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15秒的影片裡，一名外國陌生人對鏡頭另一邊的中國青年出言不遜。青年沒有和他爭論，只是拿出一頂荊棘冠戴在頭上。對方停住了，態度隨即緩和，留下一句祝福，結束連線。

這支名為《神奇的魔法王冠》的影片後來在中國國內獲得近千萬次播放、超過42萬次點讚。真正有意思的卻不是那頂荊棘冠，而是評論區。有人問「什麼意思？」，另一位觀眾立刻補上一整套情節：那個外國人起初沒有認出他，後來忽然看見「耶穌」，原本要說的話卡在心裡，再也說不出來。

至於當事人當時究竟在想什麼，沒有人知道。他可能突然認出了耶穌形象，可能只是感到尷尬，也可能單純想結束一場無聊的爭吵。但這不妨礙一個含義不明的停頓，被寫成西方人被中國人破防的瞬間。

評論區還替這位住在山東、網名為路西法的維吾爾族博主迪力亞爾．阿不里肯木寫了一部政治成長史。他原本只是為了練習英語口說能力，和世界各地的陌生人隨機連線；後來開始糾正外國人對中國人外貌、維吾爾族和新疆的認識；再後來，他似乎理所當然地成了「向世界介紹新疆」的人。很多觀眾甚至直接給他布置下一階段的任務：回新疆拍攝，介紹當地科技、城市、文化和現代生活。

路西法本人後來某種程度上也接受了這種角色定位。2026年他接受《觀察者網》（又是觀察者網）採訪時，他說自己最初只是覺得身分錯認很幽默，後來才逐漸意識到，影片可以讓人知道「中國新疆的少數民族也可以有我這種長相」，並用來糾正國外對新疆的「錯誤觀點」。他還表示，正在溝通開設境外帳號，計畫回新疆拍攝介於Vlog與紀錄片之間的微紀錄片。這些話不能證明官方直接布置了任務，卻顯示一名娛樂創作者可以在觀眾期待、媒體報導和自身認同的共同作用下，逐步把自己的工作理解為一項政治傳播使命。

這件事可以有兩個不同的理解：

第一種解釋：這是中共秘密外宣，一切早有安排。這種懷疑並非完全沒有依據。新疆已經有政府與中央媒體公開主辦的全球網紅共創活動，有預設主題、訪問路線、多國創作者、官方主持人和跨平台分發；一些少數民族人格帳號背後也可以找到機構、MCN甚至政府採購。《新疆日報》與旗下資訊平台「石榴雲」早在2024年便具名報導路西法，公開他的姓名、民族、出生地和學校，並把他教外國人說中文、推薦新疆旅行的行為，直接稱為「傳遞新疆人的友好」和「宣傳新疆」。

把這些材料連在一起，很容易得出一個簡單結論：他只是這部宣傳機器伸到平台上的一根觸角。

第二種解釋：這只是網紅經濟。隨機連線、身分錯認、外國人的誇張反應和視覺反轉，本來就是天然的流量產品。新疆旅遊需要遊客，地方政府需要產業，商家需要生意，平台需要互動，MCN需要爆款，年輕創作者需要粉絲……這些力量即使沒有中共指揮，也會推動大量創作者製作旅行、美食、文化和「外國人驚訝」的內容。

一名維吾爾族青年真誠地認同中國，反感外國人把所有維吾爾族人都想像成等待拯救的受害者，也完全可能。黨媒追逐熱門人物、把流量事件改寫成「正能量故事」，更不是什麼新鮮事。若所有和官方敘事相容的內容都直接被歸作秘密外宣，外宣這個概念就會膨脹到失去分析能力。

兩種解釋都有可能，各自抓住了一半現實，也漏掉了另一半重要的東西。

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路西法究竟是不是一名「秘密外宣網紅」，而是在沒有證據證明國家寫下宣傳稿件的情況下，一條自然生長的娛樂內容，如何被觀眾賦予政治意義，被平台與市場篩選，再被官方媒體命名和重新部署。

這正是中國外宣近年發生的深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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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官方使用，不必然由官方製造

猜測路西法是100%官方人員的最大問題，是把中共的能力想像得過於完整。

誠實來說，路西法大部分的內容，都更像一名自主創作者的作品。笑點、道具、連線對象和剪輯方式，有清楚的個人連續性。到目前為止，沒有公開證據顯示他拿到政府標案、接受宣傳部門腳本、獲得特殊拍攝許可，或者進入某個官方多語種傳播專案。

作為新疆人，利用VPN翻牆，談論新疆情況，這在中國一定是極端敏感的事情，不過這不必然導向官方從一開始就布置了任務的結論。這種區別並非替路西法開脫，而恰恰是分析其運作機制的新起點。

由此而論，國家與創作者之間至少為以下四種關係：

這四種關係可以前後銜接，但不能因為看見了後面的步驟，就自動想到前面的。敘事一致，也不是指揮關係的證據。民族認同、商業利益、平台偏好、地方發展需求與官方政治方向，本來就可能讓不同的人走向相似結論。

路西法目前最有根據的位置是第三種，是一名已被黨媒發現、已被政治認可，但尚未被證明直接管理的自主創作者。這個位置不神秘，比「拿腳本照念」更值得研究。

因為它揭示了一種更有效的可能：國家不必創造所有說話的人，只要有能力在他們說完之後，決定如何使用他們。

自主創作，不等於沒有政治

把一切解釋成網紅經濟，同樣會把問題說得太輕。

中國的內容市場並不是一塊政治中性的荒地。按照中國網信系統的公開規定，公眾帳號及平台須「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價值取向」，平台還負有帳號分級、內容審核、評論管理、巡查和處置等責任；演算法推薦服務，同樣被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並不表示每條影片都有人事先審稿，卻代表不同政治立場在平台上承擔的生存成本並不相同。

如果一位維吾爾族人做和路西法相反的事情，我想結果一定是刑事責任。這可以稱為有條件自發性創作：創作者不是木偶，卻在一個邊界清楚、獎懲不對稱的環境中進行選擇。

國家權力在這裡頭未必表現為積極地告訴每個人應該說什麼，也可以是消極地決定哪些言論一定不可以。這是一種強大的接口控制和信心。國家不一定介入每一次交流，但保留了足以改變整個內容供給結構的否決權和懲罰權，國家基本可以有信心，凡在中國國內發生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可控的。

在這樣的政治體系下，平台又另增加一套激勵：旅行、美食、戀愛、身份反轉和外國人驚訝，本來就比完整的政策說明更適合短影音。地方文旅部門、旅行社、MCN、商戶和創作者，也都能從一個和平、開放、可消費的新疆形象中獲利。

這些行為者不必共享同一種政治信念。地方政府要旅遊收入，創作者要流量，平台要停留時間，商家要顧客，宣傳部門要形象修復。它們可以因不同動機而生產同一方向的內容。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集中指揮，而是一種激勵相容：政治、商業和平台收益暫時指向了同一條路──一條在政治意志強力介入中，在媒介環境演化出的「中國式創作氛圍」。

舊外宣瓶頸：國家主導的低可信度

新疆的「正面生活內容」並不是在疫情解封後的2023年之後才突然出現。

一項針對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與新華社旗下 New China TV 在2018至2020年間，於YouTube發布關於新疆內容的研究，共收集834條影片、總時長接近797小時。除了直接反駁批評與反恐敘事，發展、文化、自然、城市生活和旅遊早已佔據很大比重。2020年，CGTN甚至大量直播新疆風景，有些固定機位的「風景屏保」長達10至12小時。

所以，2023年後的「新」外宣，並不在於北京第一次想到用草原、舞蹈和幸福生活代替政策辯論。

舊模式的特徵，是國家媒體承擔了幾乎所有工序：它提出結論，選擇證人，安排採訪，製作畫面，再負責證明這些證人可信。最典型的，是2021年前後大規模出現的新疆居民證詞。

ProPublica與《紐約時報》分析了3000多條影片，發現大量內容先出現在新疆地方黨媒應用程式，之後加入英文字幕，由社群平台YouTube、X的「倉庫帳號」集中上傳，最後再由中國外交官、國家媒體轉發放大。不同職業、年齡和地區的出鏡者，經常使用高度相似的自我介紹和論證結構：我是土生土長的新疆人，我的生活自由幸福，沒有人強迫我，外國政客與企業在撒謊。

這種模式試圖以維吾爾面孔塑造社會自發共識的外觀。但弱點也很明顯。

它的國家痕跡非常容易辨認，話術高度重複，個人證詞被要求承擔超出其能力的「證明」任務。一個人說「我沒有被強迫」，確實可以證明他在鏡頭前做出這項陳述，但不能因此推導出，整套勞動轉移制度不存在強制。一次受控訪問可以證明某個工廠、婚禮或巴扎確實存在，卻不能證明參訪者能夠自由抽樣、私下訪談或接觸不願合作的人。

至於假帳號和機械轉發，雖然可以填充搜索結果、製造表面聲量，卻很難建立持續的人格關係。官媒希望這套模式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它既生產結論，又生產證人，還要證明自己的證人不是它生產出來的，這本來就是悖論。

2023年後的變化，並不是舊方法消失。播論和受控參訪仍然存在，尤其在強迫勞動、制裁和反恐等硬議題上仍不可替代。

真正改變的是，這些硬性內容之外，出現了一套更完整的外圍內容供應系統。國家開始把最缺乏信用的那部分工作──講故事、建立人格、製造自然反應──交給其他行為者。

宣傳部退到內容生產的兩端

新的分工不是國家退出內容生產，而是國家從內容中段退到上游與下游。在上游，它仍然掌握政治邊界與社會領域活動的審批權、懲罰權；在中間，外國網紅、少數民族創作者、演員、旅行社、MCN、普通遊客與平台用戶，以各自的語氣生產故事；在下游，國際傳播中心、Bilibili（B站）這樣的影音平台、《觀察者網》這樣的媒體（我們在之前文章提到過的「國家媒體複合體」）、外交帳號與譯製系統，重新掌握選片、命名、翻譯、切片和分發。

2026年的全球網紅創作傳播活動「Xinjiang Vibes（此刻，新疆）」已把這套分工公開化。這項活動由新疆自治區政府新聞辦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CMG）共同主辦，邀請14國網紅和總台多語種主持人赴新疆，並且預設好跨境貿易、民族交融、草原生態、智慧農業與鄉村振興等主題。官方同時明確表示，共創內容將通過網紅個人帳號、總台多語種與多平台網絡向全球分發。

個人帳號提供自然感，官方網絡提供規模流量；網紅保留自己的面孔、語氣和粉絲關係，主辦方則掌握行程、主題和跨語種出口。台灣網紅在新疆及中國其他地區行程多是這種方式，館長中國行亦是。

地方國際傳播中心的快速擴張，為這種分工提供了組織基礎。根據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MP）截至2025年11月的統計，中國自2018年以來，已建立將近150個國際傳播中心，而且多數在2023年之後成立。新疆國際傳播中心於2024年底成立，被官方定位為新疆對外傳播的「主要窗口」，依託《新疆日報》與新疆報業傳媒集團運作。

地方國際傳播中心通常隸屬地方宣傳、網信或黨媒系統，負責海外社交帳號、外國網紅、外媒合作、參訪活動，以及針對不同地區的「精準傳播」。「海外KOL運營」甚至已成為這類傳播機構的正式職位。公開招聘要求從業者與外國網紅和博主建立「戰略合作」，並為TikTok、Facebook、Instagram及YouTube生產平台原生內容。

一套更接近創作者的宣傳生態被建立起來。政治控制並沒有因此分散，尤其針對在中國國內發生的事情，官方依然牢牢控制政治邊界、社會審批和恐怖的懲罰權。相反地，它形成一種新的組合：執行分散化、政治集中化。

不同創作者可以有自己的動機、語氣與審美，但哪些內容可以被正式認證、獲得跨境分發，獲得現金激勵，或免於處罰，仍由政治中心及其地方節點決定。

兩次篩選：演算法選流量、國家選用途

路西法的影片特別適合展示這套新機制。原始影片只提供了一件含義不完全確定的事：一個外國人在他戴上荊棘冠後停頓、緩和，最後結束連線。

第一輪篩選由評論區、演算法和營銷號完成。觀眾先解釋那個停頓，將其寫成西方宗教心理被擊中的瞬間；再把路西法的頻道整理成一部「從練英語到替新疆闢謠」的成長史。演算法不必理解新疆政策，也不必判斷這種解釋是否正確，只需把互動最多、情緒最強、最容易複述的版本推到前面。

營銷號再進一步刪掉猶豫和不確定性，把故事壓縮成一句標題：外國人侮辱新疆小伙，看到耶穌後瞬間老實。

到這一步，最能傳播的情節、人物形象和政治含義，已經在市場上被試驗了一輪。這完全來自眾人心照不宣的「自我審查」，來自中國人熟練地將事情政治化，並在網絡傳播中提煉出符合演算法的傳播內容。這裡我們可以面對一個關鍵結論──在長期的政治與互聯網的演化下，中國已經衍生出自動生產符合國家政治需求內容的完整社會情緒和商業化生態，也已經形成了可以自動通過舉報識別風險，以及快速介入刪除的審查結構。這是中共的底氣。

第二輪篩選才是由官方傳播系統完成。

它不必接收所有民間解讀，也不必轉發評論區裡粗糙的宗教或種族刻板印象。它只需挑出其中最符合需要的部分：

• 維吾爾族也是中國人。

• 中國人的外貌具有多樣性。

• 外國人對新疆了解有限。

• 新疆青年可以直接與世界對話。

• 親身接觸能夠打破西方偏見。

這可以稱為雙重選擇機制：用戶和平台負責找出什麼最有吸引力，國家負責判斷哪些最有政治用途。而國家判斷，再次激勵用戶和平台沿著國家的方向持續演化。

中國對外傳播使用外國網紅，早已顯示出這種邏輯。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曾追蹤到，中國國家控制帳號以數百條貼文和文章放大外國創作者的新疆內容。這裡最重要的並不是每一張嘴都被收買和要求。恰恰相反，越能保持部分自主性，這張嘴的價值往往越高。因為它提供了官方悖論下一直難以獲得的信用。

國家取得的是創作者已經積累的人格信用；創作者得到的則可能是官方流量、特殊接近、活動邀請、平台背書和更大的市場。雙方之間形成一種信用與流量的交換。這種交換還會改變未來的內容供給。一名創作者發現某類新疆影片更容易被官媒轉發、獲得旅行機會或增加粉絲後，即使沒有人下命令，也可能主動生產更多同類內容。其他創作者看到成功模板，又會模仿相同的標題、場景和人物。

官方的「收割」因此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塑造一種宣傳生態。這是一種不用逐條指揮也能形成方向性的毛細管權力。

觀察路西法事件，也能得出一個類似的生態。他的內容是在境外視頻聊天平台產生，被搬運回中國的。中國平台上既有的搬運和譯製博主提供了另一層宣傳基礎設施，他們從YouTube、TikTok等境外平台下載影片，加字幕、刪節、重新命名，再帶回中國平台。大多數人首先追逐商業流量，不能直接算作政府帳號，但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套成熟捕捉、翻譯和重新語境化進入市場的步驟。國家不必自己經營每一個搬運帳號──只要民族情緒、商業收益和官方方向在特定事件中相容，大部分加工就可能由外圍市場自行完成。

但這套分散化系統並非沒有代價。

評論區可能把反歧視內容變成對黑人、外國人或宗教群體的刻板化敘事；網紅可能在其他議題上越線；外國訪客可能不接受官方安排的結論；官方的大規模放大，也可能反過來污染創作者原有的可信度。

因此，我無意提供「新外宣」是一台全能機器的印象，而是一套以降低控制換取真實感、以容忍不確定性換取傳播效率的概率系統。國家不能保證每一條內容成功，卻可以提高有利內容產生真實影響力的幾率。

政治化的下放與社會共創

如此一來，下放的不只是內容生產，也是政策正當化和政治化本身。舊外宣正面回答指控：沒有強迫勞動，沒有宗教迫害，職業教育中心是反恐和就業政策。

「新方法」不急著證明這些命題。

它先給觀眾看《我的阿勒泰》裡的草原、愛情和哈薩克家庭，看阿勒泰的滑雪者與騎馬青年，看喀什的設計師、舞者、咖啡店和旅拍生意，看女性創業者製作服裝、直播、僱用鄰居，也看無人機、果園、冷鏈、跨境電商和現代工廠。

這些生活與產業完全可能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其政治作用也正因為真實而發生。

《我的阿勒泰》不是一部以新疆政策辯護為主要情節的電視劇。它改編自李娟作品，以漢族少女、哈薩克牧民、家庭生活、愛情和自然景觀為中心，獲國家廣電系統支持，並進入哈薩克斯坦等海外市場。外部報導將它放在中國重塑新疆形象的努力中理解。

更重要的是，《環球時報》後來直接說明了這部劇的政策用途：劇中的自由生活、民族相處和普通人發展，使西方關於「強迫勞動」和「種族滅絕」的說法失去立足點。文章甚至強調，電視劇並沒有直接宣傳民族政策，但正因其以日常生活呈現民族和諧，反而能「微妙地」展示制度優勢。

這段官方自我解釋十分重要。它說明娛樂作品不必在內容中明說政治結論，只要觀眾接受了作品中的世界，政治推論可以在作品之外由媒體完成。

新華社英語微短劇《Deer in Xinjiang》走得更遠。前幾集先安排外國女主角遊覽大巴扎、參加婚禮、走訪古城、觀看木卡姆並接觸多民族人物；到了第八集，才直接以女性擁有收入、工作環境良好以及鏡頭中「沒有看到強迫」，來回答強迫勞動指控。

硬性辯護沒有消失，只是被放進娛樂類型中。觀眾先接受角色、場景和情緒，再遇到政策結論。

這可以稱為語境式政治化。它不要求任何一條影片完整證明政策正確，而是改變受眾最常看見什麼。當一個人在足夠長時間裡浸泡於笑臉、夜市、戀愛、創業、滑雪、風景和現代化設施，很容易產生一種直覺：一個這樣的地方，怎麼可能同時存在外部報導中的拘押、監控和強制？

這種直覺不是證據反駁，而是議題顯著性的改變。它用大量可見的日常風景，替代難以進入鏡頭的制度問題，符合互聯網時代的觀看者心智。

聯合國人權高專辦（OHCHR）2022年發布的新疆評估報告，以及此後聯合國專家持續關切的，正是任意拘押、宗教與文化權利、監控和強迫勞動等制度性問題。正常的婚禮、繁榮的夜市和成功的個人，可以與這些制度爭議同時存在。

所以，問題不一定是畫面造假，而是畫面被要求證明了它本來無法證明的事情。

少數民族人物在這個過程中也換了位置。早期，他們主要以證人出現，任務是說明「我沒有被強迫」；後來出現由MCN或機構運作的人格化帳號，年輕維吾爾族女性以生活博主、主持人和旅行者面貌講述新疆；再往後，最常被展示的是文化創業者、舞者、設計師、演員、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店主和電商經營者。相關研究把這種表面非政治、可以在國家媒體、時尚雜誌、藝術展覽和社交平台之間流動的內容稱為「新宣傳」：它與全球商業文化和視覺審美相容，反而不容易被辨認為政治材料。

這個手法在中國對台宣傳上也已經司空見慣。

國家參與的「二創」時代

國家退到內容生產的後方，卻沒有放棄最後一道工序。

它保留了挑選什麼、翻譯什麼、如何刪節、如何命名、送給誰看的權力。「Xinjiang Vibes」公開展示了個人帳號與中央媒體多語種網絡的雙重分發。一名外國網紅赴疆拍攝一次，原始素材可以被拆成個人長Vlog、短影音、官方主持人版本、新聞片段、不同語種字幕版和中國國內的「外國人改觀」版。早在館長文章中，我就寫到過，原始直播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原始內容引發的二創。

二創非常靈活，同一組畫面可以因受眾不同而被裝入不同問題框架。對歐美受眾，新疆難以脫離拘押、強迫勞動、企業供應鏈和制裁；但對穆斯林國家，可以突出清真寺、民族文化、反極端主義、就業和發展；對台灣受眾，可以把新疆問題轉化為台灣媒體是否可信，以及「親自去過」和「只看綠媒」之間的對立；對中亞受眾，最適合的議題則是口岸、物流、跨境電商、共同反恐、草原文化和區域繁榮。

霍爾果斯的制度建設已經反映這個方向。2025年，新疆首個縣市級國際傳播中心在霍爾果斯成立，當地此前已設中亞媒體聯合工作站（又稱中亞媒體之家），並與地方媒體、高校和少數民族影視譯製機構合作，重點包括多語種製作、中亞研究、聯合紀錄片和面向中亞的傳播矩陣。

這意味著，北京不再只由中央媒體用英語回答華盛頓和布魯塞爾。邊境城市可以直接用俄語、哈薩克語，以及區域媒體關係，把新疆重新定義為中國面向中亞的貿易與文明樞紐。

換掉的不只是語言，而是問題本身。對西方，新疆仍然是一個需要回應的人權爭議；對中亞，它被塑造成一個發展機會和區域秩序的中心。

同一塊土地，因受眾不同，被切割成不同的傳播模組，國家牢牢掌控這樣的二創過程。

而這些模組最後還會回流中國。外國人驚訝、稱讚、沉默或改口的片段，在B站、抖音和微信上被重組成「親自來過便知道真相」的故事。此時，內容的首要受眾甚至不一定是外國人，而是需要看到中國在國際輿論場取得勝利的國內觀眾。

宣傳部做得更少，卻做得更好？

宣傳系統當然沒有完全退出內容生產。各省市宣傳部、國家媒體和外交機構仍然大量撰寫白皮書、評論、紀錄片和政策進行反駁。新的外宣不是取代舊外宣，而是在舊系統外面增加一層更具彈性的生態。

所謂「做得更少」，是指國家不再必須親自完成每一個有效內容的全部工序。這不是國家能力縮小，而是國家把生產與試錯成本外包給了社會和市場。

它也改變了外宣的基本單位。過去的基本單位是一篇稿件、一部紀錄片或一場記者會。現在的基本單位可能是一個可持續使用的人格、一趟創作者行程、一套素材庫、一組語種版本，或者一段已被平台證明能夠引起情緒反應的短片。甚至還是，一套被訓練完成的演算法。

過去，國家試圖控制內容；現在，國家更重視控制內容的生態與生命週期。

這也改變了我們看待和監測外宣的方法。若只追問「這個人是不是收了錢？」分析便會在兩種錯誤之間搖擺。找不到合同，就宣布一切純屬自然；看見官媒轉發，又立即推定所有內容早有腳本。

真正需要追蹤的，是一條完整內容生態路徑：有合同、標案與共同出品，才適合稱為直接製造；有行程、翻譯、受訪者和製作資源，可以判定為結構性促成；有持續轉發、多語種加工與官方認證，屬於系統性放大；只有自然內容爆紅後的一次報導和重新命名，則是政治挪用。

這種區分看似保守，實際上更能看清國家權力移動的方向。同樣，這篇文章也不在於證明《我的阿勒泰》只有宣傳價值，不證明每一位女性創業者都在表演，更不證明所有外國創作者都受人指揮。局部生活完全可能真實，真誠認同也完全可能存在。

新外宣的進步，恰恰在於它不需要消滅這些真實與真誠，反而能夠利用它們。今天最高效的外宣，未必是國家把自己的話塞進別人嘴裡。讓別人先說，群眾先解釋，演算法先篩選，市場先證明它有流量，國家再決定其中哪一句代表現實。

宣傳部不必再自行生產每一篇稿件。只要它仍然掌握刪除、懲罰、將人投入監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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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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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線上活動：讀者、會員、公眾：演算法和付費時代，新聞媒體與受眾關係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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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料記載，澳大利亞（澳洲）第一份華文報紙是1856年創辦的《唐人新文紙》（The Chinese Advertiser），後定名為《英唐招貼》。該報由同情華人礦工境遇的英國移民貝爾（Robert Bell）創立。殖民地當局注意到該報後，要求其在報紙中刊登政府宣傳內容，並同時出版中英雙語刊文。

大淘金時代後，部分中國移民定居澳洲，1894年《廣益華報》（The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問世，成為澳洲首份由華人創辦且大規模印刷的報紙。該報創始人為僑商孫俊臣，繁榮時每期銷量高達千份。《東華新報》（The Tung Wah News）則於1898年創刊於悉尼，該報早期持「保皇」態度，積極報道梁啟超的行程，辛亥革命後，其政治態度有所轉變，最後在1936年停刊。

墨爾本則因共和派華人活躍成為另一重鎮，1902年鄭祿在此創立了《愛國報》（Chinese Times）。該報幾度易名，1905年更名為《警東新報》，1915年再改為《平報》，1919年被國民黨接管後又改為《民報》，二戰後停刊。同一時期，《民國報》（Chinese Republic News）於1914年在悉尼創立。麥考瑞大學 （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學者郭美芬（Mei-fen Kuo）在2017年的研究指出，該報通過招股的形式凝聚華商網絡，成為了悉尼國民黨的活動基地。由此可見，澳洲華文媒體的變動軌跡也是中國近代政局風雲變幻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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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澳政策、新移民牽動華文媒體發展

1901年，澳洲聯邦議會通過《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旨在限制非歐洲裔移民進入澳洲，該法案成為「白澳政策」的基礎，部分華僑在此時期離開澳洲，華文媒體發展陷入停滯。至1950、1960年代，僅有《澳洲新報週刊》（Australian Chinese News Weekly）、《亞洲人》（Asian Monthly）和《僑聲》（Qiaosheng Monthly）等華文媒體依然活躍，但發行量與影響力皆十分有限。

1951年，澳洲政府推出「科倫坡計畫」（可倫坡計畫，Colombo Plan）；1974年白澳政策正式廢除。1970年代，大量原籍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華裔移民來澳，兼有越南難民潮、港澳台商業移民的加入，華埠社區迅速壯大。據澳洲1986年人口普查顯示，截至同年，約65800的居民出生地為中國大陸及香港，而出生地為馬來西亞的人口亦達47800名。另有墨爾本大學學者整理資料指出，約有20萬人認同自己具有主要或次要的華人祖裔（primary and secondary Chinese ancestry）。

隨著新移民的湧入，以1982年《星島日報》登陸澳洲為代表，澳洲華文媒體迎來了「第四次繁榮」。《華聲報》(Huasheng News）（後改稱《澳洲日報》（Daily Chinese Herald）與《澳洲新報》（Australian Chinese Daily）相繼創刊。到1990年代，澳洲華文媒體已經進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星島日報》於1938年在香港創刊，創始人為緬甸華僑胡文虎，1954年由其女兒胡仙接手。1999年胡仙出售《星島》股份給何英傑，後由孫子何柱國接手。何柱國曾是政協委員，去世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曾發文悼念。英國廣播公司（BBC）曾評論，二戰後，《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並稱為香港三大中文報章。1960年代以後，該報積極擴展版圖，先後進入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全盛時期擁有16個版本。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報早期與港英政府關係密切，香港主權移交後立場逐漸親中。

《星島日報》開創澳洲華文媒體黃金時代

1982年，《星島日報》首發悉尼版本，2005年再發墨爾本版本。該報早期讀者以港台移民為主，出版語言為粵語，有研究稱其副刊全部從香港傳真過來。該報採編團隊也有濃厚港台背景，悉尼版總編輯為黃繼昌（K. C. Wong），總經理則是黃宗榮（Patrick Wong）。作為中文媒體的翹楚，其版面涵蓋新聞、財經、體育、股市、娛樂等多個領域，讀者多為中產階層。據《澳洲人報》2020年報道，《星島日報》在工作日的全澳發行量超過15000份，週末版更達25000份。

1980年代後，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同時期澳洲政府推出了海外學生英語強化課程（ELICOS），大量來自中國的學生湧入澳洲。墨爾本大學教授高佳（Jia Gao）的研究指出，1980到1990年有約45000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獲得澳洲永久居民權。澳洲國家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官方調查顯示，截至1991年，全澳有77799名居民在中國大陸出生，超過港台出生的居民總和（後者分別為57510與12427人）；而到1996年，人數成長為111009名。另據澳洲統計局資料，至2006年，中文已經成為澳洲第二大語言，占全澳總人口的2.3%。其中，普通話使用者已達220600人，接近粵語使用者人數244000人。

有鑑於此，以《星島日報》為代表的主流澳洲華文媒體紛紛做出調整，以迎合中國大陸讀者。其中《星島日報》將版面由直式改為橫式，從繁體轉為簡體，從黑白改為彩色，甚至將部分粵語表達轉化為普通話，方便大陸讀者閱讀。《澳洲新報》更積極，在1988年改為簡體出版，又於1990年引入彩色印刷，積極程度成為中國官媒宣傳典型。這些調整起初是成功的，《星島日報》澳洲出版人 Simon Ko 在2013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及，該報主要讀者為香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等地移民，自稱澳洲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媒體。

同時，傳統粵語媒體面臨來自中國大陸留學生建立的媒體的挑戰。《華聯時報》（The United Chinese Times）於1992年在悉尼創刊，1996年停止運營，該報曾被稱為「中國留學生喉舌」。1993年《大洋時報》（Pacific Times）在墨爾本創刊，澳洲廣播公司（ABC）曾披露該報與北京的經濟往來，並指該報60%股份由澳中文化集團有限公司（the Australian Chinese Culture Group Pty Ltd）持有，後者背後為中新社。《田間》無法獨立證實此說法。

從相對獨立到主動迎合北京

除版面格式調整外，《星島日報》政治立場轉變更值得關注。悉尼科技大學教授孫皖甯（Wanning Sun）教授在2016年的研究中指出，該報澳洲版面在六四事件報道中支援學生，卻在2014年的占中事件期間，旗幟鮮明地支持港府。該報香港版面的建制派色彩更為濃厚，BBC報道稱，該報警告示威者需為「攪亂地區秩序」承擔責任。

《星島日報》轉型並非個案，這一時期，多家華文媒體均由相對獨立到主動迎合中共敘事。斯威本科技大學（史溫伯尼科技大學，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授費約翰（John Fitzgerald）研究墨爾本發行的18家華文傳媒後發現，其中有11家並未就六四紀念日進行任何報道。

據中國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02年，《星島日報》集團便與《新民晚報》合作推出「澳洲專版」，每日轉載後者新聞。次年與《廣州日報》合作，2010年再與《重慶日報》合作，採編之事多由後者負責。之後該報更是與江蘇僑辦、福建僑辦合作，推出一系列帶有官方色彩的「海外專版」。該報北美版也與中共口徑高度重合，並於2021年被美國司法部列為「外國代理人」。台灣背景的澳洲華文媒體亦受波及。1994年創刊於悉尼的《自立快報》，初期讀者以台灣移民為主，卻在2001年與《新民晚報》在內的多家中國大陸媒體單位達成合作協定，成為中國海外影響力實證。

2000年後，全球媒體普遍受數位化衝擊影響，加上廣告收入銳減、網媒與新媒體崛起，傳統媒體生存空間進一步萎縮。2020年2月6日，《星島日報》澳洲版以「經營環境調整」為由，突然宣佈結束澳洲業務。據澳媒SBS報道，該報員工無法即時獲得遣散費，甚至有欠薪情況。2022年8月28日，《星島日報》加拿大版也因成本問題停刊。

《澳洲新報》從「坎培拉傾向」到左轉

《澳洲新報》的發展史同樣令人唏噓。該報於1987年由香港移民 Sandra Lau 創立，現任總編輯為唐德榮（Daniel Tong）。與《星島日報》類似，《澳洲新報》在1990年後同樣採用中國大陸通行的橫版模式與彩色印刷，獲得中國官方讚譽。該報在六四事件報道中同樣支援學生，甚至刊登了新州華人團體協會的一則聲明，稱其「堅決反對用暴力鎮壓民眾」。值得一提的是，聲明的結尾強調該社團「堅決支持澳洲聯邦和新州政府對這一事件所採取的立場和積極措施。」這與墨爾本大學法學院學者楊凡（Fan Yang）在2021年的一項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指出該報當時超80%文章更貼近澳洲官方立場（Canberra-leaning）。

楊凡的研究還發現，當時《澳洲新報》的稿源以英文媒體為主，光是ABC與SBS稿源就占近半數（47%），二者皆為澳洲的公共廣播機構；其他英文源還包括 AFR、Daily Mail、9 News等，且皆注明稿源。這一結構解釋了整體報道中更「偏澳方立場」的宏觀傾向。但楊凡同時指出，澳洲華文媒體在翻譯與撰稿中均有意識弱化語氣，在支持澳洲同時避免激怒北京當局。

