、清华都开了不少新专业。但是，直到李鹏去见马克思，也还没好意思开镇压学这个专业。李鹏总理的专业特长，只用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发挥出来。土皇帝出来以后，有比较就伤害。拿土皇帝一比，据说，连李鹏都有人觉得是人民的好总理了。

中国最发达的行业是舆论诈骗。但北大、清华到现在也还没开舆论诈骗学专业，没有给国家培养出这方面的世界级人才。这是个重大损失。这也让胡锡进没法通过正规渠道，传道授业。他也是怀才不遇，只能跑到微博上去，隔空给张丹丹传授一点舆论诈骗秘笈。

要是老胡也是教授，那就不一样了。开个学术会议，群贤毕至，有个看着四十来岁的女教授，主持人一介绍，说这是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博士；旁边还站着个一脸苦大仇深、把头发染黑了的老头，主持人一介绍，说这是清华舆论诈骗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舆论诈骗学教授，《坏球时报》胡锡进主编。

老胡这些头衔一亮出来，统领舆论诈骗江湖的霸主气势，马上就出来了。经济学教授算什么？用老胡原话来说，就是”即使有一些学术看法，也应该说话有分寸”。他嫌张丹丹说话没分寸，”效果是灾难性的”。翻译成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就是：你虽然是个经济学教授，但跑到我们舆论诈骗学领域客串，就得遵守我们行业的规矩。

学者有个职业病，就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要把话说圆了，得自圆其说，不能逻辑上前后打架。但舆论诈骗学的规矩不一样，它不需要逻辑，不需要自圆其说，只需要拿捏好基本盘的情绪。张丹丹教授在电视上犯了职业病。主持人问她社保怎么办，要换成胡锡进，拿几句舆论诈骗业套话就糊弄过去了。

你想，连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都不知道怎么办，胡锡进怎么会知道？

当然，张丹丹也不可能知道。她跑到舆论诈骗行业客串，又不懂这个行业的规矩，一着急就犯了职业病，搬出劳动经济学来糊弄，但劳动经济学那套理论，又跟中国人的”灵活就业”对不上号，术语和用词都驴唇不对马嘴，让胡锡进看不下去。

张丹丹这次引起众怒的那句话，是说灵活就业虽然没有社会保障，但灵活本身就是福利。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灵活就业，这是中国官方舆论诈骗的行话；另一个是福利，这是张丹丹用词混乱，想偷换概念，弄巧成拙。

Read more

对于原创作者最重要的四项：受众质量、受众数量、创作收益、版权保护，X跟其他两个平台相比都是最差的。不但中文创作是这样，英文创作也是这样。很多高质量英文原创作者的Substack订户很快超过了X粉丝数量。X上流量最高的好象是两类，第一类是逐臭的垃圾内容，第二类是名人的脑残粉。吸引不到高质量的原创作者，这种平台有什么前途呢？

有点质量的原创作者都很看重一点，就是对自己社区要有自主权。Youtube和Substack在这方面做得都很好，每个作者都可以为自己的社区设一道门槛，建一堵围墙，防止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去随手丢垃圾，同时又不妨碍读者和观众写高质量的留言，鼓励创作者。

AI时代，垃圾流量和重复性内容都已经不值钱，平台争夺的是有价值的流量，而归根到底，能吸引有价值流量的是原创内容。这意味着，原创作者是平台最有价值的资源。Youtube和Substack好象都参透了这一点；X还在闭着眼瞎折腾，做靠垃圾流量空手套白狼的黄粱梦。

流量的尽头是垃圾场。求仁得仁，求垃圾得垃圾。

作为一个小众原创作者，与其在垃圾场流连，不如把时间和精力花到Youtube和Substack上。在X上随手扔点垃圾——那个平台的算法好像就是为扔垃圾设计的，随手扔点香蕉皮、核桃皮、吐点口水…那里好像适合干这个。原创内容，音视频适合发Youtube，文字适合发Substack。一个小众创作者，有这两个不错的平台，足够了。

这两波人在网上是死对头，经常相互指着鼻子骂。一波指着对方骂反贼、恨国党、境外势力，另一波骂对方五毛、粉红、粉蛆。仔细看看，他们其实是一体两面，是同一种处境的两个版本。今天就讲这个。

有位听众在留言中，讲到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他说，有人认为弗洛姆讲的”逃避自由”，才是人的天性；拥抱自由有个前提，就是要认清自由的代价，也就是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很多中国人宁愿少要一部分自由，换取牢笼的庇护，也不肯接受自我负责。他问，我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们今天就从这个问题讲起。

先说弗洛姆这个人和这本书。埃里希·弗洛姆是位心理学家。他出生在德国，是位犹太人，1934年逃离纳粹德国，润到美国。1941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Escape from Freedom，《逃避自由》。这本书有中译本，很值得一读。

弗洛姆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憋着一个问题：德国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出过康德、歌德、贝多芬、尼采、瓦格纳，为什么1933年以后，那么多普通德国人拥戴希特勒，参加纳粹。他们不是被希特勒拿枪逼着，也不是被纳粹洗脑——纳粹上台之前没有掌握全国的宣传机器。普通德国人是自己心甘情愿地，交出自由，把自由交给了希特勒，交给了纳粹党，结果就是失去了自由。

为什么会这样呢？弗洛姆给出的答案，就是那位听众说的那个意思：自由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弗洛姆是根据欧洲的历史推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先介绍他的说法，然后再用他的说法，分析中国人的情况。现代欧洲人是从中世纪那套等级、行会、教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得到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只解决了”摆脱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要什么”的问题。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得自己做选择，自己面对不确定，而且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没有权威再告诉他该干什么，该信什么，该怎么活，怎么死。

责任是有重量的。这个重量，不是每个人都扛得动。扛不动的人，就要找地方卸下来。怎么卸呢？弗洛姆讲了他看到的几种做法。其中有两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两种人。

第一种，他叫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说白了就是找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东西，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附在那东西上面。这个东西可以是一个领袖，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神。人把自由交出去，把自己交给那个强大的东西以后，就不再是个孤零零的个体、不需要再为自己负责，觉得自己也强大起来。

弗洛姆是根据德国的情况总结出来这一条。魏玛共和国时代，德国人有自由，有宪法，有选举，但现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人无所适从，觉得人生和国家都没有目标。魏玛宪法玩不转了，希特勒应运而生，国家有了目标，人生有了意义，大批德国人觉得扬眉吐气。代价是自由没了，但很多德国人觉得交出自由，换来元首为自己做主，让国家强大，值得。直到有一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值得了，已经晚了。

交出个人自由，换来伟大领袖给自己做主，这笔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弗洛姆说得很直白：个人不需要再自己做决定，不需要再对自己负责任。自己为自己做决定，还得承担责任，多累啊，现在元首替我决定了，我按照元首说的做就行了。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交出自由，有个更早的起点。大部分中国人，从小就没有被当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尊重，没有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判断。这样，也就很难发育出成年人的理性。结果就是，生理上已经成年，但是人格上、心理上还处于幼儿状态，就是人们常说的巨婴。一个从小就没有为自己做过主的人，长大以后，自由对他就是一个沉重负担。

这样的人，必须依附一个比他们强大的对象，内心才有安全感，才有归属感。

Read more

我从一句话讲起。这句话是位家住深圳的金先生在微信上写的。袁莉在《纽约时报》的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这句话。在朱镕基时代，金先生的家人失去了工作，还被债主逼债。2000年，朱镕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他希望人们记住他是个清官，如果再慷慨一点，说他办了一点实事，他就谢天谢地了。金先生评论说：”纵观历史，最让老百姓吃苦的，往往是那些一心想做事的清官。”

这一句话，把中国政治文化最核心的那个清官想象戳破了。中国人评价官员，两千年来只有两档：不是清官，就是贪官。清官就是好官，贪官就是坏官。老百姓痛恨蔡京、严嵩、和珅这些贪官；崇拜包公、海瑞、于谦这些清官。于谦是明朝那个兵部尚书，不是跟郭德纲说相声的那个于谦。

可是，深圳的金先生说，让老百姓吃苦最多的，恰恰是清官。

这话听着离谱，仔细一想，说的一点也不假。贪官要的是钱。他当官是为了捞钱致富，他不想改造你，也不想折腾你，他怕折腾出事。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贪官发大财，老百姓保温饱，有能力的奔小康，发点小财。这几代中国人日子最好过的时候，恰恰是胡温时代，贪官和老百姓的收入都随着经济起飞。

清官不一样，他们要做大事。他们不为钱，为的是江山社稷，要青史留名。他们要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更要命的是，他们要改造人，把人当成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为了让国家强大，他们要增加税收，提高压榨的效率，把国民当牛马使唤。他们真诚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所以牺牲一下老百姓，是必要的代价。他们不把人当人，不觉得自己是在作恶，事后问心无愧。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这种清官。

听众都知道，有个商鞅，公元前356年在秦国变法。这个人极其清廉，极其能干。他把秦国从一个二流国家，改造成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代价是什么？秦国人彻底工具化，连牲口都不如。牲口也不会被连坐、告奸、什伍相保，不会一头牛犯法，十头牛跟着挨鞭子，被屠宰。秦国老百姓在商鞅手里不是国民，只是国家战争机器的耗材。他自己最后被车裂，但他那套东西活了下来，活了两千年，一直活到现在。

还有一位听众都知道的北宋清官，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这个人的私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算顶尖的，不好色，不贪财，不修边幅，生活简朴到不尽人情，衣服脏了不换，连洗澡水都省。北宋有个文人，名叫陈正敏。他有本笔记，叫《遁斋闲览》。里面记载了王安石一件轶事，说他有次上朝见皇帝，虱子从衣领子里爬出来，一直爬到胡须上。这么一个人，要干什么呢？他要富国强兵，抑制豪强，给老百姓减负。

这听着，简直是人民的好总理。但不管是好总理，还是坏总理，首先要解决的是朝廷财政危机，不是让利给老百姓。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由朝廷给农民贷款，出息二分，也就是20%的利息。一年放两期，正月一期，五月一期，一年算下来就是四成利。名义上，青苗法是让农民免受民间高利贷盘剥。结果却适得其反。贷款指标层层下压，地方官为了完成朝廷下达的放贷任务，逼着不需要借钱的农民也得借。四成的年息，很多农民不借也得借，借完了还不上，赖以为生的土地被收走、充公。

青苗法成了搜刮农民的工具。王安石到死都认为他是为国为民。

明朝还有个张居正，1573年主持万历新政，推行一条鞭法。我在第223期节目中讲过，这里不重复。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朱镕基。

这四个人，都很清廉，都很能干，推行的政策也都是后患无穷。他们都是从财政入手，大幅提高了国家搜刮国民的效率，政策都是立竿见影，也都是在自己身后爆雷。朱镕基的追悼会刚开完，政府不准民间悼念。前面那三个人，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有的生前遭到清算，有的死后遭到清算。

中国人在清官身上投注了太多的想象，把自己的苦难归咎于贪官，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寄托了2000多年，得到的现实却是，贪官、清官都拿他们当牲口使，都不拿他们当人。甚至有些清官让他们吃的苦头比贪官还多。这种对清官的想象，赶上好一点的时候，算是老百姓的一种自娱自乐；赶上坏时候，就成了自愚自虐。

