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面。Newsletter频道又与大家失联许久，我们也在思考怎么能更好地利用这个平台、更积极地和大家保持联系——如果有任何想法和建议，欢迎随时和我们说。这次通讯也是一次尝试，我们将同步发送微信公众号上推出的文章。本文是结绳志编辑王菁对人类学家麦克·杰克逊就其新书的访谈，这也是在我们关于出版合作的转型之后，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次合作。

杰克逊的这本书关于友谊，在今天这篇访谈的最后，菁问他有什么维系友谊的建议，他说没有，人到今天还能交上朋友、还会相爱，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

祝大家今天也拥有这样的奇迹。

本期小编：wema

受访者：麦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采访者：王菁　　

访谈准备：王菁，薛倩，安孟竹

翻译：ChatGPT Plus

校对&编辑：王菁，薛倩

存在主义人类学

王菁：您一直被视为存在主义人类学（existential anthropology）的代表人物，但很多中国读者其实不太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概念、方法或者研究取向？

麦克·杰克逊：首先，它是对美国人类学传统的一种回应。美国人类学往往把经验归结为文化决定因素。与此同时，存在主义人类学也意味着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拉开距离，因为后者更关注结构与功能，而不是不稳定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正面来说，存在主义人类学关注的是，日常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如何动态展开。它试图避免用源自西方传统的、过于强势的理论概念去“殖民”他人的生活世界（lifeworlds）。

王菁：您非常简洁地概括了存在主义人类学。我注意到您用了“生活世界”这个词。您是否也受到哈贝马斯及其生活世界观念的影响？

麦克·杰克逊：对我来说，这个词主要来自德国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他用德语 Lebenswelt 或 Lebenswelten 来描述人们实际居住、亲身经历的世界，而不是那些宏观的世界观。后者从来不会完全构成人们的现实生活。

王菁：“文化”（culture）在人类学中是一个高度定型的词，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学的招牌概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您对人类学处理文化的方式颇为不满，因此试图借助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来进行干预？

麦克·杰克逊：我最初接受的是英国人类学传统的训练。这个传统并不以文化观念为基础。其实，文化这个概念更代表的是美国人类学传统。美国的人类学从德国唯心主义那里继承了文化概念，这在二十世纪初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类学的方法更偏归纳，也更关注社会关系，而不是文化本身。不过，英国人类学通常还是优先研究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与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往往只是次要议题。

关于友谊

王菁：我第一次看到Friendship 这本书的中译本《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时，还没有翻开它，就以为它会是一部学术著作，研究友谊从何而来，或者讨论人们如何论述友谊、友谊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真正打开书后，我发现它更像是一种文学写作。您为什么选择这种写法？这种写作形式又如何让您以不同的方式来书写友谊？

麦克·杰克逊：因为我在成为学术作者之前，先是一名诗人和小说作者，所以我一直不太喜欢那些会压平、削弱生活经验之丰富与复杂性的学术惯例。因此，我更喜欢带有文学色彩的哲学和人类学写作。

我认为，民族志作者应该坦诚地呈现自己与田野中的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让读者看到，理解是如何从真实生活情境中产生的，而不是来自事后的、置身事外的冷静反思。

至于友谊，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完全不回顾、不提及自己一生中形成的友谊的情况下，写出一本关于友谊的书。我也是从这些个人友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哲学和人类学文献中所写到的友谊。

王菁：如果没有对话者（interlocutors）的帮助，我们的民族志或田野工作根本不可能存在。在田野中，我们常常会把他们视为非常好的朋友。当然，有时候友谊也会变质，但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这些人帮助我们形成了作品和思想。

麦克·杰克逊：我的书中有一章叫“田野调查中的友谊”。我在那一章反思了自己与一位男性的友谊。他最初是我的田野助理。把田野助理直接称为“朋友”其实有些牵强，因为你购买了他的服务，这种关系带有交易性质。可是很多年过去后，我和诺亚·马拉（Noah Mara）的关系变得非常亲近，我们确实成了朋友。通过回顾我与诺亚多年的关系，我想探讨：即使一段关系最初并不利于真正友谊所需要的亲密与相互性（mutuality），友谊是否仍然可能从中产生。

