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最盛行的解释是所谓“挑战-回应”模式，而闽粤作为“海洋中国”的代表，被认为是相对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变迁过程，这又常常归结为本地文化与中国这个农业文明有所不同的“海洋小传统”。

表面上看，福州倒也契合这一叙事：它早在明清时期就是对口琉球王国朝贡贸易的唯一门户，在近代又是第一批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马尾的船政学堂还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大量现代知识、技术、工业就是由此输入的，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就是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福州不但早有近代工业基础，而且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地处东南沿海的开放前沿地带，按说也“得风气之先”，似乎它的经济繁荣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如果深层次来看，就会发现，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变迁所呈现出来的面貌要复杂曲折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能让人看到中国现代化在各地的差异，也体现出这个传统文明在艰难转身中的矛盾挣扎。

中心保守，边缘活跃

两千多年来，福州一直是福建首府，城址也从未变更，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地理位置在传统时代实在是太好了：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小盆地里，三面环山，南濒闽江，而不远处的闽江入海口还有两山夹江对峙，这种相对封闭的壶型使得它既享受易守难攻的安全，又能对外通达，而东南水口隐喻财源，按传统宇宙观来说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教育学者张文质是世代居住在此的老福州，他的祖先晚唐从河南迁居福州长乐，一千两百年来村庄都没变过，前些年还曾在祖居地出土始祖张睦的墓碑，载明原籍光州固始（这是很多福州家谱记载的祖籍地）。他强调，由于远离战乱，福州的城市文化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福州的历史发展是有张力的，呈现为一种‘积极的惰性’：一方面有超稳定性，创新也是在稳定基础上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先民逃难的记忆似乎又刻在骨子里，使福州人本能地对风险有警觉预判，情形一旦变动就会往外逃，寻找新的机会。”

事实上，当近代第一次打开国门时，福州的反应是相当保守的。1842年《南京条约》确立的“五口通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上海开埠最顺利，而福州的抵制最为坚决。时任闽浙总督的刘韵珂暗中阻挠本地商贾与外商往来，1845年福州外贸额仅37万元，恶名远扬，1846、1847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入港。直到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上海的茶叶贸易，清政府被迫解除福州茶禁，当地外贸才得以兴盛起来，短短十年，福州进出口总值在11个通商口岸中就上升至第三，仅次于上海、汉口。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的福州城市发展，并不像有些地方那样是从中心向外“摊大饼”式地扩散（例如北京、西安），又或是城外的新市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中心（例如上海开埠之后就是租界“十里洋场”繁华很快凌驾于老城之上），而呈现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模式：老城从未被废弃，也未被取代，而是先在城外濒临闽江的台江一带依托水运发展出商业区，然后在开埠之后又在更远的南台岛上围绕着外商居住区建起一片新城区。从老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三块区域互不相连，直到1980年代初，现在已是福州市中心的五一广场那儿，当时居然还有农田，因为它刚好位于福州老城的南门外。

1941年日本绘制的福州地图，这一基本城市形态，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初

当社会发生变动时，最先抓住机会的，往往是那些边缘人。船政学堂早期招募到的，大多都是贫苦子弟，因为在当时这是被那些走“正途”的士人所不屑的。一位高校教师告诉我，她是疍民后代，这些水上居民长期遭福州城里人歧视，蔑称“曲蹄仔”（指他们在船上生活，天生盘腿而坐），直到她父亲那一代才上岸居住。其父1950年代生，部分是因为世代渔民，他年轻时就当了船员，同事也多是长乐、连江、马尾亭江等福州郊外籍贯，由于远洋航行各地，他不但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还经常收听美国之音，“一直说国外好，很早就不许我们兄妹三人入党，现在入党的只有我姐夫，因为在银行”。

像很多地方一样，福州城里人也偏好体制内的稳定生活，未婚女性如果是教师、公务员这样的工作，哪怕收入不高，但在福州人看来就“特别好”，在婚姻市场上很抢手。说到这，一位老福州跟我感叹：“省城安逸，所以福州城里人大多小富即安、谨小慎微，但底下原本很穷，就比较拼。”

确实，近三四十年来，福州经济最活跃的部分，其实大多是在外围、边缘兴起的：即便撇开那些黑灰产业不谈，长乐人做钢铁、福清人开加油站、平潭人打隧道，都闯出了一片天地。福州最出名的企业可能就是福耀玻璃了，但它其实也在福清，曹德旺最初于1983年承包的异形玻璃厂还是在偏远的高山镇，距离福清城区都还有40公里。

经济数字也可见到福州的经济格局并非“向心集聚”：2000年这座城市的GDP刚突破1000亿（1003.27亿），其中市辖区464.10亿，还不到一半；即便后来城区扩张到了长乐，但这一格局长期未变，2024年底福州全市常住人口850万，市辖区不到一半（421万），GDP也只占不到六成（14237亿中的8517亿）。这种“多中心分散”的布局，使城区和郊区在经济上享受到几乎同等的发展机会，和全国普遍的“城乡二元”格局形成鲜明对比，在省会城市中尤为特殊。

在此，或许最重要的是：当边缘兴起之后，新旧之间并不是走向冲突（旧核心不能接纳新暴发户、或新势力彻底消灭旧传统），而表现出一种相互适应的灵活调整。尽管老一辈福州人还记得各郊县当年如何贫穷，但福州城里人对长乐、福清、连江这些地方通过偷渡赚到钱既没有表现出嫉妒，也没有蔑视他们都是靠不道德的非法手段获得的，倒是津津乐道“福清乡下过年时豪车多得吓死人”、“十几年前长乐、福清婚礼上都是直接发钱，最后一盘上来就放一个手机”这些都市传奇。

我岳父的两个外甥，高中没读完就去泉州了，从PVC管生意起家，最后还开了自己的小工厂，赚到钱后，兄弟俩过年时在酒店宴请家族里所有人，老人们都竖起拇指夸他们“好本事”。有一年春节，在福州的菏泽小区，我居然还看到有戏班子搭台唱戏，一问才知，是社区里有人在外赚了钱，回来出钱请老人们看闽剧。这种事在上海绝无可能，不仅因为上海作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城市社区邻里之间没有这样紧密的社区感，而且即便发财也只被理解为个人成功，并不寻求社区认可。

然而，这种社区认可，对经济发展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福州人哪怕也像很多国人那样向往体制内的稳定，但“官本位”意识和权力的存在感在这座城市里不强，只要你有本事赚到钱，不论你的出身、学历，甚至也不论你是通过什么手段赚到的，似乎都能得到社区认可。这种经济成功带来的声望，本身就是许多人发财致富的强大动机。

福州不着急

与世人眼里“开放”的沿海城市不同，福州社会其实偏保守而非进取，安逸而富庶的生活恐怕是大部分市民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虽然他们也多少知道一点长乐、福清等郊区人去海外闯荡的传奇故事，但那大体上被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的谋生方式，而不是值得向往的人生机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部分人“走出去”闯荡世界赚来的钱，倒是反过来强化了本地社会的保守心态，因为既然有外部的汇款源源不断流入，那就意味着不需要改变现状，生活也能过得下去。当有些城市因为国企改革而长久面临“下岗潮”带来的种种问题，又或为产业结构转型而陷入痛苦时，这个幸运的“有福之州”却几乎都不需要面对：它本来就没什么国企包袱要甩，新产业的兴起也不需要触动原有的核心。其结果，福州人并不认为现代化就必须推倒原有的文化传统、改造权力构造，因为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发财。

由于这一切都太顺利，不需要去痛苦地反思并推动结构性改革，很多人也就不认为有必要积极进取，毕竟他们的日子远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一位福州本地的文化学者在和我谈到这一点时断言：“福州人缺乏交往的主动性，总体上很内敛，安于现状，很容易有强烈的满足感和知足感。”

与这种保守心态相匹配的是，尽管经历了毛时代的政治风浪，但福州人对传统文化大体保留着一种温情的敬意，老一辈尤其保留着浓厚的宗教信仰。福州的各种宗教场所多如牛毛，各种信仰相安无事，其密度之高、信仰之多元，在中国城市里实属罕见。哪怕是路口的小神庙，也都收拾干净，香火旺盛。这种精神寄托，本身也为经历社会变动冲击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

一位刚到知天命之年的福州人说：“福州寺庙多如牛毛，我的同学们都会去烧香。像我妈这一辈就更是了，她就靠这获得精神寄托，对她来说仪式感很重要，这里拜拜，那里拜拜。不止老百姓信，官员也信，鼓山涌泉寺的香，听说头炷香都是省委领导的。你要说信几分，这就不好说了，正面的未必，负面的事肯定归咎于上香不好，‘为什么没成，因为在西禅寺乱说话了’。”

这种信仰甚至影响到了城市建设，当国内城市大拆大建时，福州这里却有一条不成文的默认规矩：拆迁不拆庙，因为怕报应，实在不得已就迁走重建，但这样似乎就不灵验了，因此也遭到普遍的抵制与反对。

在各地城市扩张的浪潮中，福州相比起来慢一拍，虽然城区人口在2020年就已突破350万，但在福州人心目中，福州仍然不是个“大城市”，宁愿它“小而美”。时至今日，福州人都还普遍觉得距离市中心10公里就已远得不得了了，仿佛出了这个圆圈就不算是“福州”了。2003年福建省立医院金山分院开张，虽然距离本部也就9公里多，但很多医护人员都不愿意去那上班。加上福州的教育资源集中在鼓楼、仓山两个城区，很多家庭更不愿意外迁，三江口的新区高楼林立，但晚上根本看不见人。

这种心态也体现在饮食习惯上。福州人在满足口腹之欲上很舍得，“佛跳墙”就是远近闻名的地道福州菜，闽菜能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就是因为在这里有个特殊的小生态，也有人愿意消费。和上海这样的开放都市里各种菜系多元繁荣、本帮菜反倒边缘化的样貌不同，福州人对外来菜系的接受度不高，尤其是重要的婚丧场合，普遍偏好本地菜，海鲜被推认为是最上档次的。

在本地有句家喻户晓的俗语：“七溜八溜，不离福州。”福州人即便发了财，但仍然喜欢住在老城区，也仍然喜欢闽菜，还是在那个熟人圈子里，在生活方式上与普通市民并没有形成鲜明的区隔。换句话说，他们还在原有的那个传统里，而不是跳出来建立一套新的秩序，乃至摧毁那个传统。

一位老家福建尤溪县的公司职员说，她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不满足于那种“一眼能望到头”的人生，夫妻俩一度去南宁、深圳打拼了十年，因为遭遇经济下行的冲击，不得已调回福州来。她发现，相比起南宁，福州人的收入明显更高、分化更大，赚钱的机会也更多，她孩子就读的幼儿园，常听家长们说起要去美国、日本，而且绝无炫耀之意，完全是稀松平常之事。尽管在她眼里，福州的城市缺乏美感，福州人为之自豪的滨江绿地她也看不上，但她发现福州的公共设施做得好，江滨公园有直饮水，承认“福州的开发比南宁至少早十年”。

然而，在福州这里，其实常常是“福州人有钱”，而非“福州市政府有钱”，由于财政收入相对而言并不算高，本地政府很难像一些更强势的地方政府那样大刀阔斧地推进城市建设，而更多把心思放在一些“惠民措施”上，特别是公共交通：福州公交相当方便，不但公交线路全覆盖、费用低廉，还经常推出优惠措施，例如：春节期间地铁、公共汽车对包括游客在内的所有人全免费；本地大学生周末免费乘坐公交车；外来人才凭“新福卡”可在三年内免费无限次乘坐地铁公交。这确实赢得了很多人交口称赞，也需要地方财政补贴公共事业，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市政府可动用的手段有限。

在福州民间，对政府最满意的地方与其说是它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倒不如说是推动建设了一个宜居城市。在这些年的政府举措中，广受欢迎的一件就是福道（2015-2017年陆续建成），这条绵延19公里的高架步行栈道，没有任何红绿灯，可以让市民们安全无虞地穿城而过。虽然建设成本从未公布，但据估计不会超过4亿元，收获的口碑却超过了许多更花钱的大项目。

在这座城市里，市民们期待的并不是那种“推倒重来”式的激进变革，倒不如说是“维持安稳”之下的渐进改善。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曾讽刺说，典型的英国式抗议中，振聋发聩的呼喊其实不外乎如下两条：“我们要什么？渐进改革！我们要什么改变？按部就班！”尽管福州人肯定与英国人有着诸多不同，但就这种保守心态而言，倒是异曲同工。

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并不高，因为只要他们在不需要怎么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就能生活得不错，而且完全有能力自己赚到钱，也就不像一些地方那样，期望政府能肩负重任，引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人们潜意识里期待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就像是“忒修斯之船”的隐喻所表达的那样，每年换一块木板，渐进改变，直到所有木板都更换过了，但船还是那条船。

改变如何发生

如果一直能稳中有变，那倒也不错，但中国社会的现实，常常正如《爱丽丝镜中奇遇》里红皇后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你必须用力奔跑，才能使自己停留在原地。”

单看经济增长数字，福州的表现何止不错，甚至堪称相当亮眼，然而相当特殊的是，这种经济成长却并不能带来城市面貌的显著改变。这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福州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依靠政府大规模举债来兴建大型工程、工厂，而主要取决于自发的市场力量，特别是数字经济和零售业。2018-2025年这短短七年时间，数字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从35%飙升至56%，可谓惊人，然而，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不同，其行业特性不需要雇佣大量人力。

中国各地狂飙突进的城市化，通常主要依靠两点：一是大规模、高强度的城市建设，推进大型公共项目和房地产开发；二是产业集聚，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不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也拉动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税收。而最终，这两者都离不开外来移民涌入，因为无论是城市建设、工厂企业，还是新城区的服务业，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这些落户的新市民，往往又是楼盘的主要购买群体，对他们来说，在城市里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是“进城”梦想成真的最具体标志。

然而，福州在这两点上都表现并不突出。2025年，制造业在福州市GDP中的占比仅为22.6%，在29个万亿GDP城市中几乎处于最低之列，无法像珠三角的城市那样吸纳大量外来劳动力。当然，西安的制造业占比更低，但它作为西北五省区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腹地人口高达1亿以上，而福州所能吸引的流入人口，主要还是莆田、宁德、南平、三明等周边地市，甚至即使对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来说，福州也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在省内都还有厦门这个更具吸引力的去处。

数据来源：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各地公报

注：重庆是个特例，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省，重庆主城区人口的增长在这十年里也增长了超过20%

2020年之前的十年，是中国城市化最后的狂欢，而常住人口增长往往就指示着当地城市发展的蓬勃兴盛程度。2010-20年间，深圳市常住人口增加了惊人的68.5%，而福州只有不温不火的16.5%，除了经济不振、人口外流严重的东北三省省会，以及南京、济南这样省内竞争激烈的省会之外，福州算是相形逊色的，这与其经济表现形成鲜明的反差。

“新福州”主要在城市边缘，还远没有成为新中心。虽然在金山、梅峰、新店等这些新片区买房的，不乏从老城迁出来改善居住条件的福州人，但有些板块，像福州城区东南边缘靠近马尾的快安板块，有许多郊区的连江、长乐人在这买房，那儿距离他们老家近，既能自住也可投资，进退自如，但正因此，很多人并不期待在福州城里工作，只是想要就近享受这里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止在地理上，在心理上也仍处于边缘，尚未真正融入。

一位在外地读完硕士、正准备回来找工作的福州年轻人发现，在这里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福州本来就是政治文化中心，不是经济中心，大型企业极少把总部设在福州。福州在很多产业上扮演的是一个执行者角色，对年轻人来说发展前景有限。像中国旅游集团，在福州招募的都是财务等非核心岗位，和九江等三四线城市没什么区别。”

他父母都来自省内的内陆城市（分别是龙岩、南平），通过高考来到省城，毕业后就留了下来，进入体制内。福州毕竟是省会，公务员队伍不小，当年从省内选拔了不少优秀的年轻人才，他说自己从小生活的整个圈子“都是脱离乡土社会的”，但现在考公这条路也已变得越来越难。在本地人就业都难的情况下，对人才引进就更谨慎了，他承认：“福州相对保守，吸引移民有限。”

从表面上来，福州近些年一直在招揽人才，推出的人才服务项目“好年华 聚福州”，使大学毕业生落户福州变得很容易，满足条件的本科生还能领到1万元补助，很多人留下就是为这1万。2022年起，落户福州的大学毕业生可享受三年免费公交车乘坐，2025年又再延期至2028年，并享受一年人才公寓入住。对很多人来说，福州虽然没杭州那么大手笔，但这可也是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优惠，对一座小二线城市而言已经很好了。

那位从南宁回来的女白领也发现，985、211大学来福州工作，都可享受不错的福利，每年还有政府补贴，“对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比广西大很多”，但她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调回来发现很难融入福州土著的圈子，福州方言特殊，本地人的社交圈子也更多保留熟人社会的色彩，甚至阶层也不大一样，这都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而在南宁、深圳都没有这个问题。

问题还不止这样。福州在吸引人才上，是“外松内紧”的：大学毕业生落户不难，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非常严格，甚至可说是全国最严格的。从公开的政策文件看，其人才引进共分五个类别，但每年五类人才合计才引进100多人。了解其中诀窍的一位知情人说：“这其实互为表里：本地对高端人才需求少，所以在引进时才拉高要求，减少合格的报名人数，而这又反过来使得高端人才的需求更少了，因为来的人都只能嵌入在已有的结构里，很难像深圳那样通过自主创业，制造出更多人才需求。”

尽管现在来看，福州似乎太平无事，一切向好，但这背后是有隐忧的：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才发现在老家难以找到能发挥自己才干的用武之地，于是用脚投票，前往杭州和深圳。一位在加拿大留学读硕的年轻人假期回来，想找老同学聚聚，结果很遗憾地发现他们都在杭州。

这种不满已经在滋长，但看似奇怪的是，它之所以没爆发出激烈的声音，又恰恰是因为福州人有不止一条出路。这里的人不会“等、靠、要”，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期望政府为他们解决从摇篮到坟墓的种种问题，而惯于早早自谋生路。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整个福建省走高考升学这条路的人就不多，每年仅20万，甘肃、新疆、重庆这些人口还不及它3/4乃至2/3的省份，报考人数都更多，为什么？因为很大一部分人提前就分流了，做生意的、出国的，什么都有。要不是这样，福建每年高考考生会达到35万人左右。在福州，放弃国内升学、初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比比皆是。如果你想去海外升学或念AP课程，现在都有专门的辅导机构操办，但早期没有这些机构时，都需要家长来填写表单、申请，在这方面，福州人在国内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前些年的经济上升期，加上警方的打击，福州的偷渡风一度已减弱了很多，但在2022年疫情过后，近郊的亭江等地，偷渡之风又死灰复燃。仅在美国总统拜登任期的最后两年，传闻连江走线出去的就有多达惊人的8万人。现在经济下行，做生意亏钱，都说“做生意借不到钱，偷渡借得到钱”，因为你更有可能还钱。

不论如何，一个社会出路多了，自然会疏散不满，因为无数人已经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寻求自我改善的机会。多少年来，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既保守又进取、在封闭中开放的特殊样貌，使它似乎与世人印象中“大干快上、日新月异”的中国形象颇有出入，但事实上，它也在不断改变，只不过是以它自己的方式。

（一）身份的叠加

在文革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任何个人都不只拥有一种身份。一个人的政治机会、社会资源和人身风险，通常由多重身份共同决定。

个人的身份叠加方式因社会位置而异。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架空的假设：一个1966年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学生，可能同时具有以下身份：城市户籍者、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大学生、共青团员或预备党员、“新北大公社”成员等等。家庭出身影响其加入红卫兵组织的资格和政治立场的基础倾向，大学生身份将其置于运动核心地带，团员身份可能提供一定的组织保护（但也可能被动地赋予其更高的个人要求），所属派别的政治命运则直接关联了个人的安危——如此种种足以说明这些身份共同作用于该个体的运动经历。另一个例子：一个1968年被送往山西农村的上海知青——同样具有多重叠加的身份：城市户籍但实际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 “黑五类”家庭出身、中学毕业生、知青、在当地加入了共青团或民兵组织。首先影响其在农村的待遇和返城机会的就是家庭出身，而知青身份决定他的劳动内容、居住地点等，城市户籍则保留了理论上返回原籍的权利——而实际上返程只能等待政策，别无他法。

多重身份的叠加效应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承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家庭出身好、城市户籍、干部编制的党员，在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拥有最大的优势，在政治运动中也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一个家庭出身差、农村户籍、没有组织身份的普通农民，在上述所有方面的处境都相当不利。但中间状态的大量个案则更为复杂：出身根正苗红但户籍在农村的贫农子弟，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机会方面仍受制于城乡鸿沟；出身差但在城市有正式工作的工人，其阶级成分（家庭出身差）与本人成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之间显出张力；干部子弟在父母被打倒后，从优势家庭出身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城市居民变为下乡知青，原有的组织身份可能被撤销，多种身份同时发生了逆转。

（二）身份关联与非必然对应

某些身份之间存在较强的历史关联，但这种关联不具有必然性，更不是单一决定关系。将某一身份直接等同于某种政治立场或行为选择，在经验上无法成立——这也是对身份出现误读而产生一众刻板而浅显之理解的来源。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干部子弟与早期红卫兵组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早期红卫兵组织——尤其是北京中学系统最早成立的组织——主要由干部子弟发起和领导，他们对“血统论”的倡导与其自身家庭背景密切相关。但印红标（1997）和魏昂德（Walder，2009）的研究已经说明，干部子弟内部同样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父母在党内的派系归属、学校的具体环境、个人与工作队的互动经历，都会影响干部子弟的政治选择。将干部子弟简单等同于保守派，或以“出身论”反对者为代表的造反派，均沦为一种神学式的、对复杂历史过程的简化。

而工人身份与工人造反组织之间的情况类似。在上海，王洪文领导的工人造反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但上海工人群体内部同样存在政治分化和组织竞争。李逊的研究表明，不同工厂的工人因产业类型、企业级别、工资水平和个人经历等的不同，对运动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老工人与青年工人之间也存在代际和政治取向上的分歧。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同质的政治主体来叙述，同样也有忽视文革中工人群体实际分化的危险。

红卫兵身份与家庭出身的关联是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需要最谨慎处理的问题。1966年7—8月间，北京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确实以家庭出身为入会门槛，排斥出身不好的学生。随着运动向全国扩散和派系分化，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构成和社会基础趋于复杂。随着运动发展，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开始突破原有组织门槛，参加或建立新的群众组织。在此以前，一部分非“红五类”学生只能进入“红外围”等附属于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其政治资格和活动范围仍受到严格限制。1966年的《论红外围》以强无敌的革命气势写道，“红外围必须将自我革命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红外围的成员中很大部分是非红五类出身，我们的头脑中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革命就必须首先革自己思想的命，所以就要强调阶级烙印，不强调就是不革命！不首先革自己思想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就根本谈不上革命！！”而遇罗克的《出身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其批判对象正是那种将家庭出身绝对化的社会风气。

（三）名实之间：身份的错位

身份分类与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是文革身份制运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阶级标签与经济地位脱节是错位的典型形式。土改时期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到文革时期已经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集体化改造；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早已与贫农无异：土地被没收，财产被分配，家庭成员靠集体劳动维持生计。但由于阶级成分未被修改（四清时期的“复议”在部分地区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原有标签），这些家庭在政治上仍然被归入“阶级敌人”范畴，其子女在升学、参军和就业中继续受到排斥。蔡乐（Czellér，2022）指出，这种标签的“飘移”——指脱离原有经济基础而仅具有政治功能——是文革身份暴力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另一种错位表现为政治标签与个人实际行为之间的断裂。被划为“右派”的人可能在之后二十年中没有任何政治活动，但标签仍然保留在档案之中。被指为“反革命”的人可能仅仅是表达了对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或参与了某个失势组织的活动。这种错位反映出身份分类在文革运作中的一个特点：取代个人实际行为的描述或评价，而是主要映射政治关系和权力格局。承前所述，干部子弟身份的逆转代表了另一种错位形式。当干部父母在运动中被指为走资派、叛徒或特务时，子女的身份处境便有急剧逆转的可能，原有的组织归属、社会网络和资源渠道可能在短时间内瓦解，此类例证已经屡见不鲜。这种逆转说明，文革时期的身份优势，即使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出身／身份也不具有绝对保障。政治风向的迅速变化可以在短期内数次重构身份等级。

（四）身份的转换

文革身份制同时具有固定性与流动性。阶级成分、户籍和家庭出身是相对稳定的身份类别，通常不会因单一政治事件或个人选择而发生变化。改变户籍——特别是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需要通过极为有限的渠道；改变阶级成分更困难，正常的程序已经基本停滞，转而是由相对变动频繁的政策通知等传导作用决定个人的处境；家庭出身的代际传递进一步强化了这类身份的固定性。

组织身份和运动性政治身份则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个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加入或退出某个群众组织，可以被赋予或摘除某种政治标签。干部在运动初期可能被停职、批斗乃至关押，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干部陆续恢复工作，其政治身份也相应恢复。知青通过招工、参军或推荐上大学等途径改变职业和户籍身份，是其人生轨迹的关键转折。1978年后毛时代的大规模平反，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和“阶级敌人”被摘帽，真正从制度性上和叙事上进行身份的清除，是身份流动性最大规模的例证。

两种特性并存，赋予文革身份制以复杂的运作逻辑。固定身份为身份制的分类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和代际延续性，流动身份则使这一体系能够对政治局势变化作出即时反应，而这一过程是通过赋予或撤销标签来调整社会成员的位置和处境来完成的。李逊关于身份评定权的研究和印红标关于民间反思思潮的考察都说明，身份的可变动性既是国家实现政治控制的工具，也为主体提供了有限的策略空间：个人可以通过政治表现、组织归属等利益的计算来改善、保护自身的身份处境，而尽管这种空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之间分布极为不均。

余论：文革过后，岂止身份

关于身份问题的讨论，和基于身份的文化战争在当代已经屡见不鲜。甚至有言，身份认同危机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危机。身份一经制度化，便不再只是个人的自我说明。它会进入档案、组织与日常生活，成为判断、筛选乃至处分个人的依据。文革中的诸种身份彼此叠加，又随政治风向不断翻覆；昨日所恃，今日或为罪证，既有的荣誉也可能在新的定性之下顷刻失效。身份由此获得了一种超出称谓本身的力量，足以穿透所有社会关系去改变人的处境，也改变人与人相互理解的方式。