Read more

投票那天，赞成的议员西装领子别着一朵黄玫瑰，反对的议员领子上别着一朵红玫瑰。最年轻的议员Harry Burn只有24岁，他领子上别着一朵红玫瑰。但在唱票时，他喊“Aye”（赞成），取下领口上的红玫瑰，从口袋拿出一朵黄玫瑰别上。第十九修正案从此进入美国宪法。

Harry Burn的赞成票引发众怒，暴民威胁要干掉他。州长马上派保镖去加强保护。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他从议会的窗户爬出去，在议会图书馆的阁楼上躲了一天。第二天，谣言四起，说Harry Burn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书面声明说：“我相信女性公民投票是一种权利。我相信我们有法律和道德义务通过授权。我知道儿子听母亲的建议永远是最保险的，我母亲希望我投授权票。”

有政客的太太跑到Harry Burn母亲家，劝说她出面，说服儿子改投反对票。不少邻居也风言风语，说她可怜。她说，“用不着那些人可怜她，她为儿子感到骄傲。”

多年后，Harry Burn的后人发现了母亲写给他的那封信。信中大部分是拉家常，只有寥寥数语提到投票：“为女性选举权投一票，别再让她们犹疑彷徨......” 她肯定感受了儿子的政治压力。信中提到Herschel Chandler的一个发言。

Chandler是州议会参议员，在那个发言中，他说都是些“不生孩子的低端妇女”在争取选举权，要强加到“田纳西的良家妇女头上”。他要代表那些在家摇摇蓝的孩子妈妈，不会代表那些穿低领短裙的另类妇女。上次大选，媒体曝出万斯贬低一些女性是"childless cat lady"，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田纳西反对女性投票权的Chandler。

100多年过后，田纳西仍然被认为是个保守的州，但在历史关键时刻，它的母亲和儿子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如今，不仅田纳西政府和选民为他们骄傲，而且整个美国都在纪念那个历史性时刻。我们今天享有的很多权利都是像这些勇敢正直的普通人争取来的。

朱镕基去世以后，《纽约时报》记者袁莉发表一篇文章《借一位中国领导人去世，人们怀念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里面提到一位企业高管在微信上回忆当年的经历。他说，他是1998年大学毕业。那一年正是下岗高潮，国企大规模甩人，工作很难找。20多年后，他回头再看，说那一年可能是中国经济跌到谷底。这位高管写了一句话：”困难并不可怕，只要还有希望。”

那个年代，跟现在的最大区别，就在”希望”这两个字上。上期节目，我讲了几位听众的留言。其中一位湖北听众说，他家乡很多下岗职工拿着买断工龄的一万块钱到广东打工去了。到广东打工挣的钱，肯定比在湖北快破产的国企挣得多。更重要的是，人一旦走上自己选择的第二条路，整个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都会跟着改变。

下岗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得硬熬、硬撑一段时间，才能熬过去、撑过去。大部分人能熬得起、撑得起，是因为心中还有希望。

有个很好的朋友，当时在山东租了一个门头做生意。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还给他从中关村电子市场带过货，帮着攒过电脑。1999年，我来了美国，他继续在国内做生意。不久，他来美国找我玩。那时候，我一无所有，开一辆被鹿撞瘪了门的Buick老爷车。我上学的时候买的。买了没多久，一天早上在高速上开，从玉米地跑出来一头鹿，撞到司机一侧的车门上。后视镜撞飞了，幸运的是，车玻璃没事。不幸的是，车门撞瘪了，从里面可以打开，但从外面打不开。我上车的时候，得先从乘客那一侧的门进去，再爬到司机座位上。车门瘪进去一块，密封不好，一开起来呼呼作响。那时候也没钱修，就一直这么开。

我从印第安纳开到休斯顿找工作。朋友来休斯顿找我。我们一起开回印第安纳，黎明出发，下半夜到达，开了1800多公里。几年前，朋友发信来，说”那时候虽然有点迷茫，但感觉充满了希望，可现在只剩下迷茫了。”

那是个虽然迷茫，但充满希望的年代。现在的生活比那时候好得多，希望却没有了，只剩下迷茫。这是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20多年前的感觉，对现在的感觉，差别还是很大的。就像袁莉那篇文章中说的，人们最怀念的，并不一定是繁荣本身。现在比那时候要繁荣。人们最怀念的，是那个年代相信艰苦过去，会有更好的未来。这就是希望。

20多年后，生活更好了，中国更强大了，但人们的希望却破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希望是怎么破灭的。

要看清楚希望是怎么破灭的，得先知道希望是什么。有位研究希望的心理学家，叫C. R. Snyder，学界一般称他Rick Snyder，中文译成查尔斯·斯奈德。他提出一个概念，叫dispositional hope。中文不容易翻译，有人翻译成”倾向性希望”，有人翻译成”特质性希望”，不知所云。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清楚是什么意思了。

Read more

25年前，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为新成员，经济开始起飞。但最初几年，中国的家庭负债水平相当低。直到2006年，也就是加入世界后的第5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仍然不到11%。然而，在短短18年中，突飞猛进，一路飙升到60%以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的统计，中国家庭负债占GDP比重为63.67%，已经超过德国，接近美国，跟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等量齐观。中国的城市中产和新一代打工族，迅速习惯了贷款消费：房贷、车贷、装修贷、旅游贷、教育贷、留学贷，各种小额贷、微贷，还有更方便的信用卡贷。

中国有个“全能”政府——“全能”是加引号的。它在某些方面全能，比如说在管控社会和搞运动方面，它是全能选手，但是在另一些方面，比如说，在促进民生、保护民众利益方面，却是无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像搞运动一样，鼓励民众借贷消费。像过去70多年中的每一场运动一样，那个政府鼓励什么，什么就会泛滥成灾。

借钱是要还的。这几年，经济进入下行期，家庭还债成了问题，而且越来越突出。《经济学人》引用一家研究机构的估测，中国已经有2500万到3400万人债务违约。如果算上那些被银行允许逾期还款的人，这个数字高达6100万至8300万人，占到中国成年人口的5%到7%。更触目惊心的是，中国的债务违约人数，在短短五年内翻了一番。

房屋贷款是中国家庭贷款的大头，占到家庭贷款的65%。在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贷款买房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但随着房地产市场逆转，房贷违约迅速蔓延。去年，全国因为还不上房贷被拍卖的住宅数量，高达36.6万套。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根据中国和国外的媒体报导，银行和监管机构出于维稳考虑，为很多无法按月还贷的房主展期，允许他们逾期还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无法偿还房贷的人数，要比银行法拍房的数字高得多。

经济下行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被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些甚至被压垮。因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个人和家庭一朝负债，终身负债，一旦被债务套牢，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在房价跌跌不休的时段，这种债务“吃人”制度，正在吞噬成千上万的家庭，成了很多70后、80后、90后的噩梦——这几个年龄段的人是中国贷款买房的主力。他们也是当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

《经济学人》采访的几位陷入债务泥潭的中国人，都是在这几个年龄段。这篇报导不仅提出问题，还为中国政府指明方向，说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发达国家那种“个人破产”制度，让走投无路的负债人，能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几年前，深圳率先试点个人破产法，但推行得非常谨慎。试点了好几年，虽然有超过2700人申请，但法院受理的案件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整个深圳，整个中国，法院只受理了不到300起个人破产案。

为什么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迟迟无法出台？政府有关部门说，允许个人破产，会纵容过度消费和投机行为，引发道德风险。但阻碍个人破产法实施的真正原因，是政府要保护银行的利益。在中国，大部分银行是政府的，银行是债主，银行的主人是政府，所以，政府才是真正的债主。有十几年时间，政府像搞运动一样，鼓励借贷消费，鼓励贷款买房，现在后果出来了，政府当然不会让自家开的银行承担后果。承担后果的当然是响应号召的负债人。

《经济学人》的文章报导了这个现象。但它没有展开追溯造成今天普通中国人陷入债务泥潭的深层原因。表面上看，这是过去不到20年间出现的现象，但事实上，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过去70多年的历史中来看，它是中国整个国家财富大转移的必然结果。

财富转移，用高大上的语言讲，就是“再分配”。前面讲到，中国政府在管控社会和搞运动方面是全能选手，在转移财富方面，它也有一只全能的手。今天，我们从《经济学人》揭示的现象出发，讲一讲中国历时七十多年，跨越三代人，财富大转移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起点，是70多年前，苏联扶植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民国政府，建立了苏联式的党国。在战争年代，为了动员农民，为革命充当炮灰，它承诺掌握政权之后，实行“耕者有其田”。

1950年，党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没收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和房屋，分配给没有地的农民。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大约三亿农民分到原本属于地主的七亿亩土地。地主作为一种身份，一个阶级，在中国彻底消失。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位本来没有地的中国农民，第一次分到土地时的喜悦。但好景不长，党国通过成立互助组、合作社等手段，逐步控制农民刚刚分到的地。几年后，人民公社成立，农民，事实上跟几年前的地主一样，彻底失去了土地。上千万农民在随后到来的大饥荒中饿死。幸存者成了党国的农奴。

他们的第二代，在1970年代末分田到户以后，又开始吃饱肚子了。很多人到城市打工，有了第三代。他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在城市打工，贷款买了房。这本来是个阶层上升的美好故事。但时间到了2025年，沉重的房屋贷款、不断下跌的房价，让他们的第三代承受着，甚至比上两代人更沉重的生活压力。

从党国第一代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短暂喜悦，到第三代“居者有其债”的残酷现实，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简单讲，从这三代人命运的变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规模宏大、设计精巧、手段粗暴的“财富大转移”。这场财富大转移的主角，是土地——这个国家最古老，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它从党国攫取全国的所有土地开始，利用”土地炼金术“，置换成巨额财富，进入政府和裙带利益集团的腰包，最终转化成全民负债。

我们探讨一下这场财富大转移背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能让一方永远赢，而另一方注定永远输？当这场游戏进入终局，当输家越来越多，中国又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这场财富大转移的第一步，并非发生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而是发生在1953年。那一年，党国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被以“自愿互助”的名义，集中起来，收入了“合作社”。先是初级社，随后是高级社，土地开始归“集体”所有。到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农民手里的土地证，彻底变成了一张废纸。

党国消灭了地主阶级，把自己变成了全国唯一的地主。这一既成事实在法律层面得到最终确认，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中国颁布新宪法，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听起来好象属于所有人，但事实上又不属于任何人。“集体”必须有具体的代理人，才有意义。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集体”的代理人，或者说代表，就是党国。党国就是“集体”，“集体”就是党国。

从1949年到1982年，党国完成了从事实到法律，对全中国土地的绝对垄断，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第一次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为后面40年，党国用“土地炼金术”变现天量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垫脚石，就是党国的第一代农民。

在完成第一步，也就是对土地的绝对垄断以后，第二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迅速把垄断土地“变现”的有效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我称之为“土地炼金术”。