王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结合我自己的田野经验，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民族志的形式，有意义地书写自己与对话者之间的友谊吗？如果可以，那么在民族志写作完成之后，我们又如何继续发展这段友谊？毕竟，我们最终生活在很不一样的世界里，对吧？我们经常四处旅行，而他们往往留在一个地方——至少您和诺亚的情况大致如此。那么，这么多年来，您如何维系这段关系，继续与他保持真正的联系，并不断发展这段友谊？

麦克·杰克逊：您触及了友谊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友谊会随着时间发展和变化。如果民族志研究者不能经常回到田野，那么第一次田野之旅中开始的友谊就很难继续发展或维持。诺亚和我都以各自的方式经历过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这些经历让我们走得更近，因为我们可以彼此分享、谈论这些经历，也可以相互安慰。我还帮助他、他的儿子，后来又帮助他的孙子完成大学学业。这是我表达自己对诺亚所负之情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所有友谊，甚至爱情关系，都包含某种亏欠感：一个成为你朋友的人给了你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你也欠对方一些东西。所以在那一章里，我想探讨互惠（reciprocity）或相互性如何随着时间展开。

王菁：我想再追问一个小问题，因为这真的很有意思。人类学领域里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应当与对话者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如果过多影响他们的生活，就会带来另一组伦理问题。但您这些年来似乎非常深入地参与了诺亚及其家人的生活。您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和接受这些帮助的？

麦克·杰克逊：我认为，所谓“无利害的探究”（disinterested inquiry）其实是一种幻觉。它来自硬科学中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传统，后来又被社会科学借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建立在互惠之上，无论交换的是物品和服务、语言，还是个人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看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每一个主体都处在与另一个主体的关系之中。这和我们与物的关系有根本区别，尽管我们有时也会想象物质财产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在每一段关系中，不同的利益、个性等因素都会同时发挥作用。因此，每一段关系都仿佛拥有了自己的历程。如果否认这一点，以为我们只是作为主体去研究那些作为客体的他人，那不仅是错误的，也会破坏我们这个学科最根本的人性。

这是一个分离的时代

王菁：谢谢您如此坦率。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书中的一章，不妨回到这本书本身。我想从序言说起，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读序言。序言不仅会告诉我们一本书写什么，还会透露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以及他经历了怎样的旅程。我打开您的书时，看到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分离的时代，这是一个失去的时代。”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因为它很有狄更斯式的感觉。您为什么这样开篇？是因为这本书写于疫情期间吗？

麦克·杰克逊：是的。疫情带来了我们都必须尽力应对的社会隔离；与此同时，我的一位挚友去世了，我在书的开头几页写到了他。就在同一时期，我又刚刚与另一位学者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他恰好是研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世界级权威，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本雅明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之间友谊的书。所以，当时既有来自新冠疫情的巨大失落，也有挚友去世带来的痛苦，同时又隐约出现了更新的可能。这很自然地成了全书的出发点。

我选择这种亲密的写法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爱与友谊一直能够跨越政治和社会界限，超越人们彼此区分的方式。

在与自己相距遥远的社会做田野工作时，最令人惊叹的发现之一，就是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妨碍相互理解。倘若不是这样，我们恐怕只能困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中，而隔绝最终会制造敌意，而不是情感联系。今天，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我认为，见证差异和社会距离如何被跨越，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阿伦特的启发

王菁：的确，这样的开场非常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也完全同意：文化差异事实上可能是相互理解的一个必要前提，而不一定是障碍。谈到第一章，您提到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那一部分让我很感动，因为我也是阿伦特的忠实读者。我注意到，您在其他作品中也经常与阿伦特对话。您能谈谈这些年来，阿伦特对您的作品和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吗？顺便说一句，阿伦特在中国也有非常多的读者。