历史研究固然需要分类，但历史中的人从来无法被分类穷尽。将文革社会压缩为红与黑、造反与保守、干部与群众貌似“整齐划一”的二元对立，不过仍在重演当年的观察方式。真正值得追问的，或许正是身份如何被制造、被相信，又如何在人们的行动中发生错位和反转。制度以身份辨识个人，运动又借个人不断重写身份；两者循环相激，遂使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沉入无数人的生命经历。

在后毛泽东时代，旧有身份秩序开始松动。文革时期形成的许多政治标签随着平反、摘帽和政治路线调整迅速失去效力，社会评价也不再将家庭出身置于首要地位，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以降，市场扩展和体制外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位置，为社会流动留下了新空间，过去泾渭分明的干部、工人、农民以及不同所有制职工内部开始分化。尤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中计划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乡镇，维系城乡居民身份系列的前提条件日益减弱，这也“势必导致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创造了大量体制外的新就业位置。这些就业位置也意味着多种新的职业身份”（孙立平等，1994），而这些身份是原有的身份秩序无法涵摄的，因而产生了一种绝对“先赋”、强制的政治身份向相对“自赋”、较为自由的职业身份的转型，社会分层也由单一的政治分层转向政治与经济因素交错作用的格局。曾春满认为这种转型带来了新的“中间阶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地方基层干部以及重新获得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等群体上升；换言之，身份限制的松动扩大了个人向上流动的可能，也使社会结构从二元走向多元。

只是，身份边界的松动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从同一点重新起步。在这一过渡时期，身份秩序体现为一种新旧身份并存的交融交叉图景，而这又区别于文革及其他政治运动中单一政治身份内部的交错配置。孙立平对此有论述，“原有的身份系列及评价标准仍在起作用，……政治评价体系与利益评价体系的并存，导致人们身份系列与社会地位的多面性，也决定着人们在新的职业身份系列中的取向”（孙立平等，1994）。几十年间由户籍、单位、职业和政治位置分配出来的教育机会、社会关系、福利待遇和生活经验，已经沉入家庭和个人的生命历程；而在新时代，它们又以资本、知识、关系和职业起点等新形式参与塑造社会的分层结构。于是，后毛时代的变化更像一次漫长的改写：身份的撤销、壁垒的坍塌，但有些旧有优势或劣势则脱去原来的政治叙事，转而进入新的社会结构之中。

及至今时今日，身份认同问题又横生枝蔓。职业、户籍、单位这些旧日身份固然未退出社会生活，互联网与全球文化的流动又带来了性别、性取向、民族文化、亚文化等更多认同范畴。对成长于网络时代的Z世代而言，身份成为结成同类、表达自我和安顿个人位置的凭借，有时也反过来成为焦虑之源。而当可以选择和辨认的身份愈来愈多，如何定位自身有时也会变得愈发急切。昔日的革命闯将似乎无需争取也鲜少自发自觉地思考自己是何种身份，而当下困扰青年人的问题，则常常转向个体究竟愿意以何种身份安顿自身。

回望历史，文革中的身份制杂以定着与流变。它将复杂的人压缩为可供辨识的标签，又使人与人依照标签彼此观察、划分和处置。文革过去一甲子春秋，徂川已逝。灾难发端于身份对人的遮蔽，也延续于人对身份的执迷。文革过后，又岂止于身份。“凄清月色无今古，寂寞人间有死生”，世事几经流转，而分类、认同与排斥仍在以新的面貌进入历史，也进入人的生活。

引言: 帽子何以戴到人头上

后毛泽东时代的艺术作品为贴近决议的历史叙事，不乏对文革的揶揄与辛辣的砭刺。如老艺术家常宝华、常贵田的相声《帽子工厂》里有这么一段：江青这位“老妖婆”开设了“帽子工厂”，极尽制造身份之能事：大号的有“叛徒、特务、大军阀、反党分子、野心家、走资派”、投降派、修正主义、大恶霸”；中号帽子诸如“黑线人物、不革命、黑秀才、黑手、黑帮凶、经验主义、民主派、变色龙”；小号帽子则有如下几种：‌“绊脚石、墙头草、老好人、小修苗、造谣公司、传话筒、逆流、邪风、小爬虫。另有“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继承和发扬了革命传统的老干部”被说成是“党内走资派、民主革命派”，新干部则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名。不是领导的被识别成“混入群众里的坏人”，没调查研究倒成了“攻击领导”；顶一句嘴旋即被定性为“谩骂首长”。沉默为“暗中盘算”，闭眼是“怀恨在心”……总之落不得好，最终还是将你归责为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戏谑归戏谑，艺术效果当然反映了现实——文革的“身份制”也不外于此，并在上述相声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度尽劫波的老一辈中国人，对于“身份制”这一概念可能有些陌生，但他们绝对不会否认政治标签的存在。尤其在文革中，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几乎都被纳入一套复杂而严密的身份体系。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户籍、单位、政治面貌、组织归属以及运动中不断生产的政治标签，共同构成了个人被认识、评价和安置的基本依据。而这些分类并不肇始于1966年，也不会在文革结束时自动地消失：它们的形成、运作和后果，构成了理解文革社会的一个基本维度。

本文的问题意识部分受到堀敏一《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的启发，但两者所称身份制并不存在制度上的直接延续关系。古代身份制以中古国家法律确认的良贱身份和人身隶属为核心，强调先赋、世袭与等级秩序；新中国作为现代政权，其身份体系则表现为阶级成分、户籍、单位、档案和政治标签等因素的合同，固定中亦有变动。两者的可比之处，在于国家治理均借助身份分类定位社会成员，但分类原则以及决定因素存在巨大且本质的差异。

有关文革身份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只是长期分散在不同议题之下。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文革的政治过程、群众组织和派系冲突，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以及国内有关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已经充分展示了阶级出身、干部家庭背景和组织归属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此后，社会史研究将视线逐渐移向文革以前形成的制度结构：高华对1949至1965年政治分层的考察揭示出阶级出身如何由土地改革中的经济分类逐步转化为国家主导的社会分层机制，王爱云以“身份社会”的概念概括阶级成分、户籍、单位、档案和政治面貌的共同作用，金大陆则通过住房、就业、婚恋、票证等日常环节展示了政治身份如何渗入上海城市居民的生活处境——这些研究共同说明，文革中的身份区隔不是运动中突然出现的，而是建立在前十七年制度积累之上的。

这一转向进一步推动了对阶级成分、户籍、单位、档案和政审制度的研究。程铁军&塞尔登、吴晓刚等人揭示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身份差异；郭心钢等人的基层档案研究说明阶级成分在土改完成以后仍能经由复议、登记和政治运动持续发挥作用；蔡乐（Czellér）则将地主、富农身份的永久化和代际延续置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阶级政治的演变中考察。与此同时，葛剑雄等有关政审和档案的回忆与研究，也使家庭出身如何进入升学、就业和组织发展的具体过程得到呈现。

现有研究已经揭示了构成文革身份秩序的若干关键部分。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围绕某一种身份或某一项制度展开，将多种身份纳入某个较为统一的分析框架的尝试尚不充分。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文革身份制”，并试图给出它的概念边界；第二，文革时期主要存在哪些身份，可以作出怎样的类型划分；第三，这些身份之间如何叠加、错位和转换，共同作用于个人的实际处境。另，本文尚属初探，不追求穷尽所有身份类型，也不试图构建庞大而空疏封闭的理论体系。研究重点在于提出一个能够统合既有分散成果的初步类型学划分方式。

一、身份从何而来：文革身份制的概念与前史

（一）何谓身份制

先为身份制做一个简单的概念限定。本文所称“文革身份制”，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国家（包括中央到基层的党政机构）、单位组织、政治组织及群众组织通过分类、登记、审查、评价和资源配置，对个人及其家庭进行持续定位，并据此影响其政治资格、社会机会、资源取得和人身处境的一套制度安排与实际操作。

这一概念关注的核心并不在于个人的“身份”是否具有统一、完备的正式制度规定，更关注它能否在一定时期内被反复识别、调用并对个人在政治运动或日常生活中产生持续影响。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户籍、职业和单位身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党员、团员、红卫兵和群众自发组织成员等身份依托的是组织资格；“走资派”、“当权派”、“反革命”等标签则产生于政治运动的具体过程当中。它们的形成和持续性各不相同，但共同影响到个人在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位置。

本文使用“身份制”这一概念试图考察这些分类如何相互联系、彼此叠加，并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发生变化。其范围限于具有较强社会辨识度、能够被组织或群体反复使用，并对政治机会、资源分配或人身安全产生实际后果的身份。

（二）前十七年（1949—1966）身份秩序的积累

文革身份制形成于1949年以后长期的制度积累。这一时期，共产党政权通过土地改革、政治运动、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档案政审制度，逐步建立了一套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多维分类体系。

首先，土地改革和随后的阶级成分划分建立了基础性的社会分类框架：1950年8月，政务院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生产资料占有、劳动方式和剥削关系为依据，将农村人口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此种分类最初服务于土地再分配的政策目标，具有明确的经济计算依据，比如剥削量占总收入的比例、雇佣劳动的天数等量化标准。但这一分类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经济性的：划分过程中，诸如诉苦会、群众评议和干部认定等程序将经济标准与政治态度、群众评价和道德判断强力地绑定在一起（而这也是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实践与操作中的经典叙事）。更关键的是，成分划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并未撤销，被转入档案，由此成为长期有效的政治身份。高华对此有论述：“执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社会成员不断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划分和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并将“这种强调阶级出身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员政治类别的原则”称为「阶级出身论」。

“十年几见海扬尘”，前十七年直到文革，屡次发生的政治运动不断强化和扩展了这套标签体系。1950—1951的镇反运动在阶级成分基础上增加了“反革命”类别。1955年的肃反运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将政治审查的范围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反右运动（1957）制造了大批“右派分子”，将政治标签的效力扩展到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体。四清运动（1963—1966）通过“重划”和“复议”，使一度相对固化的阶级分类重新进入基层政治生活，并为文革时期的扩大化处理提供了经验。蔡乐（Czellér，2022）的研究表明，阶级标签的永久化和世袭化在1957年和1962年两个重要转折点经历了强化——反右之后，阶级出身在政治评价中的权重显著上升；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之后，已经淡化的阶级标签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

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身份结构也参与决定了身份制的形成。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城乡户籍区分，将全体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程铁军与塞尔登（Cheng & Selden，1994）指出，这一制度的深远后果是创造了一个以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农村人口被一定程度地限制在农业部门和乡村空间，城市人口则享有国家提供的粮食供应、就业安置、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户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先赋的：子女通常随母亲落户，农村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的渠道极为有限，并且受到严格的名额控制。

对于管理而言，单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使得身份分类得以落实。城市居民被纳入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单位不仅提供工资和福利，还管理个人的政治学习、档案记录、婚姻审批和外出证明；包括个人履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鉴定和历次运动中的审查结论等的人事档案，成为身份信息的集中载体。而政审制度将档案中的身份信息转化为升学、就业、入党、参军和干部选拔的具体依据。据葛剑雄回忆，文革时期的学生政审通常从父母单位档案中摘录家庭出身、政治面貌、主要社会关系和审查结论，并将材料装入学生档案，随本人转入下乡、就业或后续学习单位。相关档案学生本人根本看不到，却实际影响其发展机会。这些材料往往“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被打入另册”。方长春等（2013）的定量研究进一步证实，家庭出身对教育获得和干部地位获得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持续存在。

至于产生身份固化的原因大致涉及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制度层面，身份被写入档案、户籍和组织记录，改变阶级成分需要经过基层组织申报、上级审批和群众评议等复杂程序，所以这种身份制具有长期且难以更改的效力。意识形态层面，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共产党制造的斗争哲学为社会成员设定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每一个人必须在“人民”和“敌人”之间占据一个位置，不存在中立空间（似也与施米特不谋而合）。中岛圣雄（Nakajima，2015）从福柯理论出发，将这种分类机制视为一种现代治理术——通过不断划分“我们”和“他者”，国家得以维持政治动员的持续性。社会文化层面，家庭连带观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极端表达使父辈的政治标签向子女延伸。这种延伸不完全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即使在政策层面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基层操作中也长期存在以家庭出身推断个人政治态度的惯习做法。

到文革爆发前夕，以上各项制度因素已经共同构成了一套覆盖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多维分类连续统。文革在这些制度基础上展开，并在群众运动中使原有分类进一步激化、扩散和重组。

二、文革时期身份的诸种面貌考

文革时期作用于个人的身份来源多样，既包括前十七年积累的制度身份，也包括运动中不断产生的新政治标签。本文将这些身份大致归入四类。这一划分是分析性的，各类之间存在交叉，同一个个体可能同时归于多个类别。

（一）出身与阶级身份

出身与阶级身份主要根据家庭背景和父辈的政治分类来确定，具有较强的先赋性和代际延续性。此类身份在文革前已经通过阶级成分划分确立，文革中在之前的基础上又被群众运动赋予了更强烈的政治意涵和更广泛的社会效力，但总体并无颠覆性变化。

1950年阶级成分划分所形成的分类框架：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是这类身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历次政治运动叠加了“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标签，形成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此类对象具有更明确的政策与档案基础；与此对应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群体在长时间内处于官方阶级路线和政治评价中的优势位置，但后者固定合称主要在1966年前后的红卫兵运动中流行起来，缺乏统一的中央文件定义。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区分“阶级成分”与“家庭出身”二者的差别：前者是指土改时期依据经济关系对家庭或其成员的正式划分；而后者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效果，侧重指向子女继承的父辈身份标记。本人成分（个人独立生活后的职业和阶级归属）在理论和政策上可以与家庭出身有所区别，但在文革实践中，家庭出身通常被等同于本人的政治属性。

此外，革干子弟和军人子弟构成了这类身份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类群体的家庭出身在政治评价体系中属于优势类别，但这种优势在政治运动中亦无法保证绝对稳定。知识分子家庭子女的情况更为模糊：毋庸赘言，知识分子在阶级理论中并不构成独立的阶级，但在“臭老九”等社会称谓中，其家庭背景已被视为一种隐性但有效的政治劣势。

（二）户籍、职业与单位身份

户籍、职业和单位身份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基本定位，这一类出身主要影响就业、住房、迁移、物质供应和社会福利的获取。

户籍身份将全体居民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这一区分对个人生活影响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城市居民享有国家配给的粮食、食油、棉布等基本生活物资，通过单位获得住房、医疗和退休保障，其子女在城市学校就学和就业方面拥有更多机会。农村居民的口粮来自集体分配，水平因生产队条件而异，受限制无法自由迁入城市就业和居住，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保障远低于城市居民。毛泽东大手一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以后大规模展开的上山下乡运动进一步强化了户籍身份的筛选功能：城市初高中毕业生被动员前往农村，阶级成分在其中发挥了二次筛选作用（Bernstein, 1977）：出身较好的青年更有可能获得留城、参军或进入工矿企业的机会。

职业身份包括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和军人等类别。干部与工人的区分不仅涉及工资级别和劳动性质，还涉及编制身份。干部编制（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意味着更稳定的职业保障、更高的工资等级和更广泛的福利待遇，工人编制则仅限于企业内部的工资和劳保体系。知识分子是一个在分类上较为特殊的群体——既不属于干部编制中的行政序列，也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当然成员，在文革中被纳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等贬抑性标签称谓。知青的户籍和职业身份处于过渡状态：这些人保留城市户籍，但实际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在返城之前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制度缝隙当中。

单位将职业、户籍和行政等级整合为一个制度框架——所有的一切都服务于更强的可操作性。单位的级别和类型，如中央直属、省属、市县属、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直接决定其下属员工的工资标准、住房面积、医疗条件和子女就学机会等。更重要的是，单位制承担了政治审查和身份管理的日常职能——个人档案存放于单位人事部门，政治运动中的鉴定和结论通过单位组织程序作出。

（三）组织身份

组织身份依托于特定政治组织或社会组织的成员资格。而这类身份的获得通常需要经过诸如申请、审查、批准或吸纳等程序，身份的效力取决于所在组织的政治地位和实际权力——而我们知道，激烈的政治运动浮沉会使这种身份不时陷于颠沛流变的危困之中。

党员身份在文革期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这一身份的效力在运动不同阶段经历了显著变化。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受到冲击，大量党员被停职审查，党员身份对个人的保护作用已然趋于减弱。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党组织逐步恢复，党员身份重新成为政治可靠性的重要标识——这在体制内部是显然的；共青团员身份的情况类似，但在政治等级上低于党员。

红卫兵身份是文革初期最引人注目的组织身份，而这也是分化组合最为复杂、最难简单归类的身份标签。 红卫兵最初由北京中学生于1966年5—6月自发组建，8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迅速向全国扩散。加入红卫兵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家庭出身是重要的筛选标准，但各地和各校的执行情况并不统一。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红卫兵组织迅速分化，形成了不同派系，如北京高校中的“天派”和“地派”的成员组成、政治主张和行动方向各不相同。魏昂德（Walder，2009）的研究表明，派系形成的基础乃是学生对工作队的支持与反对态度——这在分裂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野在1966年夏秋的红卫兵运动中已经出现，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随着群众组织扩展和夺权运动兴起，逐渐成为各地派系冲突中的普遍称谓。造反派的矛头指向本单位或本地区的党政领导，保守派则相对倾向于维护既有权力结构。这里给出的区分是高度情境性的（更是谨慎的）：同一群体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议题上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而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标签本身也是运动的产物：由对立派别、上级组织或舆论赋予，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并不接受加于自身的标签。

（四）运动性政治身份

运动性政治身份是在政治运动的具体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标签，其特点在于形成较快、依据多变、对个人处境的冲击直接而剧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红卫兵身份同样形成于政治运动中，但其取得通常以加入具体组织为前提，因而首先属于组织身份。只是“红卫兵”这一称谓在文革初期迅速扩展，逐渐成为青年政治参与者的涵括性标签。不同红卫兵组织在家庭出身、派别归属和行动方向上差异显著，其成员又可能同时被归入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极左派等运动性政治身份。因此，可以说红卫兵身份兼有组织成员资格与运动标签两层含义，处于两类身份的交叉位置。

“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革中核心的政治标签之一。这一概念源于毛泽东对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的判断，在1966年《十六条》中被正式确立为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当前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走资派的认定标准并不明确——是否属于走资派取决于政治局势、派系力量对比和具体指控，而这其中解释空间便殊为巨大了。当权派一词在用法上略有区别：一个干部可能因为担任领导职务等因素而被归入“当权派” ，但未必被正式定性为“走资派”；而在运动激化阶段，两者往往被混同使用。

“反革命”是最严重的政治定性之一，其后果可能包括批斗、关押、判刑乃至处决。延伸到刑法教义学层面，“反革命罪”这种口袋罪入刑，是以政策替代法律、“视政策为灵魂，以法律为政策的表现形式和辅助手段”（武树臣语）的体现。而在文革中，“反革命”的适用范围和认定程序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正常时期，反革命的认定需要经过公安和司法程序，虽政策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仍然按照国家司法程序处理；在文革中则完全奉行法律虚无主义，群众专政机构、造反组织和革委会都可能作出“反革命”的指控：程序的缺失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保皇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标签的认定主体和程序更为多样。保皇派通常由造反组织加于政治对手。牛鬼蛇神是一个含义模糊的集合概念，涵盖被认定为政治上不可靠或道德上有问题的人群，毫无统一的标准。反动学术权威主要指向在专业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和专家，其“权威”地位本身成为政治打击的依据。这些标签的共同特征体现在：形成于运动过程之中，认定主体多元，标准不固定，直接与政治批斗和社会排斥关联。

与制度身份相比，运动性政治身份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可逆性。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如某一派别得势或失势、某一时期中央政策的收紧或松动，这类标签的政治效力和实际后果会发生显著变化。有些标签随着运动阶段的结束而自然淡出，有些则进入档案成为此后长期影响个人处境的历史问题，成为又一轮政治运动的黑材料依据。

萨米亚特（samizdat，俄语原意是“自行出版”），通常指绕过官方审查，由作者和读者自行打字、复印、装订、秘密传阅的地下出版物。在波兰，这套规模尤其庞大的地下出版体系更多被称为“第二流通”（drugi obieg）：它与正式出版体系并行，从政治评论、文学作品到学术著作无所不包。

今天我们回看冷战末期的东欧，很容易被后见之明所误导，仿佛哈维尔、米奇尼克这些后来登堂入室的地下作家，当年就已经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并受到普遍认可和钦佩。5%—7%的阅读率提醒我们，萨米亚特首先是极少数人的文化。它的政治意义并不来自所有人都读过，而在于这样一些规模不大的地下公共领域，能够长期保存另一套信誉、关系和表达方式。

1978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也留下了类似的同期印象。当时东欧最引人注目的异见活动集中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但除了波兰开始出现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大多数异见群体仍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报告认为这些小圈子本身并不足以改变政治秩序；只有当经济困难、社会不满和统治集团内部的震荡与之汇合，它们才可能发挥远超过自身规模的作用。

十一年以后，这几个条件几乎同时出现。瓦茨拉夫·哈维尔从阶下囚变成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出任波兰总理，雅采克·库龙出任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长，亚当·米奇尼克则从地下出版世界走进合法报业。

地下时代积累下来的，也不只有通常所说的“道德声望”。异见圈还形成了组织经验、传播能力、社会关系和国际联系。1989年前后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原本只能在地下运作的资源开始进入公开政治、媒体和政府。

地下并不等于社会

1977年的《七七宪章》最能说明地下声望与大众支持之间的距离。

它后来成为捷克异见运动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实际规模却始终很小。参与者群体内部本身很早就在争论，他们究竟是在向整个社会讲话，还是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彼此写文章、彼此声援的“异见者隔都”里。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这个圈子没有直接联系。

人数少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毫无作用。在正式公共空间受到严格控制时，一篇评论、一本禁书、一份声明只要能够不断被打字、复印和转手，就足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小世界。作者、读者、住所、打字机和传递链共同构成了正式制度之外的公共空间；谁的文字值得流传、谁拥有发言的分量，也在长期参与中逐渐形成。规模虽然有限，这个圈子内部却建立起相当稳定的信誉体系。

这种声望又分布得很不均匀。哈维尔的戏剧和政论不断在西方被翻译，身陷囹圄更是受到国际舆论关注；一名普通布拉格市民大概率没有读过《无权者的权力》，西欧和美国知识界却早已熟悉他的名字。国际名望、异见圈内部的权威和国内多数人的政治选择，本来就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直到1989年夏天，这道边界才明显松动。《几句话》请愿在11月以前已经获得大约四万人的签名，而《七七宪章》十二年间累计签署者只有约两千人。

波兰的情况从一开始就不太一样。

1956年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随后发生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的权力重组；1970年波罗的海沿岸罢工和流血冲突后，执政多年的哥穆尔卡下台，由盖莱克接任；1976年拉多姆、乌尔苏斯等地再度发生工人抗议；再到1980年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直接导致盖莱克被解除波共第一书记职务。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工人抗争至少四次冲击波兰政治。其中1956、1970和1980三次危机都伴随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最高领导层的更替。1976年没有立即换掉最高领导人，却催生了一个此后影响深远的组织——工人保卫委员会（KOR）。

波兰异见知识分子身边一直存在着另一种力量：能够通过罢工直接影响国家运转的工人社会。但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工人在工厂和街头抗议，两者很长时间仍是两条彼此平行的线。1976年的事件，使它们第一次被主动接在了一起。

波兰，第一次浮出水面

1976年的工人抗议遭到镇压后，大批参与者被捕、殴打或者开除。长期参与地下出版和异议活动的库龙、米奇尼克等人参与建立KOR，筹钱帮助失去收入的家庭，寻找律师和医生，旁听审判，调查警察暴力，再把这些消息写进地下公报。这些实践直接改变了异见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

库龙、米奇尼克等人因为长期公开异议、坐牢和拒绝妥协而获得的信誉，可以被称作一种“道德资本”。1976年以后，这种资本第一次被系统投入工人世界：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名声和关系保护遭受打击的工人，工人运动又使他们获得了仅靠知识界无法提供的社会基础。1980年团结工会的诞生，可以视为这一长期跨阶级结盟的结果之一。

这就是波兰异见者的第一次“浮出水面”，不是东欧剧变时进入政府，而是1976至1980年间走出了知识分子的地下圈子。1980年以后，团结工会很快发展到近一千万成员。在一个当时人口三千多万的国家里，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异见组织，而是一场真正的大众社会运动。

1981年的团结工会纲领宣称“没有自由便没有面包”，认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必须相互结合；米奇尼克当时甚至把团结工会概括为一种奇特的混合物：既主张市场改革，又保留平等主义和社会自治的理想。在经济制度上，工人自治、市场和一定程度的计划被放在同一幅未来图景中。

1981年底实行戒严以后，这个拥有近千万成员的公开运动被迫重新转入地下，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却没有一同消失。后来研究华沙地下网络的历史学家发现，很多秘密组织并不是先搭好架子，再去寻找成员。朋友、同学、同事、工友和教友开始替彼此藏刊物、传递消息、联系印刷点。一位参与者后来回忆，他们本来只是一起喝酒、聊天、过私人生活，到了某个时候，“社会关系变成了地下关系”。

戒严后的“第二流通”对波兰还有一层更特殊的意义：它不是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地下小圈子，而是在保存1980—1981年已经公开形成的社会联系。原有的工会、工厂、教会和知识分子网络转入地下，使团结工会虽然失去了合法的组织形式，却没有完全失去此前进入社会的渠道。地下出版在这里既是传播工具，也成了既有社会关系的一种储存方式。

到1989年，捷克和波兰已经积累了两种形态很不一样的异见资本。前者主要集中在一个规模不大、国际声望很高的地下公共领域；后者经过KOR和团结工会，更早进入工人社会，又在地下时期保存下来。

因此，当剧变发生时，两边“浮出水面”的方式自然大不相同。

哈维尔是怎样成为“哈维尔”的

瓦茨拉夫·哈维尔

哈维尔后来几乎成了天鹅绒革命本身的象征。也正因为他在1989年12月29日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回头看这段历史时很容易被后见之明所误导：仿佛在旧体制时期，他已经在人民心中拥有无可匹敌的威望；11月以后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压制解除，这位早已公认的领袖在众望所归之下顺理成章地入主总统府。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1月17日布拉格学生示威遭到警察镇压后，抗议迅速扩大。两天后，哈维尔等异议人士、演员和知识分子成立了公民论坛（Občanské fórum）。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临时性的反对派联合平台，很快取得代表捷克地区抗议运动与政府谈判的地位。哈维尔是其中最重要的发言人之一，但这与已经获得全国多数人的支持仍然是两回事。

