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οὕτω δὴ διανοητέον καὶ περὶ πολιτείας, ὡς τοὺς μὲν ἀνοήτους, οὐδʼ ὅταν στρατηγῶσιν ἢ γραμματεύωσιν ἢ δημηγορῶσι, πολιτευομένους ἀλλʼ ὀχλοκοποῦντας ἢ πανηγυρίζοντας στασιάζοντας ἢ λειτουργοῦντας ἀναγκαίως· τὸν δὲ κοινωνικὸν καὶ φιλάνθρωπον καὶ φιλόπολιν καὶ κηδεμονικὸν καὶ πολιτικὸν ἀληθῶς, κἂν μηδέποτε τὴν χλαμύδα περίθηται, πολιτευόμενον ἀεὶ τῷ παρορμᾶν τοὺς δυναμένους, ὑφηγεῖσθαι τοῖς δεομένοις, συμπαρεῖναι τοῖς βουλευομένοις, διατρέπειν τοὺς κακοπραγμονοῦντας, ἐπιρρωννύναι τοὺς εὐγνώμονας...

……是以，政治当如是理解：愚顽之人，即便出任统帅、胥吏或向公众发表演说，也算不得是政治实践，而是谄媚庸众、作秀和煽动党争，或是被迫履行公职；反之，真有公共精神、仁爱、爱城邦、心系社稷、具备政治家品格之人，哪怕从未身披官袍，凭其激励有才干之人、引导有需要之人、参与商议、矫正误入歧途者、鼓舞通情达理之人，也始终是在从政……

普鲁塔克在这里解释了这样一个道理：

职业政治家的身份并不是由公职赋予的，甚至公开的政治活动也不一定算得上是政治实践。政治活动并不一定发生在官场，也不一定发生在公共场合，也可能发生在社会层面，可以说这属于“官僚政治”之外的“公共政治”的范畴。

相反，那些尸位素餐、谄媚公众、表演作秀、热衷内斗、靠投机到体制内混饭吃的职业官僚或公职人员，反而算不上是政治家。他们缺乏政治家的品格，空有玩弄政治手段的权谋。

这就毫不奇怪，马克斯•韦伯在讲职业政治人的时候，将律师和记者也包括进来，即使这类职业明显不属于“官僚政治”这个领域。当然，并不是说韦伯只将职业政治人仅限于律师和记者，韦伯只是拿他们举例。随着公共领域不断变化和拓展，新的职业政治人角色也必将较韦伯和普鲁塔克的设想更加丰富。

“认知塌陷就像山崩，并不是山涧掉落一块岩石那么简单轻巧。认知坍缩最先就是从记住不该记住的事情、忘记不该忘记的事情开始的。”

上面是从旧文《当记性好、忘性大达到致死的剂量》中，摘取的片段。

以后六四纪念日，我依然会讲这样的话：有一种健忘症就是记性好、忘性大。年年喊纪念的人，到底记住了什么❓是记住了仇恨还是记住了教训❓又在哪些地方长了记性❓

大家纪念六四运动这么多年，依然在内斗、依然在怨恨、依然在互相推卸责任，那我要说：你们就是得了记性好、忘性大的健忘症。

六四运动不是可以随便拿来标榜你一个人无比道德高尚的旗帜，六四惨案没有任何虚荣可言。

如果你纪念这么多年，记住的是恐惧、怨恨和历史阴霾，记住的是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你忘了要改变自己来推动社会抗争继续前进，我看你还是不要假惺惺纪念六四事件比较好，因为你越是纪念就越是变成社会变革的阻力。

你纪念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长进，你还是不信任他人、你还是不能跟他人合作、你还是背信弃义、你还是热衷于内斗、你还是油嘴滑舌地抬杠、你还是死性不改……我看你啥都没有记住。你这就是典型的记性好、忘性大！

要努力改变自己来给社会变革创造条件❗不要把纪念变成一场有公共娱乐性质的行为艺术。把你自己变成能够引领社会变革的一代人，这才是最好的纪念，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接过前人沾满鲜血的旗帜继续战斗。不然呢，要一辈子只靠悼念来标榜你自己接续了六四精神吗？

六四一代老了，新生代还没起来，青黄不接才让人恐慌。不要以为你是不同政见者、你会喊反共口号、你也去驻外使领馆举牌子，你就想当然继承了六四遗产。

你要改变自己，把你自己变成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让自己学会跟人合作，抑制自己身上的狂躁，逼迫自己去学习和研究社会变革经验，鞭策自己去参与你过去总说“不可能”的社会活动，鼓励你自己在社会低潮期成为他人可以依赖的榜样，把你自己变成鼓舞人心的力量而不是一剂又一剂的致幻剂……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完全可以克服健忘症。

现在想想，这么多年你哪些地方因为纪念六四有了长进❓你还是浮躁，你还是用语粗鄙，你还是不耐烦，你还是急于求成，你还是只喜欢泄愤，你还是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你还是醉心于指责他人，你还是猜忌他人，你还是愤世嫉俗，你还是没有基本分辨能力，你还是没有基本思考能力，你还是对新思想免疫……

我看你就是得了六四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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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暧昧的，并非像某些反民主和反理性主义流派幻想那样天生就非黑即白。非黑即白是群氓政治的典型特点。

群氓政治是变质的政治，就像死掉的人只能叫尸体。

政治就是活生生的人，也是在日常生活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内化的理性秩序。就跟理性一样，政治缺乏清晰的轮廓和可以随便定义的边界。如果有人执意这样做，他如果不是犯了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谬误，他就一定忽视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人情和温度。

我并不需要一个完全正确的社会。相比于基于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社会，完全正确的社会不但是一个乌托邦，更是一种理性暴政。不管这种完全正确的社会是极权主义还是极权主义的对立面，其性质都一样压迫人性。

即使我抗拒完全正确的社会，并且对群氓政治持严重怀疑态度，我也不能否认人性复杂性与现实复杂性一样掺杂着一些总让其他人不快的地方。你不管称之为人性的弱点，还是理性的缺陷，活生生的社会才是自然最真实的样子，完全正确的社会反而违背自然法则。

对于我而言，由独裁者和群氓构成的“双头蛇社会”，才是最严重的威胁，与我相对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社会变革并不是由一小部分绝对正确的人来领导的，但在遏止社会变革方面，群氓与独裁者一样都是变革阻力，包括自以为自己是在寻求社会变革的群氓也一样。

群氓与社会并不是同义词。群氓也是一个变动不定的模糊领域，其特征并不一定是不理性、反理性，也可能是概观错觉造成的过度理性和虚假理性，是理性的副产品。

群氓政治违悖一般政治经验，它通常只停留在直觉阶段，被情绪拖着走，跟着某些公共狂热随波逐流，它所依仗的仅是内置在“我跟某些群体一样”这种观念中的偏见。

政治要追求的并不是“我跟某些群体一样”，而是“我们都不一样却能共存”。

总而言之，政治更喜欢的，是搭接在各种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桥梁，而不是没完没了割席和彼此针锋相对的政治正确。社会变革不是由最正确的一帮人推动起来的，而是由互相能够容忍、能够互相合作的人一起干起来的。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政治务实。

务实的政治人不应沉迷于完全正确的政治，而是要像容忍日常生活一样，容忍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世界。如果我们总是从别人身上找道德瑕疵，别人也一样从我们身上找道德瑕疵，其结果不是产生了一大批圣徒，而是互相指责对方道德低下的人都变成了没有道德的动物。

不管怎样，我仍然希望有些人能够做桥梁，搭接在不同的群体和个体之间，给社会变革创造有生力量，而不是一面抗击极权国家，又一面四处树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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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指出，任何概率预测系统都存在一组无法解决的矛盾：降低风险阈值可减少“漏网之鱼”（假阴性，或真实威胁），但误伤无辜者（假阳性，或非真实威胁）的情况势必增多；提高风险阈值可减少误伤，但势必增加“漏网之鱼”和监测盲点。

这种结构性缺陷并不会因为算法升级或数据库扩大而消失。

有三套自动机制会加剧“独裁者校准困境”。其一是自主性权衡（autonomy trade-off），给算法越高的自主权，计算速度越快和覆盖范围越大，发生误判的政治代价越大；即使微小的统计误差，也会产生沉重的政治负担。引入人工审核来限制算法自主权可以纠偏，但又产生官僚瓶颈，抵消了AI的效率优势。

其二是算法刻板性（algorithmic rigidity），模型是基于历史数据训练，假设过去的行为模式能预测未来威胁。但民众也会主动适应大数据监控，比如发明新暗语、换平台、转入加密通讯等，导致模型迅速过时，陷入持续被动的重新校准。

其三是稀有事件问题（rare-events problem），真正活跃的异见人士是少数，就算监控模型准确率高达 99%，但是要从一万人里面揪出一个真实威胁，那就意味着有 100 人会被当成锁定目标，这意味着 99 个人都会被抓错。但如果监控对象是 100 万人，那就有 1 万人会被错误锁定……这就会形成危险的反馈循环：安全部门被海量的虚假“命中”淹没，附带压迫不断伤及无辜，结果就会不断地扩大社会不满和削弱政权自身合法性，反而真正的威胁淹没在数据噪音之中。

“独裁者校准困境”会产生一种“阈值鞭打”（threshold whiplash）效应：政治敏感时期收紧社会控制，然后又突然放松、清理和宣传修复，如是循环。

熟悉中国政治的读者应该不陌生，即使中共当局也承认存在另一个问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阈值鞭打”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微观“治乱循环”或“松紧循环”。

两位研究者以“动态清零”期间的健康码监控系统为例，解释了僵化的阈值控制分界线（digital cutoff）如何造成监控系统像“鞭打”（whiplash）一样反复来回震荡。

健康码系统的高敏感筛查机制，造成了大量“误伤”，无辜者被无缘无故隔离，无法申诉、无法辩解。这种情况积累了大量社会怨愤。紧接着，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事件中，官员为阻止民众赴郑州抗议，远程将储户健康码改为红色，这暴露出健康码系统并不是中立的公共卫生工具，而是可以被任意拨弄的政治开关。这样一来，整个健康码系统的公信力和心理威慑基础就动摇了，造成了潜在的合法性危机。在反封控运动（或“白纸运动”）期间，社会怨愤达到无法压制的临界点之后，监控系统实际上发生了系统性瘫痪。于是就出现了行政上放松管控措施，但政治上收紧打压一些讨论、抗议或纪念行为：不是政策真的转向了，而是在维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对已经无法持续的行政僵化做出被动调整。

两位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由 AI 实施的数字监控的僵化性（rigidity）并不会产生社会稳定，反而滋生不稳定。甚至可以说，监控技术越精密，反而说明系统越脆弱——因为它以阈值僵化性换取了监控覆盖面，失去了治理社会所需的弹性与情境感知能力。除了中国的白纸运动之外，香港、俄罗斯和伊朗等抗议案例也同样表明数字监控无法压制社会反抗，而是促使反抗转型了——真正能压制反抗的是暴力，不是技术手段。

为什么 AI 技术手段无法解决这个“独裁者校准困境”呢？

两名研究者认为，不管怎么提升算力都无法克服稀有事件的算术逻辑，也就是假阳性悖论会始终存在，始终会有附带压迫波及无辜者，最终累积民怨。“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告诉我们：当某个指标成为监控目标，人们就会调整行为绕开它，导致指标失效，监控陷入“概念漂移”（concept drift）。再有就是，威权体制自身也会扭曲数据，因为数据会被官员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官员会捏造或篡改数据来夸大监控系统的可靠性（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最终产生“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问题。尤其这些被扭曲的数据汇报给领导人时，还会对领导人产生严重误导（不要以为汇报给领导人的内部资料一定是真实信息）。

于是两位研究者指出：AI 的实际能力 ≠ 人们对它实际能力的认知。这就像边沁提出的“全景监狱”一样：一名守卫，理论上可以随时监视任何一名囚犯。持续不断的监视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让被监视者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正处于监视之下。于是被监控者就产生了自我审查，而这个自我审查就是独裁政权的“数字红利”或“独裁者红利”：独裁者实际上没有强迫每个人服从的监控能力，但被监控者却因恐惧和自我审查而主动服从并夸大独裁者的监控能力。

两位研究者指出，全景式监狱威胁带来的稳定是相当脆弱的，因为依赖经济学家提木尔·库兰（Timur Kuran）提出的“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民众表面上佯装忠诚，内心却暗藏怨恨；由此产生的顺从表象会误导统治者，使其无法察觉真实的不满程度。

随着反抗手段和策略不断升级，独裁政权与民众之间博弈也会呈现一个动态的过程。关于“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一旦观察到算法犯错，其服从意愿就会降低，而算法的虚张声势就暴露无遗了。

一旦人们普遍意识到国家监控会被海量“噪音”淹没、挤占真正的“信号”，而且存在大量监控盲区，恐惧就会迅速转变为愤怒。到那时，政权手中的监控系统将在技术上严重过载，在心理上彻底失去威慑力。

*上文主要内容源于：L. Jason Anastasopoulos and Jie (Jason) Lian, “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AI,” Journal of Democracy 37, no. 2 (2026): 5-17.

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派政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反对派政治家、反对派群体的分工合作和反对派的政治产业。如果依据这三个标准来看，我们以往的反对活动很难说得上是“反对派政治”。

我们必须反省我们以往为什么总是不成功。不能总把原因简单归结为中共政权如何如何强大。如果反对派群体自己烂泥扶不上墙，那就不要怪中共政权为所欲为。

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反省呢？我们现在重新出发，去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

为什么要搞“反对派政治”？

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跟尼泊尔2025年“Z世代抗议”，给中国海外流亡群体极大振奋。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一种毫无道理的躁动情绪。最常见的一种狂躁就是幻想全民自发反抗，最好还用暴力威胁官员和军警家属，然后大获全胜。很可惜，这只是一种毫无依据的民间想象。

中国流亡群体的躁动情绪，在2026年伊朗民族革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伊朗2009年爆发大规模“绿色运动”以来，全国性大规模此起彼伏。尤其2017年至2023年，几乎年年都爆发全国性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且示威者死伤惨重。最终，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爆发了规模更大、示威者伤亡更惨重的抗议活动（有人称之为“伊朗民族革命”）。

当然，普通中国民众根本没工夫去深思：为什么伊朗人民总是屡败屡战，而孟加拉和尼泊尔民众却能一鼓作气大获全胜？这当然跟当局的镇压决心有直接关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巴斯基民兵）不但坚决支持镇压，还坚决执行镇压命令，乃至在美以频繁联合斩首其政权高层的情况下，依然不动如山地保卫政权。（伊朗也有自己的国家军队，但其实力远逊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即使共和国军队不直接参与镇压，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会充当政权的忠实捍卫者。） 但孟加拉跟尼泊尔军方都宣布保持中立，只负责维持秩序，不支持军事镇压。这才是孟加拉和尼泊尔政权更迭的最关键条件。

中国自1989年以后，再没有爆发过全国性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如果2022年底转瞬即逝的反封控抗议活动也算在其中的话，也只能算是唯一一次成规模的反抗，但是十分潦草就匆匆收场了——即使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原子化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从未断绝，这些原子化的反抗活动至今没能够上升到全国层面：它们最多也只是表达对地方政府不满。跟伊朗示威者相比，中国民众实际上既缺乏全国性大规模动员经验，也缺乏在实际反抗过程中的运动经验，而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几乎销声匿迹，远远弱于同期伊朗。

在这种情况下，以更加弱势的公民社会，用跟伊朗、孟加拉、尼泊尔差不多的反抗手段，去对抗远比伊朗政权独裁、党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远在伊朗之上、其国家财力远超伊朗（意味着拥有更雄厚的维稳经费用于镇压抗议活动）的中共政权，幻想在各种不利条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纯属妄想。

这样的情况，不但不可能煽动民众形成全国规模抗议（尤其既不存在全国性的动员网络，也不存在像伊朗那样成熟的动员经验和反抗经验），还会造成许多示威者为某些煽动家的个人激情白白牺牲性命。

一些人幻想的武装革命也一样该幻灭了：美国和以色列凭借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最尖端的武器和最训练有素的战斗人员，尚且没办法在短期内打垮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进入腹地作战——凭什么一些民间人士就幻想操几杆土制火药枪和几公斤土质炸药就能够打垮军事力量远在伊朗之上的中共政权？这就像以远逊于太平天国的军事规模去打军事实力超出清廷一万倍的中共政权，这不是疯子的狂想吗？

既然单纯的军事手段和去中心化的全民自觉反抗活动全都行不通，除非继续摆烂、继续互相指责别人烂泥扶不上墙之外，剩下的道路只有一条了：重振反对派群体，重组社会力量，重新探索前所未有的反抗模式。

不然呢？难道靠诅咒、谩骂和规劝唤起解放军的良心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吗？

“反对派政治”较之前的反对活动有何不同？

首先，“反对派政治”不是“流亡政治”的代名词。流亡群体不一定都是政治反对派，有些流亡人士甚至根本抓不准“政治反对派”的自身定位。比如很多人的政治反对仅限于社交媒体批评和使领馆抗议，有人是为了拿到政治庇护，有人谈政治纯粹为了“网络玩梗”或者网络娱乐，有人属于激进化的亚文化群体或者社会边缘群体（单纯为了发泄不满），还有人完全没有清晰的政治诉求（满足于漫无目的攻击一切目标）……更常见的情况是“拉自己的同时踩别人”。这些情况都表明，流亡群体并不一定具有反对派的政治定位，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勉强可以划入“不同政见者”群体。 再者，潜在的反对派也不一定在流亡中，反而可能生活在中国大陆。这一点在2022年底反封控运动期间冒出来的“白纸运动”可以瞥见端倪，尽管这些潜在反对群体同样没有朝政治反对派转型。“反对派政治”要做的就是打通海内外横向断裂壁垒，把有“反对派”定位的群体连点成片。

其次，“反对派政治”是对不同政见群体的结构性重组，将其中最具专业化倾向和有意识朝“政治反对派”方向转型的群体，整合成大大小小的政治力量。目前流亡群体中存在着一部分松散的政治组织，也包括一般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但这些团体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反对派政治”要做的就是推动社会谈判和分工合作，协助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各自朝着专业化方向前进，培养出货真价实的“政治反对派”，而不是“反贼”或不同政见群体（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不同政见群体已不足以用来对抗中国的极权主义体制；向更加专业的“政治反对派”转变就是战略升级）。简而言之，所谓的“反对派”是对身份认同和战略调整的重新定位。社交媒体过度政治娱乐化，造成身份认同扭曲（许多网民互相谑称“反贼”，恰恰是对“反对派”身份认识不足造成的），阻碍政治反对活动朝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前进。

我们反复强调政治反对派的“专业性”，指的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包括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研究经验、实践经验或者长期专攻某一个社运领域）、具备职业政治人的素养（包括能够克制情绪和攻击性、能够在逆境中展现相当定力、能够合作和谈判、能够实现战略协同、能够克制内斗冲动、能够有效调节和管控内部分歧、能够游说和演讲等等）、具备实际领导力（而不是志大才疏又热衷于争权夺利）、或者具备经济相关专长并且能够协助打造“反对派的政治产业”（见后文）。朝着专业化的“政治反对派”方向转型，意味着个体和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开始具备鲜明的分工合作精神，能够在各自专攻的或擅长的领域内塑造公信力或专业权威，并且能够掌握一定关系网和社会资源。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将这些个体和团体称为“政治力量”或“政治势力”。

第三，“反对派政治”的运行模式，类似联邦制国家，而不是单一制国家。这是对海外民运组织行动战略的重新调整。根据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经验，所谓的“民主派”或“自由派”只占社会反抗力量的一小部分。有效的“反对派政治”应该包含跟其他非民主派、非自由派群体的结盟（包括协助他们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国家的转型是社会谈判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团体擅自做主的结果。不管什么夸夸其谈的政治主张，在缺乏社会反抗力量分工合作来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哪怕说得天花乱坠，充其量也就只是一种孤芳自赏的私人观点而已。务实的“反对派政治”应该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分工合作上，而不是就不同政治主张搞无穷无尽的内耗跟内斗——不要关闭与先前反对的政治群体的合作空间，比如受当局打压的民族主义团体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在中东欧社会变革历史上同样扮演过重要的政治反对者角色，而今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受打压群体，务实的政治反对派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敌人对待。减少敌人永远比四面树敌明智。

第四，“反对派政治”寻求建立一个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流亡政党、流亡议会、流亡政府都存在难以解决中心化难题：无国家民主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比如藏人行政中央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约束支持者群体或流亡群体的内部分歧，还存在执行困难等难题。反倒是波兰团结工会在其地下运作阶段常常被人说成是“极权主义”团体，外界还曾纷纷指责其程序不民主，这种情况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无国家民主模式的内在困难——民主在依托国家提供司法和行政保障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在小团体内部民主也一样缺乏约束力，这时候全靠自觉，一旦发生内斗或者成员之间争权夺利，小团体内部的民主就会被瘫痪或者架空，变成名存实亡。小团体很难像国家那样实行民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才库严重不足。一个国家的人才库是一整个社会，甚至包括部分移民群体。但政治反对派的小型政治团体人才库极其有限，考虑到有能力者还可能不愿意冒被政治迫害的风险出来领导反抗，或者只愿有限参与，还有糟糕的政治组织无法吸引有能力者加入等情况，小型政治团体不但很难坐大，甚至连生存下去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缺乏政治领导力的人士领导小型政治团体，也可能造成“团灭”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波兰团结工会在地下工作阶段并不搞内部民主选举，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走形式“轮流坐庄”对小型政治组织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中心化的流亡组织无法树立有效权威，反而动不动就遭到抵制，结果就是长期忙于应付内斗，无暇推动真正的反抗活动。如果缺乏职业政治人介入，更难管控分歧，更容易争权夺利和斗争失控，演变成乌合之众的群氓政治，结果会进一步危及这些小型政治团体自身原本就先天发育不良的公信力。所以，不要幻想形成某个反对派政治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样的政治组织基本上不可能树立中央化的权威，甚至连走民主形式也会对自身造成严重削弱，甚至根本就不会从小型组织一步一步壮大起来。

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是把争权夺利和党同伐异演变成盟友之间的政治谈判，把意见分歧引发内斗演变成不同组织之间的松散联盟关系，避免中心化权威有效性不足和执行困难的难题，同时利用社会互动和具体活动项目结盟。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更灵活、更轻便，更便于培养职业政治人或者反对派政治家，也给国内盟友留有合作空间（毕竟国内才是反对派政治主战场）。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强调通过“分工合作”来解决路线分歧和意见分歧，避免人才过度淤塞在同一领域，形成恶性竞争和破坏社会团结。最重要的是，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还有利于形成互相制衡，防止任何一种政治主张或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团体和个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种互相制衡格局更加有利于社会谈判，保障未来国家在共同协商基础上、在大多数人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稳步转型，而不是把国家交给某一种政治主张或某一个政治团体。波兰团结运动期间，除团结工会之外，还有多个并不隶属于团结工会的独立政治团体，比如独立波兰联盟、争取人权和公民权运动、工人保卫委员会、自由民主运动、海岸自由工会、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波兰独立协议组织、团结农会、飞行大学等等——这些团体有一段时间跟团结工会一起在地下运作，彼此之间形成了互相制衡又分工合作，既避免任何一方一家独大无法制衡，又能务实合作达成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最具号召力反对派组织的团结工会没有内部选举，甚至其领导人反而被指责有极权主义倾向，也并不代表国家一定会变成新的专制国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反对派组织中间无国家民主模式无法解决的难题和风险，用互相制衡和分工合作就能解决。

但这个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不一定是自然形成的。对结成这个联盟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联盟，而是小型政治组织需要职业政治人或有政治才干的社会运动骨干来起个头。但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发现：政治上最活跃的一批不同政见群体很少拥有足够政治才干，不但搭建不起小型政治团体，还很容易争权夺利、内讧和瘫痪集体行动倡议。训练一批职业政治人或反对派政治家，将有助于这些有领导才干的社会运动骨干去主动组织和发展各自的小型政治团体，将之结成掌握一定专业权威、人脉、资源和公信力并且可以跟其他政治团体分工合作的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了政治力量并且稳定下来，这些政治团体还会继续培养自己的人才储备。有关反对派政治家或社运骨干的培养，今后我们另起一个专题来讲。

反对派的政治产业

所谓“反对派政治”有阶段性目标，大致可以概括为：

• 培养反对派政治家或社运骨干人才

• 协助盟友、支持盟友、培养盟友

• 形成可持续支撑反对派活动的政治产业

• 资助和培养中国国内地下反对派活动

• 推动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成长，以重塑实质性的政治压力，在中国社会运动高涨时期获得谈判议价权利

所以归根结底，“反对派政治”是为给反对派阵营增加谈判议价权而奋斗，一切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反而互相削弱盟友）的行为，都可以视为是阻碍社会变革。所以，社会变革阻力不一定都来自中共政权，也可能来自烂泥扶不上墙的反对派群体。

就本文要特别摘出来讲的主题而言，“反对派的政治产业”可能直接关系到反对派政治事业的成败。因为政治反对运动就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长期战争（尽管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反对派的政治产业”就好比是军队的粮草补给。断了粮草的战争会惨败，没有经济支撑的反对派政治活动几乎不会起步，断掉经济支撑的反对派政治也会惨败。尽管“反对派的政治产业”被规定为第三阶段性目标，但实际上只有走到这个阶段政治反对活动才算真正初具雏形，而人才培养和盟友扶植阶段只能算是前期准备。

目前各国流亡群体中，唯一拿得出手的、类似反对派政治产业的运作模式，是法轮功的媒体商业帝国。但很遗憾，这个商业帝国已逐渐剥离反对派政治团体性质，缺乏长远的政治规划，甚至不愿意跟反对派团体合作。

包括古巴、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的流亡群体在内，大部分反对组织依靠游说和捐赠艰难挣扎，但经费受限，对反对派活动限制很大；反对派政治活动因经费短缺长期无法取得进展，结果又反过来降低了社会利益团体的捐赠意愿，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这种恶性循环是各国流亡的反对派群体，长期无法走出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

反对派的政治产业，主要包括：大大小小的反对派团体通过投资或合资成立中小企业，反对派团体依托基金会资助或企业捐赠成立中小企业，与反对派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也可能较长期资助反对派政治活动，反对派团体以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形式展开游说和募捐活动（但风险在于涉及群体集资可能构成诈骗）等等。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显然直接影响反对派政治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政治团体不但拥有可以源源不断支撑自己政治活动的经济来源，还通过与企业家的商业合作切实代表工商界的政治利益，为工商界的利益积极游走或展开社会斗争。没有政治与工商业结盟，反对派政治走不长远，也不可能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建立民主制度。反对派打造自身的政治产业就是走向与工商界实现政治结盟的关键一步。

大部分国家流亡群体很少取得实质性进展，除了斗争方向不清晰、战略规划缺陷等内在问题之外，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支撑严重不足以保障长期有力的斗争。像法轮功系产业那样取得一定商业成功的，在各国（广义的）反对派群体中实属凤毛麟角。但法轮功系产业已经成功融入所在国社会，已经褪去了中国流亡政治团体或反对派政治团体色彩，变成了外国少数宗教团体的产业链——法轮功系媒体帝国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反对派政治产业必须不断强化与政治盟友的关系往来，同时强化自身的反对派政治团体色彩，否则一旦变质成“反共产业”（在某些情况下被人斥责是打着“反共”的旗号赚钱），就不再支持反对派的政治事业。

简单地说：我们既要有反对派的政治事业（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反对派政治”），也要有反对派的政治产业，还要避免反对派的政治产业变成“反共产业”（打着“反共”的旗号赚钱）。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反对派政治运动是以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为最终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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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的简体中文社区，不论海内海外，都流行“抓间谍游戏”，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猎巫。

历史上的猎巫案多半是臭名昭著的惨案——如果任由抓间谍游戏在反对派群体中间泛滥，其结果也必然各方都是输家：

17世纪末，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猎巫案就是一个历史悲剧：30人被判有罪、19人执行死刑、1人酷刑死亡、至少5人未经审判惨死狱中。起因是塞勒姆小镇上有几名未成年少女，得了原因不明的怪病，有人断定这是有女巫施了巫术，就此引发了一场荒唐的猎巫活动。

英国17世纪甚至出现了猎巫产业：有个叫马修·霍普金斯的神棍专门收钱猎巫，据说死在他手里的巫师，超过此前160年间英国所有猎巫活动的总和——当然这些所谓的“巫师”大部分都是蒙冤惨死的。

法国大革命期间，由雅各宾派主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间谍，结果促成了臭名昭著的恐怖统治，给后世搞国家恐怖主义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坏头。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制造“红色恐怖”期间，“契卡”就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大肆逮捕、关押和处决“可疑分子”，甚至很多都未经审判。这种以镇压“反革命”为由的政治猎巫活动，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政权前三十年也是相当普遍——除了镇压反革命之外，还鼓励民众互相举报和告密。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初期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政治猎巫造成的严重灾难。

19世纪晚期在工人运动高涨时期，美国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Pinkerton）专门接企业或政府委托，负责渗透工会和破坏罢工。于是到20世纪初就出现了工人纠察队这种东西，其部分功能也有抓奸细的性质。如果海外华人社会对于政治猎巫的热情过于高涨，成立一个类似工人纠察队的志愿者组织至少是一个相对不那么恶劣的选项。

之所以说相对不那么恶劣，是因为这种志愿者组织要保持中立性也十分困难。比如如何建立公信力和避免被人用来党同伐异（迫害跟自己有私人恩怨和意见不合的群体）就十分困难。还有就是难以监督。一旦其成员跟私下受到某些人蛊惑，其猎巫活动也一样会造成灾难。

代替政治猎巫的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是论战，但论战在参与者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下一样会变成乱扣帽子和人身攻击——最终还是会变成政治猎巫，这仍然是个难题。毕竟普通人通常缺乏论辩技巧，也难以遵守论辩规则，轻而易举就会把不同意见当成敌人打击。最终所谓“论战”就会贬值成“骂战”，反而会加剧社交媒体上戾气横行，严重破坏舆论环境。

如果客观评估政治猎巫的风险和收益，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理由如下：

1）目前海外华人社交媒体（尤其推特）上的猎巫对象主要是社交媒体上的部分影响力者，他们自身观点接近中共宣传口径，所以被认定是“大外宣”；还有人单纯因为意见不合，就乱扣“大外宣”帽子——但就算他们都是“大外宣”，其破坏性究竟有多大呢？中共还有那么多公开的媒体矩阵在24小时不停运转，还有那么多公开的驻外机构，你都不去攻击，光揪着“莫须有”的普通人撒气，你揪出几个“大外宣”对中共的打击有多大？实际上微乎其微。

2）就算揪出了大外宣，坐实了他们就是“大外宣”，实际上也很难有效惩罚这些人。中共本来就在海外有很多公开代理人，但很少有人被外国政府强制遣返。这些人如果没涉及线下的间谍活动，而只是在社交媒体上上帮中共宣传，不但很难被定性成间谍罪，也很难说他们造成的社会危害究竟有多大。这意味着相关国家不大可能因为某些华人的社交媒体言论亲共，就把他们驱逐出境。那么费力揪出“大外宣”的意义何在？供一些人网暴泄愤吗？比如之前叫“落日海盗”的人就很可能是真的海外统战人员。他被曝光出来之后呢？全网骂一通就了事了。他实际上也得不到惩罚，因为很可能还会换个马甲继续其秘密工作。

3）海外流亡团体主要以不同政见者为主，他们自身选择流亡实际就是主动放弃了某种形式的抵抗——如果只是把反共不力的责任推卸给几个大外宣，那就未免就太抬举这些人了。反共不力的责任跟流亡群体自身长期内斗、长期内耗和长期无法合作有直接关系，并不是几个大外宣搞乱的。假如一个人真的有点政治头脑，怎么可能轻易就被“可疑言论”蛊惑？如果你本来就没什么政治头脑，就算你不被“可疑言论”蛊惑，你大概率除了上推特骂人，也干不成什么事情。

4）至于政治猎巫造成的损失就更大了，比如海内外的反对派群体互相不能合作、互相无法信任、长期内斗、互相猜忌、互相指责……最终互相骂对方烂泥扶不上墙，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都是烂泥扶不上墙。最近10年，中国海外社交媒体上戾气升高，愤世嫉俗群体扩大，无差别攻击他人，堪称“网络恐怖分子”，其实就跟大家一样烂泥扶不上墙有关系。这种情况的根源还是政治猎巫扩大化造成信任危机和瘫痪实际反抗行动造成愤懑情绪无处发泄的心理有关系。

我讲这些话，一样会被群氓认定是“大外宣”，因为目前鉴定大外宣的唯一标准就是：老子觉得你是，你不是也是！这种认知错乱是没有尽头的，只要推翻不了中共，所有人都有被骂“大外宣”的一天。我之前呼吁社会底层互助，结果也一样被一些人咬牙切齿地诅咒，追着骂我绝对是“大外宣”。

各国的海外流亡群体都存在同一个问题：无法合作、好内斗、动不动就以大义凛然的旗号搞党同伐异（但实际上就是私人恩怨）、动不动就以践踏别人尊严来抬高自己。这种无法合作和互相不能容忍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抓奸细的游戏就一天不会结束。

我想，各国海外流亡群体这种好内斗的倾向并不是造成无法合作的原因，实际上逻辑是颠倒过来的：正是因为没有合作，除了上社交媒体大放厥词，无事可干，才会长期内斗。如果大家共同生活在高危高压的环境中，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反对专制政权，看见同胞前仆后继地牺牲，仍然义不容辞接过旗帜来继续战斗……总之有事可干，才会放下干戈，应对共同的敌人。

名义上，流亡群体的共同敌人是故国的专制政权（这也适用于伊朗的海外流亡群体）。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们互相为敌，那个真正的敌人不过是用来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的借口罢了。

我并不觉得中共会把海外流亡群体（包括民运人士）当成多了不起的敌对势力来对待——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想象中夸大了自己的角色，中共不见得给你多大脸面，真把你当根葱。我认为，中共会把那些真正可能影响其本土社会反抗的人群当成头号大敌来对待，其出手也会是最重的（将来也可能包括政治暗杀）。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反对停留在社交媒体上，他们最多也就恐吓一家你国内的亲属而已。但如果你成了实际领导国内反对派群体的领导人，那就不是恐吓这么简单了——依照中共的做法，是一定会搞政治暗杀的。

作为一个以建立反对派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人来说，我没有过于旺盛的情绪波动，也缺乏对他人的怨恨，基本上私人情绪很难左右我的政治判断。我也没有必要仇恨谁。哪怕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拉黑你，也最多说明我觉得你发言没水平或者你没啥政治头脑又爱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但并不代表我就仇恨你。当然，如果有人恨我恨得咬牙切齿，天天咒我死，我也管不着。我只想说一句“辛苦了”，毕竟恨一个人是很辛苦的事情。爱我的人都不见得天天想着我，恨我的人却天天想着我，我还得感谢你！

我这个人喜欢简单，恨别人太麻烦，我精力不济，又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时间去恨别人。哪怕是伤害过我的人我也一样乐呵呵愿意重新接纳对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内核是斯多葛主义的。时间、精力和生命品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其他的能简单点就简单点。

我想起刘晓波的话：我没有敌人。以前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我不稀罕踩踏别人尊严来抬高自己。

但我还是想说：社交媒体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小部分，不要把社交媒体当成全世界，社交媒体甚至都不是反共的主战场。如果有人把中国反对派政治的主战场放在推特上，而不是放在中国本土，那我只能说：这种幼稚的儿童游戏——借用一位网友的说法就是“政治家家酒”——在下恕不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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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并不缺少结盟，但中国很少把结盟拍出政治深度，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对中国人的一般经验而言，订立盟约不见得就是好事。比如“澶渊之盟”名义上是议和，宋辽互称兄弟之国，但宋不但要受燕云十六州之辱，每年还要向宿敌缴纳岁币，实际上是宋受了辱。

2013年的《大秦帝国之纵横》和1997年的《东周列国·战国篇》算把中国古代政治结盟表现得比较优异的了。中国的战国时代结盟常被说成是“合纵连横”，仿佛决定结盟的关键因素是巧舌如簧的说客和诡计。这仍然是脸谱化的解读，跟浮光掠影没有本质差别，虽然看起来同样很精彩。

相比之下，《真田丸》中的结盟已经脱离了所谓的“权谋”和“诡计”范畴，更逼近现实政治的一般经验。一个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真田家族夹在列强之间反复左右横跳，真田家反复背叛的北条家和上杉家仍然无法拒绝与之结盟。同样的情况放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弱国往往逃不脱被灭国的命运。真田安房守的老狐狸做法恐怕要被“大义凛然”《左氏春秋》骂得狗血淋头。

这里的“大义凛然”显然是讽刺。中国人的政治意识被道德浸透很深，但是实际行为又往往违背自己的道德。儒家是最喜欢“大义凛然”骂“乱臣贼子”的，结果频繁地改朝换代，哪个朝代不是“乱臣贼子”建立的？“乱臣贼子”建立的新朝廷并不妨碍儒家重新搬出三纲五常来奠定新朝廷的合法地位。

比如春日信达被真田源次郎说服背叛上杉家——明明是真田安房守派儿子真田源次郎去劝降，反而等到春日信达一拿到北条家的纳降承诺，就指使真田信尹毫不犹豫杀掉春日信达，结果平息了北条家跟上杉家的战事。也就是说，死了一个人，但使许多人免死于战争。

春日信达之死当然很不道德，但也并非不道德能简单概括。这就是政治自身的复杂性。对政治家来说，并不存在“电车难题”。不是因为政治家不道德，而是政治家必须在牺牲、代价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因为政治家不仅关系到国家之存殁，还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在这两者都无虞的情况下，政治家也要计算得失和代价，他必须这么做，计算是政治家的责任。

回到结盟这个母题上。真田家的结盟艺术并不是单纯的投机。而是有一批同样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反复计算得失和风险。即使互相有仇或互相背叛的家族，也不妨碍他们为政治上无法拒绝的理由合作。政治家如果以道德为理由，拒绝合作，其结果反而是自己陷入孤立无援，乃至身死国灭。