麦克·杰克逊：这太有意思了。您能多说一点吗？

王菁：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关系密切，但又保持了相对独立。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位置很特别，尤其是因为他们讨论了宣传、制度等因素的文化影响，而这些并不是马克思本人重点讨论的问题。阿伦特又经常思考本雅明等与这一学派有关的思想家，所以读者自然会被她吸引。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也许是真正让她在中文世界一直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她始终坚定地捍卫独立思考，在许多艰难处境中，她都不害怕发声。我想，这最终使她在许多中国读者中保持了长久的吸引力，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麦克·杰克逊：我很高兴您把这些都解释给我听。您提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她对哲学专业化的抵抗。她在访谈中常说，自己想做一个自由思想者，不愿被学院所规定的思考惯例，或者被自己恰好生活其中的特定社会所束缚。她这种对思想独立的宣言一直让我非常有共鸣。所以，听到中国读者也重视她的这一面，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阿伦特的工作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相通之处，因为她希望——或者至少不害怕——把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结合起来：一方面是社会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是个人行动、个人主动性，以及创造新开端的能力。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

另外一点，那就是她强调“积极生活”（vita activa），并把它放在“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之前。所谓沉思生活，是把自己与现实世界分开，以一种抽离的视角去理解它。积极生活，也就是劳动、工作和行动的生活，对她而言远比沉思生活更有意思。

我还写过一本受到她的故事讲述理论启发的书。阿伦特认为，讲故事并不是一个人向其他人讲述，而其他人只是倾听和吸收。它更是彼此分享故事，让我们把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经验相比较，从而找到某种共识和共同基础。我认为，这对我理解“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或者阿伦特所说的“主体之间”（subjective in-between），至关重要。

她的思想中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对我非常重要：她把理解视为想象力的一种表达。想象力能让我们与那些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的事物拉开距离，也能把非常遥远的事物带到身边，使陌生之物变得熟悉。我觉得，这也是对民族志研究者所做之事非常精彩的定义。

王菁：哇，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事实上，我在翻译她那篇关于“理解之困难”的文章时，就完全明白您说的意思。

麦克·杰克逊：是的。理解意味着愿意信任，也意味着暂时搁置自己的观点，以便真正关注另一个人的观点。这需要一种信念的飞跃，也需要信任。在阿伦特看来，这些都是想象力的组成部分。

王菁：没错。谢谢您分享这些关于阿伦特的深入思考。我相信中国作者和中国读者都会很喜欢。

隔离与死亡

王菁：就个人而言，我很喜欢您写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九章“重逢”的方式。您写到，2020年初春，您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当时没有办法确认，所以只能自我隔离。到了夏天，疫情还在继续，但您和一些朋友去了法国。那一章的写法让我想到薄伽丘的经典作品《十日谈》（Decameron）。您为什么想用这样一个故事来结束全书？

麦克·杰克逊：我的灵感并不直接来自薄伽丘，但在讨论瘟疫影响的作家中，我确实提到了他，也提到了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和阿克塞尔·蒙特（Axel Munthe）。他们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相似的主题：当人们因为逆境而聚在一起，或者为了躲避即将降临的灾难而寻求庇护时，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往往会被放大。我并不意外《十日谈》里充满了性调情和越轨行为，阿克塞尔·蒙特的叙述也是如此。当人们面对可能被毁灭的处境时，常常会进入性幻想或发生性关系，也许这是在死亡面前肯定生命的一种方式。

王菁：哇，这很有意思。

麦克·杰克逊：这也把我们带回全书的开头。我在那里写到一位挚友的去世，也写到这件事如何让我与一位新朋友更加亲近，而这本书正是献给他的。这让我想到阿伦特对诞生性（natality）与重生的关注：失去之后，人们会尝试修复、替代和更新。

王菁：我明白了。您谈到死亡，或者迫近的死亡威胁，与性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能再展开一点吗？

麦克·杰克逊：阿克塞尔·蒙特对那不勒斯霍乱疫情的记述尤其耐人寻味。他是一名瑞典医生，1884年前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写到，自己去一座修道院为一名修女看病，一位年轻的初学修女带他四处查看。令他非常意外、也非常懊恼的是，他发现自己对她产生了欲望。他试图理解这个令自己羞愧的瞬间，最后推测，这表现了人类如何常常不由自主地在死亡面前寻求对生命的肯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性欲很有意思，而放在那个具体情境里，我认为他的说法是讲得通的。