真正把这个差别暴露出来的，是总统人选问题。

当时的国家主席胡萨克，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以后“正常化”时代的代表人物，曾长期担任捷共最高领导人。1989年12月10日，在任命包括反对派人士在内的“民族谅解政府”后，胡萨克辞去总统职务。谁来接替他，随即成为权力交接的下一个焦点。

公民论坛推举哈维尔。但哈维尔并不是当时唯一、甚至未必是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另一位竞争者是杜布切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派领袖，在被迫退出政治二十年后重出江湖。捷共方面提出通过全民投票选举新总统，这个看上去更加民主的方案反而使公民论坛十分紧张：当时的民调显示，杜布切克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地都比哈维尔更受欢迎，直接选举本身也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公民论坛反对立即直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如果把选择直接交给选民，哈维尔很可能输给杜布切克。

在这里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学生。学生并不是公民论坛可以随意调动的附属力量，此前甚至多次拒绝公民论坛要求结束罢课的建议；但到了总统之争，他们明确站在哈维尔一边。这种选择至少部分可以从政治代际上理解：杜布切克代表的是1968年未竟的改革社会主义，是上一代开明派的体制内自我革新；哈维尔则与他们发起的“革命”联系得更加直接。一些学生领袖甚至把哈维尔称作民主转型“不可逆转”的保证。此后，各地学生利用社会运动期间建立的全国联络网络为哈维尔奔走，并从各地赶到布拉格，在联邦议会外连续集会造势。哈维尔原本高度集中在异议圈和国际社会的声望，就这样被推向更广泛的公众。

学生可以影响舆论，却不能直接选出总统。按照当时仍然有效的宪法，总统由联邦议会选举，而这个议会本身是旧制度的产物，其中绝大多数议员都是在原有政治秩序下产生的。哈维尔要真正进入总统府，还必须跨过这一关。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恰恰来自旧制度内部。

马里安·恰尔法长期在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和党国官僚体系任职，1989年12月接任联邦总理。旧秩序迅速瓦解之际，他选择与哈维尔合作。他为什么这样做，具体动机很难完全还原。但到总罢工以后，捷共即使仍控制议会和国家机构，政治主动权已经明显转移到街头和公民论坛。对恰尔法而言，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挽救旧秩序，而是如何在维持法律连续性的同时完成权力交接。哈维尔反对政治清算，也给旧体制中愿意合作的人留下了进入新秩序的空间。对于一个正在寻找政治出口的高级官僚来说，这无疑使与哈维尔合作成为更安全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恰尔法私下向哈维尔提出一套交易：让杜布切克出任联邦议会议长，再由现有议会选举哈维尔为总统；那些不愿意投票给哈维尔的议员，则由他负责“劝服”，必要时甚至施加威胁。至于他具体怎么做的，至今仍然是个谜；恰尔法后来承认，自己的手段“确实相当强硬”。

这些幕后安排在当时并不为公众所知。人们看到的是学生不断为哈维尔集会，公民论坛坚持他的候选资格，原执政力量最终也在谈判中接受了这一安排。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议长；第二天，仍然主要由旧体制议员组成的联邦议会全票选举哈维尔为总统。结果看上去像是旧秩序最终向新社会已经形成的共同意志让步。

当然，哈维尔的异议声望是必要的起点，却不是总统职位的充分条件。公民论坛把异议人士的权威同11月革命产生的代表权连接起来，学生网络又把对哈维尔的支持推向全国，最后由恰尔法利用仍在运转的旧国家机器，把这种新形成的政治优势变成议会中的一致表决。甚至那场看上去最能证明“人民选择哈维尔”的总统选举，本身也是以避免直接交给人民选择为前提完成的。

总统府、编辑部与劳工部

波兰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1988年的新一轮罢工并不是老一代地下领导层发动的，瓦文萨和原来的异见精英也无法确信，自己仍然能够完全代表越来越躁动的工人。12月成立公民委员会，不只是为了与华沙当局谈判，也是在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团结工会社会”的政治中心。圆桌会议随后把这种代表资格制度化。

如果说1976年以后，异见者的信誉第一次从知识分子圈进入工人社会，那么1989年的圆桌谈判和组阁，又把它带进了议会和政府。

但正式政治不是它唯一的去处。

米奇尼克走进的是编辑部。

亚当·米奇尼克

1989年圆桌会议期间，华沙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景象：过去只能秘密传递的地下出版物已经有人摆出来公开出售。几个月以前，拿到一本地下书还可能需要熟人和私人网络；现在，这套出版文化本身正在失去“地下”的必要。

《选举报》就是这种转换最清楚的结果。1989年5月创刊后，米奇尼克担任主编，一批长期从事地下出版的人也进入报社。最初因为纸张配额限制，报纸只能发行约15万份；限制取消以后，发行量很快达到约50万份。原来通过私人关系寻找读者的文字，一下进入了每天几十万份的大众传媒。

这条道路与哈维尔并不相同。地下刊物过去的权威来自一个简单的事实：读者相信那里能够看到正式媒体不愿刊登的东西。政治环境改变以后，这种信誉并没有消失，而是转换成合法公共领域里的媒体权威。

新的制度也很快改变了它与原来运动的关系。1990年，瓦文萨试图解除米奇尼克的主编职务，米奇尼克拒绝接受，理由是《选举报》并不是瓦文萨的私人报纸；随后，团结工会的标志也从报头上撤下。地下时代运动、出版和政治几乎融为一体，进入公开社会以后，报纸却开始要求成为一个与原运动保持距离的独立机构。

库龙走的是另一条路。

戒严年代逐渐改变了部分波兰异见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看法。1980—1981年时，团结工会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必须给社会让出空间，政治、公民和社会权利可以共同扩张；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一部分异见知识分子开始担心另一种危险：积累多年的愤怒、福利诉求和直接行动，会不会使政治转型本身失控。问题不再只是社会是否过于顺从，也包括社会是否可能“过度政治化”、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从米奇尼克、库龙这样的前修正主义左翼，到公开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人，围绕“改革不能被社会要求拖住”逐渐出现了新的共同语言。

这也意味着，1989年以后异见人士与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合作并非毫无思想前史。长期的戒严经验，已经改变了其中一部分人对社会动员本身的看法。

圆桌会议以后，反对派参与组阁逐渐成为现实，经济问题的制度位置也随之改变。价格、汇率、财政、国企和产权改革此前已经有经济学家长期争论；一旦准备组建政府，这些争论必须被压缩成可以立即执行的政策方案。

以“休克疗法之父”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正是在这时进入波兰。按照他后来留下的回忆，他与库龙长谈后，被要求尽快把改革思路整理成完整文本；方案后来在《选举报》办公室继续加工。米奇尼克看过以后，说：我们在政治上已经有了行动纲领，现在经济纲领也有了，那么就可以真正考虑组阁。两种资源就这样汇合：一边已经拥有政治代表权和社会信誉，另一边提供的是可以迅速制度化的经济方案。

马佐维茨基政府成立后，经济学家莱谢克·巴尔采洛维奇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主持经济改革；库龙则担任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长。库龙并不是这套经济方案的设计者，他真正难以替代的功能在另一处：他把地下时代积累的异议合法性，借给了一场注定需要社会在短期内承担巨大成本的改革。

库龙自己并没有完全回避这一点。他后来回忆，自己并不懂多少经济学，但听萨克斯解释以后，他看中了方案的“政治价值”：经济上可以有更好或更坏的方案，关键是它能否被清楚地讲给社会听，获得支持；只要支持能够维持，政府甚至可以去做平时难以想象的事情。

这正是一个普通的劳工部长很难提供的东西。作为KOR的创立者之一，库龙长期因为帮助工人和参与异议活动入狱。因此，当财政部门谈企业破产、市场纪律和失业时，那是技术官僚的专业语言；当库龙一周又一周出现在电视上，向工人解释眼前的损失为什么必须承受时，说话的人恰恰是过去因为站在工人一边而获得声望的人。后来批评者把他称作改革的“麻醉师”，并非偶然。

在这里，异议时期积累的信誉已经不只是用来帮助一个人进入政府，而是被用于给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增加政治信用。

从公民论坛到“第二次革命”

捷克在1990年很快出现了另一种转换。

瓦茨拉夫·克劳斯

当时负责经济改革的联邦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并非《七七宪章》式的异见人士，而是一名长期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大选结束后，公民论坛内部开始为下一步怎么办发生争论。革命时期，它本来是一个尽量包容不同政治立场的“论坛”；进入日常治理以后，地方组织却越来越不满布拉格领导层的迟疑和松散。

克劳斯抓住了这种不满。其他政治人物休假时，他奔走各地，与地方公民论坛负责人建立联系，把布拉格与地方的矛盾解释成无能、文人气而温和的“左派”，同务实、果断而激进的“右派”之间的区别。这个解释击中了许多地方代表的情绪。1990年10月的公民论坛大会上，原本并非热门人选的克劳斯以115票对52票击败《七七宪章》签署者Martin Palouš，当选主席。

随后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抽象的思想分歧。克劳斯整顿公民论坛中央机构，撤掉一些委员会，要求其报纸更明确地反映组织的“政治路线”，又把左翼替代派和由1968年改革派组成的“复兴”排除出论坛。他公开推动公民论坛变成一个“右翼”政党。1991年2月，这个1989年曾经声称代表所有公民的政治平台正式分裂，克劳斯领导的公民民主党从中诞生。

当时有人把克劳斯的胜利称作“第二次革命”甚至“真正的革命”。克劳斯自己在1990年9月也说，需要完成一场比11月17日之后更深的革命：人们仍然不信任非人格化的市场机制，却相信政治可以解决经济问题；真正的变化将不再发生在广场和群众示威中，而要进入每个人的观念。

克劳斯所说的“第二次革命”，很快把他同哈维尔推向了不同方向。

争论不是一个作家偏爱“公民社会”、一个经济学家偏爱“市场”这么简单，而是1989留下来的政治形式还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公民论坛原本以松散、跨派别和社会自我组织为特征；克劳斯认为，这种模糊性已经成为改革继续前进的障碍，革命政治应该让位于有纪律的政党、私人产权和市场竞争。哈维尔则始终担心，如果自由最后只剩个人、市场和政党，1989年重新活跃起来的公民社会反而会再次被挤出公共生活。

共同反对旧制度时，两种自由主义的关怀可以暂时放在一起。开始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后，这种含混便越来越难以维持。

当抽象的“人民”开始分化

波兰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直接。

1990年初，在库龙等团结工会核心人物的支持下，巴尔采洛维奇改革刚刚启动，瓦乌布日赫矿工便举行罢工。米奇尼克主持的《选举报》，此时对工人抗议的报道方式已经同地下时期明显不同：文章更多强调罢工者的冲动和非理性，对矿区的经济处境和工人的具体困难却着墨甚少。一些矿工最后转向记者喊道：“你们已经忘了我们！”又追问：“没有我们，你们算什么？”

地下时代，异见人士很容易使用“社会”、“人民”这样的词。面对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工人、知识分子、自由派、左翼和保守派之间的利益差异，可以暂时让位于更大的共同处境。KOR可以谈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团结，团结工会甚至可以把自己理解成社会重新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

进入治理以后，“人民”不再只是一个抽象名词，真正进入政治中心的是改革成本怎样分配的问题。哪些企业关闭，哪些地区失去就业，谁的工资被压低，谁获得新的市场机会，谁承担财政紧缩，谁又能从产权变化中受益，都要在具体政策中作出选择。地下时代积累的合法性可以为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信用，却不能取消这些选择本身的分配后果。

库龙后来对自己参与市场转型的经历反思得越来越尖锐。到1994年，他甚至写道，1989至1993年间，政府和行政体系“摧毁了”团结工会作为社会运动的形态；旧制度的瓦解并没有给工人带来更多自治，反而使他们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声望。曾经构成运动基础的人反而逐渐退出了改革的决定过程。

哈维尔与克劳斯的冲突从另一个方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便没有波兰那样强烈的工人政治，1989年形成的群众动员、公民论坛和社会自治，究竟应该继续成为新政治的一部分，还是完成过渡使命以后让位于政党和市场，也并没有预先写好的答案。

地下时代可以共同使用的“自由”，进入转型以后，被拆成了更具体的东西：产权、市场、公民参与、社会保障、政党竞争和国家能力。它们并不总是自动兼容。

地下刊物消失以后

金雁教授在讲座中还谈到另一个现象。1989以后，萨米亚特很快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出版限制解除，过去必须秘密传阅的内容可以公开购买；与此同时，西方电影、商业出版和流行文化大量涌入，甚至三流的美国商业片也可能比地下时代沉重的政治讨论更吸引观众，人们对政治议题本身也开始疲倦。萨米亚特作为一种传播形式于是迅速退出日常生活——它赖以存在的环境已经消失。

但传播形式的退场，并不意味着围绕它形成的一切也在同一时刻归零。

哈维尔的经历显示，地下时代形成的异议信誉可以经过群众动员、组织认证和旧体制内部的制度协商，转换成国家象征权威；米奇尼克的经历显示，地下出版积累的编辑能力、传播网络和公众信任可以转换成媒体权力，使一个地下出版者成为足以塑造全国公共议程的出版界大鳄；库龙的经历则显示，长期异议和工人运动积累的社会信用可以转换成政策合法性，为一场要求社会承担巨大短期成本的经济改革争取支持和时间。

这些资本当然会损耗、分裂，也会在新的制度中改变性质，却不会因为地下刊物失去读者而突然蒸发。

反过来，它们后来取得的成功，也不能被倒推成此前已经存在的全国代表性。哈维尔12月29日成为总统，并不能证明11月17日以前多数捷克人已经把他视为未来领袖；波兰异见知识分子1989年进入政府，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然有权代表工人，而是因为KOR以来十余年的援助、合作、共同风险乃至后来的冲突，曾经把两种原本分离的社会力量连接起来。

一种常见的自由主义历史叙事，容易从最终的胜利倒推出一条民心所向的必然道路；另一种关于萨米亚特的记忆，则往往只强调其在旧体制时期求真精神的可贵，到1989年便戛然而止，仿佛地下出版一旦失去必要，异见世界也随之完成了使命。两种叙事恰好漏掉了同一段历史：地下时代积累的资本究竟怎样越过剧变之年，又转换成了何种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浮出水面”并不是地下刊物终于被所有人读到。恰恰在真正浮出水面的时候，萨米亚特作为萨米亚特已经开始消失。

作为地下刊物，它的时代结束了；作为信誉、网络、媒体能力和政治资本，它的另一段历史才刚刚开始。

推荐阅读：

Bolton, Jonathan. Worlds of Dissent: Charter 77,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and Czech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Karabel, Jerome. “Towards a Theory of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25, no. 2 (1996): 205–233.

Kopeček, Michal. “Post-Dissident Politics and the ‘Liberal Consensus’ in East-Central Europe after 1989.”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38, no. 3 (2024): 758–793.

Kowalik, Tadeusz. From Solidarity to Sellout: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Poland. Translated by Eliza Lewandowsk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Krapfl, James. Revolution with a Human Face: Politics,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Czechoslovakia, 1989–199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Olaszek, Jan. “Trust in the Underground: The Case from the History of ‘Solidarit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35, no. 3 (2021): 703–727.

Ost, David. 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Wciślik, Piotr. Dissident Legacies of Samizdat Social Media Activism: Unlicensed Print Culture in Poland, 1976–1990. Abingdon: Routledge, 2021.

Wciślik, Piotr. “Homo sovieticus and the Neoliberal Legacy of Polish Dissent.”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38, no. 3 (2024): 931–958.

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反极权左翼人士，有三位在去世后又都遭遇到“名望的危机”，而且是重量级的三位。一位是作家阿瑟·凯斯特勒（1905-1983），他是由于私生活中与女性交往时的糟糕行为被曝光，以及他和远为年轻、身体也算健康的妻子一起选择安乐死，在身后招来很多质疑，名声出现断崖式下跌。

另一位是著名的意大利作家伊尼阿齐奥·西洛内（1900-1978，可参考“我们生活在暂时状态中”——推荐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小说《酒和面包》），在他去世约二十年后的1996年，意大利学者在档案里发现，西洛内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曾与一名罗马高级警官保持了十年之久的秘密通信，根据这些信件他被认定一直在为警方充当线人。果真如此，西洛内连同他的作品确实会名誉扫地。另一方面，也有多位专家为西洛内辩护，他们承认部分信件看起来确实出自西洛内之手，但对如何理解它的涵义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可以存在更多解释。这个事情看起来尚无定论，任何一方都没有给出一个圆满的、令人信服的解答。

第三位则是更加著名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让他陷入质疑风波的就是“奥威尔名单”。事有凑巧的是，事情虽然发生在1949年，但它的发酵同样是在1996年，当时随着政府部门部分档案的解密，有记者在查阅后发现，奥威尔曾在1949年给英国外交部下属的情报研究局提供过一份“共产主义嫌疑人”名单。（几年以后，奥威尔的一个私人笔记本也被公布，里面包含了一份更长的名单。）这随即引起热议，“告密者”、“与思想警察合作”、“两面派”等等指控接踵而至，不少名称直接取自奥威尔自己的作品，直指奥威尔的心口不一，欺世盗名。指控者中，不乏政界和文坛学界的名人，而普通读者很多也为此感到震惊，毕竟一个私下里为政府提供“思想嫌疑犯”名单的奥威尔形象，与作品所传递出的那个奥威尔形象相距太远。

奥威尔名单事件进入我们的视野，主要得益于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以及之后一些学者的介绍和发挥。这本著作自翻译出版以来就因其特殊价值而不时被人提起，其中有关奥威尔名单的段落——不长，这里附在文末供参考——尤其不胫而走，被反复引用，似成定论。有人宣告奥威尔的道德权威已经岌岌可危（但似乎并未成真），或者，如作者书中引用某位佩里格林·沃索恩先生的话所暗示的，这次大概只剩右派才会死挺奥威尔（”在右派看来，奥威尔做的事是绝对不会错的……”）。

然而，如西洛内事件一样，把单方面的指控当成定论，并无视另一方面的辩驳而加以传播，这从派系攻讦的角度或有利可图，但在知识和道德讨论中并不可取（可惜却很常见）。多数人还是会希望了解更全面的信息，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这里正是想补充一些我读到的不同视角的观点。

我前后读到过两位就此发表评论的作者，他们的立场都与桑德斯不同（附带指出，这两位都不是右派）。一位是我刚刚做过介绍的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他在《奥威尔为什么重要？》一书里专辟一章讨论名单事件，立场鲜明。在奥威尔问题上，他还做过一点有益的提醒：往往是那些左派人士，对奥威尔最多成见和排斥。（“在从未读过奥威尔的人那里，奥威尔的地位非常稳固；那些只读过《一九八四》或《动物农场》的人，则会把他抬得很高；在那些为了印证自己观点而阅读奥威尔随笔和书信人那里，他的地位则不可撼动；最后，恰恰是与奥威尔志同道合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反帝主义者，才会争论他作品的价值。”）

另一位则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他的著作《档案：一部个人史》以及《事实即颠覆》已有中文版（最新还有一本《成为欧洲人：亲身经历的战后欧洲史》出了繁体字版），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有发言权的，正是由于他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提出了请求，外交部门才公开了名单原件。在题为《奥威尔的名单》的文章里，他不仅补充了不少材料帮助我们理解当时情势，而且持论公允，做结论时也留有余地，体现出一位历史学家的克制、审慎。对照之下，我觉得加顿艾什的说辞最为合理、最为可取，比希钦斯好，也比那些指控之辞（尤其桑德斯书里的指控）好。

鉴于奥威尔一直是公共生活中经常被说起的话题，每每这时又往往会提到名单事件和桑德斯的著作，所以写作此文以作一简单评述，所依据的主要就是加顿艾什的文章（原文可见https://www.orwell.ru/a_life/ash/english/e_ol）。这次没有选择翻译原文而是用了转述和评论的方式，是希望能够直奔主题，使话题更加聚焦。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在搜索中文网上资料时发现，有些文章所用的资料远比我这里丰富（甚至也提到了加顿艾什的文章），但是否公正地对待了这些资料，却是令人生疑的。这不免让人遗憾。

这里不妨再简要叙述一下名单事件的来龙去脉。1949年，奥威尔的一位女性朋友西莉亚·科万向他寻求工作上的帮助。科万之前曾婉拒过奥威尔的求婚，但两人仍保持友好的关系，此刻她在英国外交部的的情报研究局（简称IRD）工作，这个机构专门从事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宣传。科万邀请奥威尔为他们撰写文章，奥威尔已经重病缠身，无法写稿，但他非常认同这一工作（此外应该还有他对科万的喜爱），于是推荐了几个可靠的作家。稍后他又主动表示，如果对方需要，他可以提供一份“不宜从事这一宣传工作的”、“隐秘的共产主义者、同路人或倾向该阵营”的作者名单。科万及其上司都对此表示了兴趣，在索要名单的同时还希望奥威尔能简短注明理由。于是奥威尔从他的私人笔记本日常记录的一份名单里选出了一份38人名单，交给了他们。（奥威尔的名单和备注都可以在维基百科的相关词条下找到，桑德斯书里以及另一些地方说是35人，似乎不准确。）

诚然，如加顿艾什在文章中所引用的，奥威尔在写作甘地时曾说，“圣徒应该始终被视为有罪，直到被证明无罪”，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奥威尔本人。那么我们不妨就此对奥威尔、同时也是对桑德斯书里的说法做一些审查。

第一，所谓奥威尔名单和奥威尔的私人笔记本并非一回事。那些和思想警察、告密者相关的指控都是针对他交给情报研究局的名单，而非私人笔记本，这里也只打算讨论名单问题。至于怎么评价笔记本的内容、怎么理解奥威尔的内心世界，则是另一个话题——根据一个人的私人记录来对人做裁断，是更应该谨慎为之的。

但在桑德斯的书里（见文后所附内容），这种区分并不明显，她在讨论名单的中间插入大段的笔记本里所述内容，似乎那些内容也都出现在交出去的名单里，这是极易导致误判的。所以这一点理应得到更多的强调。

第二，情报研究局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许多文章都笼统地将它称为秘密情报机构，甚至将之与军情五处/六处那样从事秘密调查的反间谍机构联系起来，则是误导人的。该机构设立于1948年（1977年撤销），意在对苏联展开针锋相对的宣传战和信息战。加顿艾什在做过文献研究和访谈后，确认其工作性质包括三个部分：收集并整理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不当行为的可靠信息；将这些信息传播给友好的记者、政治人士和工会人士；在资金和其他方面支持反共产主义出版物。在性质上，它是外交部下属的一个宣传机构，具有一定的秘密性（它的名字会出现在外交部部门名单中，但并非所有工作人员的身份都会被列出。）

那么，一个审慎多思的读者马上会想到：这类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否容易超越职权，策划一些不谨慎的行动（比如找出可疑人士，散布他们的负面传闻）；它是否会与军情五处这样的机构存在工作上的联系？对前者，加顿艾什认为是有可能的，而且他提到，随着冷战升温，这个部门确实名声越来越差，而它所做的事情即使将来文件解密也无法得到查证，因为有些内容并不会记录在档案里。

至于后者，加顿艾什在文章里说，情报研究局和军情五处的工作联系也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所有健在的情报研究局老人都明确表示：奥威尔在1949年提供的名字，极不可能被转交给其他机构，尤其不会交给军情五处这样的机构。一位负责人亚当·沃森（桑德斯同样采访过他，并引用他的一句话作为指控证据）亲口对加顿艾什说：“说实话，我不记得我们有任何一次对军情五处或六处的人说过：‘你们知道吗，张三说李四是隐蔽的共产主义者？’”

总而言之，在加顿艾什看来，由于这类机构的特殊性，大概永远不可能用证据证明奥威尔的完全清白。但无论如何，情报研究局肯定不是思想警察那样的机构。

第三，奥威尔的这份名单是用于揭发、迫害吗？前面已经指出，奥威尔提供这份名单的目的是用于提醒对方，他认为这些人不适宜从事情报研究局的宣传工作。当事人科万也明确表示，“……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会在黎明时分被枪决。但实际上，他们唯一可能遭遇的事情，只是不再被邀请为信息研究部撰写文章。”所以，桑德斯所说的“用阴谋诡计来对付他们”，甚至称之为“恶毒”，是否夸大其词了？

桑德斯用以佐证自己指控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说这些人将来可能因此而受到不公对待，“极可能毁掉这些人的名声和他们的职业生涯”。其实这句话本身就非常奇怪，难道单单奥威尔的几句点评，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就足以成为指控并迫害他们的根据？加顿艾什对这种言论也有准备，一方面他指出，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温和得多，并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麦卡锡主义；另一方面，他初步考察了名单上那些人后来的走向，看不出任何受到影响的痕迹，比如多伊彻、卡尔等人都有非常成功的事业，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后来还在1956年上映的《1984》电影版中出演主要角色，甚至其中真正的间谍也是如此。

这里要指出，桑德斯在书中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威尔列入名单中的人（已经公之于众者）参与了非法活动”，但根据加顿艾什的文章，事实上名单里有两人是确定无疑的苏联间谍，彼得·斯莫利特和汤姆·德里伯格（桑德斯提到了此人），这一点桑德斯说得并不准确（不知道什么原因）。然而，即使是这样两个按理应当受到追究的人，实际也并没有遭遇不利的后果，这两人一个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成为《泰晤士报》驻中欧记者。一个后来是受人尊敬的作家，被册封为男爵。

桑德斯在推测他们可能的命运的同时，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实际的命运——两者天差地别。

第四，奥威尔的所为是不是表明他是两面派，与他的独立知识分子形象不符？

在文章里，加顿艾什列举了奥威尔当时的一系列态度，以回应这类批评。比如，奥威尔反对取缔英国共产党；再比如，奥威尔担任“自由防卫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个组织赞同对公务员进行政治审查，视之为必要之恶，但它同时坚持：被审查的人必须有工会代表；必须提供相互印证的证据；被指控者必须有权质询那些提供不利证词的人。

具体就名单而言，加顿艾什更进一步提到，奥威尔在二战期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我想，我至少可以列出一份初步名单，说明如果德国占领英国，哪些人会倒向纳粹一边。”据此推测，他心里或者笔记本里还有一份亲德分子的名单，应该离事实不远。如果在某种场合，他把名单交给一个类似于情报研究局这样的宣传部门，建议不要让这些人参与反德宣传，人们会对此持有异议吗？

事实上，奥威尔对左右一直是一视同仁的，持相同的标准。他一再批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过于亲苏，在苏联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同样的行为在别人身上是恶，在苏联则是善，对苏联的忠诚甚至超过自己的国家。所以他才说，是否敢于批评俄国是检验一个人思想诚实与否的试金石。另一方面，对做不到这一点的右翼，他也一样不假辞色——甚至是过于不假辞色了。他曾拒绝成为欧洲自由联盟的代言人，理由是：“我无法让自己与一个本质上属于保守派的团体站在一起——这个团体声称要捍卫欧洲的民主，却对英国的帝国主义只字不提。在我看来，只有在同样坚决主张结束英国在印度那种不受欢迎的统治时，人们才有资格谴责当前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地正在发生的罪行。”

奥威尔仍是那个奥威尔，他并未改变。加顿艾什提醒我们，或许这个事件更多揭示的，反而是人们对待两种极权的态度的不对称。这一点在我看来正中要害，具体就桑德斯这本书给我的观感来说，不仅在奥威尔问题上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

事实上，围绕奥威尔名单事件的争论并非没有意义。只是，它更有意义的维度是体现在，它再一次提醒人们，这类与权力的合作存在着非常危险的陷阱，需要我们小心提防和甄别。如果一篇文章通篇不涉及这个问题，而聚焦于审查奥威尔的“虚伪面目”——事实上我认为奥威尔通过了审查，但危险的确存在——那未免就偏离了靶心。所以，与其为死去的奥威尔庆幸，不如为活着的人担忧。

参考书：

Timothy Garton Ash, Orwell’s List, in New York Reviews of Books, 25 Sep 2003.