对于中国的反对派群体来说，结盟这种政治艺术也是需要摈弃私人恩怨和政治短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鼓吹培养我们自己的反对派政治家：因为政治家懂得计算和合作，而不是一味斤斤计较、睚眦必报。政治家跟普通人相比最大优势就在于政治家手段不但更强硬也更柔韧和灵活；普通人的拒绝就是拒绝，不存在调和和折衷空间，其结果就是强硬也不够强硬、灵活也不够灵活，这样的情况完全不能应对反抗极权国家的政治风险。

如先前所言，我们面对的强敌是别国反抗经验中所没有的。如果我们单纯照搬照抄别国反抗运动经验，用同水平低强度的弱办法来对付更强的强敌，那必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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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聿脩（以下简称李）：中共政府对科技的重视是非常深入人心的。1988年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口号不是说说而已。从 1991年到 2024 年，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支出占 GDP 比重，从 0.72% 一路飙升到 2.68%。2024 年中国科技研发总投入超过 5000 亿美元，与美国一起 “ 遥遥领先 ” 于其他国家。

中国投资这么巨大，到底有多大成效呢？肉眼可见的进展是军事、太空项目、监控系统、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 网络、微电子科技、生物医学和新能源等领域，有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世界领先水平。但有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缺乏实质性的科技创新能力。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最大薄弱点就是基础研究领域将长期落后于西方世界。其中限制中国科技创新的因素，经常提到的包括僵化的教育体制、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片面追求数量的科研评估体系、举国体制下的产业政策导致资源向少数领域过度集中，以及缺乏自由、独立、开放的科研环境和缺少国际合作等等。这些不利因素或多或少跟中国的制度和产业政策有关。

但也有不少观点针锋相对，比如有人声称恰恰是中国自身特殊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关键条件。知名科技政策智库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TIF）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 · 阿特金森博士（Dr. Robert Atkinson）就认为，中国模式成功关键在于推行了“国力资本主义”（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阿特金森甚至呼吁美国效仿中国模式推行 “ 国力资本主义”，由国家主导进行高水平投资、将投资重点放在保持特定产业领先地位上、发展高水平集聚经济、避免美国式监管泥潭、举全社会之力支持科技创新、大力支持以提升竞争力为目的的产业政策等等。阿特金森甚至怀疑美国体制是否有能力应对中国科技创新挑战。

阿特金森对中国模式的科技创新经济有夸大其词之嫌。您认为中国在现行体制之下，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今年年初 Deepseek 大火了一把，但国际社会指责它抄袭 ChatGPT。不过才半年时间 Deepseek 使用率就暴跌了 94%，您怎么看待这种 “借鉴加创新” 模式的可持续问题？

钟伟锋（以下简称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个很流行的做法就是把经济增长写成生产函数。放眼整个社会，肉眼可见的资本有机器、厂房，还有劳动力。无形资本就是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可以说是看不见的“ 软生产力”。在生产函数里面，不管你看不看得见，这些资本和劳动力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无形因素会影响真正的经济产出，这个因素就包含在生产率里。生产率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制度和文化。

假如有两个很相似的国家，一样的资本、一样的人口、一样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两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产出就会完全不一样。不用做跨国比较，你只看中国 1978 年跟 1979 年，人口差不多、机器也差不多、知识储备也差不多，一年跨度就是一个制度的差别（产出就可能差别很大）。三八线南边（韩国）和北边（朝鲜），人差不多、文化也差不多，为什么一个国家发展这么快，另一个发展这么慢？其实就是制度的差别。

为什么提这个呢？我们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大趋势，英文讲叫 “catch-up”（赶超），其实就是补课。同样的生产要素，以前的制度非常落后，现在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资本有自由了，人起码比以前更自由一点了，整个经济发展就加快了，科技发展也加快了。

中国一开始非常落后，是因为制度非常落后。80-90 年代中国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这其实就是赶超。这个赶超过程也包括了技术赶超。其实，中国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抄袭。其实制度也是抄袭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都是抄袭的——当然，明面上说的是 “ 仿照 ”。很多经济制度的安排是仿照美国和欧洲。

像你提到 Deepseek 也有抄袭成分，但它也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为什么？由于美国高级芯片出口管制，中国只能用低端一点的芯片，研发 GPU受到限制，他们就只好想一个新方法来做人工智能推算。

Deepseek 最成功之处是在有限资源条件下跟其他人工智能模型缩小差距。中国未来创新潜力其实很大，前半段（或者很大一段）是通过抄袭得来的，但等技术抄袭到一定程度，也能学到新东西。

英文有个说法叫 “reverse engineering”（逆向工程）。“逆向工程”其实就是创新过程：把一个产成品拆到 90%，再拆到 80%，再拆到 70%…… 这个过程就帮助拆解者理解怎样从 0 研发到 100%，将来要研制新产品，就会知道如何仿照以前的生产过程。

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经济学教材用的都是复印版，不是正版，也就是说没有版权。当时中国的整个知识体系对知识产权没有保护，或者保护非常有限。其积极结果就是知识传播和生产速度加快了，就容易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创新。

李：创新模式可能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当然是原创。通过借鉴加模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创新也不是不可能。您怎么看“ 借鉴加模仿” 这种模式，它有没有可持续性？或者说，在借鉴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实现原创？

钟：我认为原创并不是因为借鉴。原创可能受整个知识社会背景影响，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微积分并不是牛顿一个人创立的，莱布尼茨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也独立发明了微积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也是由多位科学家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分别提出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新的发明创造。不管在哪个国家，只要知识水平差不多高，共同创新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共同发现或共同发明发生在中国，要比发生在朝鲜跟古巴这样的国家可能性更大，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的高知识水平更接近，而朝鲜和古巴的知识水平则要落后很多。

李：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日本工业生产能力暴增，有大量廉价产品涌入欧洲和美洲市场，其中也有大量技术模仿和改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不是表明“借鉴加创新” 模式也有成功的可能性？

钟：有成功的可能性，但中国的成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发明创造为什么可能成功？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就是中国政府只要看准了某些东西，就把很多资源都投进去，这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你提到的阿特金森就很崇拜中国这种产业政策。

对产业政策经典的批评就是：由政府挑选赢家，挑到谁谁就赢家通吃，没有被挑到就可能不成功。中国每年都开会挑选投资项目，每年都把钱堆到一些项目上，其中有成功的，没有成功的案例也多的是。

产业政策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可能造成资源过度集中在某几个领域，尤其限于政策特别倾斜的几个领域。这可能不利于基础研究，因为领导人愿意拨给基础研究的经费没有那么多，但基础研究过度依赖政府拨款。

美国基础研究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比如国家科学基金（NSF）就主要用于投资基础研究（当然也有部分投资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或者商业化研究，资金大部分来自私营部门。大语言模型不都是大公司投资的吗？无论是 Facebook、Microsoft，还是 OpenAI，都在大语言模型上投钱。美国政府则主要给基础研究投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投资大部分都跑到了前沿科技领域（即应用研究），其目的就是想追赶。美中两个国家，一个追求科研质量、一个追求产成品，这个差别影响非常深远。

基础研究如果投入不够，将来知识就供应不足，因为根本性的知识来源于基础研究。产业政策可能有利于实现一些科技进展，但也可能非常浪费资源。

除了产业政策之外，还有其他条件可能帮助中国成功实现科技创新。比如中国人工智能算法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拥有很大的训练数据（training data）。也就是收集很多历史数据，利用 GPU 进行算法实验和验证，去海量历史数据里找规律和建预测模型。预测模型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吸收了互联网上的人类语言。这些语言基本被纳入了大语言模型，通过不断学习，人工智能就能够预测你想什么。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可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成功，一个原因就是拥有巨量训练数据，这得益于其制度对隐私数据缺少保护。较低的能源成本对人工智能也很重要。如果中国电力保障充分，电价又足够便宜，再加上资金充裕，就能把很多 GPU 连起来跑模型，当然可能制造出一些不错的人工智能产品。但如果代价是牺牲基础研究，对长远的创新就会很不利。

李：美国在过去几年曾对中国进行科技围堵（尤其是围堵高级 AI 芯片对 华出口）。今年 7 月，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 AI 行动计划》，此举被认为是调整了围堵战略，转而进行更积极主动的科技外交。美国在科技政策上转向，被认为是为了避免过度围堵迫使中国反而实现创新突破。美国方面根据哪些迹象判断，科技围堵可能反而刺激中国科技创新？中国方面有种说法称国产 AI 大模型在 2024 年前后“ 异军突起” 证明美国科技围堵破产，在您看来中国方面是怎么应对美国科技围堵的？

钟：有关美国对华科技围堵，有几个有趣的例子，一个是华为，一个是 TikTok，还有一个是 Deepseek。特朗普第一任期，基本上把华为在美国市场掐断了。华为是受了重大挫折，但不是说从此就爬不起来了。现在华为也开始研发芯片了，似乎成效也不小。虽然华为做出来的东西非常耗能源，也不见得最经济，其算法也不是最前沿的，但是它起码在赶超，而且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似乎已经成为事实。如果能够以非常大力度彻底围堵，围堵可能有效。但如果围堵不彻底、坚持不够久，华为就会爬起来。至于爬起来以后是不是又回到科技前沿，可能要打一个大问号。

美国也想对 TikTok 进行类似的围堵，但是要难很多，毕竟 TikTok 在全球流行。 TikTok 有非常先进的算法，基于这些算法推荐的视频非常受欢迎，让用户上瘾后长期留在其平台里。但是当美国跟中国经济形成互相交织状态以后，围堵基本很难成功。冷战期间美国围堵过苏联，眼下还在围堵古巴、朝鲜和伊朗。围堵这些国家没有太大困难，对美国来说没有多大成本。美国人并不依赖苏联产品，也很少用到古巴、朝鲜和伊朗产品，围堵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中国加入世贸到现在近 25 年了，这 25 年以来中美之间深度经济交往，使得围堵中国某个产业很难成功，至少这个产业不会一下子就死掉。

Deepseek 其实就是在芯片围堵之下实现的创新， 前面已经讲过了。 Deepseek 的创新之处是在芯片层面对算法进行创新，就是在英伟达（Nvidia）芯片现有硬件约束下，开发了能让大模型在较少 GPU 显存下运行的算法。这也说明围堵并不是万能的。

美国现在似乎有意放松芯片围堵，是不是因为意识到围堵不成功呢？我觉得不是。之前支持全面围堵的人没有考虑到，英伟达也是芯片围堵的受害者。英伟达最贵的芯片卖不到中国，只能卖一些次要芯片给中国。不管整个产业链怎么上升，也只能卖给中国一部分产品。这样的话，英伟达的利润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美国所有科技巨头，包括 OpenAI，卖人工智能模型和产成品的利润，都会投入到新产品研发。利润减少就会影响研发。如果研发投资减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就可能越跑越慢。

我认为现在美国政府意识到，他们既想要围堵，但又不想要围堵的代价（即在科技竞争中越跑越慢），所以现在感到很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这个难题，于是进行策略调整。

李：有一种常见的说法称科技创新在不断强化中国的专制统治。尤其在提到“数字专制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时候，中国经常被单独拎出来当成典型。有一个较少触及到的问题是：中共苦心经营的科技战略，有没有可能也反过来削弱中共自己的专制统治？

削弱专制统治不一定就是民主化，也可能是给专制统治造成阻力或执行困难。2014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匹兹堡大学三位研究者注意到，北京当局推行环保信息披露政策改革在地方遭遇阻力，其中有大型企业的城市执行速度最慢，尤其当一个城市的最大企业是高污染企业的时候更是如此。研究者猜测是工业巨头阻碍了政策执行。北京当局举全国之力扶植起来的科技巨头，将来有没有可能也形成抗拒中央改革的阻力呢？

单纯从科技创新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取得重大进展发生在“第三波专制化浪潮” 期间，这引起了很多忧虑。但同样有研究者注意到，新技术也在帮助社会对抗“数字专制主义”。2022 年土耳其和美国学者在伊朗研究中发现，对政权意识形态有疏离倾向的民众，更容易借助审查规避技术接触自由媒体。显然，审查规避技术有助于削弱专制政权信息垄断。2010 年斯坦福政治社会学家戴雅门（Larry Diamond）不无乐观地把电子信息通讯技术，说成是 “解放技术”（liberation technology）。社交媒体在 “ 阿拉伯之春 ” 期间发挥过巨大社会动员力，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戴雅门预言。但是随着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数字专制主义好像更严重了。信息通讯技术是否有助于对抗专制政权？现在学术界也普遍更加悲观了。您怎么看科技创新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

钟：我们通常认为，有民主诉求的人是因为现实中没有民主、没有政治自由，于是他们就想得到民主和政治自由。现实中有民主、有政治自由的人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民主、有政治自由。但是科技发展并不一定遵循这样的逻辑。

早在 1999-2000 年中国互联网才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一个中央文件对各级地方政府下达指示，警惕互联网风险。大意是说公众有信息自由就会要求更多的自由，所以党中央要求对互联网加强管制。那时候我在国内上大学，当时大学生很喜欢上校园 BBS。大概在 2004 年前后，许多大学的 BBS 开始陆续被当局封杀或者禁止校外访问（也就是只能上去看本校的 BBS，不能看其他学校的）。

后来中国互联网言论控制越来越变本加厉了。现在对 AI 语言模型也有力度很大的审查。当然，美国的大语言模型也有审查。比如你去 ChatGPT 问怎么杀人放火，它肯定不会回答你，因为存在道德和法律限制。但是中国当局对大语言模型的限制比美国多得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广信息技术顶多是让其他人享有自由开放的信息技术，其他人不见得因此增加对自由的渴望，也不见得就因此希望更多人也能享有自由。中国的情况也可以这样描述：推广自由的信息技术，不一定会鼓励中国人追求政治自由。

在 80 年代，你可以批评各级政府，你可以写文章，你可以集会。现在甚至拉横幅公开支持共产党也可能被制止，更不要说公开反对了。现在中国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自由空间反而越来越小。可见科技创新并不一定会带来自由，根本原因是享有自由的人并没有动力让其他人也享受自由。

李：中国有很多人是没有意愿去 “翻墙” 的，就觉得没有必要出去看自由世界“污蔑”中国的报道。他们反而把自由开放的世界看成是信息污染，甚至对自由世界有强烈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还是在增长。根据全球网络指数（Global Web Index）发布的《2020 年全球 VPN 使用报告》，使用 VPN“翻墙”用户占中国网民总人数的 29%。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来看，截止2020 年3 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9.04 亿。这就意味着2020 年前后“ 翻墙” 总人数接近 2.62 亿人口。根据全球网络指数 2017 年数据，当时中国 VPN 用户才接近 9000 万人。才不到三年时间，“翻墙”人数就从 9000 万就暴增到 2.62 亿人口，不可谓不惊人。

现在中国大陆民众要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翻墙”到外网去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2022 年底中国多地爆发反封控抗议期间，大陆网民为了解事态，不得不蜂拥到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账号下查看实时动态。也就是说，社交媒体和“翻墙”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当时中国大陆的抗议活动。考虑到“翻墙”群体的基数这么庞大，您觉得这些技术手段将来有没有可能也削弱中国的专制统治？

钟：这很难评估，但我完全同意你讲的：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翻墙”接触外面的世界。但是那又如何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的自由权利是政府给的，不是通过社会抗争得来的。比如企业受到政府照顾，就可以争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也会得到一定自由，包括允许企业“合法”使用 VPN。但这种自由是政府给的特许权（privilege），不是自己争取得来的权利（rights）。西方社会的自由观念是：自由是本来就有的，之所以现在不够自由，是因为政府限制了自由。但中国的自由观念有很大不同：自由本来是没有的，现在中国政府给你了（你不要，它就“特许”给别人），那你会不会因此就希望其他人也有呢？

李：或者也可以说：在中国，自由成了一种“特权”。

钟：就是这样。在中国，自由成了一种商品（goods），一种施舍（hand-out）：政府允许你有自由，你就有自由。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本的观念转变，不能把自由看成是政府和当权者颁发的特权。

至于“翻墙” 接触自由世界会不会鼓励中国人追求自由，我的看法比较悲观：“翻墙” 接触外面的世界，实际没有多大帮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再怎么“翻墙”，也一样看不到其他人在国内公开表达自由诉求，因为很快就会被封掉或者被抓起来。中国民众可以“翻墙” 看到其他国家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那些自由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呢？他甚至没办法看到其他跟自己一样生活在中国大陆、一样渴望自由的同胞，跟自己一起为争取自由而努力。

所以问题是：中国并没有形成由许多人共同参与的对自由权利的强烈诉求，也没有很多人不约而同站出来为争取自由进行抗争。

李：也就是说，技术手段还是无法克服这种相当碎片化、相当隔离的社会状态：“翻墙” 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却无法看到彼此。这就像给普通人造了一个像原子化监狱，每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原子化监狱里。

钟：我在大学修博弈论的时候，博弈论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 “共同知识 ”。什么叫 “共同知识” 呢？假设你我都住在中国，你很渴望自由，我也很渴望自由。但你很渴望自由，那只是你的“个人知识”。我并不知道你很渴望有自由，你也不知道我很渴望有自由，因为这是我的 “个人知识”。但如果我们两个都跑到天安门广场，都说自己很渴望自由，于是 “我们都很渴望自由 ” 就会变成我们的 “共同知识 ”。

只有“个人知识”（即“我渴望自由”）变成“共同知识”（即“我们渴望自由”）之后，情况才会有所不同，因为 “共同知识 ” 的力量远远大于 “个人知识 ”。

李：换句话说，需要突破原子化障碍，把个体经验上升成一种普遍诉求。

钟：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加里 · 金（Gary King）曾组织研究团队研究中国的网络审查和对政府的批评意见。这个研究团队发现，无论是微信、微博，还是其他社交网络，批评政府的声音是存在的，但是仅限于批评地方政府，不能批评中央政府。中共的网络评论员（谑称“五毛党”）还经常故意带风向，防止公共事件转化为集体行动。哪怕是召集大家出来散步，也不可以。但凡“聚众” 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共在竭力避免把“我们渴望自由” 这个事情变成全社会的 “共同知识 ”。

李：专制政府在利用技术手段塑造原子化壁垒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极权遇到科技，真有如虎添翼的效果。中国政府在科技领域的巨大投资似乎已经演变成一种政治正确，连中共当局的反对者也很少否定科技投资。但我们现在反过来想一想：中共政府的科技投资真的一本万利吗？

美中科技战经常被拿来跟美苏太空竞赛做比较。冷战晚期，西方社会还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 给苏联造成了巨大负担（有段时间这种说法甚至有点神化“星球大战计划”）。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专家艾立信（Andrew Erickson）至今仍然认为苏联体制无力应对太空竞赛。眼下中国处在经济衰退关口，美中科技战有没有可能加剧中国的经济和体制负担？抑或是中国真的找到了“弯道超车” 的历史机遇？美中科技战有没有可能把衰退中的中国拉入到新的竞争泥潭？

钟：其实美国大公司在人工智能上投资，跟中国政府投资差不多面临同样的问题：投进去以后到底有多大经济效益，其实到现在还不明朗。

英伟达赚到很多钱是因为大家都在投资人工智能领域，大家都想买 GPU，大家都想把它连起来，大家都想训练一些大模型来开发商业前景。但是买英伟达芯片来跑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企业有没有赚钱呢？到现在其实还没见分晓。有些软件就是这样，每个月从用户收几十美金，基本上也只够成本。 OpenAI 收用户的钱，就像收水电费，也不见得有什么利润。但是这些企业投资又很大，赚来的钱要投进研发里，要用来开发新产品。人工智能整个行业就是一个资本密集型投资。到现在其实没有人知道人工智能是不是真的有产业化前景，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

中国政府也投了巨量的钱，如果成功，这种模式还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美国科技公司投入这么多到人工智能领域，如果真的成功了，股票就会暴涨；即使失败了，也只是这些公司失败。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一旦投资失败，就是政府政策的失败。

李：中国以举国体制押宝到几个特定产业来进行豪赌。如果美国失败，也只是美国企业失败。但如果中国失败，就可能是连带着国运一起豪赌，因为中国是举国体制。眼下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衰退，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化。在这个时间段过度投资几个科技产业，如果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弯道超车”变成“弯道翻车” ？

据中国海关数据，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出口总价值 1.06 万亿元，占出口总值 4.4%。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2023 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 83.2%，拉动 GDP 增长 4.4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 29.8%，拉动 GDP 增长 1.6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 -13.0%，拉动 GDP 下降 0.7个百分点。2023 年全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只有-11.4%。

结合这几组数据来看，科技创新的经济效益问题至少到目前仍不明显。如果再加上 2015-2023 年，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率整体下降趋势（尽管占全球近三分之一市场份额），以及 2024 年上半年中国两大芯片巨头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净利润分别大幅下降 45.1% 和 83.33%，外界很难不质疑科技创新产业的经济效益问题。

对于深陷经济危机的国家来说，以举国体制来投资科技创新如果不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还怎么帮助国家走出经济困境？如果在错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其结果不见得就一定是对的。

钟：我觉得有两个概念是要分开的：中国做这样的豪赌，对经济的后果跟对政权的后果是两回事。即使对经济有非常大的破坏，政权也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朝鲜和委内瑞拉就是如此：经济破产，但政权稳固。

你看朝鲜社会，普通老百姓瘦得不得了，（除特权阶级以外）普遍严重营养不良，平壤当局还是把钱大部分都用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发上。朝鲜经济破产，却没有影响其政权稳固，至少其政权并没有因为经济问题马上垮台。

革命或者抗议往往并不是发生在经济条件很差的时候，反而经常发生在经济条件在改善、但并非每个人都得到平等改善的时候。有个概念叫做“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指的就是这个。你可以穷，你可以吃苦，但如果看到隔壁邻居赚了很多钱，你心里就会非常不平衡。

李：托克维尔就反对用物质贫困来解释革命，尤其贫困并不一定会导致革命。社会贫困既不是革命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当然，这里讲的“贫困”，指普通人理解的 “绝对贫困”。

我还是想知道，中国的科技创新经济有没有可能帮助中国从现实中摆脱经济困境、甚至重新实现经济繁荣？在科技创新经济失败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间接或者直接催生出政治转型诉求？

钟：应该说有可能，但是说不准。目前中国政府主要投资人工智能领域，这个领域基本上是跟着西方世界走。如果中国失败了，很可能是因为人工智能泡沫先在西方爆破。这样的话，中国人民也可能认为反正西方国家也有泡沫，中国有泡沫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互联网投机泡沫在 1995- 2001 年不也爆破过一次吗？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危机，其差别只在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造成的，是市场现象，西方社会可以自我纠正。但中国要进行自我纠正就会很难，因为产业政策是国家政策（并不单纯是市场现象）。

但问题是，就算人工智能泡沫经济失败了，中国民众也不一定就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决策错误，因为西方世界人工智能泡沫经济也一样破灭了。中国民众并不一定觉得这是共产党的责任。如果中国政府以举国之力去投资另一个项目，不但不追随世界潮流，反而可能逆着世界潮流，最后失败了，中国民众就会指责这是政府决策错误。

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您怎样评估科技创新经济的市场前景和潜力？

钟：科技创新确实可能会刺激很大一轮经济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比如互联网，我们通常认为互联网对经济有很大推动作用，但实际上很难衡量互联网的经济价值。比如你每个月交 20 块钱网费，但网络实际带给你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 20 块钱。同样，如果要说人工智能对 GDP 贡献有多大，这是无论如何也没办法计算的。当前互联网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深度绑定，使用互联网的比重几乎占到 100%。如果整个国家断网一个月，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如果人工智能断掉一个月，其实经济整体还可以正常运行。

有一些根本性的技术创新，对将来的经济会起根本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很快体现出来，或者永远也无法测量其经济潜力。互联网就是这样，价值是无法测量的。人工智能也许是新的互联网。我们现在也许正像 2000 年前后进入互联网时代那样。人工智能也只是刚刚开始，我们现在想象它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还说不准具体潜力究竟有多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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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里讲，18世纪中叶，法国文人政治盛极一时。其典型做法是将公共政治讨论包装成“哲学”输入到文学写作中，用以引导社会舆论。其结果是文人实质上承担着主要政治家的角色，包括贵族在内，没人有能力挑战当时文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最终这些被包装成“哲学”的新思想、新观念，成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诱因之一。1

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承担的角色，普罗大众往往估计不足。随着反智主义情绪高涨，普罗大众反而鄙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站在执政者角度来看，其看法却与反智主义观念截然相反，因为知识分子确实可能领导社会变革。正因如此，专制政权往往才不惜一切代价打压知识分子，包括诱导普罗大众莫名仇恨知识分子。

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变革，较近的案例莫过于东欧剧变，尤其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最为突出。197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七七宪章》签署者团体中，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无疑是其中思想领袖，后来不但领导了天鹅绒革命，还当选首任捷克总统。《七七宪章》的影响力还跨越国界，引起波兰和匈牙利知识界积极响应（后来中国的《零八宪章》也受此启发）。

1976年波兰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其骨干成员包括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ń，后在新政府任劳工和社会政策部部长）等人，后来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团结运动”（此为推动波兰民主转型的决定性运动）。1977-1981年间，波兰知识分子团体自发复兴了该国19世纪末“飞行大学”传统，以“科学讲座协会”（Towarzystwo Kursów Naukowych）名义展开秘密结社活动（后来也汇入到“团结运动”）。其杰出成员除前面提到的两位，还包括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ław Geremek，后在新政府任外交部长）、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后在新政府任驻奥地利大使和外交部长）和安德烈·切林斯基（Andrzej Celiński，后在新政府任文化部长）等等，这些还不包括后来跟米奇尼克一样淡出政治的其他重要活动家。可以说波兰知识界为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贡献了巨大的才智力量，其规模和程度恐怕连匈牙利也难与之匹敌。

匈牙利也主要由知识分子推动民主转型，其形式相当与众不同。匈牙利政治社会学家博佐基·安德拉什（Bozóki András）在2022年出版的《匈牙利滚动式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一书中，将匈牙利民主转型分为五个时期：异议时期（1977-1987）、公开网络建设时期（1988）、圆桌谈判时期（1989）、议会政治时期（1990-1991）和新民主运动时期（1991-1994）。其中该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呈现打车轮战式滚动参与：如从异议时期算起，每个转型期都有大约3/4的知识分子被新加入的知识分子替换掉，剩余约1/4又进入下一转型期继续领导社会转型；主要参与者和最活跃成员像轮班或打车轮战一样，轮番参与政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匈牙利社运知识分子自身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成长历程：异议人士阶段、职业化阶段和建立新政权以后的新政治运动阶段。2

博佐基认为中欧国家批判型知识分子，在推动前共产政权更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他们使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失去了合法性，是他们形成了新的政治语言、创造了新的政治机遇，以及定义了冷战后新民主政治的全新特点。博佐基说的情况，特指“社会运动知识分子”，与已经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体制化知识分子”相区别。二者比较关键的差别包括：体制化知识分子可能是诱发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主要负责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社运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运动激进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才是社会运动主要组织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主要角色是将社会问题政治化，以及推动社会来解决问题。但社会运动产生的新知识主要来自于社运知识分子，这种新知识也可能在社运知识分子和体制化知识分子之间造成紧张关系，尽管这两类知识分子也可能在社会活动中合作。3

根据博佐基的说法，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显然是社运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但在社会运动中承担了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生产，还树立了新的道德权威，尤其对其他社运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匈牙利知识分子群体存在较大分化，缺少跟米奇尼克和哈维尔相提并论的最突出代表，但仍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1970年代以前，匈牙利就形成都市派和民粹派两大反对派团体（这一分化也延续到往后反对运动中）：都市派知识分子主要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Lukács György）的学生圈子和一些作家组成，比较突出的代表有哲学家基石·亚诺什（Kis János）和作家哈拉兹第·密克罗什（Haraszti Miklós）——作家康拉德·哲尔吉（Konrád György）是社运知识分子最重要代表之一，广义上也属于这个圈子；民粹派则包括作家丘尔卡·伊斯特万（Csurka István）和诗人乔里·山多尔（Csoóri Sándor）等人。4 从这些构成可以看出，文人和思想家是匈牙利社会运动主体。

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博佐基和西蒙·阿格尼斯（Simon Agnes）的统计，1977-1994年间，最活跃的社运知识分子占比最高的前十种职业分别是：文人（13.61%）、艺术家（13.43%）、记者（12.65%）、经济学家（7.17%）、历史学家（6.14%）、教师（6.02%）、社会学家（5.96%）、工程师（5.66%）、律师（5.54%）、大学生（4.94%）。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和人文社科类从业人员参与社会运动的热忱明显高于理工类。其中核心社运知识分子（即充当领导者角色、长期活跃以及主要影响力者）占比最高的前五种职业包括：文人（35%）、哲学家（15%）、社会学家（12.5%）、经济学家（10%）、工程师（7.5%）。依然是文人和人文社科占比最高。5

博佐基（和西蒙）并未解释这种比例构成的成因，但我们可以想象：思想最活跃和最善于表达的群体更倾向组织、参加和推动社会运动。这一点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得到验证。1976年米奇尼克重新反思波兰知识分子与天主教会矛盾来龙去脉，从中发现了知识界和天主教会可以寻求合作的契机，为将来的反对联盟跨出了关键性一步，可以说是引导波兰走向社会团结的第一步。6 哈维尔的名言“生活在真实中”则更加家喻户晓，几乎可以说树立了一种普遍的反抗信念。

但博佐基也指出，匈牙利产生社运知识分子跟该国自身环境独特性有关。1996年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还列举了知识分子可能反对、乃至反抗政权的八项条件，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组织化和政治化程度、知识分子阶层相对独立性、政权压迫性相对较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或自我削弱）、国家失能、历史上有反权威的文化传统等等。7 比如东德和罗马尼亚就出现了有社会运动，但知识分子缺席的奇怪现象。8

就东德的情况而言，知识分子缺席跟政权压迫性没有多大相关性（反而是一般社运人士带头克服恐惧心理）。东德政权压迫程度跟波兰比并不见得严重多少，而且两国都有教会做中间人调停政府与社会冲突（尽管有人喜欢夸大教会实际影响力，忽视教会在社会上感受到的敌意和孤立）。9 但东德知识分子为什么缺席呢？这恐怕跟该国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孱弱有关系。

“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埃尔曼（Ronald Eyerman）提出，原指在社会运动中成长并起来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知识分子。10 但事实上，后来很多研究证明社运知识分子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不一定先有社会运动才有社运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在美国传播甘地思想的霍华德·瑟曼牧师（Howard Thurman）、社会活动家贝雅得·拉斯丁（Bayard Rustin）和詹姆士·劳森牧师（James Lawson），正是他们的思想传播工作引发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后来他们也跟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一起领导这场运动）。11 可见社运知识分子形成思想传播者角色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

博佐基的研究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展望，也鼓励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去探索新的知识生产和思想生产角色。不见得是社会运动创造这种新角色，也可能是这种新角色创造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政治高压事实上并不能囚禁思想探索，也不能阻止社会自发寻求出路。如果有人觉得想一些前人之所未想之事也有一种遭人围追堵截的压迫感，不妨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了。

社运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中国至今缺席。一个尚未产生的新事物并不能证明其不可能产生，最多只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被想象中的“封控政策”画地为牢。如果知识分子像2022年底突破防疫封控政策那样，主动克服自身恐惧心理，主动去成为社会变革引领者，届时我们会发现，所谓政治高压也不过如此，说来说去也就是各人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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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聿脩（以下简称李）：近年，学术界有个颇有争议的趋势，就是认为威权国家也有公民社会，通常称之为“威权体制下的公民社会”。有种观点就认为，互联网与中国新生的公民社会有个共同演化过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协商型威权主义”，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组织存在，这些民间组织并不一定总是被动、总是受打压，政府也利用民间组织来改善民生（所以这些民间组织与民主化无关）。但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对本国和外国在华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力度，比以前显著加强了。

你认为中国存在公民社会吗？在谈及东南亚公民社会的时候，也有学者会提到公民社会的“逆流”：非公民社会（uncivil society）。非公民社会这个提法，真正流行起来大概是受到斯蒂芬·柯特金（Stephen Kotkin）2009年出版的《非公民社会：1989年与共产主义集团内爆》（Uncivil Society: 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一书影响。但现在非公民社会主要指社会的反民主化、反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保守倾向，比如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s）跟某些政权的死忠分子，都可能是非公民社会的重要构成力量。这些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在你看来，东南亚国家非公民社会跟中国有什么不同？或者中国的非公民社会有什么独特之处？

亚当·金（以下简称金）：中国确实有公民社会，只是这个公民社会比较特殊。但我认为中国公民社会运行在受国家控制的有限空间内，不但很受限，还极端脆弱。说起公民社会，我会想到2000年代中国公民社会的“黄金时代”。

说那段时间是黄金时代，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那时候距离改革开放时间足够长，公共空间有充分的成长时间。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其辅助性会议“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北京怀柔县进行（其举办盛况给当时才6万人口的怀柔县带来3万多外宾和2万多工作人员——编者按），从那以后“非政府组织”理念就开始在中国推广开来。这对当时许多中国人来说是相当大开眼界的事情。推广非政府组织理念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家还相对宽容，非政府组织在很多领域开辟了新空间。有意思的是，中国当时的公民社会都在谈中国情况有多糟糕，但现在回顾来看，那时候对社会活动家来说竟是最好的时候。

你讲的情况让我想起两件事，这两件事都造成了黄金时代终结。第一件事是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中国的公民社会迅速有力地动员了社会。但这种情况对中共来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中共甚至有点受到了惊吓。这让我想起1999年“法轮功事件”（即“425上访事件”：该年4月25日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办国办信访局集体上访，引起中共高层震动。其后不久，北京当局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编者按）。我并不认为此前中共政府害怕法轮功，但中南海外面突然之间冒出上万人，中共当局肯定吓得不轻。在当局眼中，2008年汶川地震跟1999年“法轮功事件”有相似之处。中共政府看见民间有这么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看见公民社会如何组织有序和高效运作，不感到后背发凉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

第二件事显然就是习近平上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才真正严厉打压公民社会。虽然中共政权一直就是列宁主义体制，但是直到习近平才真正开始大力加强对公民社会的列宁式管控。至于你方才讲到的非公民社会，其急速增长就跟这个有关系。政府越是打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非公民社会之间失衡就会越严重。中国到现在仍然有公民社会，只是其存在遭到了严重削弱而已（以至于跟非公民社会相比，显得严重不成比例）。

亚洲（尤其东南亚）的非公民社会总体来说要更加“有机”一点。某些狭隘的爱国团体，我们不会说他们是公民社会，因为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国家。但亚洲这些组织要稍微“有机”一点，他们的民间自发组织性质（与中国相比）要略大于官方性质。中国的非公民社会要么是由国家授权的，要么是由国家培养或指导，其结果就是忠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官办非政府组织，铺天盖地涌入到各个社会领域。所有这种组织都在挤压独立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至少有两个理由表明中国公民社会还大有希望。其一是中国社会体量庞大。有这样大的体量和人口规模，任何政府都没办法完全清除国家内部的不同声音，哪怕是中共政府也一样办不到。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民众自己。中国民众有主动改善社群和互帮互助的强烈动机和愿望，因为他们发现政府实际并不能满足每一项社会需求。有鉴于此，我相信就算中共当局强力镇压，也没办法完全扑灭公民社会火种。

李：公民社会到底有没有能力对专制政权构成实质性挑战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蒂芬·柯特金对此显然是持怀疑态度。柯特金有个著名观点就是说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倒台，是因为统治集团发生了“内爆”，并不是因为公民社会抵抗，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就是典型案例：这些共产政权垮台是因为统治集团自身原因（即突然信任崩塌，造成“政治挤兑”和政权从内部瓦解），社会甚至都没有集结起像样的反对力量。

当然，对公民社会的悲观态度也并非没有争议。从2024年孟加拉“7月革命”来看，有研究显示，其公民社会就被认为是推动革命的关键力量。但公民社会也并不一直成功。比如泰国的公民社会就经常遭非公民社会反扑。泰国的“黄衫军”就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反公民社会组织。继黄衫军之后，还有“忠诚泰人党”、“人民保皇中心”等极端保皇派。2020-2021年泰国抗议活动期间，这些反公民社会组织还大肆攻击反政府示威者。

中共政府也有大量的死忠群体，这些群体对公民社会也造成严重破坏效果：除掀起网络暴力打压不同意见之外，还煽动针对不同意见群体的人身攻击、举报和告密，包括经常性污蔑和抹黑等等。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潜在反对群体遭到政权和非公民社会两面夹击。但也有人提出，中国之所以缺乏社会运动是因为公民社会不健全，对此你怎么看？根据你对亚洲国家的长期深入观察，公民社会不健全国家有没有可能也形成社会动员、实现社会运动？或者说，依据你对亚洲各国的了解，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要实现政治变革的“社会道路”在哪里？

金：在中国，公民社会也许不会有别处那样强大。在中国的语境中谈论公民社会，其强弱皆不是与生俱来的属性，因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是由政府决定的。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公民社会经历过扩张，有过黄金时代，后来又收缩了，但这跟公民社会或国民自身能力没什么关系，而是更多取决于政治宽容度。有段时间，政府想利用公民社会提供社会服务，公民社会就受到更多宽容。但近年情况变了，中共的需求变了，现在中共想控制或者摧毁公民社会。尽管如此，即使是现在的中国，公民社会也没有完全根除。我想，这是因为收不回来了：中国现在无论如何也回不到1950-1960年代了，那时候公民社会几乎荡然无存。

至于说在公民社会很弱的情况下，社会动员有没有可能呢？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南韩和台湾威权时代的公民社会发展很不充分。他们的公民组织比现在中国还要强大，但仍然受到了严厉限制。不过，一旦他们遇到政治机遇，还得到国际社会援助，其公民社会结构就迅速扩张起来。他们的公民社会起初就是潜伏着的，并不活跃。