王菁：明白了。这很有意思。我之所以追问，是因为回想疫情期间，世界各地有许多叙事讲人们如何“与病毒作战”，或者如何在日常生活非常灰暗的时候苦中作乐。但在这些叙事中，我们通常很少听到关于性欲的故事。

麦克·杰克逊：我认为，需要区分性欲与生育欲，尽管两者在这里彼此纠缠。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1965年所谓“纽约大停电婴儿潮”的说法，也会听到其他类似情形：人们突然被困在封闭空间里，感到自己受到某种外部危险的威胁，于是便以某种方式去回应那种仿佛即将失去的生命。

王菁：是的，大规模战争和冲突之后似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

麦克·杰克逊：确实如此。

友谊小船的破裂

王菁：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谈话开头提到的核心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您在书的跋中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使用这个词，而它也贯穿了您整个学术生涯中的其他著作。为什么您选择用主体间性来讨论友谊，而不是同情（sympathy）或者共情（empathy）？

麦克·杰克逊：我不太愿意使用“共情”这个词，因为它预设了相互依存或亲密关系必然具有某种情感性质。我更愿意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人的处境从根本上，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关系性。至于一段关系是充满爱还是充满恨，是同情还是反感，那是第二层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所谓的身份以及所谓的“自我”，都是长期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对主体间经验的具象化，或者说事后的反思。我们对自己的主观理解会不断变化，取决于我们和谁在一起，也取决于我们身处什么情境。但我们仍会抓住一些固定的自我观念，就像在风暴中的海面上抓住一只救生筏。

所以，今天的我在很大程度上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此刻我正在和您交谈，而不是和其他人交谈。我们的对话本身就是一种主体间性。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而是轮流说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彼此的理解以及各自的观点都会发生一些细微变化。比如，现在我知道了中国读者为什么对汉娜·阿伦特感兴趣，而在此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能够通过您发现这一点，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我认为，主体性（subjectivity）是第二位的，而不是最初的。最初的是主体间性，也就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

王菁：说得很有道理。您也能谈谈主体间性如何在破坏一段友谊时发挥关键作用吗？

麦克·杰克逊：总体来说，我们对朋友都很宽容。但如果朋友把自己的意志或观点强加给我们，那真的会让人很反感，也会严重考验一段友谊。如果相互性以及彼此给予、彼此接受的精神不能维持，我认为友谊就会受到伤害，甚至破裂。

距离，是友谊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在一个地方结交朋友，后来又搬走。问题是，当彼此相隔几百英里甚至几千英里时，如何维持友谊。我们之前谈到，民族志研究者在最初的田野工作结束后，也很难继续维系亲密关系。

王菁：正如您所说，友谊可能相当多变，也非常脆弱，很难维持。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有太多事情会影响友谊。我们日常经常聊到——您在书中也多次讨论——如何维持和培养某些友谊。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时会因为误解或道德伤害（moral injury）而觉得自己必须退出一段关系。比如，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很多人把一些老朋友从自己的脸书好友中删除，因为他们觉得对方不同的政治立场深深伤害了自己。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您个人而言，我很好奇：您如何判断一段友谊仍然可以维持、值得维持，而另一些友谊则需要结束，或者暂时搁置？

麦克·杰克逊：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正是一个让朋友彼此决裂的时刻。我有一本关于出生权与归属（birthright and belonging）的书即将出版，它受到2023年10月7日之后一系列事件的启发。当时，人们迅速分化为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两个阵营。

这种两极分化和撕裂，在大学校园以及整个国家都造成了各种形式的疏离。写这本书时，我下定决心不选边站。我不想陷入那种非此即彼、制造对立的现实框架，而是想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岌岌可危。要坚持这种立场非常困难，因为很多人都要求我加入某一方。