筆者在抓取《澳洲新報》2013年1月1日到2024年8月25日期間刊登的80篇文章後發現，澳洲主流媒體稿源占比雖近六成，但比之前已有明顯減少。同時，來自《新華社》、央視、《環球時報》等中國官媒稿源大幅增加，占比達到15%；微信的資料更明顯，同一時期對100篇微信文章研究後發現，中國官媒占比甚至達到43%，將近澳媒兩倍（21%），可見中共影響力一般 。

除了稿源，《澳洲新報》敘事風格也緊隨中國官方態度。尤其在近期地緣政治、地區安全及外事話題中， 該報緊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或駐外使團官方表述。以8月下旬部分事件為例：中國外交部對新國家情報局涉華表態回應一文，標題內容與《環球時報》等官媒幾乎完全一致；8月26日的〈趙樂際會見訪華俄杜馬主席〉一文中，更直接全篇轉載中國外交部新聞稿，且未注明消息來源；有關英國延遲審批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新館，《澳洲新報》同樣大篇幅引用中國使館發言人評論。

《澳洲新報》近兩年的報道中又出現了新的趨勢，即以中國官媒為唯一稿源，不引用、不轉載任何其他來源。以涉疆話題為例，筆者在研究該報2025年後的文章發現，僅有一篇涉及泰副總理探視被遣返維吾爾人，其餘文章不是對新疆經濟發展歌功頌德，就是宣傳中共對疆政策；另有一篇社區新聞引用了時任中國駐墨爾本代總領事劉東源致辭。該報甚至刊登了一篇台灣青年新疆行文章。

政治轉向救不了紙媒凋零現實

為避免單一指標錯誤，筆者隨機選擇了15篇《澳洲新報》於2024年6月至2025年8月刊登的文章，發現中立文章為三篇，偏向中國官方（Beijing-leaning）的有五篇；偏澳洲官方立場的文章則為七篇，相較2021年同期基線，本輪抽樣顯示偏澳洲官方的占比已明顯下降。

整體而言，與2021年研究所描繪的「以澳洲官方立場為主、在涉華議題上謹慎自我審查」的標準相比，《澳洲新報》轉向具有結構性：稿源選擇明顯更加傾向北京、官方色彩大幅增強、特定話題敘事角度嚴格、敏感話題導向明顯，同時符合中國對外宣傳更加主動出擊的策略。

上述政治立場轉型未能挽救這份最後的中文報紙。2024年6月29日，《澳洲新報》宣佈自7月1日起，「報紙將從每日印刷版轉變為每週六出版發行」。此前，已有該報減員的傳聞。SBS分析稱，這是數位化浪潮衝擊下紙媒整體轉型困境的縮影。

2000年後，各種新媒體異軍突起，進一步擠壓了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至2024年，澳洲中文報紙幾乎銷聲匿跡。面向中國讀者的《澳洲新快報》（Australia New Express Daily）於2004年創刊，2021年停止更新；《澳洲日報》（Chinese Herald）則轉為全線上運營。隨著運營門檻的下降，《今日悉尼》（Sydney Today）、1688澳洲新聞網及億億（Yeeyi）等平台興起，提供澳洲教育、貿易、房產與投資方面資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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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部分媒體的採訪方式正在發生變化。採訪不再完全發生於鏡頭前，而是在錄製之前已被預先設定基本框架。在部分電視媒體與專題節目中，受訪者在正式錄製前已被提供表達提綱，甚至被要求按既定語句表述，採訪也因此從「現場生成」轉為「預設輸出」。

《田間》訪問多名有過中國電視台工作經歷的媒體人，基於安全與工作考量，經過協調後，吳庭、黃苗、古樂、潘毅、戴安、郭亞軍等人均以化名呈現。

在江西電視台從事電視新聞製作的吳庭與《田間》對話時說：「現在很多採訪不是現場問出來的，而是上面開會提前把方向確定好，現場只是完成錄製。如果能找到既願意出鏡，又願意按照我們的意思表達，當然更好，我們常去找他採訪，會給幾百塊的車馬費，算是補償。」

吳庭對《田間》表示，這種情況並非個別現象，而是在多類節目中逐步擴散，包括時政報導、民生專題及人物訪談等。「專題新聞製作對畫面品質有一定要求，受訪者通常需要在所屬行業具有一定代表性，且形象較為端正，如果找不到就要想辦法。」

另一位曾參與專題節目製作的浙江電視台新聞專題部主任黃苗告訴《田間》，疫情之後，民眾因失業、房貸等多重壓力，抱怨情緒不斷增加，而專題採訪的內容、節目場景及推進方式仍需按照官方規定執行，因此採訪內容往往被提前設定。「包括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對白，這些原本依賴現場互動生成的內容，被前置到策劃階段。例如鏡頭前的問答，更多成為既定敘事的視覺呈現，而不再是資訊生成的過程。」

黃苗說，作為官方媒體，報導內容必須符合宣傳部門的要求，「他們（宣傳部）要看到的是唱好主旋律，引導觀眾，傳播『正確思想』，這就要求我們去告訴受訪者應該怎麼說。有些受訪者會被提供幾句較為標準的表達，基本上不能偏離太多。」她說：「你可以換個語氣，但不能換意思。」在這種模式下，採訪的核心功能由「獲取資訊」轉向「呈現已確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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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控提前到前置作業

這一變化背後，首先體現的是風險控制機制的前移。在過去，中國新聞風險多集中於編輯與發布環節，需要經過審核、刪改或重寫。而當前，一部分風險已在採訪之前被消化，使內容在形成時就已符合既定要求。

北京廣播電台前記者、現居德國的蘇雨桐對《田間》表示，這種做法與近年來輿論環境有關。「有些人平時愛發牢騷、抱怨比較多，所以有時候會把稿子寫好，讓受訪人先看清楚，再按照稿子上的內容去念。」

她還提到，類似情況在新聞操作中並不罕見，「有些畫面、照片被人翻出來，發現是幾年前的內容。這樣的新聞我們其實是可以預料的，但現在連採訪都變成照稿念，這種情況已經發展到很極端的程度了。」

《田間》向中國浙江、陝西、北京等地四位編輯、記者了解，發現「按照預先稿件」內容受訪的操作比較普遍，這種前置控制的操作方式包括：提前提供問題範圍、限制表達方向、對敏感話題設置迴避框架，甚至在部分情況下直接提供可使用的語句。受訪者的發言被限制在一個已劃定的範圍內。

上海東方電視台內部人士古樂表示，對受訪者談話內容的控制，已經成為新聞審查的一部分，節目播出內容需要多次審核，「現在最重要的是避免出現不可控的內容。與其後面刪，不如前面就不要讓它出現。」在這種邏輯下，採訪不再是開放式探索，而更接近於一種「受控輸出」。

古樂舉例說，近期一段關於摩托車手張雪的採訪在網絡流傳。畫面中，記者多次嘗試引導受訪者作出「正能量」式表述，但張雪未進入既定話語框架，而是以個人經驗回應。相關片段被部分網民視為「未按劇本走」的少數案例。

張雪在2024年創立摩托車品牌「張雪機車」，其產製的摩托車於2026年3月的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WSBK）葡萄牙站贏得兩連冠。他在賽後接受媒體採訪時，面對記者引導其感謝重慶政府支持，他直白回應：「一個子兒都沒有。」

當重慶共青團的記者繼續追問勵志感受時，他說：「要不你讓我說啥我就說啥？」其回應未進入預設敘事，使原本可以順利完成的採訪在鏡頭前出現偏離。重慶共青團主辦《重慶青年報》及《少年先鋒報》。

中國資深媒體人潘毅對《田間》感嘆說，職業焦慮的重心已發生位移：過去擔心的是「稿子寫出來能不能發」，現在憂慮的則是「話剛說出口會不會出事」。

「這種壓力使記者的職業本能發生了異化──從內容挖掘轉向了風險預判。現在的記者與其說是在『找人』，不如說是在『找角色』。我們的功能被極度淡化，淪為了一場宏大敘事中的『選角導演』，只負責尋找那些能夠精準嵌入既定腳本的受訪者。至於內容背後的風險，則由主編和媒體平台通過嚴苛的自審機制來對沖。」潘毅說道。

對此，中國傳媒大學的傳播學者戴安分析認為，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把風險提前處理掉，不讓問題在採訪中出現。通過將不確定性提前在採訪末梢進行過濾，新聞生產變得極度「可控」。他對《田間》說，「這種方式徹底壓縮了真實的表達空間。那些原本可能在編輯部內部產生爭議與討論的複雜真相，早在按下快門或開啟錄音筆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有意識地排除在視線之外。」

在這種操作方式下，記者考慮的已不再是如何補充資訊，而是避免出現偏離預期的表達。哪些內容可以說、哪些不能說，往往在採訪前就已被劃定，能否順利播出也取決於是否落在這個範圍之內。

編採流程「腳本化」

隨著採訪前置控制的加強，中國現實環境下的受訪者在新聞中的角色也隨之發生變化。原本作為資訊提供者與觀點表達者的受訪者，逐漸被納入既定敘事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環節，其表達空間明顯收窄。

多年來，關於中國官方媒體為受訪者預設回答內容（俗稱「對台詞」或「擺拍」）的情況，雖在官方層面不斷強調打擊虛假新聞，但圍繞採編過程「腳本化」的討論與質疑始終存在，亦頻頻引發公眾與國際媒體關注。

以2022年4月16日為例，央視《新聞聯播》曾報導上海在COVID-19疫情期間部分超市恢復營業，稱「物資一應俱全、供應正常」，但相關畫面隨後被網民質疑為臨時擺拍。對此，上海市委宣傳部回應稱，畫面拍攝於4月15日，地點為接近清零的金山區。但攝影師「費迪聞」隨後公開澄清，相關素材實為3月31日在楊浦區大潤發超市拍攝，央視未經授權使用其影像。

類似爭議並未止於個案。2025年12月10日，央視CCTV4頻道節目《國家記憶》播出的中國高鐵紀錄片第一集〈時代呼喚〉中，有四處鐵路架梁畫面被指使用人工智慧（AI）生成內容，其中兩處畫面右下角可見「豆包」水印。由於畫面細節明顯不符合實際施工邏輯，引發網民質疑。隨後，該集節目從官網下架，重新上線時已對相關畫面進行替換。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郭亞軍對《田間》表示，這類現象反映的並非個別操作失範，而是新聞生產機制的整體調整。他說：「當受訪者的表達被提前納入可控範圍時，採訪就不再是獲取資訊的過程，而是對既定敘事的確認。媒體不再依賴現場生成內容，而是將不確定性轉移到採訪之前進行處理。」

郭亞軍指出，這種機制在短期內有助於降低輿情風險，但長期來看，將削弱新聞的基本功能：「新聞原本依賴多元資訊的碰撞來接近事實，一旦表達被統一收束，觀眾面對的就不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篩選後的單一版本。這種差異一旦被持續感知，信任就會逐步流失，媒體公信力也將進一步下降。」

記者角色的調整

在這一過程中，記者的角色同樣發生變化。面對前置控制與既定表達框架，記者不再只是資訊的發現者與敘事的構建者，也逐漸承擔起協調與控制風險的功能。

曾在安徽合肥廣播電台從事新聞工作的劉冬梅對《田間》說，從2023年開始，採訪前首先考慮的已不再是「要問什麼」，而是「什麼不能問」。「台裡有指示，採訪前的準備工作不只是查資料、設計問題，還要評估受訪者可能帶來的風險。最後我只能通過同學介紹找受訪者，找熟人來做採訪，因為關係還不錯，對方會直接跟我說，你要我怎麼說，我配合你。我當時其實挺尷尬的。」

劉冬梅表示，自己難以適應這種預設採訪結果的工作方式，在入職三個月後選擇離開記者崗位，轉入其他行業。

中國媒體對新聞採訪方式的轉變，也影響了記者對自身角色的認知。劉冬梅說，當她發現自己的採訪工作逐漸從「發現問題」轉向「處理風險」，已經決定離開：「外國、香港、台灣媒體，哪有像我們這樣做新聞的？只關注新聞可能給台裡的風險，不關注新聞價值。」

上述三位受訪者認為，當新聞審查制度深入到每一家媒體的操作層面，記者的專業能力也隨之重組，從內容導向轉為結構導向。在這一過程中，記者不再只是報導者，也成為新聞機制中的一個調節節點。其工作不僅是呈現現實，也包括確保表達不超出當局可接受的範圍。

敘事機制重組與邊界重塑

隨著採訪前置與角色轉變，新聞敘事本身也開始發生變化。內容的形成不再主要依賴現場互動，而更多建立在事先安排的框架之上，使整體表達更加穩定。

這次採訪中接觸到的中國新聞從業者、新聞教師以及媒體人，他們在各自的工作環境中，都提到一個相似情況：傳遞給讀者的資訊，往往已經帶有明確的立場與導向，部分讀者難以從報導中看到事件發展的完整過程，比如群體事件、報復社會事件。

劉冬梅說，對新聞與節目的內容設置，主管宣傳的部門通常會事先形成一套方案，媒體需依此執行。「新聞的『預設結構』早就存在，很多人已經習慣這種操作方式。不論是剛從新聞系畢業的新人，還是從業多年的記者，都在同一套方向之中工作。包括提問與回答，在採訪前就已經確定，採訪本身更多只是對既有內容的補充。」

當採訪內容在錄製前已被安排好，新聞的產生方式也隨之改變。很多資訊不再來自現場，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對話，也更多是在重複既定內容。最終呈現出來的，往往只是已經被選擇過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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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間學】

9/4線上活動：移動中的記者，移動中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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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線上活動：揭露全球陰暗面的跨國調查報導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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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化與生活風格記者Sarah Bahr

6月有傳言稱 Taylor Swift ──這位可說是全球最大咖的明星──要與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球員 Travis Kelce 於7月4日國慶假期的週末，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體育館）舉辦婚禮。至少當時看來，似乎不太可能。

在那個週末忙於應對世界盃足球賽球迷和美國獨立250週年活動的紐約市，再有數千名（Taylor Swift）粉絲湧入？

「如同她的許多粉絲，我起初也很懷疑，」《紐約時報》的紐約市政記者 Emma Fitzsimmons 表示。「這似乎不是最浪漫或私密的選擇。」

但根據 Fitzsimmons 和其他四位市政組記者先前發布的一篇報導，（Taylor Swift）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為期數日的慶祝活動可能確有其事。《紐時》依據一些消息來源確認細節，並在7月1日的一篇報導中，提到警方內部有個名為「Taylor Swift 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婚禮」的計畫備忘錄。

這次的報導由生活時尚、市政、文化等組的20多名記者和編輯主導，編輯部也有許多人提供建議。從數量來看，投入這兩人婚禮的報導、編輯量能，相當於報導奧斯卡或艾美獎等知名大獎的規模，為什麼會這樣？

「當公眾人物結婚，我們有興趣知道慶祝活動揭示了名利場的哪些方面、新人的人際網絡怎樣接納他們，還有大眾如何看待他們結為連理──有時甚至像我們2025年看到的 Jeff Bezos 婚禮，是遭到反對，」《紐時》的婚禮編輯 Charanna Alexander 說道。《紐時》2026年曾報導其他名人的婚禮，包括 Donald Trump Jr. 在私人島嶼的婚禮，以及明星 Dua Lipa 在法院登記結婚。

有些讀者或許會質疑投入這麼多資源報導的新聞價值，說到底這只是兩人及其親友之間的私人里程碑。但 Alexander 表示，就名人婚禮來說，故事意義遠超出新人和他們的個人計畫：大眾會想知道安全運輸、市政規劃、粉絲的到來，還有大型活動帶來的經濟效益。

「我們的角色不是放大 Taylor Swift 的形象，」她說。「我們想要在（此事）已被大眾關注之際，提供背景脈絡、觀點及完整的報導，幫助讀者了解為何此婚禮意義遠不只是一場名人婚禮。」

儘管如此，還是有迎合 Swift 鐵粉熱情與喜悅的空間。《紐時》時尚組刊出了大量婚禮前的報導，包括關於 Swift 和 Kelce 婚禮策劃的小測驗，以及預測單身派對等等。許多 Swifties（Swift 粉絲稱呼）仔細研究她的歌詞、MV、Instagram貼文，甚至穿搭，以從中找出有關將出的新曲，還有這場婚禮的線索。

「對一些粉絲而言，Swift 結婚，擁有過去只出現在歌詞裡，她長期以來無緣的幸福結局，這就像看到好友結婚，」報導這場盛大婚禮的時尚記者 Madison Malone Kircher 表示。

Fitzsimmons 提到，當傳言四起，《紐時》仍以高標準查證，且注意到一些傳言是刻意誤導。

「我通常報導市政府的新聞，但我們用同樣的好奇心及嚴格態度看待此事（Swift 婚禮），」她說。

當記者偶然發現一些看似真實的小道消息，他們會試著向多個消息來源確認。舉例來說，6月13日，《紐時》派 Kircher 到羅德島，探查 Swift 婚禮地點的傳言是否正確（結果不正確）。市政記者則聯繫不公布姓名和身分的消息來源，確認是否有封閉麥迪遜廣場花園周邊街道的申請（確實有這件事）。

Fitzsimmons 指出，最大的問題在於──麥迪遜廣場花園辦婚禮的計畫會不會是精心策畫的幌子──這一直是他們心中的疑問。編輯們小心翼翼地使用特定詞彙，只傳遞他們確切掌握的事實資訊。

記者使出渾身解數來確認婚禮細節：他們與消息來源合作確認 Kelce 所屬球隊「Kansas City Chiefs」成員的飯店訂房狀況，並發現負責巡邏麥迪遜廣場花園下方車站的美國鐵路（Amtrak）職員已被告知， Swift 預計在7月4日的週末舉行婚禮。

「許多人不願公開談論此事，因為 Swift 想保有隱私，」Fitzsimmons 說。「不過，我們知道她總得要申請市政府許可。」

記者在當週被分派到市區各地，從麥迪遜廣場花園周邊街道到 Swift 常出沒的地方。

Kircher 在7月2、3日駐守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外，與（Swift）粉絲、當地居民和商家聊天。她表示，身為 Swift 粉絲，又密切關注她事業近20年，這些經歷為過去數週的報導建立寶貴基礎。

「我和其他粉絲一樣，知道 Swiftie 的常用語，容易開起話題聊專輯、彩蛋，或她（Swift）有次把頭髮染成白金色，」她說。「儘管如此，我在報導上保持謹慎，確保我的報導準確且公正，就算是要有批判性。」

雖然《紐時》沒打算在7月3日派人進到麥迪遜廣場花園──也可能是給我們的邀請函寄丟了──記者們仍會在婚禮後發出大量報導，因為 Swift 和 Kelce 的親友會在市區各地為他們慶祝。

「我們準備好全程報導，直到婚禮結束，」協助監督報導的時尚編輯 Melina Delkic 說道。「無論任何喜悅、混亂或人們的熱情，都會報導。」

當群眾看著工人在麥迪遜廣場花園外卸下沉重貨物時，那份喜悅已經變得明顯可感。

「美國沒有王室婚禮，」Fitzsimmons 稱。「但這或許是最接近（王室婚禮）的事情了。」

© 2026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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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的【熱門話題】，《田間》詢問了解此次隨軍記者狀況的新聞同業，聽聽他們對這次演練的感想，以及從中注意到哪些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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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先前有過文章談論兩岸自媒體製作街頭訪問節目的差異，而新聞電視台的訪問也有很大不同，原來中國的新聞電視台訪問民眾，其實是有人在一旁拿大字報提示。8月25日將刊出特約撰稿人田雨的文章，討論此現象形成的原因，以及記者如何調適。

新疆一直是中國邀請外國記者、網紅前往參訪的地點之一，不過在7月，有位網路帳號名「路西法Lusiferr」的維吾爾人爆紅。特約撰稿人李厚辰寫了專文，以此探討中國的外宣新策略，文章將於9月1日刊出。

9月1日是台灣的記者節，先祝記者節快樂及一切順心，其實很想看這天所有記者放假會變怎樣。

非常感謝訂閱的大家，歡迎來信建議想看到的相關議題報導，並給予指教，還有把《田間》的Instagram、Threads、Matters帳號追起來，也別忘了把網站存起來。

簡恒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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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軍報導（Embedded Journalism）是指記者和軍方簽訂切結書，跟著軍隊前進戰區，遵循基本規則進行報導，此模式最早於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進行反恐戰爭時採用。

台灣每年舉行漢光演習，而這次在8月5至14日舉行的演習中，首度納入隨軍記者機制，參照美軍的作戰安全（OPSEC）指引，讓記者跟著部隊到最前線，實測軍方在戰時的資訊發布效率及戰場傳播管理。

台灣國防研究倡議（Taiwan Defense Studies Initiative，TDSI）共同創辦人吳浩宇強調，隨軍記者是民間與官方、政府與人民、國內與國外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且比起軍方發言人或政府部門的新聞單位，隨軍記者更像是具公信力的第三方獨立觀察者，儘管會受到限制，無法採訪到涉及戰力細節等軍事機密的部分，但仍是重要的客觀觀察，也是外界研究、關注戰事的重要資訊來源。

2025年10月成立的TDSI，是由四名專門研究軍事議題的青年組成，聚焦開源情報（OSINT）與科普兵推，讓台灣的年輕世代了解當前面臨的威脅及周邊地緣環境變化。

《田間》也訪問熟悉隨軍採訪驗證情況的記者Ｄ、Ｍ、Ｏ，談論此機制的想法和幫助。基於工作因素，他們選擇化名受訪。

受訪記者異口同聲地表示，隨軍能夠更完整地看到軍隊操演情況，是這次與過往報導演習最大的不同之處。他們說，過去是邀訪形式，看到的事物主要是安排好的，自然什麼都可以寫，但隨軍會看到較為真實的一面，撰寫報導時要有保防意識。

Ｄ指出，訊跡管理是不讓敵軍知道國軍當下所在位置、動態及未來可能採取的行動，但寫清楚人事時地物（5W1H）是新聞寫作的基本原則，這與隨軍報導某種程度上產生衝突。

「在戰時，若訊息暴露了地點與行動方案，可能會導致部隊遭到毀滅，這是隨軍記者與軍方要相互磨合的地方。」Ｄ告訴《田間》，隨軍過程所寫報導內容不用軍方經審查，但為了避免後續改稿的麻煩，會先與軍方溝通撰寫方向，確定無誤才交稿，在初期先建立默契，之後的磨合會更加平順。

Ｍ認為，隨軍記者是演習的一部分，資訊是否具機敏性由軍方認定，在審核資訊的過程中，雙方經過來回溝通、討論，有滾動式調整標準，不過仍有同業覺得這是干涉新聞自由。「新聞處理上，軍方可能也需要有些轉換，畢竟演習就是找出問題，雖可以理解軍方擔心負面報導的出現，但有時演習出狀況，也是一種真實呈現。」Ｏ說道。

對於此次隨軍記者經驗的收穫，受訪記者均給了正面回應。Ｏ直言，記者能從中清楚自身角色重要性，「因為在戰時正確資訊傳輸，是穩定民心的一股重要力量。」

Ｄ提到，隨軍採訪通常軍方不會提供詳細背景資料，記者本身必須具備一些基礎軍事知識，才能解讀操演背後的戰術及戰略意義。Ｄ再次強調「訊跡管理」的重要，「是所有媒體應該重視的課題，也是所有軍事記者要具備的基本素養。」

Ｍ表示，隨軍是媒體如何嵌入部隊進行報導，而非尋求獨家內容，並認為軍方透過演練來建立基礎，之後可能擴大，讓更多部隊有能力與隨軍記者合作。

吳浩宇稱，軍事記者和國防單位有互信基礎，但在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是資訊的發布者，如何讓自媒體參與到軍方和社會溝通的部分，軍方要去思考這一點，而軍方近年在社群平台上的貼文形式愈來愈年輕化，讓關注軍事議題以外的人看到，是不錯的進展。

不過他個人認為，由於半數台灣人會接受義務軍事訓練，這段期間會直接融入軍方生活、了解軍方動態，因此最有用、成效最好的宣傳，就是讓人們在當義務役之前，就對國軍有正面觀感。

「關鍵的一點還是，政府及軍方單位應該在承平時期的時候，就與不管是自媒體工作者、媒體公會或相關的溝通平台媒體建立常態性、制度化溝通管道及規模。」吳浩宇表示。

【請教一下】

走鐘獎帶給（傳統）媒體哪些意義？

《我想問的是...》主持人陳信聰：就像是旅遊景點的紀念戳章，你必須真的到了那個地方，才能蓋到章。所有傳統媒體都說要數位轉型、都說要做網路影音。但你得參加或是入圍，甚至是得到走鐘獎，蓋到這個戳章，才能對外炫耀說，你的網路影音真的被數位原生世代接受了。

《我想問的是...》企劃陳博志：走鐘獎之於傳統媒體，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討論。

第一個層面，是它提供了傳統媒體跳脫線性思考框架的契機，讓媒體工作者有機會更靈活地運用新媒體的敘事方式與語言，讓內容變得更生動、更多元。

以《我想問的是...》來說，當初在規劃節目時，就大量參考《志祺七七》，甚至其他熱門內容創作者的影片，而非傳統新聞頻道。

除此之外，走鐘獎也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傳統媒體能夠和時下熱門的內容創作者交流互動，這也代表他們有機會角逐，不同於傳統電視新聞獎項的肯定。當製作端知道作品有機會進入這樣的場域，自然也會產生不同的想像空間，進而影響內容的呈現方式。

第二個層面，是讓傳統媒體製作的優質內容，有機會被更多非同溫層的觀眾看見。

舉例來說，方君竹與TVBS合作的【TVBS認真問】系列專題，曾獲得2023年走鐘獎「最佳影響力獎」。這讓台海戰爭這類重要議題，有機會跨出原本的同溫層，被更多人看見與傳播。

我也認為，獲得走鐘獎所帶來的成就感，未必亞於得到其他傳統新聞獎項。

原因在於，走鐘獎是一個以商業、流量至上的獎項。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獲得肯定，代表這一支影片不只在專業上具有價值，還能被業外人士、普羅大眾認為，這是重要、值得被看見的內容，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總體來說，現在是傳統媒體跟新媒體不斷交融的時代，雙方的界線已經逐漸模糊。當一個節目願意花費資源、投入人才，並且明確知道觀眾想看的內容到底是什麼，還是能做出網路上討論度非常高的人氣作品。而且以規模來說，傳統媒體應該是更有底氣做這件事，差別只在念頭的轉換，還有如何拋開過去固有電視收視習慣的想像。

《國際為什麼》主持人羅元祺：雖然傳統媒體也有經營YouTube，但那偏向於傳遞媒介的改變，產品本質上的製作流程，或是鎖定的觀眾類型並沒有改變，也就是說傳統媒體的YouTube經營，還是跟電視台的邏輯相似。《關鍵評論網》正好處在兩者兼具，卻又沒有完全導向其中一方的尷尬位置。

2024、2025連續兩年我們都止於入圍，我認為更加凸顯出，即便在傳統媒體眼中沒有這麼「傳統」的《關鍵評論網》，都打不進去走鐘獎的YouTube領域，那媒體產業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在觀眾和社群使用者日益年輕化的現在，到底要怎麼樣跟主攻YouTube經營的創作者，有更高強度的合作或連結？

細看走鐘獎的入圍與得獎作品，YouTube創作者的選題更加生活化，觀眾在乎的是，影片內容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然而傳統媒體畢竟有各種議題報導的需求，很難只專注在某個領域或事件，相較之下選題彈性就會變得更少。

有人曾戲稱走鐘獎就是YouTube創作者的取暖大會，但我實際參與下來，實在無法認同這樣的說法。我認為這個獎項對傳統媒體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前瞻性，也就是走鐘獎用獎項項目、得獎作品，來向傳統媒體表達出，現在的社會大眾更在乎、喜歡什麼樣的題材。那是傳統媒體製作新聞報導的模式裡，不容易察覺的社會現象。

這種社會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正是因為我們從事的是新聞媒體工作，而新聞媒體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要想辦法，回應觀眾的需求。

《TVBS認真問》主持人方君竹：我覺得它對於新聞媒體來講算是一個wake up call嗎？在過去，你好像不太想去看它，畢竟好像話語權受到自媒體或是YouTuber的威脅。但是看他們越做越大，我覺得對傳媒來講，那就是一個你沒有辦法忽視的存在，然後每年舉辦（的頻率），其實也是年年提醒自己要轉型。

編按：台灣YouTuber「呱吉」邱威傑8月12日在社群平台上宣布，停辦2026年第八屆走鐘獎，原因是距離籌資目標差距太大。創立於2019年的走鐘獎是專為YouTuber及其他影音創作者設立的獎項，由呱吉開設的YouTube頻道《上班不要看》開辦。該頻道創於2015年，已於2025年停播。

首屆走鐘獎是《上班不要看》的回顧計畫，第二屆起開放其他影音創作者報名參賽。

2023年第五屆走鐘獎首度有傳統媒體作品入圍，其中電視台TVBS和時為獨立新聞工作者的方君竹合作的《TVBS認真問》贏得最佳影響力獎。方君竹現為《報導者》影音製作人。

《國際為什麼》是《關鍵評論網》的國際新聞節目，曾入圍2024年第六屆的金頭腦獎、2025年第七屆的金頭獎獎和最佳影響力獎。

《我想問的是...》是中華電視公司（華視，CTS）推出的YouTube節目，入圍2025年第七屆的潛力新星獎。該節目主持人陳信聰曾接受《田間》訪問，談論個人IP是媒體發展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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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間學】

「在田間學」是專為中文內容創作者設計的線上學習資源分享平台。在8月12日舉辦的線上分享活動中，邀請到匿名網絡社群 anoni.net. 共同維護者Toomore，分享如何保護個人的數位隱私、建立資安思維，以及跨境採訪的資安佈局。以下為內容摘要。

一、個人隱私檢測

許多人並未察覺自己的電子產品洩漏了多少隱私，Toomore建議，要定期清點手機的定位授權給哪些App，將「永久授權」調整為「使用期間授權」，並且關閉「精準位置」。

若是iPhone手機，建議將「隱私權報告」開啟，它會記錄哪些App讀取手機裡資料，若未來手機有任何資安疑慮，這份報告會是排查問題的重要資料。

另外，Toomore也建議用無痕模式，在網路上搜尋自己的名字，了解個人資料在網路上曝光的情況。

二、通訊錄、行事曆

他也特別提醒，同意授權App資料前，必須謹慎思考，因為即使只是同意授權一秒，資料都可能已經外流出去，「資料外洩很麻煩，我們盡量不要走到那一步」。

要特別留意的是通訊錄及行事曆。「盡量不要讓你的APP觸碰通訊錄，」他指出，尤其是通訊軟體。

在行事曆部分，他提到，許多生產力工具會要求讀取行事曆，組織團隊也經常共享行事曆，這使得資料外洩的情況可能發生在第三者（例如同事、外部合作夥伴等等）身上，都需要格外留意。

三、帳號與密碼管理

Toomore非常推薦大家使用密碼管理器，這樣的話，只需要記住一組密碼。但就算只有一組密碼，也有忘記的風險。他分享經驗說，自己曾經死背記下一組超強密碼，不小心忘記後，他利用其他方式驗證「自己是該帳號的擁有者」，才把資料找回來。他建議，密碼組成以你安心且熟悉的規則去排列，如此一來，若忘記的話，能有機會使用該邏輯，倒推出一部分的密碼，拿回資料。他也特別叮嚀：千萬不要透露自己的密碼組成規則。

關於密碼的組成，他推薦大家挑選三到六組英文單字隨意排列。他解釋，多數破解密碼的工具是針對「亂數」設計，這種組合方式，反而不容易被破解。

密碼管理器通常設有2FA（雙重驗證），他提醒把2FA與密碼分開存放，避免自己無法開啟密碼管理器，或是遭人破解密碼管理器時，不會密碼和驗證碼一併被拿走。

四、WiFi與移動裝置

在不完全信任的公共環境，Toomore建議使用旅行用的路由器，「拿旅行路由器幫你連公共網路，你的裝置就不會曝光，」以此達到多一層盾牌的效果。

談起許多記者都擁有兩支手機，以保護自身安全，但他破除迷思：「永遠帶著兩支手機走，連同一個IP、用同一個網路，那就會被關聯在一起，這樣的話，兩支手機並沒有意義。」就算使用者認為進行了身分切割，從網路運作邏輯上來看，卻早已把兩者框定成同一人。

Toomore特別提醒，就算使用無痕視窗，也能被辨別出身分，因為無痕模式只能讓使用者處於「未登入」狀態，裝置本身的瀏覽器指紋（fingerprint）並沒有改變。如果使用者先使用了無痕模式，之後切回登入狀態，系統會把先前未登入期間的瀏覽行為，全部歸到帳號上，同樣會曝光身分。