至于说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要实现政治变革的社会道路，就有必要再提一下：中国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消亡，只是在较低水平运作。我觉得用“冬眠”可以准确形容这种状况。如果中共政权发生了合法性危机，或者发生了政治动荡，又或者政府因为别的原因被迫开放一定空间，你会看到公民社会活动家又迅速浮出水面。也就是说，政治机遇很重要。南韩和台湾以前就这样。一直以来，我考虑得最多的是，国际社会是否准备好以及是否有能力去支援中国的公民社会。一旦历史窗口打开，利用好机遇才是关键。

李：有人认为亚洲公民社会有更显著的集体主义特点或者更强调秩序和稳定。也有人指出亚洲公民社会的非公民社会倾向更突出。还有一种较常见的观点称亚洲公民社会的国家嵌入程度更深（即国家对公民社会影响及公民社会对国家主体的呈现程度较深）。根据你对亚洲公民社会成长历史的见证，在你看来哪些特点是亚洲国家普遍存在、但又跟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

金：这个问题如果归结到其核心上，兜兜转转又来到了普世性和文化相对主义之争。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肯定支持普世性的。文化绝对重要，这是肯定的，但文化还不至于基础到可以改变人的根本需求。人根本上需要的是同一种东西。因为工作需要，我在世界各地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有趣的是，如果你开诚布公与人交流，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人要的差不多是同一种东西：他们要物理和经济上的安全，要个人自由和尊严，要能够为自己家庭创造美好生活，要自主，要公平……其具体诉求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他们要的东西是同一回事，不管哪个国家，不论哪种文化，皆如此。

亚洲国家和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当然可能不同，但其核心价值还是一回事。也有人说亚洲价值和民主并不能共存。这种说法肯定有问题。驳斥这种说法的案例还少吗？日本、南韩、台湾、蒙古等等都可以证明：亚洲价值观念跟民主可以共存。根本不存在某些只有亚洲社会才有的，跟民主发展和政治开放相冲突的属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差别了。比如你提到了亚洲社会的国家嵌入程度问题。即使是亚洲民主国家，也有各自的官僚传统。比如台湾，有时候你简直可以说台湾的官僚体系有威权主义性质，但这并不妨碍台湾社会民主、自由、开放。亚洲国家的政府（即使民主政府也一样）对社会的干预程度较深，对公民活动的监督也较密切，当然，这只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亚洲国家的公民社会通常是跟政府一起发展的，较少脱离政府各行其是。

大约12年前，我因公务频繁访问柬埔寨。柬埔寨并不是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但让我十分震惊的是，其公民社会相当丰富多彩、相当活跃、相当有创造性。这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公民社会通常集中在非政治领域，但人们仍然围绕社会需求和公共服务自发组织起来，甚至也涉及一些人权问题。柬埔寨2013年大选过后，我还在想，要是有真正自由公平的选举，该国反对派是会赢得大选的。

总的来说，公民社会之成败要取决于政权，跟文化偏好没有多大关系，跟人民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关系不大。驱策公民社会发展的动机是普遍的，就算是某些亚洲国家高度压迫的政治环境，只要给予一定的政治空间，也一样会产生公民社会。

李：在中国有种悲观情绪差不多蔓延到了全社会。中国民众对改变社会失去了信心，还经常互相埋怨。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反抗中共政府，就互相推卸责任，到处找原因（就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讲到有关柬埔寨的情况对中国社会来说有很重要的启发：如果柬埔寨都能够创造性使用公民社会（至少比中国民众想象的要好），中国也一样可以。

金：理应如此。但我完全理解中国民众对现实有多灰心丧气。1987年苏联人也一样灰心丧气看不到希望，结果几年过后苏联就倒台了。所以情况还不好说。

李：你提到苏联，正好让我想起中国社会的国情论或特殊论。经常有人拿苏联和东欧来跟中国做比较，但是中国社会还流行一种常见说法，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跟中国没有可比性，其理由包括中国更特殊、更残酷、更恐怖、更独裁等等。社会运动长期缺席，中国民众等了太久看不到改善，就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2022年的反封控抗议规模相当庞大，超出很多人意料之外。在抗议爆发之前，许多民众还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反抗清零政策。但突然爆发的反封控抗议实际上表明，中国社会还是存在某些潜力的。等条件成熟，公民社会也不是不可能卷土重来。

还有个问题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中国发展模式对邻国公民社会是否产生负面影响。2025年11月26日，香港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火灾。许多市民将批评矛头指向主权移交以来香港全面政治倒退造成的腐败跟体制失灵。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政治倒退是有目共睹的，要说其政治倒退没有受中国大陆影响是不可能的。从西方视角来看，你是否认为中国模式的“强威权主义”也对邻国产生了负面影响？向邻国输出中国模式，在哪种意义上是成功的，在哪种意义上是失败的？

金：我认为中国模式对其邻国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其输出并没有多么成功。要说中国对邻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我认为其恶劣影响主要在于中国是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同时还给其他专制国家打掩护。想想要是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世界该有多好啊。中国这种体量对欧洲国家来说太大了，对其亚洲邻国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一般不说中国是威权国家，我认为它就是个极权国家。当然其他国家也有用跟中国同样策略手段的，比如说网络审查、电子监控、司法压迫、或者用法律手段对付人民等等。比如越南跟中国模式算是最接近的吧？但越南并不是沿袭中国模式。越南和中国都是马列主义的共产政权。越南不像朝鲜，越南在经济上发展还算比较成功。越南跟中国一样调整了自身体制以适应经济发展，朝鲜却没有跟上。环顾中国的邻邦，其实没有国家明目张胆采纳中国模式。哪怕柬埔寨和缅甸也没有沿袭中国治理模式。像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还有一定民主规模。有些国家或许效仿中国镇压不同意见，但远远谈不上沿袭中国模式。

我认为中国模式真正失败的地方，其实是中国并不想其他国家简单模仿自己：中国要的只是其他国家顺从自己。也就是说，不采用中国模式，但是顺从中国政府。其他国家很难咽下这口气，毕竟他们又不是中国的附庸国家。所以输出中国模式实际上并不是为了真的输出中国模式，而是为了输出服从中国的模式。这两种动机是绑定在一起的。但其他国家并没有真的要买账，毕竟归根结底都是要维护自己主权的。就比如越南吧，越南在某种程度上站在美国一边，不是因为亲美，而是因为恐中。恰恰因为恐中，越南才不敢完全变成中国的样子。偏偏是中国在（间接）迫使越南“更越南化”。越南不得不如此，因为“中国化”（意味着全面服从中国）会对越南主权造成严重威胁。缅甸在大约15年前开启民主化进程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因为害怕被中国吞没的生存恐惧。对缅甸和越南这样的国家来说，防止被中国吞没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开放自己融入世界。站在越共的立场来看，越南即便不要民主化，也不会亦步亦趋效仿中国，冒着被中国吞没的危险。

李：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公民社会的未来前景。有部分学者，比如斯蒂芬·柯特金和梅瑞迪丝·魏斯 （Meredith Weiss），对“威权体制下的公民社会”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公民社会在推动对威权政权的政治变革方面几乎没有重要影响。基于你对亚洲各国的了解，公民社会的前景与社会功能真有那么暗淡吗？在这种环境下，公民社会还能争取到哪些可以争取到的小胜利？如果我们希望推进社会变革，普通公民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们应当做些什么？

金：我认为公民社会的前景没有那么暗淡。我前面讲即使在公民社会看起来死掉的地方，公民社会也不过是蛰伏起来，像冬眠一样。公民社会是什么呢？若爆发抗议或社会运动，公民社会就是用来支撑和维持它的。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即使是专制国家也不例外），谁来保护呢？还是公民社会。一个社会要迎来社会变革，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公民社会。你看像孟加拉和尼泊尔这样的亚洲国家，其公民社会就是在塑造社会变革和政治转型轨道。所以我对公民社会持乐观态度，即使是中国也不例外。

我密切关注中国事务很多年，亲眼目睹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衰。大批人权律师被抓捕、教堂被关闭、非政府组织被取缔、维权活动被非法化、主动互帮互助的社会团体甚至被当成罪犯打击……即便如此，还是有民众前仆后继地站出来继续做事情，还是有个体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悄悄地组织社会。专制压迫之下的公民社会也有一定韧性（即能够承受压力，回弹复原）。一旦政权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比如孟加拉和尼泊尔，公民社会就突然冒出来了。这说明公民社会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转入到不可见的地方蛰伏起来了。

至于说如何争取小胜利——这话听起来可能没劲，但单单是存在于国家官方体系之外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只要能尽可能维持公民社会网络，哪怕就是很小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政府社会服务功能失效的地方继续向社会提供服务，就已经是大成功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共服务日渐累积，叠加在一起，就会非常重要。

至于普通人能做什么呢？要推动社会变革，显然直接上街抗议是很危险的。哪怕是读一些有关公民社会的书籍呢，也绝不会毫无用处。比如《独自打保龄球：论美国社群之兴衰》（Robert D.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2000）这本书就讲了构建公民社会网络的重要性。阅读这类书可以帮普通人澄清基本概念，还会教普通人怎样建立和维持公民社会网络，现实中这些网络就支撑着公民社会。除此之外，普通人还可以去宗教团体或职业协会做义工。这种经历可以帮普通公民增长社会阅历，还能扩大公民社会网络和增强其内部团结。当然，他们还可以学习使用VPN翻墙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个人很相信“政治机遇”（political moments）这种东西。我们不知道政治机遇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政治机遇会引发什么样的变革，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但总会有政治机遇出现，一旦出现，就会有人意识到这是政治机遇。遇到政治机遇窗口打开的时候，公民社会就会激活起来，而普通人也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政治机遇就是实际上塑造一个国家未来的东西。

李：我想问问你对中国未来社会运动的看法。首先，你怎么看尼泊尔2025年“Z世代抗议运动”暴力失控现象（除了安全部队滥用武力之外，也有指控称不明人士趁机混入示威者群体故意诱导暴力升级，但示威者也有暴力行为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还包括袭击警局和抢夺枪支）？暴力失控现象是不是意味着该国公民社会对抗议活动失去了控制（尤其考虑到去中心化的抗议活动无法维持抗议活动秩序和战略协同性）？在抗议活动中往往会发生暴力螺旋现象，也即安全部队和示威者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可能引起暴力报复，导致政治暴力螺旋升级，其结果就是和平有序的示威活动总是被诱导朝着暴力方向升级（有时候也是当局有意为之，以便给镇压示威活动制造“镇压暴乱”的口实。这种诱导手法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非常突出）。

中国社会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担忧，以为离开中共统治，中国就会陷入内乱。这种担忧也许不是毫无原因的，因为中国社会自组织化程度较低、原子化程度较高。根据近年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反思，1989年“六四事件”就存在一些失控现象。这里指示威者之间未能形成内部协调机制，无法进行战略上的灵活调整，没有先争取一些小胜利来换取一些战略缓冲空间（以便更长期坚持斗争和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组织和动员上的无序状态实际上也是公民社会失控的表现。根据你对亚洲各国了解，你能否给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一些中肯的建议，比如如何在社会运动中防范公民社会失控？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如何进行长远战略规划和如何及时实现社会妥协等问题。

金：我确实密切关注了孟加拉和尼泊尔的抗议活动。但是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暴力失控，有的地方暴力受到节制。我看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至今还是很有启发性的。那场运动是和平抗议，也一样没有领导中枢，所有示威者都本着道德理念的指引，像水一样以柔克刚。但暴力还是发生了。反送中运动的暴力是应激型的，也就是说由警方镇压升级诱发的，并非示威者主动要升级暴力，尽管也有很小一部分激进分子可能招致批评。但是总的来说，如果组织化程度低、镇压极其严酷、或者真实民怨表诉渠道全部堵塞，暴力就更容易发生（或者失控）。比如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其过程是非暴力的，毕竟示威者没袭击任何人——就是因为市民意识到民愤未得到正常回应：人民感到别无选择。

至于1989年“六四事件”，我认为关键的是有解放军将领（徐勤先将军——编者按）拒绝执行对人民开枪的命令。中共显然也汲取了历史教训，所以才反复要求解放军和武警对党忠诚，要求其严格执行党的命令。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运动要取得成功，要防范暴力螺旋升级，光是严格要求公民社会自我克制显然不够，还需要相当多数的安全部队拒绝执行对人民开枪的命令。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军队究竟是把党放在优先地位呢，还是把国家和人民放在优先地位。

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运动来说，暴力对抗军警是不现实的。社会运动不能给中共当局制造“镇压暴乱”口实，反而需要想办法占领道德高地。社会运动须要有清晰、具体而且现实的目标，其策略须灵活，其组织须有序。这些是为了敦促掌握武装和权力的人做正确的事情。

李：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领导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也把道德高地当成反抗者的武器，把政治当成道德实践。这与部分现实主义政治派别所推崇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背道而驰。在情境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情况下，现实主义政治法则反而要让位给“道德政治”，这时候最弱的武器反而变成了最强的武器。道德政治可以说就是“弱者的武器”。这可能就是匈牙利小说家康拉德·哲尔吉（Konrád György）和哈维尔都在讲的“反政治的政治”，与“官僚政治”（排斥道德作为政治的优先法则）本质上不同之处。有很多政治反对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别（也即仍然把道德当成是一种政治软弱）。

金：共产党自身也是一个关键变量。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中共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武力清场，原因在于政治精英内部存在分歧：他们无法就应对策略达成一致意见。但这种情况在习近平掌权期间不会发生。不过，在“后习近平”时代，党内精英仍然有发生分裂的可能性。这可能给政治变革创造窗口期。

你之前说，有人担心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就会天下大乱……

李：孟加拉和尼泊尔抗议活动都发生了不可原谅的暴力行为。但也有政治转型是和平进行的，比如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就是和平进行的，这种情况还有不少。井然有序的抗议活动跟暴乱并不能划等号，尽管有的政权故意诱导暴力，使和平抗议偏离轨道，给“镇压暴乱”制造口实。事实上，除了一些守旧派毫无依据的恐惧之外，也找不到任何实质证据证明只要反对共产党就一定会天下大乱。

金：我确实认为中国在中共统治下，永远不会充分发挥其国家和人民的潜力。中共巴不得利用人民对混乱的恐惧来巩固其统治。根据当局的官方宣传，说是共产党带领国家走向富强的。但实际上中共拖累这个国家的时间也很长。如果没有中共，中国的国家潜力会不会发挥更充分呢？实际上中共官方宣传的叙事口径故意忽略了这一层面，因为现实是政权压抑着国家和人民自由发展、充分发展的潜力。

不应该用这种恐惧心理（即以为没有中共就会天下大乱）来阻止这个国家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如果中国真的要实现某种伟大抱负的话，列宁主义体制肯定不是中国人民发挥其潜力的最佳手段。不去探索改善国家的更好途径，单纯满足于维持现状（即维护中共统治）也一样可能扼杀一个国家的生命力。随着中国经济环境持续恶化下去，以后连维持现状或者回到以前的改革开放路线，也会变得不切实际。

李：我们来给今天的访谈简单收个尾吧。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威权主义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看法背后有一个显著的假设就是：如果习近平时代是威权主义巅峰，那么“后习近平时代”威权主义就可能回落一些。眼下我们还看不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根据你对亚洲国家的了解，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中国的专制体制是持续強化的可能性高呢，还是逐渐弱化的可能性更高？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在国家压迫之下，还有没有主动改善公民社会的空间？对此你有哪些比较好的建议给我们的中国读者？

金：坦白说，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时代达到了中国威权主义巅峰。当然前面已经提到，我更愿意用“极权主义”这种说法。习近平执政超过12年了，他面临的国内局势越发严峻，这是很难处理得好的。不管是经济衰退，还是人口萎缩，还有日渐升高的地缘政治压力……遵照经验法则来讲，独裁者晚年没几个愿意自由化。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持续收紧限制，不断巩固政权根基。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习近平继续执政）往后每年都会是威权主义巅峰。（如果不发生社会变革）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如果习近平再统治10年，你可以想象体制的压迫性年年“破纪录”会是什么样子。

但中国社会并不会那么逆来顺受，不管多严重的压迫都能承受不吭声。任何社会都有其极限，（考虑到其历史因素）中国社会也许要比别国承受极限更宽一点，但一样有极限（改朝换代的周期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表明其社会存在承受极限）。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破那个承受极限，但总归会有那么一天，所有人都受不了了。不过，我们确实需要想一想“后习近平时代”会是什么样子。习近平会留下一大堆“政治遗产”，但这些“政治遗产”也会给后来者造成巨大挑战：他们会在被迫政治转型和接续习近平“政治遗产”的两难困境中艰难挣扎。“后习近平时代”出现一个领导人软化意识形态声调当然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要指望他会支持民主开放或政治开放。我认为这不现实。

总的来说，大的趋势是中国的威权主义控制会不断增强，逼近某个极限的时候，政治转型还是会发生。普通中国民众有什么可以做呢？我认为其中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他们需要认识到，不管社会压迫成什么样，总有一定的喘息空间。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也要尽自己所能去创造反对空间。并不是要注册在籍的正式的非政府组织才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也可能会包括社区委员会、业主协会、社区团体、社会互助网络、家庭教会和非正式宗教团体、志愿者组织、食品银行等等。如果我是中国读者，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社会参与，尽力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联系。这看起来就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情，但如果整个社会都这样做，那差别就不得了了。总有办法在政治空间之外开辟新的空间，这取决于不断创新、不断尝试。现在可以说，中共政权政治合法性全都凝聚在习近平一人身上。但习近平总会死。习近平死后党内角逐政治合法性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机遇总会来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没有准备好，也可能错失政治机遇。

李：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和你精彩的评论。

• 本文由李聿脩采访、翻译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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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公眾要問：反對派政治運動具體要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這裡必須明確規定，反對派政治運動本質上是一個社會互動倡議，不存在以犧牲他人為代價的政治煽動，也不支持任何急躁冒進的政治冒險。這個倡議的目標是通過有效的社會互動，確立一個橫跨海內外的行動者關係網絡，再經由這個關係網絡，向中國大陸輸送新的社會變革思想、新的文化理念和新的生活方式。

參與者必須清晰而且準確地理解：社會互動倡議的性質既不是行動、也不是組織，而是傳播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及形成新的社會認同。其設計原理是：行動和組織很容易被鎮壓，但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很難被鎮壓，甚至都無法監控。比如中共當局在2019年前後，很容易就鎮壓了東北地區一個叫“協和會”的組織，這是因為中共當局嚴密監視一切結社活動，行動和組織是最容易鎮壓的目標。

但反對派政治運動是倡議和傳播思想理念與生活方式，是培養一個看不見的反對派群體。在《七七憲章》簽署者團體反復遭當局打壓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並沒有什麼動靜，幾乎沒有抗議活動，也沒有幾個組織引起當局警惕，但是社會變革就在思想傳播過程中發生了。經由地下出版物傳播的哈維爾思想鼓舞了一代年輕人，他們去參加地下搖滾音樂會，去過當局很反感的西化生活，比如穿牛仔褲、留長髮、喝可樂等等，這些都是看得見的層面，是社會主動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是從心理上主動疏遠和孤立政權，是沉默的大多數把自己轉變成了看不見的反對派，是用非政治手段來反抗政治。

事實上，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也產生了類似的效果：在白紙運動爆發之前，所有人都覺得監控無處不在、鎮壓無所不能，絕大部分人都遵紀守法，不敢違抗清零政策；但是一旦沉默的大多數突破了心理障礙，即使清零政策並沒有正式結束，其他人也一樣大搖大擺地出門，這就是沉默的大多數用非政治手段來反抗政治。

這就是哈維爾講的“反政治的政治”：它並不要求沉默的大多數打著反對派旗號招搖過市，而是鼓勵沉默的大多數接受反對派的替代方案，用非政治手段來疏遠和孤立專制政府。中國的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傳達的正是這種理念，這是一種求新求變的社會信念，是引導沉默的大多數把尋求政權更迭的迫切心態，轉變成在現實中普遍疏遠政治權威。

白紙運動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具有明顯政治反對傾向的群體其實很弱小，在沉默的大多數抗議退潮之後，留在街頭的政治反對者就成了被鎮壓對象。

另一方面，之所以需要通過反對派政治運動來削弱和瓦解中共政權的依附者群體，是因為這個依附者群體還相當龐大，遠遠不像一些人鼓吹中國崩潰論時錯誤估計那麼多，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年輕人群體年年都在上漲。據公開可查的資料顯示，2025年省考報名總人數達到530萬，而國考報名總人數已超過341萬。不管這些人有多少是出於投機目的或者迫于生存壓力，這種現象都表明年輕人群體在強化對政權的主動依附。

正因為存在這樣的情況，不削弱或者不瓦解社會對政權的依附，要在中國推進社會運動勢必舉步維艱，而反對派政治運動恰恰就是為了創造這種條件：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尋求的目標就是強化社會群體對政權的疏遠和不服從；具體來說，就是培養更多的潛在反對者，即使這些群體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平時並不發聲，但他們是社會運動的潛在支持者，他們會在反對派聯盟領導下抓住下一個歷史機遇，最終完成社會變革和國家轉型。

民主運動流亡群體以推翻中共政權和實現民主變革為目標，但是這個目標太不接地氣，使其執行層面變得極其困難。這個目標顯然忽視了社會運動才是創造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民主運動流亡者不但不關心如何引爆社會運動，還缺乏系統性策略來一步一步實現其反抗目標，甚至對微觀層面的社會變革也不屑一顧，想當然以為中國民眾支持民主運動，完全沒有意識到海外民運圈已經與中國大陸社會脫節，現在除了詛咒中共政權，什麼也做不了。就此而言，海外民運圈普遍在政治層面非常不專業，在戰略層面還一塌糊塗，因此受到非議和攻擊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部分民運領袖轉向民權運動反而是很務實的做法，但公眾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光靠民權運動肯定無法推翻一個極權國家）。中共政權其實反而沒有必要太把海外民運圈當回事，而且根本犯不著指使人用謾駡和攻擊，來指出海外民運圈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和戰略層面的嚴重混亂。

與海外民運圈過於淩空蹈虛的宏大目標非常不同，新生的社運圈就以社會運動為目標，其中作為社會運動重頭戲的反對派政治運動，還致力於重新修復中國大陸和海外流亡群體的斷層。

反對派政治運動有兩個首要戰略目標，一個是培養反對派群體，另一個是打造一個聯結海內外社群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反對派政治運動的再政治化和再社會化策略，都將為實現這兩個戰略目標服務。

反對派政治運動之所以要重新調整戰略目標，是因為意識到依照民運圈的無效反對模式，既不可能引發革命，也不可能引發社會運動；所以，反對派政治運動從根本上講既是為社會變革注入新變數，也是直接推動社會變革，為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和反對派運動創造時代浪潮。

那麼具體可以做什麼呢？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前中東歐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至少可以從以下九個突破口推進反對派政治運動：

第一，搭建可複製、可裂殖、可擴張的早期合作框架。從波蘭社會運動史可以明顯看出來，1960年代波蘭天主教團體的反對者關係網，是後來團結工會時代反對派關係網的雛形。而這種由無數中間人搭建起來的關係網，不僅有力避免了反對派群體內部爭鬥，還從實質上促成了廣泛的社會合作和社會團結，保障社會運動得到此起彼伏的回應。也就是說，波蘭反對者群體根據早期合作模式，演化出覆蓋範圍更廣和形式更複雜的全國性關係網。

這種可複製、可裂殖、可擴張的早期合作框架，起初需要在專業政治顧問指導下進行，將多個獨立個體和小團體搭建成一個小型關係網。這個小型關係網不僅要致力於早期結社嘗試，還要總結出一套可複製的合作模式。在1981年波蘭實施戒嚴令以後，波蘭團結工會的組織模式直接啟發了很多個其他地下運動組織，它們雖然與團結工會互不隸屬，卻直接沿用了團結工會的高效組織和動員模式，形成了非常良好的社會合作環境。

鑒於中國大陸社會監控風險，培養這種早期合作模式，不可避免需要利用自由開放的國際環境；在形成比較成熟的合作經驗之後，可再透過中間人橫向複製和發展出向中國大陸延伸的關係網。

第二，利用多媒體平臺和新通訊工具進行公共政治訓練。公共政治訓練包括但不限於結社訓練、宣傳動員培訓、分歧管控培訓、安全技術培訓、政治科學教育、社會運動歷史教育，以及遊說、演講和資金募集與管理等方面的培訓課程。

從根本上講，公共政治訓練既是培養組織、策劃和參與社會運動的實踐能力，也是培養一種務實的政治能力，避免被好高騖遠的浮躁情緒誤導，形成眼高手低的社會風氣。公共政治訓練既可依託早期反對者關係網進行，也可以個體或團體名義組辦；既可以公開進行，也可以半公開或者不公開；既可以線上進行，也可以線下進行。組辦方既可以定期召開學習交流會議，也可以組織論壇進行專題討論。這些學習交流會議和論壇將用於檢驗公共政治訓練成果以及實際應用情況。鑒於中國大陸社會監控風險，組辦方在組織相關培訓課程之前，需要提前設計好安全的匿名參與模式，為有保密需求的受訓人員提供安全保障。

第三，進行新型結社和集會嘗試。通常情況下，極權國家監視和鎮壓一切常規結社和集會活動。為了最大化降低政治風險，結社和集會模式需要重新突破窠臼。

當代人過度依賴社交媒體和網路通訊工具，誤把網路聊天群組和社區當成主要結社和集會場所。事實上，網路聊天群組和社區是一種完全無效的結社和集會模式。社會運動中的結社活動通常是從小團體開始，通過小型關係網引薦並且有層層背書加持的成員，不僅可信度更高、更容易實現內部團結，還更便於實現高效率的內部討論和分工合作。但必須明白，學習結社和集會的目的不是討論政治，而是實現真正有價值的學習，甚至學習結社和集會本身就是目的。比如以興趣社或讀書會的名義集結的一個小團體，在端對端加密的網路電話會議中也可完全不必談及政治，而是純粹圍繞興趣或者每期主題。

與一般網路聊天群不同，有效的結社和集會活動，不但形成高效溝通的行為模式，更重要的是培養團體之間的互信互助和合作精神，強化個體的歸屬感，加強個體之間的情感紐帶。即使只是純粹的知識討論小組或者興趣小組，在高度原子化的社會裡，也是恢復社會自組織能力的關鍵一步。即使在前中東歐國家，很多地下組織也不一定有政治用意，但是一旦社會恢復了自組織能力，要進行社會動員就變得更加容易了。

只有社會恢復了自組織能力，你才能說一個社會準備好了，也就是說，具備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條件了。儘管當局同樣也可能鎮壓與政治無關的結社活動，找准灰色地帶和充分利用網路加密通訊技術，仍然可以將風險控制到最低。中國大陸近年以追星族為主的“粉絲後援會”實際上也是一種類似興趣社的結社模式。這種特殊的“飯圈文化”不僅有強烈的情感紐帶，還有一定程度的組織化和內部團結。有的粉絲後援會運營模式甚至接近企業。中共當局清理“飯圈文化”，明面上說是因為“飯圈文化”滋生了許多非法活動和極端行為，實際上是當局忌憚追星族團體的結社模式，因為其結社活動可能超出党國監控範圍。但是當局的打壓並沒有想像那麼高效，即使是追星團體也沒有那麼容易解散，更何況中國社會永遠有很多其他屢禁不止的問題。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中國社會存在一個有待探索的灰色地帶，在那裡不僅結社和集會是可能的，甚至也可能擦著政治紅線進行。

比如前面提到的“協和會”2018年成立于吉林長春，有比較明顯的政治結社和地下活動性質，其早期活動可追溯到2013年，直到2019年被中國公安抓捕以前，這個組織的骨幹成員在灰色地帶遊移了將近六年。總體來看，“協和會”的結社模式並不是很典型的秘密結社，尤其沒有經過專門的秘密工作訓練，還欠缺地下組織的運動經驗。2018年遭到當局鎮壓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也不是很典型的秘密結社，在缺乏秘密工作訓練和缺乏地下運動經驗的情況下，也堅持了近13年之久。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社會確實存在一個監控觸角難以充分抵達的灰色地帶，如果採用不斷升級、不斷變調、不斷自我革新的新型結社和集會模式，再加上遍地開花的人海戰術，實際上同樣會給中共當局造成監控和鎮壓困難，中共當局一樣會像前中東歐陣營那樣，面臨國家鎮壓不了社會的難題。

對於反對派政治運動來說，其重要任務理應包括持續探索中國社會的灰色地帶，形成一系列社會運動策略，培養一批有政治能力、有運動經驗的社會運動骨幹。事實上，在白紙運動衝擊之下，中共當局的外強中乾特點已經暴露無遺，國家監控體系並不像想像那麼滴水不漏。當時北京方面一邊反復強調堅持清零政策不動搖，一邊根本鎮壓不住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不遵從行為，清零政策爛尾就跟那些無視封控政策、堅持出門的集體行動有直接關聯。

但是公眾必須明白這樣一個前提：假如不通過有效的社會動員充分調動社會積極性，再成功的地下活動經驗如果得不到廣泛響應，事實上也一樣等於失敗。那麼宣傳和動員工作要怎麼開展呢？

第四，運用數字行動主義策略發起社會互動倡議。數字行動主義是一種新型宣傳動員策略。數字行動主義於上世紀90年代伴隨互聯網興起開始出現，有時被當成是一種新型社會運動模式。近二十年東西方世界叫得上名字的社會運動，基本上都經歷過一個網路輿情醞釀階段，在引爆社會運動浪潮之後，線上運動和線下運動還呈現出交相呼應和互相轉化的趨勢。

這種運動模式在當前國際社會相當主流，與傳統的社會運動模式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不少人對社會運動的認知，還停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工人運動上，這種陳舊的認知，已經遠遠不足以用來解決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了。

即使在網路審查和社會監控相當嚴重的中國大陸，數字行動主義也不是沒有生存空間。中國人熟知的“帝吧出征”就是數字行動主義的其中一種形式，只不過是用在了歪門邪道上。

另一種同樣常見的數位行動主義，就是利用社交平臺進行網路實名舉報，有時候網路實名舉報也可能激起民憤，引發社會輿情的討伐效應。但是簡體中文世界最可能引爆社會運動的數字行動主義，無疑受到推特用戶“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啟發。2022年底，中國大陸爆發白紙運動期間，“李老師不是你老師”跟進即時網路投稿報導，形成了線上線下、海內海外，交相呼應、互相轉化的“再社會化”態勢。儘管白紙運動轉瞬即逝，其中的社會互動模式卻暴露出未來中國社會運動的新方向。簡單地說，就是海外離散群體利用流亡的公共領域進行反向宣傳動員，形成了倒灌中國大陸的社會運動。在“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引領這種成功的社會互動模式之後，國際社交媒體中文社區也出現了許多效仿者，均利用網路投稿揭露社會問題和針砭時弊。2025年，“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團隊發起“611ICU”、“牛馬ICU”和“自由散步“專案，再次形成了新的社會互動模式，是對數位行動主義的進一步升級，也是向社會運動轉型。這幾個項目不僅搜集和匯總了中國社會問題資料庫，還利用輿情形成了倒灌效應。數字行動主義在實踐中連通了國內社會和海外離散社群，形成了有效的“再社會化”互動。參與者在實際互動中放下具體政治分歧，就具體社會行動進行互相配合。這表明有效社會互動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管控社會分歧，而缺少社會互動或者無效社會互動則可能讓位給過度清談，過度清談有時候就是社會分歧擴大、社會怨恨加深、社會不寬容程度惡化的直接誘因。

對於反對派政治運動來說，繼續升級數字行動主義策略，繼續利用數字行動主義策略強化社會參與和社會互動，不僅有利於改善民生，還有利於通過“再社會化”互動形成社會紐帶。換句話說，社會紐帶通常就是通過社會互動形成的。事實上，靜態的社會紐帶不但無法扮演有效的社會角色，還無助於克服社會原子化危機。

只有在“再社會化”互動中形成的紐帶，才能夠創造互信、互助和合作精神。如果缺少互信互助和互相合作，不僅社會運動難以開展起來，就算好不容易開動起來，一遇到鎮壓就全線崩潰，無法形成應對逆境的韌性。

第五，形成“平行文化”攻勢，培養社會思潮。社會思潮是社會運動往往被忽視的一個側面。普通人往往意識不到社會思潮對社會的強大動員力。事實上在每個社會變革期，社會思潮都不可能缺席；反過來，如果社會思潮缺席，社會變革也會顯得遙遙無期。

社會思潮關係到同時代人的普遍社會心態、一般社會觀念、文化價值、公共情緒和時代精神氣質。中國人對社會思潮感受最深的時代莫過於清末民初，當時不僅有嚴複和林紓譯介大量西方著作到中國，引領了一整個時代的新風氣，還有梁啟超等知識份子感于亡國滅種危機，奮筆疾書，把求新求變的時代精神傳遍整個國家。

在《七七憲章》簽署以後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現了社會思潮，其中哈維爾的影響力甚至也跨越國界，鼓舞其他中東歐社會起來抵制極權國家。社會思潮不一定很複雜，像哈維爾的思想就可以用“生活在真實中”和“反政治的政治”來概括。這兩種理念告訴人們：即使不敢站出來反抗極權國家也沒有關係，國民也可以用自己的實際言行來疏遠它、孤立它，用堅守個體層面的道德來對抗國家層面的不道德。

社會思潮起到的作用，也是強化社會動員和恢復社會紐帶。我們看到捷克斯洛伐克長期缺乏社會運動，看上去只剩下思想和文化在運動。事實上恰恰是思想和文化在改變社會，等到天鵝絨革命時機成熟的時候，社會反抗國家的氣候也形成了，即使沒有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參與，社會劇變也已成定數。

對於當下中國來說，社會思潮沒有興起，社會動員要遭遇的阻力就會很大。但怎麼推動新的社會思潮呢？顯然，光是表達反對和不滿還遠遠不足以形成社會思潮。從嚴複和梁啟超講“新民說”到哈維爾講“生活在真實中”，都有一種“平行文化”特點：在這種平行文化中，不管是鼓勵國民求新求變、自強不息，還是鼓勵國民孤立和疏遠政權，口頭上的反對和不滿都讓位給了更務實的社會互動，其目的是直接促成社會變革。

前面已經講到，平行文化現象在劇變以前的中東歐國家已然形成氣候。平行文化通常指由不同政見群體形成的，與政權和主流文化平行的文化替代選項。平行文化流行起來不僅形成社會思潮，還對主流文化產生釜底抽薪的效果。在社會發生新舊更迭的時候，平行文化就是新文化替代舊文化。

為了培養平行文化和社會思潮，不僅需要社會提攜和培養新一代思想家，還需要社會形成和參與有意義的公共討論，控制反智主義、認知混亂和社會仇恨蔓延，努力給新思想和新面孔留出空間，包容那些不拘一格的反叛精神，以及對社會爭議持開放心態。為了塑造這種良性的輿論環境，不僅需要公共知識份子有意識地通力合作、互相回應，還需要意見領袖和社會影響力者展開談判和協調，以便共同響應新的公共議題。這樣的輿論環境就會形成社會思潮的效果。要形成這樣的輿論環境，除了鼓勵更多思想開明的有能力人士充當中間人、調停者和贊助者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引導社會思潮向著平行文化方向發展也並非不可能，這取決於知識界與社會精英是否形成一個有意義的聯盟。在平行的公共領域裡，通過言行互相影響，培養出更務實的社會心態，減少毫無必要的社會戾氣和憤世嫉俗，也遏止一下好高騖遠、眼高手低的政治清談風氣。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什麼心態才更務實呢？除了策略性地引導社會疏遠和孤立極權國家之外，就是盡可能創造一切有利於實現社會變革和推進社會運動的新變數，不管是培養思想家還是塑造輿論環境，又或者是實現跨界聯盟，這樣的新變數前面講了很多，包括腳踏實地學習和宣講社會運動知識也一樣是在創造新變數。相比之下，只滿足於抱怨和擴散怨恨情緒，既不是有價值的文化批判，也不是有建設性意義的務實舉動。真正的文化批判應該交由公共知識份子來做，畢竟有意義的社會分工應該充分發揮各人所長，力有不逮者哪怕不主動擴散社會怨恨情緒，也是在創造有利的內部變數。

那麼，現在具不具備形成平行文化和社會思潮的客觀條件呢？事實上，中國不僅有持不同政見立場的華人文化精英群體，包括著名學者、作家和公共知識份子，還有像《中國民主季刊》這樣的獨立學術期刊和《莽莽》這樣的獨立雜誌，還有流亡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季風書園，以及流亡到日本的單向街書店、遇見書房、局外人書店等等，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許多流亡書店。此外，還有許多海外中文出版社，以及不少同情社會運動和文化事業的企業家跟贊助人。

可以說，文化基礎設施已經齊備，在中間人牽頭下，完全有條件搭建一個橫跨海內外的新的公共領域。即使仍然身在中國的文化精英，也一樣可能以不同形式加入這個平行社會。而平行社會的文化產品，包括出版物和系列講座，也一樣可能通過網路輸入到中國大陸。

第六，重新發起一場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是一個歷史概念，歷史上指的是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公民教育運動。對於現在的人來說，一場精心設計的、有助於疏遠政權和抵制主流社會的新生活運動，是成本最低的、但殺傷力巨大的反對運動，是基於日常生活的反抗。

冷戰時期，可口可樂、地下搖滾樂、好萊塢電影和牛仔褲等西方流行文化元素大量湧入蘇聯和中東歐，這些流行文化帶來的不僅是文化觀念衝擊，還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的集體轉變。不少歐洲國家把可口可樂說成是“瓶裝的美國”，甚至誇大其詞說美國推行“可樂殖民”，其中歐洲左翼群體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對此抵制尤其強烈。

客觀來講，這種誇大其詞的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流行文化往往也帶來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方面的革新。極權國家往往建築在一種高度壓抑個體的生活習慣之上，衝擊這種生活習慣就是從微觀層面瓦解政權的執政根基。