这并不是说要无动于衷，也不是骑墙，而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我所知道的几位批判理论家，对此都非常坚持：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不要随大流。无论你认为人群站在正确还是错误的一边，做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事，知识分子都不应简单地认同并追随人群。行动者或许可以这样做，但知识分子的职责略有不同。当然，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之间很难划出绝对清晰的界限，因为过去两百年里许多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行动者。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有力地主张：不要轻易选边，也不要以为每一种冲突或困境都能得到解决——它们或许只能被理解。

王菁：这让我想到汉娜·阿伦特，尤其是她在二战后写下耶路撒冷审判报告之后。

麦克·杰克逊：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比如她与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围绕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通信……

王菁：还有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

麦克·杰克逊：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好：她努力把事情想透，而不是匆忙作出判断。

王菁：写这本书是否让您失去了一些朋友？或者，您也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新的朋友？

麦克·杰克逊：我不得不避免回应两位相当亲近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完全漠不关心。所以，我没有和他们争论，而是选择保持距离。可以说，我们的友谊目前被暂时搁置了。

王菁：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不是一个容易经历的过程——我的意思是，要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坚持一种智识立场。

AI时代的友谊

王菁：如今，因为距离的缘故，维持和发展友谊已经很难。但与此同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ChatGPT等各种聊天机器人的出现，似乎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友谊形式。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都越来越习惯与非人类智能体（nonhuman agent）在线聊天，很多人也对它们产生了很强的依恋。您会把这种关系称为友谊吗？或者，您认为这种沟通会对友谊产生什么影响？

麦克·杰克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主体间性，那么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算是一个主体（subject）吗？是一个人的主体，还是仅仅能够模仿主体、制造出主体的表象？我没有现成答案。

但我认为，所有关系都有一部分来自想象，也有一部分来自现实。即便是在我们与所爱之人、与亲密朋友的关系中，我们也会以某种方式想象他们，同时又对他们真正的利益和需求有很现实的认识。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也是如此，对吧？其中包含大量想象，但也一直伴随着现实检验。

另一种对我很有帮助的思路，是回看过去的技术如何影响人类。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生活，看看火的使用和金属加工的影响，之后再看印刷技术、蒸汽机和内燃机。这些技术革命都曾让人们从根本上怀疑人类前进的方向，也让人们非常担忧。在新技术面前，社会正义、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和共同体是否还能维持？但总体而言，人类似乎还算顺利地经历了这些变化。人工智能是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东西，我确实不知道。

王菁：谢谢您坦率的回答。我承认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过，您刚才提到了想象中的朋友，也谈到了宠物——您的书中有专门一章写宠物以及人与宠物的关系。我很好奇，您是否把聊天机器人看作类似猫狗那样的一种主体？还是说，它们的主体性可能完全不同？

麦克·杰克逊：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类比，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想象力显然都参与其中。你会想象宠物像人一样回应你；你也会想象数字设备像人一样友好，愿意回应你。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什么与人性相容、什么与人性不相容”之间划出非常明确的界限。

当每天都有政治政策强加到我们身上时，这种判断反而容易一些。我们很容易看出某些政策与公共利益并不相容。但当我们讨论养宠物或者使用人工智能时，就没那么容易作出判断。

王菁：是的。我们可以沿着这些问题一直钻进“兔子洞”，因为我总觉得，“什么是主体”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在我看来，不只是宠物，动物也有想象的能力，只不过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至于人工智能，我不知道它是否拥有想象力。对我来说，即使想象力不完全是人类特有的品质，至少也是有感知能力的存在（sentient beings）所拥有的品质。但我不知道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这个“兔子洞”我们先暂时放下。

想象友谊的未来

王菁：您的书不只是一本实用指南，也像是一张充满想象力的路线图，帮助我们去想象友谊可能是什么，以及友谊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意味着什么。以您的理解来看，在今天的世界里，哪些因素对建立友谊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如何维持、培养友谊，甚至如何告别一段友谊，您有什么建议？

麦克·杰克逊：我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政治问题。在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如果两个人的生活处境差异极大，甚至根本无法相容，我不认为我们还能轻易用“友谊”来描述他们的关系。