1982年修宪6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中国再次修改《宪法》，说“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它巧妙地绕开了“土地公有”制，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允许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上交易和流通。党国仍然是全中国的最终地主，全中国的唯一“房东”，但它可以出售土地的“租约”。大家对这种土地使用权租约不会陌生：住宅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

1988年《宪法》为党国把垄断的土地变现，扫清了法律障碍。而真正打开土地印钞机开关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拿走了税收的大头，却把大量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修路、建学校、发工资，钱从哪里来？最诱人的答案，就是土地。

于是，“土地炼金术”应运而生，在此后近三十年，成为驱动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土地炼金术“的运作逻辑简单、粗暴：

第一步，低价征地。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根据土地的农作物产值，用极低的补偿价格，从农民这个“集体”手中征收大量土地。

第二步，变性增值。政府把征收来的农用地，改变性质，变成价值连城的“开发建设用地”。

第三步，高价出让。政府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把这些土地的使用权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

因为党国是全中国的最终地主，地方政府无非是这个最终地主的代理人，它们垄断了土地的供应，也垄断了土地的价格。

那么，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卖地，究竟赚了多少钱？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只是最近十来年，从2011年到202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累计超过了70万亿元。在房地产最火热的2021年，土地出让金一年收入就达到8.7万亿元。在很多城市，土地财政收入一度占到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50%以上，有些城市甚至超过100%。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土地炼金术“。回顾这场历时七十多年的土地财富变迁，我们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历经三代人完成的“财富大转移”。

第一代，他们在土改中短暂地拥有了土地，又在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中失去了土地。党国利用他们，完成了土地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二代，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政府征地的对象，拿到极低的补偿，成了城市化的垫脚石。党国利用他们启动“土地炼金术“，走出把垄断土地变现的第一步。

第三代，就是从70后到90后这一代，成为这场财富转移的最终买单者。开发商从政府手中高价拿地，最终都以高昂房价的形式，转嫁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贷款，买下一套下面的土地只有70年使用权的房子。

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的研究数据，2022年中国商品房的价格中，土地成本加各项税费，占到63.4%。也就是说，一套售价500万元的房子，有317万元进了党国腰包。党国的土地收入成了购房者的负债。

这就是党国通过“土地炼金术”实现“财富大转移”的全景。本来属于国民的土地财富，被粗暴地、巧妙地转移到了政府和裙带利益集团的钱包中，利用房贷变成整整一代人的巨额负债。这代人的房贷负债规模有多大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4年末，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是37.68万亿元。

前面提供的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只是最近十几年就超过了70万亿元。那么，这笔超过70万亿的巨额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

有一部分，变成了今天看得见的成就：宽阔的马路、宏伟的机场、林立的摩天大楼。这是“土地财政”最光鲜、最值得称道的一面。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笔财富的再分配。巨额资金，缺乏有效监督，最终大量流入了跟权力捆绑的利益集团的腰包。围绕征地、拆迁、土地规划、工程招标、房产开发和银行贷款，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权力在这个链条中，设租寻租，把公共财富转化为部门利益和个人私产。

这场财富大转移为什么能如此顺利地完成？简单说，答案就在于中国特有的攫取财富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的核心，就是党国拥有的无限权力——无限权力意味着，无限攫取财富的能力。

我们打个比方。在这个名叫“中国”的巨大赌场中，党国是唯一的庄家，它既参与赌局，也制定赌规。它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剥夺了地主的土地，也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不但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消灭了农民阶级，把所有农村人口全都变成农奴。它把自己变成全中国唯一的终极地主。然后，它制订《宪法》，确立党国对土地的绝对垄断——这是这场赌局最根本的、不容挑战的规则。

党国控制了赌场的全部资源，垄断了土地的供给，想什么时候卖、卖多少、卖多贵，完全由它说了算。国民相当于赌客，没有选择，没有议价能力。党国也是赌场裁判。所有法律、法规和政策，都由他说了算。而且，它还可以随时修改游戏规则，随时添加筹码，随时减少筹码。一旦赌局对自己不利，它可以限供、限购、限贷，朝令夕改。

在这样的赌局中，赌客的命运在进入赌场那一刻就注定了——一个字，就是输。在这样一个国家，国民作为整体，永远是输家。他们的人生重大决策——在哪里居住、子女在哪里上学、能否获得体面的医疗、能否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都跟这场房地产赌局深度绑定。为了进入这座赌场，买套成家立业的房子，他们押上三代人的积蓄和未来30年的收入。他们看似在投资自己的未来，实际上是在为庄家的财富大转移买单。

讲到这里，问一个问题：这种一方必定赢，一方必定输的赌局，能永远玩下去么？从历史上看，这类赌局玩到某个节点，就玩不下去了。庄家永远赢，输家越来越多。当人们意识到，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跑赢那个永远在收割自己的庄家时，“躺平”、“摆烂”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已经输无可输，又不愿躺平、摆烂，他们会选择掀桌子。

这正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土地财政这台印钞机熄火，“土地炼金术”破产，千千万万背负巨债的“赌客”发现他们的最大“筹码”——房子，正在贬值，这场党国永远赢的赌局就玩不下去了。

这两年，外界已经频繁看到“掀桌子”的早期迹象。从房贷“断供潮”，到此起彼伏的“烂尾楼“维权抗议，从无奈“躺平”到”最后一代“的愤懑，都是这代人用行动表达的不满和绝望。

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经济大幅增长，技术也不断现代化，但在制度上，仍然是个前现代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宪政民主的现代秩序，还有大致公平的游戏规则；权力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国民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仍然没有实际的法律保障。财产仍然是权力的附属品。这十几年，整个国家离法治越来越远，权力越来越绝对，越来越武断颟顸。

面对这场财富大转移导致的危机，政府的应对方式，不是改变“庄家通吃”的模式，而是试图“救市”。所谓“救市”，无非是拯救这场已经破产的赌局，让“土地炼金术”能继续玩下去。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危机能够转化成改善的契机。相反，它更可能导向固有模式的“加强版”：党国以更强硬的控制、更粗暴的干预，来维持这场赌局的运转。这或许能避免短期的崩溃，但它只会让游戏规则变得更加扭曲，让国民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让国民手中的财富份额变得越来越小。

这场历时70多年，跨越三代人的财富大转移正在进入终局。加入世贸后的快速经济增长，曾经像一块光鲜的遮羞布，遮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弊病和制度性罪恶。如今，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问题浮出水面，但解决问题的结构改良和制度变革道路，却被堵得死死的。

希望这场毫无人性的赌局，不会以暴力“掀桌子”的激烈方式收场。目前为止，它好象正在以一种非暴力的、隐忍的方式走向终结——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离场、躺平，越来越多的国民陷入“我们注定会输”的集体宿命感。这是这场国民连输三代的财富大转移的终局氛围。

至于终局的最后一幕，怎么收场？普通人只能看好自己的钱包，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时间中，静观其变。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是一种不失智慧的人生。

(选自徒步的骑手频道第75期节目文字版《财富大转移的奥秘》)

但是，骂完了呢？眼下，体制面临又一次甩包袱，而且这次包袱更大，波及面更广。我们回头看上次朱镕基给体制甩包袱，总得从中学到一点什么，才不至于白骂了，白受苦了。

过去这二十多年，有的人吸取了教训，但很多人没有。有人跌倒了爬起来；有的人跌倒了，爬不起来；有人跌倒了，别人拉他，他都不起来。同样是下岗工人，后来的命运千差万别。差别在哪里呢？

下岗那代人已经不年轻了。现在痛定思痛，如果只是简单的褒贬、咒骂，发泄一下情绪，都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那些引发我们思考的留言，因为写那些留言的听众自己思考过。他们不但思考过，而且不轻易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更不发泄情绪。这是一种相当可贵的品质。

我读那些留言，有的反复读了几遍，脑子里总会指向同一个问题：既然如此，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这是唯一有价值的问题。

我特别欣赏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这么说的：”不想美化或者丑化什么，这一段历史，我是身在其中的亲历者。国企改制下岗全国集中在两块地方。东北，长三角。我住在长三角的一个中等城市。下岗从我小学起实实在在的影响了我们家三-五年，有一段时间，青黄不接。我还听说隔壁小区有人跳楼的。到我高中开始，外资涌入，一切转好，蒸蒸日上了。这个地方的人民用隐忍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让生活回到了正轨。”

听到这里，是个柳暗花明的故事。但真正扎心的是后半段。他说：”东北呢？我长大以后，有一次，大约2015年左右，在上海遇到一个东北人，有一天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说，他马上要出头了，追问再三才跟我说，家里出了30万，给他在东北某个铁路局谋了一个月薪2500的铁饭碗……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只能顺势让他请我们吃了顿大餐。哦，对了，当时他的工资是1万2一个月。”

我第一次看到这条留言，是把最后那句读了两遍才反应过来，因为那个东北人的做法太离奇了。十一年前，2015年，他在上海，月薪已经1万2，一年14万多。他家里花30万，在老家铁路局给他买了一个月薪2500、年薪3万的工作。30万的本钱，加上每年11万的损失，就算他在铁路局干到退休，也平不了这笔账。

但更要紧的还不是这笔账。更要紧的是：这个人并不像那代下岗工人一样，是个无能为力的失败者。2015年在上海一个月挣到1万2的人，绝不是个失败者。他不是个被体制甩掉、爬不起来的人。能挣到年薪十几万，说明他有能力，有工作，已经在上海站住了脚。

他从东北一步一步走出来，走了一圈，又主动回去了，而且是自己出钱倒贴给买主，把自己卖回去的。那个买主，就是体制。他觉得，这才算是”出头”了。

一个人跌倒了爬不起来，还可以说是运气不好。已经爬起来了，而且还走了很远，最后自己又乖乖走回去。这就不是运气的问题了。身体曾经被那套体制抛弃过，但头脑一天也没离开过那套体制。

这条留言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它只是把两个事实摆在那儿：一个地方的人熬三五年就缓过来了；另一个地方的人，本来已经在外面缓过来了，却又自己走上回头路。

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同样是下岗，为什么有的人跌倒了爬起来了，有的人跌倒了再也没起来？同一批下岗工人，后来的命运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这个问题，讲到后面就会有答案。我们一步一步讲。

Read more

朱镕基当然不是张居正，今天的中国也不是万历十五年的大明。但两个人有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一个腐烂体制中的能臣。他们不打算改变体制，而是让体制运转得更快、更稳、更有效率。他们都厌恶庸官，厌恶空话，厌恶懒政；他们都相信，只要改革税制，加强财政，逼着官员办事，清除腐败，国家就能强大。

他们的税制改革都是立竿见影，也都后患无穷。张居正死后不久，他埋的地雷就爆了。朱镕基是亲眼看到自己埋的地雷爆掉。他是中共历史上少见的能臣，他把中国推进世贸组织，推行分税制，开启了土地财政，大幅提高了统治效率，也大幅提高了搜刮民间财富的效率；他做成了自己想做的大部分事情，却不能改变他效力一生的体制。