瀏覽器指紋是透過螢幕解析度、字型、瀏覽器版本、視窗大小等組成指紋，辨別裝置（使者者）是否進到網站。Toomore解釋，瀏覽器指紋原本是廣告業者用來了解「使用者的行為模式」的工具，但也可能成為有心人士惡意蒐集特定族群行為軌跡的漏洞。

因應做法上，Toomore推薦安裝像 LibreWolf 這類瀏覽器。它的運作邏輯是：每次重新開啟瀏覽器，系統都會產生一組新的假指紋，一旦關閉視窗，這組假指紋就會被完全拋棄，不留下痕跡。

五、與消息來源：跳脫傳統通訊軟體思維

活動上，有人詢問如何與消息來源「安全地」接觸、聯繫。Toomore打破一般思維，強調不是非得用「即時通訊軟體」聯繫。他舉例，可以利用兩人共同編輯一份隨機網址的線上筆記、線上遊戲內建的聊天功能，或者是電商平台的賣家聊天室等等，這使得溝通紀錄分散在「非典型」的媒介管道中，降低被回溯和搜集的風險。

六、推薦工具

• 消除圖檔元數據：https://exifcleaner.com

• 隨機網址的即時線上筆記Etherpad：https://pad.anoni.net/

• 提供提供隱私保護的瀏覽器LibreWolf：https://librewolf.net/

• 虛擬手機號碼平台：https://5sim.net/

8/26線上活動：數位資安與隱私保護系列課程

場次二：平台中介者如何成為保護獨立記者的屏障

須提前透過Google表單或CryptPad擇一報名，活動前三天會寄發通知信，若收件匣沒看到，請翻一下垃圾郵件。感謝報名參加。

資安系列課程全部結束後，在田間學會提供數位資安小冊給所有參與者，裡頭將彙整兩位講者在過去實務經驗及本次課堂中，建議實踐的資安思維及推薦的資安工具。

9/4線上活動：移動中的記者，移動中的報導

須提前透過Google表單或CryptPad擇一報名，活動前三天會寄發通知信，若收件匣沒看到，請翻一下垃圾郵件。感謝報名參加。

【包蟠睿專欄】

包蟠睿（Patrick Boehler）現與國際媒體機構合作制定受眾及產品策略。

在198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 Marsha Linehan 在其辯證行為療法中提出「全然接納」（radical acceptance）的概念。包蟠睿在其電子報《Re:filtered》直言，新聞領域很需要此概念。以下是摘要內容。

在她的用法裡，接納不表示認可或放棄，接納只是承認：事情就是這樣。它拒絕把力氣耗費在

抗拒早已經存在的事實上。它卸下「假裝」的壓力，讓工作得以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如此一來，你才能真正採取行動。

2026年4月，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地方新聞研究者工作坊中，我說了一句沒想到會被視為挑釁的話：問責型新聞（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必須回應某種資訊需求。如果沒有人閱讀、觀看、聆聽報導，也沒有人把它傳播出去。那麼，即使報導再嚴謹紮實，這些努力也無法產生作用。

這番話被理解成向「需求驅動的經濟情況」投降。在這樣的解讀下，回應需求等於向市場低頭。那麼，到底應該接納什麼？這裡梳理五件事：

一、接受我們所處的體制比理想更有限，而我們能帶來的改變就更有限。

我們處在複雜、日益不平等、往往缺乏自由的制度中。這樣的環境中阻礙我們工作的，不只是環境本身，還有我們對它的想像：抽象的理想、專業上的自負，以及對一種從未真正存在過的資訊秩序的懷念。這些想像讓我們在筋疲力竭的同時，仍覺得自己做的事很高尚。

接納，不是假裝一切美好，而是要求我們停止責怪被我們置於這種環境中的人們，並且以現實的眼光運用我們所擁有的影響力：在人們真實生活的當下，提供對他們來說有用的東西。

你只要接受所處的當下，一旦接受了，下一步就會變得明朗。對我們而言，下一步是個人化的、小的、通常是本地化的：選擇一個真實的人，為他人提供幫助，看看哪些內容能夠傳播，哪些不能。這足以作為繼續發展的基礎。

二、接納這個領域裡的善意，早已偏離真正需要做的事，而且沒有一個具體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許多媒體公司以「公民利益」或「公共利益」作為掩護，逃避說清楚：為使用者提供了什麼服務。

我支持針對更高層次的需求設計服務，因為這些需求往往有更高的轉化率，也較不容易受到人工智慧（AI）的負面影響。但它們依然屬於個人需求。

看清楚自己真正提供的價值，媒體事業才能逐步擺脫幾乎全部依賴慈善資助、公共資金的情況，並且使得公共資金支持的媒體，真正服務到被市場忽略的人們。

這種「接納」是我覺得最令人鼓舞的部分。資金應該要與新聞編輯室明顯滿足特定人群的重要需求綁在一起，而非為了新聞編輯室的「存在」。

三、接納新聞業鮮少成為一個人的生活中心，這沒關係。

大多數時候，新聞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日常習慣中的低度存在。但在適當的時刻，面對適當的問題，對適當的人來說，它也可以變得很重要。接受新聞扮演不同程度的角色，而不是誇大它的重要性，才能讓新聞服務在人們真正需要的時候發揮作用。

同樣的接納也適用於人們優先考慮的需求。人們首先面對的是個人需求，而公共需求通常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個人需求。從人們實際的需求出發，並不代表新聞變得不具公共性，我認為，它反而更具有公共性。

四、接納「有用」和「改變他人想法」不是同一份工作，把兩者混為一談，會讓兩邊都付出代價。

這兩件事可以重疊，但並不是同一件工作。我認為，更大的機會在於，為那些有憂慮和抱負的人，提供更貼近他們需求的資訊與服務，更有機會發揮作用。

致力於服務特定人群的創作者或新聞編輯室，會在人們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樣的服務中，編輯獨立不是抽象的客觀性，而是專注提供真實、有用的資訊，幫助人們更好地應對生活。

問題不在於是否要倡議，而是運用新聞專業，思考我們究竟為誰、為什麼而倡議。

五、接納資源分配場域，往往建立在少有人能挑戰的假設上。真正的工作必須從外面開始。

喜歡研討會是人之常情。它是每年一次、名正言順和同溫層一起哀嘆媒體現況的藉口。但很多關係建立在一套美好想像上：資助者需要相信受助者正在產生「影響力」，受助者則需要相信資助者確實在促成這件事。

當目標模糊或抽象時，雙方都沒有太大動機說破正在發生的事，因為這可能讓整個圈子的運作方式受到挑戰。這也是為什麼從內部推動改革總是緩慢，而且常常只停留在表面。

接受這些房間無法自己改變，反而能讓我們在外面開始建立新的東西──不是為了反抗或抗議，而是在真正有機會成功的地方行動，也避免把那些矛盾和扭曲帶進自己的服務。

用這種方式理解「接納」，也讓一種不被腐化的「自利式團結」（selfish solidarity）成為可能。

【CMP要點】

中國近來把AI置於核心，不只是為了國內經濟發展，也為了自身全球影響力策略，但鮮少像8月17日的《人民日報》頭版，生動地展現AI願景。當天的報頭下方有個醒目的紅色標題寫著：「總書記的關切，落地的回響」，且專欄版面以對稱方式呈現，並用對聯形式的標題來大力宣傳中共領導階層在AI的雙重信念。而在美國、英國、德國和其他地方，民眾對AI資料中心反彈的情況不太可能在中國發生，因為對AI未來的承諾來自高層，不是由下至上的討論。8月17日的《人民日報》已表明，談到AI，中共承諾公平、秩序，以及最表裡不一的：和諧。

更詳細內容可閱讀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寫的《Hanging a Banner for Chinese AI》。

中國AI短劇《被裁掉的女孩》受到歡迎，劇中女主角方桃子也跟著走紅，截至7月底，她的抖音帳號已有近50萬粉絲，且每支超過60秒的宣傳影片，可獲得超過人民幣25萬8000元的報酬。不過她在8月初發布代言「堅果力」美瞳鏡片的影片，宣稱自己「戴了一整天都很舒服」，結果引發爭議，因為她是AI生成的角色，真能分享人類的體驗感受嗎？《南方都市報》引述中國律師說法稱，虛擬人物不具法人資格，但不代表背面的營運團隊及相關法人可以免責。

更詳細內容可閱讀Dalia Parete寫的《The Problem With Peach》。

原訂於7月底上映的中國電影《澎湖海戰》悄悄地取消上映。這部片講述1683年清朝將領施琅攻打尚由明朝統治的台灣和澎湖，早在2025年10月25日釋出首支預告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就曾大力宣傳。這不是該片第一次延後上映時間，台港及其他地方的媒體均談論此情況，並提到施琅本身的爭議，他原本反清，之後卻效忠清朝。這部片也引起「皇漢」思想者在網路上熱烈討論，此思想以1644史觀為論述基礎，即視清朝為外來殖民者，而中國官方對此論述相當警惕。《澎湖海戰》暫緩上映可能與這其中的矛盾有關，因中國領導階層不可能讓娛樂作品來放大此矛盾。

更詳細內容可閱讀Zack Chiang寫的《Taiwan Conquest Film Shelved》。

【業界動態】

中央社推出「影像空間」授權服務

中央社於8月10日宣布「影像空間」，推出影音授權服務，開放逾2000支影音資源，提供外界合法授權使用。這是中央社成立以來，首次系統化對外提供影音素材。

藝文自媒體《編按》創刊

前藝文編輯王祖鵬、陳思宇及陳曦共同創辦自媒體《編按》，將以一週一封電子報形式，探討藝文生態議題。

在8月6日刊出的〈創刊的話〉中，他們提及創辦初衷源自於，在主流商業媒體已幾乎容不下深度長文的背景下，《編按》將是不受社群媒體流量箝制、不盲目追求時效與權威影響力，建構有公共意涵的自媒體空間的嘗試。

同志自媒體《Gay爸報》創刊

《德國之聲》（DW）台北辦事處主任鄒宗翰創立個人媒體《Gay爸報》，談論男同志尋求人工生殖背後的價值與信念。

8月8日發布的創刊號中提到，《Gay爸報》名稱是向2015年女同志家長發起的《拉媽報》致敬。《拉媽報》以女同志媽媽為核心，談論同志家庭權益。

《記錄公社》推出季刊刊物

非虛構影像創作平台《記錄公社》於2026年3月開始推出季刊，目前已推出兩期，主題分別為〈觀看的裂縫〉、〈不再持攝影機的人〉。

創辦人楊洋在發刊詞中說道，身處在演算法的黑洞中，《記錄公社》試圖以專題形式展開公共寫作實踐，更明確地錨定及傳遞問題意識，提供讀者有啟發性的思想參照。

《上饒晚報》改名《上饒少年報》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7月28日公告，江西《上饒晚報》獲准改名為《上饒少年報》，成為中國報紙轉型少年報的最新一例。

《上饒晚報》由上饒日報社出版，是上饒市的綜合性都市報紙。上饒日報社隸屬於中國共產黨上饒市委員會。

《優悅生活》轉型為電競遊戲主題雜誌

中國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發行的生活月刊《優悅生活》轉型以電競遊戲為主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首個由主流媒體出版的電競遊戲主題雜誌，首期《鳴潮．玄方地界版本特輯》已於8月10日發售。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由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主辦、省委宣傳部代管。

《柬華日報》創辦26週年

8月10日，《柬華日報》（Jian Hua Daily）社長黃煥明與全體員工慶祝該報成立26週年。該報由柬華理事總會主辦，受眾為柬埔寨當地華人。2025年，該報改為柬華雙語版本。

《當今大馬》新總編輯上任

馬來西亞獨立媒體《當今大馬》（Malaysiakini）新總編輯王國興（Andrew Ong）8月10日上任，接替該媒體共同創辦人顏重慶（Steven Gan）2023年1月27日卸任後的遺缺。

接任總編輯之前，王國興擔任《當今大馬》的產品主管，負責提升編輯部工作流程、AI工具使用、受眾體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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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達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的長廊上，中國科技巨頭華為、阿里巴巴等中國科技巨頭的廣告看板一個接著一個，宣傳他們的人工智慧（AI）模型，以及與印尼企業的夥伴關係。

四年前，從開源模型平台「抱抱臉」（Hugging Face）下載的AI模型，有六成是美國模型，但到2025年11月，比例只有16%。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之一，是使用者對低成本的中國模型興趣大增。來自印尼智庫 Lab45 的 Christian Guntur Lebang 坦言，雖然印尼的開發者認為 Anthropic 的 Claude 是較好的AI模型，「但他們總是選較便宜的。」

不同於美國的 Anthropic 或 OpenAI 是「閉源」，來自阿里巴巴或深度求索（DeepSeek）的模型，可以免費使用和調整，或者開發者可透過AI實驗室的應用程式介面（API）存取，成本只是西方AI模型的一小部分。

「開源」是個概括說法，通常是指公開所有訓練資料、程式碼及架構的AI模型。

美國公司往往會比中國的更小心地保護其編碼；中國模型的授權協議通常較鬆散，允許使用者修改參數，又稱為「權重」。儘管「開源」已成為中國常用說法，AI專家認為中國模型是「開放權重」（open-weight），因為他們的開發者並未釋出訓練資料等核心資訊。

2018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有關AI的集體學習活動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AI領導地位會帶來「頭雁效應」，迫使其他國家跟隨其領導，就像掌控雁群飛行方向的頭雁。

所謂的「全球南方」，特別是東南亞、非洲、南美洲的大型開發中國家，對中共的AI野心相當重要。（菲律賓和土耳其與美國是戰略防衛聯盟，對中國來說是棘手的例外，且菲律賓對中國在南海的侵略行為不滿。）

如同毛澤東知名的「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策略，北京政權希望，中國AI也能以這樣的方式勝過美國AI。若是這樣，全球南方的需求，能讓中國獲得首個以兆計的美元貿易順差，就算川普（特朗普）的貿易戰讓中國減少對全球最有錢經濟體（美國）的出口。

從參數來看，中國的開源模型，像是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Moonshot AI），遠勝於西方的開源模型。（參數常被比作突觸 synapses，其為大腦中神經元之間的連結。）一個模型有愈多參數，其規模「愈大」，理論上就是「愈聰明」。

舉例來說，DeepSeek V4有1.6兆個參數，Google的 Gemma 4 有310億個。高參數的中國模型，允許印尼這種人口眾多國家的開發者，能以較低成本取得模型的能力來處理較複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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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更大的模型，但現在西方的開放資源沒有提供，」馬來西亞AI諮詢公司 Entermind AI 的機器學習專家 Tze Jin Shee 表示。

在2025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袖會議上，習近平說，中國會深化與世界的開源技術合作。中國新的5年規劃也表明，要推進開源體系建設。

中國國務院的AI+政策提到AI擴大計畫，強調AI一定不能「成為富國和有錢人的遊戲。」官媒也大力宣傳開源AI能夠幫助全球南方的開發中國家發展自己的AI道路，而非依賴「霸權」（即美國）的閉源AI系統。

然而，目前並不清楚中國企業能持續投入資金，支持習近平所說的政策。阿里巴巴的通義千問（Qwen）最新模型現在也已是閉源，需要訂閱才能使用；另一個中國新創公司「稀宇科技」（MiniMax）釋出的最新開源模型，採用一種新的授權協議，從其模型被用於盈利用途時得以分潤；智譜（Z.ai）、月之暗面和DeepSeek等其他中國的AI實驗室，則仍堅持其開源商業策略。

馬來西亞的楊忠禮AI實驗室（YTL AI Labs）執行長馮志文（Foong Chee Mun）擔心，閉源AI系統會一直被開發者掌控。楊忠禮集團是馬來西亞一家從事基礎建設及公用事業的企業集團。2023年，該集團與輝達（英偉達）合作在馬來西亞興建AI基礎設施。

馬來西亞和其他許多中等收入國家希望培養「主權AI」，且適用於自身的社會及政治條件。從這些政府的立場來看，馮志文說：「開源是可控的。」

這樣的偏好是中國AI在東南亞有發展前景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科技巨頭在整個地區興建大型雲端計算基礎設施。

阿里巴巴、華為和騰訊稱，他們已在東南亞六個地區建了37個雲端基礎設施的「可用區」（Availability Zones）。相比之下，Google、AWS和微軟則在四個地區建了30個「可用區」。

雖然不是所有在此區域內的中國雲端服務都有AI處理能力，但特定區域內的「可用區」數量增加，讓中國雲端公司可服務更多使用者。2025年，阿里雲宣布擴大在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服務。特定區域內有更多「可用區」，代表對未來的客戶有更多的服務及更高的可用性。

智譜在2025年把東南亞視為部署AI模型的重點地區。2025上半年，該公司在該地區的營收，比中國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區還要多。

西方評論者認為，中國的AI系統向審查制度讓步，且存在會被中國利用的安全漏洞。不過東南亞在使用中國的AI方面，少有這類疑慮。有些人甚至認為美國的AI就是爛。

一海之隔的新加坡和印尼

努力提升AI模型普及度的同時，中國官員和公司必須考慮到整個地區不同的根本條件。新加坡和印尼是東南亞AI富國與窮國的兩極代表。

新加坡的新興AI產業享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深厚的技術人才。這個城市國家還有密集的低延遲（low-latency）數據中心，讓使用者順暢地用AI應用程式，幾乎不會有任何中斷。

新加坡全國人工智能核心（AISG）是政府支持的倡議，旨在協調研究圈和產業界，協助發展新加坡的AI能力。AISG對阿里巴巴、Google和Meta等多種開源模型進行微調，提升它們對東南亞語言、社會及文化的理解。

新加坡新創公司 Alteredverse 利用AI創造虛擬世界和AI人物，他們估計，使用阿里雲的伺服器，讓成本減少了70%至80%。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找較節省的方式維護這些產品，」Alteredverse創辦人兼執行長 Alvin Yap 表示。Alteredverse在部分系統中使用開源的通義千問模型，但在自己的伺服器測試產品。Alvin Yap說，一旦公布產品，他們可能就會將這些模型移到阿里雲。在此情況下，開源意味除了訂閱費，產品放在阿里巴巴的雲端基礎設施，Alteredverse也無需支付AI模型使用費。

Alvin Yap認為，新加坡AI開發者中，約一半在測試中國和西方的AI模型，另一半只用西方的模型。

儘管 Alteredverse 的工程師在寫軟體時，偏好用 Claude Code，但開發使用者在虛擬世界互動的AI生成人物時，他們則轉用通義千問模型，因為會比Meta的開源技術為角色注入更多個性。

AI軟體開發商「科大訊飛」（iFlytek）等其他中國公司，也紛紛湧入新加坡販售AI應用程式。4月在新加坡金沙酒店舉辦的 GITEX AI ASIA 博覽會，科大訊飛展示了AI眼鏡。該公司稱，企業客戶能用該產品掃描財經和其他文件。

位於中國杭州的雲深處科技（DEEP Robotics）製造的機器狗在會場隨處可見。該公司有賣機器狗給新加坡安全公司Certis。

在金沙酒店56樓的觀景台，可以望見印尼。雖然兩國僅相距18英里，在AI基礎設施上卻像被整片大海隔開。

印尼有AI政策和資金的真空狀態，理論上給了中國AI公司大好機會。

印尼政府已把制定國家AI政策的「框架與方向」，外包給非政府組織Korika，其任務包括更新AI策略，提升跨部門在AI發展方面的合作。

可是，印尼還是沒有一套清晰、可行的AI發展法規。一些政府部門已宣布自己的AI治理計畫，使得整體發展計畫呈現碎片化。中央化的AI發展路線圖一再延宕，意味著該國引領數位化的科技巨頭，在制定自身AI策略上面臨困難。

顧問公司 Access Partnership 在2023年報告中推測，AI廣泛使用率可為印尼經濟帶來2440億美元的增長，約佔國內生產毛額（GDP）16%；一份益普索（Ipsos）2024年的調查發現，消費者對於使用AI有很大的熱忱。

印尼的AI研究機構 PIKAT Demokrasi 創辦人、前大學講師 Damar Juniarto 表示，目前的（AI）使用還不夠成熟。

Juniarto是印尼AI協會成員，該協會是致力於提升印尼AI專業知識的非營利組織。阿里巴巴的代表透過協會聯絡他，提供他免費培訓和使用通義千問AI模型的 token。 token是AI公司計算使用者應為服務支付多少錢的單位。Juniarto被阿里巴巴的代表告知，這些培訓只提供給大學職員及研究員。根據他和印尼十所大學學生的合作經驗，他發現沒人在日常中使用通義千問或DeepSeek，反而依賴ChatGPT完成較簡單的任務。

Lab45的高級顧問 Andi Widjajanto 補充道，印尼缺乏發展自己AI模型所需的專業人才，還有政府經費，特別是在面對許多先進的國際替代方案的情況下。

這個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國家，政府的資金問題特別嚴重。2025年，生活開銷和失業率攀升引發暴力示威，使得總統 Prabowo Subianto 上任不久的執政團隊陷入動盪。

在這種令人擔憂的政治局勢下，可以理解 Prabowo 的主要優先政策是學校免費餐點計畫，其每天開銷可高達1.2兆印尼盾（6900萬美元）。相比之下，監督重要AI基礎建設計畫，像是興建國家AI超級電腦中心的印尼國家科學及科技研究署，其年度預算約12兆印尼盾。

進步派的前教育部長 Nadiem Makarim 被控涉及貪汙的政府招標合約而引發的爭議性起訴，也為該國科技業蒙上陰影。

Widjajanto在Lab45的同事 Lebang 估計，不到10%的印尼科技公司有使用AI。

華為雲在印尼的夥伴之一 Paratekno 的總經理 Bambang Santoso 表示，該公司已和「約60至80家」客戶簽約，提供華為的雲端計算服務。但其中僅十家表明有興趣使用AI模型。

一家中國主要科技集團的代表不具名表示，他不相信其任職公司能在印尼有很大進展，因為監管不力，以及缺乏消費者需求。這名代表認為，公司在印尼推動AI計畫的努力，就像是「在火鍋裡放冰塊」一樣毫無用處。

處在中間的馬來西亞

與印尼相比，馬來西亞已被證明是中國AI發展的沃土。2025年，廣西政府在吉隆坡西部郊區的中國—馬來西亞欽州產業園區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投資了100億人民幣。廣西政府合作的馬來西亞企業為Zetrix，一家銷售區塊鏈技術（一種數位記錄保存形式）的公司。

Zetrix婉拒了採訪。

該中心是中國在全球各地建立的多個類似機構之一，目標是生產符合當地需求的AI產品。

2023年，習近平視察廣西時表示，這個與越南相鄰的省份，應在用AI來讓中國與東南亞更緊密連結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廣西政府將這一過程總結為：「研發在北上廣，融合在廣西，應用在東協」，措辭中帶著幾分居高臨下的意味。

該中心的展示廳重點展示來自阿里巴巴、DeepSeek和華為等中國公司的AI產品。其中一款受到大力推廣的大語言模型（LLM）「NurAI」，官方宣稱是 DeepSeek 與 Zetrix 合作開發，號稱是「全球首個符合伊斯蘭教法」的AI產品──這裡的伊斯蘭教法，指的是馬來西亞普通法系法院並行使用的伊斯蘭法律體系。

在宣傳影片中，Zetrix表示，這款LLM有別於「建立在世俗、以西方為中心的數據之上的主流AI系統」，開發過程納入來自馬來西亞、印尼和埃及等地伊斯蘭學者的意見。2025年8月，NurAI由馬來西亞副首相 Ahmad Zahid Hamidi 正式發表。根據 Zetrix 說法，該產品的目標市場之一是「致力於數位系統符合伊斯蘭教法規範的政府機構」。

當問到馬來西亞的LGBTQ群體權益時，NurAI回答道，該群體必須「更親近真主，找到回歸人類本源的道路」。關於中國政府對待新疆穆斯林維吾爾人的爭議性政策，NurAI的回答也與中國政府的辯解說法吻合。

Zetrix也與馬來西亞聯邦機構「馬來西亞區塊鏈基礎設施」（MBI）合作，打造多項區塊鏈解決方案，包括執行禁止16歲以下孩童使用社群媒體的年齡驗證系統。

2025年5月，馬來西亞通訊部副部長張念群宣布，馬來西亞將採用華為的昇騰（Ascend）GPU晶片，並以 DeepSeek 作為馬來西亞「開源主權LLM」使用。

兩天後，馬來西亞投資、貿易及工業部表示，該項目並未獲得政府批准或審核。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的國際關係講師李志良認為，政府部門之間有時會在政策上出現歧異，部分原因是溝通不足。「有些部門努力推動AI，有些部門卻在嘗試管制AI。我不懂他們為什麼沒有在同一個WhatsApp群組裡。」他說。

通訊部拒絕了採訪。

選擇「不做選擇」

李志良補充道，馬來西亞政府想要建造兩套分開的AI生態系，一套由美國主導，另一套由中國主導，涵蓋從半導體到AI基礎設施，以此「從兩個生態系中，獲取產業及更廣泛的經濟利益」。

在馬來西亞2026年國家預算案中，Google、微軟與 AWS 被列為參與建造AI基礎設施與教育計畫的主要企業，預算案並未提及任何中國公司。

馬來西亞的AI主管單位（正式名稱為數位部）正在擴大導入一系列Google AI產品，提供政府員工使用。該部門也與微軟、甲骨文（Oracle）建立了AI培訓的夥伴關係。

前國際貿易及工業部副部長王建民表示：「如果馬來西亞宣布與阿里巴巴、華為簽署某種合作備忘錄或協議，我認為這會以一種不太正面的方式，引起美國當局的關注。」

像 YTL AI Labs 這樣的公司，則試圖善用兩方的優勢。

YTL執行長馮志文表示，該公司擁有美國境外規模最大的Nvidia GB200晶片叢集，用以訓練自家AI模型系列「Ilmu」。他也表示，YTL受惠於與多家中國AI實驗室的合作，這些實驗室根據中國的開源策略，分享其研究成果。

馮志文認為，AI的未來在於「多代理人系統」（multi-agent systems），即整合不同公司的AI產品，讓它們分別負責大型專案的特定部分。換句話說，中國與美國的AI模型是可以被整合、協同運作的。

「說真的，YTL AI Labs受益於中國與美國。」馮志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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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報系的泰國《世界日報》（The Universal Daily News）已在2025年1月1日正式結束營運，這個在泰國經營超過半世紀的老牌華文報社宣布收攤，象徵泰國的華文讀者緩步減少的狀況，報社進入生與死的嚴峻階段。

目前仍在營運的泰國華文報社有五家，《田間》透過專訪與近距離觀察，深度解析泰國華文報社如何面對媒體產業的衰退趨勢。在這個難以抵擋的潮流下，來自中國的資金與管理階層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帶給泰國華文報社什麼樣的影響？基於工作考量，與《田間》協調後，受訪者李先生、張先生以化名呈現。

「我們是夕陽產業了，說實話，沒什麼好談的...... 紙媒在全世界都是一樣，沒什麼未來，」泰國老牌華文報紙《中華日報》（Tong Hua Daily News）的資深員工李先生在會客廳的沙發坐下，年份久遠的皮製沙發隨著李先生無奈的心情下沉。

「《世界日報》就是因為走得太前面，所以才會倒掉......他們因為太早數位化，佈局太廣、花了太多錢。」李先生指出，《世界日報》砸大錢投資數位化卻遇上疫情爆發，老一輩的記者無法出門跑新聞、不習慣用網路通訊採訪。營運卡住加上資金周轉不靈，報社應聲倒閉。

除了《中華日報》，《新中原報》（Sing Tong Nguan Daily／The New Chinese Daily News）、《星暹日報》（Sing Sian Daily News）、《京華中原聯合日報》（Kia Hua Tong Nguan）與《亞洲日報》（Asia News Time）是泰國僅存的華文報紙。

各家每日發行量不同，平均落在一萬份到三萬份不等。華文報社多數都以派報方式將報紙送抵訂戶家門，並不會在連鎖便利商店等通路販售，且只有少數有網路數位版。要買實體報紙，只有在曼谷唐人街等地的固定攤販才買得到。

「大時代的環境，沒有辦法。」李先生說：「這裡僑社的人們會慢慢老死，人（讀者）越來越少了。」

他奮鬥了一輩子的產業看似即將落幕，心中滿是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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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昭批耶河（Chao Phraya River）不到十分鐘的路程，坐落在耀華力路（Yaowarat Rd）一處路口，《新中原報》幾個大字被一旁普普風藝術的海報簇擁著。《新中原報》的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中原報》，該報在60年代一度遭到泰國政府查封，但在1974年改名復出。

老報人憂人才斷層、報紙品質下降

在泰國華文報業打滾數十年《新中原報》資深員工張先生指出，《新中原報》同樣無法抵抗新聞數位化、碎片化的世界潮流。幾十年來《新中原報》幾經易手，張先生對於部分年輕從業人員的新聞專業表現下滑的狀況感到不滿。

「台灣的新聞還是比較嚴謹的，我們是請緬甸華人來打字，對於泰國華僑的用語，他們有時候不太熟悉，」張先生對報業人才凋零感到擔憂。2026年3月，《新中原報》再度轉手，接下這個燒錢機器的新經營者是來自中國的商人。

《新中原報》的新擁有者不願多談，但在2018年入主《星暹日報》的社長郭穎橋，則是對於自己在暮氣沈沈的老報社中注入活水感到自豪。

郭穎橋出生於中國雲南，其母親是雲南電視台的高層。她在2009年自泰國農業大學畢業後，回到昆明教了幾年泰文；2014年起她開始入股《星暹日報》，在2018年成為最大股東，並且兼任社長。

來自中國的震撼教育：裁員、全數位化作業

在1950年成立的《星暹日報》是知名東南亞華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星系報業集團」旗下一支，冷戰時期在東南亞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郭穎橋在2018年接手時，報社仍有超過200位員工。從小耳濡目染中國電視台的快節奏，大幅度精簡人事並更換決策管理者是她改革的第一步。

「現在核心團隊大概30多人，主要都是年輕人...... 我們團隊還有新加坡的年輕人。」為了讓老報社展現新活力，她將《星暹日報》的編輯部改為跨國線上工作團隊，讓過往每天到報社寫稿、報稿、印報的工作，轉為全數位化的工作型態。

「是媒體，我們仍然還是媒體啊！但是就是給企業做媒嘛！」郭穎橋解釋，《星暹日報》的角色從過往單純的媒體，再加入了一些「媒介」的角色。

「（泰國）老華僑的二代、三代希望（中國）國內的技術可以跟他們互動，產生新的價值......（中國商人）新人來這裡需要找一個靠譜的，還有本地的資源和關係。」郭穎橋不諱言，她看上的就是《星暹日報》累積超過一甲子的人脈以及品牌信任度。

除了積極的引介中國資金、技術、人員進入泰國之外，郭穎橋也以報社名義出了《泰國簽證一本通》、《泰國法律入門》、《泰國本地商事法》等簡體中文書，積極協助中國企業來泰國發展。

「我們進入了一個免費廣告的時代......」

為了讓報社賺錢，郭穎橋甚至也幫助到泰國投資的中國建設公司與房地產商銷售建案。她認為和網路比起來，報紙廣告的效益太差，《星暹日報》開始免費幫一些合作的地產公司打廣告，當地產買賣因為他們的廣告成交後，報社才會向地產公司抽成。

「我們進入了一個免費廣告的時代...... 你要讓別人提前付這個費用是非常難的。」她強調，因為這個模式，有幾位她的資深「銷售老師」每月分紅是一般員工的十倍以上。

為了讓《星暹日報》可以獲得更多的廣告收入，她組織的線上團隊正在計畫短影音平台，並且會設計專屬的App，加快《星暹日報》數位化腳步。

郭穎橋積極地讓《星暹日報》轉型，大刀闊斧改革，但她也知道在割捨的同時，有些東西必須保留。成立超過70年的《星暹日報》累積了大量人脈與信任，每天將實體報紙交到全泰國的讀者手中，就是她不能「改革」的部分。

「現在還是有讀者會投訴我們送報紙送晚了，我說要發電子版的給他們，他們肯定不要的，所以最後我還是要來幫他們印這幾張紙，」郭穎橋說。

對於老華僑讀者們來說，這份報紙在他們心中的份量，遠大於拿在手中的重量。

83歲的《京華中原聯合日報》社長吳金城兼任《亞洲日報》的董事，22歲就進入《世界日報》擔任攝影記者的他，在泰國華文報業待了超過一甲子，辦公室的牆上掛著與多位泰國總理、黨主席、市長、軍警高官等人的合照。