在十九世纪，说工厂主可以与工厂工人成为朋友，是很荒谬的；说贵族家庭成员可以与家中的仆人成为朋友，同样荒谬。但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些不相容和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大。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友谊的可能性。

所以，尽管我一直主张跨越文化界限的友谊是可能的，但跨越这些阶级区隔的友谊会变得困难得多。不过，正如您知道的，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里，这似乎又是可能的。

王菁：但那说的是异性恋爱情，对吧？

麦克·杰克逊：是的。

王菁：那么，您真的没有什么建议或诀窍吗？

麦克·杰克逊：没有。我只是觉得，人们会坠入爱河，会结交朋友，而且还一直在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非常珍惜我们今天这场友好的交流，也希望以后能继续保持联系。我认为，学术生活是人们相遇并找到共同基础的地方之一。与政治世界或大商业相比，在学术生活中做到这一点或许更容易。

王菁：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您讨论这本书以及您的其他作品，也感谢您分享这些年来关于友谊如何形成的持续思考，以及您自己对友谊的实践。

作者

麦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出生于新西兰的人类学家、作家，任教于哈佛大学神学院世界宗教学系。已经出版三十多本作品，包括诗歌、小说、人类学著作以及回忆录，因其在人类学写作方面的创新、在学科中率先使用现象学和实用主义方法以及对存在主义人类学和宗教研究的贡献而闻名国际。

译者

李昊

译者，撰稿人。长于四川藏区，现居成都，自由译者及撰稿人。

已出版译作超百万字，包括《杀手来电》、《杀手的影子》、《街角》（入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凤凰网读书2023年度推荐图书、探照灯好书等多个榜单）等。

全文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友谊的政治

第一章 友谊的绿洲

第二章 友谊社会

第三章 没人是一座孤岛

第四章 田野调查中的友谊

第五章 人类最好的朋友

第二部分 私人友谊

第六章 选择性亲和

第七章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第八章 童年友谊

第九章 幻想的朋友

第十章 萨罗尼克湾

第十一章 一个士兵的故事

第十二章 己身的他者

第十三章 一根辫绳，从源头到餐桌

第十四章 朋友和家人

第十五章 后视镜中的物体（比它们看起来更近）

第十六章 岩柱山脉

第十七章 爱和友谊

第十八章 虚构的友谊

第十九章 重逢

尾声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本文为原创访谈，若要转发，请在本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邮件联系。

见字如面！

自从换了一个电讯平台后，我们也躺平了一阵子，不知不觉也躺过了小结三周年的日子。既然如此，就默默（公开）许个愿，希望新的一年能躺着把通讯写了，每月/俩月一次（不想卷，卷不动）。

为了小小纪念一下三周年，下面即将送上两份（对的，不是三份）公共人类学阅读清单。另一个分享的契机也是由于结绳志的两位编辑安孟竹和曾毓坤此前参与了一场以“人类学知识生产与公共人类学”为主题的圆桌论坛。这次论坛并非为了定义何为“公共人类学”，而是希望抛出各种线头，牵引出更多学院内外关于人类学公共性的反思、对话、写作和行动。

回顾| 一场关于「公共人类学」的讨论

如果公共人类学得以成立，David Graeber (1961-2020) 的突然离去是这一领域能构想到的最大危机。而我们并不想把这位了不起的有机知识分子封装在仪式性的悼念里。截至目前我们共发布了十三篇文章，包括中译整理一篇，文论翻译八篇，评论与悼词四篇；这个清单之后还会继续增加。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文论翻译」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念与思」

邀请函：纪念格雷伯的嘉年华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格雷伯与科层中国：从《规则的乌托邦》说起

除此之外，“全球运动”也是我们长期深耕的板块。今年七月起，结绳志刊出了一系列关于此次法国暴力抗议事件的译文，通过媒体与法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对话，来揭示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移民政策、警权等长期存在的问题。