这注定了今天的结局——他做成的改革，正在跟他效力的体制一同腐烂下去。他是个成功的失败者。

朱镕基去世，很多人真诚怀念他。有比较，就有伤害，看看当今朝中的土皇帝加一挂太监，人们自然会怀念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共领导。2000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朱镕基，希望离任以后中国人记住他什么。他回答说，只希望大家说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如果人们再慷慨一点，说他办了一点实事，他就谢天谢地了。

20多年以后，再回头看，至少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他这个愿望实现了。人们记得他在记者会上拍桌子，骂豆腐渣工程，记得他开会时不耐烦地打断套话，也记得他面对外国记者不需要低头念稿，就能侃侃而谈。人们未必同意他的政策，但不会不相信他是个有能力的官员，不会以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种形象在今天的中共官员中已经绝迹，跟改革开放年代一起消失了。2024年，中国宣布以后几年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在那之前，中国总理每年要面对一次记者，回答一些至少没有完全预先写好答案的问题；如今，连这种象征性的公开问答也取消了。土皇帝颟顸武断，说话离不开小本本，下面一挂太监，腐败无能，提拔上去的标准不是能力，而是人身依附和对主人忠心。

人们回头看到朱镕基，当然觉得他像一个异类。一个总理竟然可以在记者会上说人话，可以批评政策，可以发脾气，甚至承认错误；跟今天高层那群人不人鬼不鬼的高官相比，这些都值得纪念。

人们怀念朱镕基，不只是怀念他本人，也是在借他去世怀念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在那个例外时段，出了朱镕基这样一个中共官员中的例外。他之所以能成为例外，离不开他的个人经历，也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

1928年，他出生在湖南长沙，长大以后，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被降职、开除党籍，后来又被下放劳动。直到1979年才恢复党籍。一个受过完整工程教育、在国家计委工作过，又被这套体制打成右派的人，当然跟那些一路从秘书、团委、办公厅爬上去的官员不一样。

不用说，更是跟那个靠拼爹装孙子被人提拔上去的小学生博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都是领的清华毕业证，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

朱镕基被体制整过。但是，被体制整过的人，未必会反对体制。有些人反而会更加珍惜重新被体制接纳的机会。朱镕基就是这样。他知道官僚主义多么荒唐，也知道政治运动的破坏力；但是，他没有选择改变这套制度。他选择了在这套制度中证明自己，证明他能让这套制度运行得更好。

1987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1991年进入国务院，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金融秩序混乱，他以副总理身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个政治局常委亲自管央行，这本身就说明，当时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有多严重，也说明邓小平、江泽民为什么需要朱镕基。他们需要他的专业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在经济上被现实逼到了墙角。毛时代留下的是贫困、落后、僵化；苏联解体让很多人意识到，继续僵化下去可能连政权都保不住。那时候，中共需要懂经济、有魄力、敢拍板的官员，需要他们跟世界打交道。那个时代，体制对能力的需要，超过了对奴才的需要。朱镕基就是在这个缝隙中出现的。

他不是中共官僚体系培养出来的标准产品。他是这套体系在危机中临时起用的专业人才。他表现出来的直率、专业、刚硬，甚至坏脾气，都跟改革开放那个特殊年代有关。那个年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最高层相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有利于政权生存。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像朱镕基这样一个懂经济、有棱角、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官员，才有机会爬到权力顶层。

一旦最高权力害怕继续改革开放威胁到权力稳固，对忠诚的需要，就会超过对能力的需要，就不再需要有能力的官员，只需要奴才。朱镕基这种官员就不会再出现。这十几年，体制内有能力做事的官员好象突然消失了。他们人并没有消失，只是靠边站了；他们知道，现在最安全的办法不是出头解决问题，而是假装问题都不存在。

1990年代初，中国经济过热，开发区遍地开花，银行乱放贷款，地方投资失控。朱镕基采取强硬手段，搞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压缩基建，清理三角债，最后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4年，他主持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推动国有银行改革，处理坏账；还搞了一次政府机构精简。

当时，中国经济最头疼的问题是毛时代留下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设备落后、亏损严重，靠银行贷款和财政补贴维持。朱镕基定下目标，要求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量企业被关停并转，无数工人被裁掉。按照官方后来公布的数字，从1998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700多万人。

这是一次大手术。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这场手术是必要的，但手术造成的痛苦却不成比例地落到了下岗工人头上。短短几年间，2700多万人丢掉了工作，尤其是在东北三省和一些老工业基地，这造成了巨大社会问题。一代人的命运从此断裂。幸运的，能重新就业，自谋生路，有人开小店，有人摆地摊；不幸的，从此贫困落魄，再也没有爬起来。

此后20多年，国企改革的红利成了国家成就，成了个人功绩，而分摊痛苦的普通人，普通家庭和他们的孩子，却被遗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自生自灭。官方喉舌说，这是改革的阵痛。对统治者来说，那可能只是阵痛，但对于无数下岗家庭来说，那是段痛不欲生的经历。

朱镕基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可能是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入世谈判持续了15年，跟美国的谈判尤其艰难。1999年11月，谈判到了最后阶段，朱镕基亲自出马，冒着被骂卖国贼的风险，作出决断。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此后十几年，外资、技术、订单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制造进入全球市场，经济开始腾飞，无数中国人开始过上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朱镕基在国内建立了一套更加强大的财政、金融和国有经济控制体系。他在两个方向上同时推进。一个方向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另一个方向是财政高度集权和国家能力急剧扩张。

Read more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满足需求要花的钱也不一样，而且需求是变化的，胃口可大可小，在人生的不同时段都不一样。年轻一点时拼命工作挣钱，喜欢开豪华车，喜欢玩船，现在都不感兴趣了，需要花的钱也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西班牙走圣雅阁之路，遇到一位路易斯安那人。他40多岁就把生意卖了，环游世界，经历了不少人生起伏。我问他，卖掉生意，放弃挣钱，有没有后悔过。他说，在看到以前喜欢过的大件时，像很漂亮的豪宅，很拉风的跑车，偶尔也会想，要是一直做生意，就不需要只是看一看了，掏钱卖下来就可以。但那只是偶尔一闪念，因为他住豪宅，开跑车的时候，并不比现在更快乐。他现在钱没有那时候多，但生活的更快乐，更自由。

人们经常讲的“财务自由”，其实跟“自由”没有多少关系，更像是一种“财务安全感”，就是有多少钱才有安全感。大部分拼命挣钱，一是出于生活的需要，二是为了战胜内心的不安全感。他们拼命挣钱，挣很多钱，追求一种财务安全。但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整个制度设计，整个社会氛围，都是以钱多钱少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还是不成功，都是鼓励人们拼命工作，拼命挣钱。在这种氛围中，不管一个人挣多少钱，都缺少财务安全感，甚至挣钱越多，财务安全感越少。人生在这种轨道上运转，既缺少安全感，也不会有自由。

什么是财务自由呢？这些年发现，当你不需要为了谋生讨好任何人的时候，就有财物自由的感觉，并没有一个数字标准。

前年秋天走四国遍路，路上常默诵《心经》，还听日本僧人和王菲颂唱的《心经》，在油管上都能找到。《心经》让人内心平静，让人自由。自由可以有两百多种定义，但归根到底，人要“心无挂碍”，要在精神世界获得一种超越和升华。《心经》总共260个字，是唐朝的玄奘和尚从梵文翻译的，也有人说是他创作的，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梵文。现在人们能看到的梵文本跟玄奘的《心经》内容有出入。要说每个字对东亚人群精神世界影响的分量，没有其他经典能跟《心经》相比。

不管是玄奘翻译的，还是他创作的，从这260个字中，可以看到，玄奘必定经历过人生的起伏挣扎，否则，他译不出，更写不出这些直击人心的语句。路上，每次念颂都能体会到玄奘和尚心中的波澜。有清末学者说，玄奘的《心经》有重复的毛病。这种说法是不理解语言可以像如波浪一样起伏，更不理解玄奘心中起伏的波澜。大海的波浪都是重复的，那不是毛病，不是弱点，而是从容和力量。

后世的中国教育强调背书。但性格、决断力、行动力和想象力往往都比背书能力重要。玄奘不是背书郎，而是一位内心强大、信仰坚定，体魄勇武的探险家，不只是历经磨难去西天取经，而且也是灵魂的探险。玄奘身后一百多年，日本出现了一位在性格、决断力、行动力和想象力方面能与玄奘媲美的和尚，空海大师。玄奘是从长安到印度取经，空海是从日本到长安取经。

当今出国留学的人可以从玄奘和空海这两个老留学生学到重要一课。玄奘肯定不是佛经背得最熟的和尚，但他是个有胆识，有体力，有想象力，能做出决断，甚至违背禁令去西天取经的和尚。有人问，你怎么知道玄奘不是背佛经背得最熟的和尚？是的，我知道，你也知道——因为从小到大，你周围能看到的人，还有你听说过的人，最有成就的都不是背书背得最好的。更不是那些背书名，背概念，背名人名言的。玄奘不是书呆子，而是个有性格，有决断，有行动力，也有想象力的和尚。他之所以成就斐然，不是因为会背书，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决断力、行动力和想象力。

空海也是这样。当时日本的遣唐使，必须在大唐留学二十年，才算学成。但空海从四国来到长安，学了两年就返回日本，把《心经》在民间普及化，流传了一千多年，塑造了从农夫农妇到天皇的精神世界。在当年留学大唐的日本和尚中，空海肯定不是学习最好的一位。其他日本和尚要学二十年，从语言到佛经，比现在念博士年头还长。但空海只学了两年，他知道自己的天份和使命不在背诵佛经上，而是在于跋山涉水，把佛经传布给众生。 如今，四国遍路上的八十八座寺庙即源于空海法师的行迹，一半是历史，一半是传说。

空海和玄奘，这两座佛教传播的里程碑，都是有性格、有决断力、行动力和想象力的和尚。在任何时代，从事任何行当，这几种能力，都跟智力一样重要，都比背书能力重要。

后世中国文化之所以不成器，逐渐退化成丧失了生命力的文化木乃伊，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种能力都被阉割了。学习变成了死读书，读书人成了科举和高考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脑壳越读越瘪瘪，读成一块劣质硬盘。当今留学生中也是同样的现象。那些出类拔萃的都是有性格、有决断力、有行动力和想象力的人，不是那些一身学位披挂的背书郎。

我不是学者，没有多少知识，但我喜欢做知识的搬运工，一边搬运，一边做些科普。我在节目中，做过自由科普。学校教自由，不管是哲学系，还是其他系，主要是讲概念，定义，理论。自由有两百多个定义，人记性再好，也背不全。我关心的是跟自己人生相关的的自由：“用简单的大白话说，自由就是你把自己当人……政治自由就是让政府把你当人。”这是罗马法以来的自由传统，现在人们讲的政治自由，都是从那里来的。

这几代人，中国有了现代化，但缺少文明化，就是缺少现代文明化。这是当代中国很多问题的结症。中文世界对现代世界的认知是个重灾区，尤其是对现代文明秩序和价值的认知，像自由、民主、宪政等，还有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认知，不是“无知”的问题，而是被中国教育和墙内自媒体灌输了太多垃圾信息。孔子说，“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在那种信息环境中呆久了，Garbage in, garbage out，垃圾进，垃圾出，人的头脑不知不觉就成了个garbage bot。