Stanislao G. Pugliese, Bitter Spring: A Life of Ignazio Silon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Michael Scammell：Koestler: The Literary and Political Odyssey of a Twentieth-Century Skeptic, Random House, 2009.

Christopher Hitchens：Why Orwell Matters, Basic Books, 2003

Christopher Hitchens, Prepared for the Worst: Selected Essays and Minority Reports, Chatto & Windus, 1988.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0.

乔治·奥威尔《战时日记》，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附：

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的相关内容

不过，奥威尔本人在这类冷战行动中也难辞其咎。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向（英国的）情报研究局提交了一份有嫌疑的追随者、有嫌疑的出头者或同情者的名单，共35人，其中有金斯利·马丁（《新政治家和国家》的编辑，“蜕化变质的自由主义者，非常不诚实”）、保罗·罗伯逊（“极端仇视白人，华莱士的支持者”）、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铁杆同情者，也许组织上也有联系。极为反美”）、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后来居然出现在《1984》这部电影中）。奥威尔几乎怀疑每个人，有好几年他手头总有一个四开的蓝色笔记簿，1949年时，本子上记下了125个人的名字，这已经成为奥威尔喜欢同凯斯特勒和里斯玩的一种“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凯斯特勒和里斯要不断判断“我们感兴趣的可怕人物在背叛国家方面到底走了多远”。列入奥威尔名单的标准似乎十分广泛，比如斯蒂芬·斯彭德就是他的“同性恋倾向”。奥威尔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他还说斯彭德“极不可靠，很容易受他人影响”。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也列入他的名单之中，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假作真诚而富有欺骗性的作家”，而厄普顿·辛克莱则赢得了一个“十分愚蠢”的评语。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则仅仅被描绘成一个“黑人”，（也许是非洲裔？）因此，他是反白人的，很可能还是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的情人。汤姆·德里伯格（Tom Driberg）吸引了奥威尔的火力是因为此人是他最害怕的“同性恋者”，“普遍认为他是反对现行体制的”，而且他还是一个“英籍犹太人”。

虽说这似乎是一种游戏，但是，一旦奥威尔把他称之为“小小的名单”交给了外交部下设的秘密机构情报研究局（这一点奥威尔是知道的）时，性质就变得恶毒了。尽管情报研究局的亚当·沃森后来说，这份名单最直接的作用，是告诉我们这些人不应该为我们写书，但同时他又透露，“（这些人）同苏联支持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将来有一天将予以揭露”。换句话说，一旦这份名单掌握在一个政府机构手里，而这个机构的活动又不能受到公开的监督，那么奥威尔的这份名单就不再是一份私人文件，因而他也就难辞其咎了。这份名单成了这些人的档案材料，极可能毁掉这些人的名声和他们的职业生涯。

50年后，奥威尔授权的传记作者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坚定地支持他的这一行动，声称“今天凡是负责任的公民对于他们认为是暗藏在他们中间的破坏分子向反恐怖机构报告是很正常的事，奥威尔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妥之处。40年代末危险四伏，更是无可厚非。”这一辩护受到一些人的响应。这些支持者一心一意地散布一种神话，说有些知识分子与莫斯科密切合作，他们联合起来，试图为在英国实行斯大林主义奠定基础。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威尔列入名单中的人（已经公之于众者）参与了非法活动，也没有证据可以将他们与共和军的恐怖主义分子相提并论。“同性恋”可能具有犯罪的危险性，这是可以指控他们的唯一根据。但是这种说法并未能阻止奥威尔对这个词作出可怕的界定。按照英国法律，加入共产党或身为犹太人并不违法，情绪化或生来愚蠢更与法律的禁条无关。佩里格林·沃索恩写道：“在右派看来，奥威尔做的事是绝对不会错的。在这类事情上，他的判断是绝对可信的。所以，他认为在冷战期间，一个作家急于出卖另一个作家也一定是正确的。事情就是这样。争论结束，但是争论不该就此结束。一个不光彩的行为不能由于是乔治·奥威尔所为就变得光彩起来了。”

这并不是说奥威尔关注他所谓的“俄国神话对英国知识界的毒害作用”也是错误的。在所有的人当中，他是懂得意识形态十分重要的一个人，他也知道有人以“自由主义者惧怕自由，知识分子自己往知识身上抹黑”为口实进行着种种歪曲。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混淆了知识分子和警察之间的不同作用。作为知识分子，奥威尔可以影响他的读者，公开地动员他们起来抨击英国的俄国化，并同他的对立面在《论坛》《论战》（Polemic）上以及其他报纸杂志上进行辩论。有些知识分子可能不真诚（只是怀疑而已），但是因而就以阴谋诡计来对付他们，这样做能推进自由事业吗？

奥威尔在《动物农场》的序言中写道：“如果一定要我选用别人的话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那么我愿意选用弥尔顿的一句话：遵循自古以来有关自由的众所周知的规则。”他解释说，这句话指的是他“对根深蒂固的思想自由传统”的坚定信念，“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我们独有的西方文化能否存在就值得怀疑了”。接着他又引用了伏尔泰的话：“我鄙视你说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似乎在说：“我鄙视你说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不过还要视情况而定。”玛丽·麦卡锡在评论奥威尔如何向右转时，她说，奥威尔英年早逝，不过这是值得庆幸的。

注：本文原名《文化冷战中的奥威尔名单事件》，原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感恩的晚祷”，经作者授权转发。

“我是書店店員”

上个月香港书展开幕日，新闻媒体的焦点却纷纷转向两家独立书店。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和海关出动大量便衣警员搜索田园书屋和留下书舍，查没大量图书，并拘捕五名店员。其中，留下书舍一位店员身着一件黑色t恤，上面写着“我是書店店員”，似乎带有某种象征意味。

这不是香港独立书店第一次遭此横祸，据BBC报道，只今年，就有四间书店被搜查，一拳书馆和猎人书店分别于今年三月和六月被大规模搜查，负责人被拘捕。 罪名皆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刊物罪”和“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

田园书屋。

毋庸讳言，搜查书店是赤裸裸的政治行动。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独立书店总会处于政治风波的中心？田园书屋是香港最早的独立书店，其他几家的开设则或多或少与反修例运动后香港政治空气的变化有关。猎人书店的创办人黄文萱是前香港公民党成员和区议员，在民主派辞职潮中辞职，后来才创办了这家书店。一拳书馆的创办人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人士，是在《港区国安法》颁布后的大规模图书下架中生出开办书店的想法。而留下书舍的五位创办人则是《港区国安法》下媒体关停而失业的新闻从业者。这些书店要么侧重港台出版的文史书籍，要么专攻新闻类书籍，致力于提升媒体素养，或者以非主流书籍为特色。无论从创始人背景，还是经营特色，都带有或隐或显的公民教育的抱负。在有司的雷霆行动中首当其冲便不足为奇。

长久以来图书、电影、演出之类的文化产品都是威权体制的治理重点，不同于一般产品，文化产品因为承担着意义生产的功能，天然带有公共性，而且在传播上有着快速复制和深度感染的特点。对了解中国文化管制历史的人来说，香港出版业近来的遭遇不太会让人感到惊讶。

审查体制的“溢出”

中国的出版管制史几乎和出版本身一样悠久。“焚书坑儒”和“文字狱”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意象之一。中共建政后，出版业脱去商业属性，出版机构也成为国家行政体制的一部分。在这一阶段，计划而非审查扮演了出版管制的中心角色。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市场化改革全面铺开，出版业也概莫能外。在商业出版迅速发展，图书种类大幅增加的同时，出版资质还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在这种背景下，“政经分开”的总体思路同样体现在出版管制中：商业出版百花齐放，但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题材的内容审查却未放松分毫。

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出版单位的设立需要行政许可，重大选题需要备案，出版单位需要通过编辑责任制度保障内容符合规定，发行环节同样受到许可证管理。由此形成了一套覆盖出版、印刷、发行每个环节的管治体系。

移居台湾的台湾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出版审查拥有了远超纸媒时代的技术条件。纸媒时代，最高层面的意志很难直接覆盖每一份报纸、每一本出版物，实际执行往往依赖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管理者以及媒体的自律。在庞大地域和重重层级中，审查强度难免存在差异，尺度也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边缘内容总会获得获得野蛮生长的空间。信息化时代改变了这一格局，信息传播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型平台，内容流动、用户行为和传播路径都可以被更有效地掌握，有司只需要建立和微信、小红书、微博等几个网络平台的干预管道，便可以轻松实现对亿万量级信息的管控，审查能力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化。

而香港，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审查的法外之地。与内地相比，香港继受了另一套法律和治理传统。普通法用独立司法和程序主义约束政府权力，自然不可能形成作为意识形态管理工具的出版审查制度。九七之后，这种制度传统在《基本法》框架下得到延续。《基本法》第27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这使香港继续维持了与内地不同的出版环境。

香港长期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中转站，“九七”之后两地往来尤其是经贸交流愈加频繁密切。这让香港逐渐成为国际出版物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窗口，不可避免地，内地读者也能在香港获取在内地无法出版的书籍。通过香港的出版社和书店，大量“敏感书籍”在两地之间通过公开或地下的管道流通。香港凭借其特殊地位成为中国出版审查体系的一个破口，既然是破口，就注定难长久。

很长一段时间，北京修补破口的方式主要是用明暗结合的跨境执法依靠内地的法律体系实现对香港出版业的控制，实质上是变相扩大内地审查制度的适用范围。

“南岭工程”便是其中一例。据“端传媒”2016年的报道，这项行动由由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推动。“扫黄打非”是针对各类非法出版物的治理运动，2012年前后，借由“南岭工程”将治理范围扩展至香港政治性书籍。多个地方政府随后制定《查堵反制香港反动出版活动专项治理“清源”行动工作方案》，从入境、邮寄、印刷到销售等环节，排查所谓“香港反动出版活动”。2013年，香港晨钟书局创办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捕，案件发生前，他正筹备出版涉及中国政治人物的新书。2015年底，铜锣湾书店多名负责人先后失踪，随后被内地有关部门以涉嫌违法犯罪接受调查。案件中的具体罪名各不相同，但在香港出版界看来，这些事件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明确：即使出版行为发生在香港，只要相关内容进入内地视野，仍难脱内地出版管制的影响。

这一时期，北京并没有直接改变香港原有的出版制度，而是通过制度之外的方式逐步压缩香港出版自由的空间。香港出版业在“法外之地”享受的自由空气，日渐稀薄。

国安雷霆下无完卵

作为对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回击，2020年5月全国人大“加快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港区国安法”，成立驻港国安公署、国安委和警务处国安处，新设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适用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2024年特区政府颁布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则作为对《港区国安法》的补充立法，规定了叛国、叛乱，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间谍行为、破坏活动及境外干预五类罪名。2026年3月23日，特区政府刊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实施细则〉（修订）实施细则》毫不夸张地说，《港区国安法》的颁布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的法治状况，整个社会进入肃杀氛围，出版当然难以自外。前文提到被捕的书店店员，罪名均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国安系列立法规定的罪名把“意图”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具有极强的良心犯色彩。对出版业而言，这意味着审查者获得了更大的解释空间：无需证明某本书已经造成具体危害，只需证明出版者具有某种被认为具有风险的意图，便可能启动刑事追究。由此，审查不再只是禁止某些明确违法的内容，而可以直接针对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除了新建立的制度本身，从行事方式上也能看出香港政府表现出的“新气象”。

香港书展。

一拳书馆负责人被捕后，社会曾关注当局是否存在所谓“禁书名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称，设立“黑名单”反而会便利规避监管，因为“将书名改一个字，那便不是黑名单”。当被问及涉及国安罪行者的书籍是否都会构成具煽动意图刊物时，他表示关键在于书籍内容“有没有煽动意图”，而政府没有责任告知某一本书是否犯法，只要发现内容涉及违规活动，“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普通法传统极强调程序与可预见性，公民应当能够根据明确规则判断何种行为可能触法。但在《港区国安法》时代，判断标准更多依赖行政机关对“危害”“意图”和“风险”的解释。普通法传统强调的可预期性甚至被执法者视为障碍。

2024年，猎人书店创办人黄文萱也曾透露，其公司遭税务调查，除财务资料外，还被要求提交个人银行账户的交易记录。不针对行为本身，而是通过税务、消防、行政检查来给异见者“找麻烦”，滥用行政权力骚扰和打击特定对象，是内地民众非常熟悉的做法。不难想见，作为出版审查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曲线施压”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香港出现。

“头上一松”到“轰地一响”

“当时我确实充满着重见父母的兴奋，却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过罗湖桥那一刹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

这是余英时在回忆录中追忆1950年元旦从罗湖口岸进入香港时的感受。这种瞬间的轻松，对于许多从内地来到香港的人而言，或许都有过类似体验。香港所具有的意义，正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想空间：人们可以阅读不同的书籍，接触不同的观点，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精神位置。有读者曾说，自己的精神世界正是依靠香港独立书店，“才重新活过来一点”。

当香港逐渐失去过去所代表的开放、多元和自由气质时，消失的不只是几间独立书店，还是许多人曾经相信的一种可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人们仍然可以通过阅读与思想，接触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曾经从香港获得精神慰藉的人而言，这种变化带来的失落，或许让人们对余英时过罗湖时的那种畅快感受越来越陌生，而与高华少时看到大字报写着“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时的反应产生共鸣：“我头脑轰地一响。”。

上海作家维舟一直在写一个“维舟看城”系列，描述他对中国各地政治、社会与经济的观察。未定论编辑部觉得这一细致的观察非常有信息量，值得向大家推荐，以后将陆续发表这一系列的其他作品，敬请期待。

正文

长久以来，福州都被戏称为“中国最憋屈的省会”。在中国这个“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国家，它是全国唯一一个行政级别还不如省内其它城市的省会（厦门是副省级，福州却只是地级市，低了半级），经济总量也曾连续22年被泉州压一头，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窗口和“海上花园”的城市形象，在省外的知名度远高于福州，以至于不乏有人误以为厦门才是福建省会。

换作在欧美，省会城市的人口、经济、知名度并非本省第一，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中国，这一点实属罕见。不过，这种格局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福州这座一贯被视为“低调”的城市，在不经意间成了新一轮中国城市竞争中最大的黑马。

“如果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2025年，福州GDP增速6.1%，在29个万亿GDP城市中排名第一。五年前，它刚刚迈过万亿门槛，在当时的23个万亿城市中处在吊车尾的位置（第22位），但现在已跃升至第17位，差不多每年上升一个位次。照这速度，未来五年内它还将超越郑州、长沙、无锡、青岛，乃至天津。

这种速度是惊人的，事实上，福州在2020-2025年间的经济总量增加了高达51%，还超过了因新经济而名声大噪的杭州（+43%）、合肥（+41%），然而近两年“杭州六小龙”、“合肥模式”在网上大受追捧，几乎成为国内城市争相学习的榜样，福州这边却悄无声息，要不是看数字，很少人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居然完成了“低调的逆袭”。

没有人总结过什么“福州模式”——如果你去搜索“福州模式”，只会搜到这样一些解释：城市垃圾分类与循环经济治理模式、连锁餐饮的“员工合伙+门店众筹”商业模式，以及1990年代开全国先河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改革。显然，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福州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能跃居全国前列。

当然，对于一种让人困惑的现象，也总有人试图加以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往往无异于猜想：网上最流行的说法是认定福州得益于2021年起推进的“强省会政策”，但全国各省几乎都在推进同样的做法，往往还实施更早、资源更集中，为什么福州就能接连超越对手？

还有一种说法则神神秘秘地推断，那是因为福州是习近平的“龙兴之地”，他1990-2002年间在此任职长达12年之久，蔡奇、何立峰等著名的“福建帮”也追随他进入中国权力的最高层，福州因此也得到了“特殊照顾”，不过，就算是抱有这种观点的人，有时也承认这没什么证据能够证明。

这不仅是外地人“雾里看花”，连本地人也常常说不清，当我问起一些福州人怎么看待福州近年经济腾飞时，很多人的反应是大惑不解，因为他们完全没感觉到有这样的迹象，反倒普遍觉得这些年福州和全国整体形势一样经济下行，福州出口额2025年下降了32%，晋安区的工业园区近两年很多工厂倒闭，连明星企业福耀玻璃都拖欠工程款几年没结清，小微企业更是艰难，因为它们要足够的订单才能压低成本，承受不起风险就只能关门破产。福州街头店铺这两年开开关关，萧条了不少，太多单位发不出工资、也太多人失业后找不到工作，如果说福州迎头赶上，那可能是其它地方更糟；有的人干脆断言，那些统计数字都是作假的，不可信以为真；还有人疑惑地反问：“我不知道这数字怎么来的，你说福州有什么产业？”

福州当然也有产业，电子信息、新材料、轻工食品、纺织化纤、机械制造、冶金建材等六大产业集群都达到千亿规模，但问题是，这些一般都在郊外的福清、长乐、罗源、江阴港等地，福州城里的居民如果与这些行业无关，确实很难有什么切身感受。

如果看经济数字，福州城区按说不断向好，且进步比厦门更快。福州主城六区的面积与厦门差不多（1753.9平方公里，厦门是1700.6平方公里），但2000年福州市辖区人均GDP只有16990元，远低于厦门（38021元），而到了2024年，福州市辖区GDP（8517亿）几乎追平厦门（8589亿），意味着福州城区421万人创造的GDP和厦门535万人相当，人均值还高了26%。

然而，这与福州人普遍的观感却是背离的，因为直观来看，厦门的城市建设要“上一个档次”，看上去明显要比福州更“发达”一点，很多人之所以怀疑经济数字，说白了是因为有一个未解的困惑：“如果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这其中的一大原因是：占据福州经济半壁江山的数字经济（2025年高达8700亿，占全市GDP的56%）是码农们在键盘上完成的，对普通人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直接获益的也是一小群互联网精英，除非他们赚到的钱在本地消费。游戏开发可不像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大型商超，老百姓很难直观地感受到，甚至可以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

作为福州女婿，近三十年来我每年都会去福州，虽然其城市面貌也在不断刷新，但跟国内其它大城市相比，说实话确实谈不上“巨变”。福州地铁2016年开通时，国内已有24个城市走在它前列了；在各地都大规模拆迁、建设新城的城市化浪潮中，福州也显得慢一拍，除了金山、化工路、快安等少数几个片区之外，福州城区很少见到连片开发的高层住宅区，一个小区常常只有几栋楼。虽然2000年就提出“南扩”，跨越闽江开发金山片区，已经算是福州近四十年来最大规模新城区，但整个金山街道辖区也只有13.1平方公里，和同级别的其它城市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连一些焦急的本地市民也感叹福州城市发展有点“小家子气”，缺乏“大手笔”。

在这一点上，福州确实和那些政府强力介入、主导经济活动的国内城市很不一样，倒更接近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虽然福州的情况和温州不尽相同，但它同样提示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地方上的表现会因各地的实际情形而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受限的权力构造

要理解福州为什么会是这样，首先有必要明了一点：福州实际上只是“半个福建的省会”。

福建可说是中国地形最破碎的省份，在崎岖的山峰、丘陵挤压下，仅有的小块平地还被湍急短促的河流分割成几个难以沟通的小流域，其结果，福建的方言、民俗之复杂多元是全国之最。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对经济活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福建各地向来各自为政，福州即便在省内的辐射影响也大受限制，很难像大平原上的中心城市那样向心集聚。

福州名为省会，但福建人都知道，闽南人不太认这个省会，福州都市圈只包含邻近的宁德、莆田、南平三市，在省内都属于经济落后地区，而即便对这几个地方，福州的辐射带动作用也相当微弱。2021年的一波新冠疫情在福建爆发，病例是从境外输入的父子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回老家莆田时舍近求远，不是从福州机场入境，却是直飞厦门机场，更讽刺的是莆田南部村镇爆出病例后，最后都没感染到福州，可见连莆田人都不太来福州。

虽然福建多年来推动“山海协作”和“强省会战略”，但受阻于交通运输条件而难以实现。说来难以置信的是，直到2025年底，闽江才实现千吨级船舶常态化通航，连接内陆南平、三明到福州的江海联运通道由此迟迟成型，跨区域的产业协同第一次有了现实基础。即使福州在这一区域内实现统一市场，其规模也相当有限：福州都市圈的人口和GDP，都仅相当于全省的1/3。

“强省会战略”不能说没有效果，2022年福州GDP首次超越全省霸榜22年之久的泉州市，并且还在持续拉开差距。更重要的是，一些龙头企业开始在福州布局，如宁德时代在罗源县建立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南平铝业也跟着在罗源湾投建高端结构件，上市公司中闽能源、太阳电缆都把总部从南平迁往福州。然而总的来说，这吸引的都是福州都市圈内的企业，论集中度肯定比不上厦门作为总部基地对闽南企业的吸引力，行政权力对资源调配的力度更远不及一些中西部省会。

福州特殊的地形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扩张。福州看似是沿海城市，实际上却坐落在一个小盆地里，市中心的五一广场距离滨海的长乐机场还有50多公里。当城市发展要跨越盆地，走向一个开放格局时，这就成了地理阻隔，因为它周围的城镇格局长久以来其实不是向心发展的，而呈现出一种弱联结的离心构造。

就算在近郊，福州的行政权力贯彻也受到隐形的抵制。这方面最明显的信号是城区的扩张。在近二三十年的城市化浪潮中，许多城市纷纷撤县设区，武汉早在1998年就将下辖各县全都改成了区，然而福州所辖八县，除了长乐2017年设区之外，其余至今纹丝不动。相比起一些强势的省会甚至可以直接吞并或接管自己辖区外的土地（如济南吞并原泰安市、长春吃掉原属四平市的公主岭市、成都接管原属资阳市的简阳市、西安的西咸新区其实大多都在咸阳市的地界），而福州连自己下辖的县都基本维持原样——以往习惯说“五区八县”，现在是六区七县，就只微调了一下。就连长乐，虽然设区已近十年，但当地人仍然自视为“长乐人”，并没有自称是“福州人”。

闽侯县早就明确提出“加快融入主城区、建设新市区”，也多次传出撤县设区的传闻，但一直没下文；至于经济实力更强的福清（2025年GDP高达2033亿，而青海省会西宁都只有1915亿），倒是力争要做福州的副城市中心，但对设区却提都没提过。因为一旦设区，虽然居民福利、城市建设全面对齐中心城区，但当地的自主权将大受影响，国内通行的规则是：县/县级市20%的财政收入上缴省里，80%自留，而设区之后就要和市里五五分成。这就是为什么像苏州的昆山市、金华的义乌市这些县级市，明明早已具备设区的条件，但迟迟不肯这么做。

即便推动城市内部的改造，市政府也面临着复杂的博弈。总的来说，福州这些年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来的样貌并不是大规模的“破旧立新”，而大体上是不破坏原有构造基础上的翻新。一些城市成片开发之后又大规模空置的“鬼城”现象，在这里很难出现。尽管福州也跟国内大部分城市一样依赖土地财政，但受“两山夹一江”的地形限制，其城市开发只能寸土必争。

省政府所在的屏山区块是福州老城最黄金地段，一位在那住了三十年的老福州告诉我：“福州太小了，正因为面积狭小，所以为了炒房不得不做出很多妥协，只能见缝插针地盖楼。在房地产开发最热的2015-2018年初之间，屏山这边机关单位边上都盖楼了，但小区通常就一两栋高层建筑；那会一度连看守所边上都建住宅区，可以直接看到监狱，金鸡山旁就能看到未成年人看守所（‘未管所’），被戏称为‘狱景房’。”

可想而知，这种模式限制了城市扩张过热，加上福州吸收的新移民和投资者有限，早在2019年房价就开始下跌，所以它并没有卷入2023年席卷全国的房价暴跌潮，因为已经跌过了。

由于这样一种受限的权力构造，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必然也大有不同，在这里，最活跃的部分并不是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而是在他们触手之外的民间草根力量。

“自由活力”还是“野蛮生长”？

在世人印象中，“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常常表现为“集中力量干大事”，但事实上，国内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却与这一印象不符。

福州所在的福建省，是近四十多年来经济繁荣实现赶超最成功的省份，1978年改革开放前夜，福建人均GDP仅排在全国各省第25名，而到2020年已跻身第4，可以说，全国没有一个省份像福建这样得益于改开释放的民间能量，然而，这一结果却不是“有形之手”强力主导所致，倒不如说是它放手的结果。

当然，福建有其特殊性。毛时代在各地实行的通常是一种计划经济主导、权力集中的模式，但在福建却产生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相反结果。由于两岸的长期对峙，海峡西岸作为前线几乎没投入什么建设，福州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1949-1978）不但没得到什么大型国有工业项目，甚至倒还要外迁，例如福州机器厂1965年抽调400名技术骨干和90台设备，深入福建内陆腹地，组建三明机床厂。但这样一来，福州反倒因祸得福：由于本来就没什么计划经济的包袱，当“前线”变为“前沿”，就爆发出空前的活力。

改开初期的福建沿海相当贫穷，而穷人的选择都是很少的，人们必须抓住每一个能改善生计的致富机会，而这最好是那种需要初期投入资金不多的行业。加上福州原本就欠缺制造业基础，因而除了福耀玻璃这样极少数成功个案之外，福州民企真正成功的领域，首推零售业。