中共當局在汲取東歐劇變歷史教訓基礎上，對引進的西方流行文化元素，至少採取了有限開放、政治馴化和暴力鎮壓三種應對手段。以搖滾樂和饒舌音樂為例，中國有受到官方默許的主流流行文化市場，搖滾歌手和說唱歌手在政治馴化之下，一部分轉向愛國、愛黨和所謂的“正能量”市場；一部分遊走在灰色邊緣，即使明確避開政治審查，也一樣逃脫不了被迫修改歌詞和被限制演出的命運；剩下的有一部分則經常被以各種藉口打壓、乃至封殺，還有一部分完全轉入地下，但也一樣遭到員警騷擾、抓捕和取締。

中國民眾比較少知道的是，中共政權對地下搖滾樂隊的打壓也是常態，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沒有差別。中國主流社會也對地下搖滾樂隊和地下饒舌音樂，有根深蒂固的偏見。一提到這些，普通人就聯想到黑幫、毒品、亂性和反社會。不少人至今還罵地下音樂是西方文化輸入的毒瘤。這其中當然有故意汙名化造成的效果，當局旨在製造禁區，使普通人害怕和遠離地下音樂，因為當局最不願意看到的，還是地下音樂給社會灌輸自由主義和反叛精神。當局的另一個重點防範對象就是搖滾音樂節，在這一點上，中國與前中東歐國家也沒有差別，其中安全和毒品是最常見的打壓藉口。但事實上當局最害怕的還是觸碰政治禁忌，更何況搖滾音樂會的粉絲群體，還很容易形成不受當局控制的社會團結或者公共情緒。

地下搖滾樂在前中東歐國家流行，並不能單純看成是一種亞文化風尚，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種主動疏遠和脫離極權國家控制的生活方式。這些人就像哈維爾號召的那樣，假裝極權國家並不存在一樣，堅持過獨立生活。在中國一樣有這樣的群體，這還不止是地下音樂的支持者群體，像李志這樣的民謠歌手和左小祖咒這樣的獨立音樂人，一樣有很多忠實擁躉，他們介於主流市場和地下音樂之間的模糊地帶，他們一樣以獨立的人格堅持過獨立的生活。還有不配合仇外情緒煽動、拒絕官方敘事、抵觸利用愛國噱頭製造濫情的獨立個體，比如從先前豆瓣打分運動就可以看出來，有很多人故意用一星評分抵制主旋律電影。再比如個體以各自的網路行為藝術，對吃愛國流量的惡俗行為表達集體抵制，這種網路行為藝術不僅有娛樂性，還很容易形成網路默契和心理認同。就社交媒體上傳出的照片顯示，網路行為藝術往往也溢出到現實生活中，儘管中國號稱是一個“監控社會”，反對標語仍然層出不窮地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電線杆上、橋洞底下、圍牆上、看板上、廁所隔間裡……很多地方都被人拍到反對標語。這些反對標語的意義在於表達沉默的大多數對政權的疏遠態度，這種消極反抗形式頻繁出現在公共視野裡，也形成了宣傳效應和鼓舞人心的效果。雖然我們並不支持效仿彭立發那樣成本太高的自我犧牲，但是彭立發及其效仿者，以及那些自發寫反對標語的沉默的大多數，都用具體行動表明，中國的社會監控總是存在很多漏洞，在日常生活領域，不僅有人反抗，還存在很多消極抵抗的空間有待探索。

當消極抵抗形成社會風氣之後，社會對政權的疏遠心理會更加突出，這是切切實實動搖執政根基。又比如中國官媒發佈平臺上經常出現“評論區翻車事件”，這也是集體表達公共情緒，按理說中國網警對網路監控很嚴重，但是並不見得參與“評論區翻車事件”的網友都遭到清算。中國年輕人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沖塔”，集體冒著被網警懲罰的危險去同一個地方表達反對意見，由於參與者眾多，反而個體得以倖免；反過來，如果只是零星行為，遭清算的風險就很大了。

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做的，就是不斷發現、吸收、擴大和引導這樣的群體，鼓勵他們從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出發，驅逐被極權主義滲透的生活習慣，再通過培養獨立的生活方式，形成對於反對派群體的心理認同以及對政權的疏遠和抵觸。

比如除了抵觸主旋律電影之外，同時也以不同形式支持獨立電影，從小額捐款、購票、網路聲援到組織三五好友私下觀影，包括傳播和討論政治禁片等等。這些事情早就有人在做，風險沒有想像那麼大，差別只在於這種現象還沒有變成新的生活方式。其他方面，比如抵制紅色旅遊、積極維護有獨立人格的言論和個體、拒絕網路暴力、反對網路戾氣、不參與擴散毫無必要的社會仇恨等等，都是在追尋獨立的生活方式。積極支持像賀衛方、張維迎、許小年和陳丹青等有獨立人格的學者和公共知識份子，主動與好友結伴去參加他們的公開活動，組織小型讀書會分享讀書經驗，也可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一些獨立的個體行為轉變成新的生活方式之後，公眾會看到抵制社會主旋律、拒絕政治煽情、不配合仇恨敘事等行為變成另一種流行文化。

像這樣的行為，如果只是作為一個孤立事件，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但是如果變成一種生活習慣，就會形成一股社會風氣，這就是新生活運動要取得的效果。另一方面，之所以有必要以“反對派”這樣的旗幟號召社會，並不是要求參與者公開以“反對派”名義展開社會活動（這種要求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而是鼓勵參與者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有意識疏離于極權國家的新的身份認同。

我在前面講，這就是日常生活領域的觀念革命。對於沉默的大多數來說，新生活運動就是一種發生在日常生活領域的、系統性的消極抵抗，但其意義卻是積極的，因為從政治上重塑沉默的大多數，是為了克服社會原子化造成的社會動員障礙，因為只有打通了社會動員障礙，才可能連點成片，在公共突發事件中形成全國回應。

私人生活是國家機器沒辦法充分滲透的領域，假如你在心理上和文化上認同自己的反對派身份，你的言行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對極權國家的疏離感，這種情況會給搜捕和鎮壓造成巨大困難。這種文化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有很關鍵的穩定信心的作用，尤其對於感覺社會暗無天日、生活看不到希望的人群來說，從心理上認同反對派身份，會讓自己重新獲得集體歸屬感。這也會讓每一個孤立的個體知道，有相當龐大的人口基礎在跟自己做著同樣的事情，自己的個體掙扎並不孤單，反而很有意義。在心理認同和身份認同層面的集體轉變，是社會集體轉向的基礎，也是形成新的社會凝聚力的基礎。

第七，組建中國人自己的“飛行大學”。“飛行大學”的潛力在前中東歐國家並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政治高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對教育體系的抵制活動。但現在中國情況與此有所不同，首先是中國存在一個相對龐大的流亡群體，其次是流亡群體和國內社會在海外組建了一個流亡的公共領域，再次是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歷史上一直在中國大陸社會變革過程中充當積極角色。這三種情況都為形成平行社會創造了更好的社會條件。這些條件同樣為“飛行大學”提供了更好的施展空間。

波蘭的“飛行大學”並不是具體某個組織，它有多個分支，是文化精英和社會精英的合作交流平臺，同時也承擔著領導平行社會的文化機關和教育機關功能。

作為平行社會的教育機關，中國需要用自己的“飛行大學”來推動教育理念轉變。“飛行大學”不僅要向公眾推行博雅教育或公共教育，以培養人文主義精神和重塑社會信心，還要用來對沖當局的洗腦教育和意識形態毒害，乃至對抗當局對自己國民發動的認知戰，同時還要致力於形成未來的教育改革雛形和培養未來的教育改革家。這是因為教育理念和教育風氣的轉變，關係到思想和行動最活躍的青年群體，幫助青年群體從死氣沉沉的教育體系中解脫出來，有助於釋放青年群體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和活力。這無異於是為社會運動注入最強勁的動力和最活躍的新變數。

作為平行社會的文化機關，中國還需要用自己的“飛行大學”來推動社會改革。“改革”這個詞在這裡聽起來多少有點刺耳，不管是教育改革，還是社會改革，很多人一提到這個詞就想到由政府主導的改革，進而就聯想到改良主義。我們以後會找機會專門駁斥改良主義。這裡需要澄清的是：事實上，社會一樣有自己的改革家，有時候影響力比政府內部改革派還要大。孟加拉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就是一位社會改革家，他提倡“小額貸款”和“微型金融”，並創辦孟加拉鄉村銀行，2006年還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和經濟社會制度，絕大多數都來自社會改革家。比如縮短工時、限制童工、設立養老金制度、創辦幼兒學校、推行免費普及教育等改革，就是由19世紀威爾士社會改革家羅伯特·歐文發起的。

中國一樣不缺乏社會改革家，比如中國民營企業家、著名政治犯孫大午，他創辦的“私企立憲”和“勞資共和”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改革。這種改革很有18世紀至19世紀那種先鋒開創精神，同時也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孫大午並沒有失敗，誰也說不準未來會不會有人沿著孫大午的社會改革理想繼續前進。

由於極權主義危害，中國社會發展長期停滯，尤其嚴重的是社會改革和社會創新長期缺席。這種僵化的社會環境，不見得會在政權更迭和社會轉型期自動消除，從長遠來看也會扼殺社會活力。從另一方面來看，要推動社會轉型，也需要將轉型模式奠基在社會改革嘗試上。即使是中共政府推動的改革專案，也一樣基於地方試點成果，並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東西。作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方案，務實的社會改革嘗試，也會對推動社會轉型產生正向引導作用，哪怕是在海外華人社群中率先進行社會改革試驗，也好過拿清談來說服社會。

中國的社會改革處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仍然有可以探索的空間。社會運動不應該忽視社會改革領域，社會改革領域反而是社會運動的一個環節，是推動社會運動朝著具體目標前進的方向和動力。由於中國的社會自組織能力遭到摧毀，沒有獨立的機關推行獨立的教育和社會改革，這些嘗試不得不落到平行社會頭上，只能寄希望于“飛行大學”來承擔這方面的探索。

不管是在地面還是在地下進行，教育和社會改革不僅自身就有強烈的社會運動色彩，還是一項立足長遠、以社會轉型為終極目標的公共事業。中國的反對派政治運動，完全可以基於實際情況設計自己的“飛行大學”，即使只是作為多個分支組織或小組活動，“飛行大學”也一樣在承擔建立社會自組織的任務。在教育和社會改革領域積累話語權，不但有助於加強社會對反對派群體的支援和認同，還有助於分化和瓦解民眾對政權的支持率，因為在平行的領域裡，由政權推行的改革不但停滯了，反而還越來越嚴重地扼殺社會活力和加劇社會壓抑。

第八，用社會分工和平行替代方案來強化政治競爭力。不同政見者在表達反對意見的時候，通常只是表達不滿，用平行替代方案來遊說社會的情況並不多見，這往往跟專業領域缺乏社會分工有直接關係。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只有反對意見，沒有專業分工，沒有平替方案，這些恰恰是社會運動的薄弱點。

通常一個國家面臨的社會困境是具體的，雖然所有問題都可能上升到國家體制層面，但不是去除了專制政權，就一勞永逸解決一切問題。平替方案就是探索社會問題的平行解決辦法，這個解決辦法不但要足夠具體，還要有就事論事的務實態度，避免因為抽象的理念分歧就胡亂劃分敵我矛盾。

比如不少中國人把美中關係拿來胡亂劃分敵我矛盾，在一些親美派人士想像中，只要中國民主化自然而然就會親美，而反美就好像必然是民主的敵人；但在反美派人士眼中，親美成了一種道德原罪，成了非人化的不道德行為。但實際上，美中關係絕不是中國民主化之後就會水到渠成的事情，印度是民主國家，卻並不明顯親美；沙烏地阿拉伯是專制國家，卻是美國盟友；法國是美國盟友，但是法國政壇奉行戴高樂主義傳統，始終與美國保持若即若離的距離，甚至法國激進左翼極端反美也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土耳其與美國盟友關係也一樣若即若離。但是中國的親美派和反美派陷入了抽象的仇恨螺旋，還有圍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爭議也引起中國人內訌。

這種簡單化的想像不但背離了務實的政治態度，還憑空製造出許多社會矛盾。這種社會矛盾很少圍繞具體的中國對美外交政策分歧，而是因為對美國國內事務和美國國家戰略有分歧，中國人就在自己的社群裡大搞黨同伐異，這是心智上非常不成熟的事情，但很多人只滿足於借機發洩情緒。

社會爭議應該轉移到政策本身，而不是社群內部因為抽象的原因互相仇恨。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做的，一方面是推動更專業、更具體的政策平替方案，不但讓社會看見反對派精英群體的政治能力，還要讓社會養成務實解決問題、抑制抽象仇恨的習慣，因為在平替方案中，務實解決問題才是目的；另一方面是在各專業領域長期深耕，不但瞭解相關領域的深層社會問題，還知曉如何利用相關社會影響力形成有效社會互動。這是一種將抽象社會矛盾縮減到具體爭議上的政治策略，不但有助於培養更加務實的合作態度，還身體力行地塑造有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典型範式。

反對派政治運動可以做很多工作來實現專業化的社會分工。其一是成立反對派智庫，專門為政治反對運動提出平替政策建議和政治顧問，幫助反對運動分析局勢和及時調整鬥爭策略等等。即使沒有反對派智庫，由海內外專業人士組成的鬆散的行業公會或者專家委員會，也能起到相似的效果。這樣的智力機關不僅可以在社會運動早期充當“造王者”，協助社運骨幹形成有效領導力；還可能在社會運動中承擔協調、談判、遊說和調停工作，其角色類似波蘭的天主教會團體。其二是在民族、宗教、勞工、人權、司法、文化、教育、農林、工商、公共衛生等不同領域，培養社會運動骨幹和社會分工，分工負責自己擅長領域的社運骨幹，專門長期致力於相關領域研究和領導該領域的社會抗議活動。

眼下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就沒有形成有效的社會分工，幾乎所有人都在參與所有領域的反對，這種“萬金油式反對”說服力有限，尤其難免出現道聼塗説、以訛傳訛現象，乃至形成反智主義的輿論氛圍，使民眾一遇到不同意見，就條件反射一樣學官方定性，按“造謠”論處。雖然我們經常看見有政治類和財經類的網路影響力者，但他們不是社會運動骨幹，也沒有在其相應領域進行平替政策研究和鼓吹。

法律界也許是唯一例外，司法界經常不缺乏律師群體為修改具體法案進行鬥爭。比如許思龍律師等人為農民爭取平等獲賠權，經過6年鏖戰，最終於2022年逼迫最高法院修改惡法。社會各界往往對這種具體鬥爭認識不足，雖然司法鬥爭並不總是成功，但如果社會各界都圍繞具體領域展開鬥爭，那就不是社會改良了，而是社會運動了。

反對派政治運動不僅需要募集資金來資助平替政策研究，還要設法為影響力者提供串聯、合作和培訓機會，也為深耕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提供培養社會影響力和實現行業內部合作的機會。朝著專業化領域推進，有助於影響力者向社會運動領導者方向轉型，這不僅是重新鞏固影響力者在相關領域的專業性和權威性，還有助於在相關領域形成和引導支持者群體，為實現具體目標鬥爭；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將專業影響力兌換成相關領域的社會動員力。

但由於缺少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不足，社會不滿情緒往往不能落實到具體訴求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社會運動，因為沒有具體訴求引導社會不滿情緒。事實上，很多社會運動就是圍繞具體訴求鬥爭展開的，這並不奇怪。比如1968年波蘭當局禁止上演亞當·密茨凱維奇的一齣戲劇，旋即引發了波蘭知識界和大學生群體的抗議活動。這種情況就屬於是文化領域的具體抗爭，有清晰的目標和號召力。

許多人想像在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民眾不敢集體表達反抗意見，但這並不符合事實。中國不僅每年群體性事件和維權活動頻發，還經常出現圍繞具體訴求的抗爭，比如近期四川江油發生的反霸淩抗議活動，恰恰說明社會不滿情緒是可能走向集體抗爭的。但是同一起事件也暴露出原子化叛亂的嚴重缺陷，那就是缺乏專業干預和引導，抗議者既不知道鬥爭方向，也沒辦法堅持鬥爭，還稍微一遇到鎮壓就作鳥獸散。假如有一批長期致力於在教育界深耕的社會運動骨幹來引導這場抗議活動，其結果就可能大不一樣。比如一起教育界醜聞，可能引發海內外教育界人士群起響應，集中在短時間內，接二連三將其他醜聞披露出來，並通過相關影響力網路動員全社會抗議活動。

依照這種模式，反對派政治運動可能會在海外演變出一個小型的聯絡和動員中樞，其角色是資助、聯絡和推動反對領域的社會分工，從形式上維繫一個鬆散的海內外聯盟。

第九，使用非對稱博弈策略探索非暴力運動新邊界。我們在往期節目援引國際前沿研究，解釋過非暴力抗爭成功率更高、更有利於成功實現民主轉型。但是非暴力運動是一個模糊的領域，還有很多新形式沒有充分探索，比如情報戰、資訊戰、認知戰、文化運動、思想運動、新生活運動等形式都屬於非暴力領域，包括傳統的罷工、罷課、罷市活動也屬於非暴力抗爭，並不是上街挨警棍不還手才叫非暴力。但傳統的“三罷”活動在高度原子化社會組織動員起來非常困難，幾乎已經提前宣告不可持續，中共當局有一系列對策將“三罷”活動扼殺在萌芽階段。單純就當局已然成熟的維穩模式來看，用超限戰誘導暴力、濫用暴動定性、將和平示威汙名化和血腥鎮壓都是常規模式，所以只要有人上街示威遊行，最終都難免被當成暴動鎮壓。這種情況必然迫使反對者將反對活動轉入地下，尋求以小博大的非對稱博弈策略，其中情報戰、資訊戰和認知戰就是比較典型的非對稱博弈手段。

非對稱博弈不僅對專業技術手段要求很高，還對資金支持和分工合作要求很高，但不論哪種情況，並不是完全不可探索的新領域，在專業人員的培訓和引導下，普通人也一樣可能在情報戰、資訊戰和認知戰中貢獻力量，這類反抗形式會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一些社會群體對暴力活動的狂熱和偏執。非對稱博弈要產生以小博大的威懾效果，就必須把熱衷暴力的社會群體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對於非對稱博弈來說，暴力威懾只在可能使用、但尚未使用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一旦使用暴力，哪怕是有限暴力也可能被當局引誘和污蔑，最終又不得不陷入“誘導暴力-鎮壓暴力”的惡性循環。

非對稱博弈是另一種形式的“自限革命”，但與波蘭的“自限革命”策略有很大不同。波蘭的“自限革命”主動把自己限制在實現獨立工會這一目標上，不但抑制更加廣泛的政治訴求，還將鬥爭手段限制在合法鬥爭和對話談判領域。假如中共當局充分汲取東歐劇變教訓，波蘭的“自限革命”策略就很難在中國取得進展，除了眼下中國嚴重缺乏形成工人運動的社會自組織條件之外，中共當局也非常清楚，在社會領域哪怕一個微小讓步也可能引發雪崩效應。

非對稱博弈宣導的“自限革命”首先是一種戰略模糊，其次是一種灰色地帶策略，這裡所謂“自限”，指的就是自我限制在模糊地帶的社會運動形式。在這個模糊地帶，傳統的暴力手段被轉化成系統的破壞性活動和襲擾戰術。與波蘭的“自限革命”另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在於，非對稱博弈宣導的“自限革命”作為一種節制暴力和轉化暴力的特殊手段，是服從於社會運動主流的其中一種鬥爭策略，其職責是與其他抗爭形式分工合作，並且服從反對派團體的政治領導，不能單純指望光靠某一個鬥爭策略最終取得全面成功。

最後，要說明的是：以上九種反對模式皆有賴於社會分工協作，很少有任何個體或團體能夠面面俱到。也就是說，各人根據自己特長，參與其中一項或者多項社會分工，並與其他社會分工保持鬆散的合作關係，即可視為參與到反對派政治運動的共建工作。這些鬥爭策略是必要公開的理論部分，即使公開這些內容也不會造成困擾，但在實際應用中，反對派團體形成的具體鬥爭方案則是嚴格保密的。這是理論跟方案的差別。這九個突破口哪怕只取得一個突破也可能引發連鎖效應，最終都可能在頻繁的社會互動過程中，促成一個鬆散的反對派聯盟。

這些突破口實際上勾畫出在現實中還有哪些可以操作的領域，讓公眾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原本可以做、但是沒有做到的事情。

許多人對反對派聯盟存在普遍誤解，除了前文已經澄清的地方以外，還需要再補充的是，反對派聯盟是在社會運動過程中，逐漸由弱小發展壯大，通常要遵循自己的成長邏輯。不管是清末在海外成立的同盟會，還是波蘭的團結工會，反對派聯盟即使在最成熟階段，也不一定有能力將全社會的反對力量整合到一起；反過來，並不是要將全社會反對力量整合到一起才算是反對派聯盟，因為反對派聯盟往往與其他反對團體並立，但通常是其中力量最大的那一支。匈牙利的情況告訴我們，在特殊情況下也可能出現兩個旗鼓相當、互相競爭的反對派聯盟。

但反對派聯盟絕不等同於政黨，其與一般反對團體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反對派聯盟本身就是一種鬆散、但有效的社會合作和社會互動模式，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運動，絕不僅僅是一個形式上的政治組織，甚至也可能根本不是一個組織，而組建聯盟和維繫聯盟內部事務所考驗的政治能力，從根本上講就是一種社會運動能力。

之所以需要反對派聯盟，是因為將個體反對者和反對團體全部整合到一起很不現實。劉曉波以前設想以言論自由為最大公約數，吸引更多個體參與較大範圍的社會合作。這實際上就是間接承認：在全社會找到一個實現全體合作的折衷點，是非常困難的。在實際的社會運動中，不管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還是折衷點，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從中東歐社會運動歷史來看，更重要的是基於中間人搭建起來的反對派關係網絡和社會互動。所以，我們說的反對派聯盟實際上並不一定要基於某些共識，因為共識很容易破裂，但是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和社會互動卻在不斷維護和修復社會紐帶，甚至也可能促使有私人恩怨的團體或個人實現間接合作。正是因為這種內部的多元合作特點，反對派聯盟既鬆散又能夠形成強大合力。

在最後一個章節，我們要區分一下社運圈和民運圈，以便更準確定位反對派政治運動。

我們在前面解釋過，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跟民主國家的反對黨或在野黨聯盟完全不同。對中國來說，“反對派政治”首先是一種社會運動，其次是圍繞社會運動展開的公共政治活動。我們在前面講，反對派政治運動有兩個首要戰略目標，其一是培養反對派群體，其二是打造一個聯結海內外社群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這兩個目標都是為反對派運動創造條件。

假如我們用“社運圈”來指稱反對派政治運動的主要參與群體，這恰好可以跟一般海外流亡群體所構成的“民運圈”區分開來。社運圈與民運圈即使完全可能在不同領域互相合作，但本質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圈子。

第一個關鍵不同點在於，民運圈以六四運動流亡群體及其他不同政見流亡者為主體，由於長年孤懸於海外，逐漸與中國大陸社會脫節，無法與中國大陸社會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為了克服民運圈無法重啟社會運動的困境，在新生代海外流亡群體牽頭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擬在重新整合海內外反對者群體基礎上，重啟社會運動。也就是說，相比孤懸於海外且社會運動策略逐漸老化的民運圈，

社運圈更強調海內外反對者群體，以全新的組織動員策略，形成新的整體和社會分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社運圈特別注重反對者群體的重建過程，尤其是通過新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形成新的社會動員模式。如果說民運圈常見的自我定位是民主人士和不同政見者，社運圈的自我定位則是反對派。所謂反對派不是政治組織成員身份，而是在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等方面形成的新群體。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二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通常由流亡的著名政治犯和不同政見者組成，其社會影響力並不必然兌現成社會運動的領導力；相反，由於流亡之後與中國大陸社會日漸脫節，逐漸失去了社會運動的實際領導力；相比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往往缺乏民運圈人士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這些早期成員之所以從草根社會脫穎而出，更主要依靠在社會運動中的實際領導力。

這裡講的實際領導力，指的是流亡的公共領域中的意見領袖、宣傳人才、社會活動家、思想理論人才、組織動員人才、政治顧問，以及資助社會運動的企業家。由於其特殊的早期成員構成，社運圈通常比民運圈更加注重人才訓練和領導力培養，尤其是培育思想理論扎實、精通公共政治、在社會運動方面有專業分工的運動骨幹。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三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有一個實現民主轉型的宏大目標，但是缺乏組織運動策略和專業分工來實現其目標，還無法突破理論障礙重建海內外社會聯結，也無法克服中國社會的原子化問題和普遍社會心理障礙；社運圈將宏大目標拆分成階段性目標，包括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反對派運動階段和國家轉型階段，而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有一系列組織運動策略跟專業分工，還有三個階段性目標，包括重新整合反對者群體、進行公共政治訓練、搭建一個貫通海內外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

在這裡，“反對派”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和新身份認同，其戰略意圖在於恢復海內外社會聯結，促成明確的海內外分工和協作，以及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直至形成一個能夠從一般反對團體中脫穎而出的社會聯盟。由民運圈群體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也有不同政見者聯盟性質，但是社運圈的反對派聯盟，不但是基於社會運動的聯盟，還是策略性重塑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用社會互動和社會紐帶來代替尋求最大公約數，克服因具體政治分歧不能實現多元合作的障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四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沒有的東西，那就是社運圈將重構流亡海外的第二公共領域，為形成平行社會戰略創造基礎條件。對於社運圈來說，重構第二公共領域意味著形成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生活運動，同時利用新的技術條件，形成從海外倒灌中國社會的系統性策略。重構第二公共領域不是一味宣揚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而是建立海外與中國社會的溝通平臺，以一種務實的合作態度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同時承認和支持不同社會群體在反抗專制活動中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將社會運動從狹義的民主派抗爭，擴大到更務實、更具包容性的反對派抗爭。

正如我們前面所講，即使東歐劇變，也不是民主派跟專制政權的鬥爭，而是社會反對國家。反對派聯盟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承擔著連通海內外社會和形成溝通機制的重任，還形成政治顧問團隊和一系列平行替代方案，為大規模社會運動和國家轉型做準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五個關鍵不同特點是：社運圈尤其強調在社會運動中，突出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的重要性，盡最大可能避免非專業人士堆積在不恰當位置，產生毫無必要的社會分歧、互不理解和互相怨恨。在前中東歐國家，我們已經見識過清晰的社會分工合作對社會運動的推動作用。

在既缺乏社會運動又缺乏專業分工的國家，比如現在的中國，很容易將不能勝任相關能力的非專業人士堆積在同一個領域，其結果只能是吵吵嚷嚷阻塞社會運動，連累專業人才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普通民眾也不知道社會困境的癥結出在哪裡，轉而悲觀絕望、乃至憤世嫉俗。

社運圈在推進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方面的努力將有助於分化出新的社會職能，這將大大補償以往因專業化程度欠缺和社會分工不足造成的缺憾，淤塞在同一個領域的社會人才也將通過社運圈的整合行動，重新分配社會職能。儘管社運圈完全可能跟民運圈實現跨界合作，但我們必須正視社運圈作為一股新生勢力，正在激發不可小覷的社會活力。

注意：視頻文本額外增加了腳本及音頻以外的內容

（接上期）

那麼，現在公眾要追問：中國要追求的反對派政治運動到底應該是個什麼樣子？

首先我必須解釋清楚，反對派政治運動是反對派運動的一個狹義概念，但是為什麼一定要提「反對派」這個概念呢？這與中共當局對反對意見的污名化有直接關系：跟前中東歐各國的做法一模一樣，中共當局將一切反對意見和社會不滿情緒統統污名化，將之污蔑成國家的叛徒和「境外敵對勢力」。

「反對派」這個概念反而是對反對意見群體身份認同的重新表述：大部分國家都有反對派，反對派並不是國家的敵人，而是政權的競爭對手。對於專制國家的不同政見群體來說，他們通常只能在「境外敵對勢力」和「反對派」之間二選一。

前中東歐國家在冷戰期間大部分時間裡，通常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反對派，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反對派通常主要在國內活動；但是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改革開放時代，海外離散群體一直在參與中國的社會變革。隨著社會運動式微，民主運動流亡到海外之後，這一傳統分工也並沒有斷絕。

「反對派」身份認同不僅是直接承續這一海內外合作傳統，我還會在後面解釋，反對派政治運動本質上是一個聯結海內外的社會互動倡議；對於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民眾來說，不管是心理上認同反對派群體還是社會互動，都不存在類似舉白紙被捕或者圍觀抗議活動被警察毆打的政治風險，因為反對派政治運動發生在思想、文化、人生理念、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結構層面，既是誘發社會變革的催化劑，也是社會變革本身。

舉例來說，假如支持者響應反對派號召自發抵制某個主旋律電影，這不過是重新調整一下生活方式，警察不可能以沒看電影為由就進行大搜捕。

又比如力所能及地支持經常遭到打壓但仍然在堅持抵抗的地下音樂團體，不帶偏見地接納地下反叛文化，不接受當局對他們的污名化，反而積極聲援被捕的獨立音樂人。地下音樂曾是前中東歐國家凝聚平行社會的最重要文化載體之一，中國的地下音樂也一樣因反叛精神和挑戰權威屢遭當局羅織罪名，反復打壓。支持地下音樂不僅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反叛者群體，還能形成疏遠於主流社會的集體認同感，同時也是從經濟上幫助反叛文化繼續創作，將反叛文化變成時尚或者潮流。

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做的就是系統性地培育基於日常生活的反抗形式，將反抗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習慣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中，為培養平行文化和平行社會創造條件。

日常生活中的反抗者既不是反對黨成員，也不是任何政治組織成員，但是他響應反對派號召，成為社會觀念、社會心理和社會行為變革的一部分，即使他仍然以沉默的大多數身份生活，他已經以一種系統性的消極抵抗疏遠了舊的社會。

反對派政治運動的目的，並不是鼓勵沉默的大多數公開以反對派身份自居，然後引來當局鎮壓，而是通過再造身份認同和形成系統性的消極抵抗，重塑沉默的大多數。

你也可以說，反對派政治運動是一場發生在日常生活領域的觀念革命。這種觀念革命是為了打通社會動員障礙，將沉默的大多數重新社會化，以便在導火索引爆社會運動的歷史機遇期，創造社會反抗國家的時代浪潮。

歸根結底，「反對派」不是某個人或者某一群人的小圈子，而是持反對意見的個人和群體基於合作意願基礎上的統稱。

但是為什麼只提政治運動、不直接提反對派運動呢？

從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運動歷史來看，反對派運動涉及到的是連綿不斷的系統性抗爭，關系到超出政治領域的方方面面。要一步到位實現1980年代中晚期中東歐國家的反對派運動，在大規模社會運動長年缺席的中國並不現實，即使中國社會維權活動此起彼伏，小規模民權斗爭和工人運動亦時有發生，這些反抗活動更像1960年代波蘭那種原子化叛亂，各群體之間沒有互相聯動，也沒有合作。比如許志永和丁家喜等人發起的「新公民運動」，就沒能夠得到其他社會群體積極響應。2018年8月，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稱過去12個月內，中國大陸發生了1695起工人罷工和維權活動，這些活動彼此之間也沒有互相合作。

現在中國情況要比1980年代以前的波蘭更糟糕一些，因為中國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已遭到嚴重破壞，反政府心態和不遵從行為還未形成社會風氣，也談不上存在一種平行文化。顯然中國不可能直接照搬照抄前中東歐國家經驗，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就沒有辦法激活反對派運動。

與前中東歐國家的反對派運動竭力避免公開政治化不同，中國反而更迫切需要將潛在的反抗群體重新加以政治化，以便克服原子化障礙和不能實現社會合作的難題。

將反對群體政治化在前中東歐國家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即使在當下中國乍一看也一樣形同痴人說夢。但除了前面提到的情況以外，中國與前中東歐國家還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這就是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不僅規模龐大，還在歷史上扮演過更加積極的角色，包括積極參與中國大陸的革命活動和踴躍支援抗日戰爭。

隨著全球社交媒體發展和互聯網技術越發成熟，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構建了一個流亡的公共領域，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民眾也通過翻牆技術參與其中。這個流亡的公共領域性質有一點像前中東歐國家的「第二公共領域」，只不過一個是流亡到海外之後重組的，另一個則是通過本國地下出版物和半公開活動重組的，但二者都遭到當局以不同形式騷擾和鎮壓。中共當局對翻牆活動的騷擾、破壞和嚴密監視，以及對流亡公共領域的滲透和干擾，也跟前中東歐國家對付政治反對運動的做法相似，而且也一樣用選擇性鎮壓制造白色恐怖。盡管中國出現了一個流亡在海外的第二公共領域，盡管這個公共領域為形成平行社會創造了基礎條件，但這個公共領域目前仍缺乏清晰分工，而且長期處在沒有實際動員力的原子化階段，不但覆蓋中國大陸的參與者群體還沒有恢復社會自組織能力，連海外流亡群體也沒能夠實現有效的社會自組織和跨圈層合作。

反對派構建工作並不能把目光僅僅鎖定在社會動員環節上，因為事實上本土不同政見者和海外流亡群體一直沒有放棄社會動員工作，不管是阿拉伯世界爆發茉莉花革命期間，還是後來的白紙運動期間，社會動員曾多次深入到中國大陸腹地，但是均以失敗告終。究其根源，問題並不在於中國潛在的反對群體無法被動員起來，而是這個群體喪失了社會自組織能力，原因有很多，包括缺乏實際參與熱情、缺乏分工合作、無法克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礙、沒有社會運動方向、普遍喪失了改變社會的信心等等。

恰恰是因為這些個原因，不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流亡群體中，要一蹴而就搞出反對派運動和平行社會才是不切實際的事情。但反對派政治運動卻並非沒有可能。反對派政治運動作為反對派運動的預備階段，要首先回避無效的社會動員以及不專業的政治活動，要將工作重心轉向針對反對者群體的宣傳、教育和培養，使其「再政治化」和「再社會化」。

反對派政治運動不能好高騖遠，不能在反對派運動都沒有形成氣候的情況下就以政權更迭為目標，而是要以培養反對派運動為目標。中共當局現在形成了一種「逼反」體制，不管你有什麼具體訴求，當局統統都以最壞惡意來揣度你的政治意圖，哪怕你打個噴嚏，它也一樣懷疑你要顛覆國家。

既然如此，好高騖遠的目標反而不如具體目標更容易動員社會。事實上前中東歐各國的社會運動也是這樣做的，這是一種務實態度，很少有社會運動好高騖遠以顛覆政權為目標，更多是以人權和社會主權為目標。

即使極權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做出過度反應，把一切反對意見都當成顛覆政權處理，中東歐各國仍大體實現了和平的政權更迭。對於社會運動而言，以顛覆政權為目標過於好高騖遠、難以動員社會，因為對於社會普通參與者來說，其心理障礙不亞於難以接受暴動。

根據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埃麗卡·切諾韋思近年研究成果來看，暴力抗爭對參與者的動員規模要遠低於非暴力抗爭。也就是說，針對事件嚴重程度不同，當局鎮壓和報復手段也會有所不同，多數普通參與者考慮到風險問題，通常更願意以代價最小的方式參與社會運動，更何況實際上社會運動中很大一部分參與者根本就不以顛覆政權為目的。

不管是前中東歐國家的社會運動，還是香港「佔中運動」和「反送中運動」，多數參與者的不滿情緒往往圍繞具體訴求，有明確顛覆傾向的反而是少數激進派。平白無故給社會運動塑造過高目標和巨大障礙，顯然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這意味著更多潛在參與者會因為政治風險太高以及意見不同，轉而放棄參與社會動員，回去繼續做沉默的大多數。

反對派政治運動的「再政治化」和「再社會化」戰略，反而是為了重塑具體的反對目標和反對策略，簡單地說，就是為了給形成反對派運動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

反對派政治運動的核心是創造足以領導平行社會的反對派政治，以及推動平行社會構築工程。但為什麼非要經歷政治運動這個預備階段不可呢？關鍵問題還是出在社會運動長期缺席上。

社會運動長期缺席造成了兩個惡果：一個是社會原子化程度高，另一個是社會對政權依賴程度高。社會原子化和對政權依賴度是一個硬幣的兩個側面，二者也互為因果。

前中東歐國家，雖然經歷過匈牙利革命和布拉格之春遭到蘇聯鎮壓的歷史性挫敗，反蘇情緒、民族主義，以及對共產主義陣營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抵制跟互相響應等等，多種因素共同促成了社會與國家的對立關系。這種情況不僅導致社會從心理上疏遠和抵制政權，還引發了一系列社會運動來形成社會動員和帶動社會響應。

在社會運動席卷全國的規模、強度和頻次等方面，顯然波蘭最為典型；即使在社會運動較少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由反對派精英結成的小團體也形成了一種抵抗精神權威，地下非法出版物流通還幫助這個精神權威建立了實際領導力和號召力。

即使社會運動較少、還缺乏反對派精英團體的東德，其社會與國家的對立關系也十分緊張。此外東德教會還保留著相對獨立的影響力，不僅在政府與反對派之間充當中間人，還為反對活動充當庇護傘。由於這些特點有利於社會動員，1980年代東德爆發反蘇聯部署核武器的和平運動，很容易就促成了反對派聯盟。假如東德不在東歐劇變中因連鎖反應倒台，其政權往後也無法避免會受到社會運動沖擊。

進入1980年代以後，幾乎所有前中東歐國家的反對派都陸續開啟了全面的政治化進程，但是在政治化進程開啟之前，要麼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已經具備了實際領導力和號召力，要麼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動員網絡，具備發動大規模反對運動的能力。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前提都是社會撤回了對國家的支持，並與國家形成敵對關系。

但中國的潛在反對者群體不但自組織程度極低，還彼此無法合作，更嚴重的是普通人集體無意識地高度依賴政權，就算對政府不滿，也動不動要求有關部門管這管那。假如社會獨立於國家之外，往往會自發形成社會運動來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動輒求諸於行政權力。由於中國長期不存在大規模社會運動，也不存在反對派精英團體，幾乎沒有任何個人或組織具備實際策劃和領導社會運動的能力，甚至普遍沒有社會運動經驗。