人天生无知，并不天生愚蠢。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教育出来的愚蠢，它让人丧失学习能力。 “Garbage in, garbage out”本来是说电脑处理劣质信息的术语，现在广泛用到人身上。一个人或人群如果接受的大多是垃圾信息，他们头脑中出来的肯定也是垃圾信息。这大致是中文媒体和网络的现状。不是没有质量过得去的中文信息，而是跟垃圾信息相比少得可怜，经常是一出来就被淹没在垃圾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日久天长，简体字中文世界就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信息垃圾内循环生态，从上层到底层，很多人的头脑就成了个信息垃圾筒。

因为中文世界这种信息大环境，要想做个现代文明人，得先从头脑去垃圾化开始。整个国家被一个认知能力和实际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毕业又颟顸武断的土皇帝控制着，他的一大政绩就是把他自己的认知天花板，变成国民的认知天花板。这就是大部分简体字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困境。

中国文人有“家国天下”的传统。当今，中国被红色基因土皇帝带入垃圾时段，如果知识分子还用“家国天下”之类情怀忽悠年轻人，那不是什么情操美德，而是舆论诈骗。在历史的垃圾时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守住做人底线，有所不为，并不是耻辱。这个做人底线就是不主动去做暴政“有用的蠢货”，更具体讲，就是不用家国情怀之类去半推半就地跟暴政共鸣——那种情怀太不值钱了，在眼下这个历史的垃圾时段，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陋习。

在过去这一百多年，中国反复经历垃圾时段，这是极权土皇帝国家的常态，但很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比较短，喜欢把例外当成常态。1976年，毛主席死后，中国之所以能暂时摆脱垃圾时段，是因为现代文明国家向它开放，接纳它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员，为大部分国民创造了突如其来的机会。几十年的收入增长有效地驯化了官、商、学各界，精神世界的垃圾化一直没有中断，只是到了这几年经济不行了，预期收入下降，他们才觉得进入了垃圾时段。其实，精神世界一直在那个时段，这是常态，不是例外。

垃圾时段，最适合读书。读书不要在乎那些大而无当的概念、理论，要把作者当成一个对谈的人，或者老师，仔细听他想说什么，琢磨他为什么这样说。知道自己写什么的作者都想用文字驾驭读者，有时候必须抗拒这种驾驭---作为读者，你要掌握主动权，是你读书，不是书读你。这就像开车的道理一样，车再好，也是你开车，不是车开你。所以，读书的时候，要永远记住，是你在读书，不是书在读你。有些作者，看他们写的东西，就知道他们被哪本书读过，不是他们读过哪本书。那种作者写的东西，不值得浪费呼吸去读。

读书要对自己因才施教，不能看别人读什么，就自己跟着读。每个人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不同，同样一本书，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一些年青人喜欢读理论，但读理论之前，最好了解一些产生那种理论的历史语境，还有后世对那种理论的批评。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理论和学说，大部分是概念堆积起来空转。要避免这种概念空转，就要问一句，这些概念、理论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有跟你的生活发生了关系，才算挂上了档，才不至于从概念到概念空转。

每个人天份不同，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认知世界，建立价值观。人类进化这么久，总有些价值能让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人殊途同归。读书是一种认知方式，但不用勉强。有些人读书不多，但比另外一些读书多的人更聪明通达。

最忌讳的是勉强自己，把书读成一锅夹生饭，米不像米，饭不像饭，知识没长多少，偏见增长一大堆。没有知识什么都谈不上，但知识是一回事，见识是另一回事。所以，读书重要，但只读书远远不够。即便做学术，也不是读书竞赛。至少思考能力、观察能力，跟读书能力同样重要。从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人尤其如此。对社会缺少基本观察力，好学生和好学者就是台合格的复读机，差学生和差学者就是台不合格的复读机。

对于普通读书人来讲，读书容易，读生活世界难。我在油管频道的社区推荐了奥勒留的《深思录》。这可能是最有用的一本哲学书。它对美国人生活态度的影响可能仅次于圣经。我来美国后才知道那么多人读这本书，不但普通人读，从总统到部长也读。当然不会是现在这位总统和他任命的部长。有一期节目，提到温家宝前总理说他读过100遍，是他的枕边书。

这几代人，有一个印象，就是哲学越来越没用，离人生越来越远，成了教育流水线过剩产能粗制滥造的产品。这种印象十分准确，不但普通人会有这种印象，哲学系的很多教授也是这种看法。但哲学毕竟有过辉煌的历史，毕竟在历史上，哲学曾经跟人生离得很近，尤其是斯多亚哲学。这可能是为什么当代人越来越多读古代哲学书，尤其是斯多亚哲学，而几乎不读当代哲学。时间是最好的法官。经历过近2000年的大浪淘沙，斯多亚哲学成了时间淘出来的金子。再过100年，200年，甚至几十年以后，大部分当代哲学书将会像沙子一样被时间淘掉，没有什么价值。

奥勒留属于斯多亚学派。斯多亚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给人们看问题的出发点：先分清哪些是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个人无能为力的，至少是在可见的将来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的。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个人才能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才能正确决定在什么事情上有所为，在什么事情上有所不为。

这其实有点像孔子说的知天命，随心所欲不逾矩。后世儒生大部分头脑简单，把论语中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理，有些甚至把“知其不可而为之”当成孔子的积极人生观。事实上，“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个文盲对孔子的评价，是一个看大门的人跟孔子的学生说的。那不是孔子的人生观。孔子的自我定位是“知天命”，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认知决定命运，好书会帮助普通人提高认知。我很欣赏斯多亚学派看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先分清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改变的。后世有所成就的西方人可以说没有几个不受这种方法的影响。有位美国牧师，名叫尼布尔。在德国纳粹如日中天的时候，很多美国人看不清方向。尼布尔有篇“静祷文”，是这么说的：“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请赐予我智慧，来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尼布尔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位神学家，他的影响不仅限于神学界，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哲学各个领域。尼布尔的主要著作，《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人的本性和命运》、《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已经有中译本。我在北大的同学刘时工，还专门写过一本书，介绍尼布尔的思想。

尼布尔的“静祷文”可以说醍醐灌顶：人内心要平静，才能接受无法改变的现实；人要有勇气，才能去改变能改变的现实；人要有智慧，才能分辨出哪些是能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得到平静、勇气和智慧，都需要强大的内在力量。

尼布尔当年面临的局面比现在要严峻。1930年代，他在美国比较早认清纳粹的邪恶，但美国教会主张中立，德国教会全面倒向希特勒，纳粹在欧洲节节胜利，民主在欧洲节节败退。在那种孤立的状态中，要分辨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需要很高的智慧。但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出发点。

在眼下纷乱的世事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智慧，能分辨哪些是能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我们都需要内心的平静，去接受无法改变的。我们都需要勇气，做出自己的努力，去改变那些能改变的。

我们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有立场。有些问题我们不感兴趣，有些问题我们缺少知识，有些问题我们没时间关注，有些问题我们知道是别人故意制造出来拿乌合之众当流量，我们不想去浪费呼吸……这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有些人什么都关注，什么都有鲜明的立场，什么都大义凛然，就是不关心培养自己的认知能力，就是斯多亚学派和尼布尔说的“智慧”，不关心分辨哪些是有意义的声音，哪些是无意义的噪音，哪些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哪些是无法改变的，至少是暂时无法改变的。

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并不新鲜，类似的境况，在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古代智慧和前人的智慧，能帮助我们理清自己的思路，增加自己的勇气，也能让自己内心平静下来。

有听众说，川普上台以后，美国民主的故事讲不下去了。民主从来就不是讲故事，尤其不是讲童话故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安排。更具体地说，民主是一种把人当人的生活方式，把人当人的制度安排。中文世界有不少知识分子把美国讲得跟童话一样，那不是美国民主的问题，而是他们的认知问题。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童话故事，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机会的世俗宪政国家，权力制衡的前提是权力斗争，没有斗争，根本谈不上制衡。

政治是成年人的游戏，是把成年人当成年人，不是把成年人当儿童；看政治也是成年观众的娱乐，不是儿童的娱乐。要看明白，不一惊一乍，先走出把民主当童话的心智童年时代，先让心智成年。

普通人对政治产生一定的焦虑是正常的，但要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焦虑。不能让焦虑失控，不能用想象的灾难来折磨自己。我在推特上说，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希望，不用病态的想象力折磨自己。不让病态的想象力毁掉自己。

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政治是最容易让人活成垃圾的行当，不少人参与政治前就是垃圾，从小被当成政治垃圾培养，进入那个流水线如鱼得水。很多本来还算正常的文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一旦卷入政治，加上名利熏心，就活得越来越离谱了。看政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对政客的期望值放低。

人活到了不需要再证明自己的时段，只希望说想说的话，做能做的事，一条底线就是不讨好任何人。今年，继续写些文字，做些播客，出门骑行。没有远大理想，都是些有志之士看不上的小目标，一个个去做，一个一个去实现。

很喜欢一位听众用《肖申克的救赎》画面做了一副招贴画。很酷，很感人！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记得有句台词说：失去希望太久了，看到希望会让人恐惧（大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放弃希望，都要用自己的头脑、勇气和耐心去追逐希望。看一部好电影，会产生灵魂的碰撞。读听众的留言，也会产生灵魂的碰撞。

（选自第29期节目文字版）

也有人是一边喝咖啡一边听。有位观众说，刚喝了口咖啡，听到个笑话，一下没忍住，全喷出来了。

我这些节目，不太适合做饭的时候听。有位听众反应说，他一边听一边煎韭菜盒子，一入神，把灶台上的韭菜盒子忘了，结果都烧糊了。

有哭有笑，还把韭菜盒子烧糊了，没想到我的节目还有这么强烈的效果。我说话比较平，有时候一二三四声都搞不准，催眠效果肯定有，但听众听了以后，觉睡不着了，还影响洗碗、切葱、喝咖啡、煎韭菜盒子……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办法整改，限期提高。

从开播到现在，已经快一年零八个月。开播以前，我给自己定过一个很朴素的目标：先做100篇作业。那时候，10万订户，连想也不敢想。连能做到什么程度，心里都没底。只是觉得，人生进入了后半程，不需要再每天为生计奔波了，可以做点想做的事，说点想说的话，能有多少人愿意听，一切随缘吧。

那时候的目标，就是交100篇作业，每一期算是一篇作业。如果交完100篇作业，没有多少人听，就悄悄收场。反正从年轻到现在，做过的很多事，都没成功，都放弃了，也不用正式宣布失败。无条件放弃，不用像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样，还要发个正式声明，举行个投降仪式。

人一般是年龄越大，脸皮越厚。至少我是遵循这个规律。到了这个年龄，有用的都没怎么长，没用的，像脸皮这种东西，却是疯长。虽然脸皮比以前厚实多了，但开播客以前，也还是犹豫。担心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太窄，担心声音不好，口才不行，也担心念错字，更担心讲了半天，只有几个人听。