相較其他泰國華文報社幾經易手、命運多舛，1957年成立的《京華日報》，與《中原日報》在1984年合併成為《京華中原聯合日報》，吳金城從那時擔任社長至今。《京華中原聯合日報》的總經理林妙英曾是《新中原報》的文字記者，兩人在年輕跑新聞時相識並結為連理，一同管理《京華中原聯合日報》。

「《京華中原聯合日報》和《亞洲日報》都是我們潮州人的報紙，《星暹日報》是客家人，和我們的經營模式不一樣。」吳金城直言，他幾十年來苦心經營、培養綿密政商人脈是報社維持下去的關鍵因素。

成為僑社「實體」朋友圈平台

吳金城在20年前靠著自己的關係，許多來自中國的旅行社、飯店或是在地的華人商號願意在報紙上花錢買廣告，但現在閱讀華文報紙的華僑人數銳減，好景不再。

吳金城說，現在報社最主要的收入，是來自泰國大小華人社團刊登祝賀詞、訃聞等需求。華文報紙在老華僑心中仍有不可取代性，被報社採訪、登上報紙版面的人都是重要人物的想法仍深植心中。在報紙上看到自己或是親友的名字或照片，對他們來說意義非凡。

泰國華文報業一整頁的賀詞廣告大約落在15000泰銖到20000泰銖。全泰國目前仍有各省同鄉會、同業公會、同學會、同窗會、宗親會等等大小不同超過1000個社團。

「新公司要開幕，其他人就會登廣告，祝賀新公司開幕。」吳金城說，老華僑生日、捐錢、新居落成等，都會有人在報紙上登上相關的祝賀詞。

「老報紙像是老企業家的微信朋友圈， 我今天（登報紙）給朋友看一下我上任了，明天（登報紙）給朋友看我捐錢了，大家比拼捐了多少錢。」郭穎橋強調，很多老華僑是企業的老闆，在華文報紙上發布自己的生活動態給朋友看，有如實體版的社交網絡。

「微信的朋友圈沒有門檻，這個朋友圈是很篩選人的，」郭穎橋強調。

泰國老華僑一大早啜飲早茶、攤開報紙閱讀新聞，看看朋友們最近在做什麼，是他們開啟一天的慣例。為了讓這群人的慣例能夠持續，華文報社就算是虧錢也必須繼續營運。

為了老訂戶而繼續印報紙

《京華中原聯合日報》的零售價是十泰銖，訂閱價是每個月500泰銖含運費。「有的訂戶在泰北山區，我們要空運，都在虧錢。」 吳金城無奈地說，包含人工、印刷、紙等等費用，一份報紙的成本至少60泰銖。「報紙有賺錢的話是紙印錢，沒賺錢就是錢印紙，」他苦笑說。

但為了很多看了《京華中原聯合日報》將近一輩子的訂戶，吳金城會繼續做下去。

早期泰國華文報紙仍有一定數量的讀者，印刷份數一度高達十多萬份。報社必須聘雇不少記者，在泰國各地跑新聞。《京華中原聯合日報》辦公大樓裡總共有兩座報紙印刷機，一座要價2500萬泰銖。

「我們印的報紙是最好的，《星暹日報》他們自己沒有印刷機，還要別人幫忙印，」吳金城對於自己堅守幾十年來的傳統，透露出一絲驕傲。

泰國年輕一輩的華裔族群，雖然部分仍有華文閱讀能力，但主要使用語言是泰文，閱讀新聞都是以泰文新聞媒體為主。另外，在數位化時代，來泰國定居、經商、留學的中國人，並不會因為來到泰國，就改變自己閱讀新聞的習慣，手機裡的中國媒體仍然是他們的新聞來源。

因此，泰國華文報社走下坡的趨勢，並不令人意外。

老牌華文報沒有接班人計畫

吳金城和林妙英為報社努力了一輩子，但他們的子女對於繼承家中的產業興趣缺缺。兩位都已經到達耄耋之年，對於是否正在尋覓報社接班人，他們沒有太多想法。

「要找下一代的接班人很難，他們不懂新聞，怕他們會亂搞，弄壞了報紙的名聲。」吳金城說，來接手的人必須要出一點錢投資，有了自己的錢在報社裡才不敢亂來，才有可能讓他們入股接班。

位在曼谷華藍蓬車站（Hua Lamphong Station）附近的《亞洲日報》和《京華中原聯合日報》，因為股權交錯的關係，被認為是兄妹報。與其他四間泰國華文報紙一樣，《亞洲日報》也擁有一整棟自己辦公大樓，但現在每天只有少許人員進出，和一般印象中的新聞辦公室人聲鼎沸的感覺完全不同。

因為報社門可羅雀，常常可以看到遊客在這些別有時代感的報社招牌、建築旁自拍，讓人誤以為這些報社已被列為古蹟，成為曼谷歷史的一部分。

在這樣似是而非的錯覺中，老牌報社們該如何抉擇？是讓自己真的成為歷史，或者以新聞記者「撰寫歷史初稿」的角色繼續營運下去，是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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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線上活動：移動中的記者，移動中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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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一組關於婚姻登記現場的圖片和聊天紀錄在中國多個記者群中流傳。它們沒有成為公開報導，卻引發了記者之間的討論。這些資訊被記者看見，也被討論過，但沒有繼續往公開報導推進，最後只留在聊天框裡。本文試圖追問：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為什麼越來越多新聞還沒抵達公共空間，就已經沉默下來。

基於安全及工作考量，與《田間》討論後，本文部分受訪者以化名或匿名方式呈現。其中，李勇、劉文濤、方強為化名；黃先生僅以姓氏呈現。

5月20日過去被視為結婚登記「熱門日」，但2026年的這天上午，並沒有出現人們熟悉的排隊場面。在記者聊天群組流傳的一張照片顯示，婚姻登記處大廳裡人不多，窗口前顯得空蕩蕩。有記者問：「今年520婚登這麼冷清嗎？」也有人說：「這個如果是真的，其實挺有新聞性。」

隨後，第二張圖被發進群組。圖中顯示，南京某地疑似招募「情侶」到民政局結婚登記處「撐場」，要求年輕男女到現場拍照、配合宣傳，以製造熱鬧氣氛。這張圖足以讓記者敏感起來：如果婚姻登記現場需要「充場」，這可能不只是一次地方活動安排，還牽涉到青年結婚意願下降，以及地方想呈現熱鬧畫面的壓力。

記者的聊天群組中也出現了參與者或旁觀者吐槽的截圖。有人說，現場不像自然形成的登記熱潮，更像被組織出來的畫面；也有人提到，參與者被要求配合拍攝，擺出甜蜜場景。幾張圖放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新聞線索：一邊是官方希望呈現520結婚熱度，一邊是現實中的冷清與臨時動員。

記者群裡的新聞線索

在記者群裡，這樣的線索並不少見。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記者孫露瑤接受《田間》採訪時說：「我們很多線索來自聊天群，有些可以追蹤報導，有些不能報導，比如環境污染、地方政府與民企老闆之間的糾紛或官司，報社不讓發。有人就發到自己的公眾號，至少讓讀者知道這件事的存在，不然連公眾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孫露瑤所在的記者群有500人，另外QQ群人數可達上千人。她說：「我們以前每天都可以在群裡交換資訊，比如發生在江蘇的環保議題，當地記者不能報導，就給我們；廣東這邊不能報導本地負面新聞，就給江蘇記者；湖南記者把本地調查消息給廣西記者，諸如此類。總之，記者異地交換消息，這也算是一種規避吧。」

廣東暨南大學新聞系前教師黃占豪接受《田間》採訪時，對記者異地「換稿」現象表示，這是一種新聞審查環境下形成的「異地報導機制」。它並不是正常新聞競爭的結果，而是中國媒體人在地方管控、宣傳紀律和報社內部風險控制之間，尋找的一種有限空間。

他說：「過去十多年，許多負面新聞並不是沒有記者知道，也不是沒有採訪線索，而是本地媒體很難報導本地問題。地方政府、宣傳部門、主管單位與媒體之間存在行政關係，一旦涉及環境污染、企業糾紛、群體事件、官員腐敗、司法爭議等議題，本地報社往往會受到宣傳部監督，記者即使掌握材料，也可能無法在自己所在媒體發稿，於是想出了這個辦法。」

這些材料通常不是正式爆料，也沒有完整採訪對象，最初只是幾張截圖、幾句轉述、一個現場視頻，或者某個知情人發出的提醒。但記者往往能從這些零散資訊裡判斷出新聞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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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結婚登記相關的討論很快在群裡展開。有人建議找當地民政局核實；有人說可以聯繫現場拍攝者；也有人提醒，這類題材涉及婚育數據和地方形象，未必容易發；還有記者說，即便能寫，編輯也可能要求「換一個角度」，不能直接寫婚登冷清，更不能寫「造假」。

於是，這組圖就停在群裡。它沒有馬上消失，但也沒有往寫成報導的方向前進。它被轉發、被討論、被暫存，成為記者群裡眾多「看見了但還沒有發出來」的線索之一。線索已經出現了，但能不能變成報導，還要看後面的核實、編輯判斷和風險評估。

哪類新聞停在群裡？

過去幾年，越來越多的資訊停留在聊天紀錄、截圖和私下轉發之中。雖然記者們會討論、核實、求證，但最終能夠公開發表的並不多。

《山東日報》記者劉文濤告訴《田間》，他經常把當地無法報導的「負面新聞」截圖發到記者群，並附上幾個電話號碼，供感興趣的記者認領，最近他發現認領採訪素材的人在減少。他對《田間》表示，最容易停在群裡的，首先是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火災、爆炸、橋樑坍塌、校車事故，有人跳河等突發事件發生後，現場視頻和目擊者消息往往會第一時間出現在記者群。記者們相互確認地點、傷亡情況和救援進展，還有記者隨時補充截圖、資訊，供大家分享。」

山東社會新聞記者李勇說，群體事件同樣容易停留在群裡。工人討薪、業主維權、村民抗議徵地等消息，經常通過短視頻和現場照片在記者群傳播。記者會聯繫當事人、尋找更多證據，但不少事件最終停留在內部討論階段。

李勇說：「不久前，山東濱州、棗莊和聊城有人請願，抗議非法集資導致幾萬人損失（人民幣）上億元。有受害者把照片和視頻發給我們，我們知道發不出來，只能在群裡轉傳，希望更多同行能看到。後來這些視頻很快被屏蔽，很多東西轉眼就沒了。」

但隨著時間推移，許多細節並未進入公開報導。劉文濤說：「群裡討論得很熱，最後發出來的往往只有簡短通稿。尤其遇到重大事件，上級要求統一採用官方通報，不能私下採訪。做記者這麼多年，雖然已經習慣，但感情上還是很難接受。」

他對《田間》表示，涉及敏感人物的消息也是記者群裡的常見內容。地方官員失聯、企業家被調查、學者遭處分等消息，往往先在同業內部傳播。他說：「記者們會在群裡不斷求證，誰能聯繫到本人？家屬有沒有回應？但很多線索始終缺少公開文件或正式確認，最後達不到發表標準，只能停留在群裡。」

相比具體事件，《田間》記者發現，更容易沉澱在記者群裡的其實是制度性問題。地方財政緊張、醫院欠薪、學校縮編、企業外遷等變化，往往以零散資訊的形式在群裡流傳。一家醫院拖欠工資，一個縣暫停招聘職員，看似只是個案，但當類似消息在不同地區反覆出現時，許多記者都會意識到背後可能存在更大的變化。

20年前與今日媒體生態對比

《南方都市報》前資深編輯方強告訴《田間》，今天記者群裡那些不斷閃現又迅速消失的線索，總會讓他想起20年前的媒體環境。「很多重要變化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一點一點累積出來。它們未必能寫成突發新聞，卻會不斷出現在記者群裡。大家交換線索、互相核實，也會慢慢知道當天各地發生了什麼事。這些沒有發表出來的經歷，對記者來說也是一種經驗積累。」

談到20年前的記者圈，方強回憶說，當年還沒有微信群，也沒有遍布全國的行業交流群，但記者之間同樣擁有自己的交流平台。「那時候有個叫『西祠胡同』的網站，聚集著全國各地的記者，調查記者劉虎等人也在上面交流。很多新聞線索來自讀者來信、投訴電話、熱線、傳真，或者記者長期積累的人脈關係。只要線索進入編輯部視野，就有機會做成報導。」

方強提到，2000年前後，各地都市報競爭激烈，許多媒體都設有調查記者部和深度報導部，「誰先找到線索，誰先趕到現場，誰就可能做出獨家。很多版面就是留給這些報導的。」

「那時候新聞傳播速度遠不如今天，但一條線索從採訪、寫作到刊發，大多能夠進入公共討論。現在不一樣了，一段視頻、一張截圖幾分鐘內就能傳遍全國記者群，但越來越多線索停留在內部流轉階段。記者們交換資訊、互相核實，也會慢慢知道各地發生了什麼事，卻未必能夠把這些內容變成公開報導。」他說道。

方強感嘆：「新聞事件沒有停止發生，只是越來越多停留在資訊流轉的中間環節，沒有抵達公眾視野。公眾連看一眼、討論一下的機會都沒有。」

研究新聞傳播的黃先生認為，很多時候記者群裡流傳的資訊並不完整，甚至只是幾張截圖、一段視頻或幾句簡單描述，但這些零散資訊依然具有記錄價值。「從新聞角度看，它們可能還不足以構成一篇完整報導，但從歷史角度看，只要能夠保存下來，就有意義。有些事件在發生初期曾短暫進入公眾視野，後來相關內容被刪除，討論也停止了。如果連最初的線索都沒有留下，很多年後人們甚至不會知道它曾經發生過。很多歷史事件最早留下的痕跡，並不是什麼正式檔案，而是當時留下來的幾張照片、一段記錄，或者幾句零散的資訊。」

文章開頭所提到的520婚姻登記圖片，曾在記者群裡被討論、被分析，也有人嘗試尋找更多資訊，但幾天後，群裡的話題已經轉向新的事件。採訪中，三位記者提到，他們的聊天紀錄裡保存著許多未能發表的現場：工廠停工時工人的求助視頻、群體請願時的現場照片、醫院欠薪職工的錄音、企業裁員後的內部通知…… 它們曾短暫出現，也曾被一些記者追蹤和核實，但最終都沒有成為公眾所見的新聞。

這些停留在聊天框裡的內容，構成了記者群裡的另一種現實。它們未必都能被發表，卻記錄著許多人曾經見過、討論過、試圖追蹤過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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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8/26線上活動：數位資安與隱私保護系列課程

場次一：個人隱私與你手上的消息來源：記者的數位安全入門

場次二：平台中介者如何成為保護獨立記者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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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動物保護、未成年人保護、女性權益等議題，表面上並不屬於傳統政治範疇。但在中國的傳媒生態裡，這些議題只要被越來越多人轉發，出現線下聚集，或把問題推向制度追問，就會很快進入輿情管控範圍。在現在社群熱議的「旺旺」事件之前，6月上旬在重慶發生的一起涉嫌虐待領養犬隻事件，已是中國公共議題被重新劃線的樣本。

事件最初是一起虐待動物個案，重慶李姓男子被指以領養名義獲得犬隻後實施傷害行為。動物保護志願者在其居住小區發現原領養的犬隻在樓道奄奄一息後，將相關視頻和圖片發布到網絡，引發大量網民憤怒。6月7日起，有志願者和市民前往李男住所附近聚集，要求嚴懲虐待動物行為，並呼籲推動反虐待動物立法。

這場聚集持續數日。網上流傳畫面顯示，現場有人舉起反對虐待動物的標語，也有人通宵守在小區附近。部分視頻中，警方進入現場維持秩序，隨後有多人被帶離。事件在社交平台持續發酵後，中國大陸媒體報導趨於謹慎，相關討論也出現刪帖和降溫跡象。6月10日，重慶市公安局兩江新區分局發布通報，指李某謊稱領養犬隻後「實施傷害行為」，致犬隻傷亡，警方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規定對其行政拘留。官方通報沒有使用「虐待動物」相關表述。

中國目前沒有專門的反虐待動物或動物保護法規。對伴侶動物遭虐待的案件，執法部門通常只能從治安管理、公共秩序、損害財物、高空拋物等現有法律框架中尋找處理依據。

究竟哪類公共議題是新聞「紅線」？在處理這類議題時，中國新聞工作者又是面對什麼樣的處境？基於安全考量，並與《田間》協商後，阿嬌、楊先生、張剛、廖女士、肖柳、邢莉、吳昊等受訪者均以化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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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低敏的議題也有底線

重慶動物保護人士阿嬌接受《田間》詢問時稱，現有法律的空白，使虐待動物行為難以被準確定義，也使民間長期積壓的情緒在個案中一次爆發，「現在沒有動物保護法，這個男的虐待動物，打死很多狗，警察也束手無策。我們給《重慶晚報》留言、發視頻，也投訴到央視，想讓媒體關注這件事。對方回覆說他們正在了解中，要我們報警。其實記者也沒辦法，他們也報道不了我們維權的新聞。」

在中國，反虐待動物並不是一個新議題。過去多年，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學者和民間救助團體多次提出相關建議。2025年，司法部向社會公開徵集2026年度立法項目建議時，網絡上支持反虐待動物法的票數達到數百萬。全國人大代表趙皖平也曾在兩會期間建議，將虐待動物行為納入《刑法》規制。

有30多年執業經驗的成都律師楊先生告訴《田間》，動物保護議題在中國長期處於一種尷尬位置，「一方面，城市養寵人群擴大，救助流浪動物的志願者網絡不斷增加，要求建立動物保護制度的聲音持續存在。另一方面，相關制度多年停留在倡議層面。它既有廣泛民意，又無政治標籤，許多年輕人、城市中產和女性群體都願意參與討論。但是在中國，政府首先要處理的是維穩，就像30多年前，《新聞法》的討論因為六四（事件）被叫停一樣，政府不允許言論超越底線。」

至於究竟什麼是「底線」，或者說「紅線」？楊律師表示，這條「線」由政府劃定，也由官員解釋，「政府會根據需求，作出他們的解釋。如果政府需要，幾個月就可以出台一部法規；如果不需要，再過30年，也不會就一個議題立法。」

能寫事件，不能寫訴求

中國大陸媒體對重慶事件的報導，也呈現出這種邊界。部分媒體可以報導李某涉嫌虐待犬隻、警方行政拘留、志願者救助受傷犬隻等內容，但對抗議現場、警方清場、視頻被刪和立法困境等相關內容的展開卻很有限。

《田間》注意到，海外媒體、自媒體和社交平台對重慶虐狗事件的關注度明顯高於中國大陸媒體。重慶本地及其他大陸媒體的許多報導，仍停留在「男子虐狗引眾怒」的社會新聞框架內，較少追問這個案件為何需要市民和志願者連續多日到現場表達訴求。

中國《經濟日報》前編輯張剛說，重慶事件在大陸媒體內部並非完全不能報導，但報導邊界很快會出現。他說：「虐狗這個事實可以寫，行政拘留也可以寫，志願者救狗也可以報導。但如果你繼續追問，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有反虐待動物法，為什麼送養人報警和求助很難得到有效處理，這就牽扯到敏感問題了。制度設計為什麼不從人民的需求、利益出發？我們接到的所有投訴，當深究時，都會自然帶出制度缺陷。抖音、嗶哩嗶哩、小紅書上的相關視頻被刪，那不是網管的信號，是中宣部暗示的報導口徑。」

張剛認為，在中國媒體內部，很多社會新聞並不是不能碰，而是不能繼續追。個案可以存在，但報導一旦涉及制度回應、公共倡議，稿件就會「卡殼」。他說：「現在省級媒體都有宣傳部人員進駐，他們對媒體方向的把控比政策文件規定的更嚴，就是『怕出事』，怕丟官。」

官方不允許「可持續傳播」的公共討論

這種限制並不只發生在動物保護議題上。就在重慶反虐狗示威期間，山東一名高考女生在考場外接受採訪時提出，希望將法律規定的性同意年齡，從現在的14歲提高至18歲，但相關視頻隨後被平台下架。這個議題原本屬於法律、性同意教育和未成年人保護範圍，卻在平台傳播中很快被降溫。

關注女性權益與未成年人保護的廣州女權研究學者廖女士表示，提高性同意年齡的討論，在許多社會都屬於公共政策和法律保護問題，不應被簡單視為敏感議題。她說：「這個問題本來可以放在未成年人保護、性同意教育、校園安全和法律修訂的框架裡討論。但在中國大陸，一旦是年輕女性主動提出，視頻又廣泛流傳，平台就會把它當成輿情風險處理。它不是因為內容本身不能討論，而是因為它可能引發持續討論。」

廖女士表示，在中國大陸，一旦討論公眾關注的議題，就可能有部門暗中阻撓，即使發聲者支持政府，也未必被允許繼續傳播，「提高性同意年齡不是傳統政治議題，帶有公共保護色彩，也可能給官方帶來正面評價。但在輿論管理中，議題是不是『正面』不是唯一標準，關鍵是它是否形成可持續傳播，是否吸引不同群體參與，是否讓公眾開始追問制度責任。很多人會問，我支持政府還不行？告訴你，不行。管理者看到的就不是兒童或女性權利，而是在判斷公共討論的後果。」

可以準備報導，但不能發

除了公共倡議類議題，突發公共事件中的報導限制也顯示，中國媒體面對的紅線並不只在題材本身，而在於信息是否可能脫離官方口徑流動。6月26日發生在北京的飛機撞樓事件，是另一個例子。

6月26日下午5時55分，北京朝陽區東三環附近，一架單發雙座輕型運動航空器在飛行中撞上高層建築。海外媒體和社交平台根據現場視頻、圖片及目擊者說法迅速報導。海外媒體報導，被撞建築為中信大廈，也就是北京最高樓「中國尊」。中國官方媒體在事發後並未第一時間發布詳細消息。直到27日下午4時許，朝陽區的微信公眾號「北京朝陽」才發布情況通報，指該航空器在飛行中「碰撞」一高層建築，機上僅駕駛員一人，已死亡，現場13人受傷，相關情況正由主管部門進一步調查。

了解內情的《新京報》記者肖柳告訴《田間》，事發約20分鐘後，編輯部已經在網上看到相關消息，也有讀者把現場視頻和圖片發給報社：「我們當時就知道，這肯定是大新聞。北京，東三環，中國尊，一架飛機撞上去，誰看到都會想到美國911事件。辦公室裡好幾個人都在看手機，主任也過來說，先密切關注，看看現場還有什麼消息，能不能多摸一點情況。但是他馬上又補了一句，先別發，千萬別發，等上面指示。」

肖柳說，記者很早就把這起突發新聞報給編輯部，但主管並未立即處理，只說要密切關注，卻沒有發稿動作。她說：「如果是在一個正常新聞環境裡，這種新聞肯定要第一時間滾動。你至少要告訴社會，出了什麼事，傷亡怎麼樣，交通有沒有影響，現場是不是安全。5月份北京不是剛加強無人機這些低空飛行管控嗎？現在出現真飛機撞摩天樓，這是意外還是恐怖襲擊，主任知道這類突發事件的公共價值，但就是不敢發。」

3月27日，北京市第16屆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表決通過《北京市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規定》，並於5月5日生效。

央視記者邢莉對《田間》表示，事故地點離央視總部大樓不遠，也就走五、六分鐘，事件高度敏感，「飛機撞到北京最高樓，而且離我們很近，我們馬上想是不是把目標搞錯了，會不會是衝著『大褲衩』（央視總部大樓俗稱）來的，太刺激了。主任讓我們去看、去問、多留意，但意思也很清楚，就是可以準備，不能發。最後等官方口徑，第二天才知道，前一天的飛機撞大樓是自殺式行為，北京周邊兩百公里領空已經封鎖，那更不能報道了。」

公共議題記者的退場

另一位曾參與公共議題報導的新聞編輯吳昊說，過去十多年，中國媒體報導空間不斷縮窄，媒體訂閱量和廣告收入大幅減少，動物保護組織和女權議題也受到壓制。「現在民間很多行動只能以鬆散個人名義進行。重慶虐狗事件中，參與聲援的人並不一定來自同一組織，也未必有清晰政治訴求。他們多數要求警方追責施虐者和人大立法。如果訴求由民間提出，官方就不能接受，記者也不能發稿，這點各地宣傳部都有規定。」

從重慶反虐狗示威，到山東女生呼籲提高性同意年齡，再到北京飛機撞樓事件，中國媒體面對的並不是單一題材的禁區，而是一套圍繞傳播、聚集和官方口徑運作的審查機制。一個議題原本可以低敏，單一個案也可以報導，但只要公眾持續討論、要求制度回應，或信息在官方通報前自行流動，媒體空間就會迅速收窄。

吳昊認為，在當前媒體環境下，記者面對的最大風險是，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很難判斷哪一步會被視為越界。他說：「你採訪社會新聞，只要談到法律、涉及政治，那麼風險就上升；如果加入警察清場、公眾追責，就會被上級機關認為是在放大對立，擴大社會矛盾，所以沒人觸碰這類事件。」

重慶反虐狗示威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抗議，卻仍然進入公共動員的管理範圍。動物保護原本可以被視為城市文明、生命教育、社區治理問題，但當抗議者在現實空間中聚集，並把訴求指向「立法」與「追責」，在當局看來，這已經不再只是個案維權，而是一次可能擴散的公共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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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間學】

8/12、8/26線上活動：數位資安與隱私保護系列課程

場次一：個人隱私與你手上的消息來源：記者的數位安全入門

場次二：平台中介者如何成為保護獨立記者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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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化與生活風格記者Sarah Bahr（她用《海綿寶寶》打字遊戲練打字，每分鐘可打90個字）

當新聞爆發時，眾所皆知，記者會爭分奪秒地聯繫消息來源、確認事實，以及獲得故事。

但真正的考驗從此刻才開始：把所有的報導素材整理成稿。

必須在截稿期限前，把潦草的筆記和錄音，轉化成條理分明、排列有序的文字。

我們決定測試《紐約時報》記者的打字速度。

約有80名記者、編輯接受挑戰，進行線上打字測試。他們的速度從每分鐘35個字（一位資深司法記者）到每分鐘134個字（一位數據記者）不等。

編輯部裡打字最快的是數據新聞部門「Upshot」，該部門參與測試的記者們，平均每分鐘打99個字。負責突發新聞的「Express」部門也很出色，這次打字挑戰第二快的便是該部門的編輯，每分鐘124個字。

「在筆電上寫作，對我來說，總是最接近意識流的狀態。」27歲的Madison Dong，是《紐約時報》氣象團隊的圖像與多媒體編輯，每分鐘可打111個字。

參與測試的記者們平均打字速度為每分鐘80個字。根據美國行政專業人員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s）統計，這個成績是全美國平均打字速度的兩倍。（編輯部要達到頂尖程度，還有一段路要走，也還需要多練練手指「健身操」：專業轉錄員和速記員可以達到每分鐘300字的速度，他們使用的是特殊鍵盤，可以一鍵打出完整單字和一句話。）

到了21世紀，在許多行業中，打字已是一項基本技能，如同過去手寫是基本門檻一般。對記者來說，快速打字更是至關重要，無論是報導突發新聞、趕出一篇10000字的調查報導草稿，還是隨手做筆記。

Francesca Paris是一位數據記者，也是編輯部的打字冠軍。採訪時，她會即時將內容打成逐字稿，就算有錄音也不例外。

「通常我可以完全不假思索地打字，還能同時專注於談話內容上。訪談一結束，我就擁有一份可以立即搜索的逐字稿了。」現年29歲的 Paris 是在小學電腦課上學會打字，用的是那個世代人人都在使用的標配──SpeedSkin橘色鍵盤貼。

人們學習打字的方式和時間，因年齡而異。許多嬰兒潮世代和X世代是在高中時期學習打字，而有些千禧世代早在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習了。

《紐約時報》彈性編輯部（Flexible Editing）的編輯 Eric Morse 還記得，他的高中打字老師會播放「俗氣」的黑膠唱片，還會有個聲音念出學生應該輸入的字母。

「從打字機換到電腦後，我的打字速度變得有點慢了，總是需要按退格鍵。」現年60歲的 Eric Morse 打字速度是每分鐘62個單字， 「但在上完打字課後，各個字母按鍵的位置基本上已經成為肌肉記憶，一直保持至今。」

現年61歲的 Christopher Mele 是一位突發新聞編輯，平均一分鐘可打46個字。他在高中一年級時學會打字。他記得，當時是教室牆上投影一個鍵盤的圖示，每張桌上放著一台打字機，但按鍵都是空白的。

「我當時好像練習得很糟糕。」Christopher Mele說。

Andrew LaVallee是週日「藝術與休閒」（Sunday Arts and Leisure）版的編輯，他透過一款電腦遊戲 Typing Tutor 學習打字，可以想像它結合遊戲《太空侵略者》和《俄羅斯方塊》，文字會從螢幕上方落下，玩家得在文字落到底部前，把它們打出來。

「身為編輯，我大部分時間需要同時處理20件事，能夠又快又準地打字，意味著我能更快把事情完成，也能更快幫助別人拿到他們需要的東西。」現年49歲的 Andrew LaVallee 能以100%的準確率，在一分鐘打出112個字。

這種精準度，在截稿壓力下，至關重要。記者常常需要兼顧做研究、進行採訪、撰寫報導──並且是同步進行。

「做電話採訪時，我幾乎是即時把它打成逐字稿，錄音只是備用，發稿前核對引言之用。」現年36歲的Maggie Astor，每分鐘能打114個字。她的速度在現場報導中非常有用，她曾參與競選演講和奧運體操賽事現場報導。

但這不代表所有記者打字速度都很快。《紐約時報》的首席司法記者 Adam Liptak 每分鐘打35個字，是所有參與打字挑戰的記者中，打字速度最慢的一位。但他從未認為需要提高速度。

「我覺得這沒有對我造成太大影響。」現年65歲的 Liptak 說，自己高中時上過打字課。（他坦承，當年老師教得很好，只是自己是不用功的學生）。他還補充道，自己現在複製貼上法庭書狀和判決書的內容「非常熟練」。

編輯部整體的打字速度，可能正在下降。愈來愈多Z世代從小使用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習慣用兩根拇指打字。許多人到中學才開始學打字。

現年27歲的 Rylee Kirk 是《紐約時報》新聞培訓計畫的突發新聞記者，她每分鐘打66個字，雖然不算慢，但遠低於編輯部的平均值。她表示，自己只在小學五年級時上過幾週的打字課。

「我發現我寫字比打字快，所以我更習慣用紙筆做筆記，」她說。

© 2026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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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香港兩間獨立書店被國安處搜查，有位店員被捕時，身穿寫著「我是書店店員」標語的上衣，引起網路上以此標語來表達支持香港獨立書店的浪潮。但當有台灣的獨立書店表示想印製寫此標語的衣服後，情況變調，加上台灣樂團辦演唱會上在大螢幕上放出此標語，引發部分台港網友激烈爭吵。

香港獨立媒體《ReNews》針對此爭議寫了專文，特別問到在這場口水戰中，最後誰最開心？

「我是書店店員」衣服當初是因獨立書店推薦賞而生，而在2026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上，來參加的香港獨立書店有分享辦這個獎項過程和心得。《田間》也有專訪該獎最大贏家《沉埋的粵菜檔案》編輯。

如同香港的獵人書店所說：「若能從文字中看見我們，將會是我們最大的慰藉。」最好的表達支持方式，就是向獨立書店買書，更好的是分享所購書單及閱讀心得。

這期【熱門話題】也與此次香港獨立書店事件有關，重點放在被認為有「顛覆意圖」的書籍《唯紅花綻放》，聽聽書評自媒體對這本書的看法。

「旺旺」則是6月底在中國廣東揭陽被虐殺的一歲母犬，牠所生的三隻幼犬僅半個月大，同樣慘遭毒手。施虐殺狗的是四名未滿14歲的少年，他們錄下過程並放上社群平台。

在6月初，重慶發生的虐殺貓狗事件就引發民眾集會，可是這類事件帶動的反虐待動物立法訴求，卻沒被中國媒體廣泛報導。將於7月28日刊出的專文，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到底為何連幾無政治性的公共議題報導都有紅線？

另外，中國記者同業的聊天群組中，存放著許多報不出去的新聞。8月4日的專文會討論為何有此現象。

8月11日會刊出有關泰國華文媒體的專文，探討在數位當道、年輕華裔不再看中文媒體的環境下，這些老報社該怎麼辦？

最後，「在田間學」將推出數位資安與隱私保護系列課程，分別於8月12日、26日舉行，報名表單在這期電子報的【在田間學】欄目，另有7月20日舉行的深度專題影音報導課程筆記。7月5日的性暴力報導的倫理邊界討論會筆記可在這閱讀。