新华都的创始人陈发树虽然是闽南安溪人，但起家却是在福州，总部也一直在此；永辉超市更为传奇，创始人张轩松、张轩宁兄弟学历都只有高中肄业，1998年创立时只是福州火车站外的一家小店，到2025年营收达到535亿，位列“胡润中国500强”第377位。2016年才成立的即时零售电商朴朴超市，2024年营收就已突破300亿。

除了这些企业家的商业才能之外，福州零售业的成功恐怕也正得益于这座城市的形态：福州不像一些城市那样大拆大建，小马路密如蛛网，对步行很友好，个体小店多，且非常重视邻里社区的温情，这就让民间小资本都有了立足空间。时至今日，福州城区本地小超市万嘉便利、美宜佳随处可见，而像沃尔玛这样的外来大型连锁却不易在这样业态分散还激烈竞争的市场上生存下来。

福州本地兴起的另一支柱产业数字经济，就更不是政府规划、推动的结果了。1998年的“福州IP电话案”是全国首例，出现在这里，不是偶然的：这座城市制造业基础薄弱，但数字经济不需要工业实力作为支撑就可以实现跨越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头脑灵活，就更容易抢在政府规范新行业之前抓住机会，然而这在当时却还是个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先驱”就可能成了“先烈”。

1999年创建的网龙，对福州的数字经济起到了引领作用，尤其是在电子游戏和移动互联网应用领域。2013年，网龙将91无线以13亿美元出售给百度，创下当时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并购案，而从中分红数千万到数亿人民币不等的网龙高管，又孵化出了更多企业。2018年，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永久落户福州，市政府提出要建设“全国数字应用第一城”，相关产值已从2018年的2800亿，到2025年七年就翻了三倍，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事实上，2020-2025年间福州GDP总共增长5092亿，数字经济就占了4100亿，简单算一下就知道，要是没有这一块，那福州的经济表现立刻就要大打折扣。

在这方面，政府更多扮演的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被动角色，最能显示这一点的是：对福州经济如此重要的一个产业，在官方统计公报中却长期没有单独核算，直到2017年后，福州才逐步建立起规范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此前仅有个别细分领域（如电子商务交易额、信息传输软件业投资）的零散数据，却没有全市汇总产值。这只能说政府或是不重视，或是不了解，又或兼而有之。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但超出官方预期，甚至往往让他们看不懂。一位游戏公司的高管抱怨政府官员“什么都不懂”，虽然他认为这有时也是好事，因为“这帮人要是搞懂了就会来管这管那”，但问题是有时他们“不懂就会瞎管”——比如他尤其不满前些年在国内限制网络游戏的新规，逼得像他们这样的游戏公司不得不在海外首发。他说：“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扼杀自己的产业？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我们中国的游戏开发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国家！”

事实上，有时政府的介入反倒起了反作用。福州台江的中亭街是本地最热闹的商业街区之一，以服装批发和商贸集散著称，老福州都知道“再挤也挤不过中亭街”，以前在福州人印象里，这儿总是乱糟糟的，却热闹非凡，2022年启动升级改造之后，号称要打造“闽江之心”核心区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结果呢？确实变化很大，看上去升级了档次，商品也不便宜了，然而正如有市民抱怨的，“马路拓宽，中间再搞两个隔离带，中亭街就死了”。

有一位高校教师跟我说：“这几年学校盛行做数字化，但接手的公司一定得有背景，不然很难要到钱。新冠疫情那三年，政府的绿码都是找大数据公司做的，但它欠你的钱，你现在怎么要回来？敢去要吗？我认识的一家大数据公司老板，现在破产去开滴滴，一个政府官员好心指点他：除非去法院告了，或许还能冻结一部分资产来分点。我还有一位亲友，那三年一度年薪20多万，疫情后公司裁员两三千人，两年多没发工资了，现在像我这样事业编的反倒被他羡慕了。”

对一些企业家来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至少别妨碍他们赚钱；对福建这样一个历来远离权力中心、“天高皇帝远”的省份来说，这种想法或许平常，但在一个有着“大政府”传统的国家，这实属异端。这也给“有形之手”制造了一系列难题：民间的经济繁荣是“自由活力”还是“野蛮生长”？经济增长重要还是政治秩序重要？政府的干预到底要到什么程度为好？

“有形之手”的角色

挑战还不止这些。改革开放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就是邓小平喊出的“致富光荣”，这第一次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将“致富”这件事正当化了，然而在福建这里，“致富”和“光荣”乃至“合法”都可能产生冲突。

有道是“福建人只要能赚钱，哪里都敢去，什么钱都敢赚”，再偏僻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只要有钱赚，语言、习俗、甚至法律，都不成问题。在这四十多年的经济狂飙突进中，可以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辉煌和问题，这儿一个都不缺，“自由活力”和“野蛮生长”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在政府监管不到的缝隙中、或“有形之手”够不着的地方，民营经济固然生机勃勃，但黑灰产业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蓬勃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福州各郊县偷渡成风，中国人都知道“福建人出国不需要护照，要问问妈祖”，以至于福州户籍的人想出国的话很容易被拒签。名噪一时的“偷渡皇后”、“蛇头之母”郑翠萍（“萍姐”）就原籍福州马尾区亭江镇盛美村，1981年经香港偷渡至美国，在三十多年里将成千上万人偷渡到美国，据说在纽约，会福州方言就可以畅通无阻。虽然她后来被抓捕归案，但她2014年去世时，据说有许多人痛哭流泪，感谢她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福州人走出国门，不像闽南人倾向于下南洋，而多是去美洲、日本。长乐人多去美国开店，所以长乐那边很多村镇的楼房盖得相当豪华，平日却空无一人，因为孩子都被接走了，春节假期在长乐街头不时能看到一些孩子，满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但普通话不行，要么就是长乐腔的塑料普通话；福清人偏好日本，据说“福清帮”在那都打出一片天下了，为了赚钱衣锦还乡，近年来不少当地人甚至远渡重洋前往非洲内陆小镇开店，由于福清人散布全世界，一度居然还有“世界福清小姐”选美大赛；在连江县的黄岐半岛，寄宿学校的孩子，父母大多都在巴西，有人都开玩笑说，“连江”应该改名叫“连海”了。

偷渡是一门利润丰厚的产业，在以前人均年收入才5000元的年代，偷渡去美国据说就得60万，相当于十年不吃不喝的收入。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络绎不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早在民国时期，很多人下南洋后，没有比国内过得差的，寄回来食物、油料、衣服、收音机、钱，这就是最直观的教育。到“萍姐”手里，偷渡更是产业化了，出去了还能安排住宿、工作一条龙服务，其实就相当于劳务中介了。经过多少年的演进，现在据说偷渡费已经回归到一个合理的价位了。

不止如此，甚至搞电诈的不少人也出自福州郊县。民间传闻，福清就有不少人干这一行，幕后还都“有人”。2015年，连江人陈志在柬埔寨成立太子集团，到他2025年落网，短短十年间膨胀至100亿美元，单日非法获利可达3000万美元，被美国列为“亚洲最大规模犯罪集团”。不过，福州的治安却不差，因为这些人“兔子不吃窝边草”，其犯罪活动并不在境内进行。相反，他们还挺照顾乡里乡亲，特别是他们在境外搞电诈，需要委托同村照顾家人，酬金不菲，因为需要保守秘密。

这些境外黑灰产业赚到的海量金钱，当然不会计入本地的GDP，却可能流入境内，在本地消费，这和当年侨汇接济国内亲人是一个道理。虽然不清楚这有多少钱，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福州经济总量在全国只排在第17，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排在第14，且在20强城市里以6.0%的增速领跑，按人均消费额来看，它几乎是全国平均值的2倍，甚至超过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只有南京、杭州、泉州略高于它。考虑到南京吸引了大量苏北、安徽人来购物，杭州还是旅游胜地，而福州的消费相比起来更主要依靠本地拉动，这一点就更不寻常了。反过来，福州零售业的发达，恐怕至少也一部分得益于市民手头有活钱，乐于消费。

2025年中国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强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州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形态，倒有点像印度：最蓬勃发展的是数字经济、零售服务业，以及侨汇。这些往往或是在政府监管不到的地方，或是并非得益于政府干预。事实上，人们希望政府别阻挡自己发财。

然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接受一个“小政府”的定位。长久以来，福州市政府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较弱，与其说是它“不想”，不如说是它“不能”：它处于一个权力受限制的结构之中，既没有那么大权限，而且也没那么多钱去做它想做的事。

福建虽然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8，但论财政收入只排在第12，一般公共预算占GDP的比重，福建是全国各省份中最低的，仅6.2%，还不到最高的上海（15.0%）的一半；而福州作为福建省会，又还不到全省平均值，低至5.0%，远低于厦门（10.7%），只比泉州（4.3%）略高，在万亿GDP城市中几乎处于最低档。大连的GDP只相当于福州的2/3，但财政收入几乎和它一样，支出甚至还低了近100亿元。

2025年部分万亿GDP城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数据来源：各地2025年统计公报

财政收入比例低，原因可能很多，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业、制造业等高税收贡献的产业薄弱，而低税收或免税产业（如农业、部分服务业）占比高；也可能是税收征管效率低，或是大量地下经济未被纳入征税范围，又或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实施减免税政策，如此等等。但有时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也可能是当地小微企业众多（政府喜欢大企业，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通常是“纳税大户”），上缴税款相对较少（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这样，企业可以将更多利润留在自己手里。

可想而知，当地方财政收入较少时，必然会无形中限制政府权力及其实施范围，因为缺钱就很难“干大事”。与此同时，赚到钱的可能是少数精英或敢于冒险的人物，大部分人未必能分到一杯羹，政府却又缺乏足够的手段来进行社会再分配，最终这可能会影响社会公平性，甚至带来合法性危机。

这又会带来一个问题：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有形之手”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有些人会认定，这正表明“小政府”才最有利于市场经济；但有的人则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这样一种政府角色是“憋屈”的，不仅对“丑恶现象”无力遏制，而且权力本身也缺乏存在感，下决心要重建权力秩序——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把“自由活力”看作是“野蛮生长”，还把“往回走”看作还解决问题的出路。

这，正是我们当下目睹的现实。

袁春希 | 文

新干线划过漫长的山阳线，天空蔚蓝，阳光刺眼，我的旅途的下一站是广岛，穿梭在日本的不同城市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焕然一新的体验。

濑户内海的海风炽烈，烈日炎炎，这座港口都市有一种属于海洋的气质。街头随地可见的自动贩卖机、拉面店，身穿JK制服在电车上叽叽喳喳的少女，以及下班后一脸倦容却准备在居酒屋容光焕发的上班族们，提醒我其他日本城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漫长而宁静的日常生活，似乎在这一刻成为这座城市的符号与永恒。静静凝视着都市霓虹的广岛城天守阁，以及雅致小巧的缩景园，则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现代源自于并不遥远的古典。

一

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小男孩”使这座曾经的军港，战时日本的军都，彻底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无法略过的一页。作为世界上第一座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城市，受害者的记忆成为了广岛永远的伤痕。曾经有人说，核爆记忆前的日本人只有作为“我”的个体存在，而核爆的记忆，则使得作为“我们”存在的日本人诞生了。代表着当时人类科学的最高成就，却不掺杂任何责任与伦理的犹豫和考量的杀人武器，第一次降临在广岛这座工业城市之上。那些在核弹的高温一瞬间逝去的生命，凝结着日本近代历史上对于亚洲诸国的罪恶、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二十世纪国际秩序内在的残酷，似乎都在这一刻成为永恒，成为历史书上难以卒读却无可回避的一页。在受害者与施害者模糊的身份之间，在政治的裹挟与时间的冲淘之下，暧昧的日本人必须面对的一页历史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摊开。这一节历史与道德的阶梯，依旧等待着今天以暧昧所著称的日本人来抉择方向。

参观广岛的和平纪念馆也许是在所有参观活动中，最为肃穆的一次经历。漆黑漫长的甬道之间，设计者尝试复制出核爆当天的压抑与恐怖，而动人心魄的，是长廊之间受害者的照片与遗物——校服上的肩章、被高温熔化的铝饭盒、残破的课本……1945年的八月五日本应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时刻，尽管战争的阴霾已经渗入到了生活的边角，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夜晚不再宁静，防空警报成为最熟悉的噪音，习惯了每天配给变得少的可怜。但是某种程度上，活着就意味着明天，也许他们并不懂得绝对国防圈、ABCD包围圈。

距离核爆点距离1.6公里的受害市民。

那些似乎可以长久延续的日常生活，似乎在一瞬间就被摧毁。那些被未被战火劫持的生命，在这一瞬间被野蛮剥夺。当我凝视着受害者照片中那一个个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时，幻想着如果没有这次天降横祸他们的人生：是以另一种方式与这个彻底堕入疯狂的国家毁灭，还是有机会在废墟上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心灵是否有机会意识到自己所身处世界的荒谬，和大国政治逻辑的傲慢与狭隘？一个国家的歧路与民族集体心灵的迷狂，历史教科书上郑重其事的一个单元，却是无数人一生的劫难和心灵的伤痕。我们在拥有集体记忆之前，首先葆有的是属于自己的个人经验，而对于广岛的受难者与遗属来说，核爆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从被国家和权力绑架的叙述中挣脱出来，真正有机会讲出自己的体验，真正有机会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而政治学家将日本战败称之为“八月革命”，也许正是因为战争与核爆，使得作为平民的日本人不再为皇国与天皇所绑架，真正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战争体验。

黑色的雨，彩虹般的烟霞……这种奇妙的景观是许多广岛核爆亲历者的第一反应，也正是在这种病态乃至癫狂的末世景象中，日本荒谬的国家体制以及膨胀自大的国体论所孕育的极端意识形态，迎来了它的非自然死亡。而日本军国主义的畸形与抉择，是如何形成的？在畸形的宪制与民主体制之下，被天皇制国家所绑架的普通人，真的可以免于良知的诘问？这样的诘问与背后尴尬的沉默，则留给了所有战争的幸存者慢慢咀嚼。或者，更严肃的问题是，这些看似毁于一旦的日常，这些青春鲜艳的生命，在日本政府“十亿玉碎”的本土作战面前，又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二

在某种程度上，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叙事逻辑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语言，压抑与悲痛的氛围中，我们无从看见施害者的身影，这些逝去的生命的被陈列，犹如面对着一场虚无的自然灾害。因为展厅的设计者与参观者所共有的默契与内在逻辑是，广岛灾难的直接责任人是作为战后日本民主的建设者与东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美国。而作为胜利者的美国，却是以道义和战争的名义投下核弹。对于日本而言，追索施害者的责任，犹如追问自己的盟友，而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理念以及《宪法九条》中对于战争权利的放弃，也是基于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双层逻辑。而对于饱受军国主义之害的日本周边国家而言，战后日本对于历史责任的暧昧态度，以及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美苏冷战格局而从未彻底进行的对帝国日本的转型正义的清算，则使得广岛、长崎的集体灾难缺乏一种基于现实的道德力量。没有施害者的灾难的陈列，也自然听不到忏悔与自白的声音。而我们所有人在沉浸在这场悲痛之际，都知道日本既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挥舞屠刀的施害者。如果说广岛与长崎的原爆使得日本人真正拥有了共同的集体体验，而凝结成为新的政治民族，那么一个没有“他者”存在与周边存在的公共记忆与公共空间，只能是一场旁人看来自怨自艾的喃喃自语，无法走向真正的“善”与经过普通人良知与常识共同检验的正义。

终战八十周末纪念上的天皇德仁。

以战时的广岛作为背景的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的海报，在广岛的诸多景点之前随处可见。那位热爱画画，渴望着普通人的爱情的女主角小玲，在困惑与未能为力之中，眼看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战争毁掉。在电影里我们既可以看见她无私的帮助邻居，笨手笨脚地应付生活和婆媳关系，但是她也会为吴港中黑烟滚滚、耀武扬威的战列舰感到骄傲，甚至在听到裕仁天皇的终战宣言时歇斯底里喊道“为什么不战斗到底？”这部电影在上映后也受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随着战争经验的褪去以及日本左翼运动的衰落，类似于《赤脚阿元》和《萤火虫之墓》对战争时的国家体制和集体无意识下的狂热的批判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幕。作为与战后和平主义对照存在的战时已经彻底凝固，在无数个生活的日常的流逝下，回归到它应该有的位置。而这种以生活化逃避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回归”，在作为战争的受害者的其他国家来说，却是一种尴尬乃至冒犯的存在。平淡、温柔却苦涩的故事，背后是一个民族迷狂的过往，而最终消解这一切的，是东亚式的“过日子”的基础叙事。国家主义的狂热泄露到日常生活的痕迹可以随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改良逐渐消逝，但是却也正是这种过日子的逻辑，使得普通人逃避着责任，以一种“无思”的态度面对现实，直到大难临头。

三

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当时作为一名军人（1945年四月开始，丸山真男在广岛市宇品町的陆军船舶司令部参谋班任职）目睹了原爆的过程，当原子弹投下的那一刻，这位亲历了战前日本特务统治与左派运动的知识人，意识到此刻正是日本帝国的彻底终结。而他也将之后一生的志业，设置于解释此刻，以及此刻背后那个看似复杂而暧昧，却在责任伦理和政治决断上异常幼稚的日本。“任何专制制度的基础是人的意见。”丸山真男想解释的是，是什么样的体制与结构，使得看似陈腐、墨守成规的官僚，成为了军国日本最坚实的基础。出乎不少人意外的是，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心理》一文中，把日本在亚洲的暴行归咎于日本扭曲的政治文化和宪制结构，（“在我国，只要有与‘卑贱’的人民相隔距的意识，仅此一点就等于与最高价值的天皇拉近了距离，由此更强化了与人民隔距的意识。”）却反对日本政界所主张的“一亿总忏悔”，因为把战争责任均等地洒向每一个人头上，其实却使得在战后逃过审判而被新政府接纳的“大人物”们真正逃脱了良心的谴责。如果未能按照每个人在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来清算责任，空洞的忏悔实际上在为已经在战后政府登堂入室的“大人物”们推卸责任。看似国运一路坦途的明治时期，尽管有了宪法乃至政党政治，却并未诞生属于真正的国民主义，在日本真正具有自由意志并承担决断的只有天皇制（日本论理学家和辻哲郎认为天皇制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本身。而只有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主义，使得判断和记忆的权力回到每个人手里，那么跨越历史与地域的和解才会成为可能。

被简中互联网批评为“反战败不反战”的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

然而民族国家的时代却从来没有给过以伦理和共同历史记忆的集体以和解与超越的机会，尤其在后冷战的国际秩序逐渐消解，新的地缘格局暗流涌动的东亚，对于战后东亚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也是以集体记忆和战争罪责的讨论作为焦点。尽管看来，战后的日本早已在美军的指导下完成了民主化改革。但是新的民族主义，以历史认识和正常国家化的讨论作为方式展开，而这种叙述中，战后的历史责任被稀释，作为牺牲品的广岛受害者和为“帝国”而牺牲的“殉道者”，要么被等量齐观，作为“统一的国民主体”（加藤典洋《败战责论》）而存在，要么被刻意遗忘，以受害者的身份，以强调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悲惨境遇。

今天的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依旧作为一种“必要之恶”存在，在当下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下高度扭曲的日本社会，去发掘源自作为公民与集体的主体性，也使得民族主义以一种同样扭曲的方式展开。无论是日本右翼自90年代以来对于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以及“东京审判史观”“自虐史观”的批判，还是对美国的战后改造的怨恨以及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尴尬位置的愤怒，某种帝国的遗绪依旧在看似“现代”与拥抱和平的日本社会暗流涌动。这种帝国的想象，不再是以古典式的“国体论”和万世一系而存在，而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对历史所造就的现实而形成的怨恨与不甘。而这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也悄悄地散落在每一个国民的心底与记忆杂糅，在东亚的历史世界里世界纠缠、激荡，形成了新的迷宫。

四

如果说原爆的纪念是战后日本“记忆之场”的重要的声部，那么另一种曾经被压抑今天又被可以释放的声音，则显示出这一片记忆之场的驳杂与扭曲。记忆不仅在收藏过去，却又按照现实的方式在塑造着“永恒”。在距离广岛原爆纪念馆几百公里之遥的靖国神社，就是再以一种截然不同，乃至对立的方式，宣誓着不同历史形式的存在，以及政治对于记忆的操弄。同样是牺牲者的面容，原爆纪念馆中的年轻人使我感到的是还未展开的青春的凋零，而靖国神社游就馆中那些“牺牲”的“英灵”，那些绝望地驾驶着零食战斗机冲向美军航母的飞行员，那些怀揣着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向着铁丝网与机枪阵地冲锋的士兵，却让我感到一种肃穆的“恐怖”，战后日本的国民心理的重建，并不是在“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废墟上进行，建设者们依旧凭借着旧帝国的心理与记忆的沉淀，裹挟着争议与属于日本精神中的扭曲再次启程。

作为游客的我们也许只能把原爆受害者叙述与靖国神社游就馆导览词背后的“自由主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是由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提倡的历史验证法。它把它的攻击对象称为“自虐史观”以及“东京审判史观”。）史观的并行不悖，视作一种民主国家对于不同言论与表述的尊重。然而，这种内在的纠结已久使我困惑，这并非是一种号召和解与宣扬仇恨的对立，而是同样作为受害者的广岛再向全世界展示着这道伤痕，并希望用自己的遭遇向全世界昭告战争与核力量的残酷。但是却又另一批人用属于上个世纪乃至追溯到古典的方式，向人们宣告今天的日本有多么“特殊”，第一群日本人面对的是今天的整个世界，那么第二群日本人面对的则是作为“历史共同体”甚至“血缘共同体”的日本。（江藤淳，“最为重要的、只要是日本人自然皆会珍惜的东西，就是日本之为日本的特质”）靖国神社之于今天的日本人，仿佛是一场过去与今天的连接，只有在属于日本的市民宗教的国家神道（日本民俗学者苇津珍彦对“神道”的定义是，所谓神道与起源于天才创始人的教义的佛教、基督教等等不同，那是在数千年日本民族大众生活中自然成长式地被培育出来的民族固有精神之总称。）中，才能真正成为“日本人”。然而他们刻意忽略的是他们祈祷乃至渴望回归的日本，恰恰是造成广岛悲剧的施暴者本身。

终战纪念日，在靖国神社身着旧日本帝国军服的右翼团体。

文学学者加藤典洋有一个颇有意思的说法，靖国神社所供奉的“牺牲者”之于今天战后的日本人的关系，如同一场大火之中，用身体架住坍塌的建筑的牺牲者，没有他们的牺牲，就难以有日本的“战败”认识。同样，在备受争议的电影《永远的零》中，作为神风特攻队的男主人公宫部久藏在最后一次行动时的动力也是希望用自己的牺牲去证明战争的“荒谬”，去为活着的家人开拓出战后生存的道路。然而对于施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日本人来说，这场战争仿佛是意外之灾，是明治与大正时代的“正轨”之后的一段意外的歧途。拥有这样记忆和认识的人们，靖国神社是他们的安顿心灵之所。两种记忆的交锋，乃至国家权力利用两种记忆的冲突，试图压制另一种，也正如战后日本国家建设本身“非正常国家”的尴尬。

高桥哲哉在《靖国问题》一书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位老太太岩井益子是如此描述她作为战争遗属对靖国神社的情感：“丈夫生前从未怀疑过假如自己战死的话一定会被祭奠在靖国神社，他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赴战场的。对我来说，靖国神社受到玷污，这比我自己受到玷污还要耻辱几亿倍。只要听到哪怕是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话，我的身体就像是被劈开了似的，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放眼望去，我的热血变成了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向四周蔓延开去”。高桥哲哉将遗属们的这种反应定义为感情的炼金术，国家体制和神道信仰悄无声息地将普通人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以意识形态偷换为国家情感的介入。靖国神社所供奉的英灵背后，是另一片血的海洋，而战争的残酷以及不义，为了这种国家主义介入的历史记忆，已经被刻意滤去。这种悲痛并非在现实与历史的真空中存在，在作为牺牲品的日本国民之前，亚洲各国已经提前被狂热的军国主义蹂躏过了。丧失了历史意识与责任感的恸哭，是否有资格遗留在公共记忆的悠长回廊之中？

即便站在文明和历史的角度，我们也无法苛责这种情感的存在，历史的惯性是如此强烈，历史的遗留物也在一直提醒我们，熟悉并作为常识存在的历史，是充满了不安的噪音乃至压过一切噪音的冲动。当我们试图理解这种噪音如何存在，我们才能理解靖国与原爆之间的冲动以及彼此之间隐秘的关系。然而也借用思想是学者子安宣邦在《国家与神道》一书中对日本战争体制与靖国神社背后政治神学之间的关系“政教合一之国乃是战争之国，为臣民提供一个死后安居的场所是使臣民投身战争的前提。”如果我们没法挥手作别旧帝国的亡灵，国家绑架个体的历史继续出现，类似的悲剧与留下的巨大的历史空洞，恐怕依旧会继续存在。

五

走出原爆纪念馆仿佛走出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没有战争的阴霾，也没有历史责任的沉重。广岛纪念公园背后的商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公园里的游船上布满了来自各国的游客，然而回看今天的世界，却又难以给予我们告别战争的欣慰。日本的历史记忆与解释权并不是日本人独享的，因为今天东亚成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20世纪日本的战争以及遗产，是浇筑冷战体系下新的政治民族的骨肉，它们既渴望彻底埋葬战争与帝国的亡灵，却又无法摆脱帝国本身的诱惑。

根据日本作家百田尚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永远的0》。

或许，更现实的说法是，日本近代的战争与国家体制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互联网亚文化存在的“原子弹下无冤魂”“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李梅烧烤”使得战争的认识已经彻底本质主义，成为一种以民族乃至血缘的立场之分，历史的真实与残酷被段子化的“三分钟读懂历史”的叙事稀释到极致。所有人习惯以战争的决策者思考，另一种国家主义的信徒借助着日本帝国的废墟借尸还魂般重复着相似的话语。这也使我开始思考丸山真男无责任体系的解释性：借助这些没有实体的想象，也缺乏主体自由意志的空洞符号而释放着狂热的年轻人，真的有资格在泡沫破碎之后，以无责任自辨的自由吗？在帝国肆虐之前，帝国主义的人民也许早就跃跃越试了。

左翼作家张承志在参观完原爆纪念馆之后曾经写过一段在中文世界振聋发聩的感悟：“日本和中国都必须记住：扩张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也许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无论是在暧昧的历史观中继续沉沦的日本，还是以历理直气壮地嘲讽和平与政治正确，执拗地以十九世纪的帝国秩序想象今天世界的的中国网民们。