杜贝：隔都化、郊区青年与一再发生的暴力冲突

特龙：贫穷与不安是底层男孩们具体可感的现实

无休止的猜疑对底层街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重若千钧

法国从来没有解决后殖民时代移民遭遇的歧视问题

法桑：一支反共和主义的警察队伍？

巴奎：城市政策官僚化，社团组织筋疲力尽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直接在我们的网站tyingknots.net上的分类目录中直接寻找“公共人类学”标签，直接搜索即可。或者，你可以像我如此这般的懒惰，直接戳👇以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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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标签🏷️并不能完全囊括我们对于人类学公共性的认知和理解。正如结绳志编辑安孟竹提到：

‘公共人类学’这个词会衍生出各种问题，譬如到底‘公共’的意思是什么？‘公共人类学’究竟是让人类学更加走向公众，还是让人类学来回应公共议题，亦或是以‘公共’的方式来做人类学？由于人类学本身的知识任务也在不断变化，这个范畴其实很难界定。

如何定义公共人类学见仁见智，你觉得公众人类学意味着什么呢？

希望能听到你的声音，也希望小结在新的一岁里，能从更多维度产生新的联结、思考和实践。

十月回见！

2023年9月16日

本期责编：王菁

先祝开工大吉！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和小结一样在关注“胡鑫宇案”呢？

2023年1月29日，江西少年胡鑫宇失踪106天之后，他的遗体在距离学校附近的金鸡山上被发现。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公布了他在那只此前引发无数猜想的录音笔里留下的遗言。

随着死因的公布，这场掀起种种质疑、持续发酵几个月的失踪案在“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层面上落下了句点。为了证实自杀的结论，小胡同学流露着绝望情绪的笔记被放出，而他结束生命的选择也被归咎为“因学习成绩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之人际关系、青春期冲动带来的压力，造成了他失踪前的心理状态失衡”。

在事件即将平息之时，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微博发布了《胡鑫宇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一文，再度惹来骂声一片。人们愤怒于这篇“鸡汤文”对逝者的道德说教、亲情绑架，认为它既体现不出心理工作者的共情力，又把教育制度、学校、社会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若官方信息属实，小胡同学的痛苦感确实由来已久。尽管少年的心事已不可追溯，但他不被重视的日常孤独与决绝的选择，让我们望向了他身后，中国腹地无数个萧索的铅山县里，许许多多和小胡一样的留守少年。

与城市同龄孩子相比，留守少年的内在世界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虽然中国的打工潮让“留守”变成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高速发展的都市经济究竟怎样改造了基层家庭的日常？又给这些人口外流、经济凋敝的地区的孩子带来了怎样的情感代价？却少有追问。

2021年2月，结绳志推出了《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一书作者Rachel Murphy的访谈。这位长期关注留守儿童的学者谈到了从1990到2010年代，打工家庭教育期待的变化：

在90年代中后期……农村父母在儿童教育问题上的态度是认命的。他们往往认为由于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有限，如果孩子不想读书，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初中就辍学到城里劳动力市场去打工。……到了2010年代，大多数农村的成年人都渴望让他们的孩子过上体面、不用再干农活的生活。他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移居到城市挣钱，进而赚取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在城里买房的钱。……虽然农村学生很少能考上名牌大学，但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些农村孩子成功的传说。当孩子还在上小学，还没展现出擅长考试的本领时，农村的父母就敢于设想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少数幸运儿，能够从干苦力中解脱出来。但父母对教育与日俱增的期待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打工家庭对留守孩子无人管教的恐慌催生了县乡中小学普遍的寄宿制度。在寄宿学校里，教育者们倾向于用严格的身体管理、苦行僧式的刷题生活来“管住”这些远离父母的学生们。此外，Murphy还提到：

家庭和学校努力给孩子灌输了一种代际偿债的意识，他们需要通过勤奋学习和表现良好来偿还这些照顾。这样，孩子和成人相互捆绑，跨越地域为生存奋斗。

然而“读书成才”的神话难以打破根深蒂固的城乡不平等。Murphy访问的许多青少年都自嘲式地回忆过小时候因思念进城务工父母而产生的烦恼，或是通过努力理解父母来释怀他们因被“丢弃”而积累的怨恨。