中國整個社會原子化程度之高，根本不存在一個有能力發起反對運動的社會動員網絡，也不存在其他有效策略將依附於政權和充當政權根基的普通人，從依附關系中剝離出來。正是因為存在這些困難，中國的反對派運動不大可能直接從大規模社會運動開始，反而要從培養反對派骨干群體開始。反對派骨干群體不但可能直接影響社會運動的組織和動員，還有助於形成平行的影響力，削弱普通人對政權的依附關系，也就是削弱政權根基。

同樣重要的是，反對派政治運動的一個關鍵功能就是搭建平行社會，一方面將本土社會和海外流亡社群貫通成一個可以分工合作的有機整體，另一方面將社會的平行替代方案呈現在公眾面前，用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圍和社會氣質，吸引更多本土群體參與平行社會建設，以疏遠和孤立專制政權。

就其另造平行社會的核心功能而言，反對派政治運動實際上就是推動一個「再社會化」進程。其實上述一系列活動都可以用「再政治化」和「再社會化」來概括，這兩種表述講的其實是同一回事：如果說「再社會化」指的是形式上的改變，「再政治化」指的則是組織結構層面的蛻變，「再社會化」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再政治化」。

這裡講的「再政治化」目標指的到底是什麼呢？

中國海內外社群普遍有一種急功近利的躁動情緒，尤其不缺乏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政治熱情，但是在缺乏專業知識和缺乏政治人才的情況下，貿然組建政黨、臨時政府或者流亡國會很容易變成爛尾工程。在普通人理解中，如果不搞這些大而不當的項目，反對活動就好像只剩下線上議論和線下舉牌抗議了。

民間對於政治活動的簡單理解，有一種把政治當兒戲的危險傾向，尤其政黨、政府和國會這種高級別的政治游戲，對專業知識和政治才干要求很高。對流亡組織來說，這方面要求甚至要更高一些，因為這樣的組織既沒有權力基礎，也沒有社會根基和合法性來源，還沒有經費保障機構運行，如果再加上沒有專業知識和政治才干，以烏合之眾的方式糾集在一起的政治組織，很容易演變成群氓政治和勾心斗角。政治家用來解決內部分歧的政治手腕，絕對不能簡單等同於勾心斗角，除了戰略眼光、政治智慧和決斷力之外，談判、斗爭、游說、演講、協調、妥協、結盟、管控分歧等等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尤其關鍵的政治才干還包括在壓力和逆境面前的領導力，這些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隨意駕馭的。人們知道開車需要考駕照，也知道醫生和律師需要考專門的從業資格考試，但是輪到更加危險、更加復雜的政治，怎麼就忽然覺得政治家不需要門檻了呢？

西方國家以選舉或任命等形式上台的政務官也有不少是政治素人，普通人看見這種現象就誤以為政治沒有門檻。有這種錯覺的人不但無視民主選舉對政治素人的考驗和鍛煉，也無視其政治團隊的諸多幕僚和政治顧問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還忘記政治素人也需要公務員系統支持，並且需要跟其他職業政治家結盟。

對於流亡團體來說，有利條件可以說一無所有，而不利因素卻鋪天蓋地：不但沒有接受過政治鍛煉，也沒有充分政治顧問，還得不到職業官僚系統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普通政治素人，憑什麼覺得自己有條件跟成熟民主國家的政務官相提並論呢？

公眾時不時就會看見由一些流亡團體組建的政黨、政府和國會，演變出令人瞋目結舌的鬧劇，即使他們本意是努力學習和模仿民主國家的政治游戲，結果卻荒腔走板、甚至適得其反。這是因為流亡群體普遍缺乏專業知識和政治才干，卻普遍好高騖遠，連政治都沒入門就急不可耐要准備接管國家了，其結果也只能欲速則不達。

這種缺陷再加上缺乏分工合作，使得流亡群體普遍無法形成有效的領導力，不僅無法正確處理內部矛盾，也無法管理團隊。即使他們每個人都對民主原則了如指掌，但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他們不但玩不轉民主，還玩不轉政治，最終不僅集體變成烏合之眾，成員還反而看起來個個都像暴君。

反對派政治運動要推行「再政治化」，絕不是教普通人如何組建政黨、政府和國會，而是培養個體的基礎政治能力和在社會運動中的領導力，其目標是醞釀社會運動。「再政治化」不僅反對一切好高騖遠、乃至過猶不及的「政治兒戲」，還更加強調從零開始重新培養中國社會的平行替代方案。

從根本上講，「再政治化」是要重新整合反對者群體和創造真正的反對派政治。什麼東西才叫「反對派政治」呢？從前中東歐國家反對運動歷史可以看出來，空談反共、解體、獨立等空洞的政治主張，跟空談中國崩潰論一樣，事實上絲毫無助於改變現狀。真正的「反對派政治」，本質不是「反對」，而是「政治」，所謂「反對」只是一種政治屬性而已，但許多人恰恰犯了這種邏輯顛倒的錯誤。這就像要求一個人有靈魂、但是不要求他先有身體；假如一個人沒有身體，所謂的靈魂就是空談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很多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反對派政治最關心什麼呢？毫無疑問，其答案就是形成反對派和發起反對派運動。在反對派運動的預備階段，重新整合反對者群體是「再政治化」必須跨出的第一步。前中東歐各國從1980年代中晚期開始陸續出現半公開的、有意識的反對派運動，但我們不能忽視在那之前的漫長醞釀階段，而反對者群體和反對網絡也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在中國大陸和海外離散群體之間推進反對派政治運動，就是為了開啟這樣一個整合預備階段。在整合預備階段，促成不同個體和群體之間的分工合作跟結盟，將會是第一階段性目標。在形成一個有分工、有合作的反對派關系網絡之後，公眾就會看見一個松散的社會聯盟雛形。在這裡，公眾需要客觀意識到：社會運動的多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特點，決定了其內部分工合作必然是松散的。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哪怕是社會運動規模最大、組織程度最高的波蘭團結工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只是一個松散的聯盟，即使其高效組織的領導層看起來也像個草台班子。面臨鎮壓和生存壓力的社會運動，跟成熟民主國家的政黨、政府和國會有天壤之別，幾乎不可能用政黨、政府和國會的組織管理辦法，來規范社會運動的草台班子特點。有那種錯誤看法的人要麼對社會運動缺少認識，要麼眼高手低、過於理想化。

在第一階段基礎上，利用反對派關系網絡推動有針對性的政治訓練，將會是第二階段性目標。這類政治訓練顯然需要包括如何結社、如何跟他人分工合作、如何管控分歧、如何利用中間人搭建行動者網絡等等。當然，更重要的是通過集體學習，培養社會運動骨干的組織動員才能，以及策略性解決具體問題的基礎政治能力。

在實現第二階段性目標以後，公眾會發現受訓人員掌握了一定組織動員技巧，在應對復雜社會事務方面養成了策略性的思維習慣和務實的政治態度，並且在中國大陸社會和海外流亡社群之間，充當中間聯絡人角色。與此同時，主要反對派群體之間的合作深度加強了，分歧管控能力也提高了。

接下來，第三階段性目標顯然是要搭建平行社會合作框架和形成平行替代方案。在這個階段，公眾會看到反對派團體都在設法游說和培養社會精英和文化精英，這些社會精英和文化精英不僅將鞏固其對平行社會的影響力和領導力，還將吸引中國大陸民眾以及疏遠和孤立政權，以便反對派聯盟贏得社會話語權。另一方面，公眾還會看到經由反對派團體發布的反對意見也發生了明顯轉變：從毫無目的的冷嘲熱諷、謾罵和憤世嫉俗，轉向了更加務實的平行替代方案。所謂平行替代方案，不僅包括具體政策和法案的備選方案，也包括對社會矛盾、性別沖突、區域和地方問題、民族和宗教問題的對話協商，還包括與中國大陸平行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文化觀念、文明修養等等。這些側面顯然對反對派精英團體的政治能力有更高要求，明顯不是普通反對者可以駕馭的領域。

實現第三階段性目標不僅有助於強化反對派群體的合作框架，還有助於形成新的文化認同和削弱專制政權的執政根基。所以，說到「再政治化」，我實際上指更務實的市民政治或者公共政治。

不管是市民政治還是公共政治，都與大而不當的政黨、政府和國會毫不相干，因為市民政治和公共政治主要關系到社會該如何有效組織反對力量，而不是在反對力量尚未形成的情況下，就急不可耐准備接管國家了。不管是市民政治還是公共政治，都離不開社會精英和文化精英支持，吸納反對派精英，再加上利用政治訓練自發培養反對派骨干，平行社會也將有能力在預備階段擴大反對派聯盟的政治經濟影響力。

在這裡采用「反對派聯盟」這種表述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海內外華人社群自組織化程度極低，已有的政治結社嘗試普遍不成功，在這種情況下，比較現實的合作模式是個體與個體結盟，以及個體與松散團體結盟。與此同時，反對派聯盟受制於地理和時空影響，尤其是為了串聯國內與海外社群，也不可避免會呈現出多中心化松散分布的特點。

正是因為這種多中心化特點，反對派聯盟必然是多個中心之間的聯盟，但同時也不一定可能包含所有反對中心，也就是說反對派聯盟並不一定是所有反對者都參與的聯盟。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伊朗流亡國會「伊朗全國抵抗委員會」就有反對派聯盟性質，但在這個反對派聯盟之外，還有一些拒絕結盟的流亡團體，比如由前巴列維王朝皇儲禮薩·巴列維領導的「伊朗全國委員會」，就與反對派聯盟分庭抗禮。以前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也是如此：團結工會相當於是波蘭最大的反對派聯盟，在這個反對派聯盟之外，還有多個反對派團體與團結工會互不隸屬。東德由於長期沒有規模較大的反對派團體，其反對派聯盟就是由個體和松散的團體構成。到1989年，東德的反對派運動已經有超過500個松散的草根團體加入，但這些團體並不都是1990年反對派聯盟成員。這些情況表明，反對派聯盟沒有必要涵蓋社會上所有反對者團體才能叫反對派聯盟；反對派聯盟與其他反對者團體既可能是合作關系，也可能是競爭關系，但只要反對派運動勢頭足夠強大，反對派聯盟依然可能領導平行社會走向最終勝利。

就伊朗的情況而言，到目前為止，不管是流亡的反對派聯盟，還是其他反對派團體， 這些組織主要依靠第一代流亡者個人聲譽和社會影響力。在這些名人退出歷史舞台以後，接續他們的新生代反對力量如果不但缺乏相應的社會影響力，還缺乏領導反對派運動所必須的政治才干。這些過度依靠名人影響力的政治團體不可避免會出現衰落、乃至解體。伊朗海外反對派團體近年頻現內訌加劇的情況，恰恰表明這種衰落的頹勢逐漸顯現。

這種問題在中國的海外流亡群體中同樣非常明顯：六四運動流亡者，主要依靠六四運動建立起作為不同政見者的社會影響力，但是隨著時間流逝，這種影響力也出現了衰退跡象，其中內斗加劇也是社運領導力衰減的表現。等六四運動流亡者淡出歷史舞台以後，新生代不同政見者很難再依靠名人效應來整合社會運動，這時候新生代流亡群體的政治才干就顯得尤為重要，這關系到政治反對運動還能不能延續下去。

另外，不管是伊朗還是中國，如果任由政治反對運動長期孤懸於海外，或早或晚都不可避免會遭遇運動難以為繼的困境，這既是運動長期脫離本土社會所致，也是海外反對者群體對社會運動缺乏領導力的表現。

近年以來，伊朗和中國海外不同政見群體都出現了無休止的互相攻訐和合作障礙，這種情況還表明要在具體政治分歧上實現全社會妥協是行不通的。

先前波蘭知識界在解決社會團體彼此無法合作的難題時，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前面已經講過，波蘭的做法是規避具體的政治分歧，轉而在人權、文化自主權和社會正義等領域，尋求普遍社會共識和達成妥協。實際上無助於改變現狀的政治主張，除了阻礙和無限延遲社會合作之外，可以說一無是處。

除了找准折衷空間之外，由中間人搭建起來的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以及基於反對派關系網建立起來的平行社會，都有利於強化社會團結和減少互相攻訐。

從中國反對派政治運動的三階段演進歷程來看，重新整合反對派關系網，培養社會運動骨干的政治能力和合作精神，推動國內社會與海外社群最終匯合到平行社會裡，這一系列舉措無疑有助於解決不同政見者之間無法合作的難題，也有助於推動跨圈層談判和尋求建立社會共識。

要實現這種轉變並不是依靠公開煽動示威、游行和暴動，而是主要推廣社會互動、文化運動和傳播新的生活方式，是把文化觀念和生活理念趨同的人群，越來越多地匯聚到平行社會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和平進行的社會變革，是沒有硝煙的戰場。發生轉變的是人的行為和社會觀念，沒有人必須為這個轉變做出毫無必要的犧牲。不必每天把「反共」掛在嘴巴上，當一個社會開始恢復自組織能力和打通社會動員障礙的時候，不但社會運動會層出不窮地冒出來，還會陸續加入到反對派運動的時代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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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反對派，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民主國家的反對黨，然後立刻聯想到專制國家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對派。這種直覺肯定不符合事實。

專制國家當然也可能有反對黨。比如現在的委內瑞拉就有反對黨，老馬可仕獨裁統治下的菲律賓也有反對黨。

即使歷史上根本不存在反對黨的前共產主義國家也一樣可能有反對派。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並不是以合法身份存在的反對黨，而是指通常不受法律保護、反而遭當局鎮壓的不同政見群體及其反對活動。這種特殊的社會運動通常以知識界和草根社會為主體，在運動高潮形成強大社會壓力的情況下，也可能促成統治集團內部分裂，使得部分政治精英主動疏離於政權，乃至與當局做公開切割。

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政治」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運動。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前共產主義國家嚴厲禁止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於是就衍生出半公開半地下的社會運動模式——當然也有後來轉入地下的反對派運動。

那麼，在中國有沒有可能推行反對派運動呢？更進一步說，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反對派運動呢？本期節目是第一次完整闡述在中國推進反對派政治運動的理論設計。

首先，我們要結合前面幾期節目解釋中國形成反對派運動的必要性；其次是介紹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運動是怎麼做的；第三是集中闡述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反對派政治運動；第四是解釋反對派政治運動具體需要做什麼；最後，本期節目要澄清社運圈和民運圈的關鍵區別，以便更准確定位反對派政治運動。

本期節目專為反對派政治訓練設計，內容分成上、中、下三節，請觀眾做好心理准備。

我們在先前節目中結合處於國際前沿的政治科學量化研究成果，解釋了為什麼通過武裝暴動實現民主轉型的道路行不通，而擺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出路，不僅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原子化障礙和社會動員障礙，還要遭遇由偏見、陋習、惰性和認知謬誤等因素造成的認知混亂和社會心理障礙。

要克服這些困難，迫切需要從社會文化、思想觀念和認知行為等方面尋求突圍，包括以新的文化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等形式推進社會動員，打通社會動員阻滯環節。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社會運動模式需要突破原有窠臼才有可能打破現狀。

眼下中國的經濟神話正在破滅，早在2014年，經濟學家許小年就已經預言了長期結構性衰退趨勢不可避免。雖然結構性改革近年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熱門議題，但是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講，結構性改革根本上就是制度改革，用其原話說就是要建立一個「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這就意味著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制度改革，結構性改革就是空談，那麼長期的結構性衰退趨勢也將不可逆轉。

顯然，中共當局並沒有進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改革的誠意。這樣的改革不僅要確立市場經濟主體，還要建設法治環境，這就是當局避之唯恐不及的自由化改革，因為自由化改革不僅觸犯到特權階級的利益，還危及到中共政權的執政根基。

在改革停滯、經濟衰退、合法表達民意的渠道被堵死的情況下，生存壓力飆升、社會不滿情緒升高、社會矛盾尖銳等社會問題也將層出不窮。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互相疊加，不僅給在危機期間實現社會合作創造了條件，還形成了催生出社會運動的時代環境，而社會運動的根本職能就是推動社會變革。

但是眼下中國的社會運動存在哪些問題呢？1989年以來，大規模社會運動在中國大陸已近乎絕跡，盡管2022年底在全國范圍內爆發了一場曇花一現的白紙運動。在三十多年時間裡，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要形式是孤立的維權運動、上訪、小規模抗議和新公民運動等等，而轉向海外的民主運動則主要組織營救政治犯、國際聲援和人權控訴等行動。

中國大陸現存的社會運動模式呈現出嚴重的碎片化特點，其根本問題還是出在無法實現大規模社會動員上，即使維權和上訪事件多次達到歷史高峰，也沒有出現維權群體和上訪群體互相串聯，形成全國規模的抗議活動。

社會運動模式碎片化，在其根源上還是社會原子化危機造成嚴重困難。簡單來說，這種困難可以表述成個體和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無法實現有效合作。碎片化的行動模式給中共當局創造了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優勢。轉向海外的民主運動同樣存在嚴重的碎片化問題，比中國大陸情況更糟糕的是，海外民主運動遭到了認知作戰和超限戰擾亂，長期處於無法合作、互相攻訐和反復內訌的泛戰爭狀態。但更嚴峻的形勢是，流亡海外的民主運動由於長期脫離中國大陸，不僅中國社會普遍怨恨和不理解，連海外中國人社群也一樣對之懷有怨恨情緒。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將沒能推翻中共政權的責任，全部推卸到海外民主運動頭上，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在其他專制國家的海外社群中，也一樣存在流亡群體，這些流亡群體做的事情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並沒有太大差別，其主要著力點仍然是營救政治犯、國際聲援和人權控訴。

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海外離散群體也做過同樣的事情，除此之外，他們還積極籌措資金和物資，通過地下走私網絡，踴躍支援前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地面和地下反對運動。除了經濟支援之外，走私違禁出版物、印刷設備和油墨也是常見的支援形式，這些援助繞開了當局的審查和監控，極大地支持了地面和地下宣傳動員活動。在物資和經濟支援方面，中國海外離散群體即使有能力支援，也不知道該支援誰，因為中國大陸長期沒有連貫的社會運動潮流，也不存在一個地下反對運動，把沒能推翻中共政權的責任，全部推卸到海外離散群體頭上，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但這倒不是說中國海外離散群體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在民主運動流亡到海外的三十多年時間裡，離散群體不僅沒能夠形成有效的政治組織、沒有形成分工合作，也沒有利用好自由開放的國際環境繼續探索新的社會運動形式。隨著時間推移和新生代成長，部分早期民運領袖逐漸失去了社會領導力，另一部分則轉型成了人權活動家，在國際舞台上積極參與公益事業，與此同時卻很少有人把心思用在培養新生代社會運動骨干上，更沒有人關心社會運動的未來，而只是寄希望於中共政權自己垮台。人權活動和對政治犯的國際聲援活動毫無疑問是必要的，但是光有這些還不夠，這些活動還遠遠不可能促成中共政權倒台。這時候最可能對中共政權構成實質性挑戰的社會運動反而後勁乏力了。海外離散群體不能說對此沒有責任，因為根據晚清革命活動來看，海外離散群體不僅是籌措革命經費的重要來源，還負責策劃、宣傳、指揮和疏散反抗行動。

現在中國大陸跟晚清情況很相似，在本土組織策劃反抗行動風險太大，這迫使社會運動不得不先在海外離散群體中醞釀政治風暴，然後再將政治風暴引向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早期革命元老包括孫文、黃興、陳其美、宋教仁、胡漢民等人不僅有留洋經歷，還長期在境外或租界秘密組織策劃反清活動。

就此而言，現在的海外離散群體確實沒有盡到相應責任，不但沒有像晚清海外離散群體那樣醞釀反抗行動，也沒有去探索將社會運動從海外引流到中國大陸的可能途徑。面對海內外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升高，流亡的民運領袖們不但沒有采取有效應對策略，反而還將質疑和怨恨稀裡糊涂地歸咎於中共政府的破壞活動，未能正視海外民主運動自身的發展困境和老一輩領導集體的領導力問題。

基本上可以說，離散群體將中國的社會原子化危機也搬運到了海外，內訌、互相拆台、造謠中傷、黨同伐異、狗咬狗等現象在中國離散群體中非常普遍，這種情況使得群體和個體之間的合作變得極其困難。這樣的亂象不要說很難對中共當局構成任何實質性挑戰，北京方面隨便利用一個爭議性事件挑撥一下，就能引起離散群體大混戰。北京當局雖然也給大外宣撥款，但大外宣主要不是用來挑撥中國離散群體的，而是用來塑造虛假國際形象和制造認知混亂，用來對付離散群體的撥款其實微不足道。假如隨便丟一根骨頭就能引起狗咬狗大混戰，實現「二桃殺三士」的效果，實際上就不需要大費周章把離散群體當成主要敵人來對付了。

在這裡可以看出幾個認知錯位：海外離散群體把推翻中共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大陸民眾身上，但中國民眾把沒能推翻中共政權的責任歸咎於海外離散群體無能；部分海外流亡群體甚至還誇大了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中共當局根本沒有把流亡群體當成主要對手，假如隨便挑起一場內訌就能實現「以華治華」的效果，這樣的流亡群體不僅不會對中共政權構成實質性挑戰，反而幫忙抑制了外部威脅。

在此之上，海內外的中國人社群都出現了普遍的怨恨情緒和憤世嫉俗傾向，把無法實現社會變革的責任歸咎於民族本性或者國民劣根性，或者互相謾罵、互相推卸責任。

這種一盤散沙的混亂局面事實上也在幫助中共當局對沖風險。但必須說明的是，像中國海外離散群體這種亂糟糟的情況並不少見，並不見得是因為國民劣根性和文化基因所致。比如伊朗海外流亡群體近年也一樣發生了變化。

根據荷蘭智庫科林根達爾國際關系研究所一項報告顯示，近年伊朗海外離散群體把斗爭熱情轉向了內斗和內耗，即使同一個政治光譜上觀念接近的群體之間也一樣互相攻擊，在此之前，伊朗海外離散群體的主要斗爭矛頭是伊朗政府和親政府人士。

這種轉變與中國海外離散群體近年轉變非常相似，中國海外離散群體這邊也在忙於內斗和內耗。中國跟伊朗海外流亡群體還面臨著同樣的信任危機，因為脫離本土太久，海內外社群之間對彼此的失望情緒和怨恨情緒都在不斷升高。

那怎麼打破這樣復雜糾纏的僵局呢？毫無疑問，首先要考慮的出發點，就是要把離散群體培養成真正夠資格的政治威脅，不但要讓中共當局「二桃殺三士」的離間手段無法得逞，還要將外部威脅和內部威脅串聯起來，對中共當局構成內外夾擊的挑戰。

那怎麼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呢？第一步無疑是要培養社會運動骨干，實現分工合作。沒有經過相當政治訓練的頭腦，不僅容易偏執和固步自封，還容易陷入群氓思維。缺乏專業知識和專業手段，還無法跳出窠臼，用新的策略來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亂象，乃至在遭遇重大挫折的時候失去領導力，致使社會運動失控或者被連根拔起。

所謂分工合作，不但要將社會道路、戰略設計和政治顧問等理論層面交給有能力勝任的人，避免缺乏相關能力的人堆積在同一個領域，滋生大量毫無必要的清談和社會分歧，阻礙社會運動；分工合作還要恰當利用國內社會角色和離散群體角色，最大化發揮職能分工的效用。

中國社會還有一種嚴重的重行動、輕理論的社會偏見，這種集體傾向就是缺乏社會分工合作意識的典型表現。如果社會運動存在清晰的分工合作，不但要避免缺乏理論能力且缺乏專業知識的人堆積在理論領域，還要避免錯誤地要求理論人才和政治顧問人才，毫無必要地卷入沒有成效的社會行動。

我稍後還會講到，部分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也曾將培養社會運動骨干視為關鍵議程，但很多人對此有種典型的群氓思維：他們不但意識不到中共當局政治手段的復雜性和專業性，還意識不到極權國家的反對活動對專業知識和分工合作要求極高，單靠蠻力遠遠達不到目的。中國大陸近期爆出的醫療界丑聞，使民眾意識到醫生的專業技能有多重要，但是換成危險系數更高，更復雜、更致命的反抗活動，中國民眾怎麼反而沒有要求了呢？

由於缺乏專業知識和分工合作，公眾不但無法正確理解和認識社會運動，還會反過來極力阻礙社會變革，或者任由群氓政治將社會運動引入歧途。這裡說的「群氓」跟經濟和社會地位無關，而是關系到反智主義、民粹主義和缺乏政治專業知識。在現實中經常可以看到，即使社會精英也一樣可能只有群氓習性，沒有政治頭腦，凡事本著暴發戶習性橫沖直撞。這些人明明沒有專業知識，卻把自己當成了社會理論家，顯然是沒有擺正其在社會分工中的角色和位置。

通過訓練有素、分工明確的運動骨干來組織和領導社會運動，重新確定海外離散群體和中國大陸社會分工合作，將橫向斷裂的社會串聯起來，打通社會動員障礙，這樣不僅有助於減少國內和海外社群之間的相互不信任，還有助於將海外醞釀的政治風暴倒灌到中國大陸去。實際上，晚清海外離散群體就是這樣做的。

那怎麼才能實現海內外有效串聯呢？劉曉波設想通過尋求最大公約數來實現社會妥協，以便盡可能動員更多人參與社會運動，而劉曉波提出的最大公約數就是言論自由。坦白來講，以某種政治訴求作為最大公約數來實現社會妥協，反而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一盤散沙式社會不但無法合作，還無法妥協。假如每個人都有一個政治訴求，這些政治訴求可能互相重合，但訴求重合並不等於可以分工合作，因為隨便丟一根骨頭過去就能引起狗咬狗大混戰，更何況既不分工合作又不妥協的群體，還可能反過來極力阻礙社會變革，即使這些人名義上反對中共，但只要摻雜一丁點私人恩怨，他們每個人都隨時准備掀桌子內訌，而且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人人都大義凜然。

到目前為止，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運動，仍然是克服分工合作障礙的最佳反抗形式，這是政治科學規律自然揀選的結果。

那麼，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是怎麼組織反對派運動的呢？

首先，我要解釋中東歐社會是怎麼形成反對派的；其次，我要介紹反對派是怎麼運作的。

「反對派」和「不同政見」這兩種表述在冷戰時代同時存在於中東歐各國。捷克斯洛伐克思想家哈維爾雖然同意使用「不同政見運動」這種說法，但是他采取了更溫和的表述，反對把「不同政見運動」的目標設定為政權變更，他認為體制變更只是表面的、次要的東西，體制變更並不能保證社會一定變好；他認為社會變革的根本目標是追求自由、真實、有尊嚴的生活。

哈維爾鼓勵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生活在真實中」，不僅僅是鼓勵個體以忠於自己的方式疏遠和不服從極權國家，還要通過培養互助團結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來重新強化社會紐帶。

哈維爾的溫和表述當然是有理由的，他自己1977年因參加人權活動和簽署《七七憲章》被判刑14個月緩期執行，跟著1978年又因成立不同政見者組織，遭判處四年半苦役。如果哈維爾明確表示「不同政見運動」以推翻政權為目的，其刑期還會更長。

為安全著想，中東歐各國的反抗活動多少都存在相似的表述，避免直白提出政權更迭主張。波蘭反對派運動靈魂人物、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米奇尼克，曾創下一百多次被捕和被暴力毆打記錄。米奇尼克在表述「不同政見運動」的時候，也只敢把目標說成是為推動漸進的政治改革而斗爭。

捷克裔法國政治學家雅克·魯普尼克在1979年還注意到，起初波蘭各方反對力量不願意打出「反對派」旗號，這一點跟其他中東歐國家相似，但後來隨著各種社會群體不斷卷入，社會運動開始越來越關注政治綱領以及戰略和戰術問題，這些情況使得波蘭的「反對派運動」特點越來越突出。到1984年，米奇尼克等人開始正式呼籲把地下反對派運動轉入到地面公開進行，這時候波蘭統一工人黨已經無法鎮壓國內此起彼伏的反抗活動了。

當然，現在中共當局早就汲取了東歐劇變歷史教訓，不僅懲罰手段更加嚴酷，不管你采取溫和表述還是直白表述，其結果都一樣是鎮壓，哪怕舉白紙也一樣會被鎮壓。既然不管要不要以「反對派運動」之名召集社會結果都一樣是鎮壓，樹立反對派旗號作為一種博弈戰略，其社會成效要明顯高出舉白紙被鎮壓。

鎮壓升級並不是說社會運動就完全沒有生存空間了。中共升級維穩手段最多說明社會運動模式也需要升級，而不是說社會運動開展不下去了。要怎麼把社會運動繼續開展下去呢？

首先必須准確認識社會運動本身。1995年，挪威政治學家薩布麗娜·拉梅區分了「不滿」、「疏遠」和「不同政見」三種公共意識，這三種公共意識是誘發社會運動的常見誘因：其中「不滿」不一定含有對體制和政權合法性的質疑，這一點很好理解，比如反對封控的抗議者很多在封控政策解除後就退場了，他們對政策本身的不滿程度，要超過對體制和政權合法性的質疑跟挑戰；相比之下，對政權持「疏遠」態度的人，對體制和政權合法性感到不滿，但不一定具有改變體制和政權的信念，盡管也可能表現出「越軌」或「不遵從」行為；一個人的信念只有在上升成「不同政見」之後，才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挑戰體制和政權。

正如薩布麗娜·拉梅所言，不同政見者一定是疏離於體制的人，疏離於體制一定是因為不滿，但是倒過來就不一定成立：不滿的人不見得疏離於體制，疏離於體制不見得就是不同政見者。有關「不同政見運動」的提法，顯然沒有在中東歐各國取得普遍共識。

1979年，當時流亡英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學者弗拉基米爾·庫欣認為，捷克斯洛伐克政權反對者不接受「不同政見」這種提法，因為他們認為沉默的大多數並不是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的支持者，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經證明了這個事實。弗拉基米爾·庫欣說，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對派相信，政權批評者與沉默的大多數在意識形態層面合流在一起，反倒是捷克斯洛伐克政權領導層在意識形態上被孤立起來了，這些被孤立起來的少數派才是「不同政見者」。

弗拉基米爾·庫欣在這裡道出了「不同政見」這種表述在特定語境中的內在含義：因為在極權國家，「不同政見」通常用來描述在規模、影響力和合法性等方面處於劣勢的少數派或者弱勢群體。相比之下，「反對派」這種表述就相對中立，它至少表達與當局旗鼓相當的對峙，並不存在自我矮化傾向，也不認為自己只能獲得少數弱勢群體支持。

薩布麗娜·拉梅認為，「疏遠」傾向是培養「不同政見」的溫床；相比於「不同政見」，對政權有「疏遠」傾向的群體更廣泛，也能更准確反應社會問題、緊張關系和社會困境，而且他們同樣可能產生針對專制政權的反抗行動。

顯然，薩布麗娜·拉梅講的有「疏遠」傾向的群體不僅包含了「不同政見」群體，也包含了可以跟「不同政見」群體結盟以及可以動員起來的更廣泛人群，這個人口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極權國家的反對派運動支持者基礎。

那怎樣才能識別和找到對政權有「疏遠」傾向的群體呢？

薩布麗娜·拉梅認為有四種情況催生了對政權的「疏遠」傾向，包括替代性社會方案透過文化傳播、政策缺陷引發不滿、意識形態內部分歧以及經濟奇跡逐漸破滅。這意味著反對派運動要識別潛在的可以結盟和可以動員的群體，就需要循著滋生這個群體的具體環境去發展社會聯結。

替代性社會方案透過文化傳播的案例，比如宗教團體、搖滾樂和說唱樂愛好者群體、西方文藝作品愛好者群體，以及人權和普世價值觀念接受者群體等等。政策缺陷引發不滿，在專制社會就更常見了，比如清零政策就在中國引發了白紙運動，而受白紙運動啟發的年輕人就有很多轉變成了「不同政見者」。事實上司法不公以及政府踐踏人權的行徑，也一樣可能引起部分群體「不滿」和「疏遠」，這些人也可能發展成為潛在的反對派群體。

意識形態分歧引發執政根基松動也是常見現象，比如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東德的斯大林主義團體也加入了反抗政府的反對派陣營，而且還公然反對蘇聯，這是相當吊詭的事情；東德其他馬克思主義團體調轉槍口反對政權的也有不少，而反對派陣營裡面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反而指責東德政府奉行斯大林主義，他們討伐東德政府背叛了革命。同一時期，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陣營還出現了民主社會主義分子，這些有民主傾向的社會主義分子，也是從官方意識形態體系中分裂出來的反對派。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放在中國，就好比毛派分子和馬克思主義原教旨派跳出來反對中共政權。

最後，經濟衰退造成的社會不滿情緒也可能造成對政權的疏離效果。這一點可以說是多數人都能想到的，除了經濟危機可能激化社會矛盾之外，財政危機也可能引起體制內群體維權活動，進而削弱政權根基。

如果根據具體環境去分析中東歐潛在反對派群體的產生背景，就會發現其潛在反對派群體成分很復雜，甚至可以說相當多群體是水火不容，因此其實並不能說中東歐的社會運動是民主派與專制政權的斗爭，更准確的說法是「社會反對國家」，或者說是社會通過反抗推翻了極權國家。是什麼情況使得松散的社會群體可以互相合作呢？

2004年，德國政治學者揚·維爾高斯和社會學者迪特勒夫·波拉克，基於對前共產主義國家轉型研究，提出了三種轉型模式：其一是俄羅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轉型模式，其典型特點是舊制度的改革派在反對派群體形成氣候之前，掌握國家政權並主導民主轉型；第二種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模式，其典型特點是在社會運動壓力面前，統治精英集團發生內部瓦解，與第一種模式不同，第二種模式存在一個由多種不同政見團體組成的、松散的全國性網絡，這種全國性網絡聯合發起了政治反對運動，這個反對運動最終主導了社會變革；第三種模式則以波蘭和匈牙利最為典型，在強大的反對派運動面前，黨內改革派精英奪取了國家領導權，而其國家轉型就是在反對派精英與黨內改革派精英達成妥協之後實現的。

就中國眼下可以預見的未來而言，不僅習近平政府將黨內改革派邊緣化，還沒有任何社會壓力大到足以給黨內改革派上台創造契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支持者出來聲援黨內改革派，其結果只能適得其反導致黨內改革派遭到政治報復。也就是說，俄羅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轉型模式並不適用於中國。剩下兩種模式則都要嚴重依賴社會運動作為主要變量來推動國家轉型，這就意味著假如中國未來要實現轉型，即使並不嚴格遵循這三種和平演變模式，也需要依賴社會運動給轉型注入新的變量。沒有引入新變量，社會陷入停滯狀態就會像現在中國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許多人幻想繞開社會變革環節，直接實現政權更迭，就仿佛民主制度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事實上，俄羅斯民主轉型失敗的一個慘痛教訓就是公民社會不健全，因為光是政權變了，人和社會都沒有變，自由化反而還給腐敗、犯罪和道德墮落大開綠燈，結果葉利欽時代還沒結束，俄羅斯人就已經開始懷念蘇聯了。普丁成為俄羅斯總統而且早期受到俄羅斯民眾普遍支持，很大程度上符合俄羅斯社會對政治強人重歸蘇聯榮光的期盼，而普丁早期確實不負眾望結束了內亂，還重建了經濟和社會秩序，重振了國家信心。

中國這種人口和經濟體量，比俄羅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全部加起來還要龐大，其社會矛盾比這些國家要更加復雜，公眾怎麼可能放心把新政權交給一個舊社會呢？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反面教材，當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與議會斗爭失控的時候，俄羅斯人抱著看狗咬狗的憤世嫉俗心態看熱鬧。公民社會本來可以出面干預政治斗爭失控問題，結果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沒有主動站出來捍衛憲政和民主制度。

試問在公民社會同樣缺失的情況下，中國民眾如何保證民主轉型不出現俄羅斯那種憲政危機呢？一旦出現新的憲政危機，一盤散沙的社會如何出面阻止斗爭失控導致國家轉型失敗呢？

如果轉型過程中一帆風順還好，假如社會轉型跟俄羅斯一樣遭遇嚴重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比如遭遇治安混亂、犯罪率飆升、極度通貨膨脹、失業率暴增、全面返貧、政治暗殺猖獗，以及因少數民族自治權或獨立公投談判破裂，導致民族仇殺和種族清洗等等，假如遭遇以上種種危機，新政權統治下的舊社會會不會重新懷念舊政權呢？會不會重新呼喚政治強人來結束內亂和恢復高度中央集權的寡頭統治呢？

就中東歐和平演變的成功經驗來看，蘇聯忙於阿富汗戰爭，沒能出兵鎮壓中東歐各國，這種外部環境創造了歷史機遇，但是並不等於有歷史機遇就一定會實現國家轉型。假如中東歐各國並沒有社會運動作為內部變量來鼓舞各自國家以及互相打氣，而是跟現在的中國一樣，即使出現歷史機遇，一潭死水的社會也抓不住機遇，那麼東歐劇變還會發生嗎？你怎麼可能幻想一潭死水的國家平白無故就發生劇變呢？

眼下中國就有不少人過度關注外部變量，完全忽視內部變量的決定性作用，這種行為不僅是政治幼稚病，還是集體心智不成熟。一個典型案例就是，中國在三年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面臨嚴重內憂外患，可以說遇到了歷史機遇期，但是中國改變了嗎？一場轉瞬即逝的白紙運動確實沖垮了中共的封控政策，給社會變化創造了新的內部變量——但是這個內部變量轉瞬即逝，它沒有堅持到發展成為一場反獨裁、反專制的政治運動，而是在達到解除封控目的之後，就因為大面積感染而突然中斷。