非常感謝訂閱的大家，歡迎來信建議想看到的相關議題報導，並給予指教，還有把《田間》的Instagram、Threads、Matters帳號追起來，也別忘了把網站存起來。

簡恒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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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

7月15日，香港留下書舍、田園書屋遭到國安處搜索，負責人與店員共五人被拘捕，而《星島日報》（Sing Tao Daily）引述消息稱，這兩家獨立書店「從境外偷運煽動性書籍來港出售」；《獨立媒體》（Hong Kong Inmedia）引述消息報導，被認為具煽動意圖的書籍，包括美國華裔記者馮哲芸（Emily Feng）所寫的《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Xi Jinping’s China）。

被捕五人已在7月17日交保獲釋。香港作家廖偉棠在《上報》專欄寫道：「一次兩間，又是資深老店和新銳的個性書店的組合，不分老嫩一致施壓的鎮嚇意味昭然。」

《唯紅花綻放》英文版於2025年3月出版，隔年4月，台灣的衛城出版發行繁體中文版，並收錄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創辦人張潔平的導讀專文。

本書作者馮哲芸的雙親是華人，她在美國出生長大，2015年起擔任《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駐北京特派員，2019年加入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後，繼續在中國做報導，直到2022年被驅逐，之後在台灣完成了這本書。2025年，她調回美國華盛頓特區。

衛城出版總編輯洪仕翰告訴《田間》，此書是熱愛中國、擁有中國認同的美國籍記者，寫下她在中國期間，接觸到各行各業各地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故事，「這本書沒有太多張牙舞爪地謾罵。」

此事對日後在香港經銷書籍會有何影響？洪仕翰大略推測回道，目前尚不確定會有怎樣的衝擊，「但可以想像應該會更加不容易。不是說單一一本書，也不只是說衛城這一出版品牌，而是整個中間各環節都可能會有更多的自我審查，更保守謹慎。」

這起事件意外讓《唯紅花綻放》獲得更多曝光，實體書在台灣直接被搶購一空。洪仕翰7月16日在社群平台上表示，出版社已緊急加印，預計7月22日前後恢復供貨，屆時可至購書平台和書店購買，「尤其是獨立書店，應該能帶給他們更大的幫助。」

另外，社群平台上也有不少人分享關於此書的讀後感，包括知名書訊粉專「黎胖」在獨立媒體《沃草》（Watchout）刊登書評文章。

《田間》訪問了兩個閱讀過《唯紅花綻放》的台灣書評自媒體《畫說有一天》和《閱讀處方箋》，談論此書帶給華文圈讀者的訊息，以及當書籍被貼上特定標籤，對撰寫書評的潛在影響。

《閱讀處方箋》說，此書深刻講述中共政權如何試圖重塑、界定「標準中國人」的過程，其充滿了不確定性，而「模糊地帶」會製造一種恐慌，讓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只能在隨時變動的紅線中自我審查。

「強權可以限制實體書的流通，可以讓書店被迫關門，但他們永遠都帶不走、也禁錮不了你腦袋裡的自由思想。」《閱讀處方箋》強調。

《畫說有一天》指出，此書打破「受害者都是反抗者」的想像，因本書訪問對象包括在國家機器內任職的律師、身價數百萬的企業家，還有自稱「小粉紅」的忠貞黨員，「照理來說該是黨歌頌的對象，但誰也不知道明天政令是怎樣。」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看見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如何在政策反覆與權力任意擴張下，逐漸失去原本以為理所當然的日常。」

《畫說有一天》提到，由於這類作品常被貼上「政治」、「反中」等標籤，更容易讓人忽略它記錄的是一群普通人的生命處境。「寫書評反而更需要避免先入為主，回到書中的人物與故事，而不是先替它貼上立場...... 書中也有一些台灣人讀了會感到些許心情複雜的地方，這也是身在不同處境的我們更應該讀的原因，台灣人自己怎麼看也是很重要的。」

「人類天生對於被禁止的事物充滿好奇。當一本書被貼上特定標籤，反而會激起讀者強烈的好奇心：『這本書到底寫了什麼？為什麼不讓人看？』這反而給了書籍和議題更多的能見度與討論度。」《閱讀處方箋》直言，「禁書」標籤並不會給自己產生撰寫書評的畏懼，但它確實帶來另一個層面的影響，即大眾因好奇而關注此書時，書評人的角色變得更重要，「我們需要把這些視線拉回，聚焦到書籍本身，告訴讀者這本書實際上講述了什麼內容，帶來什麼反思。」

【在田間學】

「在田間學」是專為中文內容創作者設計的線上學習資源分享平台。在7月20日舉辦的「越難越要拍！如何企劃深度影像專題」線上活動中，由關注環境生態、地緣政治等議題的資深影音專題記者林乃絹，分享深度專題影音新聞的製作邏輯。以下為內容摘要。

林乃絹首先分享「專題」與「即時」影音新聞之間的差別，她歸納為三部分：時效性、製作流程，以及影響力。相較於即時新聞，專題重視事前的完整規劃，並且抱有具體的問題意識，也需要全面思考聲音、畫面、敘事等相關安排。根據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報告，深度解釋性新聞的影響力，比即時新聞高出42％。

在選題方面，林乃絹強調，要找出「這個題目為什麼值得做」的獨特性，才能建構獨特且具體的敘事視角。也要透過閱覽過去相關報導，去排除重複性。她以報導〈海洋難民〉為例，在同領域已有相關報導的前提下，如何與前人做出差異性？她研究過後決定以罕有記錄的30至200公尺深的「中光層」為切入點，並以防曬乳對海洋影響強化與觀眾日常的連結。她帶領觀眾跟隨科學家潛入海中，也找到剛發表防曬乳對海洋危害研究的高雄研究團隊，透過轉譯最新研究的視角，建立差異性和新聞價值。

林乃絹所關心的海洋生態、地緣政治等議題，對一般讀者來說較為生硬，因此她特別提醒，要去轉化這些議題的敘事，使得它能與人有所連結，引起觀者興趣。

她也說道，在前往其他國家、地區做報導時，關鍵專家的人脈和協助非常重要，也須在事前聯繫安排受訪對象，通常會需要倚賴當地台灣人、Fixer幫忙牽線。不過現場狀況常常難以預料，在阿富汗難民專題〈絲路之殤　阿富汗難民出逃塔吉克紀實〉的採訪過程中，原本答應受訪的難民臨時拒訪，團隊因此決定把「被拒訪」過程也記錄下來，「如果不符預期，那個當下的現實更加重要。」另外，在遇到突發的危急狀況時，文字記者需要與攝影記者配合，幫忙用手機抓拍當下，擔任「第二架攝影機」。

關於電視台影音專題的製作流程，林乃絹說明，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是固定搭擋，在確定題目前，文字記者會先詢問攝影記者到衝突地區採訪的意願，並大致說明報導方向，提供攝影記者事前準備場景、畫面想像。後製階段，由文字記者提供腳本，攝影記者負責補上畫面、聲音和配樂。

談及AI對深度影音專題帶來的影響，林乃絹坦言，目前已有許多電視台裁撤動畫部門，改用AI製作動畫。但她認為，過去的動畫是由記者發想、動畫師繪製，保有記者本身的說故事邏輯，記者應該堅持「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AI可以作為輔助記者的工具，但不該取代記者思考或敘事。

最後，林乃絹也鼓勵大家，過去沒有在新聞機構工作經驗、但擁有影像經驗者，同樣適合朝獨立影像記者這條路發展，重點在於「找故事、聽故事、說故事」的能力，以及個人的拍攝風格。「深度報導記者，就是一個走在世界前面，找故事、聽故事、說故事的人，但當然需要提醒自己『要精準』，不要變成（受訪者的）複讀機器，要去驗證他所說的話，再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

8/12、8/26線上活動：數位資安與隱私保護系列課程

場次一：個人隱私與你手上的消息來源：記者的數位安全入門

場次二：平台中介者如何成為保護獨立記者的屏障

須提前透過Google表單或CryptPad擇一報名，活動前三天會寄發通知信，若收件匣沒看到，請翻一下垃圾郵件。感謝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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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在中國的媒體環境裡……

若想在報導中引用微信公眾號貼文的點閱數，最多只能寫「10萬+」，因為微信系統至多只顯示為「10萬+」。

2011年1月中正式上線的微信，一開始並沒有在公眾號文章下方標示點閱數，只在後台提供帳號經營者參考。直到2014年7月下旬，才出現「閱讀量」、「按讚鍵」兩項功能。

原先，此功能是完全公開真實的點閱數，許多自捧為「大號」的帳號因而被戳破假象。然而另一方面，淘寶也開始出現「刷量」服務，即所謂的買流量。

因此不過一個月，微信便再次宣布改版，凡是點閱數超過10000，改以「10000+」呈現之，以解決炒作亂象。後續微信仍持續更迭該功能，有段時間，同時存在「10000+」與「10萬+」兩種呈現方式。

點閱數的門檻設定，使得「破萬」逐漸成為一種標竿。除此之外，在推出公開點閱數功能前夕，微信於2014年7月7日推出「廣告主」、「流量主」兩種經營身分，前者能花錢投放廣告；後者則可以出租個人公眾號的廣告版位，起初申請資格為粉絲量達10萬以上者，但之後不斷下修資格門檻。

點閱數、粉絲數都緊扣著一個公眾號的賺錢依據。到了2015年，「10萬+」已成為新媒體行業裡公認的「爆款」標準。

現在你知道了。

【包蟠睿專欄】

包蟠睿（Patrick Boehler）現與國際媒體機構合作制定受眾及產品策略。

先前接受《田間》專訪時，包蟠睿解釋，「系統性破壞」（systemic disruption）是指過去十年所思考的新聞數位轉型方向，正受到資訊環境改變的根本挑戰，而對新聞工作者來說，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真的能在資訊愈來愈多的生態系統中，一直被看到。

他在其電子報《Re:filtered》強調，缺乏服務策略的轉型方向，如同在玩老虎機，偶爾賺到，大部分是賠錢。以下是摘要內容。

社群媒體平台沒有取代報紙和廣播電台，而是置於它們及其受眾之間，移除實體空間，並用外界無人能偵測的演算法，把曝光度變成商品的價值。

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3月發布有關年輕人看新聞的報告。這份報告值得一讀，但媒體主管往往過分把它視為策略指引。18至24歲的讀者從TikTok看新聞而非報紙網站，或從內容創作者獲知新聞而非媒體機構，這些結果並未觸及問題的根本原因。

人工智慧中介（AI intermediaries）正在對資訊做一樣的事。它們不是取代新聞編輯室或社群平台，而是在有關什麼要觸及受眾、如何觸及的決定過程中，套上定價層。我們看到聊天機器人摘要新聞內容、搜尋結果優先顯示某個資訊來源，或完全改寫內容，還有推薦引擎會在大家看過所有內容前，就先預設哪些內容值得看。

在問大眾從哪獲得資訊之前，更值得問的是，他們到底要用這些資訊做什麼？以及，新聞報導在他們的特定條件生活中，是否真的有用處？這是新聞業一直跳過的首要原則問題，因為答案可能令人不適。

服務理論的出發點不是改變你想產出的東西，而是你試圖服務的特定人群。問題在於，大多數媒體公司從未走到這一步。

演算法、平台設定的觸及範圍、資助者的改變理論都是別人給的定價層。他們在你做任何事之前，已決定好怎樣算是成功。為了迎合他們而進行最佳化，你是在為莊家效力，設定你不同意的賠率，參與規則不是你定的博弈。

當系統辜負大眾對於使用它的期待，就要有以服務為主的新聞業。你掌控的層面是提供特定情況下特定人群的承諾，以及你是否會信守承諾。

【業界動態】

港台電視32新節目開播

香港電台（RTHK）電視32自7月20日起播出全新的新聞報導節目，由其新設的中央支援組主導，該組直屬主管RTHK的香港廣播處長，總監利子良原任RTHK電視部門總監。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中央支援組主要任務是協助廣播處長推展策略性發展項目。另外，港台電視32要播出的時事專題，是與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而該傳媒集團立場是親北京的建制派。

香港電台隸屬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也是香港首家廣播機構。以下是港台電視32的新節目：

每日11:00 - 18:30 之間每30分鐘有一節新聞簡報

每日19:00 新聞天地及天氣簡報

每日19:30 時事專題

每日20:00 英語新聞 Evening News

平日20:15 英語節目 The Current

《寰宇龍虎豹》在公視+上架

公視+在7月1日上架實境旅遊節目《寰宇龍虎豹》（Never Shut Up），全部八集。公共電視台則自7月12日開始，每週日晚上9時播出。

這齣節目由紀錄片導演沈可尚執導，拍攝呱吉（邱威傑）、迪拉（張逸聖）、逞誠（李毅誠）三名中年男子的旅遊點滴。2025年10月9日，呱吉已在YouTube放出節目預告。

呱吉是知名YouTuber，當過台北市議員，創辦獎勵YouTuber創作的「走鍾獎」（Walk Bell John Awards）；迪拉是獨立唱片品牌「顏社」創辦人；逞誠是Podcast節目《台灣通勤第一品牌》（台通）共同創辦人。

公視東南亞語新聞徵「移居者報導人」

公視東南亞語新聞徵公民報導者，語言包括越南語、印尼語、泰語，還有英語、華語，不論國籍、身分皆可報名，也可以組隊參加。錄取者將接受四堂新聞專業培訓課，並由公視資深編譯從選題、採訪到剪輯，一步步帶領完成一則影音新聞。

首屆世界華語文學獎報名8/16截止

世界華語文學獎（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wards）報名截止日為8月16日。

該獎由香港世界華語文學基金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共同舉辦，預計每四年舉辦一次，設有長篇小說（13萬字以上）、中篇小說（25000至13萬字）、短篇小說（3000至25000字）、詩歌、散文共五個類別，每個類別錄取兩名。

參賽作品須為正式出版物，並由文學學會、文藝機構、出版機構推薦，不接受個人報名。長、中、短篇小說每位得獎者可獲得港幣50萬、20萬、15萬元；詩歌及散文得獎者可獲得港幣20萬元。得獎名單將於2027年1月公布。

《澎湃新聞》副總編輯出任總編輯

上海報業集團微信公眾號7月19日公告，夏正玉出任《澎湃新聞》黨委副書記、總裁、總編輯。他此前為《澎湃新聞》常務副總編輯，早年參與《東方早報》創刊，並擔任記者、編輯、頭版編輯、要聞部主任等職，後進入《澎湃新聞》。

上海廣播電視台副台長出任台長

上海廣播電視台（SMG）7月1日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員會決定，副台長宋炯明出任台長、SMG黨委書記。SMG另個名牌是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有限公司，隸屬於中共上海市委員會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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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春節（Tết）是這個國家最長的國定節日，公務員通常能連續休息約九天。在這連假開始的幾週前，越南共產黨的黨代會（全國黨代表大會）取得「成功」之後，官方稱將開啟一個新的「國家躍升」時代。這一表述自越南共產黨總書記蘇林（Tô Lâm）2024年上任以來就被反覆使用，如今也在國家媒體中廣泛出現。

然而，就在節慶的熱鬧氛圍之中，一份打擊假新聞、假訊息的草案規定卻悄悄出現在網路上。該提案由越南公共安全部（公安部）發布並徵求公眾意見，但越南國內媒體幾乎沒有報導，包括公安部的喉舌《人民公安報》 （Báo công an nhân dân）。民眾被要求在這個國家最長的假期期間提交回饋──但前提是他們得知道這件事的存在。

這並非個案。在春節期間，公安部發布了超過20份供公眾評議的法律草案，所有文件的徵集期限都很短，宣傳也不到位。類似做法在往年也出現過，通常用於推進一些有爭議的措施，包括《網路安全法》的修訂、關於網路防火牆的技術標準等等。批評者認為，這種模式是國家透過法律策略強化對社會控制的手段之一，，尤其是在網路空間。

這類資訊管控的做法反映出越南與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由於地理相近，兩國經濟上緊密相連，意識形態又高度一致。長期以來，越南政府一方面尋求抵制來自中國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會在某些領域進行選擇性「借鑒」──本文聚焦討論的即是在網路治理方面，這種傾向特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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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國學習的集中權力

公安部並未揭露參與其近期徵詢的公民人數。在公民意見涉及對主管部門的質疑時，政府往往把重心放在技術細節的調整，而不是實質回應反對意見。

在政治學家溥德（Dimitar Gueorguiev）著作《改造列寧主義：中國無民主的參與》（Retrofitting Leninism: Participation without Democracy in Modern China）中，他提出一種名為「受控納入」（controlled inclusion）的機制：即鼓勵公眾參與，但最終會把參與限制在可控範圍內。在這種框架下，徵詢公眾意見更像是一種象徵性動作，並沒有實質意義。越南正在採取類似路徑。儘管《全民公投法》（Law on Referendum）在2016年已生效，但迄今尚未使用在任何重大全國性議題。

立法通過率也令人質疑。2018年越南國會以86.86%的支持率通過了《網路安全法》；2025年的修訂版本支持率更高，達到91.75%。一些觀察者認為，這類數字反映的是「不情不願的服從」，而不是社會內部真實的共識。

此外，安全體系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2025年，越南國會通過的51部法律中，有11部由公安部主責起草，使其成為最活躍的提案機關。這種權力集中也與政治結構本身相互強化：2021至2026年任期的500名國會議員中，482人為越共黨員，國會成為黨的延伸機構。

在蘇林領導下，這種權力整合速度更加快。他擔任公安部長近20年，如今是繼胡志明和阮富仲之後，同時掌握越共黨內最高領導職位和越南國家主席職位的第三人。

與中國日漸趨同的數位治理

近幾年，越南與中國的安全合作進一步深化。蘇林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在深化兩國關係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

2024年，越南與中國簽署了關於兩國司法與安全部門合作的合作意向書。這更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雙方首次正式開展合作，聚焦於打擊犯罪。

「主要行動者仍然是同一批人。毫無疑問，我的判斷是：兩國之間的雙邊合作繼續並同時走向加強。」軍事學院國防戰略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stratégique de l’École militaire）非洲—亞洲—中東項目負責人 Benoît de Tréglodé 表示。

兩國各項政策的趨同現象愈來愈明顯。2022年中國關於網路直播的規定《網絡主播行為規範》，列出31類禁止行為，而越南提出的線上內容規則（第147/2024/NĐ-CP號法令），與其在邏輯上相互對應。越南《個人資料保護法》內容，也與中國同名法規十分相近，兩份文件的主管機關，分別為越南的公安部、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網信辦）。兩者皆隸屬於各自共產黨的領導。然而，兩份法律文件的規範對象，都未提及上述機關。

兩國在2013年的聯合聲明中強調，要在「社會主義法治」框架下加強合作，包括情報共享，以及打擊所謂「顏色革命」和「和平演變」。這些核心議程至今仍影響雙邊合作的基本方向。

越南也正在嘗試發展一套「國家防火牆系統」。該想法寫在《2025網路安全法》草案的第10條當中。這項提案顯示，越南有意研究中國的網路監管模式，甚至加以仿效。提案寫道：「研究建設國家防火牆系統，用於預防、應對網路安全風險，並處理／修復網路安全事故。」

除此之外，公安部提出建構「數位公民評級」體系，也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社會信用」機制。同時，該部門也接管一部分過去由司法部負責的工作內容，例如簽發司法紀錄文件，從而進一步鞏固權力。

公安部強調，「數位公民評級」制度旨在促進線上互動，並不會削減或限制憲法所規定的任何公民合法權利與利益。2026年1月1日，興安省公安廳（即蘇林的家鄉）官方網站刊登駁斥文章，試圖澄清關於該制度的「錯誤資訊」：

「自草案發布後不久，社群媒體上出現了一些歪曲性的貼文，聲稱諸如『在日常生活的每一項活動中對公民打分數』以及『只對人民評分，卻不對幹部與領導打分數』。這些都是錯誤且片面的論點，刻意顛倒與替換概念，意圖製造疑慮，挑撥黨、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應以全面且客觀的方式看待此一問題，以便清楚理解上述決議的本質與正確目標。」

儘管中國長期維持由共產黨主導、高度集中化的網路治理體系，例如由黨總書記習近平主導網信辦相關機構。越南傳統上的治理結構更為分散，權力分布在不同機構之間。然而，這種平衡似乎正在改變。

越來越多跡象表明，越南的數位治理中，警方的主導地位正在上升。如果當前趨勢持續下去，越南進一步向中國模式靠攏，程度超出外界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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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延伸至社群媒體

與中國數位環境不同的是，越南社會高度依賴國際社群媒體。但當局對這些平台的監管態度，也正在變得更加強硬。

2018年通過的《網路安全法》，框架與中國《網路安全法》也有許多雷同之處。它要求企業將越南用戶數據儲存於國內，並依政府要求移除內容，通常規定24小時以內完成。執法「規模」和「速度」都在強化。

越南共產黨也動員軍事單位、政府官員以及網路意見領袖等網絡，來製造公共輿論，並且反制其所稱的「敵對訊息」。

這種控制從傳統媒體延伸至數位媒體。越南法律倡議組織（Legal Initiatives for Vietnam）與越南媒體計畫（Vietnam Media Project）在2024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公安部至少有三個負責監管新聞傳播的安全單位，分別是A03（國內政治）、A05（網路安全）和A87（文化與傳媒）。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國家媒體關閉社群媒體上的評論功能。

像是2020年頒布的行政罰則《第15/2020/NĐ-CP號政令》（Nghị định 15/2020/NĐ-CP），允許當局以「打擊假訊息」作為寬泛的理由，對網路上的發言實施處罰。在實際操作中，政府保留對「什麼是虛假或扭曲內容」的唯一定義權。

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報告中的評級，越南的網路在過去十年一直被評為「不自由」。從2026年評分來看，關於「獲取障礙、內容限制、以及對使用者權利的侵犯」等指標幾乎沒有變化，整體分數為22。

即使是相對較輕的網路異議表達，例如批評災害救援或交通執法，也可能面臨警察傳喚和罰款。

在日益「紅色化」的媒體環境中──包括愈趨嚴格的記者證發放，以及由黨領導、而非國家機關主導的國有／國家媒體──越南獨立記者往往依靠部落格發布報導，再借助Facebook傳播。然而，Facebook貼文也同樣擁有被指控涉及刑事違法的風險。

輝德（Huy Đức）是越南最知名的獨立記者之一。他因報導具政治敏感性的議題而被撤換／調離先前隸屬於國家體系的媒體，包括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他曾在戰爭中擔任士兵）以及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等議題。在其部落格遭當局關閉後，他轉而使用Facebook作為發聲平台。於2024年被捕前，他的Facebook帳號累積超過35萬名追蹤者，是最受關注的越南政治評論者之一。

2024年6月1日，他遭越南警方拘留，隨後被判處30個月監禁，理由是其所發表的13篇文章，「侵害國家利益以及組織與個人的合法權益」。他在被捕前的最後一則貼文中，批評公安部權力過度集中。被捕後不久，他的Facebook專頁已無法瀏覽。

自2024年起便藏匿至今的越南人權活動人士武輝煌（Vũ Huy Hoàng）管理Facebook專頁「牆有耳」（Tai Vách Mạch Dừng），記錄越南當局不公與侵犯人權的事件。儘管存在危險，他仍持續發布這些人的故事。而在個人Facebook專頁，他則撰寫並分享人權相關新聞——這些內容在越南內部被認為過於危險，當地人自己不敢發。

「我仍必須繼續做正確的事，」他說。

展現布局全球野心

越南不僅收緊國內監管，也試圖在全球網路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儘管聯合國長期對越南的網路安全法律以及對網路活動人士的拘押表達擔憂，越南仍於2025年10月獲選主辦《聯合國打擊網路犯罪公約》（UN Convention against Cybercrime）的簽署儀式。國際人權組織 Article 19 的全球中國計畫主任 Michael Caster 在接受台灣Podcast節目《鬼島之音》採訪時也提到，這項行動反映出在「規範轉向」背後隱藏的中國影響力，這使得中國所積極推動的網路犯罪與網路安全治理模式，有逐步「正常化」的風險。

越南也積極推動新興技術發展，其《人工智慧法》於2026年3月1日正式生效，使得越南成為東南亞第一個有全面監管AI框架的國家。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越南持續在大國之間維持平衡。2023年，美國總統 Joe Biden 的訪問被視為具有里程碑意義，將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隨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訪問了河內。但關於習近平訪問的報導，在越南國家媒體中，顯得克制，篇幅不多。

報導差異特別引人注意。中國官媒強調，在習近平訪問越南期間，簽署了逾30項合作協議，涉及媒體、通訊和數位數據等領域；但越南媒體完全沒有提及這些文件。

2026年4月14日，蘇林甫就任國家主席一週，即前往中國進行首次出國訪問，並強調兩國將在科學、技術和數位經濟領域開展合作。網路安全很可能是其中的核心議題之一。

越共中央辦公廳（黨內秘書處）於2025年12月31日發布《57-CT/TW號指令》（Chỉ thị 57-CT/TW），設定了將於2030年培訓一萬名網路安全專家的目標，也同樣展現越南對數位治理與國家安全領域的長期戰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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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間學】

7/20線上活動：如何企劃深度影像專題

須提前透過Google表單或CryptPad擇一報名，活動前三天會寄發通知信，若收件匣沒看到，請翻一下垃圾郵件。感謝報名參加。

2019年後，隨著中國與香港的政治環境愈發緊縮，阿古智子便未再踏進中國。無法繼續往返中國做田野，將交流的場域搬回了東京，Asian Commons成為她持續與中港保持連結的據點。

Asian Commons外牆漆成淡黃色。阿古智子說，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象徵色。「我選擇這個顏色，是因為想到香港的朋友出獄後，轉過街角，看見這棟黃色的房子，也許會感到高興。」

扮演不同背景的人們在Asian Commons交會的中心角色，阿古智子經常形容自己「站在中間」。她關注中國公民運動，也關心年輕世代如何理解權力與社會。在不同政治立場、世代與國家之間，她投入搭起理解彼此的橋樑，也不斷反思自己位置。從中國公民運動的變遷、MeToo運動帶來的世代衝突，以及近年投入歷史、創傷的研究，她始終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在日益極化、分裂的此時，人們還能如何對話、互相學習，並建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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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以下簡稱田）：您在《中國民主季刊》的採訪中，提及中國年輕行動者不再自稱「維權」，我們也有發現「維權」一詞也不太出現在中國媒體上，請問這個轉變的原因是什麼呢？

阿古智子（以下簡稱古）：可能「維權」還不是被禁的詞彙，但那些年輕人不會用。理由可能是，這種維護權利的行動，很難繼續做下去。

我是在2000年代開始任大學教授、從事中國研究的。那個時候，中國的公民社會還是在不斷發展的時代。那個時候，還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歷史學者、媒體，還有一般公民，都可以一起行動，改變很多事情。

比如說，一些不太好的法律可以被取消，還有制度也改變了不少，比如孫志剛事件。

那時也可以打官司。比如我做研究的愛滋病賣血、輸血感染愛滋病的那些人。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打官司，但有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訴訟，他們打贏了以後，有成功拿到了賠償。

所以，那個時候還可以做事情的。現在就沒有辦法了。現在一開始說話，就可能被關、被監督。還有不少人，都被抓起來了。所以現在做事情要很小心。

編按：阿古智子曾研究中國河南因「血漿經濟」引發的愛滋病事件，並主辦相關研討會、發表相關論文，探討愛滋病議題背後的中國政治社會變動。

田：您長年關注中國公民運動，就您觀察，中國公民運動從「維權世代」到「後白紙世代」，其目標有什麼不同嗎？

古：也不能說所有中國人都有共同目標，因為中國人本來就很多元，有農村、城市，也有知識分子、不同背景的人，都很不一樣。

不過，（維權）世代的人，確實都很想改變中國，改變當時的政治體制。但現在的現實是，要改變這個體制真的很困難，不可能一下子就改變。

現在年輕人更關注的是生活的議題，比如女性做家務、育兒、兒童權利等等。一個一個小小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累積起來，會形成一股力量。

改變政治體制很難，而且好像離自己的日常生活很遙遠；但我們可以先改變自己的生活，這也很重要啊。

而且，生活中的這些權力，是超越國界的。中國有的（這些）問題，台灣、日本其實也都有。抵抗中國共產黨政權，當然很重要，但如果談的是權力暴力，這種權威問題，我們社會也有啊，它們並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也是我們社會共同思考的問題。無論是性別、不同權力關係，還是各種結構的問題，都是我們可以共同思考的。

有一個中國官方媒體的人，寫文批評我，說得非常糟糕，裡面有很多fake news，而且邏輯很混亂。我們舉辦的研討會，是討論歷史問題、日本責任，但他卻說我們是在歪曲歷史、美化日本，這根本不是我們在做的事情。他還說，我在培養中國年輕人成為「漢奸」。

（會寫文批評）可能是中國政府比較緊張了。因為他們看到年輕人參與討論，（過程中）大家都很感動。我們可以超越國界，一起做很多事情。我們談的是共同遇到的權力問題。我們都是人，人可以超越很多東西，一起思考。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抵抗這樣的力量，是吧，所以（官方的）論述變得很混亂。

我覺得，這也是（我的）一種strategy。他們的做法是把人分成「朋友」和「敵人」。但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可以一起行動的。

編按：2025年是終戰80週年，阿古智子籌辦一系列研討活動。

田：您從這些年輕的行動者身上學到什麼呢？

古：我雖然一直在做中國研究，但基本上已經不去中國了，2019年之後就沒有再去。

我很希望能透過這些年輕人，了解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很厲害，雖然面臨很多安全上的風險和壓力，但他們還是堅持走下去，不斷思考，不斷行動。

所以，我真的很想向他們學習，和他們一起學習。

田：如果不同世代之間所面臨的環境、困境已不相同，兩邊的人應該如何交流呢？

古：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行動的方式不一樣，關注的點（議題）也不一樣。老一輩的人會覺得：「你們為什麼不用這個方法？為什麼不做那個？」可是現在現實上就很難，沒辦法再用以前的方法，還有性別意識等等的新的觀念，老一輩運動的方法跟不上了，不一樣了。

我自己都是在中間。有時候，像是性別、MeToo議題，我剛開始也不夠理解。因為我過去比較習慣做維權運動，身邊的朋友也大多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但這三年，在Asian Commons，我接觸到很多不同背景的年輕人。他們來這裡一起生活、工作，也一起做藝術、公益等各種活動。

像是滕彪那件事情，我也是被批判得很厲害。在日本的中國年輕的女權行動者態度很強烈，而我那個時候還不夠理解，為什麼她們在女權議題上的憤怒。

後來我才知道，滕彪還有幾個類似（涉及侵害女性）的案子。所以我也改變了，我開始學習、理解為什麼年輕人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覺得老一輩的人要學習，年輕一代也要學習。互相學習是很重要的。因為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這很正常。學習之後，彼此也可以互相改變。

所以我說我是在「中間」，就是這個意思。就是不斷地學習，我覺得這個學習的過程本身是很重要的。

編按：2024年3月，日本明治大學舉辦一場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國維權律師滕彪擔任主講人。然而，當時滕彪已捲入多起MeToo爭議，多位女權行動者、留學生到場抗議。這起事件在中文社群掀起廣泛討論。阿古智子是該研討會的籌劃者之一，也與滕彪相識。事後，她在《WOMEN我們》撰文，回溯自己在整個過程中的思考與掙扎，也反思這場爭議對MeToo 運動，以及公共討論中的理性對話空間的意義。

田：有什麼您向年輕人學習性別議題的真實例子嗎？

古：雖然我自己是女性，但過去也沒有那麼關注這些議題。我自己身上，以及和朋友的關係裡，其實也存在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只是當時沒有意識到。

後來慢慢學習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我不需要對男性那麼有耐心，也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有一個朋友，是做記者的。他跟我說：「你已經很有名了，不用再常常上電視了吧？」

我當下有點疑惑，不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後來我才理解，他大概覺得我上節目是為了出名。但其實不是，我上節目有自己的想法，我是想跟公眾溝通、對話，讓大家理解中國問題的根本。他沒有先問我為什麼要去，就直接替我下了判斷。

我就跟他說：「你不用替我決定，我自己決定要不要去。我也不是為了出名才去的。」

我們現在還是朋友，但彼此的距離拉開了一點。我覺得，他後來也知道，自己那樣說是不對的。

田：就您觀察，中國與日本在女權文化上有什麼不同？

古：我接觸到的中國年輕行動者，更積極、更活躍。

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在農村、工廠工作的女性，沒有辦法接收到各種資料，或者聽到不同聲音，可能覺得現在這樣的生活就可以了。她們所處的環境也會影響她們（自身），在工廠內生活壓力非常大，還要考慮家裡的問題等等，有很多因素，都可能使得她們（在女權議題）不太活躍。