文 | 丛日云

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落幕，我们需要开始对MAGA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进行理论反思，同时要思考一个各方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即特朗普卸任之后的新兴保守主义的前途如何？对前一个问题的认识是对后一个问题判断的基础。

美国知识界的主流对MAGA运动早有定论，即它是“右翼民粹主义”。当然，仅仅将其归类于民粹主义远远不能疏解左翼学者对特朗普的愤懑情愫，他们将其定位为汇聚了“种族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白人至上”“威权主义”等内涵的民粹主义，甚至是“极权民粹主义”或“纳粹主义”，是“最坏的民粹主义”。然而，抛开这些标签在理论上的谬误不说，仅就这些作者对特朗普政策的误判而言，已经表明他们的理论即使不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也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对特朗普的当选和施政取得的成绩以及吸引的极高民意支持，他们都没有正确地估计或者视而不见。

美国学界对特朗普现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党派立场，即大多数人是依据其左派的价值观念或民主党的立场认识和评价特朗普的，失去了学术研究的客观与公允。他们一律都把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视为对美国正常发展和理所当然的进步的严重破坏。将特朗普赶下台后，美国社会的任务就是修复伤口，继续在一直以来的“进步”方向上前行。

国内知识界虽然大多追随美国左派学者，对MAGA运动持负面评价，按民粹主义的定位来评价他们，但他们毕竟对美国左派学者热衷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激进女性主义、激进生态主义等进步主义价值观念只是表面上附和，实际上保持着很大的心理距离。他们对特朗普的评价大多依据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局限于其对美国的自由、平等、民主、全球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去深究这些言辞在当下美国主流话语中的内涵是什么。多数学者仍然将特朗普与左派的斗争视为传统左右之争的延续，仍然是在私有财产、市场、福利、税收、分配、政府干预、贸易政策等问题上的争执，只不过MAGA运动将正常的政争变成了越轨行为，由此破坏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规范。2020年特朗普下台了，美国民主制度有自我修复能力，一些都会重回正轨。

有少量学者将MAGA运动定位为保守主义，并且不再局限于从经济角度理解当前美国社会的分裂，而是深入美国的“文化战争”层面，将MAGA运动与对手的斗争视为保守主义者维护美国立国根基的努力。但这种分析只是强调了保守主义的文化维度，没有从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和美国文明转型的角度认识文化冲突，让人仍有言不尽意之感。

笔者认为，MAGA现象并非如一些美国左派学者相信的那样，是一些民众受到蛊惑而造成的政治脱轨；特朗普的离任也并非意味着美国政治重回正轨或“驱魔成功”（福山）。本文试图从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及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大背景来理解新兴保守主义的兴起，并依此对特朗普卸任之后特朗普主义的前途做出评估。

一、保守主义：现代文明的守护者

亨廷顿曾将保守主义的定义区分为三种，即贵族式的、自主式的（autonomous）和情境式的（situational）定义。他本人显然更青睐于第三种。

在亨廷顿那里，所谓对保守主义“情境式”的理解意味着，保守主义只是对特定情境的反应，而不是独特的、具有历史连贯性和内在系统性的观念体系。这种“情境”一般是现存秩序遭到了根本性挑战，而保守主义是在这种情境下维护现存秩序的一种努力。所以，数百年来保守主义唯一的和真正的敌人就是颠覆现存秩序的激进主义。它随着激进主义形态的变化而改变自己，并没有一贯坚守的价值和主张。

虽然这种将“情境式”特征作为对保守主义的完整诠释是片面的，但我们仍不妨将其作为保守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保守主义一般说来是一种被动现象，往往是因势而起、应时而兴，是对当时出现的某种激进主义潮流的反应和抵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将保守主义分为三次浪潮：18世纪末反对法国大革命，19世纪反对扩大选举权与大众民主，20世纪反对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在此基础上，刘训练教授认为，保守主义后来又兴起了第四次浪潮，主要是批判多元文化主义。

笔者认同将保守主义大体划分为这四个历史时期，但认为赫希曼对前三次浪潮内容的归纳并不准确，而刘训练教授说的第四次浪潮即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只限于知识界的反应，是非常微弱的声音，能否构成一次浪潮值得讨论。笔者觉得，那只是最近几年保守主义兴起的先声。特朗普主义登台，才是第四次浪潮的正式到来。

那么，这四次浪潮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连贯性呢？两百多年来保守主义保的东西无疑是随情境而变的，然而在不同情境下是否有着一致性和确定性的价值内核？

保守主义诞生于18世纪末现代文明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英美现代文明模式已经成型的时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保守主义，其基本使命是保守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和主流传统。考察一下保守主义创始人柏克一生致力的目标就会发现，他要保守的是：（1）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特别是基督教（新教或英国国教）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2）光荣革命后开始形成、到18世纪末已经比较成熟的英国现代文明模式；（3）审慎地推动现代文明的完善化改良，拒绝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和激进的革命与变革。

保守主义诞生后，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战后为民主社会主义）对垒，属于三足鼎立的现代文明范畴的主流政治思潮之一。三者有大量重叠共识，如共同抵制破坏和颠覆现代文明的激进思潮即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纳粹主义等。在这方面，保守主义比另外两种思潮更明确、更坚决。当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进而向社会主义靠拢的时候，保守主义成为被其抛弃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价值的主要守护者。我们看到，当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分歧时，保守主义体现了它对现代文明某些要素的偏好：比自由主义更强调社会的精神基础与心灵秩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历史连续性，家庭、教会、民族、国家、权威和秩序的价值；比社会主义更强调以人的差异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精英—大众”平衡的政治结构，私有财产、自由经济、小政府、个人权利、小共同体自治、对社会变革的审慎态度等的价值。也就是说，当与现代文明内部另外两种思潮对立的时候，保守主义以其特有的审慎态度，警惕现代文明内部隐含着走入歧途的倾向和通过激进发展从而最终瓦解现代文明的因子。

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

虽然保守主义后来对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也做出了有限让步，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平均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大众取向的激进民主主义、原子化的自由主义、物质化的世俗主义、积极国家的干预主义等，导致的个人过分膨胀、平等走向极端、社会形成逆淘汰机制、国家权力膨胀失控、民主政治民粹化、共同体凝聚力丧失、现代文明精神基础瓦解，特别是基督教传统受到侵蚀等问题，构成今天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综合征。当上述取向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保守主义者感觉它们是现代文明内部的败坏性或颠覆性因素，指向一种不祥的前景，所以一直充当了制约它们成长的力量。其实，保守主义者抵制的，正是现代文明内部成长和积累起来的后现代文明的胚胎，它在这个世纪之初开始成形。如同现代文明孕育于中世纪一样，后现代文明孕育于现代文明母体之内。

可见，贯通于保守主义历史始终的主题，是坚守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同各种非现代和反现代的倾向做斗争，拒绝现代化的各种畸变形态和歧途，抵制改造社会的各种激进方案，守护现代文明的根脉（基督教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堡垒（家庭、社区、教会、民族国家）；守护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私有制、市场经济、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代表制民主、宪政秩序）与灵魂（以基督教超验主义信仰为依托的心灵秩序）。诚然，保守主义也曾拒绝过属于现代文明范畴的某些进步（如扩大选举权、废除君主制），在有的场合也以其特有的审慎态度和经验主义的政治智慧，警惕那些进步可能带来的更严重的负面后果。当那些进步走向成熟时，它便予以接受。保守主义整体上也是与时俱进的，只是可能基于一贯的审慎态度而慢半拍。

八十年代的里根与特朗普。

总之，保守主义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是现代的，它是现代文明的守护者。其思想主张渗透了现代文明的精神。大约到21世纪初，保守主义者发现，他们面临的对手不再是现代文明内部的不同倾向，而是现代文明在整体上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被从内部彻底瓦解的危险。他们一向警惕和抵制的现代文明内部成长起来的后现代的因子已经结胎成形。这时，自由主义已经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的附体而徒有其名，社会主义也升级为新的形态，可以称为“共享主义”。在美国，自由主义也与这种激进的社会主义合流。也就是说，它们都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推动力量。于是，保守主义便成了在整体上维护现代文明的中流砥柱。

在西方社会向后现代文明演变的过程中挽救现代文明，就是第四次保守主义浪潮的使命。

二、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与美国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

2015年6月大选中，美国掀起了MAGA运动，以鲜明的表达方式推出应对新情境的保守主义纲领，将保守派选民聚集在MAGA的旗下，从而发起了一场保守主义复兴运动，即保守主义的第四次浪潮。

这场保守主义复兴的“情境”是什么呢？它受到什么刺激，拒绝或抵制什么潮流呢？回答就是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和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质言之，MAGA发起的保守主义复兴，是美国社会在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潮流进行抵制的保守主义。所以，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当代学者彼得·奥古斯丁·劳勒（Peter Augustine Lawler）发明的术语，称其为“后现代保守主义”（postmodern conservatism）。

西方社会向后现代的转变，是由一场“寂静的”价值革命驱动的。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西方发达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前者赋予与经济和人身安全相关的价值以最高优先级，而后者则赋予人的解放、自我表现、生活质量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以最高优先级。也就是说，人们的价值排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带来范围广泛的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英格尔哈特还使用过“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等概念，或借用德国政治学者维尔泽（Christian Welzel）使用的“解放价值观”（emancipative values）概念，含义大体相同。

“自我表现价值观”是后现代现象，构成后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英格尔哈特认为，“自我表现价值观”打破的是农业文明的文化规范，属于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笔者认为，它打破的其实是工业（现代）文明的文化规范，甚至冲击到由现代文明继承的几千年人类文明的某些文化规范，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文明。

后现代主义者的价值偏好更强调个人的解放、自我表现、个人价值的实现。具体来说，强调的是个人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以精神品质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宽容和谐的人际关系，优美的自然环境，更多的社会参与，在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个人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更大的宽容等。相应地，他们降低了现代性价值的地位，包括：物质收入与需要，社会秩序与人身安全，家庭、宗教、国家、权威，基于基督教传统的伦理规范与生活方式，等等。严格来说，他们甚至也不是简单地降低了这些价值，而是为了个体解放开始全面解构这些价值，使它们成为负面价值。而这些价值恰是保守主义者一贯珍重的。

英格尔哈特和其他学者依据近五十年的大规模数据调查的跟踪研究，证明这种文化变迁确实存在，并且日益深化和扩张。西方文明正在由现代文明转向后现代文明。在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者人数大约达到一半，到今天，有的国家已达到三分之二。这是最近几十年西方发生的真正的、根本性的、全方位的整体性变革。虽然寂静无声，但这一变革发生的广度和深度超过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任何一次变革，是保守主义以往面对的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任何一次激进变革都不可比拟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今天的西方正处于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观察到的今天西方社会发生的困境、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说与这个转型有关。不从这个角度认识西方，认识当代的保守主义复兴，就是不得要领的。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包括性别、性取向、宗教、民族和种族、移民、全球化与和平、生态环境、私人生活等在内，诸多后现代政治议题涌入政治舞台并占据中心位置。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出口民调显示，在选民最关心的四个议题中，都是后现代议题。依据对后现代议题的态度，社会出现了新的维度的分化，即根据价值观轴线而产生的政治分化。也出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即按后现代主义价值标准衡量的弱势群体。

LGBT游行。

持“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后现代主义者与受他们青睐的各种文化上的弱势群体联手，并与传统政治维度的弱势群体中的主体部分结盟，形成新的左翼阵营。在美国，因为他们接续了新自由主义传统，因而仍沿袭自由主义称号；拒绝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者和新文化运动攻击的对象及利益受损的群体，与传统政治中的右派民众的主体结盟，则形成保守主义阵营。前者聚集于民主党，他们的主要角色是后现代文明的引领者、推动者，近些年激进的进步主义左翼政治就是他们推动的；后者聚集于共和党，他们的使命是抵制这场价值革命和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

MAGA的保守主义正是适应这种情境而产生并成为共和党的主流的。

三、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表现

在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的推动下，一些表达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概念都被后现代主义者赋予新的内涵。一整套基于新的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具体来说，基于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第一，以身份为主体、以结果平等为诉求的极端平等主义。

平等具有多重内涵，但现代文明的平等主要是人格平等、基本人权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机会均等、政治权利平等。这些也是保守主义接受和坚持的平等。后现代主义者不满意这样的平等，认为其结果必然是不平等。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竞选中就明确表达过这种思想：平等的目标必须否定由起点的不平等而带来的后果，真正的平等是大家在终点站在同一个地方。他们要的是结果的平等、享受的平等，即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或共享主义，从分配入手将私有财产权变为空壳，以及政治上按文化身份群体所占人口比例均等地分享政治权力（不是权利）。同时，把平等的范围从政治法律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要在所有领域实现平等。平等的主体也不再是个人，而是一种文化身份，就是性别的、性取向的、种族的、宗教的等身份群体。

后现代主义平等观念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既然人是平等的，那么，所有方面都要拉平。他们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从后果反推过程：由结果的不平均倒推，就认定原因必然是歧视。其间的过程、个人的先天条件和后天的努力、机遇等，一律都忽略不计。只要在各领域存在不均等现象，那一定是社会不公正，一定是歧视造成的。甚至对歧视的各种控诉也不可置疑。

追求结果平等的结果，必然形成一种逆向身份歧视。也就是说，某个占有天然优势（包括因父母的努力而创造的有利条件）或因个人努力而占有优势的群体就要受到剥夺。比如，左派运作少数民族身份政治的结果，使多数白人感到受到歧视，甚至许多黑人也认同这一点。有学者在2016年底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7%的美国人认为白人受到不公平对待，只有32%的美国人认为黑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黑人认为其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只稍多于白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但白人有58%的人认为其受到不公平对待，只有28%的人认为黑人受到不公平对待。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64%的人认为白人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只有12%的人认为黑人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另一个由YouGov/Huffington Post于同一时期发起的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选民中，相信“美国白人”（average American）遭受不公待遇的比率是黑人的五倍。激进的平等运动带来新的特权与歧视与受歧视双方处境的逆转，这符合后现代身份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

奥巴马任内的社会政策，被认为引起了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白人的反弹。

第二，泛化个人权利，打破文化规范，追求个人生活放纵的个体主义。

现代文明以个人主义精神为精髓，以自由为核心价值，以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石。但这个自由主要是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自由，针对的是政治法律上的压迫和束缚。虽然现代自由也包括个性解放的内涵，但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现代文明将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规范改造为新的规范，个性解放不能突破现代文化的规范。后现代的自由将重心转向文化上和个人生活所有领域的自由，在现代个性自由的基础上，要求个人完全主导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这是一种追求放纵的彻底解放。主要针对的不再是政治权力和法律规范，也不是传统的文化规范，而是经过现代文明改造而留下的文化规范，包括被现代文明接受的传统文化的各种禁忌。这样，在现代的自由之外，又出现了各种花样翻新的自由诉求。传统的个人权利也由基本的政治法律权利泛化为社会文化权利、（文化）身份的权利，就是在个人生活方式领域对自由选择的诉求和宽容。

英格尔哈特在他比较晚近的著作里使用过“幸福价值观”和“解放价值观”的概念，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内涵。他也比较多地使用了“人类解放”概念描述后现代的发展趋势。他把这种价值观的革命和文化的变迁定性为两种解放：其一是从权威中得到解放，这个权威主要是文化规范；其二是在所有战线上的解放，这里的重心是个人生活领域。就是说，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人们都享有更多更自由的选择权，或者对人类自主性的日趋重视。有的场合，他还将这种价值观的几个特征综合在一起，称为“自我表现/个人主义/自主性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的根据是什么？是个人在不影响别人的条件下，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和自主性。如果这个原则成立，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现代的文化规范和社会伦理会受到全面挑战，逐一被解构和抛弃。

第三，民粹式的民主主义。

在现代文明阶段，健康的民主是在代表制民主框架下大众与精英的平衡。但这个平衡是脆弱的，随着大众社会的到来，大众民主便会取而代之。后现代主义者在大众民主的基础上，追求更激进的民主，即民粹化的民主。民粹化的民主奉行“越民主越好”的原则，无限地扩大政治平等，包括前述的按身份平均分配政治权力。现代社会出现了人民崇拜的倾向，这一直为保守主义者所抵制，但后现代主义者更进一步，由人民崇拜发展为平民崇拜，又加上了对弱势身份群体的崇拜。

民粹化民主的表现是什么？

其一，按身份平均分配政治权力，在政治领域搞平均主义，甚至走向反向歧视。

其二，大众的过度参与，包括媒体的过度参与。健康的民主制度下，民众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但同时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保持一定的距离，主要由公民选举的精英制定公共政策。但后现代主义者推动的民众参与，将民意与公共决策直接联系起来。本来，媒体有告知和监督的作用，原本是民众的耳目，现在追求媒体治国。以往被尊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眼下成为堕落、不负责任和专横的权力。这种权力借助现代传播工具和与垄断资本相结合，掌握了越来越可怕的力量，能够绑架政府、操控民意，但没有被宪政制度所规范。

其三，精英和大众关系失衡。健康的民主应该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一种平衡结构，美国宪法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设计。但在今天的美国，精英失去了引领、平衡民众、过滤和提升民意的作用，完全成了大众的尾巴，讨好和取悦大众，追随大众的意愿，以民意测验结果为行动指引，失去了精英本来的作用。更有甚者，今天的美国精英集团整体上左转，大多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乌合之众”的一部分，甚至是其中最积极的一部分。

美国民主党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与伯尼·桑德斯，她们被视作美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代表。

其四，弱势群体占据道德高地，掌握了国家的主导权。弱势群体应该是被尊重的对象、被照顾的对象，他们的基本权利要得到保障。但是，如果让弱势群体成了国家的主导力量，甚至把他们作为一种道德判断的标准，这恐怕就是民主的败坏。

其五，无原则地迎合大众的公共政策。这种政策对国家、对社会或者从长远来说是错误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或者是灾难性的，大众自己最后也会成为受害者。但是一些政客为了自己的选票，无原则地讨好大众。

最后，是政客和民众都陷入了非理性的和极端的群体心理和行为模式。

西方激进左派推动的民主就是民粹化的民主，他们把这标榜为民主的进步，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后现代现象。

第四，消解国家权威、破坏社会秩序的（准）无政府主义。

作为后现代主义先声的一批哲学家致力于从消解元叙事入手，反结构、反中心、反秩序，解构国家、权威、合法性、对国家的忠诚，主张重建社会、分散权力，非原则化、非中心化、非权威化、非合法化。总之，他们致力于破坏现代文明。后现代主义者基于“自我表现价值观”或“解放价值观”，对国家和权力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可以说，他们天然就有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对现代权威观念和政治秩序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比如美国的激进左派认为移民是属于人身自由的天赋人权，所以联邦政府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种族歧视和犯罪机构。面对大量非法移民不断涌入美国这一形势，他们一边庇护非法移民，一边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2020年夏的“黑命贵”运动，就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他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是 “Kill Police”（“杀死警察”或者“干掉警察”）。他们正式提出废除警察部门，或削减警察部门经费的要求。并且在一些地方得到左派政府和政客的响应。他们还曾在美国西雅图的城市中心地区建立了一个乌托邦，一个国中之国。

第五，非宗教和反宗教的世俗主义。

现代文明的一大成就是世俗化。这意味着，教会与国家分离，宗教不再享有控制世俗事务的权力，国家对宗教保持中立，不再控制宗教事务，但宗教仍然在社会中承担重要职能，基督教精神传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撑。但后现代的世俗主义是取消宗教本身，并且针对本土宗教，以宗教宽容的名义，贬抑、排斥和压制本土宗教，宽容仅适用于外来宗教，甚至对外来宗教抱着欣赏和鼓励的态度。美国的世俗主义没有达到欧洲那种程度，但作为美国现代文明根基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文明也遇到世俗主义的严峻挑战，受到侵蚀，面临解体的前景。

2020年，因为弗洛伊德案件，拒绝对国旗致敬的湖人队球星詹姆斯与戴维斯。

第六，无限制的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

人们使用多元主义概念一般包括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几个方面或层次。

政治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都属于现代文明范畴，也是保守主义坚守的价值观。而多元文化主义则是后现代现象。多元文化主义持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观念，认定文化没有高与低、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分，各种文化都彼此平等，所以不追求不同文化的融合，甚至将文化融合的努力视为文化、种族或宗教歧视。反过来，多元文化主义热衷于追求文化无限制的多元，无论是在质上和量上都是无限制的。那些与本土主流文化异质性程度越高的文化，越受追捧。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反过来解构本土主流文化，形成一种逆向歧视。

在多元文化主义主导下，左派热衷于身份政治，突出基于部落主义的身份依附和群体身份（on the basis of tribalistic attachments and group identity），将各种文化身份的要求凸显出来，设定为中心议题，设定为“政治正确”和道德标准。于是，后现代主义者以自己作为少数和边缘文化群体为荣，弱势身份群体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成了新的身份贵族。并且不断推进身份的发现和细分，比如LGBTQ这一缩略语的发展，最初只是LGB，数年后演变为GLBT，再到LGBTQI，进而到LGBTQQIAAP，还要在后面加个加号。至于哪些身份应该包括进来，如何排序，各身份群体还在争吵不休。

第七，浪漫的世界主义或者全球主义。

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保守主义者一般都是民族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往往是世界主义者或者全球主义者，至少是民族意识非常淡漠的人。在理论上，他们解构民族国家族裔的和文化的基础，推动全球主义进程。现实中，他们反感或者痛恨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甚至把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同起来。美国当代社会有一个奇特景观：共和党人，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特别喜欢举国旗、唱国歌，而那些一生气就烧国旗，在唱国歌的场合不立正致敬，而是单膝下跪的，往往是民主党人。亨廷顿讲过，美国的精英没有普通的民众爱国，他没解释为什么。按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这是因为，精英更多具有世界主义或者全球主义的意识，属于后现代主义者。有些人成为全球主义者是基于价值观，而跨国公司的巨头和在那里就职的白领成为全球主义者，除了价值观，还出于私利。更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者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民族国家成为束缚他们的障碍，因此也招致他们的反感。

在后现代主义推动下，民族主义正向后民族主义演变，民族和民族国家都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后现代主义者致力于瓦解民族国家的种族、民族和文化纽带，只将国家理解为由宪法和政治纽带联系起来的人群。这样，他们就使民族国家失去重要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变成单薄、脆弱的共同体。

当今世界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人民共同体是有边界的，国内法的人权保障与国际法的人权保障是不同的。但后现代主义者模糊这个界限，在他们心目中，国界已经没多大意义，国家也就没多大意义。所以，当特朗普喊出“美国优先”口号时，他们非常反感。在批评特朗普建边境墙阻止非法移民的做法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抨击特朗普是法西斯分子。

第八，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

和平主义当然是很高尚的思想，但得符合实际。当代世界仍然是一个险恶的丛林，一厢情愿的和平主义带不来和平，只能纵容和诱使野蛮的敌人挺身冒险，从而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所以，保守主义不会幻想用和平手段带来和平，而是要以实力为后盾，以坚强的战争意志和充分的作战准备来谋求和平。

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在调查一个国家国民的战争意愿时, 让受访者回答一个问题：“你愿意为国而战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六次调查表明，国家越发达，国民的战争意愿越低，不愿为国而战的人与后现代主义者有高度的相关性。英格尔哈特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society)。这也是典型的后现代现象。

第九，原旨主义式的生态主义。

环保主义当然也是高尚的思想，这应该没有争议。但是在西方国家，一些人把生态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大家争着去抢占道德制高点，争着提高环保标准。谁提出的环保标准最严格，谁提出了更激进的环保方案，谁就抢占了新的道德制高点。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竞赛，将环保政策推向了不切实际的极端。有一句话说，更好是好的最大敌人，用在这里比较合适。正是基于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一些人把生态主义原教旨化了。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生态标准或理想，建设生态的乌托邦，他们不惜代价，不惜拖垮经济，不惜搞得民不聊生，不惜大肆扩张政府权力控制人们的生活。在激进左派那里，人（特别是美国人）不再是这个地球的中心，需要为这个地球、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付出巨大牺牲。它们比人还重要。

上述这些“主义”的大多数，如果不加前面的修饰词，都属于现代文明的内容，具有正面价值。但在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变中，它们被赋予新的内涵，具有了极端的形式。

自由不再是在权力威胁面前的个人政治法律自由的边界问题，而是如何解构现代文化规范，使个人从中彻底解放；平等不再是通过抽肥补瘦的再分配政策救助穷困的问题，而是要从分配入手使私有制成为空壳；多元主义不再是文化熔炉如何运行的问题，而是要抛弃文化熔炉，彻底瓦解本土主体文化，由文化的拼盘取而代之；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不再是标准宽一些还是严一些，接纳移民数量和类型的选择问题，而是要完全打开国门，实现人口的彻底置换和文化的彻底改造；关于国家的争论不再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狭隘、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竞争问题，而是要以全球主义取代国家认同；关于国家实力和国防政策的争论不再是国防投入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问题，而是要选择放弃自卫与采取绥靖政策的自杀式和平主义；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不再是环保标准高一些还是低一些，环境投入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问题，而是要建立绿色乌托邦。

人们熟悉的现代议题，由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激进推动，不知不觉中，都已经是后现代情境中的议题了。

比如，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是现代文明的成就。现代社会打破身份界限，实现了不论身份的平等。现代文明是以个人为基础，以契约为纽带，按利益、意识形态和信仰等形成各种团体和同盟的社会，但后现代主义使身份政治回归，将政治退化为新的部落主义（tribalism）；以反歧视为理由，过分强调身份差异，夸大身份歧视，人为制造身份冲突，甚至通过逆向身份歧视制造出新的身份贵族，将基于身份的要求无止境地扩展下去。

又如，现代社会实现了男女平等、人格独立、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使女性在基本人格、政治权利、民事权利、受教育与工作机会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之一。但后现代主义正在解构现代的两性关系和家庭模式。后现代主义者要求男女在各领域都按其人数比例分享平等的份额（机会、财产和权力等），要求实现两性无差别的社会角色，主张堕胎完全自由。他们甚至攻击将两种性别（性别二元论）作为社会主流的观念。一方面，他们热衷于去性别化，包括在称呼中取消男女之别，伸张个人选择性别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人为制造性别并不断扩充性别目录。他们推动多元的家庭模式，在同性恋家庭之外，鼓吹多重性关系模式家庭。多重性关系模式家庭目前虽然仍属某个角落的个别现象，但可以预计，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甚至可能在全社会合法化。后现代主义者基于“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英格尔哈特语）的价值观，创造出更多样的家庭模式也指日可待。