雖然不少人指責白紙運動虎頭蛇尾，而且也確實是被不可抗力因素打斷，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即使出現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加上國際社會的敵意，無效的內部變量沒有能力抓住歷史機遇一舉實現社會變革。那要怎樣才能強化內部變量的推動作用呢？中東歐歷史仍然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政治礦藏。

我在前面引用的揚·維爾高斯和迪特勒夫·波拉克，聲稱中東歐沒有形成社會運動組織，還說中東歐沒有真正形成反對派。這些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甚至與他們自己的說法自相矛盾，他們這樣論斷仍然是拿西方國家的組織標准來硬套中東歐模式。事實上，這兩位研究者同樣承認，中東歐國家不但通過地下出版物建立了多個地下通訊中心和地下通訊網絡，還搭建了反對團體以及由多個團體構建的群組網絡。

兩位研究者雖然說中東歐由多個團體構建的群組網絡是去中心化的，但是也承認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都出現了政治上的反對派精英核心群體，這些人最終為1980年代末正式形成政治反對派創造了條件。

也就是說，即使兩位研究者認為中東歐的政治反對派直到最後才正式登場，但反對派精英核心群體卻不是在1980年代晚期才突然冒出來的，而是在長期社會運動過程中，用務實的思想理念和組織行動戰略，實際主導了社會運動方向和進程。也就是說，即使認定中東歐社會運動模式有去中心化特點，也不能否認這些社會運動是由團體和群組網絡實現有效合作和組織的結果，更不能否認反對派精英群體對這些團體和群組網絡的直接影響。

另外，「去中心化」這種表述相當含糊，其誤導性也十分明顯，尤其親歷過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大陸人，不少人誤以為「去中心化」是無組織、無策略、全憑個體自覺的原子化叛亂。實際上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下屬所有反對派黨團組織都在充當組織和動員角色，這種互相合作、共立聯盟的做法實際上並不是原子化叛亂，而是有組織、有結構的多中心化網絡系統，這才是香港社會實現有效動員的關鍵。一個證據就是：在中共瓦解和摧毀香港各大反對派組織之後，香港社會失去了自組織能力，根本無法靠個體自覺發起原子化叛亂。

這種處境與現在中國大陸完全一致，中國大陸摧毀社會自組織能力的一系列行動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由於社會無法再像1980年代那樣公開合法地組織和動員，社會運動就退潮了。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運動絕不是去中心化的原子化叛亂，而是有組織、有結構的多中心化網絡系統，這些中心之間形成了密切的合作關系和動員機制。與香港先前默許社會自由結社不同，前中東歐國家大部分時間禁止自由結社，尤其早期零星的結社活動，互相之間缺乏合作，結果遭到當局嚴厲鎮壓和抓捕。但是隨著社會運動互相響應、互相合作，反對團體和抗議活動此起彼伏、層出不窮。除此以外，地下出版物和地下活動也在發揮巨大的社會動員效果，頻繁鎮壓和抓捕已經沒有辦法遏止已然形成時代浪潮的社會運動。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瑪麗簡·奧薩，專門研究過波蘭反對者群體構建的社會網絡。這個反對者網絡最早是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初露雛形的，直到六十年代，波蘭社會發生的多起抗議活動還具有互相隔離、互不合作、各自為戰的特點。這是列寧主義政權通過各種限制手段制造的社會原子化效果，旨在孤立個體和孤立社會抗爭，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層出不窮的維權和抗議活動也具有這種典型特點，各個群體和抗爭活動之間沒有合作、沒有互相響應，互相孤立、各自為戰，其結果也毫不意外，各個反抗活動均被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波蘭1966年天主教會抗議、1968年學生運動和1970年工人罷工也是這樣，這三起反抗活動並沒有互相合作，也沒有得到其他社會群體響應。除了鎮壓之外，波蘭當局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宣傳攻勢抹黑這幾起孤立的抗議活動，一邊指責境外勢力煽動，一邊歪曲抗爭活動，還一邊發動工人發起支持政府集會。

整個五十年代，波蘭只有幾個很小的天主教團體從鎮壓活動中死裡逃生，其他市民組織全部被當局各個擊破，直到1966年，除了剩下那幾個天主教團體，波蘭社會也沒有其他結社活動。

波蘭的天主教反抗者組織起初由四個很小的團體組成，其中三個團體有自己的刊物，剩下一個團體則是天主教知識分子俱樂部。這四個團體看起來很小，但是擁有自己的刊物就相當於掌握了通訊、宣傳和聯絡中心，而且各個團體之間還至少有一到兩名中間聯絡人，這些聯絡人把這些小團體聯結成了一個小型的反對者關系網。

波蘭天主教小圈子由於價值觀念和信念趨同，在鎮壓面前展現出相當高的韌性，在1966年抗議活動中，波蘭當局一邊騷擾、抹黑和破壞天主教會組織，一邊禁止其他社會群體支持天主教團體的抗爭活動。即便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天主教反抗者網絡依然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但參加1968年學運的三個學生組織則先後被全部逮捕判刑，至於1970年工人罷工則遭到波蘭當局開槍鎮壓，沒有任何組織像天主教團體那樣頑強生存下來。但這絕不是說天主教團體在波蘭社會運動中充當中流砥柱，其真正的榜樣性示范效果在於推行了高效的組織動員策略，這種策略的典型特點，就是利用中間聯絡人解決了各組織之間不能合作和各自為戰的問題。

1988年，意大利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多納泰拉·德拉·波爾塔，在研究意大利極左翼恐怖組織和秘密政治組織的時候，也發現了這種以人際關系紐帶聯結社會團體的組織動員策略。

近年還有學者從美國獨立戰爭之前的政治活動中，也看到了同樣的組織動員策略，其中就有一批傑出的政治掮客，比如實業家保羅·裡維爾和醫生約瑟夫·沃倫，是這些人將未來領導美國獨立戰爭的思想家和行動者圈子聯結起來，促成了各方合作。

2003年，德國社會學家赫爾穆特·安海爾發現希特勒的納粹黨在早期發跡的時候，也采用過相似的策略，利用掮客來迅速發展組織網絡和擴大社會運動規模。

你不能因為部分實施者臭名昭著，就否定這種組織動員策略自身的有效性，因為事實上波蘭天主教團體的組織動員策略，直接決定了將來波蘭團結工會和反對派運動通過有效合作推翻極權國家。這種策略在東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社會運動中，也得到不同程度推廣，其中掮客或者中間人不僅充當維系多個政治組織的紐帶，還充當通訊、談判和協調作用。

當人們講社會團結的時候，社會團結事實上是通過多個中間人建立的非正式關系網來實現的。如果缺少這種中間人角色，不同團體之間就會暴露出水火不容、無法合作的弱點。另外，在沒有獨立工會、沒有獨立學生會、沒有獨立工商聯合會及其他獨立社會組織的國家，無法公開合法地宣傳鼓動罷工、罷課、罷市活動，這時候，由無數中間人搭建的非正式關系網，也一樣可以承擔組織動員工作，其組織動員效率取決於反對派運動向社會各個環節滲透程度。

但光是組織動員策略，並不足以概括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反對派運動的全貌。單以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為例，知識分子在反對派運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領導作用。1981年戒嚴令以後，波蘭甚至可以說依托知識分子和地下反對派運動建立了一個平行社會。

對於波蘭來說，歷史轉機發生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在其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領導下，開始嘗試推進政治民主化改革，史稱「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引起蘇聯和華約成員國眾怒，同年8月20日，華約成員國武裝力量在未發出任何事先警告的情況下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逮捕了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改革派代表人物，可以說是聯合絞殺了「布拉格之春」。

這件事情對波蘭社會和其他中東歐國家產生了巨大心理震撼。如果說1956年蘇聯出兵血腥鎮壓匈牙利革命，堵死了通過武裝暴動來推翻列寧主義政權的出路，那麼華約組織聯合絞殺「布拉格之春」，又再次堵死了通過自上而下改革來實現民主化的出路。

面對接二連三的挫敗和令人沮喪的國際環境，波蘭知識界開始反思1966年天主教會抗議、1968年學生運動和1970年工人罷工失敗教訓。1975年35國聯合簽署《赫爾辛基協議》，該協議專門提到要求簽署國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波蘭知識界搶先嗅到了國際環境微妙變化創造的歷史機遇。《赫爾辛基協議》才簽署不久，波蘭公共知識分子米奇尼克等人就開始通過一系列地下寫作和居間調停活動，解決了左翼知識分子群體與天主教會團體之間的嚴重分歧和無法合作的難題。

1975年12月19日，波蘭當局宣布了一系列憲法修正案阻斷政治改革希望。波蘭知識界與天主教團體先後發難，集體反對憲法修正案，這算是波蘭社會第一次嘗試互相配合。跟著1976年6月又出現了另一次更重要的歷史機遇，這一年波蘭經濟開始由盛轉衰，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對形勢發生了誤判。6月24日，當局正式宣布將於27日起，將1971年凍結的全國食品價格平均提升60%，結果通告發出第二天波蘭就爆發了工人罷工和抗議活動。這一波抗議活動被認為具有裡程碑性質，不但第一次促成了工人和知識界聯合，還把知識界跟天主教團體及其他零星組織，整合進「工人維權委員會」這個合作框架之內。

這個「工人維權委員會」是反對派聯盟的早期形式，也是未來「團結工會」的前身。「工人維權委員會」利用灰色地帶迅速擴張，尤其重要的是支持和推動了大批地下出版物，這些地下出版物為波蘭反對派運動創造了最重要的宣傳動員攻勢，後來團結工會時代更加層出不窮的地下出版物也延續了這一傳統。

波蘭知識界跟其他反對團體是怎樣實現合作的呢？借用社會學家瑪麗簡·奧薩的話來說就是：雙方在追求「社會反對國家」這一立場上實現了折衷。換句話說，就是把「公民社會」的自主權當成實現反對派各方妥協的中間道路。瑪麗簡·奧薩形容圍繞公民社會建立的一系列共識，是波蘭反對派的一種政治理論，這種政治理論成了實現社會聯盟的最重要推動力。

從「工人維權委員會」的地下宣傳資料可以看出來，其意識形態設計故意采用了模糊表述來彌合各方分歧，其宗旨則轉向人權、文化自主權和社會正義等領域，回避了公開的政治主張，而且將重心放在如何爭取社會的獨立自主權等方面。

這是相當務實的做法。不能付諸實踐的政治主張，除了阻礙和無限延遲社會合作之外，沒有一點實際作用。回避具體政治主張，反而規避了不同團體的政治分歧和利益沖突。畢竟波蘭的反對派聯盟集結了先前參加抗議活動的左翼團體、學生運動和天主教組織，其意識形態涵蓋了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政治光譜，要在這些具體政治分歧中間找折衷空間是非常不現實的事情。

當然，也不能忽視中間人和反對派關系網，在搭建合作橋梁方面起到的促進作用。根據瑪麗簡·奧薩的研究，在1976年至1981年間，由中間人串聯起來的波蘭反對派組織和關系網不斷進化，其復雜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1966年。這種情況不但表明波蘭反對派運動自身有了顯著成長，還意味著社會團結合作程度顯著加深。1976年抗議活動結束以後，工人運動雖然名義上跟其他社會團體結盟，但是反而從社會運動層面消失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在此期間擔當社會運動主力的是知識分子和學生運動，雖然規模仍然很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期間學生運動一邊要求追究1976年警察濫用暴力鎮壓工人運動，一邊抵制由政府扶植的學生會，同時也在反抗由黨國教育權威對知識和教育的壟斷跟迫害。

1977年10月，波蘭知識界開始有人嘗試復興波蘭19世紀末的「飛行大學」傳統：一些被大學開除的學者開始在私人公寓開課，教授被國家教育體制壓制的思想學說，其招收的學生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因家庭成分歧視被禁止入讀大學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有自由思想或者已經投身學生運動的大學生。

「飛行大學」與同時期其他組織一樣以地下活動方式展開，授課時間和地點不斷變更，靠人際關系和秘密通訊互相聯絡，即便如此，也一樣受到當局嚴密監視和持續騷擾。1978年，在58名知識分子推動下，「飛行大學」以「科學講座學會」名義秘密成立，其地下教學活動一直延續到1981年因戒嚴令終止。

但「飛行大學」並不是單純的私塾性質，它不但發行地下非法出版物，還有秘密結社性質。前後參與「飛行大學」活動的不僅有超過40名大學教師，還有將近40名記者、文藝批評家、小說家、詩人等其他社會精英。另據近年研究顯示，其聽眾規模累計可能達到1000-1200人。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波蘭地下反對運動思想最活躍的政治風暴中心。這個圈子裡面的重要成員，日後不但為團結工會運動充當談判代表和提供專業顧問意見，還成長為將來波蘭反對派運動的關鍵理論家和重要領導人。

這個圈子的傑出成員名單有很長，除了米奇尼克堪稱波蘭反對派運動靈魂人物之外，還有後來在第三共和國出任總理的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以及後來的勞工和社會政策部部長雅采克·庫隆、後來的外交部長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後來的駐奧地利大使和外交部長瓦迪斯瓦夫·巴托謝夫斯基、後來的文化部長安德烈··切林斯基等等，這些還不包括在第三共和國時期淡出政壇的其他重要反對派活動家。

毫無疑問，「飛行大學」不僅是波蘭反對派運動的人才搖籃，甚至還培養了一批政治家和社會精英。差不多同一年，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現了「帕托契卡大學」，其組織形式和性質與波蘭的「飛行大學」很像。同一時期，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出現了類似「飛行大學」這樣的學習、教育和結社活動。

出現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的，也不一定是各國反對派互相學習的結果，因為就算沒有出現「飛行大學」的國家，也出現了與主流文化平行的反主流文化。最遲從六十年代以來，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和蘇聯，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這種奇怪的社會現象。有時候這種現象被稱為「平行社會」、「平行政治」、「平行政治組織」或者「獨立社會」，有時候也被稱為第二社會、第二文化、第二公共領域、反主流文化、第二經濟等等。就這些概念的具體使用語境來說，各國確實存在許多差別，但這些概念有諸多家族相似性，其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充當社會變革的平行替代方案。

不管是在地下運作，還是抵攏到極權政府鼻子底下，這些平行替代方案不僅提前預演未來社會變革的前景，還幫助社會提前進入變革狀態。不少人想象的社會變革是政權先垮台，然後社會才能改變，但是單就前馬列主義政權倒台歷史來看，其先後順序恰恰是反過來的，也就是說，是先改變社會才導致政權變色。

前中東歐國家湧現這些平行替代方案，恰恰就是社會變革正在進行的征兆。社會變革並不必然發生在政權更迭之後，先出現社會變革反而給政權更迭創造了條件。這是因為這些平行替代方案實際上是由政治反對運動潛流推動的，不管是依托地下非法出版物宣傳變革思想來動員社會反抗，還是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用「生活在真實中」來號召中東歐人民主動孤立政權和疏遠主流意識形態，平行替代方案不僅與政權所主導的表面社會競爭國家主導權，也蠶食和削弱這個虛假的表面社會。就此而言，將平行替代方案的支持者稱之為「反對派」是沒有問題的。

參與建構平行替代方案的群體，也在以不同形式參與「反對派運動」。從「飛行大學」到地下搖滾音樂活動，從民權運動到地下非法出版物，從「反政治的政治」到「社會對抗國家」，從心態上疏遠表面社會到強化反對群體的內部聯結，「反對派運動」並不是僅僅圍繞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進行的，而是一場由平行社會發起的全面反抗，滲透到思想、文化、經濟行為、社會行為等各個層面，有賴於各個領域分工合作。

但這裡講的「平行社會」主要是一系列地下活動的總稱，但其實平行社會也可能與政權所主導的社會處在犬牙交錯之中；之所以說它們平行，是因為它們在價值觀念、社會行為、公共道德以及支持者群體等方面無法重合，反而互相對抗。毫不誇張地說，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運動」是一場系統性調試，它考驗的是一個國家是否有能力平穩過渡到平行替代方案之上。作為這場系統性調試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各領域分工合作同樣關系到社會運動成敗。

前中東歐國家的社會運動在社會分工合作方面，同樣取得了耀眼的成績。比如波蘭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群體承擔的角色是思想生產、運動戰略設計、組織經驗與政治顧問、地下宣傳刊物編寫，以及為工人運動培養骨干人才等等；工廠工人則負責響應知識界號召，在工運領導人才組織下發起罷工行動；地下印刷機構則在知識界、工人團體和其他社會團體之間，印刷和分發地下刊物、罷工信息、運動綱領，以及維持各個環節資訊暢通；天主教會機構則為秘密聚會提供公共空間，並且充當中間聯絡人和國際聯絡渠道，很多時候也充當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調停者和第三方談判者；女性和後勤網絡則負責照料被捕者家庭，充當現場聯絡、資源募集以及補充社會動員工作；海外流亡群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則承擔國際輿論、資金援助和對外宣傳工作；一些公民社會組織則承擔提出改革方案、參與咨詢、推動對話等分工。

清晰的社會分工合作，將有相應能力的人群放在最合適的社會角色上，不但合理利用了社會資源，還有效避免毫無必要堆積起來的社會分歧演變成行動阻力。

本期節目內容過長，共分成上中下三個章節，請繼續關注後面兩個章節。觀眾也可通過本期視頻簡介了解各章節主要內容。

這些參與内訌和互相結仇的不同政見群體和個人，永遠在指責其他人，尤其對互相拆臺樂此不疲：在向其他不同政見者潑髒水、抹黑和謾駡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大義凜然；但一旦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就跳脚大駡，乃至撒潑打滾兒。在這樣糟糕的輿論環境中，每個人都想裝大義凜然，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輪到自己被攻擊的時候，而且其他人也跟他自己看別人笑話一樣冷眼旁觀。

捲入到這種毫無意義的網絡駡戰（也有人把污衊、誹謗和互相拆臺當成「批判」，這就十分離奇了），最終效果就是以眼還眼，導致所有人都成了瞎子。

這種惡劣的輿論氛圍，與中共政權日漸緊縮的壓迫一樣令人窒息和絕望。於是就有憤世嫉俗群體跳進來大殺四方，逮誰咬誰。不同政見群體畢竟這麽不爭氣，憤世嫉俗者當然有理由看不起他們。但是隨著憤世嫉俗的音量漸長，更加惡化國際社交媒體上面的輿論環境，一種悲觀情緒在海内外各大中國人社群中普遍蔓延，而悲觀情緒又進一步反噬，又給網絡戾氣喂蠱，進一步助長網絡駡戰，網絡駡戰又更進一步刺激憤世嫉俗……如是往復循環。

這種局面是不是牢不可破了呢？不同政見群體和個體之間互相「狗咬狗」，與社會現狀會不會被打破並沒有必然關聯。清末不僅革命黨人跟保皇黨人之間有「狗咬狗」，各個革命團體之間也一樣「狗咬狗」。其中互相攻訐的最常見形式至今仍然流行，包括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互相推卸責任、互相割席、互相辱骂等等。

1902年，康有為門生歐榘甲在《大同日報》連載長文《廣東獨立脫離滿清羈絆之說》，鼓吹十八省獨立，後以《新廣東》之名集結出版，致康歐二人割席。可見因為意見分歧就互相割席的情況並不是現在才有的。

另外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的情況在清末就更常見。比如歐榘甲1904年在《大同日報》上發文毫無依據痛斥孫文借革命之名詐騙，稱其為「假革命黨」，呼籲洪門致公堂和各大會社與孫文割席，結果歐榘甲遭致公堂領袖黃三德報復，將其從《大同日報》開除。

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失敗，法國殖民當局押解600多名義軍俘虜至新加坡安置，孫文與新加坡華僑籌錢將這些人安置在中興石場，孫文自己這時候財政也入不敷出。結果，陶成章這時候跑來跟孫文要2000銀元充《民報》經費，孫文將私人手表、衣物一並交予陶成章變賣。不久，陶成章更是獅子大開口，伸手向孫文要50000銀元，孫文此時接近破產。陶成章遂以蘇、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名義向南洋各國華僑籌款，但因經濟危機等問題，華僑捐款微薄。陶成章毫無依據地認定是孫文從中作梗，憤而糾集五六人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上發文痛斥孫文三種十二項罪狀，包括懷疑孫文藏有巨款、「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等，要辭退孫文同盟會總理職務。陶成章跑到日本向華興會首領黃興控訴孫文，遭黃興痛斥。心懷怨恨之下，陶成章聯合章炳麟印刷大量傳單，寄送南洋和北美等地控訴孫文貪汙錢財。後來，寄居越南的中國革命黨人發表《河内公函》回顧廣西、雲南起義來龍去脈，以大量確鑿事實證明陶成章誹謗。

陶成章這樣的人，因為猜忌或稍不如意就割席，因為私人恩怨就挾私報復，一挾私報復就不擇手段上綱上線，這樣的情況在現在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也一樣很常見。甚至連用詐騙、斂財做抹黑手段，也一百多年沒有長進。

除了這些之外，孫文、黃興、宋教仁也曾因為意見不合發生内訌或互相推卸責任。其他革命組織互相間内訌更不絕如縷。孫文當然也背負著「遙控革命家」駡名，這種情況與現在海外不同政見群體的待遇完全一樣：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詭辯，誘騙孫文及其革命黨同志回國被捕，則革命不成；誘騙中國的海外不同政見群體回國被捕，其結果也一樣。這種嚴重迫害不同政見群體的大環境，迫使政治流亡者將戰線延伸到海外；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回到本土，除了大批增加政治犯和延長關押年限之外，並不利於在中國推動社會變革。也就是説，這種統治環境就注定了中國的社會變革必然要依托海外流亡群體和本土配合，不可能單純依靠本土反抗，因為地下活動組織者開個會也會有被一鍋端掉的風險。

本土反對派與流亡反對派群體通力合作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並不少見。比如流亡瑞典的核物理學家弗蘭迪謝克·亞努赫（František Janouch）就曾協助前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運動向捷克斯洛伐克走私違禁出版物和印刷設備。像這樣的事情很多，東歐國家社會運動群體（包括地下反對派運動）與海外流亡群體互相合作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以走私違禁出版物為最。蘇聯流亡團體還繞道波蘭團結工會走地下管道偷渡違禁出版物到蘇聯。這些違禁出版物為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反政府宣傳提供了有力保障，因為沒有這些宣傳，就沒辦法把社會動員起來。

現在中國與當時東歐比存在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中國本土社會運動長期絕跡，大量維權活動和集體上訪分散進行，不但沒有彼此合作，還被各個擊破，但最主要的區別還在於地下反對派運動缺失，使得海内外無法合作。東歐反對派運動當然是受到法律禁止的，而且受到當局嚴厲打壓和不斷破壞，但由於社會運動一直沒有斷絕，每一次社會動員都直接激活一次反對派運動，而且不斷促成不同形式的社會團結。

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由於輿論審查和社會監控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大反對派組織内訌，即使這些反對派内部也存在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分歧，惡劣的社會環境反而迫使各個組織互相合作、互相掩護。

社會運動長期缺席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其中一個是本土至今沒有形成反對派，另一個就是海外流亡群體由於環境壓力缺失，就毫無顧忌地内鬥，這一點几乎是重現了清末海外革命黨的歷史悲劇。這種内鬥，不但瓦解了海外對本土的影響力和滲透效果，還結結實實地削弱了流亡群體對中共政府發起的挑戰。

令人痛心的是，中國流亡群體至今仍以互相拆臺和「狗咬狗」為日常娛樂，不但與社會行動為敵，還以社會變革為敵，對自己這邊的人極盡攻訐之能事，最終各人皆逞智叟、小人之小聰明。

要終結這種紛亂局面，除了提高社會運動骨幹的承壓耐受力之外，也需要各人儘其所能減少輿論環境惡化。培養海内外互信和合作精神也是當務之急，如果互不信任，則不但社會運動開展不起來，社會怨恨和不信任還要持續加劇。參加過白紙運動的人在這方面深有感觸，社會運動起來的時候鼓舞社會，落潮的時候引發怨恨回彈。這其實沒有什麽好奇怪的。

總之，從中國的現有情況來看，海内外不同政見群體互相怨恨和内訌並不見得就是十分悲觀的事情，這是社會運動本來就要面對的問題，與其他國家只是環境差異和程度深淺之別，並不存在什麽本質差別。流亡群體在沒有承受足夠壓力和風險的情況下出現散漫和内訌並不奇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講，正常民主國家和開放社會也很難出現民意高度統一的情況。假如把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想象成一個多黨派社區，陣營越多，每個陣營分到的選票就越少，結果也會顯示出每個陣營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

社會變革也一樣。社會變革並不需要每一個人投贊成票。當社會形成變革的氣候之時，極端保守派和偽民主真守舊的頑固派也只能螳臂當車。推翻滿清，建立新國家的時候，遺老遺少們就算跳脚大駡也不會駡死新政權。同樣，當社會變革形成氣候的時候，内訌和分歧也一樣會被時代洪流衝走。歐榘甲和陶成章之流也沒有辦法阻擋時代洪流。

只是要特別警惕：我們究竟是只要中共政權倒臺、要舊社會重新洗牌呢，還是重新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不需要等中共倒臺再去磨磨蹭蹭推進，從現在開始、從我們自己開始、從自覺自律開始、從停止内訌開始……實際上我們已經具備自己改變自己（從自己身上移除極權主義土壤）的條件，這取決於個體的主動意願。

在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我們先來講一個夢。

大概兩年以前，我做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夢。我夢見跟老師和同學幾十個人組成了一個旅行團，由於我們的大巴車晚點，我們著急趕飛機，所有人一下車就向航站樓狂奔，沿途有人橫穿馬路、有人摔倒、有人跟其他人撞在一起。

這本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是我們搶在最後一刻登上飛機之後，我卻感覺背後有人朝我使勁翻白眼，我回頭一看，那些竊竊私語的人立刻不說話了。過後有人跟我指出了這件事情，看來並不是我有疑心病，但是我並不理解：為什麼上一刻還好好的，下一刻就怨恨起來了？那人跟我說，我前面有個陌生人在台階上沒踩穩，一屁股摔下去了，雖然台階只有幾級，他們說我假裝沒看見就跑過去了。明明跑在我前面的幾個人是最有可能扶那個人一把的，為什麼偏偏我成了被針對對象呢？於是我就在夢裡一一數落他們每個人虧欠我的地方，最後我說：「我為你們掏心掏肺付出那麼多，現在你們因為一件小事情就針對我，你們對得起我嗎？」

當然，這只是一個夢，它裡面沒有什麼邏輯可言，但是醒來之後我卻久久難以釋懷。後來我時不時就會想起這個夢，還莫名其妙地覺得又羞恥又怨恨。但是實際上我早就理解了那則夢蘊含的寓意。這種因為一件小事情就割席斷交的情況在現實中十分常見，尤其常見於公共討論領域，人們往往因為一言不合就惡言相向，甚至連私下素有交情的朋友之間也可能因為意見分歧反目成仇。

從斯多葛學派的觀點來看，這種狀況十分典型，問題的症結就在於不加約束的情緒容易失控。假如任由這種不加節制的情緒化現象泛濫成災，我們可以想象一切公共討論都會陷入癱瘓，而社會無法走出一盤散沙困境，就會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泛戰爭狀態。那麼，怎麼來解決這些難題呢？顯然，我們需要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要首先改變人本身。

我們在上一期影片不但解釋了人的文化屬性和社會人格可以改變，還在哈維爾主義基礎上，提出了進行公民政治訓練和推動反對派政治運動的必要性。但是哈維爾沒有告訴我們，具體應該怎樣培養政治上的反對派，以及怎樣給反對派進行政治訓練。

在本期影片，我們就嘗試將斯多葛主義的「思想技術」應用於反對派政治訓練。從微觀層面來看，斯多葛主義強調重新塑造個體和強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結。你當然可以說，這樣做有助於建立一種政治上的斯多葛主義來形成反對派凝聚力。但是從根本上來講，斯多葛主義政治訓練關系到我們如何重建一個一盤散沙的社會，關系到我們如何動員這個社會來反對極權國家。

在開啟今天的話題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斯多葛主義的特點。首先，我們不能否認，歷史上的斯多葛主義者不但可能有師承關系，其許多代表人物還有思想上的傳承關系，但斯多葛主義嚴格來說並不是某種單一思想，而更像是一套「思想技術」和生活哲學。正是因為有這個特點，斯多葛主義者可能表現出高度相似的個體行為，但在思想立場上也可能截然對立。

以古羅馬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法案為例，這項改革大致體現了早期斯多葛派思想家支持的平等主義觀念，因為法案要求限制土地資源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並且主張把超出個人限額的土地重新分配給平民。顯然這項改革關系到重新分配富人土地的合法性問題，毫不奇怪會遭到以小西庇阿為首的保守派陣營激烈反對。小西庇阿圈子裡的一個重要謀臣帕奈提烏斯，就是當時頗有名望的斯多葛派哲學家。帕奈提烏斯和以後受其影響至深的西塞羅都認為，掠奪富人私產分給窮人反而違背斯多葛派信仰的正義原則。他們甚至說即使提比略·格拉古這樣做完全合法，處死他也是他活該。這種情況實際上表明，斯多葛派思想相當博雜，很難有哪一種思想足以概括整個流派。恰恰因為這種博雜特點，一些思想家究竟應不應該納入斯多葛派范疇，就會引起爭議。

那麼，憑什麼判定一個思想家屬不屬於斯多葛學派呢？除了依據有據可查的師承關系和思想傳承關系之外，比較常見的做法就是遵循斯多葛派生活哲學理念，以及參照榜樣和教義進行思想訓練。後面這兩種情況是近現代斯多葛主義復興的重要手段，這是因為近現代社會逐漸淘汰了古代師承關系，期間哲學還經歷過幾次脫離世俗社會的轉型，對於現在的普通人來說，要成為斯多葛主義者更多靠的是自主訓練配合引導式訓練。那麼，斯多葛派哲學訓練到底有什麼特異之處，我們憑什麼相信它有助於反對派政治訓練呢？

如果把斯多葛主義當成是一種應用於政治訓練的「思想技術」，其最重要特點就是克制情緒波動和培養政治理性。這與當代斯多葛主義復興浪潮一脈相承。在這個復興浪潮中，斯多葛哲學通常被當成是一種哲學治療和心理治療手段，尤其是認知行為治療將斯多葛哲學視為其最重要的哲學源頭之一。

作為心理治療干預手段，斯多葛哲學也被用於為美國軍方和公共安全部門服務，特別是用於作戰應激損傷治療和增強心理健康等項目。不僅如此，美國海軍學院已專門開設長達30年的斯多葛主義哲學課程，聘請了南希·謝爾曼和馬庫斯·赫達爾等哲學家專門教授斯多葛主義哲學，用於培養海軍官兵面對困境的心理韌性和增強軍官的領導力。

2009年美國國防部還推出過一個「軍人綜合健康」計劃，用於培養陸軍官兵的心理韌性，其中斯多葛哲學和認知行為治療也是重要的訓練科目。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有關報道或研究，披露美國陸軍將斯多葛哲學應用於士兵心理韌性訓練。借用南希·謝爾曼的話來說就是：美國軍方致力於把美軍士兵打造成「斯多葛戰士」。近年還有一些報道顯示，美國高級別陸軍軍官還被組織進行斯多葛哲學培訓以增強領導力。至於美軍中間到底有多少人推崇斯多葛主義，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但是我們看到上至前防長詹姆士·馬蒂斯上將、下至普通士兵，經常有人提到斯多葛主義。至於美國歷史上推崇斯多葛主義的政治家和職業軍人就更是多到難以統計，連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傑斐遜等美國國父們，也普遍被認為受斯多葛主義影響。

就斯多葛主義在美國的應用情況來看，增強心理韌性和加強領導力無疑是最重要的兩個實踐。那麼斯多葛主義到底有多大的實際應用效果呢？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從2012年起，每年11月會組辦一個「國際斯多葛周」網絡活動，這個活動是由哲學家、認知治療師和相關從業人員合作開展的一項社會實驗，活動結束後組辦方會發布相關統計報告。截止到目前，這項社會實驗的國際參與者已超過四萬人。幾乎歷年統計報告都顯示，實驗參與者在完成為期一周的斯多葛哲學訓練之後，負面情緒均有明顯改善。單以2024年報告為例，實驗參與者抑郁傾向下降了13.3%，焦慮傾向下降了12.5%；有26%參與者減輕了自我否定傾向，另有22%減輕了對未來的負面期望；一個月之後，反饋信息顯示參與者心理韌性增強了13%。要知道這還只是持續一個星期的線上培訓，在線下長期從業實踐和軍事訓練應用中效果無疑還要更強一些。

這裡反復提到的心理韌性到底是什麼東西呢？蘇格蘭認知行為治療專家唐納德·羅伯森以將斯多葛主義應用於治療實踐著稱，他對韌性的解釋是人應對逆境時保持冷靜態度的能力。在實際應用中，韌性也被說成是應對困難、挑戰、壓力或創傷的適應能力和恢復能力。但是美國哲學家南希·謝爾曼更正了這種流行觀念的一個認知誤區，因為當前流行的概念更多把韌性看成是憑借個體努力來實現自救，然而根據斯多葛派哲學家塞內加的教義來看，個體的韌性不僅僅來自於個體本身，也來自於個體與他人所處的有意義的關系，比如信任、友愛和關懷。也可以說，個體的韌性並不是孤懸於世界之外，而是扎根在個體與他人的有意義的聯結之中。

我們之所以要強調「有意義的聯結」，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確實存在很多失去意義的聯結。假如一個人跟另一個人笑眯眯地握手，但是兩人腦子裡想的都是爾虞我詐、乃至你死我活，這肯定不是有意義的社會聯結。如果家庭成員之間互相無法實現有效溝通，這時候的社會聯結也一樣形同虛設。在社會聯結失去意義、乃至社會聯結斷裂的情況下，就會出現高度原子化的個體，這時候個體的生存處境就像孤島。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應對逆境的韌性實際上是相當脆弱的，甚至容忍不了一丁點挫折，面對一點小小的爭論也會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他人的動機，乃至具有咄咄逼人的攻擊性。

這就毫不奇怪高度原子化的一盤散沙式社會不僅容易情緒化，還容易情緒失控，容易被他人的情緒牽著鼻子走，容易長期悲觀絕望，或者容易因為過度自戀，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發生嚴重扭曲和偏差，因為在他的世界裡只有他自己。

與此相反，與他人建立充分信任和友愛關系的個體，在遭遇挫折的時候，更傾向於通過合作解決問題，這樣不僅會大大減輕個體的心理壓力，還會減少反應過度和過度敏感。這時候通過有機聯結結成的群體，在面對社會壓力的時候，不僅會出現心理韌性的疊加效應，還會因為信任跟合作關系額外增加一種集體的抗壓耐受力。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斯多葛派哲學訓練不僅致力於培養能夠與他人共存的個體，還要促使個體與他人產生有意義的聯結。

但人的韌性是怎麼培養起來的呢？這首先就要涉及到斯多葛派所倡導的情緒控制技術。市面上有關斯多葛主義訓練技巧的指導手冊多如牛毛，以至於這些指南變得有點像披著古代哲學外衣的心靈雞湯。但是恰恰因為簡單和容易上手，斯多葛哲學也遭到非常普遍的誤解。

最常見的誤解比如把用來克制情緒波動的技巧說成是自我壓抑和禁欲主義；還有因為斯多葛派推崇四大美德，就把斯多葛主義者穿鑿成道貌岸然的道德家；當然，把斯多葛哲學訓練說成是心靈雞湯也一樣是常見誤解之一。

有關斯多葛派的情緒控制技術，總結得最全面的無疑是古羅馬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我們在上一講提到愛比克泰德曾經是一名奴隸，但是由於敏而好學，不僅得以恢復自由身，還自己開宗立派，成為古羅馬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愛比克泰德總結的情緒控制技術有很多，最著名的首推控制二分法、擱置判斷法和壞事預演法。但是為什麼要控制情緒呢？斯多葛派哲學家們說「控制情緒」，實際上是指克制情緒波動，也就是防止情緒大起大落，並不是要「存天理、滅人欲」。

受愛比克泰德影響至深的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奧勒留理解的情緒控制，指的就是控制容易大起大落的情緒，但是要保持充沛的自然情感。奧勒留流傳至今的《沉思錄》實際上是他自己寫來勉勵自己的私人筆記，由於並不考慮公布這些私密內容，他不但非常直白和坦率地面對自己，還特別在乎實用性，省去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虛偽托詞。奧勒留自己一生經歷了接連不斷的戰亂、動蕩和災難，他一共生育了14名子女，結果有9個都死在他前面。他39歲時接任羅馬皇帝，但經歷過很多人生挫折，脾氣還相當暴躁。奧勒留一生都在與自己的壞脾氣作斗爭，這是他相當非同凡響的地方。

奧勒留不但拜多名斯多葛派哲學家為師，還給自己樹立了多個榜樣，並參照這些榜樣來要求自己。遠的不說，奧勒留自己的養父安東尼·庇護皇帝就是一個極佳的道德榜樣，奧勒留尤其崇拜他性格溫和冷靜，時時刻刻以他為榜樣來約束自己。先前哈德良皇帝立養子安東尼·庇護繼承皇位的時候，就十分看重他的個人品德。哈德良要求安東尼·庇護收養當時還很年輕的奧勒留做養子，隔代指定奧勒留將來接替安東尼·庇護，結果這三位皇帝後來就成了「羅馬五賢帝」的最後三個。從奧勒留的《沉思錄》和私人通信可以看出來，奧勒留不僅是個重情重義的人，還常常流露出真摯的情感，可見斯多葛哲學並不是要把人改造成古板的道德家。斯多葛派哲學家之所以會給人留下這種刻板印象，原因就在於他們的情緒控制技術和精神追求經常被人誤解成禁欲主義。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斯多葛哲學訓練的技術性問題，我們就可以准確理解為什麼斯多葛主義者相當冷靜和克制了。比如著名的控制二分法，要求在具體情境中區分我們可以控制和無法控制的因素。愛比克泰德認為，情緒失控給我們造成痛苦，往往是因為混淆了人為可控和人為不可控因素。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不管是怨天尤人還是自怨自艾，又或者是暴跳如雷，都會影響人的理智，使人被情緒蒙蔽雙眼，使人不能在逆境中做出正確決策，最終引發災難性的後果。愛比克泰德認為，我們之所以發生情緒波動，是因為我們在理解外界的時候，在感受中摻雜了大量價值判斷。在做出反應之前，如果我們盡可能不下判斷，在必要的情況下也延長反應周期，都能給人預留冷靜空間。比如被一個陌生人撞了一下肩膀，有的人第一反應就是從碰撞中感受到對方的惡意，或者立馬斷定對方沒有教養，這就涉及主觀判斷了。