我接觸的這些年輕人，跟日本女性很不一樣。日本是民主國家，沒有什麼限制，你想說話就可以說話。不像中國農村的那些婦女，她們因為經濟或其他因素，沒有辦法說話。當然，日本也有經濟困難的女性，但是大部分女性還是可以說話的，但她們不說話。

這和日本文化有關。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叫做「讀空氣」。這種儒家文化，上下關係，都比較嚴重。在公司也好，在學校也好，都要聽上面的話。如果改變這個穩定的氣氛，就會被認為是不好的。

所以我跟很多人說，日本是自發的維穩。中國的維穩，是政府僱用很多安全人員、國保去做。日本人不需要這些，自己就會維穩。

即使知道這件事情不對、遇到性騷擾等等，但如果說了，可能會改變穩定的氣氛，那她們也選擇不要說。這是日本很嚴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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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不同立場的日本媒體如何看待中國議題？

古：中國一直是日本媒體關注的議題，但各家媒體態度不一樣，偏左立場的傾向友好，極端右翼會出現「準備打仗」的論述。至於中國公民運動議題，大部分的左右媒體都會關注，態度還是會有點不一樣。

我比較特殊，因為我做中國維權、人權議題（的相關研究），所以左右報社都會來找我（寫評論），我都會寫。

一般來說，我不會（因為報社立場）改變自己（想傳達的內容），但會稍微考慮調整一下。比如，2025年是日本戰後80週年，我們做了一系列活動，我也在偏右的《產經新聞》寫了這個經驗，我引用了成田龍一老師的話，他是很左派的學者，《產經新聞》可能從來沒有引用過這位學者的話，但我沒有直接說到慰安婦之類的詞。

這些偏右的媒體有既定框架，這是一下子很難改變的。如果讓這些偏右媒體的讀者能慢慢發現「原來我是這樣想的」，那就有機會開啟討論。我覺得慢慢去改變，是更好的。如果直接說「這不對啊」，不能改善現狀、建立連結。

我們在戰後80週年活動放映了關於台籍日本兵的紀錄片《由島至島》，有些比較支持我的右翼人士有來看。看完之後，他們感到困惑，寫了很長的信，列了很多問題問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因為他們開始有問題意識了，想著「為什麼」，開始思考了。如果直接批判他們，那他們不會打開自己的心，也不會開啟溝通的。

我們現在也準備出版一本書，透過這部電影整理大家討論的內容，大概會有十幾位作者一起寫。

編按：阿古智子在一篇即將發表的文章中，記錄自己收到《由島至島》觀眾的回饋信件。此處摘用原文。一位觀眾原以為該片講的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觀後仍認為片中融入日本左翼視角，質疑「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線該如何劃分，若日本殖民統治算是加害者，那麼西方列強的殖民、乃至對日本平民的空襲與原爆，是否也該一併算作加害行為？另一位觀眾原先對影片沒有特別共鳴，但在聽完導演廖克發與歷史顧問藍適齊的映後座談後，坦言自己過去只看到殖民統治積極的一面，這次經驗讓他有機會用不同以往的角度重新思考台灣。

田：以您的觀察，在中國公民運動這件事情上，台灣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古：中國跟台灣的關係很複雜。中國大陸的人從小就接受「台灣問題」的教育，受這樣的教育影響，確實很難溝通。不過，現在的年輕人慢慢也會接觸到不同的資訊，有些人出去旅遊、了解外面的世界之後，想法也會慢慢改變。

我在研究所教書，我的學生大部分是中國大陸人。有時候我邀請台灣學者來演講，講女權議題之類的，學生都會很驚訝，說原來台灣有自己的法律體系、有司法、有議會。這種很基本的知識，他們竟然都不知道。

但台灣這邊，對中國的理解其實也很有限。我完全可以理解台灣人為什麼那麼緊張，因為台灣的處境真的很緊張。所以一聽到「中國人」，大家就會很警覺。

其實，中國人有各種不同的背景。有審查、篩選（機制）當然可以理解，但現在（台灣政府）的做法太強硬了。

我每年都會帶學生去台灣，比如2025年去清華大學。我有一個學生是中國籍，是在日本長大的，中文不太好，他也想去台灣。結果他要交很多資料接受審查，最後是（出發）前一天晚上才通過，還是透過熟人幫忙，才順利過關。

我覺得這樣其實太過分了。這些學生都是日本高校在讀的學生，老師都已經判斷沒有問題，為什麼還要這樣層層審查？

有時候，台灣在這方面，其實跟中國有一點像，都是用權力來限制言論，或限制人的流動。言論應該是開放的，不應該這麼緊張。如果太緊張，其實後果反而不好。中國政府希望看到的，就是兩岸彼此分裂、緊張、恐懼，而這正好達成了他們的目的。

田：這幾年您也開始投入創傷研究，是什麼樣的背景和契機而投入這個研究領域？

古：我開始有意識地將工作重心放在創傷研究上，至今不過五、六年。

隨著清零政策的實施，中國的言論審查日益嚴厲；而《香港國安法》的頒布，使得曾經在那片土地上開展的人權與民主活動難以為繼。

因此，日本成為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樞紐。許多在中國或香港難以立足的年輕人──包括女權主義者、LGBTQ活動人士、關注勞工議題的青年、調查記者以及紀錄片導演──紛紛移居日本。

還有一些人希望繼續從事社會活動，卻因承受巨大的心理負擔而感到不堪重負，他們渴望出國旅行或工作一段時間。我開始了解到他們所經歷的痛苦與煎熬。

此外，一位專門研究「政治憂鬱」的中國年輕女性也讓我獲益良多。她曾從事心理健康和藝術治療工作，後來為了繼續研究和進行社會活動，從日本移居到了另一個國家。她告訴我，身為共產黨員的父親曾向警方舉報她的活動。

中國的年輕人──尤其是獨生子女世代──面臨著高考的殘酷競爭；作為家族的接班人，他們背負著必須獲得體面工作和高收入的巨大壓力。他們往往被催促結婚生子，彷彿這些只是理所當然的期望。許多人因無法自主規劃人生道路而深受痛苦。

田：老師也舉辦過幾場創傷工作坊，您提到汪精衛孫女也有參加，請問工作坊中有什麼特別讓您印象深刻的部分嗎？

古：2025年4月，汪精衛的孫女聯絡了我，表示想在東京參加研討會期間與我會面。當時我事務繁忙，很難抽出時間，於是建議她參加我正在策劃的一次長野縣農村考察之旅。長野縣向「滿蒙開拓團」輸送的人數最多，導致許多人在戰爭中喪生，無數家庭飽受苦難。

我們的考察行程還包括參觀「松代大本營地下壕」，這是一座建於二戰末期的絕密設施。設施在舞鶴山、皆神山和象山地下挖掘而成，呈現網格狀分佈，總長約10公里。作為將「大本營」（日軍最高統帥部）及各政府部門遷至此地的計劃一部分，該工程在一年半的時間裡倉促趕工，最終完成了約80%。該計畫投入了巨額資金，據稱當時還強徵了大量朝鮮人和日本人充當勞工。

汪精衛曾在南京建立日本傀儡政權，在中國被視為典型的大漢奸。雖然我並非歷史學家，對汪精衛也缺乏全面了解，但該領域的一些研究人員正致力於闡明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尋求對日和平的歷程，另一些人則試圖透過其詩歌等文學作品來揭示他作為「人」的一面。

近年來，我開始研究戰爭與社會運動。我認為，僅僅將犯下暴行者斥為「加害者」，並不能解釋人類為何會反覆做出如此殘忍的行徑。唯有透過學術研究，探究人類殘忍行為的根源，堅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並開展促進相互理解的文化交流，我們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源自於戰爭或社會運動的創傷，往往是關於「加害」與「受害」的事實與情感錯綜複雜的產物。

儘管中國內地與香港目前並未處於戰爭狀態，但國家施加的政治壓力正演變為一種結構性暴力，對民眾造成痛苦。

龍應台於4月在東京大學發表的演講引發了激烈爭議；在活動期間，一位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對國家主導的暴力行為提出了嚴厲批評。

編按：台灣聯經出版於2024年出版《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隔年中國海外獨立出版社讀道社發行簡體版。

另外，2026年4月18日，台灣作家龍應台應阿古智子之邀，到東京大學以「當戰爭不結束」為題發表演講，有逾500人到場參與。本場講座內容引發廣泛討論，包括流亡學者張燦輝在內的多位人士，撰文批評龍應台所說的反戰論點。

田：在做創傷研究或跨國對話時，您會不會擔心自己的身份成為一種限制？

古：你聽過「立場性」（positionality）嗎？這是學術界也常討論的問題。你是台灣人，我是日本人，那我們在討論戰爭議題的時候，都有自己的立場嘛。

比如，別人看我是日本人，雖然我沒有直接參與過戰爭，但因為我是日本人，很多時候還是會被別人這麼看。這其實很難剝離。像汪精衛的孫女也是一樣，她從小就被貼上「漢奸後代」的標籤。

我覺得，去理解「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說、這樣做」很重要。因為每個人成長的環境都不一樣。如果只用你的角度去判斷他，是很不公平的，因為他可能從來沒有學過、沒有經歷過這些。

不同立場的人為什麼會有衝突，就是他們是在不同的環境長大。所以我會先了解，先忍住（不要急著下判斷）。要是（不這麼做）這樣下去的話，世界不可能和解的。然後，再慢慢地表達自己為什麼感到不適。透過這樣的對話，才有可能克服衝突。要不然，戰爭真的會發生。

田：參與工作坊的人，有來自台灣、香港、中國等等，大家的創傷脈絡都不太一樣，您覺得他們在工作坊上的互動，有哪些時刻或情感是產生共鳴的？

古：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參與者共同面臨的難題，是源自於家庭期望及社會對學歷過度推崇所帶來的壓力。

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是整個亞洲面臨的嚴峻問題，這三個地區的參與者都常提及這些話題。與根植於基督教文化（奉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西方社會不同，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亞洲環境，深受基於社會地位、性別及經濟差距的嚴重歧視問題困擾。

當然，關鍵差異在於政治背景。

許多台灣人因其國家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甚至台灣的存在本身也不被認可──而感到受傷與憤懣。

雖然我致力於吸引來自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及其他地區的廣大華語人士參與活動，但大多數出席者往往來自中國大陸。鑑於中國人口眾多，他們構成參與者主體或許在所難免；但我認為，台灣人、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各自面臨的不同處境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話雖如此，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年輕人也常參與以香港民主化運動等為主題的活動。然而，由於台灣和香港普遍存在針對「中國大陸人」的猜忌與歧視，這三個群體的人在個人互動中往往仍傾向於保持距離。

我希望台灣人、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能更開放地互動，也希望身在日本的我們能發揮橋樑作用。這是一項極其複雜的任務，很可能需要漫長的時間。

但這工作意義非凡；我相信，只要堅持開展這些活動──即使只是邁出一小步──我們就能推動和平建設事業。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透過溝通與文化的力量，而非軍事威懾，來建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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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間學】

7/20線上活動：如何企劃深度影像專題

須提前透過Google表單或CryptPad擇一報名，活動前三天會寄發通知信，若收件匣沒看到，請翻一下垃圾郵件。感謝報名參加。

在過去數年不斷收緊的中國新聞環境中，新聞「能不能寫」逐漸取代「值不值得寫」，成為新聞生產中更為優先的判斷標準。當越來越多公共議題難以進入報道，當調查、追問與現場不斷被壓縮，記者這一職業本身，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仍在一線工作的中國記者與編輯對《田間》表示，新聞失語並非一次突變，而是一個緩慢、持續的過程。它並未以明確禁令的形式出現，而是通過一次次退稿、刪改、擱置，以及上級電話打到編輯部的提醒，在記者的採訪與寫作中被反覆確認。隨著這一過程不斷累積，中國記者不得不重新理解，自己在新聞生產體系中的位置與角色。

基於安全考量，與《田間》協商後，劉軼、陳莉、劉至誠、周治翰、小錢、周斌、劉浩、劉倩、吳昊、趙志等受訪者均以化名呈現。

從「寫什麼」到「能不能寫」

《中國青年報》前記者劉軼有十多年採訪經驗，在北京新聞界屬於「老記者」。他告訴《田間》，記者失語並非源於自身原因，而是受制於制度本身。劉軼回憶道：「在較早時期的編輯部討論中，選題的核心仍圍繞信息價值展開，例如是否具備公共意義、是否包含新的事實、是否反映現實問題。而近幾年，這一邏輯發生了明顯轉移。」

記者陳莉長期跑經濟線，她指出，過去可以自行選擇題目，如今這種空間已變得「奢侈」，編輯部不願讓記者在可能無法刊發的選題上耗費精力。「現在在選題會上，最先被問的往往是『這個題風險大不大』、『有沒有被其他媒體碰過』、『會不會引發延伸討論』等。」

陳莉說，編輯部更傾向於沒有風險的題目，「如果風險判斷無法通過，即便選題本身具備現實意義，也很難繼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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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蘭州晚報》創辦人之一劉至誠曾在當地市委宣傳部任職。退休後，他對新聞審查的評價與在職時期不同。劉至誠向《田間》表示：「在中國，互聯網技術越成熟，技術過濾系統對境外新聞網站和社交平台的屏蔽就越全面，公眾獲取外部信息的空間也隨之收窄。」

劉至誠說，當局一直希望向讀者提供經過認可、甚至被提倡的文字內容，只是過去在技術層面難以落實，如今已具備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他說：「新聞機構在選題、敘事框架和表達方式上持續受到規範與指導，敏感議題往往在發布前即被過濾或刪改。圍繞政治、歷史和社會事件的報道，審查程序已成為常態。」

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由來已久，其中包括報道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以及《新聞記者證制度與管理辦法》、《新聞從業人員職業行為信息管理辦法》等規範。中國傳媒大學講師周治翰稱，中宣部的新聞監管存在兩套並行系統：一套是成文的規章制度；另一套則是靈活的即時干預。後者往往是在發現問題後，由宣傳部官員臨時發出書面或電話通知。這些指令雖然缺乏法律依據，卻是更為直接的權力展現。

周治翰表示，對於行政法規，媒體尚可依據條文本身進行解釋，並從字面意義出發與上級溝通或辯論；但面對宣傳部門的口頭通知，沒有解釋空間，必須執行。

三位入行不久的浙江電視台新聞部記者告訴《田間》，不少新聞專題在真正展開採訪前，已在內部會議上被否決。他們用「新聞失語」形容當下的工作處境。記者小錢說：「經濟、房價、產能過剩、產業鏈轉移、外資撤離這些題目本來可以深挖，觀眾關注度也高，可編輯部說是上面不讓碰，那記者還能做什麼？我幾個在媒體工作的同學都已經轉行了。」

資深媒體人、曾在中國大專院校新聞學院任教的周斌表示，如今不少稿件「在編輯和記者腦子裡就已經刪過一遍」。他說：「即便記者掌握了較為完整的事實，也會在動筆前主動壓縮角度，調整敘述方式，以降低風險。」

風險判斷成為日常工作的起點

多名受訪記者提到，過去風險評估多發生在稿件即將發布階段，而現在，風險判斷往往在選題階段就已經完成。一些編輯部明確要求記者在提交選題時，同時說明可能涉及的敏感點，並給出規避方案。

曾在《南方都市報》任職的採編人員劉浩說，這種變化並非源自某一條具體指令，而是在持續收緊的環境中逐漸形成的內部默契。「編輯部不希望記者白忙一場，記者自己也不希望稿子寫完卻發不出來。時間久了，大家都會先在腦子裡過一遍『能不能發』。」

「不是沒人願意做，是知道做了也未必能見報。」劉浩提到，這種預判機制改變了新聞生產流程。選題在立項階段就被反覆篩選，涉及公共議題、群體事件或政策爭議的內容往往提前被否決。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少年輕記者選擇離開傳統媒體行業。「一些剛入行的記者發現成長空間有限，報道空間更有限，索性轉做自媒體，至少發布渠道掌握在自己手裡。」

劉浩感嘆：「以前是寫完再看能不能發，現在是還沒寫就知道不能寫。新聞慢慢變成了一種自我篩選的過程。」

職業技能的隱性轉向

隨著風險判斷成為新聞實踐的一部分，記者所依賴的核心職業技能也在發生變化。在當前環境中，被視為「成熟」的記者，往往並非最擅長調查或寫作的人，而是最瞭解邊界、最能控制風險的人。判斷哪些詞彙需要替換、哪些細節需要模糊、哪些角度可以保留，逐漸成為一種隱性但關鍵的能力。

這種能力並不會體現在署名或獎項中，卻直接決定稿件能否順利通過內部流程。一些編輯部甚至更傾向於將重要選題交給「穩妥」的記者，而非寫作能力最突出的記者。受訪的多名編輯及記者不約而同地提及，在內部評估中，「安全」、「可控」、「不出問題」逐漸成為衡量稿件質量的重要標準。

年輕記者的職業認知變化

對於近幾年進入媒體行業的年輕記者而言，這種環境並非突如其來的變化，而是踏進新聞工作前，早就已經存在的現實狀況。

剛入行不久的記者劉倩表示，他們在實習、培訓乃至課堂上，就一再被提醒要注意風險、避免觸碰邊界。相比早年入行者對調查報道的理想化期待，新一代記者更早意識到新聞實踐的限制條件。

劉倩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放棄理想」，而是從一開始就對新聞的功能有著更現實的認知。「你知道新聞能做什麼，也知道它做不到什麼。」她說。

在這種認知下，記者更容易將新聞視為一份職業技能，而非公共使命。選題的判斷不再僅以「是否重要」為標準，而是同時考慮「是否可行」。

河北某報的新聞編輯吳昊受訪時表示，目前新聞環境的這種變化，使得年輕記者較少陷入持續挫敗，但同時也意味著對新一代記者來說，調查性寫作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在新聞環境持續收緊的背景下，記者的職業流動呈現出新的特徵。一些記者選擇離開傳統媒體，轉向公關、內容運營、自媒體或其他行業；有些人選擇留下，但主動降低預期，調整工作重心，同時重新定位自身角色；還有記者不再追求突破性報道，而是專注於相對安全的領域，或將工作重心放在信息整合、政策解讀與數據呈現上。

做監督報道要先評估風險

除了國家層面對新聞表達的干預之外，涉及地方政府與官員問責的報道，同樣讓不少記者對職業前景產生疑慮。2026年2月發生的劉虎事件，就被視為案例之一。

中國調查記者劉虎與記者巫英蛟1月29日在社交平台發表文章，披露四川省蒲江縣委書記蒲發友等官員涉嫌不當行為。五天後，成都市公安局對兩人立案調查，並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官方指控包括「誣告陷害罪」和「非法經營罪」。相關內容隨後在網絡平台下架。

2月14日，劉虎在2026年春節前夕獲准取保候審，案件仍在偵辦中。劉虎此前因披露官員腐敗與公共事務問題，多次接受調查，其社交賬號被封，工作受到影響。

曾任職於廣東省級都市報的資深編輯趙志表示，在當前環境下，編輯部對監督類選題的判斷標準已經發生變化，內部討論同樣圍繞風險展開，而非單純的新聞價值。

趙志說：「現在做監督報道，風險評估幾乎排在第一位。很多選題在討論階段就被否決，不是內容不重要，而是代價難以承受。過去是先判斷這是不是一個好選題，現在是先問會不會出事。年輕記者看到前輩的遭遇，自然會重新考慮這條路還能走多遠。」

記者角色重新定位

2025年12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25）》，其在論述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時指出，「意識形態與主流價值觀建構是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的目的之一」。這一表述將意識形態功能置於制度目標層面，顯示媒體體系建設被納入價值引導框架之中。

趙志進一步對《田間》說，這份報告在系統梳理技術升級、融合路徑與傳播成效的同時，未涉及記者流失問題，也未披露媒體公信力相關調查數據，行業從業結構變化、職業穩定性及公眾信任度等議題，都未進入討論範圍。

「這種呈現方式，使報告重點集中於制度建設與技術賦能層面，而對新聞職業生態與社會信任狀況未作展開。」趙志說：「換句話說，官方並沒有將媒體當作監督社會的工具。」

在新聞失語之後，判斷風險成為記者寫作的一部分。風險不再只是偶發事件，而成為日常工作的背景條件。

趙志認為，這種變化並不意味著記者失去了專業性，而是專業性的內容發生了轉移。從前，記者的專業體現在發現事實；如今，則更多體現在如何在有限空間內完成表達。

當公共議題難以被完整呈現，當新聞不斷退守至安全邊界之內，記者的角色也在悄然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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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是OOO記者，請問可以授權使用影片嗎？我們會標記來源。」在社群平台熱門貼文的留言中，這段話已成常見內容，甚至有網友會模仿留言，嘲諷現在的記者都在社群平台上伸手要東西。而有些名人或專頁則是會在社群貼文內表明，內容拒絕任何媒體轉載。

這樣的情況凸顯出，社群平台確實提升資訊傳播的速度及廣度，卻也迫使媒體改變取得資料的模式，尤其是在極度重視點閱率的台灣媒體環境，記者幾乎沒有時間好好地挑選題目、採訪做報導。本文訪問仍在當記者的蔡秉宏與Ｙ，以及已離開媒體業的Ｉ，探討此現象對新聞產製的影響。Ｙ和Ｉ因工作考量，與《田間》討論後，以化名方式呈現。

社群素材可補充報導豐富感

擁有六年新聞實務經驗的蔡秉宏首先釐清不同新聞組別的分工差異。以他所在的政治組為例，每天的工作以固定駐守在立法院為主，依循政治人物的行程採訪，或在記者會現場尋求第一手資訊。相較於生活組或社會組對社群資訊的高敏銳度，政治線對於網路動態的依賴性並不高。

不過在講究「畫面感」的傳統電視新聞中，社群平台往往扮演了補充視野的角色。蔡秉宏以美國和伊朗的戰爭為例，若民眾在現場錄下關鍵影像並上傳到社群平台，記者會主動請求授權，以豐富報導的現場畫面，但這類素材僅作為輔助，而非新聞的核心出發點。此外，社群影像有時也扮演「Hook」或包裝素材，例如民眾在國外偶遇政治人物並拍下的趣味互動，便能成為日後政治報導中，點綴人物性格的素材。

蔡秉宏指出，依賴社群素材並非近年Instagram或Threads興起後的產物。在此之前，Facebook的地方性社團早就是記者關注的取材來源。舉例來說，當社團內有民眾抱怨餐廳食安或環境衛生等民生議題，如果深入調查，便具備發展成報導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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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當引子，不能變報導主體

曾跑政治線、現已離職的Ｉ則從流量角度提出不同觀察。Ｉ認為，社群平台現已成為民眾發聲的主要管道，對於資歷尚淺、消息來源不足的新進生活線記者而言，確實是尋找題目的捷徑。尤其在Threads等平台能快速捕捉大眾關注的焦點，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套產製流程。

儘管大眾對媒體「抄」社群貼文的觀感不佳，但Ｉ分享，從社群貼文出發的新聞有時更貼近生活需要。Ｉ曾注意到民眾在群眾募資平台遭遇糾紛、款項難以追回的抱怨，察覺這並非單一個案，進而延伸出「法律是否跟得上新興商業型態」的問題意識，發展成深度專題。Ｉ認為，社群平台匯集了多元的公眾觀點，能幫助記者在下筆前進行更全面的思辨。

Ｉ對於把社群貼文當報導題材抱持較開放的態度，但記者資歷超過20年的Ｙ對此高度保留。

Ｙ認為，社群內容雖能扮演訊息來源的引子，但若反客為主成為報導主體，則反映出當前媒體產製的集體隱憂。在時效競爭、人力精簡與成本考量的多重壓力下，媒體傾向直接轉載社群貼文以換取流量，不僅是忽略記者的價值判斷，更讓至關重要的事實查證機制瀕臨崩解。

「記者跟工讀生是不一樣的。」身為新聞前輩，Ｙ在帶領新進同仁時總會如此叮囑。Ｙ眼中的專業門檻，在於對消息來源的判斷力、對新聞題材的敏銳度，以及對文字產出的自我要求。Ｙ嚴肅地強調，媒體工作不應淪為單純的複製貼上，專業規範必須建立在嚴謹的事實求證、詳盡的引用說明，以及對智慧財產權的絕對尊重之上。對Ｙ而言，這種改寫與轉載風氣不僅稀釋了新聞專業，對堅守第一線、投入心血採訪的新聞工作者來說，更是重創職業尊嚴。

使用社群資訊也要謹慎查證

蔡秉宏強調，使用社群素材的核心守則在於不可直接「照搬」或「挪用」。由於記者無法永遠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當需要引用民眾拍攝的關鍵影像時── 如2015年復興航空空難撞擊計程車的驚險瞬間──必須經過一套嚴謹的查證流程：首先聯繫轄區派出所確認資訊真偽，並向警方詢問進一步詳情；在獲得主管同意製作報導後，記者需親赴現場訪問目擊者、調閱監視器畫面，並正式徵得拍攝民眾同意授權影片。從看見貼文到完成報導，這中間具備求證與複數訪問的轉化過程，才是定義「新聞」的關鍵。

與此同時，隨著AI技術興起，求證工作變得愈發困難，卻也愈顯重要。Ｉ提到，曾有網友將遊戲畫面截圖偽裝成火災現場發文，竟有記者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便急於留言詢問授權，這種缺乏基本判斷力的行徑，無疑是專業上的嚴重失誤。

另個知名案例，則是美國攀岩家 Alex Honnold 於2026年1月25日徒手攀登台北101，媒體集體照抄一篇網路貼文，聲稱拍攝 Alex Honnold 攀登過程的人是奧斯卡獎（Academy Awards）得主、攝影師金國威（Jimmy Chin），甚至使用網友貼文的圖片，但那些圖片都是AI生成。對此，三位受訪者均一致認為，新聞工作者若喪失查證的基本作為，不僅會讓報導淪為笑柄，更將摧毀讀者對新聞專業的最後一絲信任。

然而，無論如何謹慎防範，新聞產製過程仍難免有出錯的時刻。蔡秉宏坦言，若真的引用到錯誤資訊，首要任務便是立即更正、下架或發表聲明。「盡量避免犯錯，但如果真的錯了，後續的補償與修正機制必須夠快。」他強調，在追求時效與精準的拉鋸中，面對錯誤的誠實態度，是維持媒體公信力的最後防線。

調整要授權方式以扭轉記者形象

對於公眾學記者留言要影片授權的嘲弄，蔡秉宏認為，記者應主動改善問法，不應只是單純地索取授權，而應進一步說明為何需要這份素材，讓民眾明白畫面的重要性，以及記者試圖還原真相的初衷。

「被嘲笑總比不問就拿好。」蔡秉宏坦然看待網友的酸言酸語，並認為每個職業都有被歧視或偏見的一面，記者自然也不例外。Ｉ表示，自己傾向透過私訊表達誠意，在對話中清楚表明身分，並說明「想為當事人發聲」的立場。Ｉ認為，只要讓對方感受到尊重並明確溝通意圖，發文者通常都願意配合。

另外，蔡秉宏與Ｉ皆指出，頻繁在社群平台上詢問授權影片的「記者」，多數隸屬於媒體內部的「網搜組」。

隨著社群平台成為大眾分享資訊的地方，媒體為了能獲得更多點閱流量，網搜組應運而生。該組成員雖然也掛「編輯」、「記者」職稱，實際上就是坐在辦公室電腦前，一直在各社群平台、粉絲專頁、網路社團上尋找題材，再把內容複製、貼上做成「報導」。

然而，蔡秉宏強調，唯有親自深入現場採訪、蒐集素材、並動用人脈進行查證後所產製的內容，才有資格被稱為「新聞」，而其執行者才足以稱為「記者」。

趣聞和新聞不能混為一談

Ｉ還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狀，即從流量表現來看，網搜組從社群平台上找來的話題，往往全面勝過記者花費心力所做的深度報導。為了攫取點閱，網搜新聞常使用「十萬人都驚呆了」、「結果竟是這樣」等誘餌式標題。「大眾無聊時滑動社群，看到聳動標題便點擊觀看。」Ｉ分析，這種追求點閱率的產製邏輯，與旨在探討社會現象、動輒上萬字的專題報導背道而馳。即使專題更具備公共價值，但在破碎化的閱讀時代，能帶來顯著點閱率的流量新聞，自然能帶來更多廣告收益，經營者不可能不受影響。

蔡秉宏直言，這種現象已嚴重影響了新聞專業與閱聽眾的觀感，且這類文章應被定義為「趣聞」，不該與「新聞」混為一談。

但社群素材並非毫無價值。Ｉ認為，社群平台也為求助無門的民眾提供了發聲管道。大眾之所以對此類新聞感到詬病，根源並非資訊來源，而是產製過程過於「簡便」。Ｙ補充道，新聞與網路資訊的本質差異在於「可信度」。新聞報導來自嚴謹的編採作業，具備客觀的價值判斷；反觀社群貼文多缺乏資料來源與記者署名，甚至隱含內容農場的影子。傳統媒體應利用社群去研判議題動向，作為再次採訪的起點，而非盲目轉載。

堅守專業才能維持新聞信任度

對於「社群貼文反映社會縮影」的說法，Ｙ抱持保留態度，並稱社群使用存在同溫層與演算法過濾問題，特定人士的意見容易被放大，甚至透過廣告操作營造虛假的輿論風向，而匿名機制常導致言論趨於不負責任且具攻擊性。

蔡秉宏對此亦有共感，他提醒，社群平台充滿了刻意挑起對立的「Rage Bait」（引戰文），無論是性別議題或政治理念，背後可能充斥著機器人帳號在「養流量」。他詰問：「這些爭執真的重要到值得佔用媒體資源嗎？」因此，如何取用與撰寫素材，正是專業與否的關鍵。蔡秉宏舉例，若僅是轉載網民投資賠錢的貼文，並下標「網友崩潰」，那是一則毫無意義的新聞；但若將此貼文作為開頭，進而採訪分析師探討賠錢主因與應對策略，便能轉化為有價值的報導。

Ｉ也分享了初入職時的經驗，當時主管要求報導一則「肛門塞入椰子」的外國獵奇趣聞。在職場權力位階下，雖難以拒絕，但Ｉ仍試圖在報導中加入專業醫師的衛教建議，讓報導不只是獵奇，更具備實質的「資訊價值」。

不可否認，盲目引用未經查證的社群貼文，正劇烈地侵蝕社會大眾對媒體的信任。然而，若能將社群資訊視為引子，透過專業的採訪、脈絡化的分析與嚴謹的求證予以轉化，這種從碎片中提煉議題的過程，或許正是記者在流量洪流中，守住專業、重拾讀者信任的關鍵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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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的【熱門話題】除了談此展覽，也針對華人圈相當關注的德國華人迷姦案，談論媒體該如何報導這類性犯罪事件。在7月5日，我們會有一場線上活動，邀請德國獨立記者和中國獨立媒體人，討論撰寫這類報導的倫理邊界。

另一場線上活動會在7月20日，資深專題記者林乃絹會來分享，如何企劃深度的國際、環境議題影音報導。

《田間》接著將於6月30日、7月14日分別刊出特約撰稿人的文章，談論中國新聞失語狀態下，記者已不是記者，以及越南監控資訊傳遞的方式，其實與中國非常相似。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是研究中國的知名學者，《田間》有機會專訪她，聽她分享媒體到底該怎麼報導中國。這期的【請教一下】是簡短內容，完整專訪會在7月7日刊出。

非常感謝訂閱的大家，歡迎來信建議想看到的相關議題報導，並給予指教，還有把《田間》的Instagram、Threads、Matters帳號追起來，也別忘了把網站存起來。

簡恒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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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

《蘋果日報》特展在台灣

「來看展的香港人數比預期中多太多了。」香港海外媒體《追光者》（Pulse HK）共同創辦人、香港《蘋果日報》前記者李家聰開心地說。

他和《追光者》另名創辦人梁嘉麗一起策劃了「備份蘋果，記錄香港－《蘋果日報》珍藏特展」，6月19日在台灣台北新富町文化市場開幕。展期原本只有三天，開展前夕宣布延長至7月15日。「（準備）過程中發現，原來三天的展覽跟30天的展覽，籌錢、準備的功夫是一樣的，所以我們是三週前才決定延長。因為我覺得，準備這麼多東西，才展三天很浪費。」

《蘋果日報》是壹傳媒旗下報紙，香港版、台灣版分別創辦於1995年、2003年，因「開放」作風而引起兩極評價。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香港《蘋果日報》被控違反該法，在資產凍結情況下，香港《蘋果日報》於2021年6月24日停刊；台灣《蘋果日報》同年5月14日停刊紙本，《蘋果新聞網》運作至隔年9月1日，因易主而熄燈。