这些让人充满道德优越感的政治诉求，是基于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自然产生的，在实践上都是灾难性的。在美国代表这种价值观的，主要是激进的进步主义者，即文化左派。他们与传统的左派结盟，共同构成民主党的基础。民主党的建制派还没有走这么远，但他们对后现代主义者表现出了同情和支持。后现代主义者是非常活跃的力量，由于他们代表着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大方向，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与此相适应，民主党的政治重心越来越向后现代主义倾斜。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价值观政治（最突出的是身份政治）成为他们的首要关注。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回应的，就是这些挑战。

四、现代主义的“文化反冲”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复兴

在今天的美国，左派已不再是几十年前的左派。老左派甚至遭到引领后现代潮流的年青一代激进左派的审查、唾弃甚至迫害。民主党也不复是小罗斯福、肯尼迪和克林顿的民主党，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一派在其中占据半壁江山，激进的进步主义者和“文化造反派”已经是民主党内最积极最活跃的势力。于是，形式上似乎传统的政争仍在继续，老的名词运用于新的议题，但其实，它们已经成为守卫现代文明与推动后现代文明之争。传统议题都被纳入文明转型的进程中而具有了新的意义。价值革命重塑了美国政治，这是一种“新政治”。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明白了MAGA(让美国重新伟大)运动要保的是什么。他们要在后现代主义价值观驱动的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大潮中，坚守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竞争的双方摆出决战架势，都将这次选举理解为“两个美国之争”（保守派还表述为“要不要美国”之争）或“美国灵魂之战”。一方坚守现代文明的美国，一方要将其改造成后现代的美国；一方按四百年来的历史传统理解美国灵魂，另一方按新潮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重塑美国灵魂。在MAGA阵营看来，美国精神或灵魂就是现代文明的主流精神。如今，美国精神受到侵蚀，美国灵魂正在被置换，美国文明面临瓦解和被连根拔除的灭顶之灾。

面对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保守派们恐惧的是什么呢？

他们看到，信奉“自我表现价值观”或“解放价值观”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方面追求高大上的精神价值，轻视物质生产和国家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求社会实行共享主义的分配政策，这必然导致社会发展乏力，牺牲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牺牲富足而安全的生活，导致产生国家经济、财政和安全方面的危机，对外也将失去竞争力；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会瓦解美国社会的精神根基，使美国失去文化凝聚力，成为没有内在生命的躯壳，成为文化拼盘，也无力抵御前现代势力的水平和垂直的竞争与入侵，从而使美国文明走上自残自杀的道路；他们放纵的个人主义使个人过分膨胀，社会无限分化，导致社会整合失败和社会的碎片化；他们的全球主义观念和相应的政策将使美国因牺牲过大而不堪重负，将蛀空美国的实力，使其失去优势地位。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的移民政策，也会带来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异质文化的进入和兴起、外部文明冲突的内部化，从而导致美国文明的衰败和劣质化，甚至彻底瓦解。

正是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保守主义者在MAGA的大旗下凝聚起来，抵制后现代主义汹涌的潮流。有学者借用来自希腊语的《圣经》词汇，将特朗普视为这个时代激进潮流“阻挡者”（Katechon）的“整体性（comprehensive）代表”。意大利政治学者伊格纳茨（Piero Ignazi）借用英格尔哈特描述后物质主义价值革命的术语，将欧美右翼势力的兴起描述为“寂静的反向革命”（silent counter-revolution）。英格尔哈特和美国政治学者诺里斯（Pippa Norris）则称之为对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和文化变迁的“文化反冲”。

英格尔哈特虽然使用了“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后现代化”等概念，但并没有把“后现代”视为一个新的文明，而是视为现代文明的第二阶段。他基于左翼自由派的观念，把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视为现代文明向更高阶段的推进，看不到它与现代文明的本质区别，更没有认识到它对西方文明的危害。同样，他将MAGA的政治诉求仅仅视为特殊条件下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短暂逆流。这样，就不能正确评估MAGA保守主义的作用和影响。

文 | Brutus

虐待动物到底为什么是错的？这似乎是一个几乎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把一只猫从高楼抛下，用残忍手段折磨一条狗，或者仅仅为了取乐而使动物承受长期痛苦，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厌恶，并直觉地认为这种行为理应受到谴责，甚至应当受到法律处罚。然而，一旦我们试图把这种直觉法律化，问题就立刻变得复杂起来：法律究竟是在保护什么？我们反对虐待动物，是因为这种行为反映了行为人的残忍，可能败坏社会风气、伤害旁观者的感情，还是因为动物能够感受疼痛，所以它们的痛苦本身就构成了我们必须考虑的利益；又或者，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认为至少某些动物本身就是不能被任意使用和牺牲的权利主体？这三个答案看起来相近，是因为在一个人无缘无故虐待一只猫的典型案件中，它们往往都会得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这一结论。但只要稍微改变情境，它们之间的分歧就会迅速显现出来。为了医学实验伤害动物是否可以接受？为了保护鸟类能否捕杀流浪猫？饲养者除了不能虐待动物之外，是否还负有提供食物、医疗和适当生活环境的义务？一条狗、一只实验鼠和一只蟑螂之间是否存在道德地位上的差异？如果人的利益和动物的利益发生冲突，又凭什么认为前者（或者后者）应当优先？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从2026年3月起，一名中国重庆籍的男子李萌被曝光长期以领养为名，虐待、杀害多只猫狗。根据香港01的报道，从3月份到6月份，许多民众与受害猫狗的主人前往报警，但警方均以“打杀狗并不犯法”为名消极回应，直到6月份有人将此事公布在网上，随即引发网友公愤，形成舆情。随后，重庆大石坝派出所所长才出面说明警方已经对李萌采取了强制措施，不过，他解释采取强制措施的具体根据主要“一是高空抛物，二是故意损坏公共财物”，并且直言“这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能够作出的最有力处置”。此事再度引发了中国大陆公众对于《反虐待动物法》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除去个别省份、城市的地方性立法外，中国大陆目前对于动物保护相关的唯一一个法律位阶的规范性文件还是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法》。不过，《野生动物法》对于保护的对象有着严格的限定和条件，其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这与公众所认知的《反虐待动物法》差距甚大，本质上是将动物作为资源而非本身进行保护。在此次虐待事件之前，2010年《反虐待动物法（专家意见稿）》及配套的刑法修订建议曾公开征求意见但至今无进展，司法部也曾在2021年10月发布征集立法项目建议公告，彼时虽掀起一波对于《反虐待动物法》的社会讨论，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一、动物保护立法的三代演变

如果我们纵观全球动物保护的相关立法，它们体现为鲜明的三代阶段立法。19世纪初，欧洲国家不断的城市化进程使得虐待动物从私人农场行为变成公共可见的街头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虐待动物在彼时的福音派改革运动下，与酗酒、赌博、亵渎并列为道德堕落的表征。于是，1822年英国《防止残忍及不当对待家畜法》（马丁法案）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可以被称作为动物保护的立法，尽管其保护范围仅及于马、牛、羊等“家畜”，处罚上限也仅为罚金或两个月监禁。这个时代的动物保护立法大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法律保护的法益（Rechtsgut）大多为社会或者公共法益，即被侵害的对象主要为公共道德或者人们的善良情感；其次，法律通常要求的是行为人纯粹的消极义务，即只禁止作为，而并不规制不作为。不喂食、不提供庇护通常不构成犯罪，比如英国要迟至1911年才有限地承认不作为的“非必要痛苦”。其三，法律通常禁止的是对于动物的“残忍对待”，但这里的“残忍”是一个关于行为人心理的概念，而非关于动物状态的概念。判断标准是行为人的恶意、暴虐倾向，而非动物实际承受了多少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按照这样的主张，屠宰场里更剧烈的痛苦不构成残忍，而街头鞭打瘦马构成残忍。最后，动物在法律上仍是纯粹的物。虐待自己的动物之所以能被处罚，恰恰是因为该行为被重新界定为一个针对公众（情感）的犯罪。可以看到，19世纪的动物保护立法的规范性根据主要在于人，或者与人有关的社会道德，而与动物本身没什么关系。在道德哲学中，我们通常把这种主张称为间接义务论（indirect obligation theory），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康德（Kant）的道德哲学体系。简单来说，直接义务是我对某个对象本身负有义务，而间接义务则是我虽然不能说我对它本身负有义务，但我对它的行为仍受到道德约束，因为这些行为涉及我对别的道德主体所负的义务。

在康德看来，人类作为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当然负有不虐待动物的道德义务，这一义务既可以呈现为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负有积极的援助义务。尽管如此，人类所拥有的上述义务针对的对象是人类自身，而非动物。换言之，我们对动物的某些行为在道德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其错误性最终不是因为我们亏欠了动物什么，而是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我们对自己、对其他人类，或者对人性本身所负的义务。在间接义务论中，动物本身并不具备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相反，动物所扮演的更多的是实现人类所追求的某些善品（goods）的工具性角色。康德认为，这是因为人的道德人格要求我们培养某些道德情感和性格倾向，比如同情、温和、仁慈，而避免助长某些性格倾向，比如残忍、无情、冷酷等等。这些倾向都具有某种连续性（continuous），也就是说，一个对动物残酷的人不会完全停留在动物身上，这种残忍会塑造行为者，从而削弱对人的道德情感，最终违反我们培养道德人格的义务，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即使对于一匹老马或一条老狗长期服务所怀有的感恩，仿佛它们是家庭成员一样，这些也间接属于人对于这些动物的义务；但若作为直接义务来看，它始终只是人对自己的义务。”（Even gratitude for the long service of an old horse or dog (just as if they were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belongs indirectly to a human being’s duty with regard to these animals; considered as a direct duty, however, it is always only a duty of the human being to himself,Metaphysics of Morals, Ak. 6:443,translated by Mary Gregor）。所以，间接义务论下，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如果某一项虐待动物的行为并不会损及任何人类的道德美德或者秉性，那么该行为就是可允许的。对于19世纪的人们来说，毫无疑问，公开的虐待动物行为最能够破坏人类对于公共道德和自身秉性的认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绝大多数的动物立法都以“公开性”作为成立的要件之一，这是间接义务论下自然成立的结果。

日本新宿发生的呼吁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集会。

间接义务论下所影响的动物立法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有改变，1964年，露丝·哈里森（Ruth Harrison）的《动物机器》（Animal Machines: the New Factory Farming Industry）出版，引发英国社会震动，直接促成1965年的布兰贝尔委员会报告（Brambell Report）。该报告提出动物至少应有转身、理毛、起立、卧下、伸展四肢的自由，后被英国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FAWC）在1979年扩展为五大自由：免于饥渴、免于不适、免于疼痛伤病、表达正常行为的自由、免于恐惧和痛苦。五大自由是第二代动物立法的规范根基。它的意义在于：从此，虐待动物的判断标准从行为人的心理状态转向了动物的状态。这是一次判断标准的改变也是动物福利科学（animal welfare science）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契机。在哲学层面，与之同时期发展的是1975年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与1983年汤姆·雷根（Tom Regan）的《为动物权利辩护》（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这两本书后来都成为了动物权利理论中的经典作品。在立法层面上，这时期诞生了一系列以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为核心的动物保护立法，包括1966年美国《实验室动物福利法》（后改称《动物福利法》）、1968年欧洲委员会《国际动物运输保护公约》；1976年《农畜保护欧洲公约》；1979年《屠宰用动物保护欧洲公约》等等。从立法上看，这一时期相比第一阶段相比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整体上实现了从刑法到行政法的转变，即法律规制的核心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的许可、登记、检查、标准设定、附条件经营，规范内容上也包括了大量的技术性附件；其次，相对人所负有的保护义务也从消极义务转向了积极义务，比如，饲养者负有提供食物、水、庇护、兽医照护的作为义务；最后，保护法益上也逐渐转向动物自身的福利，这是第二代与第一代最本质的分别，各个国家的立法文件中开始直接援引动物的痛苦、恐惧、行为需求作为立法根据，而不再，或不仅援引人的道德感情。

第二代动物立法在理论上的根据主要可以从包括前述的辛格在内等一系列动物福利论者的著述中找到。在辛格看来，功利主义最为直接了当地证明了动物福利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功利主义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考虑所有受到行为影响者的利益，那么动物的利益也必须进入道德计算；仅仅因为它们不属于人类而降低其痛苦的重要性，就是一种没有正当理由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如果因为种族的差别而造成的区别对待在道德上是邪恶的话，那么物种上的歧视同样邪恶。具体而言，在辛格看来，根据功利主义的利益的平等考虑原则（principle of equal consideration of interests），在决定应该做什么时，每一个受到行动影响者的利益都应该被考虑，而且相似的利益应该得到相似的权重。所以，一个利益的重要程度，不应该因为这个利益是谁的而发生改变。例如，一个穷人的严重饥饿与一个富人的轻微饥饿，并不会因为后者社会地位更高就应该优先考虑。功利主义会考虑的因素是：谁会受到影响？受到多大的快乐或痛苦？哪些欲望、需要或利益会得到满足/挫败？所有影响综合起来，哪种选择产生更好的结果？如果我们将上述的论证推广到非人类物种上，那么最终当然就能得到动物福利主义的结论。

在中国出现的声援旺旺的公益广告。

在这个论证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样的存在，才有值得我们考虑的利益？辛格的答案与诉诸理性能力或者道德能动性的康德主义传统不同，他继承了来自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传统：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sentience）。辛格把这一点看作进入道德共同体的最低门槛，只要一个存在能够产生主观体验，能够痛苦、愉快、害怕、舒适等等，那么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对它来说才有可能是“好的”或“坏的”。所以它才有了利益。人被烧伤，会产生强烈痛苦，猪被烧伤，也会产生强烈痛苦。那么，从功利主义角度，痛苦的重要程度应该取决于诸如痛苦有多强、持续多久、对主体造成怎样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而不应该取决于承受痛苦的动物是不是人类。人类身份本身不足以使一个人的类似利益优先于另一个非人动物的类似利益，痛苦不会仅仅因为发生在老鼠而不是人身上，就因此变成无关紧要。功利主义者对于康德主义动物伦理的批评来自著名的边缘案件论证（bottom line case argument），按照康德主义的看法，人类之所以拥有比动物更高的道德地位，是因为人类拥有理性的道德能力与推理能力，能够实现自我立法。但在辛格看来，即便在人类中，也并非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理性能力或者自主性。而某些非人类的动物的认知能力可能超过某些人类个体。比如，婴儿、严重认知障碍者、永久昏迷者等等，他们显然不具备康德所设想的那种理性能力，但为什么他们仍然拥有完整的道德地位？为什么他们仍然是直接义务的对象？为什么动物只能间接，而其他有感知但非自主的人类却直接地产生义务？康德主义者为了避免物种主义的指责，会主张说并非人类这个身份本身，而是人类身份所蕴含的某些规范性事实证明了人类更高的道德地位，所以他们会通常诉诸上述的这些能力。而边缘案例论证似乎说明，这些能力更多地像是一种托词或者借口，因为康德主义者们似乎认为那些即便丧失了这些能力的人类仍然具备相比起动物更高的道德地位，而这显然无法通过其理论的前提得到辩护。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辛格式的功利主义对于动物福利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与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s theory）者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比如，对于人类能否食用动物的这个问题，典型的动物权利论者可能会认为，由于动物拥有和人类一样不可侵犯的生命权，所以我们不能够食用动物。而辛格式的功利主义则可能认为，在这个问题中，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经验性的，比如生产和消费动物产品究竟造成了多少动物痛苦和死亡？这些损害所换来的人的利益有多重要？是否有代价更小的替代选择？对于辛格本人而言，他反对现代工厂化的畜牧和养殖，但理由在于这些养殖的条件是如此之恶劣以至于它们完全无法通过前述的功利主义检验，而不是因为动物拥有权利。所以，辛格式的功利主义并不会认为在任何可能世界、任何环境、任何后果下杀死动物都绝对错误，反之，如果某项动物实验真的能以相对有限的动物损害给大量患者带来巨大医学利益，那么，从功利主义立场，它原则上可能被证明为正当的。

大连民主广场为广东揭阳被虐杀的流浪狗旺旺发声的公益广告。

从1988年以来，第三代的动物保护立法浪潮开始更多地受到了动物权利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混杂着某些福利论的因素，因此，这一时期的立法大致上可以被看作是权利论和福利论的混合产物。其中，一个最显著的趋势便是“动物去物化”。在1990年《德国民法典》的修改中，总则的第二章标题从“物”改为了“物，动物”，在新增的90a条中，明确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2002年作为德国宪法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a条修订，确认国家有责任为后代保护天然的生命基础和动物。从近些年的情况看，法国2015年1月28日国民议会通过修正案，2月26日正式修改民法典，承认动物是“具有感受能力的生命体”。同时，为保持体系一致，第524条、第528条不再将动物列入动产或不动产类别，但第515-14条同时规定，在保护动物的法律之外，动物适用财产制度。西班牙2021年12月《民法典》修改，不仅在民法典中确立动物的感知性，还相应修改了抵押法与民事诉讼法，立法理由明确指出，奥地利、德国、瑞士等早期改革采取的是消极表述，即动物不是物，而法国、葡萄牙及西班牙本次改革采取积极表述，把动物区别于人、也区别于物和植物等其他生命形式，法案还宣示动物的感知性应成为指导整个法律体系解释的原则。

与动物福利论不同，以汤姆·雷根为代表的权利论者在动物保护的问题上更进一步。雷根认为，关心动物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人作为出发点来讨论，一个令人满意的动物伦理学必须首先能够解释我们关于人类的一个基本的道德直觉：我们为什么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结果，就牺牲掉普通的人类个体？这是他对通过功利主义论证动物保护批评的出发点。首先，他承认功利主义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它是反歧视的。如果一个人的痛苦与另一个人的痛苦相同，那么种族、性别乃至物种本身都不能使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但他同时认为，功利主义的平等仍然“平等错了对象”：它平等计算的是利益、满足、痛苦、快乐这些福利状态，而不是平等尊重那些承载这些福利状态的个体本身。他用一个著名的容器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在功利主义那里，个体像装着不同液体的杯子，真正具有最终价值的是杯子里的满足与挫败，杯子本身并没有一种独立于其内容的不可替代价值。正因为如此，不同个体的福利原则上可以加总，一个人的巨大损失也可能被其他很多人的较小收益所抵消。在他看来，要想真正实现尊重他人乃至动物，我们必须把每个个体当做拥有独特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对象来尊重，一个人所拥有的内在价值与他的福利、效用、状态、才智都不同，一个聪明、健康、受欢迎的人不会因此比一个认知能力较弱、生活质量较低或无人喜爱的人拥有更多内在价值。只要具有这种价值，个体的价值便不能还原为他对别人的用处，也不能还原为他所包含的快乐、满足或者偏好。

那么，什么样的存在具有这种内在价值？雷根的回答是所谓的“生命主体”（subject-of-a-life）。一个典型的生命主体具有一个跨时间连续的主观生活，有知觉，有欲望和偏好，能够记忆过去、对未来有所期待，有情绪生活，能够体验快乐和痛苦，能够为了自己的目标采取行动，并具有一种延续于时间中的心理身份。尤其重要的是，其拥有属于自己的视角（perspective）：事情可以从这个个体自己的角度对它而言变好或变坏，而这种好坏并不取决于它对别人是否有用，也不取决于别人是否关心它。与功利主义不同，一个生命主体的存在，意味着这里存在某个谁（whom），有一个从其自身立场经历的生活。食物、恐惧、陪伴、行动自由、痛苦、继续生存或者死亡，都会使“它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更坏。我们人类有欲望、相信和感受事情、记忆和期待，这些东西构成了对作为个体的我们而言重要的一生，而很多被我们食用、捕猎和用于实验的动物也明显具有这种结构。而只有拥有此种内在价值的个体，才能够拥有权利（Rights），按照诺奇克（Nozick）对于权利的经典解释，权利意味着不能被社会总体善（social overall good）轻易突破的边际约束（side constraint）。当然，雷根并不是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发生权利冲突，他提出了所谓的miniride principle（minimize overriding principle，或可翻译为最小化权利凌驾原则）和 worse-off principle（最不利者原则）。粗略说，如果不可避免地必须侵犯一些无辜者的权利，而所有人的损害大体相当，那么应当侵犯较少人数的权利，但如果少数人所面临的损害远比多数人中的任何一个严重，则人数本身并不自动决定结果，可能应保护那几个会受到远为严重损害的人。也就是说，雷根并不是完全拒绝比较后果，而是拒绝把总体效用最大化当作通常可以突破个体权利的理由。举例而言，假定四个人和一只狗在一艘只能容纳四个个体的救生艇上，不牺牲一个就全部死亡。雷根认为五者具有相等的内在价值，以及，初步看来相同的不受伤害的权利，但死亡对它们造成的伤害（harm）可以不同，由于正常成人死亡通常意味着失去更多、更复杂的未来生活机会，他认为这种极端情况下可以依据最不利者原则牺牲狗。这也是雷根理论中最受攻击的一个地方，因为批评者通常会问：如果最后还是比较不同主体因死亡而损失多少机会，那么这种比较与功利主义究竟有多远？更尖锐地说，如果“人一般因为有更丰富的未来而损失更大”，那么平等的内在价值原则是否最终又被一种隐蔽的人类优先原则削弱？这正是围绕雷根的最不利者原则的长期争论之一。不过，雷根的回答是，这里仍然有一个关键区别，他比较的是在已经不可避免地必须侵犯权利的悲剧性冲突中，谁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而不是在普通情形下把一个无辜主体的生命放进总体福利计算器里，看杀掉它能否产生足够多的别人收益。

二、三种理论对于常见指责的回应

上文所介绍的间接义务论、动物福利论和动物权利论大体上代表了在当代动物保护问题上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规范理论路径。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检视几个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对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指控，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指控是否成立，以及上述的这些理论该如何面对这些指控。

（一）虚伪指责

中文互联网上一种常见的对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指控表现为以下的形式：“你们口头上说关心动物，却只关心猫狗，不关心苍蝇、蟑螂和蚂蚁，所以你们虚伪。”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虚伪指责。需要注意的是，虚伪指责就其字面含义上看，其实并不是一个关于动物保护的指责，它首先表明的是一个关于立场一致性（consistency）的指控，即动物保护主义者在针对不同动物时立场不一致。然而，这并不能够说明动物保护本身是错误的。即使一个主张“虐待狗是错误的”的人自己每天随意踩死蚂蚁，他的行为可能不一致，但这本身并不能推出虐待狗其实没有错。在非形式逻辑中，这被称作“你也一样谬误”（tu quoque），你没能一致地贯彻自己的原则，并不能证明原则本身错误。

所以，如果我们宽容地解读这个批评，它大概可以被表达为下面的意思：如果动物保护的理由能够适用于猫狗，那么这个理由究竟为什么不能同样适用于苍蝇、蟑螂、蚂蚁？如果不能，我们是否能够给出一种非任意的区分标准？就这个问题而言，辛格式的功利主义或许最为棘手，理由在于，他的理论有意拒绝通过是否是伴侣动物、与人类关系亲近性这样与后果无关的任意标准决定我们对于动物的对待方式。所以，凡是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的存在，其利益都必须获得相应考虑。因而，如果苍蝇、蟑螂或者蚂蚁确实具有某种主观痛苦体验，那么功利主义原则上必须承认它们也进入道德共同体。仅仅因为我们厌恶蟑螂、喜欢猫，就把猫的痛苦算进去而完全不计算蟑螂的痛苦，在功利主义看来确实很可能是一种不一致，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带有审美偏见的物种主义。所以，一个严格贯彻功利主义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必须面对一个更困难的经验问题，即这些不同动物到底有什么样的感知能力，它们能经历什么程度的福利和痛苦？猫狗拥有相当复杂的神经系统，有明确的疼痛行为、恐惧、依恋、游戏、期待等心理状态，因此我们对它们具有复杂主观福利几乎没有严重怀疑。到了昆虫，问题就不再那么确定。但反过来，仅仅因为昆虫的神经系统和我们不同，也不能证明它们没有任何体验。因此，辛格式的动物伦理最自然的立场其实是依据有关感受能力的自然科学证据分配道德权重，并在不确定时采用某种谨慎原则。所以，如果现实中的某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确实主张虐猫绝对邪恶，但拿放大镜烧蚂蚁取乐完全无所谓，那么辛格式功利主义者会反对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功利主义者或许是这三个理论中最容易接受中文互联网这个批评中的某一部分的人，即现实动物保护运动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宠物中心主义，而一致的反物种主义会要求我们把道德视野扩展得比猫狗远得多。

雷根式的动物权利论对此就有很不一样的回答。因为雷根并不认为只要有一点感知能力，就自动拥有完整动物权利。他的关键标准是前面谈过的生命主体subject-of-a-life。也就是说，一个存在必须具有某种较为统一而持续的心理生命才属于具有内在价值的那一类主体。猫和狗显然非常符合这一描述。它们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装置，而是拥有持续生命史的个体，会记住主人，形成依恋和稳定的偏好，当然也会害怕某些事情，会在时间中经历自己生活的好坏。因此雷根很容易把猫狗放入权利主体范围。但是苍蝇、蟑螂和蚂蚁是否属于生命主体，就远没有那么清楚。如果它们只有非常简单的感知和行为调节能力，而没有足够统一、持续的心理主体性，那么雷根完全可以说：它们与猫狗的道德地位不同，而且这种区别并不来自于人的审美偏见，而是因为二者是否满足权利基础的相关心理条件不同。因此雷根式的动物权利论者更容易给出一种原则性回答。不过雷根也不能简单宣布昆虫肯定没有权利。他的理论最终取决于昆虫究竟有没有相应的心理能力。如果未来我们获得很强证据表明某些昆虫具有稳定记忆、偏好、个体学习、持续情绪状态乃至某种跨时间心理统一性，那么雷根式的理论也会受到扩展压力。换句话说，他可以正当地区分狗和苍蝇，但必须以道德上相关的能力差异为理由，而不能以物种名称或者人的审美偏好为理由。如果蜜蜂最终被证明具有足以构成subject-of-a-life的复杂主体性，那么一个一致的雷根主义者就必须认真考虑蜜蜂是否也拥有权利。其实，这也说明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辛格式的理论进入道德共同体的门槛较低，但进入以后保护强度相对较弱；雷根式的门槛较高，但一旦进入，保护更强。一只具有很简单感受能力的昆虫可能已经足够进入辛格式的福利计算，却未必达到雷根式的subject-of-a-life标准。另一方面，一条狗一旦被雷根认定为生命主体，它就获得一种比辛格式利益考虑更强的权利保护，不能轻易因为总福利增加而被牺牲。