又比如在表達反對意見的時候，你完全可以說你不同意，或者說你認為這個說法錯了。但是很多人習慣性用發洩情緒來表達不同意見，比如劈頭蓋臉就說「你懂個屁」，這種在意見中摻雜以貶低對方為目的的價值判斷，使正常交換意見迅速惡化成罵戰。假如你過度敏感，習慣性用惡意來揣測對方，對方也一樣會從你的反應看出惡意。這樣本來一起再平常不過的身體碰撞或者意見不合，也可能發展成流血事件。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愛比克泰德告訴我們需要擱置判斷，區分判斷和事物之間的差別：判斷是我們可控的因素，而外在於我們的因素則不受我們控制，比如對方的動機就不受我們控制。到這裡立馬就有人要反駁說：假如對方真是存心惡意挑釁呢？這時候你該怎麼做？

很好，預演壞事發生就是斯多葛派哲學家經常做的事情。不管是愛比克泰德還是塞內加，斯多葛主義並不是教人一味逆來順受、唾面自干，而是教人克制憤怒、分析情況、冷靜想辦法解決問題，這樣做非但不是懦弱，反而是人格強大的表現。我們有時候看見有人因為一些瑣事在街頭斗毆，怒氣上頭、渾身發抖那一方，連站都站不穩，拳打腳踢一陣忙活，結果全部撲空，還結結實實挨一頓打，所以這樣的「匹夫之怒」有什麼意義呢？因為一點小事白挨一頓打，結果是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呢，還是報復別人出了一口惡氣？像這樣的「匹夫之怒」反而暴露出我們的懦弱跟渺小，暴露出我們缺乏堅強的人格應對突發狀況，其結果就是我們在別人的羞辱上還要再給自己增加一層傷害。

為什麼要因為別人犯錯來懲罰自己呢？在斯多葛學派看來，憤怒和怨恨就是用別人犯錯來懲罰自己。斯多葛派哲學訓練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預演壞事發生，經常把各種各樣的突發狀況預演一遍，有助於磨練我們應對逆境的臨場反應，有助於我們更加冷靜地分析狀況和做出理智的判斷，更重要的是有助於培養堅韌不拔的品格。

小加圖是羅馬共和國時代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其冷靜和審慎受到塞內加極大推崇，也被後世斯多葛派奉為是智者典范。有一回，小加圖被政敵啐了一口痰啐在臉上，他冷靜地擦干口水，幽默地回應說：別人都說你不會動嘴巴，我就說他們誤會你了吧？幽默技巧當然有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效果，那麼你覺得小加圖懦弱嗎？你覺得這樣的人會起來反抗凱撒，最終成為羅馬共和國的殉道者嗎？背後支撐小加圖的是他強大的人格和堅韌的意志力，這是他成為傑出政治家的根本保障。

依據美國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的說法，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把憤怒看成是軟弱的表現，因為在當時人看來，只有缺乏男子氣概的人才會容易怒不可遏，在古希臘神話和悲劇表演中，復仇女神往往也以丑惡面目示人。這種表現手法不是為了讓人畏懼，而是表達一般社會觀念對憤怒和報復的鄙夷。

埃斯庫羅斯被譽為是古希臘最偉大的悲劇作家，努斯鮑姆從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藝術中，看到了古希臘人對待憤怒和復仇的社會觀念轉變：第一次轉變是雅典娜訂立法律制度，並招安復仇女神，希望用法律來代替血親復仇；第二次轉變是雅典娜徹底馴服復仇女神，要求她們聆聽勸導，放棄復仇，轉而行善。

努斯鮑姆從中獲得的啟發是：古希臘人有意對憤怒施加約束，因為憤怒容易失控；古希臘人的做法是將以復仇為導向的憤怒，轉變成更具有建設性意義的社會改革。中國古代也有韓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如果韓信「匹夫一怒、血濺五步」，不管是殺死羞辱他的人還是被人殺死，以後都不會有將來叱咤風雲的韓信。在這裡我們要再次強調，斯多葛式訓練絕不是要教人一味逆來順受，歷史上逆來順受的人多了，又有幾個人成為韓信跟小加圖呢？

這裡就要見出斯多葛式訓練相當與眾不同的地方：這種訓練旨在塑造強大的人格力量和應對逆境的彈性應變能力，這跟教人心安理得接受奴役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那麼要不要報復呢？在這裡我們要對比一下哲學家尼采在《道德譜系學》裡批判的「奴隸道德」。所謂奴隸道德，指的是弱者長期沒有能力反抗強者，不斷積聚憤懣，依靠想象的報復來推遲正義，這些積聚的情感就形成了怨恨；當怨恨開始創造價值觀的時候，就創造出奴隸道德，尼采說的奴隸道德，包括了不憤怒和把報復強者寄托在別人身上，尼采甚至把謙虛和耐心也當成是奴隸道德，這就未免有點憤世嫉俗了。中國宣揚「吃虧是福」就是一種典型的奴隸道德，既然「吃虧是福」，那為什麼有的人堅決不吃虧呢？

中國社會也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奴隸道德，比如鼓吹通過張獻忠式報復社會來推翻政權，這依照尼采的說法就是典型的奴隸道德，這就是借助他人報復社會來間接滿足奴隸的報復慾望。尼采抨擊的各種奴隸道德，乍一看像極了斯多葛哲學，但這是對斯多葛哲學的巨大誤解，因為斯多葛哲學恰恰要在日常生活中化解形成怨恨的情感漩渦，這恰恰是反奴隸道德的。尼采說的奴隸道德經歷了由憤怒轉向怨恨、再由怨恨轉向用不憤怒來自我麻痺，而斯多葛式訓練從始至終都在克制憤怒和化解怨恨，斯多葛主義者之所以不怨恨、不憤怒，是為了不讓情緒控制人的理智，並不是因為斯多葛主義者主觀上放棄了通過冷靜行動解決問題的意願。

依照控制二分法原理，斯多葛主義者當然會通過行動改變他們可以改變的事情，至於他們無法改變的事情，他們就交給時間，然後坦然面對可能出現的新變化。對於尼采的奴隸道德來說，奴隸不但無限期推遲行動，往往還只滿足於在想象中報復強者；也可以說，只有奴隸才從始至終都被情緒捆住手腳，結果連他們本來能做的事情也做不了。奴隸道德不僅使人自我矮化、打消人的行動意願，還阻礙人從逆境和挫折中汲取教訓。

我們經常聽人說「失敗是成功之母」，但是又經常看到有些人就是一敗再敗，不長記性，有的人還是一回受辱，回回受辱——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是因為運氣不好嗎？

斯多葛式訓練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利用逆境來培養堅韌強大的品格跟實踐智慧。對於有意進行斯多葛主義訓練的人來說，利用逆境來進行實踐訓練，跟遵照指導和模仿典范一樣，都在情緒控制技術的工具箱裡。假如我們只是遭遇逆境，沒有用逆境來訓練自己，這樣就算把斯多葛哲學講得頭頭是道，同樣的逆境再經歷一百次，也不會把我們變成斯多葛主義者。而尼采批評的奴隸道德，往往就是指那些對自己處境缺乏自省又缺乏行動能力的人，他們除了怨天尤人和自怨自艾之外，並不懂得利用逆境和對手來提高自己。相比之下，斯多葛學派還將實踐智慧列入四大美德之列，這足以見出斯多葛式訓練的務實特性和行動主義特質，與所謂奴隸道德有雲泥之別。

說到這裡，我們要談一談斯多葛主義所特有的政治理性及其特殊的現實取向。首先，我們必須要明白斯多葛主義究竟要培養一種什麼樣的政治品格，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糾正兩個常見的錯誤理解：一種是把斯多葛主義當成是「棄世哲學」，另一種則把情緒控制技術說成是「妥協哲學」。

其一，斯多葛主義要追求內心平靜，但絕不是什麼「棄世哲學」，這跟佛教、道教隱居山林絕不相同；斯多葛主義作為一種生活哲學，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緊緊編織在世俗生活的喧囂之中，盡管其他人往往是打破我們內心平靜的最重要原因，但斯多葛派哲學家一再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以及個體對於他人的責任。

斯多葛式情緒控制，除了使人保持理智和防止社會怨恨蔓延之外，還有一種社會功能，那就是塑造穩定可靠的個性，以便更好地履行個體的社會責任，以及不破壞社會紐帶。市面上的斯多葛主義訓練指南，往往很容易忽視這個重要關切。

勇敢是斯多葛主義奉行的四大美德之一，所謂勇敢往往需要我們在世俗生活中不逃避問題，積極進取地解決問題，與此同時仍然能夠有效克制自己，使自己的內心平靜不被外界干擾所打破。一個人既要積極面對現實，又要不跟欲望和情緒隨波逐流，這當然是很需要勇氣的事情。

奧勒留皇帝一再反省與人打交道的難處，他甚至多次明確表示很討厭跟人打交道，但他也不斷勉勵自己為了責任和公共福祉，要勇敢而且冷靜地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在這一個面向上，斯多葛主義的行為方式顯然是不逃避問題，反而還勇敢承擔社會責任。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每個斯多葛主義者都不是作為孤立的個體而存在，他不但表現出強烈的歸屬感和社會聯結感，還始終牢記自己對他人的社會責任，而他自己面對逆境的韌性，也關系到社會渡過危機的彈性應變能力。

但為什麼斯多葛學派這麼重視個體對他人的社會責任呢？這與斯多葛學派的「內親化」概念息息相關。英國哲學家朱莉婭·安娜思對「內親化」的解釋是，人天生就有一種自愛和自我保存傾向，這個過程叫做個人內親化；個人內親化發展的結果就是人成了理性動物，於是開始關心自己的後代、親屬和朋友，結果就形成超出自愛范疇的對他人的關懷，後面這個過程就叫社會內親化。也就是說，社會內親化是從個人內親化演變出來的，兩者都是人的天性，都是理性自然發展的結果。為什麼社會內親化與個人內親化同樣重要呢？

這是因為當人通過個人內親化過程形成了理性之後，就會意識到自我保存是無法光靠自己一個人來實現的，這時候他不僅需要依靠其他人，還需要與其他人合作以保障共同安全，其他人願意合作也是為了實現和保障自己的自我保存，而人類社會正是在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結合的基礎上形成的。

斯多葛派強調個體的社會責任，是因為社會內親化是人性和理性自然發展的結果；與此相反，如果個體都放棄社會責任，不再關心其他人，也不與其他人合作，這不僅違背人的天性，還給個體生存造成危害，乃至人類社會因自相殘殺而滅絕。事實上，救助他者也是一種動物本能，比如我們在一些網絡影片中看見大象救落水的小鹿、猩猩救落水的小鳥、小象救落水的人類等等，這說明救助他者的本能在自然界中同樣常見。也就是說，即使不需要理性介入，動物本能也一樣有超出自身范疇的他者關懷。

話說回來，在另一個面向上，斯多葛主義的情緒控制技術並不是宣揚處世圓滑的「妥協哲學」。實踐智慧告訴我們在遭遇逆境時，需要有審時度勢的靈活性，斯多葛主義者調整情緒以適應逆境恰恰是這種靈活性的表現，但這跟奴隸道德所鼓吹的生存智慧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因為斯多葛主義者普遍有種堅守內心、拒絕妥協的傾向。

愛比克泰德說，即使是被捆綁起來的奴隸也依然可以獲得內在的自由。這句話實際上是表明，斯多葛主義者是最不可能被外在環境馴化的人。有這種傾向性，並不是因為斯多葛主義者有脫離現實政治的道德清高，而是因為他們將自己塑造自己和自己掌控自己命運，視為哲學訓練的核心關切之一，而這個自我重塑過程是嵌入在社會行動中完成的，並不是光靠冥想就可以實現的。這種自律特點和強烈的行動主義傾向，後來跨越十幾個世紀還影響了法國的存在主義思潮。正因為有這種特點和傾向，斯多葛主義者表現出難以被腐化、難以被侵蝕的特點。在羅馬共和國和帝國時代遭遇獨裁和暴政的時候，還有大批斯多葛派政治家和哲學家結成了反對派，即使其中很多人遭到處決或者流放，也沒有瓦解斯多葛派的抵抗決心。

在澄清了以上兩種誤解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斯多葛主義絕不僅僅是一種個人修養，因為它同樣致力於培養穩定可靠、自律而且有行動能力的社會人格。這就意味著如果將斯多葛主義應用到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訓練上來，我們也需要培養出具有相當韌性且不容易被環境侵蝕的政治品格。當然，中國眼下並不存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但反對派政治運動卻不是不可能，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培養出足以組織和領導反對派政治運動的政治品格。在社會運動低潮期，當憤世嫉俗和悲觀情緒蔓延到全社會的時候，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理性來引導社會安全渡過急流險灘。

普遍性的悲觀主義往往是阻礙一個社會采取行動的最大心理障礙，斯多葛主義在這方面就表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政治理性。我們在前面提到，斯多葛主義者經常利用壞事預演法來設想一些極其糟糕的突發狀況。長期這樣訓練的結果，就是人會逐漸形成一種准備接受意外狀況的心理預期，這不僅有助於減少應對逆境的過度反應，還有助於增強人面對復雜局勢的心理韌性。與一般悲觀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壞事預演法沒有宿命論傾向，斯多葛主義者反而結合控制二分法，將不可控因素隔離開來，轉而將行動和信念集中到改善人力可為的側面，把負面想象轉化成一種具有行動力的樂觀主義。

但是斯多葛式樂觀主義與一般意義上的樂觀主義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反對廉價的樂觀主義，因為缺乏心理韌性的樂觀主義往往最容易崩潰。

根據「斯托克代爾悖論」，樂觀主義者反而是最先絕望和最容易放棄的那一批人。「斯托克代爾悖論」得名於美國越戰英雄詹姆士·邦德·斯托克代爾，他在越南戰俘營裡關押了七年半之久，期間跟其他美軍戰俘一起遭受了無數次酷刑虐待。後來斯托克代爾發現，反而是起初最樂觀的美軍戰俘沒有一個活著走出煉獄。那麼，幸存下來的美軍戰俘是怎麼活下來的呢？

斯托克代爾說這要得益於他參軍之前在斯坦福大學接觸到的斯多葛哲學，尤其是愛比克泰德思想幫助他極大地提升了克服逆境的心理韌性。斯托克代爾還在戰俘營裡領導了一系列地下抵抗運動，並利用斯多葛哲學原理制定了一整套行為規范來幫助獄友堅持抵抗。這場抵抗運動主要參與者後來都被單獨囚禁，但是單獨關押並沒有摧毀他們的抵抗意志，這些人都順利渡過了囚徒困境，不但沒有招供，還頑強地活了下來。斯托克代爾說，如果他們迫於恐懼而失去自尊，他們的敵人就會得逞。

顯然，斯多葛主義重塑了這批美軍戰俘的弱者心境，他們調侃關押他們的監獄是「河內希爾頓酒店」，他們不僅不仇恨酷刑折磨他們的監獄看守，反而還對其酷刑工作表示理解。可以說，斯多葛主義要塑造的態度絕不是廉價的樂觀主義，更不是完全喪失抵抗意志的悲觀主義，而是一種冷靜面對殘酷現實的行動主義。就中國未來的反對派政治而言，我們不僅要幫助公眾客觀理解現實困境是怎麼形成的，還要同時對抗彌漫全社會的悲觀情緒和廉價的樂觀主義，這兩種情況都像是由於認知上的惰性而產生的自欺欺人。

就一種更務實的態度而言，新的政治理性強調在可控范圍內持續推進社會變革。那麼，對我們而言什麼才是可控范圍呢？這不僅包括抑制各種浮躁的社會情緒，還涉及到恢復社會信任、探索合作模式、重建社會紐帶、重塑道德責任感等等。這些內容實際上就是捷克思想家哈維爾所追求的公民政治訓練，這關系到修復橫向斷裂的社會聯結，為「反政治的政治」和「不同政見運動」鋪平道路。政治上抵制極權國家，這當然是有必要的，但光是這樣做還遠遠達不到推翻極權政府的目的。因為反對者之間無法實現有效合作，甚至彼此不能達成妥協，處於事實上的一盤散沙狀態。這樣的情況不僅無助於形成政治上的反對派，還無助於形成切實可行的社會替代方案。也就是說，假如反對者之間尚且無法克服正常溝通和合作障礙，社會憑什麼相信應該把國家命運交付給一幫烏合之眾呢？把國家命運交付給烏合之眾，這當然是不負責任的事情。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政權和共產主義政權都有一種典型的暴民統治特點，假如反對者們形成了要避免暴民政治和暴政循環的共識，那為什麼不從自己開始，把暴民習性剔除出去，把自己訓練成合格的政治反對派呢？

這就是我們最後要談到的問題：應該怎麼把斯多葛主義應用於反對派政治訓練呢？毫無疑問，這涉及到運用斯多葛主義的「思想技術」來重塑我們的社會觀念。其中首當其沖的修正目標就是我們身上的暴民習性。當我們說暴民的時候，很多情況主要是用來指責他人，但在中共當局眼中，所有反對者都是暴民。

一個合格的斯多葛主義者，當然應該反省自己是否具有合格的政治反對派品質。假如我們身上果真有著暴民習性，那就勇敢面對現實，去糾正它，把它培養成具有公民意識的政治品格。比如暴民習性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點，包括暴戾習氣重、無法跟人合作、疑心病、自私自利、容易情緒失控、容易浮躁、容易盲目自信和目中無人、容易憤世嫉俗、容易形成刻板觀念且有反智主義傾向等等。偏見和惡習也是暴民習性最常流露出來的外化特征，再加上喜歡抬槓和習慣性否定他人，暴民習性使得人與人之間無法互相合作，反而還互相怨恨。

什麼才是一種有效的合作態度呢？謙遜和互信無疑是必備品質。如果一個人喜歡詭辯和懷疑一切，喜歡誇耀自己的小聰明，這樣的人還怎麼合作呢？你總不能等到上訪被打壓，走投無路的時候才想起跟人合作吧？如果要別人指出我們自己的問題，這種情況既不現實，我們大多數人也接受不了。對於一個斯多葛主義者來說，最佳的替代方案就是及時克制和經常自省。一個不經常自省的人很難具有謙遜品質，反而習慣性指責他人、習慣性跟人抬槓；而一個懂得克制的人則經常及時阻止自己的沖動行為，及時自省和自我修正。要做到這些改變沒有那麼難，但也沒有那麼容易，這就像一場小型考試，完全不做任何准備絕大多數人都是過不了關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需要「政治訓練」。

我們當然可以把斯多葛主義哲學拿來訓練我們自己，這種哲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克制和自省。比如我們可以結成學習小組，通過定期的學習交流來互相勉勵、互相督促。這種學習小組就是一種微觀的結社模式，它有助於我們培養堅持做一件事情的耐心和毅力，也有助於加強我們與其他人的社會紐帶，讓我們嘗試信任和依賴其他人。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自己在現實中的學習榜樣，向人腳踏實地學習克制和謙遜的品格，甚至可以以那人為人生導師來勉勵自己，以保證自己在現實中有源源不斷的動力。

對於有更長遠政治目標的人來說，學習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政治家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比如可以用閱讀傳記和觀摩演講等方式來領會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格。每一個斯多葛主義者都會為自己樹立很多效仿榜樣，這樣做當然是有好處的。如果只盯著一個榜樣來訓練自己，這即使不會變質成洗腦，也會變質成個人崇拜。在當前的流行文化中經常容易出現「粉絲文化」，這種「粉絲文化」並不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態度，反而容易造成盲目崇拜和知識阻塞。這就像學校教育，你不可能指望從幼稚園到大學畢業一直讓同一個老師教你全部科目。斯多葛主義者通常會向許多榜樣學習，這些學習對象不必都是斯多葛主義者，但每個榜樣都會給他完全不同的啟發。這些學習榜樣不僅是日常用來警醒自己的，在遭遇人生困境的時候也可以用來鼓舞自己。

以我本人為例，我將意大利文藝復興政治家歸恰爾蒂尼視為自己的人生典范，不但我的保守主義政治觀念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他的影響，每當我遭遇人生挫折的時候，我還會設想換成是他，他會怎樣應對復雜多變的局勢。此外，我還向他學習如何政治地思考，如何謹慎地權衡，如何沉著冷靜等等。

當然，光是歸恰爾蒂尼還不足以給我的人生定調，我也向哈維爾和古代斯多葛主義者學習，還有美國政治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美國政治學家麗莎·魏丁、法國哲學家昆汀·梅亞蘇等等，都是我的學習對象。隨著吸收的思想觀念越來越多，我就開始逐漸形成一種致力於社會變革的進取性的保守主義觀念。

不過話說回來，你在學習自己的人生榜樣的時候，不僅可以學習對方的思想理念，還可以學習對方的個人品質，甚至心智上的成熟度和良好的行為習慣都可以是學習對象。謙虛學習那些值得學習的榜樣，沒有什麼好丟臉的，如果覺得什麼都不值得你學習，自己不學習，還好為人師，那才是真正的閉塞、盲目和夜郎自大。

現在中共當局在推動中國向「學習型社會」轉型，這是十分諷刺的事情，但也需要引起警惕。當局的目的當然是通過創建所謂的「學習型社會」來強化意識形態控制，他們樹立了一系列社會主義道德模范，雖然目前還沒有對社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其中動機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一則是因為中共確實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政黨，我們經常看到從中央到地方組辦大大小小的學習活動，這些學習活動並不是簡單走過場，因為它們也在不斷強化中共的執政能力和鞏固其意識形態根基。

相比之下，中國社會並沒有主動學習氛圍，不僅公共場所沒有人讀書，反智主義和學科歧視等偏見還甚囂塵上。2024年中國人均閱讀量才4.79本書，這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學校教育貢獻的。同一年美國人均閱讀量達到17本書，相比之下，美國才更像是一個「學習型社會」。另一個需要警惕的地方是，中共在擴張「學習型社會」，這對於青年群體來說是尤其危險的事情，如果我們不主動去爭取有學習精神的年輕人，年輕人就會被吸納進中共的「學習型社會」。總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但主動學習、還在加緊強化意識形態控制的獨裁政黨，然而反對這個獨裁政權的廣大群體，不僅滿足於一盤散沙的社會現狀，還缺少學習自強的精神，尤其是至今沒有意識到應該把自己培養成政治上的合格的反對派。

所以，我們鼓勵社會自發進行反對派政治訓練，不僅是要訓練出一批有能力粘合一盤散沙社會的領導人才和運動骨干，還要培養出一個有合作意識、文明開化、自信自強的公民社會。我們鼓勵社會主動學習進取，即便不能將青年群體都吸納到我們這一邊來，也要使他們對中共正在擴張的「學習型社會」產生免疫力，防止青年群體淪為獨裁政權思想意識形態毒害的犧牲品。

對於以培養反對派為目的的政治訓練來說，光是自發反省和推廣學習自強運動還不足夠，因為即使在取得最佳效果的情況下，也只能為社會培養一小批運動骨干和公民群體。我們還需要借助被中共當局封鎖的國際網絡空間，根據其防火牆的多孔性特點，透過多媒體平台和多圈層化的網絡社區，建立一個跨時空的公共領域。

我們不僅要吸納更多中國民眾和流亡群體參與這個跨時空的公共領域，還要在這個公共領域中，切實地鍛煉我們學習到的公民政治教育。我們一樣可以利用這個公共領域進行結社、演講、動員、游說和集會，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有效的社會互動比公民政治教育產生的社會效果更加顯著。眼下隨著社交媒體興起，事實上已經具備重塑公共領域的傳播條件了，但是問題出在反對派政治訓練不足以及社會動員開展不起來等環節上。不過歸根結底，所有問題還是出在沒有出現一批足以形成社會共識的社會影響力者。

我們講的反對派政治訓練無疑有助於塑造這樣的社會影響力者，但我們要跨出的第一步還在於促成「社會影響力者聯盟」。不管是流亡者，還是身在中國大陸，不管是公開還是不公開參與，這個「影響力者聯盟」將是中國未來反對派政治的第一次重要演練，尤其考驗的是：政治訓練是否把我們改造成了具有合作精神和具備領導力的社會運動骨干。

你如果覺得你自己有能力管理國家，就應該用反對派政治家的標准來要求你自己：你不但要有具體可行的政策備選方案，還要具備處理復雜社會事務的能力——對於中國未來的反對派政治來說，要鍛煉這種能力首先就要學習如何動員國家、如何解決反對派陣營內部分歧、如何約束極端行為、如何有效談判協商、如何與中共政權斗爭，以及如何在斗爭遭遇挫折的情況下繼續鼓舞社會和保持斗志。這些復雜社會事務不僅鍛煉我們領導社會運動的能力，也會檢驗我們的政治能力。假如我們連這些基本難關都闖不過，還沒有耐心把自己朝政治家方向培養，將來國民憑什麼相信反對派聯盟有能力接管國家呢？將來的社會運動骨干，如果只滿足於以烏合之眾的標准來要求自己，不但會遭遇這種質疑，還會跟以前一樣無法把社會運動開展起來。

社會運動骨干面對這些難題，如果缺少斯多葛主義者那種學習能力和心理韌性，缺少自省和克制，再花里胡哨的政治手段也只能貶值成只會勾心斗角、忙於內斗，最終被中共各個擊破，成不了氣候。如果社會運動組織者和領導者缺乏締造新國家的政治家品格和才干，或者說，如果我們不能從政治品格上跟中共官僚區分開來，我們又憑什麼讓公眾相信未來的新國家一定比現在更好呢？但反對派政治訓練並不只是針對社會運動骨干，對於熱心公共事務的社會各界來說，

反對派政治訓練也是提升公民素養和培養公民社會的重要途徑。通常我們對「公民社會」有著相當頑固的誤解，就像我們對「公共領域」經常一知半解一樣。公民社會並不是仰仗政府授權才得以形成的，甚至法治環境也並不是公民社會形成的必要條件。就其在現代國家的誕生歷史來看，公民社會通常是自發形成的。比如在東歐劇變之前，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逐漸抬頭的公民社會就不是政府授權的結果，而是社會自強自主的結果，這當然也跟自強不息、努力進取的時代精神有直接關系。

近年有歷史學家以東斯洛伐克地區為研究案例，發現社會思想觀念轉變對天鵝絨革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新的社會觀念包括哈維爾思想鼓勵民眾「生活在真實」中、民眾普遍質疑道德敗壞的政治環境、權利意識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超過了現實中的功利因素等等。即使相當多民眾持觀望態度，由思想觀念轉變激活的公民社會仍形成了席卷全國的抵抗運動。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出現了由多個行動者網絡架構起來的反對派政治運動潛流，其中以《七七憲章》簽署者為首的多個行動者網絡以半公開形式運作，其他由前體制內精英、文化界、宗教界和少數民族圈層構成的抵抗潮流則轉入地下運作，在多方行動者網絡互相配合之下，社會思想觀念轉變越演越烈，這意味著捷克斯洛伐克在天鵝絨革命之前就已經成功激活了公民社會，新思想觀念的傳播就對潛在的公民社會發揮著培育作用。

現在中國離社會思想觀念轉變還有很遠距離，我們會在下期節目解釋為什麼需要培養反對派政治，以及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反對派政治，當然也包括反對派政治將要發揮的關鍵功能。

在極權主義國家不存在公民社會，而是普遍出現了一盤散沙的荒漠化社會，這當然跟當局鎮壓和封鎖有關系，但是隨著世界互聯網和多媒體技術發展，公共領域可以不再依附於地理上的社會環境，公民社會也自然可以依托多孔性的社會空間生長。我們面對的是由一個技術革命創造的全新時代，我們必須讓自己的觀念完美貼合到這個時代來。我們現在甚至可以依托網絡技術手段，實現在東歐劇變之前無法想象的言論自由環境，怎麼我們反而比當時的東歐人民更加畏縮不前了呢？

事實上，我們面對的真實問題並不是客觀上的恐懼成分是否有所增加，而是未能充分意識到在新的技術環境和時代氛圍中，我們有許多本來應該做卻沒有做成的事情。斯多葛主義政治訓練歸根結底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這種訓練教會我們撇清畏難情緒干擾、克服心理障礙、重新審視現實，幫助我們在具體環境中切實分析，有哪些事情我們本來可以做但是沒有做到，還有哪些事情我們根本做不到卻白白浪費時間空想。這就毫不奇怪斯多葛主義被普遍認為是一種非常務實的態度。對於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訓練來說，斯多葛主義不僅培養政治品格，還是一種實用主義方法論。

當然，盡管我們本期節目將之當成一種「思想技術」來探討，斯多葛主義遠遠不止是方法論問題。以後有機會我們再探討斯多葛派哲學思想，甚至也可以做幾期針對控制憤怒和悲觀情緒的專題。本期影片著重介紹了運用斯多葛主義「思想技術」來進行反對派政治訓練，這是正式推出反對派政治運動之前的前期預熱和准備工作。在下期影片中，我們就來式探討我們應該追求怎樣的反對派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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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聽人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但是也有俗語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兩種截然對立的民間智慧讓我們感到很迷惑，那麼人性到底能不能改變過來呢？

「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這句俗語出自明朝馮夢龍小說《醒世恆言》，但是這種說法在馮夢龍的時代就已經很流行了。再往前追溯，元代雜劇《謝金吾詐拆清風府》的原始說法，叫「山河易改，本姓難移」。我們在這裡簡單解釋一下，在這個原始語境中，這句話指的是什麼意思。

這出元代雜劇講楊六郎的岳母長國姑劫法場，當場拆穿監斬官王樞密使的真實身份叫「賀驢兒」。賀驢兒起初投靠遼國，後來改名換姓叫「王欽若」，潛入大宋給契丹人作奸細，結果在大宋做官一直做到東廳樞密使。賀驢兒潛入大宋之前，契丹人在他腳底用朱砂刺下「賀驢兒」三個字，目的是為了防他叛變。長國姑痛斥賀驢兒「山河易改，本姓難移」，指的就是賀驢兒雖然改名換姓叫王欽若，還做官做到了樞密使，但他腳底板上的刺字是改不了的。也就是說，不管賀驢兒現在是什麼身份，他的真實身份已經刻在腳底板上了，這個是改不了的。

從這裡明顯可以看出來，「山河易改，本姓難移」這句唱詞傳到明朝以後發生了什麼變化：元代雜劇中的「本姓難移」指的是原本的姓氏和身份改變不了，到明朝馮夢龍的時代，姓氏的「姓」字就以訛傳訛變成了秉性的「性」字，原話的意思自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變成說人的天性和本質很難被改變。

我們現在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實際上並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不管是孟子的性善論，還是荀子的性惡論，都強調人的行為具有可塑性，也就是說，可以通過教化和修養來保持人性善良的一面或者抑制人性邪惡的一面。尤其是荀子在這方面特別突出。荀子主張性惡論，現在許多中國人也一樣痛斥中國人的劣根性，荀子在他那個時代看起來也相當憤世嫉俗，對不對？

其實荀子還有一句名言叫「涂之人可以為禹」，說的是只要教化得當，人人都可以做聖人。也就是說，只要教化得當，即使人性本惡，也可以把普通人改造成聖人。同樣是性惡論，荀子的態度與現在痛斥中國人劣根性的憤世嫉俗有本質不同，因為現在的人普遍有一種自暴自棄心理，放棄了荀子改造人性的信念：現在的人不僅否定「涂之人可以為禹」，還把古代中國人的道德理想斥責為虛無。

不過，我們在這裡講荀子，並不是要把儒家思想重新捧上神壇，而是說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裡，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並沒有那麼憤世嫉俗：他們通常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絕不只是古代中國人相信人可以改造。

本期影片我們將講解歷史上和現實中人性是如何改造的。與此同時，透過本期影片，我們還要向公眾進一步解釋：我們所倡導的社會運動道路，為什麼要奠基在強調改造人性的哈維爾主義和斯多葛主義傳統上？

首先，不僅古代社會普遍認為人性是可以重塑的，在現當代社會，無數實踐還反復印證了這種說法。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古代中國人之外，生活在南亞次大陸的古代印度人也一樣認為人是可以改造的。從婆羅門教到佛教再到現在的印度教都崇尚「修行」這個概念，與古代中國人講「教化」跟「修養」形式不同，但性質一致，都是對人性的改造行為。

再往更西邊去，我們看到從希臘化時代開始盛行的斯多葛主義哲學，更是直截了當地說要培養人性。對於斯多葛派哲學家來說，培養人性的辦法就是訓練，怎麼訓練呢？

借用現在美國哲學家南希·謝爾曼的話來說，就是對態度和情感的再教育。之所以需要再教育，是因為斯多葛派哲學家們注意到，我們的知識和經驗出現了許多詭異現象。比如他們發現無知並不是因為缺乏知識，反而無知是知識的一種形式，是知識造成了無知。無知和知識的關系就像麥子裡面生出來稗子。再比如說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張維迎講的「語言腐敗」：當詞語脫離原本的意思，甚至反而變成截然相反的意思，就出現了語言腐敗。

比如牌匾上寫著「人民」的地方，人民進不去；明明是失業，偏偏要說成是「靈活就業」；明明是裁員，但是要說成是「畢業」；對遭受不公有意見，就扣一個「惡意」的帽子；要和平示威就是「暴動」；呼籲關注社會議題就是「吃人血饅頭」；說外國好話就是「崇洋媚外」等等。

在這些現象中，我們的知識和經驗出現了互相背離：我們以為是好東西，但其實壞得流膿；我們以為是壞東西，但將來也可能撥亂反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認知系統其實經歷著嚴重混亂和困惑。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斯多葛派哲學家認為，問題就出在我們的情感上。也就是說，我們普通人在認知能力上的差異並不大，但是對待事實的情感反應可能差別巨大，這就擾亂了我們對於事實本身的判斷，斯多葛派哲學家提出的解決辦法就是進行情感訓練。這一點我們以後會作為專題展開來講。我們在這裡要說明的是：人性可以改造，這並不僅僅是一種社會信念，還有無數社會實踐證實了這種說法。不管是荀子，還是斯多葛派哲學家，又或是奉吠檀多不二論為修行法門的印度教徒，不管是否把人性論定義成本質論，都傾向於通過內在和外在約束來改變人的觀念和行為。

我們說重塑人性也是如此，重塑人性的前提是擱置所謂的本質論：我們不關心人性有沒有所謂本質，我們將目標放在改變人的觀念和行為上來，其效果就是人的文化屬性和社會人格發生巨大變化。就我們所倡導的人性改造工程而言，我們的目標是將極權主義從我們的思想和言行中驅逐出去，將被極權主義污染和扭曲的文化屬性跟社會人格重新矯正回來，破除極權主義的社會原子化危機，讓人恢復成在自由開放社會自由生長的樣子，讓人恢復自尊和自信，讓社會恢復有意義的聯結，也可以說，是把自由開放社會的敵人培養成自由開放社會的基礎。

我們先來看一些有關人性改造工程的反面教材和歷史教訓。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反面教材，莫過於布爾什維克革命對人的文化屬性和社會人格的大規模改造工程。這個改造工程的理論依據就是蘇俄當時的人類生理學研究，而列寧本人就是俄國生理學家伊萬·謝切諾夫和伊萬·巴甫洛夫的狂熱信徒。謝切諾夫提出的電生理學理論，證明人的大腦會對外在刺激做出反應。而巴甫洛夫則用狗做實驗，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條件反射理論。

布爾什維克政權崇拜科學主義，撿到這些理論依據簡直如獲至寶。列寧偏執地相信可以把巴甫洛夫對狗的實驗移植到人身上，把人當狗一樣改造。巴甫洛夫也受到列寧和斯大林特別優待，他一直活到斯大林時代才去世，期間他得到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免死金牌，即使多次反對共產主義和批評斯大林，也能免於政治大清洗。蘇維埃政權另一名主要領導人托洛茨基也一樣對人有種機械論看法：他把人看成是一種有待加工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希望通過生理和心理改造來完成加工。對蘇維埃政權最狂熱的科學主義分子來說，巴甫洛夫學說意味著環境改造可以影響和塑造人的行為。

就這樣，蘇維埃政權就在刺刀挾持下，強制對俄國社會展開一輪又一輪的社會主義改造。比如布爾什維克黨徒沒收了貴族和有閒階級的莊園和豪宅，轉而把窮人安置到這些地方，除了物理消滅原先的社會精英階層之外，還強迫他們去從事掃雪、掃大街、掃廁所等體力勞動。新政權還拆毀了大量宮殿和博物館，給城市和街道改名字，並且依照蘇維埃指定的風格和樣式，重新改造建築、服飾、家居設計和一般藝術形式，甚至連建築設計也被要求取消私人空間，要求社區家庭共用廚房、衛生間、乃至臥室，連照料幼童和日常家務也要遵照國家安排分配任務。

布爾什維克政權還要求教育和宣傳工作緊緊圍繞革命意識形態來培養社會團結。還無孔不入地張貼領導人肖像畫跟充滿暴力語言色彩的宣傳標語，甚至連人與人之間的稱謂和日常用語習慣也被蘇維埃政權改造過來。中國人對這種改造一點也不陌生，因為中共建立政權的時候也一樣效仿蘇聯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系列改造都旨在強化集體主義、取消私有財產、強制平等，以及向全社會推行禁欲主義。總之，是形成新的社會環境，以便促成人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轉變，最終創造共產主義新人類。