一开始，我只是把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经历过的一些事，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慢慢讲出来。结果，却有不少人来听，很快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从几千人到上万人。很多听众不只是听，还在留言中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是最让我喜出望外的地方。虽然节目是我一个人讲，但是终究不想变成没有回音的自言自语。

刚开播的时候，觉得是我自己在写作业。播着播着，就感觉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写作业，有很多听众在跟我一起写。100篇作业很快就写完了，然后是200篇，到上周为止，已经写了221篇。有讲法律的，讲历史的，讲制度的，也有讲普通人生活的；讲中国，也讲美国，讲日本，讲欧洲。从小时候的外婆、老师，一直讲到研究生时的同学、来美国后的同事，骑行和徒步路上遇到的陌生人。

表面上看，这些话题很散，但主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在一个自由没有保障的时空，怎么样活出人的自由、人的尊严。有听众把这个频道理解成时政节目。这当然不算错，我们都活在现实中，现实是绕不过去的。但我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有时候谈论政治，是因为有些烂污政治让人活得不自由，让人活得没有尊严。

我关注的不是政治，是人——有灵魂的人。在有期节目中，我说“有灵魂的文字能把陌生的灵魂联系到一起”。一位听众引用这句话，说：“这也是我们在此相逢的缘分。”

很多听众的留言，也让人感受到文字中的灵魂。

互联网平台经常把人弄得很烦，天天有无数人吵架、贴标签、互相骂。但互联网也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让本来无缘见面的陌生人，因为一段有灵魂的文字、一个有灵魂的故事，彼此产生共鸣，不再觉得陌生，就像前世修的因缘一样。

有一期讲潘兴将军和华人劳工的故事。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可有一条留言让我觉得，人性和人的灵魂是超越时空的。那位听众说：“今天公司会议之前，老板播放了这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完之后老板泪流满面、我也泪流满面。”

一百多年前的一段历史，仍然能让我们心有所动，这大概就是人性，也是人的心灵可以穿越时空的地方。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尤其是在逆境中，我们希望自己能坚强一点，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咬着牙硬活出希望来，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凭着背水一战的勇气，自己硬创造出机会来。潘兴将军和那五百二十七个华人都很硬，但这种硬，却往往会让人的内心柔软下来。这正是人性奇妙的地方。

我不喜欢把听众叫粉丝。大家在这里相逢，是因为对一些事情有共同的兴趣，对一些问题有共同的疑问；是因为我们都还在意怎样活得更像个人。有人从开播一直听到现在，有人半途发现这个频道，一口气听好多期，也有人只听一两期，从此不再听，这都很自然，就像坐长途车一样，有人从发车站，一直坐到终点站，有人中途上车，有人中途下车。每个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不一样。大千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有时候，萍水相逢，却倾盖如故，让人一生难忘。

过几周，我有一本小书要出来，书名叫《异乡故人》。先是由壹嘉出版社在美国出简体字版；明年初，再由台湾的八旗出版社出繁体字版。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回忆随笔，有些在节目中也讲过，像外婆、母亲、英语老师、中文老师、教过的学生、来美国以后法学院的同学、后来当律师以后的同事。

这些故事引出了更多故事，很多听众在留言区写了自己的经历。讲外婆的那期，有位听众说：“想起我爷爷小时候在村子里用磁带叫我学英语，方碧辉朗读的幼儿英语，他一句英语也不懂，但他坚持逗着我给他唱英语儿歌…如今我历尽千辛万苦在国外生活，那盘磁带应该是我最初的启蒙，他总是说：‘离开这里’…他去世后，我也离开了更大城市，离开了我奋斗过的国家。”

有位听众讲了自己的外婆。他说：“我外婆是農村出身，不識字，沒文化，更不會說什麼大道理…但當年一聽說我和表妹在學手風琴，平時省吃儉用的外婆就趕緊掏出積蓄，讓我媽和我姨去買琴，甚至當時可能她都不知道這個琴到底是什麼東西。小時候我覺得外婆給我們買東西理所當然，等稍微長大了，才理解這後面那份沈甸甸的愛。”

很多有出息的孩子，生在社会最底层，但人生没有卡在最底层，回头看看，不少都有这样一位充满爱心，深明大义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没有钱，没有文化，只有无私的爱，不想让我们重复他们的生活，想让我们知道外面有个更大的世界，想让我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Read more

中国连年经济下行，税源开始枯竭。政府缺钱，就得想办法。前几年的办法，是从两头榨。上面这头，榨富豪。境内境外的生意，还有境外账户、房子、股票，一样一样查，有些一直倒查25年。下面那头，就是榨底盘。摆摊的、开小店的、跑运输的、跑外卖的、跑网约车的，罚款、补社保、核定征收、翻旧账，一样不落。

经济折腾毁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缺钱，能榨的肯定要榨一遍，不能榨的，想办法也得榨一遍。

上下两头都榨过了，中间还剩一个漏网的阶层，一直没怎么动，这就是城市中产。他们一般都念过大学，工作不错，收入也不错，按时交社保，按时交医保，有些存款，可能还在境外券商开过户，买过几万块美股，或者在香港买过一份保单。这个阶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人数不少，相当听话，最不容易闹事。

前几年，中国政府榨完富豪，榨底盘，好象是把城市中产给忘了。真忘了么？放心吧，只要你那里还有点油水，党妈是不会忘记你的。这几个月，党妈开始亡羊补牢。很多人收到税务局的短信，内容大同小异：经系统比对，发现你可能存在境外所得未申报的情况，请尽快登录个人所得税APP自查、补报。

税务局让你”自查”——不是我查你，是你查你自己。自己把没交的钱找出来，自己填表，自己交上。要是你查自己查得不干净，后果自负。

中国人对这个路数不陌生。当年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换了个说法，叫自查。语气客气多了，但逻辑一模一样：你的材料都在我手里，我先给你个机会，你自己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这一手之所以厉害，就在于它让一个人摸不清自己到底欠政府多少钱，到底犯了什么法，也不知道政府手上到底有他什么材料。政府能动用的资源，是普通人没办法比的。如果政府用这套手段来对付老百姓，老百姓就死定了。你到底欠中国政府多少税，中国政府不告诉你，它让你自己坦白交代。这就是一种黑社会勒索的套路——反正你欠我钱，欠多少？你心里有数。

说到这儿，肯定会有自干五撇嘴，说”美国不也收税吗？怎么美国收税就是收税，中国收税就成了黑社会勒索了呢？”

在这里，想就这种人说两句。这种人，你说他们是自干五，他们还不承认，觉得冤枉。一个人是不是自干五，是用他的言行来判断的，不是用他的自我定位来判断的。如果有个东西，看着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走路也像鸭子，正常人会说这就是只鸭子。判断自干五，也是同样的道理。

自干五的最大特点是愚蠢。这跟官养五毛还不一样。官养五毛是为了拿钱，不是因为愚蠢，才做党国舆论诈骗的吹鼓手。这些年，在网上遇到的自干五中，最蠢的是下面这一类：你说中国怎么样，他说美国也一样；你说美国怎么样，他说中国也一样。

我说这些自干五是最蠢的一类，不是说他们智力有问题。他们智力没有问题，有些还是名校毕业。但是，他们的认知显然发生了短路。有些人是真信这一套，有些是有意搅浑水。但不管哪一种，效果一样：话题被取消了。他们的意思是，你说中国有问题，美国也好不到哪里；你说美国有问题，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意思是，让你闭嘴。

美国政府当然收税。任何政府都靠税养活，没有税就没有政府。这不是问题，这是常识。在都收税这一点上，任何政府都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是，凭什么收，收了以后拿去干什么。这才是真问题。

今天就说这两个问题。

先说政府凭什么收税。在现代文明国家，税这个东西，本质上是政府的服务价格。老百姓得先同意，通过民意代表立法，然后再掏钱，掏的是政府提供服务的对价。掏钱的人是债权人，有权问责，也有权通过自己的民意代表说不。

但中国这种准丛林国家不一样，税是另一样东西，政府不问老百姓同意不同意，只问能收上来多少。掏钱的人不是债权人，而是欠国家的，掏钱把政府养大养肥来管自己，是一种义务——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中国政府收税，美国政府也收税，但是除了”税”这个字是一样的，其他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是税收的底层逻辑，背道而驰。

在美国，征税权写在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一项，明文授给国会。总统没有征税权。宪法第一条第七款，叫起源条款，规定一切征税法案必须由众议院提出。为什么必须是众议院呢？因为众议员两年一选，全部改选，是离选民最近的民意代表。

美国政府要想增加新税种，有多难呢？说个具体的案子。1895年，联邦政府想征所得税，最高法院在波洛克诉农民贷款信托公司一案中，判这种做法违反宪法。政府拿最高法院没办法，只剩一条路，修宪。修宪这条路走了18年，要先经过参众两院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再经过3/4的州议会同意，才算走完。哪一关卡住，都走不下去。18年后，到1913年，宪法增加了第16修正案，联邦政府才获得了征所得税的权力。

但是，政府获得了征所得税的权力，并不等于可以像黑社会敲诈勒索一样威胁纳税人。国税局说哪个人欠税，得按照法定程序走，先发一封通知，行内叫90天信。收到这封信，一分钱都不用先缴，如果争议，就可以拿着它去税务法院起诉政府。

而且，政府追缴欠税是有年限的，不能想倒查几年，就倒查几年。追征年限清清楚楚写在税法中，一般是3年；漏报超过四分之一的，可以延长到6年；欺诈或者根本不申报的，才可以无限期追缴。但是，有没有欺诈，不是税务局说了算，而是法院说了算，得由政府举证，举证标准相当高。

简单讲就是，在美国，如果政府指控纳税人欺诈，举证责任落在政府身上。如果纳税人跟政府有税额争议，纳税人不需要先出钱，就可以去法院起诉政府。

中国不是这样。《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发生争议，必须先按税务机关的决定缴纳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然后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才可以起诉。这意思相当清楚：税务局说你欠了200万，你认为它算错了，也得先把200万交上，才有资格进入复议程序，让你有机会说它算错了。交不出来，连讲理的门都不让你进。

Read more

到了七月，又是一声令下。这回直接堵人。7月31号，国务院公布《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别让中国人跑了”。

在第193期节目，我们讲怎么样围追堵截中国人的钱，把中国人的钱堵死在国内。那期节目中，我说过一句话：党国发出的信号相当明确，等于是告诉中国人，你的钱是你的，也是国家的，但归根到底是国家的。不但你的钱是国家的，连你的人也是国家的。

当时说这句话，有听众可能觉得是引申，是推测，觉得我说重了。两个月以后，国务院这项出入境管理新规定，把那句话坐实了。其实，这些年，只要认知不太离谱，对中国当代历史有点了解，就不会对”别让中国人跑了”这种政策，大惊小怪。这里说中国当代历史，当然是说真实的历史，不是党国篡改的那种历史。

中国人的大门正从里面关上。这对党国统治的基本盘没有多大影响，他们本来也不出国。但是，对很多专业人员、青年学生、公司管理人员会有很大影响。中国放开办护照是加入世贸以后，满打满算也就20多年。大部分时候，中国人是没有出国自由的，那才是党国统治的常态。现在只不过是恢复常态而已。