會有辦這個展的想法，源自於李家聰和梁嘉麗3月獲高雄的香港人社區中心（HKCC）邀請，擔任談論《蘋果日報》的座談講者。他提到，當時活動現場有很小的展覽，放了一些報紙和書，想到自己家中有不少《蘋果日報》的東西，就開始構想在台北辦個大一點的展覽。

這場展覽約有250件展品，部分由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香港研究資料庫提供。李家聰說，原本徵到約350件展品，可是展出空間有限，只好捨棄一些物品，而所展出的報紙頭版，都是香港《蘋果日報》運作的26年間，極具代表性的事件。

展品中有一件是《蘋果日報》2004年8月30日頭版，標題寫著斗大的「中國人光榮」，慶祝中國在當年雅典奧運的獎牌榜上位居第二。李家聰告訴《田間》，外界認為《蘋果日報》就是「不愛國」，但透過此展品可思考：「《蘋果日報》真是如此嗎？」時光再倒轉，展場另有一份頭版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時的報刊，《蘋果》下的標題是「一個大時代的開始。香港信有明天」。李家聰說，這反映出，《蘋果》一開始對「一國兩制」是有信心的。

他提到，「中國人光榮」該件展品在社群平台上也引起討論。《田間》搜尋後發現，有位網友分享了展品照片並寫道：「2004至2008年的香港，是一個身分認同混亂的時代。」此貼文有超過59000次瀏覽，獲得逾千個讚，且被分享近百次，以及有80多則回應留言。

李家聰強調，這個展覽的重點在回顧歷史，從當時《蘋果日報》的報導看見那時香港的社會與文化，「讓大家看到香港經歷過什麼。」

展覽開幕當天是端午節，是香港的公共假日。李家聰表示，來台看展的香港人數超出預期。當初尋找場地時，考慮到港人來看的便利性，選在鄰近西門町的新富町文化市場辦展。西門町則是香港人到台灣旅遊，主要下榻的地點之一。

對於展覽的下一步，李家聰透露，有在想到高雄舉辦《蘋果日報》珍藏特展2.0，屆時會增加台灣的《蘋果日報》展品。至於海外，他坦言當然希望有機會，不過還有很多現實考量，例如運送方式、運費等等，「如果你問我下一站，最有可能是英國吧。」李家聰說。

報導性犯罪事件的基本原則

禁止公開足以辨識被害者／倖存者身分的資訊，是媒體報導重大案件，尤其是針對性犯罪事件的基本守則，這麼做主要是為了避免二次傷害。但「足以辨識身分」的資訊，不是只有個人基本資料，報導中提及的各種細節，包括犯案過程、相關人事物的物理特徵等等，都可能不小心讓被害者／倖存者被其生活圈的相關人猜測出來，光是這樣的恐懼已經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而媒體將犯案細節都寫出來，或許是基於讓大眾防範相同犯罪手法的想法，但又可能引起模仿的負面效果。這也正是這類新聞不容易處理的原因之一。

對於媒體該如何適當報導性犯罪事件，一直是學者和民間機構關注的議題。中文媒體近來有關德國華人迷姦案的報導內容，讓此議題在社群平台上，再次引起討論和重視。

該案是數名住在德國的中國男性，透過Telegram群組交流迷姦女性的犯罪手法，被害者多為旅居德國的中國女性。這些加害者自2024年陸續在不同城市被捕，德國各地法院於2026年2月起開庭審理，引起海內外中國社群高度關注。

長期研究數位性暴力的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方念萱接受《田間》採訪時強調，報導犯罪事件，重點不是如何去道德化，而是幫助讀者在閱讀的過程，去理解這件事之所以違常、為何構成侵犯的意涵。不能總是讓報導中的法律相關內容，停留在不得不提的公式性描述，例如只是在報導最後放上警語。

此外，部分華文媒體在報導此案時，把起訴書和判決書紀錄的犯案內容，相當詳細地寫進報導，包括加害者在群組內的對話、使用的藥物種類和劑量。

方念萱對此表示，雖然判決書對記者來說是很好用的資料庫，但它的閱讀用途與報導不同。當記者照抄判決書，或者從中挑出最聳動的素材當作標題，都是在錯誤且有毒地餵養讀者，「我們很習慣用一種看某種情色文的方式在看性暴力的新聞。」

方念萱也強調，這類報導所應該遵循的「以被害者為中心」原則，不是單純地讓他們接受採訪，這類報導往往遇到被害者不言的情況。她建議，記者應該多從過去這類案例，去了解被害者的處境。

她也以這次事件說明，事件裡的加害人與被害人，在犯罪過程處於一對一關係，這恐怕造成外界有「譴責被害人」的解讀空間。因此她強調，記者要有意識地「去抗拒那個不需要採訪就已經深植人心的故事腳本」，許多社會存在已久的慣性詮釋框架，例如完美被害人，都可能是造成二度傷害的敘事陷阱。

台灣目前有關報導性犯罪的指引，主要是衛生福利部發布的《媒體報導兒少及性暴力事件指引》，法院並無相關指引。方念萱認為，在第一線的年輕記者已經愈來愈有這方面的意識，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應是最適合制定相關指引的單位。

台灣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婦援會）執行長杜瑛秋告訴《田間》，衛福部2024年曾委託民間團體，召開討論媒體報導指引的會議，自己也參與其中。她指出，婦援會近年在倡議判決書要隱匿足以辨識被害者／倖存者的資訊，且起訴書不要上網公開。因起訴書是給法官和當事人看的，為了作為判決的依據，內容和證據會很詳細。

杜瑛秋稱，婦援會同樣主張判決書不要寫出詳細案情，但要把法官量刑原因寫完整。「我自己發現，判決書犯罪手法太過詳細，不僅增加被害者被搜索的機會，容易被辨識出，造成二度或多度創傷。」她提到，現在很多媒體會看判決書內容，而要做到預警並防止模仿犯罪，判決書中的犯罪手法簡單寫即可，讓民眾有所留意。

香港的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ACSVAW）在2025年推出《報導性暴力的傳媒指南》，其引入「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視角，期望能減少新聞採訪及報導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並避免加深社會的性暴力迷思。

ACSVAW強調，性犯罪報導難以用一刀切的硬性規定一概而論，而是需要新聞工作者依不同案件調整，並在「傳遞必要資訊」與「減少負面影響」之間尋求平衡。

ACSVAW建議以下原則：

如果媒體的編輯團隊難以抉擇，ACSVAW建議可自我詢問以下問題，包括報導意圖、有無更安全的替代寫法、假設自己是被害人會有何感受，以及報導會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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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一下】

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阿古智子經常到中國做田野調查。但她在2019年的一趟中國行程中遭到國安跟蹤，從此未再踏進中國，但仍持續關注中國、香港議題。

2023年春天，阿古智子在東京大學舉辦多場華語講座，邀請來自中港的學者或媒體人來分享，希望已經逝去的公共討論空間，能在東京重新建立。2025年逢日本終戰80週年，她也舉辦一系列活動，透過回望歷史，學習當下。

在過去採訪中，阿古智子不只一次強調自己「站在中間」的角色和視角。在不同的世代、政治立場，甚至是成長環境之間，她試圖透過各種方式，建立理解彼此的連結。

田：不同立場的日本媒體如何看待中國議題？

古：中國一直是日本媒體關注的議題，但各家媒體態度不一樣，偏左立場的傾向友好，極端右翼會出現「準備打仗」的論述。至於中國公民運動議題，大部分的左右媒體都會關注，態度還是會有點不一樣。

我比較特殊，因為我做中國維權、人權議題（的相關研究），所以左右報社都會來找我（寫評論），我都會寫。

一般來說，我不會（因為報社立場）改變自己（想傳達的內容），但會稍微考慮調整一下。比如，今（2025）年是日本戰後80週年，我們做了一系列活動，我也在偏右的《長青新聞》寫了這個經驗，我引用了成田龍一老師的話，他是很左派的學者，《長青新聞》可能從來沒有引用過這位學者的話，但我沒有直接說到慰安婦之類的詞。

這些偏右的媒體有既定框架，這是一下子很難改變的。如果讓這些偏右媒體的讀者能慢慢發現「原來我是這樣想的」，那就有機會開啟討論。我覺得慢慢去改變，是更好的。如果直接說「這不對啊」，不能改善現狀、建立連結。

我們在戰後80週年活動放映了關於台籍日本兵的紀錄片《由島至島》，有些比較支持我的右翼人士有來看。看完之後，他們感到困惑，寫了很長的信，列了很多問題問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因為他們開始有問題意識了，想著「為什麼」，開始思考了。如果直接批判他們，那他們不會打開自己的心，也不會開啟溝通的。

阿古智子接受《田間》專訪，分享她對中國近年公民運動的發展、變化的觀察，以及她如何從政治、權力和歷史等結構脈絡，去看待、思考當代華人社會的處境。敬請期待即將發布的完整專訪內容。

【在田間學】

7/5線上活動：性暴力報導的倫理邊界

須提前透過Google表單或CryptPad擇一報名，活動前三天會寄發通知信，若收件匣沒看到，請翻一下垃圾郵件。感謝報名參加。

7/20線上活動：如何企劃深度影像專題

須提前透過Google表單或CryptPad擇一報名，活動前三天會寄發通知信，若收件匣沒看到，請翻一下垃圾郵件。感謝報名參加。

【你知道嗎？】

在中國的媒體環境裡......

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資料，目前至少有36家少年報，也就是給7至14歲兒童、青年看的報紙。不過其中有四分之一（九家），是自2025年9月至今，由其他報紙更名轉型而來。少年報，蔚然成為一種媒體轉型新策略。

河南大象新聞於2016年創辦《陽光少年報》，是中國第一份小學生故事報，全國發行量在2025年年初突破200萬份，在式微的傳統媒體市場逆襲而上；2025年10月，原為綜合性都市報的《東方今報》，更名成《陽光大少年》，以國中生為主要受眾。

為什麼選擇少年作為傳播對象？《潮新聞》評論寫道，少年報可以成為學生在課本與網路之外，一片可信的「資訊綠洲」；二是在資訊碎片化時代，比起成年人，少年更需要專業編輯梳理的內容；最後，該文強調少年報背後所延伸的，是教育、文旅、研學、電商等市場，這是讓報紙走向媒介生態的轉型之路。

2025年11月17日，《中國婦女報》刊出的〈如何為少年辦一張好報紙〉一文中提醒，「少年報」是媒體人轉型突圍的解決途徑之一，但「不能光看見『市場』二字，而看不見成長中的少年」，以「報」為名的刊物，內容要緊跟時代脈搏，「將鮮活的社會萬象、前沿信息傳遞給青少年」。《人民日報》於11月28日跟進刊出該篇評論，標題改為「『少年報』熱的冷思考」。

現在你知道了。

【CMP要點】

《檢察日報》5月6日刊報導指出，自媒體帳號「財某來」向180多家擬上市企業勒索敲詐，目前已知有兩家科技公司受騙，分別支付了人民幣三萬及五萬元。隨後，《北京日報》旗下馬甲號「長安街知事」也轉發該報導。這是中國「新聞敲詐」的新型態。它反映出在中國政府對媒體的嚴格掌控下，不斷強化「黨的利益至上」觀念，導致揭露與掩蓋的權力，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公共利益不被考量其中。雖然官媒和檢察單位通常將這類事件歸咎於「假記者」，不過最臭名昭彰的新聞敲詐事件，是中國多次發生官媒記者收賄，隱瞞礦難真相的醜聞。

更詳細內容可閱讀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寫的《Silence for Sale》。

5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訪問中國，這是美中兩國領袖睽違十年來首次國是訪問。但《人民日報》對此異常低調，當日頭版並未出現相關報導，反而刊出談論中國式現代化、對抗形式主義等意識形態論述的文章。直到第三版，川習會報導才終於出現，不過隻字未提川普及其隨行團隊，而是把重點放在兩國的「民間交往」。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人民日報》是領導階層的「喉舌」，在外交談判尚未明朗化之前，作為代表官方立場的聲音必須格外謹慎。

更詳細內容可閱讀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寫的《Careful Words on the Trump-Xi Summit》。

【業界動態】

《不明白播客》徵製作人

Podcast節目《不明白播客》徵製作人，負責選題策劃、錄製支持和事實查核、協助社群推廣，以及流程進度管控等工作。應徵資訊請看這。

《不明白播客》由《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袁莉於2022年5月上海封城期間創辦，以訪談形式，探討當代中國社會與政治的變遷。

《Kontinentalist》徵圖像記者

新加坡新創媒體《Kontinentalist》徵圖像記者，負責結合調查作業及包含數據視覺化、圖像或互動式設計，定期在網站或社群平台傳遞複雜和以數據為主的報導內容。徵才至7月8日截止。

《端傳媒》新訂閱方案、徵才

《端傳媒》推出全新訂閱方案，可閱讀《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News、Games、Cooking、Audio、Wirecutter、The Athletic等完整內容，但限定年付，現在有限時八折優惠。

《端傳媒》也發布受眾製作人（Audience Producer）職缺，另有全職、特約的記者、編輯、Podcast及影音製作人職缺，應徵資訊請看這。

非虛構寫作獎學金募集「支持者獎」獎金

第六季在場・非虛構寫作獎學金已截止報名，收到了歷來最多的申請。為讓更多優秀提案獲得完整的寫作支持，希望在原有的五位得獎者之外，透過募集獎金的方式，再增加一至三個全新的名額──「在場支持者獎」。每募集到2300歐元的資金，就會增加一個名額。籌款截止日為7月1日。

2026亞洲卓越新聞獎得獎名單公布

6月18日，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公布2026亞洲卓越新聞獎（SOPA Awards）得獎名單，並新增體育新聞（Excellence in Sports Journalism）、體育攝影（Excellence in Sports Photography）兩個獎項。

2026亞洲新聞專業論壇 7月登場

台灣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辦的亞洲新聞專業論壇（Asian Journalism Forum），將於7月4、5日在台灣大學舉行，這次主題為「AI科技下的新聞編輯室挑戰」，現已開放報名購票。

2026台灣新聞攝影大賽停辦

台灣新聞攝影協會6月15日宣布，因經費用罄，2026年的台灣新聞攝影大賽停辦。台灣新聞攝影協會於2006年由一群具有熱誠的新聞攝影記者成立，至2025年已舉辦19回競賽。

「湍流 Rapids」開始運作

5月29日，由新聞工作者、設計師與技術人員發起的媒體工作室「湍流 Rapids」開始在Instagram發布貼文，其專注於調查性和解釋性的內容製作。

馬來西亞媒體理事會宣布新主席

5月26日，馬來西亞媒體理事會（MMC）開會同意，委任前聯邦法院法官娜麗妮（Nallini Pathmanathan）出任理事會主席，並於6月15日宣布此事。

娜麗妮擁有18年法官資歷，是馬來西亞聯邦法院首位印度裔女性法官，她在2026年2月退休。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高階人事異動

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常務副總編輯安曉宇升任總編輯；港澳台中心主任王全杰出任文藝節目中心主任；新聞新媒體中心主任閆帥南出任財經節目中心黨委書記；總編室副主任王涵出任新聞新媒體中心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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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該貼文中，遺漏了中國首個評選媒體有關LGBT+議題報導的「中國彩虹媒體獎」（China Rainbow Media Awards）。

該獎創立於2011年，旨在肯定為LGBT+議題發聲的人士和媒體報導，並於2012年開始發布年度媒體監測報告。雖然最近一次頒獎活動停在2019年，但監測報告持續發布至今，2025年度彩虹媒體監測報告在5月17日發布。

積極與媒體記者合作

「我覺得在2019年前後，最大的變化和目標是與記者的合作關係。」中國彩虹媒體獎創辦人之一的小剛告訴《田間》，該獎是非政府組織（NGO）性質的活動，過去能主動和主流媒體記者合作。

他表示，由於當時中國的LGBT+人士都在想還有哪些方式能拓展活動，「媒體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考量像是美國「反詆毀同性戀聯盟」（GLAAD）等LGBT+組織也做媒體監測，且與政府、社會對話也需要數據資料為依據，因此他們決定發布媒體監測報告。

小剛回憶道，中國彩虹媒體獎創辦初期，媒體上有關LGBT+的報導負面偏多，容易把LGBT+和怪異、危險、犯罪等印象做連結，但在2015、2016年出現很大的變化，不只是LGBT+相關的議題報導數量增加，從權益視角出發的報導也變多，聲音也走向多元，「包括有一些跨性別，甚至有一些間性人（雙性人）的聲音，都被慢慢地呈現出來。」

LGBT+社群組織者苗燕自2015年開始參與中國彩虹媒體獎作業。他表示，當時是以提升LGBT+議題能見度的想法來推動相關工作，並協助NGO與媒體打交道。彩虹媒體獎居中讓媒體更加了解LGBT+群體，也讓這些NGO知道媒體需求。「當記者來採訪的時候，他們（NGO）總是習慣講很多理念上的東西，但更主要的是要當事人或社群組織者，怎樣去講一個故事。」

「2018年前的十年期間，中國的媒體環境相對比較好。」苗燕提到，LGBT+在那時期更像是文化議題，也沒有組織規模很大的社會運動，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當時有很多媒體願意、想要報導這類議題。」但他也說，對基本概念有些不理解，以及帶有成見，都是早期媒體報導LGBT+議題時的問題。

提供討論空間的記者工作坊

除了促進NGO和媒體間的溝通，中國彩虹媒體獎也舉辦針對新聞工作者的培訓工作坊。「我們在批評（媒體問題）的同時，也要做一些建設性的事情。」小剛說，起初是想把對LGBT+群體較為友善、想寫好相關報導的記者聚在一起，因此2012年在廣州有了首次的工作坊。

苗燕說，這樣的工作坊過往每年會有兩回，一次是在中國彩虹媒體獎項頒獎前，讓出席頒獎活動的記者參與，另一次則是針對想報導LGBT+議題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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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剛觀察，「這（記者培訓）對後期影響特別大，等於說每年都在建立友好記者網絡...... 不光是在大城市，也有三線城市」。有些參加培訓的人成為種子般的角色，之後也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推動相關活動。

他表示，培訓內容會先讓參與者對LGBT+議題有個基本認知，並找相關領域專家來分享，普及相關知識。另外，也會找LGBT+事件當事人來說自己的故事，以及寫過LGBT+議題相關報導的記者分享經驗，例如製作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如何應對高層要求和審查狀況等等。

藉由這些培訓工作坊，當時中國媒體報導LGBT+議題的數量逐漸增加，但在2018、2019年後卻開始下滑。苗燕稱，社群平台的興起，加上LGBT+組織自2020年起在中國不能公開辦活動，且媒體的限制愈來愈多，使得有關LGBT+的報導數量不斷減少。

2020年8月13日，舉辦時間最長的性少數年度盛會「上海驕傲節」宣布停止運作，揭開了後續數年中國LGBT+組織與校園社團活動陸續遭打壓及解散的序幕。

不單是中國本身的LGBT+活動被禁，外國機構在中國境內舉辦相關活動也受阻。法國《世界報》（Le Monde）6月10日報導，位於北京的法國文化中心（Institut français de Pékin）6月原要舉辦電影節，播放探討性別認同、同性情感的片子，但活動手冊上的「驕傲月」（Pride Month）一字引起中國當局注意。報導稱，法國文化中心拒絕警方要求，像是檢查觀影民眾的身分證及觀看電影，最後活動被迫取消。

Angus因工作考量，與《田間》討論後，選擇化名受訪。他告訴《田間》，自己約在2020年左右開始關注LGBT+議題，但那時相關活動已經很少，他參加過一次中國彩虹媒體獎的培訓工作坊與一個LGBT+議題相關的大會。

「這種工作坊或者培訓機會，其實是提供了一個場域，讓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討論東西。這種討論可能就會讓人從中有新的反思、新的學習、新的感受，可能對未來的報導就會有幫助。」Angus說道。

LGBT+報導不再允許談政策制度

Angus提到，在中國做LGBT+議題報導，很多是基於相關訴訟，像是2015年秋白案、2020年西西案。當訴訟成立，媒體會進一步採訪當事人和相關領域專家，雖然很多案件沒有勝訴，但這段過程仍舊影響社會的公共討論。

秋白案與西西案是LGBT+人士針對教科書把同性戀列為疾病的情形，分別把中國教育部和出版社告上法院。這兩起案件最後都是原告敗訴，但期間引起同性戀去病化的重要討論。Angus表示，不過現在，連這類訴訟都變少了，只要法院沒立案，就無法帶動相關議題的公共討論，媒體也不會有相關報導。

2017年加入中國《好奇心日報》（Q Daily）的陳莉雅提到，同年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CNSA）發布《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其明列會被審查的內容，而在「渲染淫穢色情」分類中，同性戀與亂倫、性犯罪等情狀並列。「這應該是滿重要的分水嶺。」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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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雅向《田間》表示，自己最初開始報導LGBT+議題時，受到的限制「沒有那麼明顯」，這議題不是禁忌，甚至討論的角度可以相對尖銳，不一定要以溫和、個人故事模式呈現。但當整體輿論環境愈來愈收緊，變化非常明顯，像是LGBT+相關的社群帳號被關、發布文章被下架的速度也變快，而報導角度也跟著被迫改變。

她指出，就算還是可以寫人物、個案、情感經驗等，但很難再進一步探討是什麼樣的制度、政策或社會結構，造成這些人的處境，「我覺得這也是媒體報導LGBT+議題，至今仍然存在的一個問題，很多報導仍容易停留在『可被同情的個人故事』，比較少真正進入結構性的討論。」

「如果要說媒體環境，整體確實是每況愈下的。」陳莉雅稱，至少當時還不是完全銷聲匿跡，今日則是「原先如同縫隙般的空間變得更小、更隱蔽，也更難被看見。很多事件根本還沒真正進入公共討論，就已經先被消音了。」

陳莉雅2018年的作品〈一夜之間增加的#我是同性戀話題，停在了 2.4 億閱讀量上〉曾入圍中國彩虹媒體獎，她同事所寫的〈一場沒打算贏的官司，和幾個不想被污名化的同性戀者〉則獲得2019年的中國彩虹媒體獎網路類最佳報導獎。《好奇心日報》面臨幾次被迫停更後，最終在2020年全面停止運作。

社群媒體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報導數量其實反映了當年空間有多大，這不僅是媒體的空間，還有公民社會的空間，」苗燕說道。他與小剛都表示，過去LGBT+議題打開能見度，原以為能見度會愈來愈大，沒想到現在的情況開倒車，還不如五年、十年前。「全面性、有權利和性別視角的報導現在愈來愈少，」小剛表示。

根據監測報告顯示，2018年有關LGBT+的原創報導達762則，2025年減少至163則。苗燕解釋，監測報告只計算「原創報導」，指的是最先發布的報導，後續不同媒體轉發都算是同一則報導。

小剛表示，監測報告還是以主流媒體為主，因為主流媒體是中國政府的態度，「這個態度對我們來說特別重要，就是不停地了解他們的態度，然後推動他們改變，本身也會影響其他人。」

也曾投身彩虹媒體獎的LGBT+運動工作者阿強說，主流媒體對影響官方具有天然優勢，而要影響權力者，當然有必要繼續監測它們，但不用強化其權威性，因為媒體型態一直在變。「20歲的這一代人，或者2000後這一代人裡面，他們的第一消息來源，我相信絕對不是某日報和某什麼報，肯定要麼是小紅書，要麼是抖音，或者是其他的什麼東西。」他認為，若是要影響社會文化改變，網紅和自媒體比主流媒體強得多。

阿強以自身經歷為例，提到抖音上有位知名網紅，會分享自己和同性友人及孩子的合照或影片，阿強的姊姊看到影片後，來問他有沒有考慮要個小孩，而他同性伴侶的姊姊看到同一位網紅影片，轉而也詢問他的伴侶同樣問題。

「在不同省份的兩個女性，都因為看了（社群平台）影片，和我們討論（小孩）這個話題，這就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受的影響。普通老百姓沒在討論《人民日報》今天說了什麼，（這）是非常不一樣的。」阿強向《田間》說道。

他還提到，NGO的熱線團隊約20人，每年接到打熱線求助的人數約500至600人，而有位同志的母親做自媒體，在社群平台上提供熱線服務，一年約有400人向她求助，「這些（變化）都是新媒體能夠帶來的。」

談到在社群平台分享相關議題的挑戰，阿強坦言：「確實在過去的幾年裡面，要麼封號，要麼就是直接把你（帳）號封了。」他強調，身為資訊傳播者要有此認知，若不想要曾寫過的東西都丟失，就是要，做好準備，「有個備份，心裡面是有安慰的。」

傳統媒體的審查部分，小剛直言：「最終還是人決定。」有的編輯高層會藉由職務身分，推動一些LGBT+議題的報導，這件事與位居此職位的人的承擔能力特別有關。他表示，中國政府不會把紅線畫得很明確，而是要讓大家自己猜測，這就形成自我審查。

鼓勵有興趣的記者繼續關注報導

苗燕認為，媒體可尋找有相關元素的故事來報導，不一定與LGBT+議題直接有關，且現在有不少海外的華文媒體，「希望大家都去寫，寫了之後總能觸及到我們想觸及的人，能影響多少是多少。」

阿強稱，新聞工作者仍可尋找自己做LGBT+相關報導的空間，因為這是個很重要的社會議題，也是關注中國社會發展與變化很重要的角度，「它（LGBT+議題）是有價值的。」保持對此議題的興趣和好奇心也很重要，只要興趣還在，就有辦法找到合適的採訪對象。

陳莉雅說，對關注LGBT+議題的新聞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得以窺見更真實社會的機會，因為報導在發布前就被禁，不太可能知道公眾對此議題的態度和想法，「但只要還有一絲空間，只要還有類似的活動、討論或獎項存在，新聞工作者就能從中觀察到，社會裡其實仍然有人在思考、討論、回應這些問題。這是很難得的。」

Angus認為，新手記者在寫LGBT+議題報導時，很可能受到大環境影響，因此在報導中沒有注意性別平等意識。而願意報導這議題的記者，可能本質上是出於友好或關心，或許是一種友善的表現，「他們對這議題的好奇心和關心反而非常難得可貴，不要因為一些有點瑕疵的報導而責備他們。」他強調，應鼓勵這些記者與LGBT+群體多相處，或者增加性平意識。

小剛則建議，有興趣做LGBT+議題的記者，可以參考過去的彩虹媒體監測報告，先了解整體局勢，再從那些尚未被充分報導、但有助於提升公眾認知與討論的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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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體系不透明，不易探知早已不是新聞。但如果仔細分析，中國經濟數據的扭曲依然超出大多數人的想像。

在中國，一份經濟數據可能因為以下四種原因而不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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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光明論：看好中國經濟成政治任務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經濟光明論」第一次被寫進黨的輿論引導話語。從這一天起，看待中國經濟向好，成為一種政治任務。兩天後，國安部的微信公眾號發文《國家安全機關堅決築牢經濟安全屏障》，把「各類意圖唱衰中國經濟的『陳詞濫調』」直接定性為「話語陷阱」與「認知陷阱」，即所謂「妄圖以種種虛假敘事構建中國衰敗」。同一天，微博財經與微博股票通知博主們：「切勿發布任何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

國安部連續三天就經濟議題發文──這是該機構在改革開放後，首次以如此高密度直接介入經濟敘事。經濟敘事從市場行為到國家安全行為的躍遷，就此完成。質疑經濟數據，從此可能觸發「危害經濟安全」的犯罪嫌疑。

這不只是口頭威脅，而是有真實判例的鐵律。2024年春季，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恆鵬，因涉嫌在一個微信私人群組中，發表批評中國經濟政策及高層領導人經濟管理的言論，隨後遭到拘留和調查。他不僅被免去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和黨委副書記的職務，還被清華大學相關學術委員會除名。此事件更直接導致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的「政治地震」，該所所長、黨委書記等整個領導班子遭全面撤換。

因為批評中國經濟而被解職的，還包括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以及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付鵬。其他被刪號禁言的，更是不計其數。

當然，所有政府都在做「信心管理」。從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聯準會）、歐洲央行，到日本央行都在反覆使用樂觀措辭，穩定市場預期。然而區別不在於動機，而是方法。聯準會的信心管理，伴隨的是公開聯邦儲備經濟資料庫（FRED）、發布利率會議決策信息。反觀中國的信心管理，伴隨的是整個經濟系統被恐懼扭曲。

但這並不代表在中國無法獲得任何經濟事實。2025年3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研究員拉迪（Nicholas Lardy）與黃天磊所撰寫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國家統計局（NBS）在固定資產投資、商品貿易、住戶收支、金融服務增加值等「政府可控計算口徑」上，持續向國際標準對齊。2024年開始，金融服務增加值的算法，從存貸款總量改為收入減成本，這是結構性優化──「光明論」由此顯出它真正的精妙：它並非全面封禁所有內容，而是結構性選擇有利於官方的──壓制集中在能照出失業、消費、房地產真相的口徑；改進集中在那些服務於「高質量發展」敘事的核算系統裡。

這種結構性選擇提供了一種視角，中國真正有效的經濟數據，必須是具有「制度性獨立」的數據。「制度性獨立」指的是三種特性：跨制度（數據由不受中國單方面控制的他方生產）、跨主體（操控需多方協同因此成本陡升）、跨物理約束（活動留下物理痕跡無法被紙面改寫）。

具備這些特性的指標不少，並且都是中國經濟分析的基石。例如：進出口數據（夥伴國海關數據與中國海關數據的差額）、物理活動（電力、二氧化氮濃度、夜間燈光、航運指數、鋼鐵水泥煤的進口和價格）、財政現金流（在中央與地方共享口徑下，系統造假成本極高）、社會融資（居民貸款、企業中長期貸款、民間投資）、IPO企業財報（受市場審計和跨境上市二次審計約束）。

當然，以上數據也都有彼此的瑕疵。尤其是進出口數據中的進口項，中國與外國的統計差異越來越大。出口項有透過海外中資公司採購的間接注水；社融數據可以利用票據融資技術性放大。不同部門之間的有效數據口徑，差異也極大。2024年5月，NBS公布月度發電量為718太瓦，而國家能源局的月度消費量則為775太瓦──兩者之間的差額，恰好對應未被納入統計的屋頂光伏發電量。同年7月，芬蘭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學者Lauri Myllyvirta，在氣候媒體《Carbon Brief》刊出的分析指出，NBS月度電力數據漏報約一半的分布式太陽能發電量。

被壓制的中間結構

我們前面提到了高善文和付鵬兩個人。

2024年12月3日，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在深圳的2025年度投資策略會上，發表一場注定要被刪除的演講。他用一組對比展開核心論證：城鎮就業人員的實際累計數字，與歷史趨勢線之間有4700萬人的岔口，而同期鄉村就業人員累計增加了4100萬。兩者數字幾乎嚴絲合縫。換句話說，疫情後城鎮創造就業的能力明顯惡化，大量人口返回或滯留鄉村。由於中國農業戶籍人口不納入城鎮調查失業率的統計，官方失業數據難以反映出這部分的變化，但總體就業數據卻無法掩蓋事實。

高善文進一步推演：「如果我們認為就業數據可信，那麼經濟增速就太高了。如果我們認為經濟增速數據可信，那麼就業數據就太低了。」最後他給出估算：房地產泡沫一來，GDP增速每一年高估三個百分點，累計高估十個百分點。這是一段教科書式的指標交叉驗證，雖然他在結尾配上符合官方敘事的「經濟（未來）光明論」。然而24小時內，他的演講視頻、文字、相關報道、個人微信公眾號全部消失。

早在高善文演講的前九日，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付鵬在匯豐銀行的內部活動上，談論中產隕落，以及政府與居民間的財富分配問題，隨後，他的微信公眾號「付鵬的財經世界」被限制關注，他之後被迫辭職。

完整譜系還包括劉紀鵬、但斌、洪榕、陳守紅、水皮、馬光遠、吳曉波、徐曉宇等十餘位券商首席經濟學家與金融分析家。2024年底，中國證券業協會下達通知，要求經濟學家在解讀政府政策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違反者從重處理，甚至解聘。這份名單透露了「壓制」的真正所指──不是傳統的政治異見者，而是政治完全中立的技術性學者。

經濟學家是介於經濟數據與經濟敘事之間的解讀者。現代經濟體系非常複雜，即便是經濟數據透明可信的國家，也需要經濟學家在中間進行視角的統合與解釋。在中國的扭曲結構中，最可能被抽掉的就是這個層級。缺乏這個層級，就缺乏對中國經濟進行闡釋的最關鍵經驗和知識。而剩下的經濟敘事，基本上只有三類：中國官方不可信的經濟積極敘事、中國海外「反賊」同樣不可信的中國經濟崩潰敘事，以及海外券商投行的中立技術性分析。不過，來自海外券商投行的分析，往往依靠過於學究性的經濟模型和估算，且無法在中國實地研究，缺乏了經濟的體感和近距離經驗。