從列寧政權開創這個先例之後，幾乎整個20世紀所有革命獨裁政權都進行過類似的改造工程，直接移植蘇聯模式的馬列主義政權就更是如此。我們至今還可以看到這種改造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比如朝鮮和韓國本來是同一個民族，如今卻在語言、服飾、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一般社會觀念上出現巨大差異，這就是朝鮮強制改造社會人格的結果。先前的東德與西德、現在的中國與台灣也存在這種差異，根源上還是因為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直接扭轉了人的文化屬性和社會人格。

社會主義改造最直接效果，就是把一切批評意見（包括客觀評論）都污名化為階級敵人和全民公敵。人們不但猛烈抨擊所謂的資產階級道德和仇恨資本主義國家，還在本國展開全民獵巫活動：不止煽動群氓喊打喊殺，還通過互相告密和互相舉報配合暴力專政來消除異己。過剩的階級仇恨、全社會性的暴躁易怒，以及觀念和言行上無所不在的侵凌性和暴戾習性，這些是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的通病。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會集體表現出這樣的社會人格。即使現在殘存的後共產主義政權淡化了階級斗爭主題，先前的階級仇恨也只不過是轉化成了一般社會仇恨，而且社會仇恨與先前一樣過剩、一樣泛濫成災。除了加劇普通人互相猜忌、互不信任、互相為敵之外，社會仇恨有時也針對極權國家的特權階級。

我們也看到專制政權經常有選擇性地引導這種仇恨，以保持特權階級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這樣二者都會更加依賴政權來維護社會穩定和保護自身權益。我們看見中國社會的反特權意識在近幾年特別敏感，從「故宮開大奔」到「血槽姐」事件，再到近期「董襲瑩事件」，中國社會的不滿情緒直指一系列公共事件背後若隱若現的特權階級。你可以說這是公民意識復蘇，但從中可以明顯察覺到一種強烈的報復心理在中國社會暗流湧動，這種報復心理也尋求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報復政權，而這就是先前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種下的惡果。

至於其他方面，後共產主義國家表現出來的集體社會人格，也沒有較之前有什麼本質差別。中國社會至今告密者橫行，還動輒上綱上線、亂扣帽子，再加上全民獵巫和全民批斗式網暴，這些經常拿來跟「前三十年動亂」比較，而維權群體下跪求「清官」為民做主的社會心態也是長期自我矮化的結果。當然，極權主義國家的人類改造工程是一種典型的反面教材，因為這種改造工程不但是在刺刀脅迫下的改造，還全面扼殺了人類的自由權利和個體尊嚴，把所謂的無產階級情感和尼采說的奴隸道德，通過意識形態洗腦，強制灌輸給全社會，使普通人在暴力循環、仇恨泛濫以及偏見猖獗的社會環境中，長期互相貶低、自我矮化。

意識形態洗腦術不僅使人的社會人格體現出過剩的怨恨特點，還把人的文化屬性改造成只服務於極權主義統治的社會觀念。這種意識形態扭曲造成了一個顯著效果：它不但成功樹立了極權國家的內外假想敵，還把一切主張恢復公民權利、揭露社會問題和追求司法公正的正當訴求污名化；也就是說，利用群氓心理，將符合人性的正當訴求抹黑成境外敵對勢力及其代理人，通過摻沙子、攪渾水、顛倒是非黑白等辦法，混淆視聽，擾亂公共認知。

從上面的情況可以看出，意識形態洗腦術推崇在刺刀脅迫下改造人性，其結果反而造成普遍人性扭曲和思言行三背離，乃至扼殺社會活力和加劇社會矛盾。與意識形態洗腦術針鋒相對的是思想解放運動。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人的自主選擇和自我解放，也就是說，將人從意識形態扭曲之下重新釋放出來，突破一潭死水的社會困境，恢復社會活力。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歷史上的思想解放運動，怎麼重塑人的文化屬性和社會人格。「思想解放」這個詞是在新文化運動背景下誕生的，最先是由梁啟超在1919年前後提出來，後來收入到《歐游心影錄》中。

有關思想解放，中國人最熟悉的案例莫過於新文化運動了，但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中國人一直拎不清新文化運動到底「新」在哪裡。事實上，歷史的新舊交替總是粘連在一起。再者，新文化運動引發的新舊更迭也不是突然冒出來的。這個新舊更迭可以無限往前追溯，比如距離新文化運動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晚清最後的半個多世紀時間裡。在此期間，中國的社會思潮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從魏源主張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發展到鄭觀應的「商戰重於兵戰」思想。從鼓吹學習西方技術發展到鼓吹工商業強國，即使都是新思想，新思想自身也在經歷更迭。

當然，一個社會的思潮通常不是單線發展、而是多線並進的，比如清末立憲派思想是從維新派和開明士紳及商人傳播起來的，前者受到了甲午中日戰爭刺激，後者則受到日俄戰爭刺激。而這裡的立憲派思想較之洋務運動時期的大清國就是一種新思想。

對清末民初社會影響最大的人是嚴復，這一點很少有人質疑。嚴復的影響力分為兩個側面：一方面是嚴復引進的新思想不但成為公共領域的流行詞匯，還塑造了同時代人的社會觀念；另一方面是日後成長為新文化運動驍將的新一代知識精英，幾乎都在嚴復思想洗禮下成長。

梁啟超也是清末最活躍、影響力最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梁啟超不但多次承認受嚴復影響巨大，他自己寫的《新民說》也是在嚴復《原強》基礎上提出來的。嚴復在《原強》裡鼓吹要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還說西洋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分高下。嚴復有幾句名言，一句說「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強國，亂民無治國」，還有一句說「民智者，富強之原」，還說民德之高下「乃國之存亡之所系也」。當然，嚴復還說過國民之手足體力是一國富強之根基這類話。借用武漢大學哲學系田文軍的說法就是：嚴復把改造國民和培養新人，視為治世之要和強國之本。

梁啟超在《新民說》裡進一步發展嚴復的觀念，說新民是當今中國第一要務，還說要在中國實現新國家、新政府、新制度，須從新民開始。與嚴復略有不同，梁啟超說的新民首先是要自新，也就是鼓勵國民自我革新，自己從自己身上創造新人；其次，梁啟超還說「善調和者，斯為偉大國民」，也就是說新民要善於調和中西。梁啟超在《新民說》裡引進了許多像自由、權利、義務等新理念來開民智和新民德，這無疑是繼續發揮和補充嚴復思想。梁啟超引進這些新詞之後，這些新詞就在中國社會流行起來。

1902年，蔡鍔和蔣百里開始系統闡釋軍國民主義，號召通過教育改革改造國民。不久之後中國各地開始大量湧現各種教育會社和學生運動，形成了一場致力於改造國民的「軍國民運動」。這場運動顯然也是受到嚴復和梁啟超直接影響。

梁啟超不止在新民思想上受惠於嚴復，歷史學家張朋園說，梁啟超的思想多以進化論為理論架構，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承接嚴復得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後來在清末民初大行其道，與梁啟超和嚴復都脫不了干系。

新文化運動主將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也多次表示研讀嚴復並受其影響。胡適回憶自己從中學就開始讀嚴復，還說當時嚴復發明 「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詞匯，成了報紙文章常用語言和一般愛國志士口頭禪，連胡適自己的名字也是根據「適者生存」起的。

近年有政治學者指出，《新青年》雜志創辦人陳獨秀的自由觀念承襲自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但是這個野生的英國傳統是怎麼得來的呢？還是從嚴復那裡接手過來的。

在五四運動時期成長起來的錢穆也說自己讀遍了嚴復，尤其以《群學肄言》和《穆勒名學》兩書感受最為深刻。那麼，我們現在要問：嚴復和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實現了嗎？事實上，不僅聲援新文化和新思潮運動的新潮人士較之清末已然氣象一新，連以守舊著稱的傳統知識精英也一樣介於新舊交錯的時代浪潮中。

我們先來說所謂的守舊派。1919年宣傳激進思想的《新青年》雜志，招致當時聲名顯赫的大翻譯家林紓發文猛烈抨擊，支持《新青年》雜志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在林紓約戰之下也發文應戰。林蔡二人都是當時社會名流，「林蔡論戰」被京滬等地各大報紙炒作成「新舊之爭」。但是林紓並不是一個合格的守舊派，尤其不受劉師培這樣的正統守舊派待見，連代表新潮的新文化運動陣營也認為林紓不配代表守舊派。

林紓就是處於新舊交替轉型的一個典型案例：林紓翻譯的西洋小說對清末民初社會的影響力與嚴復旗鼓相當，乃至從梁啟超到魯迅的幾代知識分子都響應林紓，提倡用小說來改造國民性。這些思想動態是清末民初小說井噴的時代背景。林紓雖然以桐城派古文聞名於世，但他是用桐城派古文來翻譯西洋小說，這種相當矛盾的特征給他的思想造成了相當混雜的特點。

儒林正統從來看不起小說家角色，也不接納只有晚清舉人功名的林紓充當士林領袖；雖然新文化運動各大主將與林紓論戰，但是他們大多數是讀林紓翻譯小說長大的，而且受到林紓小說影響，很多人響應他，用小說來改造社會。結果就是林紓成了一個尷尬角色，有人稱他是新文化運動的 「反動領袖」，這種說法就很能說明這種尷尬特點。

像劉師培和章太炎這種根正苗紅的儒林正統，要麼是世家出身，要麼是師承名門，他們是不是完全守舊呢？劉師培和章太炎早年都是激進的暴力革命派，主張通過暗殺活動來實施反清排滿革命，但是他們的激進思想並不是土生土長的暴力思想，而是從西洋舶來的無政府主義和俄國虛無黨人思想。

不僅如此，劉師培還努力將西洋學說融會貫通，使之實現中國化。比如劉師培反復闡述中國古代典籍的「民約」思想，借此穿鑿附會地傳播西洋民主思想。另一方面，劉師培還大力攻擊舊史學，與章太炎一起參考西方典籍和治學方法來創造新史學，

這一點與梁啟超的新史學思想又不謀而合。劉師培雖以正統自居，卻與洋務運動時期的守舊派大相徑庭，因為劉師培自身已經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和新觀念。劉師培作為守舊派代表創辦《國故》月刊，通常被認為與陳獨秀的《新青年》雜志分庭抗禮，劉陳二人儼然成了新舊兩派各自的思想領袖。但近年研究表明，實際上情況沒有這麼簡單。比如北師大歷史學家李帆指出，劉陳二人不但私交甚好，劉擔任《國故》總編輯期間，還從來沒有發文章攻擊新文化運動。

1919年，陳獨秀因公開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劉師培還積極參與營救活動。與黃侃等人經常公開痛罵白話文不同，劉師培在北大課堂上也絕少批評新文學。有歷史學家甚至質疑該不該把劉師培歸入到文化保守主義范疇。

章太炎與劉師培的情況非常相似，二人還共同引進法國的「人種西來說」來解釋中華文明的演化軌跡。歷史學家韓子奇說章劉二人鼓吹「西來說」，反而是幫助中國人克服接受歐洲政治制度的文化心理障礙。這與有的人把國粹派當成極端排斥西化的看法恰恰相反。李帆還說，章劉二人所代表的國粹派，其政治動機是出於證明「黃白種族平等」，同時實現「排滿興漢」的主張。由此可見，章劉二人的思想都有擁護正統但不排斥西學的特點。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守舊派代表尚且具有新舊交錯的特點，那些進步派、乃至激進派人士的新人特點就更加明顯了。但新文化運動並不是鐵板一塊，其中有一些代表人物對待新文化運動有矛盾態度，比如胡適就是如此。但我們還是遵照歷史學家的一般做法，將這些人歸類到廣義范疇。雖然現在人通常把「科學」和「民主」認定為是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口號，但北大歷史學家王奇生近年指出，自晚清以降，「科學」和「民主」相關概念經過知識分子反復倡導，到新文化運動之前就已經變得非常流行，乃至成了知識界主流話語，連守舊派也不敢公開叫板。這從一個側面表明，這一時期的社會觀念較之清季已經是氣象更新了。

那麼新舊兩派到底是在爭什麼呢？當時報紙報道最多的論戰焦點就是孔教與白話文問題。1919年五四運動無疑大大刺激了新舊論戰的輿論影響力，其直接結果就是白話文呈現「一日千里」的擴散勢頭，一時間湧現出四百多種白話文報刊雜志，新文化運動輿論陣地《新青年》、《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和《新潮》等刊物全國訂閱量猛增，致力於把新文化運動普及給平民大眾的《新生活》半月刊，還一度躋身暢銷期刊之列。

新文化運動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新青年》雜志影響下，各種書籍、報刊雜志和社團也響應新文化運動，開始特別關注青年和少年的教育和培養。其中最負盛名的社團莫過於「少年中國學會」，其會員之多、分布之廣、持續之久，其他社團都難以望其項背。清末民初頻繁出現「政界」、「商界」等提法，到新文化運動時期，甚至專門生造了一個「青年界」這樣的提法，而且大為流行。可以說新文化運動已然形成時代浪潮，從這些情況就可以窺見一斑。

那麼新文化運動具體是怎樣影響年輕人的？以當時還在武昌讀書的青年學生惲代英為例，惲代英在日記裡說，自己本來是個富於懷疑批判精神的人，遇到《新青年》等刊物鼓吹「離經叛道」思想，就立刻受到影響。1919年9月9日，惲代英寫信給王光祈說，他很喜歡讀《新青年》和《新潮》，因為這類新文化運動刊物傳播自由、平等、博愛、互助等理念。但在那之前，惲代英還經常以調和論和溫和派立場點評《新青年》，他甚至還為孔子辯護，這就明顯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形成時代浪潮之後對青年觀念的扭轉效果。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時代氛圍，惲代英在前面提到的給王光祈的信中，還表達了對參加社會行動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意願。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暴增，可以想見有多少人跟惲代英一樣受到時代浪潮鼓舞。有人評論說，這種輕學理、重行動的傾向顯示出五四青年的時代特質。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惲代英這種情況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其同時代人流傳下來的無數日記和書信都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拿出來一一舉例分析了。

回顧新文化運動前史及其對同時代人的影響，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以下特點：

1. 新文化運動思想家的新國民特點是在清末思想運動基礎上培養出來的；

2. 新文化運動與當時的守舊派之間雖然激烈論戰，但這時候的守舊派已經不是洋務運動時代的守舊派了，處在新文化運動背景下的守舊派有著新舊混雜的特點；

3. 新文化運動引發的時代浪潮創造了輕學理、重行動的五四青年，這種躁動宣洩的特點給馬克思主義傳播埋下了隱患，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影響下，許多像惲代英一樣的激進青年開始轉向共產主義運動。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從清末至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國民性改造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概念，什麼是國民性？歸根結底還是文化屬性和社會人格方面的認同：對於受到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五四青年而言，具體地說就是對科學、民主和開放思想的崇尚，還有對禮教和文言文的反叛，以及對參加社會運動的巨大熱情。

當然，還有一點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地方：近年浙大歷史學家桑兵認為，新文化運動是由國民黨和江蘇教育會聯手發動的，國民黨人戴季陶曾在1919年9月提出要把和平的文化運動當成新的革命形式。戴季陶的政治企圖是推動和平的新文化運動來補充暴力革命的缺陷，目的是解決軍閥割據問題。桑兵的觀點可能引起爭議，我們以後再來細談新文化運動如何充當一種新的革命形式。我們在這裡要說的是，新文化運動並不是胡適設想的純學理的思想運動，雖然我們用新文化來籠統概括這場運動，但它毋庸置疑地具有政治屬性：除了國民黨和馬克思主義分子都想利用新文化運動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新文化運動創造了新人，給社會思潮傳播創造了條件，也給社會動員創造了便利。反過來說，如果看不到新人出來，年輕人死氣沉沉，你是不可能看到社會變革希望的。

對於我們來說，國民黨人參與和推動新文化運動還表明了這樣一種政治理念，即政治運動不一定發生在街頭或者政府機關裡，也不必發生在戰場上，也可能以文化運動的方式發生在社會上，兵不血刃地解除思想禁錮和恢復社會活力。就此而言，新文化運動與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著文化旗號反文化性質根本不同，因為新文化運動由知識界領導，在實踐中產生了重塑人性和重塑價值體系的實際效果；而文化大革命則是一場在革命獨裁政權刺刀脅迫下的布爾什維克式紅色恐怖，是一場純粹以摧毀人性和摧毀文明為目標的反人類暴亂。

我們現在要問，那為什麼要結合哈維爾主義和斯多葛主義傳統來重新改造現在中國人的國民性？我們在前面兩期節目解釋了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社會現狀和干擾現實判斷的認知障礙。我們要采取什麼樣的策略來解決這些困難呢？顯然，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首先是重塑個體的人，其次是在人與人之間恢復有意義的聯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給社會變革創造時代環境。

那麼，我們從哈維爾主義和斯多葛主義中能夠獲得什麼啟發呢？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哈維爾主義本身就是當代斯多葛主義諸多變種之一。其次，我們要解釋：斯多葛派哲學家也在很多側面補足了哈維爾主義的缺憾。那麼，什麼是哈維爾主義呢？我們在這裡簡單解釋一下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的思想輪廓。

我們講的哈維爾主義分為兩個側面：一個側面以哈維爾文章《無權力者的權力》和《論七七憲章的意義》為代表，其中側重強調「生活在真實中」，這是哈維爾傳播最廣的名言，也影響了多個時代；另一個側面以哈維爾文章《政治與良心》為代表，該文提出了「反政治的政治」概念，這是哈維爾相對不那麼為人熟知的觀點。

「生活在真實中」指的到底是什麼呢？哈維爾在《論七七憲章的意義》中講過一句名言，他說：生活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普通人，既是囚犯又是獄卒。這句名言是響應《無權力者的權力》那篇文章，哈維爾在那篇文章裡說，由於每個普通人習慣性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並且自欺欺人，在後極權主義社會造就了一個堅如磐石的謊言世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多次引用哈維爾格言「生活在真實中」，還提到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以前也號召蘇聯人「不要靠謊言生活」，波蘭團結工會理論家、反對派運動設計者米奇尼克和緬甸民主運動領袖昂山素季也講過類似的話。但光是誠實和講真話還是不夠的。比如你得想辦法讓其他人跟你一起講真話，如果其他人跟你不團結、不配合，那麼單獨面對真相的人就會單獨面對鎮壓。

還有一種情況是：對一些被洗腦術禍害導致認知錯亂的人來說，他們就把謊言當成事實。比如中國政府和官媒幫助俄國散布所謂的「烏克蘭生物實驗室陰謀論」，就有很多中國人深信不疑。又比如把「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種教條當成基本常識，或者相信「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這種謬論。在這種情況下，你讓這些人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內心，那麼這些人肯定是要堅決擁護黨國宣傳喉舌。

在《論七七憲章的意義》中，哈維爾其實已經提出了解決這個難題的三個原理：第一是主張把改變個體的社會運動放在社會變革之前，尤其是先培養個體的公民意識和良知，哈維爾在這裡打了一個比方，說建房子是從打地基開始，恢復公民意識就相當於是打地基；第二，哈維爾指出，個體的改變關系到瓦解專制統治的政治根基，這是因為生活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普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創造和維持專制體制的迫害者，只有削弱普通人對專制體制的主動和被動擁護，才能削弱後極權主義的政治基礎；第三，「生活在真實中」不僅關系到說真話和遵從良知，更重要的是關系到把社會聯結成有意義的整體，也就是說克服社會原子化（因為原子化是一種道德解體傾向），在這篇文章裡，哈維爾已經注意到社會原子化和社會聯結橫向斷裂的問題，哈維爾給出的解決辦法就是：通過培養互助團結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來重新強化社會紐帶。

關於中國的極權主義社會原子化問題，可以參看本系列節目第二期。但是具體怎麼才能把橫向斷裂的社會聯結重新恢復過來呢？這裡我們就需要講哈維爾的第二個側面，也即「反政治的政治」。

哈維爾在《政治與良心》中提出了三種解決辦法：第一， 「反政治的政治」是要在社會和不同政見者之間建立公民政治，公民政治有別於官僚政治，公民政治並不關系到官僚政治的權力游戲，而是首先關系到個體如何確立有意義的生活以及如何實現有意義的社會聯結；第二，「反政治的政治」涉及到對理性主義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哈維爾在這裡說極權主義是對西方理性主義傳統的警告，是西方理性主義傳統過度膨脹的產物；第三，哈維爾在這篇文章裡再次設想了他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中提出的「不同政見運動」，不過在這裡，「反政治的政治」被描述成是一場隱蔽的、間接的、長期的、難以量化的抗爭，這種政治只存在於社會意識、良知和下意識等看不見的領域。

哈維爾的目標是恢復公民社會意識和推動不同政見運動，但他給出的解決辦法仍不夠具體。面對這個難題我們該如何設計未來的社會變革方案呢？現在我們就必須看到哈維爾主義的另一個理論來源，那就是斯多葛主義。為什麼說哈維爾主義是一種當代斯多葛主義呢？

這是因為哈維爾有兩個關鍵特征具有古代斯多葛主義的典型特點。其一是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裡講，要過獨立自主的生活，就好像極權主義並不存在一樣，哈維爾一再強調要生活在真實中，就是鼓勵人們要尋求內在自由，要自己主宰自己。這種內在自由就是古羅馬斯多葛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強調的理念，愛比克泰德有句名言說：一個人就算被奴役、被捆綁，也一樣能找到內在的自由。顯然，哈維爾與愛比克泰德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是哈維爾與斯多葛派哲學家一樣，相信人是可以被塑造出來的：人不但可以通過訓練培養出道德情操，也可以通過訓練變成具有公民意識的個體，但是具體要怎樣訓練，哈維爾並沒有從斯多葛主義傳統尋找解決辦法。

我們現在所講的古代斯多葛主義，從希臘化時代橫跨到羅馬帝國時代，前後超過500年。但是斯多葛派哲學思想在西方傳統中並沒有完全斷裂，光是從16世紀西屬尼德蘭哲學家尤斯圖斯·利普修斯創立新斯多葛主義以來，斯多葛學派思想就沒有真正從歷史上退潮過。1990年代以來，我們在法國哲學家皮埃爾·阿多和美國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南希·謝爾曼、馬西莫·皮利烏奇等人影響下，又看到了新一輪斯多葛主義復興浪潮，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這個浪潮越來越高漲。

斯多葛學派另一個典型特點是並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把理論跟實踐進行二元切割，斯多葛學派的具體做法就是進行思想訓練和修養訓練。實際上斯多葛學派這種策略在東方傳統中並不少見，不管是源出印度的多個宗教，還是中國本土的儒教和道教，都存在修養身心和自我訓練的做法。對於長期充當政治神學的儒教來說，儒教典籍並不是一種純粹的思想，而是一套行為法則，這套行為法則首先是對人的自我訓練，其次是對倫理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約束和規定。

但是為什麼要舍棄儒教而求諸於斯多葛主義呢？斯多葛主義更加強調訓練和培養人性，而不是用社會等級體系和表裡不一的道德法則來壓抑人性。南希·謝爾曼說現在很多人把斯多葛主義當成一種新的禪學，馬西莫·皮利烏奇也拿佛教修行來跟斯多葛主義訓練相比較。但是這種類比容易引起嚴重誤解，而且斯多葛主義已經被貼上了許多錯誤標簽，比如禁欲主義和自我壓抑等等，再把它拿來跟佛教修行比較，引起的誤會就更大。

美國哲學家們之所以會有這種取向性，是因為在這種哲學的新一輪復興浪潮中，斯多葛主義被普遍當成了一種心理治療手段或者認知行為療法，用來治療因為社會壓力攀升導致的心理問題、情緒問題和精神問題。我們會在後續節目單獨開辟一個章節來講：具體怎麼將斯多葛主義用於公民社會的政治訓練？我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斯多葛主義在情緒控制、情感教育和培養應對壓力的韌性等方面，很好地補足了哈維爾主義的缺憾，因為哈維爾沒有想好怎麼具體訓練和培養新人。另一方面，瑪莎·努斯鮑姆從斯多葛學派思想挖掘出來的世界主義，對我們還有另一種啟發，那就是探討如何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道德聯結，以解除中國當前的極權主義原子化危機。

有關這個課題，我們也將另擬一個章節，專門做一期節目來細談。從以上講解來看，哈維爾主義與斯多葛主義結合，形成了一條特殊的社會道路，這條道路關系到我們如何制定靈活多變的策略來有效集結抵抗力量，但從根本上來說，關系到我們怎麼培養未來社會變革的支持者，以及把個體的人聯結成有意義的社會力量以減少社會變革阻力。結合我們前面幾期節目來看，這條依據哈維爾主義和斯多葛主義設計的道路，有助於克服由極權主義社會原子化危機和認知障礙造成的現實困境。

回顧我們本期節目，我們從正反兩個方面解釋了人性可以重新塑造的案例。顯然，意識到人性可塑性問題既有助於我們突破悲觀絕望的社會心理障礙，也有助於我們重建和改造社會的信心。最後，我們從社會運動設計的基本原理出發，解釋了結合哈維爾主義和斯多葛主義來重塑人性的現實可行性。就目前我們可以預見的未來來看，這條道路恐怕是唯一務實的可行途徑。在下一期節目中，我們就來講具體怎麼將斯多葛主義用於公民社會的政治訓練，包括怎樣培養未來社會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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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種謬論是真的，那麼世界上就不可能有專制國家成功轉型民主國家。但正如一些人喜歡用決定論和必然論從結果來倒推暴政循環一樣，還有一些人也很喜歡用同樣的論調來解釋民主轉型，而且也一樣是從結果倒推原因。

暴政在向民主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有一道細細的窄門，許多偶然性因素疊加到一起，剛好幫助一個國家順利通過窄門，這種情況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期間出現過很多次。只是事後諸葛亮們喜歡表達自己的後見之明，回過頭去看歷史，把什麼現實都說成是歷史必然的。這是一種妄念和自欺。

理論上，我們當然要先清理滋生暴政的土壤和社會環境才能確保社會變革不會導致暴政循環，但是你要明白這一點：歷史上的社會轉型並不是等暴政土壤清除乾淨以後再來轉型的，而是不做暴政土壤的那一批人率先引發社會變革，再來逐漸改善遭到暴政荼毒的政治生態。

1979年伊朗人做錯了歷史選擇，但這只是我們的事後聰明而已，處在當時歷史環境中，伊朗人和西方國家都沒想到霍梅尼會造成政治權力嚴重失衡，乃至大權獨攬。霍梅尼的轉變並不是什麼歷史必然性因素，在現代社會複製神權政府，在沒有嘗試過以前，人們以為它有可能讓國家變得既傳統又文明的。沒有人天生就崇拜野蠻的中世紀體制。

你如果抱著必然論的調調來闡述伊朗伊斯蘭革命歷史，那就毫不奇怪你也抱著必然論的調調來預想眼下伊朗能否平穩渡過這段政治動蕩期，因為這樣做最省事，不用動腦筋，還能裝出深謀遠慮的樣子，並且贏得一片掌聲。

從1979年以來，伊朗社會反抗神權統治的鬥爭一直沒有中斷過，你不必等到把支持神權政權的舊社會人格全部清除乾淨了再允許伊朗人重建自己的國家，這種設想在任何一個歷史場景中都是格格不入的。

我們仍然要對伊朗局勢持開放態度，有時候可能性世界的轉輪就像銀行保險櫃密碼鎖，齒輪轉動到那個窄門上，伊朗就會不一樣。現在伊朗是不是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呢？至少我們可以肯定，現在的伊朗社會已經大不同於1979年的伊朗社會了：現在他們付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流血代價，受夠了神權統治，不會再容忍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至於伊朗會不會錯過眼前的歷史窗口期，在恰當的時候走上街頭推翻暴政，我們拭目以待吧。如果錯過了就錯過了，不要事後聰明說什麼必然。正如法國哲學家昆汀·梅亞蘇所講：世界上唯一必然的就是偶然性。

希臘化時代的哲學思想有很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從伊比鳩魯（Epicurus）在雅典近郊購置一處庭院將其花園用作教學場所（遂得名「花園派」），到季蒂昂的芝諾（Zeno of Citium）在雅典集市北邊的彩繪柱廊（Stoa Poikile）下公開給人授課，再到阿爾賽西勞（Arcesilaus）出任著名的柏拉圖學院院長之後開始教授懷疑論，希臘化時期哲學更關心人應該如何生活以及如何生活得更好。這種哲學取向，看起來更像是承平日久的國家才會關心的事情，但偏偏希臘化時代是社會動蕩、戰亂頻繁的年代，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下關心怎樣活得有意義反而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脫離這個關係到日常生活實踐的實用哲學傳統以後，哲學開始進入由經院哲學樹立的象牙塔時代，直到文藝復興運動、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開始輪番衝擊由教會和早期大學把持的思想傳統，把哲學重新放歸到世俗社會，使貴族、商人、僕人和職業作家也有機會從事嚴肅的哲學事業。但是隨著近代大學教育模式逐漸確立起來，哲學又逐漸脫離世俗社會，只不過現在不是教士群體壟斷哲學市場，而是越來越專業化的大學教師在承擔以前教士群體的研究工作。就這樣，哲學再一次被關進了象牙塔里。

假如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看到如今哲學脫離世俗社會，高懸于空中樓閣之中，他們又當作何感想呢？

眼下西方國家又興起了一股斯多葛主義復興浪潮，斯多葛學派的哲學理念和思想技術，又開始在世俗社會重新打開局面。尤其是在認知行為治療和心理治療等應用領域，我們看到相當多的哲學實踐者，他們更像早期斯多葛學派那樣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地實踐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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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專門寫給社會活動家的理論和方法指導手冊，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權力與系統方法」（PSA）。

PSA這種方法結合了「系統思維」和「權力分析」兩大方法論支柱。系統思維指的是根據社會的復雜性和非線性變革的不確定性來靈活制定策略。權力分析指的是對可能影響社會變革的權力因素進行分析，包括權力在誰手中、如何賦權、如何鑑別盟友、如何激發主體的內在力量等等。

系統思維強調社會變革的系統性、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反饋和監測的及時性和應對策略上的靈活性。權力分析則關心由可見權力、隱蔽權力和不可見權力構成的復雜網絡如何給社會運動推動者提供識別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這本書對中國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呢？

可以說，這本書主要針對對象還是一般的具體的社會運動（雖然其田野考察和案例研究遍布全世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它抗拒（線性的）規劃和設計。但對於在極權國家推動以實現民主轉型為目標的大型社會運動來說，如完全不信任線性規劃和設計，就會遭遇組織和動員方面的巨大困難。

比如讓互相缺乏信任、高度社會原子化、生活在恐懼中、不敢站出來講話的群體朝著恢復社會聯結前進，就需要有策略地進行規劃和設計，目的是強化社會聯結和實現社會聯盟。

PSA顯然辦不到這一點：它無法確保如何在高度原子化的社會裡實現社會聯結，甚至也無法單純依靠社會活動家和自發組織的影響力來實現全社會范圍的互動和響應。尤其中國當前的情況是嚴重損壞了社會的中間聯結組織，禁止和取締了不受黨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禁止未經黨和政府授權的社會動員和社會自發組織。在這種情況下，你絕不可能指望社會活動家和零星的臨時組織來動員社會，因為這樣的人一抬頭就會被抓捕。

所以，雖然宏大敘事是跟我們這個時代背道而馳的，但是在這個難題面前，對社會運動道路的線性規劃和設計將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依托靈活多變的動員形式，先樹立起運動形式和路線這個大方向，其次是培養海內外社會運動骨干和發展出向中國大陸延伸的地下組織或半地面組織，最後是依托傳播學規律實現反復社會動員，打通阻滯動員的各個環節。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可能在遇到關鍵節點（critical junctures）或社會危機的情況下，發起能夠經受住鎮壓和社會壓力的強大動員。否則，你會看到一盤散沙的自發抗爭來得快、去得也快，幾乎無法對改變中國現狀產生任何實際效果，反而可能進一步造成時代幻滅，讓普通參與者因為再次挫敗陷入更深絕望。

對於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來說，我們不僅要把恢復信心和建立信任當成頭等緊迫的大事來做，還要做一系列預備性工作來應對突發狀況。比如危機突然爆發，而一盤散沙的民眾即使想出來抗議，也不知道該聽誰的，因為這時各個影響力者都在自言自語，而社會又無法組織和動員起來，所有人只能像無頭蒼蠅一樣隨波逐流。但假如我們在突發事件以前就建立起一個多中心化、多陣營化和多媒體化的廣泛的社會聯盟（即使部分運動中心流亡在海外，也一樣可以發揮作用），中國大陸民眾就知道遵照社會聯盟的統一指揮來行動——比如在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及時撤退，在條件有利的情況下堅持斗爭，在沒有遇到關鍵節點或者社會危機的情況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恢復社會聯結等等。

鄧肯·格林（Duncan Green）確實給了我們許多碎片化的啟發，當然其方法論有值得借鑑的地方，還有建立信任、信心、信念和社會聯結的重要性，又如對漸變過程和突變節點的關注，以及有關社會結盟的討論。對我們來說尤其重要的啟發是，作者強調了在文化層面，運用不可見的權力（比如文化觀念、規范和信仰）來推動社會變革。這一點與我們先前在「新國家道路與中國民主轉型」系列節目中強調社會變革從社會文化層面突破原理上如出一轍。

但是問題在於：鄧肯·格林過於強調宗教信仰的意義，這在中國當前社會環境中還不切實際，雖然中國大陸同樣有著龐大的宗教群體值得我們努力爭取，但大多數人口仍然是不受宗教信仰鼓舞的。但原理上是沒有錯的，要宗教信仰讓位於透過文化媒介傳播的社會信念才更適合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中國大陸民眾現在迫切需要的是信心和信念，而不止是信仰。

親愛的AEU：

當一個社會走到固步自封的地步又找不到社會出路，就會出現普遍的浮躁情緒和大起大落的情緒化問題。當然，一個內部失衡的不穩定社會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一個情緒化的社會環境裡，人們的認知是經由情緒來塑造的，除非我們游刃有余地駕馭情緒，否則我們很難說自己是理性的。

這就是我常說的認知混亂之由來。認知混亂跟隨著起伏不定的情緒隨波逐流，並且以情緒化為感知世界的器官。恰恰因為情緒化主導著中國社會，許多人就像集體感染了一種雙相情感障礙，一丁點分歧或者一丁點風吹草動也能造成大起大落的情緒波動。

親愛的AEU，要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的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情，光靠去看去聽去讀是不夠的。我們首先需要游刃有余地駕馭我們的自己情緒，才能避免用情緒充當感覺器官。這也是為什麼我一再鼓勵社會去學習斯多葛主義，去克制自己的情緒，成為自己的主人，不受變幻莫測的情緒驅使。

親愛的AEU，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不是因為我們討厭人類的情感，不是因為感性是靠不住的東西，而是因為浮躁的社會情緒會干擾我們對社會出路的判斷，會加劇我們對於彼此的不信任和敵對關系。我們這樣做反而是因為我們珍視人類的情感，我們要在鋼鐵叢林裡建立一個溫情社會，就需要有充沛的情感。但是親愛的AEU，我們需要的是情感而不是濫情，不是無法自我節制的情感，也不是媚俗，更不是隨波逐流、大起大落，而是懂得克制而且能夠收放自如的情感。

假如一個人上一刻還活力四射、載欣載奔，下一刻就冷酷無情、麻木不仁，這樣的人也許會是一個好朋友，但是經不起挫折和挑戰，我們知道他的友好也自然懼怕他忽然翻臉不認人，因為性格反復無常無法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友愛。

親愛的AEU，我們需要許多像你一樣的年輕人跟我們一起來改變這個社會，首當其沖就是要在這樣的社會裡建立不動如山的信心：我們看到哪裡有不動如山的信心，就會朝哪裡聚集，未來那裡就會是社會變革的風暴中心。

怎麼建立社會信心呢？我們不但需要很多人自發抑制起伏不定的情緒，還要建立足夠冷靜、足夠穩定的情感聯結，直到把我們的社會聯結成一個牢不可破的「情感共同體」。

情緒化不見得是中文自身語言特點造成的，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比中文更加情緒化，但仍然不妨礙一個社會出現冷靜的思想家和卓越的政治家。情緒化是社會環境和時代環境共同促成的，是長期安全感缺失、信任缺失和缺乏正常情感關懷所致。

我們實際上並不知道中文真正的潛力在哪裡，依照政治語言自身特點來說，含糊而且曖昧的語言反而是最高級的政治話語（雖然政治家很多時候也達不到這種水准）。我們要做的是重塑語言自身的可塑性，就如同重塑我們年輕人的可塑性一樣。

我們現在實際上沒有體會過未被中共意識形態污染的純淨的中文語言，我們並不知道這種語言未來潛力在哪裡。可以肯定的是，語言的改造和未來社會變革會一同進行，未來某個時機我們還會清算這樣的語言，就像戰後德國清算納粹德語、恢復德語原本優美的語言特點（幾乎所有馬列主義政權上台之前就已經推動語言貶值，而上台之後又大幅度改造語言，這就是中共官場土話和中國社會暴力語言橫行的源頭）。未來我們也會清算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許多社會心理障礙、偏見以及謬誤充斥著我們的語言，還有無處不在的暴力意識在透過語言分化我們。

我們不必等遙遠的未來，我們即刻就可以出發去改變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去嘗試、去探索我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我們的所有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障礙，都隱藏在我們未經察覺語言習慣之中。我們知道改變是必然的，不從語言開始就從語言結束。

親愛的AEU，近期在與朋友們交流的時候，我也談到了同樣的事情：我們要建立一套真正被民主價值觀念賦值的新的政治語言，我們要讓新的政治語言充滿清醒的冷峻的現實感，還要用溫情、優美和真摯來填充跟擠佔中國社會趨於僵屍化的、粗糙的劣質語言。

我們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話語對中共的政治話語產生「擠出效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言論市場上贏得立足點和生存空間。我們會在這種共識上，建立一個真正的政治上的反對派。

親愛的AEU，不要灰心。信心就是這樣在百折不撓的社會困境中產生的。反倒是那些因為發展勢頭良好而信心大振的「信心」更像是投機，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在最看不到希望的時刻仍然堅定信心去做其他人不以為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