在讲”别让钱跑了”那期节目中，我问过一个问题：中国人在银行存的钱，是谁的？有些头脑简单的，立马回答，”当然是我的”。那期节目分析了，为什么银行帐户中的钱不是你的，至少不完全是你的，还有另一个默认的共同所有人。

今天讲”别让中国人跑了”，我们问另一个问题：你手里那本护照，是谁的？头脑简单的，会立马回答：”当然是我的——上面印着我的名字，贴着我的照片，是我自己申请的，还交了申请费。”

这是一种错觉。

护照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通行证。中国护照内页有这么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中国政府请别的国家放你通行。这是护照的作用。但是，它自己什么时候不放你走，不会跟你商量。这能说你的护照是你的吗？只有名字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其他都不是你的。

在中国，出国从来不是一项权利，是一次恩准。25年前，中国加入世贸，扩大开放，随后开始按需办护照，大批中国人开始出国旅游、留学、做商务。在这段宽松期，出国看着好像成了中国人的权利。…

Read more

到了月底，连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也绷不住了，在7月24号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公开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7月30号，中央开政治局会议，虽然新华社的报导都是唱主旋律，但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中国在内需、就业、营商环境、债务和房地产方面，问题重重。

反观美国经济，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个人消费仍然强劲，尤其是第二季度，上涨了3.2%。AI带动的投资持续强劲，失业率还维持在4.4%上下的低位。在美国经济中，股市是个晴雨表，几大股指屡屡创新高。很多人担心出现了泡沫。

几大媒体同时关注一个现象，就是美国人的创业劲头高涨，新企业注册数量持续攀升，跟股市一样，屡创历史新高。这个现象不是今年开始的，而是开始于疫情期间，已经持续了五年。《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这些媒体这两周都做了报导。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这几家大报喜欢唱响中国经济，唱衰美国经济。但7月份，这几家大报却完全不是那样。

从这些报导的标题上看，就一目了然。”America’s Enterprising Spirit Is Booming After Decades-Long Slump”——”经历数十年低迷之后，美国的创业精神正蓬勃兴起”，这是《纽约时报》的标题。”The Rise of Million-Dollar Companies With Just One Employee”——”只有一名员工的百万美元级企业开始兴起”，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America’s startup boom offers hope for the future of work”——”美国初创企业热潮为未来的工作带来希望”，这是《经济学人》的标题。

关注时事的听众肯定了解，中国和美国进入了人工智能高强度竞争时代。人工智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不管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大的不确定性，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经济发展要靠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企业家经济萎缩的时代，经济能强劲增长的。

企业家精神，说白了，就是自己创业，当老板。7月份，几家大报不约而同，都把焦点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是哪些人来创业当老板呢？美国人的创业精神在沉寂了几十年以后，为什么这几年突然恢复生机？相比之下，在中国，为什么这几年，企业家精神开始萎缩？几家大报都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讲。

我们看到的反差相当强烈。这几年，美国新登记的公司数量创历史纪录，同一个时段，中国却有2000多万人把自己的店关了。当然，中国统计局不会告诉中国人，每年中国有多少家企业关门。但有心人能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算出来。

中国政府每年年初都发一个消息，说去年全国新增设了多少户经营主体。过去三年，这个数字是这样的：2023年新增设了3273万户，2024年新增设了2737万户，2025年新增设了2575万户。从这三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年年在递减。2024年比2023年减少了536万户，2025年又比2024年减少了162万户。两年下来，减少了21%。

这是比较直观的一点。还有一点，更说明问题，但不像逐年递减那么直观，需要拿出另一个数字，来做个加减法。上面的数字是说，每年新增设的经营主体，说的是增量。除了看增量，我们还要看存量，就是每年年底全国总共有多少家经营主体。用下一年的存量减去上一年的存量，跟当年的增量比较，就会得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中国政府是不公布的，但对我们理解中国创业精神是高是低，相当关键。这个数字就是当年中国注销了多少户企业。

Read more

一位朋友写了纪念高善文的文章，又贴出多年前写的纪念杨小凯的文章——《世间已无杨小凯》。那位朋友博览群书。这篇文章的题目看似平常，其实是有来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句台词，是哈姆雷特怀念他父亲的话：“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直译过来就是：“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更简短的翻译就是“世间再无此人”，或者“世间已无此人”。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去世后，他妻子给他做了一块墓碑，墓碑左右两侧各刻了一句话。右侧刻的就是哈姆雷特这句：“世间已无此人”。后来，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写张居正，标题就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一个作者有没有学识，有没有眼光，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往往从他的一句话，就能读出来。

高善文是1971年出生在山西临汾，17岁考上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后转学经济，考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又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博士，导师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他的职业生涯，是从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光大证券，到安信证券。从2007年开始。他做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安信证券后来改名国投证券，他一直做到2025年。

在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高善文的宏观分析报告可以说是市场上的硬通货。他的分析报告一出来，资产价格经常会跟着动。中国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专业分析有这种权威性的，没有几个。

高善文读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我也在北大读研究生，但我们不是一个系，我不认识他。后来，我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座，仰慕他的洞察力、良知、勇气和职业操守。写文章纪念他的那位朋友，跟他有过交往，了解他的为人和专业水平。

高善文去世后，朋友尊称他高博，提起一件事，说高博给自己的行当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这显然是一种职业自嘲。自嘲是一种自信。一个水平这么高的人，能这样自嘲，表明他知道经济分析这门手艺的斤两，知道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朋友也特别欣赏高善文这一点。她说，一直记得这幅对联，一个人能写出这个来，对自己职业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对那种自我神话的姿态充满警惕。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写出来还能让人会心一笑，就更不容易。朋友对高博有个评价，说“他有自己的腔调，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愿意承担的部分，没有被那个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

这个评价看似朴素，但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人士，又有几个没有被自己的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呢？

2024年12月初，高善文在深圳一个年度策略会上讲中国经济，说了一句后来传遍全网的话：老年人朝气蓬勃，年轻人死气沉沉，中年人生无可恋。十八个字，说尽了当下中国三代人的处境。这话听着不好听，但是很准确。高善文说话，很少用形容词堆砌，他喜欢白描，用简单的语言白描出很多人视而不见的事实。

那个讲话不久，他去了一趟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一家中国智库合办了一场论坛，他在会上谈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中国官方的数字是增长5%。但高善文根据各种经济指标推算，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2%左右。中国政府虚报GDP数据，这是经济学界公开的秘密，但是大部分从业人员只敢窃窃私语，不敢依据自己的研究公开说出来。

高善文在论坛上公开说出来，这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震怒。《华尔街日报》有位长期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名叫魏玲灵。她报导了这一事件。习博士下令彻查，中办主任蔡奇督办。高善文被禁止公开发言，原定的一场大学讲座被取消，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行程冲突。

此后，高善文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去年11月，他从国投证券辞职。12月，确诊淋巴癌四期。今年7月7日，就去世了。

高善文去世以后，魏玲灵撰文回忆，说2019年，她给高善文打了个电话。当时习博士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外界对他迟迟没有推进国企改革大为失望，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曾经承诺，要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魏玲灵问，为什么改革迟迟没有到来？她的文章是这么说的：“高善文给出的答案让我至今难忘。他告诉我，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这只是我们在长谈中不经意间的一句闲话，却尽显他一贯的处事风格——气定神闲，且有着不动声色的自信。但事实证明，在当时针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各种研判中，很少有人能有他这样的远见。”

Read more

丘成桐的信中，没有附上那篇要发的论文，也没有审稿人的意见。连一份摘要都没有。有一位编委回信，说想看看论文。得到的答复是：拿不到。这在学术界闻所未闻，极不寻常。

发篇论文，这么神秘，在搞什么鬼呢？我们后面会说。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七月二十三号上午，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会议中心。召开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颁发菲尔兹奖。有两位中国出生的数学家获奖，一位是三十五岁的王虹，另一位是三十七岁的邓煜。

看到学有所成的人，实至名归，令人高兴。但在中文世界，这件事马上就变味了。而且，变味的催化剂是一位七十七岁老人的三句话。这位老人就是丘成桐。他一九八二年拿过菲尔兹奖，是华人里第一个。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的红星新闻，请丘成桐说几句。他不说数学，而是说王虹和邓煜。他是这么说的：“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我们还是很想他们回来，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

丘成桐1982年就得了菲尔兹奖，整整40年时间，他呆在美国大学揾食，兼职在中国拓展地盘。直到2022年，他73岁退休，才去清华养老。他一回去，就高调热爱祖国，忽悠年轻科学家回国效力，比胡锡进还积极。我景仰他的学识和古典修养，理解他退休后的个人选择，但做人做事总得有点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年轻时自己都不去中国效力，现在退休了去中国养老，却忽悠成就斐然的年轻数学家放下海外教职去围着他转，还打出为国家效力的旗号，弄个高大上伪装，这种鸡贼心灵远超出了此前对他的观感。

看到他那三句话，我想起来很多年前，一位北大老师评价另一位北大老师的话。那句话很形象：别人都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在往下讲之前，我得先把话说清楚，免得各位误会。我批评丘成桐，不是批评他退休以后去中国。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的选择，无可厚非。一个人到了暮年，回到一个能让他被重视、被需要的地方，发挥余热，这本身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理解。哪怕他去中国就是图名利，图热闹，图一群人围着他转，那也是他的事。

我批评的不是这个。我批评的是他打爱国旗号，对别人搞舆论绑架。具体说，就是他借自己的辈分和名望，打着为国效力的旗号，忽悠两个在海外已经做出成就的年轻数学家，让他们放下自己在美国顶尖大学的教职，去中国围着他转，给他众星捧月。

这跟自己凭学术成就回国换点名利养老是两回事。凭自己年轻时的学术成就，去中国捞点名利，追求聚光灯，消解晚年寂寞，这没有问题。人老了，跟年轻时一样，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成全自己。一个人凭自己的能力成全自己，谁也管不着。

但忽悠别人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围着他转，这等于是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

这种事，在中国有点职业经验的人，可能不会觉得陌生。有位读者就评论说：“他主要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搞宗派、家国情怀，天天骂“背叛”自己的弟子”。“背叛”是加了引号的，后面我们会说到这个问题。另一位读者说：“所谓家国情怀也是退休后回中国拿第二份工资，但却忽悠年轻人回去做火柴棒。”前面那位读者又对自己的说法做了补充。他说：“感觉这正是“家国情怀”，就是把火种续上，至于谁当燃料无所谓”。

这两位读者看得相当清楚，丘成桐要燃烧家国情怀，但是他要找年轻人当他的火柴棒，做他的燃料。

这种人，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有个归类，叫“小人”。《论语》记录了孔子这句话：“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成人之美”，就是成全别人，帮别人梦想成真。孔子说，这是君子的做法。“成人之恶”正好相反，就是把别人往坏处推，明知道一件事对人家不好，还劝人家去做——因为这件事对自己好。孔子说，这是小人做法。