當中間層的經濟學家被噤聲，那麼剩下的方法，只能是逼近他們的手法，即透過指標之間的邏輯關係進行反推。單點敘事操控只需要一項數據，但交叉驗證很快能發現敘事的漏洞，要維持這套「光明論」敘事的成本、難度因此大幅提升。

最基本的交叉驗證，通常由三組指標鏈構成。以工業鏈為例，帳面上的工業增加值，需要與電力消耗、二氧化氮濃度、鋼鐵與水泥與煤耗、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工業利潤等指標交叉比對。假設工業增加值成長6%，中國政府往往會以此宣布工業領域增長迅猛。但若同期電力消耗增加1.5%、PPI通縮、工業利潤與前一年同期相比下行，這些都可以映證官方敘事有所問題。

再舉例出口鏈。比較中國海關數據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進口統計，通常參考航運量與運價、進口中間品數據，以及海外庫存變化等等。假設中國某商品出口成長了10%（例如新能源汽車）， 但美國、歐盟、東盟以及拉美的同期進口統計只成長3%。這說明可能是中間商、轉口貿易或低價傾銷在撐數據。

又或者以消費鏈為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通常與上市消費企業的量與價與毛利、居民貸款、消費者信心等指標相關。當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成長5%，但上市消費股營收減少2%、毛利率下行、居民貸款收縮，搭配存款快速上升，說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水分，可能集中在政府主導的口徑上。

高善文在那場被刪的演講裡所做的，恰好是這種交叉驗證──把就業、消費、GDP拆開來看，讓它們的邏輯關係自相矛盾。

當然，交叉驗證也有侷限。極端情形下，多個指標可能因為共同的政治壓力而一起走形。地方官員可以同時改造工業產值與上報電力消耗。然而，協同操控有一個無法跨越的天花板：物理痕跡與跨境數據不在國內主管範圍，像是衛星觀測的二氧化氮濃度、夜間燈光指數、夥伴國海關數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跨境支付等指標，不在中國統計系統內──「光明論」可以壓制其他敘事，可以阻斷反推路徑，但它無法壓制物理事實本身。當然，可以獲得的純粹物理事實也並不太多。

溢出的真實：平民經濟敘事

中國經濟光明論常常遭遇的另一個阻力，是來自民眾的實感。即便所有數據和分析都被壟斷，仍有一處會溢出真相──來自抖音、小紅書、快手上的失業哭訴、降薪自述、靈活就業自我合理化。這些視頻不進入任何NBS統計口徑，但它們構成一套「平民經濟敘事」。

2024年5月，一位叫王海鵬的中年人把自己的失業日記發到社交媒體，幾小時內瀏覽衝破50 萬、轉發達4000次，評論區湧入大量相同處境的留言「我和你有同樣經歷」。同年11月，一位30多歲的失業女性在抖音哭訴：「失業了，我可能要活不下去了…… 今天早上我還高高興興地去上班，結果下午老闆就緊急召開會議，告訴大家今天的工作到此為止。」一位武漢大學畢業生用另一種語言描述同一現象：「上一份工作被裁以來已經四個多月了，我就一直假裝上班，每天早上七點多起床，八點就到圖書館，可八點到時已經很難找到座位。」圖書館成為新一代「假裝辦公」空間，而「離職博主」成為中國自媒體的一種題材。

誠然，已經成為題材的內容，本身就具有某種統計上的偏狹，創作者可能也會放大其中的問題。但它抓住了NBS方法所忽略的東西：依國際勞工組織（ILO）標準，每周有一小時付費工作就算「就業」。這個定義把「假裝上班」、「待業」和「靈活就業」統統納入「已就業」範圍。「我是待業不是失業，因為說失業不符合那個意識形態。」這是一位抖音用戶原話。它揭示「平民經濟敘事」的本質──在官方數據完全失去信用時，平民奪回自己生活敘事的嘗試。

既然「平民經濟敘事」是重要的下層信號源，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來進行解讀呢？答案是採取「貝葉斯推論」（Bayesian inference）。把每個數據點視為帶噪的先驗，分析重點從單一指標的水平，轉向多源數據同向收斂，以逐步收窄判讀區間。即便每個數據都有水分，但如果體現出相同趨勢，這些數據的「方向」就成為一個重要結論。

例如，官方宣布青年失業率降低，但居民貸款罕見收縮（置信度高）、低端食品（涪陵榨菜、康師傅方便麵）銷量回升（置信度高）、彩票與即開型刮刮樂持續熱銷（置信度中高）、二手交易平台「閒魚」的活躍用戶增長（置信度中），以及社會保障體系退保人數上升（置信度中）──這些信號同時指向「消費降級 」、「收入預期下降」，那麼青年失業率的方向置信度，就會因此被重新調整。

這是解讀中國經濟最麻煩的地方，因為每個數據都不完全可信，甚至需要靠社會信號（平民經濟敘事）來提供假設。因此，對於數據置信度會形成一套經驗判讀，透過不同來源的數據（甚至是社會領域數據，而非經濟數據）彼此交叉驗證，逐步收斂置信度，這是解讀中國經濟的一種獨特知識。這與上一節所講的「鏈條式」數據邏輯不同，上述邏輯中的數據是環環相扣；而透過貝葉斯推論，數據之間呈現網狀的弱邏輯連結。這些知識正是外國投行與本土經濟學者之間最大的差異。

「海外統計局」

因為中國數據的不可信，因而產生強大的離岸數據分析產業。2009年至今，榮鼎諮詢（Rhodium）、芬蘭銀行新興經濟體研究所（BOFIT）、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這三家機構逐步構成一套「海外統計局」。它們用各自方法獨立估算中國實際GDP，結果穩定低於官方一至三個百分點。Rhodium在2025年12月的最新報告中，估算中國2024年GDP實際增長2.4至2.8％、2025年增長2.5至3.0%。Rhodium給出一個短促有力的論據：「沒有一個經濟體在十個季度持續通縮下，保持5%名義的GDP增長──我們不認為中國會是第一個例外。」

BOFIT則估算中國2025年全年實際增長約4%、第四季度約3.3%。BOFIT研究紀要追溯至2014年，結論與 Rhodium 一致：中國官方GDP平均高估超過一個百分點。Capital Economics的中國經濟活動指標（China Activity Proxy，CAP）自2009年編撰至今，刻意回避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高政治敏感度」官方指標，用低層級的替代數據合成與估算。

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的特點和方法論，BOFIT的方法核心是重估GDP平減指數（即剔除經濟增長中的「價格上漲」因素的折算）；Rhodium則從支出法切入，分別估算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淨出口。在2025年報告裡，Rhodium使用該方法檢驗中國GDP數據：「固定資產投資數在7至11月同比下降11%，但資本形成總額（GCF）卻仍被指貢獻0.9個百分點——這並不合理。」這是基於對中國土地財政、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本形成總額之間，在黨國財政系統中彼此掛鈎關係的理解，所做出的判斷。

有時外國機構也可以重建我們上面說的中間結構。2023年9月，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測量困境」（Measurement Muddle）計畫中訪談了15位經濟學家，把對中國經濟不同立場的判斷綜合起來。訪談結果顯示，這些經濟學家都承認對經濟結構的認知，本身即是共識形成的動態過程，而不是固定方法論。

當然，海外估算也並非無懈可擊。2024年4月，PIIE研究員 Nicholas R. Lardy 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文章〈中國仍在崛起〉（China Is Still Rising），主張儘管增長放緩，中國仍會保持快於美國兩倍的增長速度。

上述的方法也會遇到一些實際問題。例如，Rhodium常被批評結論先行，先有「官方高估／結構惡化」的大框架，再用代理數據檢驗；BOFIT的方法非常穩健，但因為依賴有限的公開數據，對服務業、非正規經濟和平台經濟的捕捉不足；Capital Economics是商業化程度最高的指標之一，CAP能在不依賴官方GDP的情況下，追蹤中國經濟活動，並提供月度更新、歷史數據、行業拆分和客戶專屬監測面板。這使得CAP對市場有用，但同時意味著外部研究者很難完整復核變量選擇、權重、回測和修訂記錄。

因此海外分析機構的重要性，在於他們都為中國經濟的解讀各自提供一種不同的結構認知。結構認知不能替代數據，只能解釋數據；它有滯後性，但基於中國徹底扭曲的經濟體系，也比缺乏結構認知、碎片化地接受不同的「經濟敘事」，不管是經濟光明論，還是中國經濟崩潰論好得多。

中國經濟扭曲的代價

以上是中國經濟解讀的困難。通過這個比喻你可以有一個更清晰的感覺，中國經濟為何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媒體識讀」。因為這個過程不像經濟分析，更像是一種「翻譯」。中國經濟是典型的「分層現象」，上層是官方敘事、下層是市井體感、中層被壓縮。各個方面的專業討論，任何想嚴肅地瞭解中國經濟的人，都無法對這三層經濟敘事照單全收，而是要進行一種「翻譯」。

這三層，包括裡面更細節各個板塊，同時存在、彼此獨立、不能合併──這就是中國經濟的「分層現象」格局。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重點，海外投資經理訂閱 Rhodium、BOFIT、Capital Economics 三套獨立估算；外資企業購買金融數據平台Wind、Choice、PIIE，進行三重數據交叉；國內民眾在抖音失業潮和《人民日報》「光明論」之間，自行拼湊判斷…… 這些翻譯都有成本，它精準地降低了所有市場決策的精準度。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文章一開始，把這些都稱為「經濟光明論」反向產生的「隱形稅」。

因為這個「隱形稅」的存在，使得很多人放棄或減少對中國的投資。這是中國的現實。因為外資流入（FDI）減少，2025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減少6.4%；到了2026年4月，新增貸款意外收縮100億元，其中居民貸款罕見收縮7869億元，但廣義貨幣供給M2仍同比增長，政府債券佔當月社會融資規模總額的154%。這意味著，信用擴張主要由政府部門承接，國家不得不通過政府部門加槓桿來撐住整個金融循環。

這就是中國經濟光明論和經濟扭曲的代價，它唱得越響，經濟系統在三層之間愈是背離，私人部門的經濟行為愈是往後縮──這導致這一種宣傳的反向效應。收縮投資並非真的相信經濟很差，但往往在三層翻譯之間無法判斷到底如何。當對中國經濟抱有看不清楚、信號背離的印象，也就形成了「隱形稅」，讓投資者望而卻步。

既然不確定性是底色，我也不會認為，有某個方法可以「確定地」得出中國經濟的準確全貌。「讀懂中國經濟」這件事，到最後就不再是個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媒體識讀」與「認知政治學」問題。這意味著，中國經濟認識的起點，是更誠實的認識論。一切的判斷都有弱點，有其置信區間。中國經濟需要的不是「識破」或「看穿」的能力，而是對「自己能知道多少」的誠實，越是懂得這些經濟和社會數據，越是知道其片面和滯後。

這就是「經濟光明論」三年來製造的真正後果。其想壓制的是「中國衰敗」敘事，結果卻讓所有人，包括它自己的政策制定者，都失去一個共享的事實基礎。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讀到的數據、地方書記上報的政績、研究員看到的圖表、家庭做出的投資決定，分別來自多個互不連通的版本。一個連自己政策結果都難以驗證的國家，最終也難以做出可靠的政策。

這就引出最後的悖論。一個把經濟解讀本身改造為認知政治學問題和媒體現象問題的國家，能否仍然被認識？讀懂中國經濟到最後，是一種倫理活動，不是技術活動。一個國家若拒絕被嚴肅認識，最終也無法嚴肅地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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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報紙、電視台等傳統媒體當道的時代，大眾認的是媒體本身的品牌，哪家媒體更具權威、更專業，或者意識形態更符合自身胃口。記者若要被閱聽眾記住，要不就是寫出震驚社會的重大新聞，不然就是經常出現在電視政論節目，口沫橫飛地談論各種話題。

然而，社群平台的盛行，逐漸改變了記者被大眾認識的管道。媒體公司會為主播、資深記者開設Facebook粉絲專頁，以此增加曝光，並維持受眾的黏著度，但這多少仍是基於公司本身品牌。2023年7月，Facebook母公司 Meta 推出Threads後，再次改變了台灣大眾「看新聞」的習慣，也連帶重塑了媒體與記者生態。根據 Resourcera 在2月發布的文章，約有21%的Threads使用者來自台灣。

現在，記者不必單純依賴媒體公司的光環，或漫長的歲月累積來換取曝光度。發表在Threads上的任何一段評論或分析，都可能在瞬間被成千上萬的陌生人看見。對民眾來說，記者不再只是活在螢幕或報紙裡遙不可及的符號；對記者而言，閱聽眾也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收視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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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平台讓記者更做自己

當記者的「個人角色」在新聞傳播中的佔比越來越重，「經營社群」是否已經成為新世代記者的必修課？

「我不覺得每個人都要經營社群。」TVBS新聞台政治組記者葉玉娜表示。但有趣的是，她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社群狂熱者」，平時極度熱衷於在社群上與網友互動，也時常分享採訪過程中的獨到見解與時事剖析。

葉玉娜補充道：「一則電視新聞頂多兩分鐘，其實還有很多漏網鏡頭或觀點可以分享，跟網友互動之後，可以了解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於同一個新聞事件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助於自己的思辨、寫稿能力。」對她而言，社群是新聞報導的延伸，用以補充觀點、讓論述更加完整，甚至試圖「讓論述打破同溫層」。

相較之下，同樣來自電視台的記者Ｇ，對此則顯得意興闌珊。Ｇ因工作考量，與《田間》協調後，以化名呈現。

「我經營社群帳號，是想要分享美食、旅遊，同時因為播報的關係，有收視壓力。」Ｇ提到：「對於同業在社群上針砭時事和分析政局，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也樂觀其成，不過我本身就對政治評論或和網友互動沒什麼興趣。」

不管是為了收視率、塑造「媒體人」專業形象，還是單純經營下班後的「理想人設」，電視台記者公開社群帳號的背後，往往都離不開三個字：曝光度。

身為時刻站在鎂光燈前的角色，追求曝光與流量幾乎是天性──畢竟在現代，沒有流量，新聞寫得再好也是乏人問津。但在社群爆發式增長的浪潮下，記者對「第四權」的堅持與認知，卻似乎正在逐漸瓦解。

新聞是第四權的說法，來在於1974年時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都華（Potter Stewart）在耶魯法學院的演講《Or of the Press》，他強調新聞媒體應被視為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之外「第四個機構」，其存在目的在於監督與檢查政府權力的運作。

當記者跳入意識形態漩渦

「每天罵媒體爛，也沒提升自己的媒體識讀能力、業內待遇也沒提高，何必忍刁民的臭嘴、何必幫你們」、「媒體業低薪鬼故事正夯」、「自己不看新聞，說新聞不報導」──近兩個月來，這樣的討論文章，不斷透過演算法，在記者的Threads版面上出現，而這些發文、留言討論者，都是媒體同業。

越來越多的記者選擇在Threads上大吐苦水、替自己抱不平，細數大環境的墮落，甚至開始檢討起觀眾。更遑論有些立場鮮明的記者，在社群上毫不掩飾地表達對特定政治人物或支持者群體的厭惡，與網友筆戰更是家常便飯。

偏激、立場鮮明、「爆料公司不為人知的內幕」，這些正是網友最愛看的辛辣元素，也是演算法極力吹捧的寵兒。記者同樣享有言論自由，但也有思想和風格比較老派的記者，認為「輕率的情緒發洩，不該是記者應有的態度」。

「身為記者、主播，不應該在工作的時候，把自己的愛恨或是立場這麼鮮明地表達出來。」Ｇ舉例，有電視台主播在播報新聞時，脫口大罵台灣民眾黨主席黃國昌「每一句話都垃圾到極點」，引發媒體圈譁然。

理應客觀公正的主播，怎能在播報台上口出此言？儘管這位主播遭到公司懲處，卻也因此收穫了一批「討厭黃國昌」的粉絲，將其奉為「說真話、敢說敢言」的代表。這正是現今部分媒體從業人員的縮影：只要言辭夠偏頗、夠辛辣，你就能輕易博得「極端同溫層」的滿堂彩。

對於這種現象，深諳社群生態的葉玉娜感嘆：「你越往綠靠或越往白靠，你的貼文很明顯的就會流量比較高。尤其是越仇恨性、立場鮮明的貼文，例如『百工百業挺罷免』時期，是整個媒體圈，新聞人最明顯表示政治立場的時候，讓我懷疑，這個工作的平衡跟客觀到底在哪裡？」

這一切，究竟是社群演算法惹的禍，還是記者的本質變了？又或者，整個媒體圈真的已經走到「只剩顏色、不問是非」的境地？

Ｇ直言：「社群平台的演進，當然會一定程度地影響到言論激進程度，但在社群的言行，被人認為是不中立的話，那要如何說服別人自己寫的新聞也是客觀中立？」

下班後的記者，脫離了工作場域，真的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嗎？

「記者人設」不能落差太大

「其實我不反對這些年輕的記者去做這件事。」任職於報社的資歷記者Ｈ給出這樣的回覆。Ｈ因工作考量，與《田間》協調後，以化名呈現。

「甚至我會鼓勵年輕的記者去做。」在Ｈ眼中，這未嘗不是磨練口條與文筆的絕佳道場。「早年跑新聞的時候，大家都用Facebook，公司也要求把自己的新聞發到社群上衝流量，之前我也會把採訪的過程寫在臉書上，有一次就發生，大學朋友來和我吵架，原因是我寫了馬英九砍軍公教、退將的年金，認為我的觀點不對。」

但差別在於，過去的指教多半來自認識的人；如今的社群環境，卻是攤在所有陌生人的面前。

「在社群上就是要表現出你值得信任，要本著事實去討論，如果大家認為你是個很偏激的人，就會覺得你是不是工作上也是一個很偏激的記者。」Ｈ的觀點與Ｇ不謀而合。Ｈ強調，記者無論身在何處、上班還是下班，都該謹慎維持「記者人設」，這攸關新聞品質的生死存亡。

「在社群平台上還是要保持記者的專業。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從你在當記者跟下班以後在社群平台上的形象，落差不能太大，也許有些觀眾真的喜歡這種方式，但新聞還是要回歸他的本質。」

從Ｈ的分享中不難體會，記者這份職業因為具備監督社會的特殊性，即便是在私人時間、公開平台上的發言，依然受到媒體客觀中立原則與公司品牌的牽制。

記者享有的「言論自由」，某種程度上是必須自我設限的──記者人品與態度，直接決定了筆下新聞的公信力。

試想，一個每天在社群平台上對特定政黨及其支持者破口大罵的記者，當他處理到相關政治新聞時，閱聽眾還能相信他字裡行間的客觀嗎？當然，如果這種偏頗本就是他刻意經營的手段，那又另當別論了。

記者身分成了進軍自媒體的跳板

會不會存有另一種可能性：除了社群平台的推波助瀾，也因為現今媒體機構本身的意識形態就過於強烈，導致記者在撰稿與採訪時感到處處受限，才不得不在下班後的個人空間裡大書特書？

葉玉娜分享了她的觀察：「其實以前就認知到，以現在台灣的朝野狀況來看，一定要挑一個跟自己的政治立場大方向比較偏近的公司。電視記者跟平面記者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平面記者可以寫很多幕後內幕跟評論，等於是他們被多授權了一個可以做評論的一個角色，但是如果是電視新聞，可能就沒辦法做太個人角度的論述。」

Ｇ對此有不同的解讀：「會在電視台工作的，本身就不怕鏡頭，也比較會想要更多曝光度。以平面新聞或報社舉例，就算以幕後、快評、社論等形式，仍然是掛著公司的名號，也不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很多人在社群平台上的發言，也根本不是平面媒體社論的範疇。」

Ｇ的說法，恰巧與Ｈ的經驗相互呼應。Ｈ提到，就算是撰寫特稿，常常也會遇到主管指定題材與實際狀況有落差，或是主管期望的方向與自己相左。在紙媒和網媒，特稿是記者搭配自己所跑路線的時事、政治議題所寫的評論，會帶有記者本身的觀點，一般是在事件較大時才要寫。

「通常公司會有立場，主管可能希望你的特稿方向是往哪邊寫，有時候或許他跟你意見不一樣，真實的情況你要跟上面反應，又或是可能報社只截取了你部分的內容，剩下你覺得可惜的部分，要拿到個人平台上寫，我覺得沒關係。」

總結來看，記者在社群上的發言尺度，與所屬媒體的報導形式是否受限，其實關聯性並不大；問題的核心，終究還是回到「社群演算法的誘惑」以及「記者個人的特質」。

Ｈ一語道破：「或許現在的記者跟以前的記者已經不一樣了，有些人說不定想當網紅。」

秉持專業才能贏得尊重

確實，不少新聞從業人員並不在乎報導的品質，或是能挖出多精彩的內幕；他們享受的只是鎂光燈的簇擁，以及公司品牌帶來的虛榮感。甚至，有些人只是把記者當作進軍自媒體的「跳板」。當網紅沒有不好，這是個人的職涯選擇。但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深刻認知到：當言論能被更多人看見，肩上扛的責任就越重。

社群是工具，沒有絕對的好壞。它的即時性與廣傳性，確實幫助記者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掌握到許多第一手消息，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共生關係」；而部分記者基於主跑路線的需要，必須不斷與網友互動、溝通，過程中偶有摩擦也在所難免。

新聞媒體這個行業有其特殊性，記者身分並非到點打卡下班如此單純，在任何公開場合寫下的每一個字，都與一般民眾不同。記者的文字是有分量、有責任的，新聞從業人員若都能認知到這一點的重要性，在公開社群平台以及應對民眾、網友的發言，秉持客觀、不情緒化、不偏激炒作，相信社會對於「記者」這個職業的眼光和偏見，能夠消弭，贏回應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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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經濟環境持續走弱，房地產風險集中暴露，地方財政壓力加大，企業倒閉與就業收縮等情況，逐漸成為許多居民的日常經驗。然而，與現實感受形成明顯反差的是，關於經濟下行的新聞報導在公共空間中不斷收縮，相關議題越來越難以被完整呈現。

2025年，隨著中國制度持續收緊，經濟環境亦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中國新聞媒體、自媒體和網民對經濟環境的傳達與描述，受到來自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等部門的限制。平台經營者以及新聞媒體、記者在處理房地產、企業、失業等被視為負面的經濟議題時，變得必須更加謹慎。

基於安全及工作考量，與《田間》討論後，李璽、劉洋、胡岳等受訪的新聞工作者，以及自媒體從業者Ｓ、Ｋ在文中均以化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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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家媒體的財經記者李璽接受《田間》採訪時表示，2025上半年開始，報社對涉及經濟負面情況的報導作出規範，涉及房地產蕭條、土地財政失效、居民收入下降、企業經營困難、公司裁員與失業，以及農民被要求停止燃燒煙煤取暖等內容，均被要求「慎重」處理。他說：「上面（編輯）多次給我們打招呼，選題要慎重，要唱響光明論，不要傳播壞消息，寫什麼哪只股票被套了、社保費增加了，農民不能燒煙煤之類的，都不行。」

李璽認為，上述話題已逐步被視為「高風險選題」。即便未被明文禁止，這些議題也往往在選題階段即被否決，難以進入編輯部的正式討論，「我們開會時，已經不提這類負面選題了。」

在農村地區，經濟壓力與政策限制疊加帶來的影響同樣存在。以河北部分農村為例，多名當地居民向記者反映，近年在「清潔取暖」政策推進過程中，當局要求農戶停止燃燒煙煤取暖，改用天然氣或電力。但取暖成本明顯上升，一些家庭在冬季面臨取暖困難，只能減少用氣時間，甚至忍受低溫。受訪者稱，過去依賴煙煤取暖的方式被迅速叫停，但相應補貼有限，農村收入難以覆蓋新增支出。這起發生在中國的情況，未見在中國主流媒體中得到持續呈現，相關情況更多僅在村民私下交流或社交平台零星流傳。1月9日，中國農食媒體《食通社》在微信公眾號刊出一篇談禁煤禁燒的取暖困境評論，隨後遭到刪文。

長期跑經濟新聞、曾在多家都市報任職的記者劉洋向《田間》說，在中國，許多經濟新聞實際上與政治制度環境密切相關。即便記者撰寫的是經濟議題，編輯部仍會以政治標準加以衡量，判斷是否符合政治需要。他說，近一段時間相關要求明顯趨嚴，「過去，編輯部還會通過項目停工、企業經營惡化的走訪、購房者維權等角度反映市場變化，而近兩年，尤其是過去一年，這類選題明顯減少，編輯和記者都在自我約束。」

「不是沒人知道問題，而是大家都清楚，這樣的稿子很難走完採訪流程。」劉洋回憶道，在一次選題會上，他提出關注某二線城市新樓盤大面積滯銷、被迫半價出售的情況，編輯並未直接否定，而是很快轉問是否可以從「政策支持」或「市場回暖預期」的角度切入。他說：「那一刻你就明白了，這個選題本身已經不合適。」

房地產下行的「不可寫」

在房地產領域，這種變化尤為明顯。三名長期跑房地產線的受訪記者提到，過去一段時間，關於房企資金鏈斷裂、項目延期交付、工程停工以及購房者維權的報導明顯減少。此前被視為常規的選題，如房企債務違約、施工現場停擺、業主集體投訴等，逐漸難以通過審核。

劉洋表示，即便現實中項目停工、延期交付等問題仍在發生，相關情況也更難以作為獨立新聞呈現，而是被要求弱化處理，或僅作為背景信息簡要提及。他說：「我們每天都會收到來自業主、討薪者和維權人士的幾十條求助，但很多時候只能放棄。我們以前還能跑工地、找業主，現在很多時候一開始就知道這個方向很難做。」

相比之下，中國多數媒體編輯部更傾向於採用企業融資進展、銀行授信支持、地方出台穩樓市政策以及「市場信心修復」等角度進行呈現。《田間》與南京的記者在網上聚會時，至少有三人受訪表示，在涉及房地產議題時，報導更容易圍繞房企獲得新增貸款、債務展期、地方政府出台扶持政策等內容展開。報導重點逐漸從現實層面的風險暴露，轉向政策穩定、資金安排以及「改善」、「回暖」、「提振信心」等預期管理式表述。

河南《大河報》資深編輯胡岳在受訪時表示，即便報導同一企業，編輯部也更傾向於突出其融資渠道恢復、銷售數據回升等積極信號，而對其債務壓力、在建項目停滯等問題則一筆帶過，甚至完全不予呈現。他對《田間》說：「很多時候記者寫房地產消息時，只能從政府支持、環境改善這些角度入手，比如二手房市場活躍、業主信心回升之類。這類內容本身並不容易引發關注，但相對安全。」

在中國財經媒體工作多年的小姚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專業。她告訴《田間》，入職後選擇跑經濟線，起初發現可寫的內容很多，但近年「能寫」的範圍卻在不斷縮小。她說：「現在能被接受的寫法，往往集中在開發商『資金充裕』、『銀行支持力度加大』、『政策托底效果顯現』等表述上。即便一線採訪顯示銷售困難，也很難直接寫成下行趨勢。」

她還說：「有時候甚至不需要被明確提醒，自己就知道哪些詞不能用，比如『蕭條』、『崩盤』、『失速』。編輯部會更傾向於使用模糊、緩和的說法。」

針對上述情況，復旦大學新聞系退休教師王逸在接受《田間》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報導中出現的「失語」現象，並非單純源於記者能力不足或專業退化，而是制度環境長期影響下的結果。他說，在當前言語表達不斷收緊的環境中，經濟新聞往往被視為具有潛在社會影響的敏感領域，其呈現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穩定目標的約束。

「當『風險』、『下行』、『矛盾』這些詞彙被不斷剔除，新聞語言自然會趨向模糊和抽象。我個人感覺，1990年代反而是新聞表達相對更開放的時期。」

王逸認為，新聞實踐中對「信心」、「預期」、「穩定」的反覆強調，實際上改變了經濟報導的基本功能，使其從反映現實問題，轉向服務宏觀敘事與政策目標。他說：「這並不意味著問題不存在，而是問題被轉化為一種不需要被正面討論的背景存在。長期來看，這種做法會削弱公眾通過新聞理解經濟運行真實狀況的能力。」

土地財政與地方經濟的「空白」

中國房地產下行帶來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地方土地財政收入持續下降。然而，這一議題同樣難以進入公開報導。一些涉及地方財政吃緊、土地出讓規模下滑、地方融資壓力加大的選題，往往在立項階段即被認為「風險較高」，難以通過編輯部討論。

已退休的貴州省委宣傳部周姓官員在談及近年的宣傳口徑變化時表示，土地財政問題在地方層面一直被視為高度敏感議題。「賣地收入下滑，直接牽扯地方財政、債務和政府運轉，這類問題一旦公開討論，很容易引發聯想。宣傳口一般不會鼓勵媒體去展開講，更多是強調穩預期、穩信心。」他回憶道，即便在以往的內部討論中，相關表述也會被要求盡量技術化、模糊化，避免被解讀為地方財政出現系統性風險。

他還表示，近年來官方在語言使用上，更傾向於通過「暗語」降低語調，以達到安撫民心的效果。「比如，失業被稱為『靈活就業』，裁員被說成『人員優化』，企業經營困難被概括為『階段性壓力』，財政吃緊則表述為『收支平衡承壓』或『結構性調整』。」他提到，在內部溝通中，類似表述已成為常態，「目的不是否認問題，而是避免引發恐慌。」

就業與收入的「個人化敘事」

在中國企業層面，這種失語同樣存在。企業倒閉、裁員與經營困難已成為不少行業的常態，但相關報導更多以「個別案例」呈現，難以形成整體敘事。一些涉及企業集中關停、就業壓力擴大的情況，往往難以在主流媒體中持續呈現。相比之下，自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彌補官方報導的缺失，但同樣面臨嚴格限制。

南京自媒體人小喬告訴《田間》，他曾嘗試梳理蘇州、昆山一帶中小企業集中倒閉的情況，並通過短視頻形式發布採訪內容。「昆山有很多中小企業關停，外資和台資企業撤離，還有不少失業者找不到工作。我把採訪內容放到網上，半小時點擊量就有幾百個，很快就被屏蔽下架。」這並非個案，小喬表示：「我幾個網友也去拍企業倒閉、採訪失業人員，內容基本都通不過審核。」他還說，類似情況在此前從未發生，這讓他感到無奈。

在就業和收入領域，這種失語更多體現在敘事方式的變化上。在現實層面，失業、降薪、求職困難等情況並非完全不能被提及，但往往被限定為個體經歷，而難以被納入整體性、結構性的敘事框架。

在新媒體工作的編輯俞平對《田間》表示，就業議題更容易被包裝為「個人奮鬥」、「轉型成功」的故事，而非討論勞動力市場的系統性變化。他說：「我們會根據有關方面（官方）的要求，對負面現象進行包裝。你可以寫一個人如何再就業，但不能系統性地寫，為什麼找工作變難。」

在抖音、小紅書、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涉及市面冷清、消費下降、裁員增多等內容，往往更容易遭遇限流或傳播受阻，難以持續擴散。

一名長期運營生活類帳號的自媒體從業者Ｓ對《田間》表示，他曾發布多條關於商鋪空置、客流減少的視頻，但播放量明顯下降。「後來我發現，只要視頻裡出現『倒閉』、『關門』這些詞，很容易被系統壓住，流量非常低。」Ｓ說道。

另一名在小紅書記錄求職經歷的用戶Ｋ也提到，她曾多次嘗試分享失業後的求職過程，但相關內容要麼審核時間明顯延長，要麼推薦量很低。她說：「你會慢慢學會換說法，或者乾脆不寫。」

平台機制中的「情緒管理」

從事數字化研究的北京學者孫數對《田間》表示，經濟下行本身並不存在一條明確的審查紅線，但平台在執行層面往往傾向於壓制可能引發情緒聚集的內容。「個體困境通常問題不大，但如果同類內容集中出現，就容易被系統視為風險。」在平台算法中，關鍵詞、互動密度和情緒傾向，會共同影響內容的可見度。

「平台更擔心的是趨勢判斷。一旦內容被解讀為在描述整體下行，就可能被限流。」孫數指出，在這種機制下，經濟現實並非被直接否認，而是被拆解、分散，難以形成持續、可見的公共討論。

在中國現實環境下，經濟問題已不再只是專業層面的議題，而成為制度化風險與新聞表達邊界交疊的典型場景。所謂新聞失語，並非源於事實的缺乏，而是源於哪些事實被允許進入公共視野，且範圍還在持續收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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