然而，这些被迫“懂事”的孩子们能否真正消化这些烦恼和怨恨，实际上取决于“初升高”的转折期他们对自身前景的看法：若考上好高中，便看到了摆脱做工命运的出路，从前父母外出赚钱的“牺牲”也成了“值得”：

一些考上了梦寐以求的高中的青少年认为是父母的牺牲给了他们机会，他们更容易与过去留守的经历和解。但当“父母-子女”奋斗模式所承诺的前景难以实现时，青少年们有时会认为是父母的迁徙让他们前途灰暗。

当“鸡娃”的海淀妈妈打造了奇观一般的城市育儿图像，Murphy的发现提醒我们，在县乡、农村，留守少年们承受的学业和精神压力也一样不容小觑。在家人眼中，选择结束生命的小胡同学，就像Murphy访谈过的许多少年一样“乖巧”、“懂事”、“上进”，但在不被看见的生命暗面，或许他也和他们一样孤独、痛苦、无助。

“胡鑫宇案”以自杀定谳作结后，上海有学校开始要求学生签署《不自杀承诺书》，另一些学校则紧急引入了危机心理干预制度。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关怀重新被纳入系统治理的逻辑之下。然而这些介入措施究竟效力如何？对和小胡这样的青少年来说，怎样的心理支持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在2021年世界精神健康日的一篇旧文中，小结介绍了人类学家Lisa Stevenson关于加拿大应对因纽特青年自杀问题的研究Life Beside Itself。Stevenson把国家建立的因纽特青年自杀预防制度斥为一种机械化、官僚化的“匿名关怀”。国家在乎的只是因纽特青年作为加拿大公民的“活着”，却并不在意他们“想要如何活下去”。Stevenson指出：

在全球的自杀预防项目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匿名关怀的逻辑，这些项目首先试图定义所谓“高危人群”，并提供一套让志愿者远程应对“自杀危机”的协议，而不必直面他人存在的焦虑与苦痛的特殊性。……更为讽刺的是，这种干预方式在呼吁有自杀倾向的青年求生的同时，也不断地将他们询唤到一个“有问题”的主体位置上，去确认他们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因纽特青年们要如何在另一种生活制度中重建自我？

或许不能把留守少年的生活类比为因纽特人遭遇的殖民主义历史损毁。但Stevenson的质问确实切中了当下种种青少年“自杀预防项目”的弊病。胡鑫宇们需要的并不是那无用的“五分钟”，而是对苦痛的肯认，对未来的希望，对存在的救赎。这一切都需要个体与系统层面共同的沉思。

最后希望大家照护好自己，也照护好身边的人。

2023年2月11日

本期编辑 ｜ 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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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志诞生于全球疫情此起彼伏的2020年。

2021年5月1日，小结与你分享了第一期newsletter，也是我们在拓展联系方式和内容上的一次全新尝试。

疫情，三年。

在Revue上，我们目前已经有4468位订阅者，发布了28期公开内容，还有第29期内容由于某些不可知因素，一直未能通过Revue的内部审查，因此，这一期成了Revue第30期，也是Substack上正式发布的第一期。（Revue上的第30期也无法发出，因此我们选择了用Substack来发出这一期）

2022年12月22日，这是小结通过Revue与你分享的最后一期newsletter。不过，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Revue当下的母公司是推特（Twitter）。2021年1月，推特收购了Revue，旨在将newsletter与推特内容有机结合。2022年，Elon Musk收购了推特。短短几个月之后，推特宣布正式关闭Revue。2023年1月18日起，这个站点的所有内容将被删除。

但是，我们的联结不会被删除。

在第一期newsletter中，我们就写过：

当不确定性已成生活常态，书斋或田野均不能幸免，唯有行动起来，才能一起寻找对抗虚无的力量。幸运的是，结绳志的朋友和读者一直在以各种形式，将人类学的思考转化为行动， 并且在行动和思考中产生更多联结。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结能继续陪伴你，用人类学的视角，探索不同世界，在面对不确定的人生时，找到更多伙伴，共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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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新的一年，我们都可以不要在彷徨，可以不明白，可以拥抱身边的朋友，可以有迎接改变的勇气和力量！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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