孔子还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一位老师，说这是做人道德金律，就是公理，就像欧几里德几何的公理一样：两个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这是几何学的公理。做人的公理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不要让别人去干”。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菲尔兹奖有个年龄限制，获奖人不能超过四十岁。因为数学界有个共识：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是一个数学家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段。丘成桐是33岁获奖。今年获奖的王虹是35岁，邓煜是37岁。丘成桐今年77岁，他退休以前知道要留在美国发展，但退休回国了，却打着爱国旗号，搞舆论绑架，公开喊话让两位年轻数学家放弃美国和法国终身教职，给他这个77岁的老人增光增色。

这到底是君子成人之美呢，还是小人成人之恶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丘成桐干的正好相反。他专捡自己年轻时不干的事，要别的年轻数学家去干。这突破了正常人的做人底线。

丘成桐人品成问题，在国际数学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二十年前，2006年8月，《纽约客》杂志专门刊登过一篇他涉嫌学术不轨的长篇报导，引子就是节目开头我们说的那封电子邮件。

他为了快速发一篇文章，不顾编辑和审稿程序，霸王硬上弓，遭到编委的抗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他的两个学生。科学界有个开放的论文网站，叫arXiv。从二〇〇二到二〇〇三年，有个俄国数学家，名叫佩雷尔曼，把三篇文章挂到了arXiv上。因为没有同行评议和正式审稿程序，arXiv上的文章水平参差不齐，有很多水货。但佩雷尔曼的这三篇文章，在数学界引起轰动。

这三篇文章解决了庞加莱猜想。什么是庞加莱猜想？我不懂，只知道这是个困扰世界数学界一个世纪的难题。美国的克莱数学研究所悬赏100万美元，给解决这个难题的数学家。但佩雷尔曼不要这份奖金。他因为破解庞加莱难题，获得了2006年的菲尔兹奖。但他也拒绝领奖。国际数学联盟主席亲自到俄国，要说服他接受菲尔兹奖，最终也没有说服。那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马德里召开，同时获奖的，还有我在上期节目中讲的陶哲轩。佩雷尔曼没有出席。他可以说是数学界的世外高人，不求名利，只求真理。

因为佩雷尔曼挂在arXiv上的三篇论文，没有走期刊的审稿流程，一些数学家，包括丘成桐的两名学生，开始验证佩雷尔曼的证明。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三号，《亚洲数学杂志》主编丘成桐，给三十一位编委写电邮，要发的就是他学生的文章。这篇文章本来的标题是《汉密尔顿—佩雷尔曼的里奇流理论》。但是，一个星期后，这篇文章的标题改成了《庞加莱猜想与几何化猜想的完全证明》。从标题上看，已经跟佩雷尔曼没有关系，跟另一位数学家汉密尔顿也没有关系，成了作者自己证明庞加莱猜想，而且是完全证明。

因为这个标题极为不妥，后来被撤回。

两个月后，在北京有一场数学会议。丘成桐上台演讲，讲的就是他这两个学生的这篇论文。

因为这种做法太不地道，超出了学术界的底线，引发广泛争议。争议从数学界蔓延到新闻界。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刊登了长篇报道，题目叫 《Manifold Destiny》——《流形的命运》。后面还有一句内容提要：“A reclusive mathematician solves a legendary problem, as Shing-Tung Yau and others fight over credit, ethics, and glory”。Shing-Tung Yau是丘成桐的英文名字。这句内容提要的意思是：一位深居简出的数学家破解了一道传奇难题，而丘成桐等人则围绕功劳归属、学术伦理及荣誉展开争夺。

Read more

这两年，AI起来了，好象学计算机也不行了。好像已经没有人知道学什么好。听说有AI公司雇了些哲学专业的人，《经济学人》还专门写了一篇报导，讲这个现象。也有美国媒体报导说，今年大学毕业生中，哲学专业比计算机专业好找工作。有人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出来，给学生指明方向，说别学数理化了，现在要学文科。

真是这样么？这几十年，烙饼翻了好几翻，越翻越快，快到跟风都来不及。考大学的时候，还是热门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成了冷门。到底应该学什么呢？纠结学什么专业，不如把注意力放在不管什么专业都用得着的一些底层技能上。AI时代，这种底层技能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凸显出对一个的人生和事业有多重要。

几个月前，我在日本骑车，路上曾经发过一个帖子：“AI时代，有人说不用学数理化了，要学文科，有人说更要学数学。我说，数学能力实际上跨文理科。在北大哲学系念书的时候，系里最聪明的学生是逻辑专业的，他们要去数学系选课。来美国以后，我越来越后悔，年轻时没下功夫学数学。回头看看，思维能力、写作能力、搭建结构的能力，甚至有条理地交流的能力，好象都得益于最基本的数学训练。如果从头开始，回到20岁，我会做三件事：1. 用功学好数学；2. 细读哲学和文学经典；3，学习草根生活智慧。”

有听众留言问，一个学哲学出身、后来做律师的人，为什么这么看重数学？这里可能有个误会，数学会放在理科，但数学能力其实是跨文理科的，这跟语言能力和逻辑能力一样。一说语言、写作、哲学、逻辑，人们自然想到文科，但这些能力：语言能力、写作能力、逻辑思考能力，是跨文理科的。

昨天上午，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开幕式上宣布了本届菲尔茨奖的四位得主。四个人中有两个出生在中国。一位叫王虹，一位叫邓煜。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学二〇〇七级本科生。这个奖有多重要呢？它被称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后来还增加了经济学奖，但没有数学奖。数学界单独有个奖，就是菲尔茨奖。看到两位北大校友获奖，心里当然高兴。有才能的人实至名归，总是让人看了心情舒畅。

北大数学系是我最服的几个系之一。我念的是哲学系。当时，哲学系逻辑专业的学生要去数学系修课。系里最聪明的几个学生是在那个专业。他们的数学能力相当强，大部分毕业后来美国念硕士，念博士。有的留在美国大学教逻辑学，有的做电脑语言，有的做统计学。因为数学水平高，他们做什么都得心应手。

很多人以为，学数学就是学算术，学做题。这完全是误解。数学最重要的，是训练人的逻辑能力，教给人怎么证明一个命题是真的，教人辨别哪些证明方式是有效的，哪些证明方式是无效的，是假的。

一旦拥有这种能力，把它变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变成思考的第二本能，一个人读书、听话的方式就变了。读到一段文字，听到别人说句什么话，自己就会本能地问一句：他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前提是不是成立？中间有没有偷换概念？

这种思考能力，基础是数学。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数学就像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一样。我们平常看不到它们，在显微镜下面才能看到免疫细胞。但是，我们的生命每天都依靠他们。如果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被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干掉。数学能力，可以说就是我们思维的免疫能力。

说到这儿，我讲一位我特别佩服的人。这人名叫陶哲轩，英文名叫Terence Tao。他出生在澳大利亚，爹妈是香港移民，现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数学。正好是20年前，也就是2006年，他获得了菲尔茨奖，那年他才三十一岁。很多人认为，他是这一代数学家中最优秀的一位。

我看不懂他的数学论文，但他不只是写数学论文，他写思维方法的文章，写AI的文章，有很强的哲学色彩，体现出很高的哲学素养。有智慧的头脑，你读他几段文章就能感觉出来，有时候，你听他几句话，就能听出来。陶哲轩就是这种头脑。

他有篇很短的文章，题目是“There’s more to mathematics than rigour and proofs”——《数学不只是严谨与证明》。他引用英国作家Douglas Adams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每个主要文明，都经历过三个特征鲜明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存，第二个阶段是探索，第三个阶段是成熟复杂。这三个阶段各自有代表性的问题。

Read more

一个像样的社会，有个底线，就是权力不能羞辱人，拿人当猴耍。有本书，叫《The Decent Society》——《正派社会》或《体面社会》，说的就是这个底线。不管是宪政民主国家，还是独裁专制国家，制度不能随意羞辱普通人。这个底线听着已经够低了，但实际上，很多国家在这个底线之下。在中国，羞辱是写在制度中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农村户口——那是典型的制度性羞辱。不只是农民，绝大部分中国人逃脱不掉这种制度性羞辱，只是被羞辱的程度和频率不一样。

今年春天，中国的权力部门开始密集羞辱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找工作难，已经有好几年了。今年有1270万大学生毕业，人数创了历史纪录，但经济不景气，像样的工作岗位很少，找工作比往年更难。中国的权力部门不是帮着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而是发文章三番五次羞辱他们。

三年前，新冠封城摧毁了中国经济，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中国的宣传机器发文，让大学毕业生“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这已经是旧闻了。今年，这种羞辱升级，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直接出马，警告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会上外国间谍的当，不找工作是被外国敌对势力洗脑——不管找不找工作，都是死路一条，就是掉进外国敌对势力的圈套。

中国国家安全部这两篇羞辱中国年轻人的奇文，都是发表在今年4月，大学生毕业找工作的季节。人民日报、央广网、央视新闻等宣传机器都做了转载。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已经够倒霉的了，但中国的权力部门，还要再给他们雪上加霜，羞辱一下他们的智商和人格。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皇帝瞎折腾，把经济搞砸了，企业创造不出那么多工作岗位来了。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躺平。这种现象也不是现在才有，早几年就开始了。2021年4月，百度贴吧上出现了一篇帖子，题目叫《躺平即是正义》，迅速引发全网共鸣。这个帖子的作者是一名31岁男子，名字叫骆华忠。他当过轮胎厂工人、工厂质检员，还当过保安。后来，他花了一个月，从成都骑行到拉萨，回家以后，开始想自己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写了那篇帖子。他虽然没念过大学，但念过一些书，比很多大学生思考能力也强一些。

他说，生活中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人们互相攀比之后的定位。除了活给别人看，还有另一种活法，可以像古希腊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那样，睡在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他还说到做到，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面条加鸡蛋，晚上米饭加蔬菜鸡蛋，周末心情好，去餐馆吃个鸡排饭。这样，每月花销就能控制在两百块以内，一年工作一到两个月就够了。

这篇帖子很快被删了。删帖以后，新华社和好几家宣传机器开始声讨“躺平”。有篇声讨文题目直接就是《“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新华社还推了一段反躺平视频，内容是一位86岁的老科学家一天工作12小时。后来，新华社可能觉得，这有点涉嫌虐待老人，自己把视频删了。

宣传机器全网声讨也没用，躺平成了个流行词。很快，这个词获得了新的意义。新冠结束了，城市解封，但经济却趴窝了，工作岗位没了。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被迫去做铁人三项：快递、外卖、网约车。很多年轻人选择退出就业市场。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过李稻葵的研究，他说有多达2400万人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退出了就业市场。这是被迫躺平。

主动躺平的、被动躺平的，还有半主动半被动躺平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引起很多人注意。我们中国人，这100多年来，有个心理习惯，就是在找毛病的时候，喜欢往外看，尤其是向日本看。这几年，中国经济停滞，怎么刺激也刺激不起来，很多人就看日本，说要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了。

躺平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时代精神，很多人就看日本，说日本早就是“低欲望社会”了，年轻人都是“平成废柴”，有位日本学者还专门写过一本书，讲这个现象。的确有位日本学者，名叫大前研一，他在2015年出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低欲望社会》。有人如获至宝，把这本书找出来，说“中国也跟日本一样，要进入低欲望社会了”。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