而康德式间接义务论面对这个反驳最轻松，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承诺所有会受苦的动物都必须根据它们自己的利益得到相同考虑。它关心的是人对动物的行为如何体现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所以它完全可以说，对猫狗和对蟑螂采取不同待遇并不自动构成理论矛盾。猫狗与人形成长期的依赖、陪伴和服务关系，我们会对它们形成照料、感恩和仁慈的态度。在这种关系中，因为动物年老、失去用途就把它残酷抛弃，可能表现出忘恩负义和人格上的冷酷。蟑螂和苍蝇通常不存在这种关系，而且它们进入住宅后可能与人的卫生、生活条件和健康发生冲突。因此康德式理论很容易说，杀死家中害虫并不等于虐待长期依赖你的狗。这里并不需要证明蟑螂生命完全没有价值，因为理论本来就不是按照动物各自福利的等量比较来组织的。只要杀灭害虫具有合理目的，并且不是为了享受折磨本身，它完全可能是允许的。

（二）“人不如狗”指责

中文互联网另一种对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指责大概展现为以下的形式：“你们愿意为流浪猫狗投入大量金钱和情绪，却对贫困者、无家可归者或其他人类困境没有同样关心，或者哪怕在犬只伤人、流浪动物扰民时，仍然首先站在动物一边。”本文将其称为“人不如狗”指责。

需要注意的是，严格意义上说，“人不如狗”指责混淆了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即（1）动物和人是否具备相同的道德地位？（2）当人的利益和动物的利益冲突时，是不是应该优先保护动物的利益？这两个问题之间有关联，但仍然相对独立。

传统康德式间接义务论仍然最容易回答这个批评，对于（1）和（2）都很容易给出否定的回答，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明确承认人和动物具有不对称的道德地位。动物不是理性人格，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目的本身，人则是能够自主、承担义务和参与道德立法的人格。因此，如果真正出现人的重大利益与动物的重大利益冲突，康德式理论通常会非常明确地给予人类优先地位。一个人不能为了保护自己的狗而让一个无辜的人遭受严重伤害，要求人善待动物，只是认为一个理性人格不应表现出残酷、忘恩负义和冷漠。所以，面对这个指责，传统康德主义几乎不会陷入困难。人的生命、身体完整和人格权利优先，动物保护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即使必须控制、捕捉甚至杀死危险动物，也应当避免不必要的残酷。

辛格式的功利主义的回答会更加复杂。由于功利主义不承认人的利益天然优先的说法，所以就（1）而言，功利主义会得到肯定的答案。所以，正如文章开头发生在重庆的虐待动物事件，假设一个人为了获得五分钟娱乐而严重折磨一只猫，他无法辩解说再怎么样我是人，它是猫。人的微小娱乐利益并不会因为属于人类就自动战胜猫免受严重痛苦的利益。所以，就问题（2），辛格确实会接受一个对很多人来说颇为激进的结论：某些动物的重大利益可以优先于某些人的琐碎利益。然而，一旦比较的是人的重大利益和动物的重大利益，辛格式的功利主义也可能得出优先人的回答。例如一场火灾中只能救一个正常成年人或一只狗，辛格并不需要说必须随机选择。一个正常成年人通常拥有更加复杂的未来计划、社会关系、欲望、记忆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他的死亡还会对亲属、朋友和其他人产生大量进一步影响。因此死亡造成的总体福利损失通常远大于一条狗的死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通常会认为这是因为人的利益＞动物的利益。而功利主义者则会认为这是更重要的利益＞较不重要的利益，不管它是谁的利益。也正因此，在某些反常情形下辛格可能得出不同的答案。假设人的利益极其微小，而狗会遭受极大痛苦，那么狗应当优先，反过来，如果人的利益涉及生命，而狗只是少量不适，那么人显然优先。

雷根同意动物具有直接道德地位，不同意把所有人的利益和动物利益放进一个统一的福利池中加总。对于一条符合生命主体标准的狗，它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个体，因此拥有相应的基本权利。乍看之下，这似乎是最容易导致人和动物完全平等的主张。但是正如前文所讨论的救生艇案例，雷根实际上并不主张在所有冲突中一个人的生命和一条狗的生命必须等量处理。在他的理论中，作为生命主体，它们拥有同类的内在价值。区别选择的理由是死亡给不同个体造成的具体伤害可能不同。一个正常成人通常因死亡而失去更加丰富的未来生活机会，所以死亡对人的伤害可能更严重。所以，与功利主义者类似，雷根式的动物权利论者也可能会对（1）和（2）给出某种分裂回答的结论，即人与动物可以具有同等意义上的基本内在价值，而人的死亡仍然可以比狗的死亡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双方都有某种基本地位，而真正冲突时需要比较侵犯权利的严重程度，而不是简单地说人一定赢或者动物一定赢。

总体而言，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人不如狗指责”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它将地位、利益和优先级混在了一起。说动物有道德地位，并不等于说动物与人在所有方面具有同等利益，认为动物的某个利益比人的某个利益更重要，也不等于说“动物比人高贵”；在生命冲突中优先救人，也不必推出动物没有任何直接权利。三种理论实际上都可以拒绝一个极端命题：为了保护动物的任何利益，都应该牺牲人的任何利益，或者，为了保护人的任何利益，都应该牺牲动物的任何利益，没有哪一种成熟理论需要接受这种观点。它们真正的差别在于，是否应该认为只要一个利益属于人，它就自动比任何动物利益重要。传统的康德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最接近人类优先的立场，而辛格和雷根明确拒绝这种物种层面的自动优先。

（三）适得其反指责

最后一种在中文互联网中流行的针对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指责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怀疑你的动机，只不过，如果你只看到眼前被投喂的猫，却不计算被捕食的鸟、被骚扰的居民以及疾病和繁殖问题，那么你的善意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我们或可称为适得其反指责，这个指责最经常被使用的情形是讨论流浪猫狗管理中的 TNR（捕捉—绝育—放归）与领养、乃至安乐死和必要捕杀之间的关系。批评者和动物保护者的争议与其说是关于要不要减少动物痛苦，倒不如说是关于哪种手段能够更好地保护动物。比如，批评者会指出，长期固定投喂流浪猫狗可能改变它们的种群与活动模式，并把成本转嫁给附近居民和生态系统，也就是说，个体动物福利与种群控制和本土物种保护之间可能存在张力，并最终更不利于动物们的生存境况。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区分，正如本文所区分的三种不同的动物伦理学，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和生态保护并不是天然一致的。一个极端关注个体动物权利的人可能反对捕杀，而一个关注总体动物福利的人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接受安乐死或种群控制，最后，一个生态整体主义者甚至可能为了一个生态系统或濒危物种，主张清除入侵动物。在中文语境下，我们不加区分地将这三种主张统一称为“动保”，反而可能模糊了其中的区别。

辛格式的功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理论上最容易处理，因为他的理论本来就是为这种多方利益冲突设计的。所有受到行为影响的有感知存在者都必须进入计算，因此，假如投喂一百只流浪猫使它们少受一些饥饿，却导致大量鸟类和小型动物被捕杀，又给附近居民造成明显的卫生和安全损害，那么这些后果不能因为鸟不是被救助对象而被忽略，功利主义考虑的是整个方案造成的净福利变化。因此，对辛格而言，这类批评在原则上并不是对动物保护主义的反驳，反而是对不充分的动物保护主义的纠正。如果一个所谓动物保护者只计算流浪猫的福利，却完全不计算被猫捕食的鸟、鼠、爬行动物和受到影响的人，那么严格说他并没有贯彻功利主义原则。他只是把“猫的福利”当成特殊优先项。辛格会认为，如果鸟类、猫和人类都具有相关利益，那么都应被纳入考虑，不能因为某一类动物更可爱、更接近宠物文化，就给予它们特殊豁免。这也意味着辛格可能接受一些很多普通爱猫人士不愿接受的措施，假如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个流浪猫种群正在造成大量严重动物痛苦和生态损害，而单纯投喂会使种群进一步扩大，那么功利主义完全可能支持绝育、限制投喂、迁移、收容，甚至在没有更低伤害方案时接受安乐死或种群控制。对于功利主义者而言，正是因为猫的福利、其他动物的福利以及人的福利都重要，一个理论如果真正不偏不倚，就不能把不要伤害眼前这只猫提升为绝对原则，而忽视由此产生的更大范围伤害。

对于康德主义者而言，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一个理性而有德性的道德主体，面对这些冲突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动。对康德传统来说，保护动物不能演变成一种对现实责任的盲目感情主义。如果长期投喂流浪猫导致更多动物受害，乃至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而行动者仍然以“我只是不忍心看猫饿死”为由拒绝考虑这些后果，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可能表现出一种缺乏判断力和责任感的道德态度。仁慈不是唯一德性，理性、自我约束以及对他人的义务同样重要。所以，动物保护必须受制于人的直接义务和治理要求。如果一个动物群体对人造成严重安全风险，那么保障人的生命、身体和公共秩序通常具有更高优先性。对于其他动物的损害，传统康德主义虽然不会像辛格那样赋予它们独立而对等的福利权重，但仍然可以认为，一个人不应以所谓仁慈之名制造更大范围的残酷和混乱。例如，你为了喂猫而纵容它们长期捕食大量其他动物，这至少说明你的“仁慈”是狭隘和选择性的，而不是一种经过理性节制的道德情感。我们甚至可以说，康德主义的一个理论优势就在于它很容易批评善意但不负责任的动物保护行为。一个人不能仅凭同情冲动就宣布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同情必须被理性规范。但它的弱点也很明显，因为动物本身不是直接义务对象，所以当A类动物和B类动物之间发生纯粹动物内部的利益冲突，而对人类影响很小时，传统康德主义就不如功利主义有一套清晰的比较机制，在不诉诸生态秩序、人的审美和科学责任等人类中心的理由的前提下，它未必能很好解释为什么，比如，保护鸟类利益应当压倒保护猫的利益等。

雷根的动物权利论面对这个问题则最困难，因为如果猫、鸟和其他相关动物都属于生命主体，那么它们都不是单纯福利单位，而是权利主体。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辛格那样简单地进行福利比较。因此雷根可能会把这个问题理解为权利冲突，正如他在权利冲突中提出的 miniride principle和worse-off principle，如果确实存在无法避免的冲突，而且所有方案都会侵犯某些个体的权利，那么可以比较伤害数量和严重程度。但这种比较发生在权利已经无法全部满足之后，而不是像功利主义那样从一开始就进行总体福利最大化。因此，如果不控制某种入侵捕食者就会导致大量其他动物遭受严重伤害甚至死亡，而所有非致死方案都不可行，雷根式理论原则上可能允许某种伤害较少的控制措施，来作为解决悲剧性的权利冲突的不得已之举。这也说明为什么生态学问题一直是动物权利论比较难处理的领域。生态系统中的个体之间天然存在捕食、竞争和疾病传播。如果把每个动物都视为权利主体，那么当一个动物伤害另一个动物时，人是否应该介入？如果猫捕鸟是猫的自然行为，我们是否有权为了保护鸟而杀猫？如果狼捕鹿，我们是否也应干预？雷根式理论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区分“人类造成的责任”和“自然发生的伤害”，否则很容易走向极其广泛的干预主义。通常更有吸引力的权利论回应会强调：如果人类把某种动物引入一个生态系统，或通过投喂、繁殖和城市环境人为扩大其种群，那么我们对由此产生的冲突负有更强的纠正责任，而不是认为所有自然捕食都要求人类介入。

三、我们与动物的“共同的底线”

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在间接义务、动物福利或者动物权利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用秦晖的话说，对于现实的法律制度而言，更重要的第一步可能是承认一个比这些理论争议更为基础的“共同的底线”，即动物并不是只有在对人有用、属于某个人或者关系到某种生态资源时，才是值得法律关心的对象，一个能够经历痛苦、恐惧乃至拥有自身生活的生命，它所遭受的残忍对待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道德事件。承认这一点当然并不会自动告诉我们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但它至少改变了举证负担（burden of proof）：当我们为了娱乐、便利、经济利益或者其他目的使动物承受严重伤害时，我们不能再仅仅以“它是我的财产”、“它只是一只动物”作为问题的终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必须进一步解释，这种伤害究竟为了什么，它是否必要，有没有代价更小的替代方式，以及这个理由是否足以证明我们对另一个能够经历自己生命的存在所做的一切。

推荐阅读：

Peter Singer,Animal Liberation: The Definitive Classic of the Animal Movemen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9.

Tom Regan,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文 |（美）马歇尔·萨林斯

传统人类学智慧告诉我们，若有一桩风险很大的大事，或者前景不定，人们便会召唤神灵相助。人类的努力未必有所回报，这时宗教便会出现——像是在战争中，或者种植作物时，毕竟无常的天气会影响收成，害虫会啃食庄稼。而民族志学者西蒙·哈里森（Simon Harrison）观察新几内亚的马南布人（Manambu）时却发现，人们想到神灵，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是在成功的时候，而不是在失败的时候。成年男女谁都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手段种植作物，但有些人的园圃就是比旁人的更加繁茂——因为图腾祖先偏爱他们，愿意从远古的村庄放出“作物”给他们。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lipe Descola）也说，在亚马孙河上游的阿丘阿尔人（Achuar）中，在种植的各个阶段孜孜不倦召唤女神的，恰恰是那些技术过硬且不曾失败过的园圃种植者（Descola 1994, 198）。那么问题来了：宗教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也许可以换个问法：什么情况下不会产生宗教？

阿秋阿尔人。

宗教信仰源于人们无法确定结果好坏，无法掌控自身命运——这一观念有着相当深厚的前人类学与前现代渊源，在古典时代就已经确立下来。古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观点常被后世引用，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其著名的专题论文《宗教的自然史》里就引用了狄奥多罗斯的文段：“命运女神从未……赐予人无尽的幸福；它所有的礼物都伴随着灾难，这样人才会敬畏神灵，人一旦过上繁荣昌平的生活，便很容易忽视或忘记神灵。”休谟的文章里一再出现类似观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篇文章带有典型的启蒙论调，本身就是超越论革命的一部分。

休谟决心证明宗教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是人性在恶劣环境下的表达，该观点不同于当时的流行论点——万物精妙如斯，上帝必然存在。原始人野蛮无知，毫无激情，“有的只是人类生活最普通的情感，像是渴求幸福、担忧未来、惧怕死亡、渴望复仇、欲求食物及其他必需品。这种希望与畏惧（尤其是畏惧）激发起旺盛的好奇心，人们开始仔细研究未来的因果进程，以及生活中各种结局相反的事件。懵懂而惊奇的人类，开始在混乱的世界里发现神那第一缕模糊的踪迹”。不过，休谟的主张蕴含了一个子主题，他同时提到了“希望”与“畏惧”，这意味着，人类既掌控不了希望，也无法摆脱畏惧，因此会同时受制于好运与厄运。可想而知，人也有理由为了成功而信神，这便是我的论点，用休谟的话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就像在一个大剧院当中，完全不知道一切事件的真实源头与起因。”因此，神灵必然既作用于人类的每一次失败，也作用于每一次成功。

不过，人类学家一般而言都没能理解这条线索。重要的结构功能主义民族志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基于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研究，主张神灵现身于人类力量失效的时候。（马林诺夫斯基称其为“巫术”，但鉴于“巫术”活动常常涉及超人类的存在与超人类的力量，我不会在这里使用这个词。）神秘力量不仅包括仪式专家通用的咒语、他们的行为或他们所使用的物件。仪式专家——所谓的种植巫师，通常是最高首领或他委任的近亲——的咒语可以专门召唤氏族祖先灵，确保山药丰收。山药种植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主要研究案例。尽管特罗布里恩岛民掌握了相关知识，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他们认为在特定种植阶段举行仪式并让祖先介入，是获得丰收必不可少的一环。人们不知道不举行仪式会有什么后果，因为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经验只告诉人们，受降水、光照、野猪和蝗虫的影响，有些年份山药收成很好，有些年份收成不佳。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由于且仅由于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人会诉诸巫术。

在南太平洋岛屿上进行考察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除了种植，其他事情也都需要巫术。“种植的情况也见于其他很多活动，人力与巫术同时作用，互不干扰。”人们知道怎么打造独木舟并乘着它们航行，但身处脆弱的船只，人“还是受制于变幻莫测的大浪、季风时节突如其来的狂风，以及未知的礁石，这时候就得动用巫术”（Malinowski 1948,13）。至于远洋航行从事著名的库拉贸易，以吸引贸易伙伴交易贵重物品这些事，就更需要巫术了。当然还有战争。一名战士再怎么强大勇敢，也要看“机会与运气”，也就需要仪式咒语。在疾病、衰老、死亡等不受人类控制的事情上，咒语都能派上用场。最后，马林诺夫斯基举了一个完全靠特罗布里恩岛民自己，没有超人类参与的事件：在潟湖的静水区捕鱼（有别于危险的深海捕鱼活动）。（不过我对此有疑问，因为其他一些大洋洲群体会为了提高渔网效用或在渔季将鱼群引来近海地带而召唤神灵。）澳大利亚人类学家马克·莫斯科（Mark Mosko）最近指出，特罗布里恩岛民的祖先（baloma）“被视为巫术实践的行为者，会参与几乎所有人们想象当中的生者与神灵的社会联系——繁衍、亲属关系、宗族关系、姻亲关系、神话、宇宙论、酋长等级制度与阶层关系、仪式展演［例如宗教祭祀、丧葬交换、库拉、米拉玛拉（milamala）丰收庆典、巫术魔法、禁忌等等］”（Mosko 2017, 11）。事实证明，在所有人类行动中，无论行动有没有风险，祖先都是不可或缺的行为者。存在着一种更广泛的人对神灵的依赖性。

菲利普·德斯科拉告诉我们，传统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在人类技术失灵的地方，神灵会发挥作用——他引用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说法，但该观点在亚马孙河流域的阿丘阿尔人这里遭到了双重反驳：第一重反驳是，促使园圃种植者召唤种植女神农库伊（Nunkui）的风险是“想象出来的”；第二重反驳与第一重相关，即那些种植者的园圃从未歉收。德斯科拉指出，阿丘阿尔人的园圃体现了亚马孙地区刀耕火种的原住民的精湛技术。这些园圃产量很高，只需投入很少的劳动力，且除了主食木薯，还能产出多种“完全适应了不同土壤与气候”的农作物在这里种植没有什么不测。女性耕种者通过吟唱秘密的仪式咒语（anent）来向作物之母农库伊诉说，她们得以成为这位女神的化身，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木薯植株。

阿丘阿尔人当中，最会念仪式咒语召唤农库伊的妇女的收成最好。同理，那些冒犯女神的人也容易遭受“农库伊诅咒”，也就是所有的粮食作物都可能被收回，就像原始时代农库伊惩罚一个愚蠢的女人时发生的那样（Descola 2016, 9）。别家的女人因嫉妒园圃繁茂而念出的邪恶咒语也是种威胁，恶毒诅咒所蕴含的灵力能影响植物的灵魂（Descola 1994, 212; 1996, 99-100）。事实又一次和人类学的传统智慧相反，看起来，并不是人们因为收成可能不好而祈求神灵来控制园圃，而是被神灵支配的园圃可能遭遇歉收。成功与否，神灵都要负责任。

特罗布里恩岛上的原住民。

仅需补充一点，即阿丘阿尔人和特罗布里恩岛民一样，不是只在种植时才会召唤超人类力量以增强人力。回顾德斯科拉的研究可知，阿丘阿尔人的每一项活动都有相应的咒语，它们被用来召唤神灵参与狩猎、战争、捕鱼、贸易、交媾、治疗与烹饪等活动。超人类力量的参与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前提，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实践，也就是说，精神力量的介入是人类各项社会活动存在的条件。西蒙·哈里森描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马南布人的生活（Harrison 1990），他也观察到，一些园圃种植者的收成比旁人的更好，是得益于祖先的帮助，他的描述让我们看到超人类力量在普通文化实践中的全方位参与。山药种植在马南布人的政治上特别重要，因为某大型双氏族群体（dual-clan group）对山药园圃的收成有独特的仪式控制。哈里森说，山药就和其他的栽种及野生作物一样，不是人种出来的，而是图腾祖先为了回应某些部族领袖的秘密召唤，把它们从远古村庄里“放”了出来。马南布人并不生产生活资料，他们从祖先那里获得生活资料（Harrison 1990, 63）。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知识与技能。只要是社会化完全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掌握着技能。他们知道怎样让山药茁壮生长，但哈里森说：“宗教回答则是另一个问题：山药为什么能茁壮成长，其中的社会与政治功劳该归于谁？”接下来我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既然功劳都是氏族首领等仪式专家的，和种植者没有关系，可能已经能够得出结论：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相异化的根源并不是资本主义。人无法控制山药生长的原因，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很多情况，例如天气、繁衍、动物行为、人的成长与衰弱、疾病与死亡，以及其他事关存在的问题。尤其在人类不是仅仅知道原因，而是成为原因本身这个方面，个体的局限性其实代表着人类全方位的有限性。

人类学关于人类有限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那不勒斯启蒙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维柯的著作《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和《新科学》，尤其是《新科学》，可谓尚未得到承认的人类学宪章，这种人类学知道如何将报道人的话语视为独特的本体论，其构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世界。人类学在维柯那里完成了自身的“通过仪式”，告别超越论，进入了与西方理念完全不同的内在论本体论阶段。维柯超越了自身所处的超越论环境，欣赏到内在论文化独特的本体论品质，并将其与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联系起来。内在论观点对我们文化里范畴的相对性是有反作用或启发的，对此不应轻视。

人类学是对他者与自身的双重文化启迪，而维柯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像擅长黑格尔辩证法的人一样，维柯既不受超越论背景所限，又将超越论背景融入对原始或古老社会的研究，得出了一种与他所处社会差别很大的本体论。维柯的研究是人类学的典范。

《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以著名的箴言开篇：“对拉丁人来说，真物（vernum）与人造物（factum）可以互换，或者用学院话语来说，两者可以相互转换。”维柯的拉丁原文是“Latinis verum et factum reciprocantur, seu...convertuntur”（常简写成 verum ipsum actum），我们也可以理解成“真物”和“人造物”可对等互换、相互转化。维柯就此提出了贯穿于《新科学》的中心思想：人真正能认知的是人造物，而上帝的造物只有上帝自己能认知。这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学思想，因为它指明了内在论的精神行为者参与人类事务的情形，也就是说，人类依赖那些决定其命运的力量与条件，而人类自己不是这些力量与条件的创造者（人不是事物的起因）。从维柯在《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的论述可知，人类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必然是广大的。人想认识的，实际上也是生存所需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既不在人的心智之内，也不源于心智，无法通过心智被真正认知。人的有限性源于“心智的瑕疵，即心智范围的有限性——所有事物都外在于心智，心智渴望认知的东西都不包含在心智之内（由于心智不包含这些东西，它也就无法产出自己努力寻求的真理）”。维柯认为宗教是外在于人类存在的力量，后来才在社会内被视为内在于人类的神，这与涂尔干更为知名的理论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涂尔干认为神是社会对其成员的控制的理想化表达。人们错把社会力量当成神：他们明白自己被限制着，只能以某些方式思考与行动，其生活受制于某个更大的权威，却不知道强制力究竟源自何处，于是把社会当成了神。和维柯不一样，涂尔干认为神是人类社会内在力量的外部理想化，而非外在力量的内部实体化。两人谈论的不就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模式吗？维柯在说内在论，涂尔干在说超越论。

维柯的“真物即人造物”公式或许会让人误会，以为可以根据“真理由谁制造”来判断人与神究竟谁掌握了更多真理。人类制造了很多东西，但并不会对其材质或功效（也就是这些东西能否达成设计它们的目的）负责。因此，在现实文化里，即使最好用的人类器具也是在神的庇佑下制造的。没有任何制作过程不需要借助魔力。新西兰人类学家雷奥·福琼（Reo Fortune）谈到多布人（Dobu）的制造物时写道：“要是不对着独木舟的绑绳念出合适的咒语，藤索缠得再紧，绑得再牢，也没法在海上拴住独木舟；要是不对渔网念咒，就没法用它们捕到鱼。”而在太平洋彼岸，美国人类学家斯坦利·瓦伦斯（Stanley Walens）从乔治·亨特（George Hunt）与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收集的有关夸扣特尔人（Kwakiutl）的海量民族志资料当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神灵不光现身于人惧怕失败的时候。在夸扣特尔人那里，仪式不是只有在人无法实现行动时才采取的“补救措施”，而是还能迫使神灵做对人有好处的事——“仪式就和木雕技术、捕鱼技术一样实用、自然……木匠的技艺再怎么纯熟，也要靠神灵的帮助，借助神灵的雕刻术才能雕出精妙的木像；渔夫建造鱼梁时再怎么仔细，要是没能召唤神灵，令鲑鱼来到他捕鱼的地方，最后都只能空手而归。”实际上，人类的技术性行动，没有什么是不需要仪式召唤的灵力来帮忙的，并不存在区别于普通行为的“神迹”。上升到本体论层面，可以说“在因果关系里，主要的因不是人的行动，而是神灵的行动”。

夸扣特尔人的舞蹈。

除了疾病与健康、出生与死亡、成长与衰亡、雨水与阳光等人类存在的一般条件（人类并不能创造这些条件），每个社会都有与其自身文化机制对应的广泛依赖性，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有神灵参与其中。至于人类主动参与超人类的行动，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本书的余下部分基本在讨论这些。虽然或许有些累赘，但我还是想举一些世界各地的“人必然依赖神灵”的典型案例，来为本章收尾。秉着利奇的冒险精神，我列出这些具有普遍性的例子，说明内在论文化完全依赖超人类的灵力，我希望能如利奇所言，由此构建出一般性理论，学到一些新东西。在东非苏丹的丁卡人（Dinka）那里，尼阿里克（Nhialic）是“一”，这位神（God/Power）的存在与力量分身于一系列较小的部族神、图腾、物灵等超人类。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戈弗雷·林哈特（Godfrey Lienhardt）对丁卡人的启发性描述所示，神是人类事务与自然事务的根本：它既是不育、不孕、无意义死亡的源头，也是创造力、生育力与繁荣的源头。“

对丁卡人来说，调和无限良善的神性与世界上存在的邪恶，在逻辑道德上都不成问题，因为神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起因。”（Lienhardt 1961, 159）最有意思的是，丁卡人和其他一些内在论文化族群都把怀孕看作三方关系，即除了男女双方，总还需要超人类干预——怀孕需要最强大的神与氏族神灵的参与，神就是创造和生育的力量：“动词‘创造’（cak）与动词‘生育’（dhieth）不可互换。神最初创造了（cak）人，神所创造（cak）的人生出（dhieth）了孩子。”林哈特请一名男子解释交媾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他描述了肢体行为，并补充道：“这就是生育（dhieth），神会在女人的肚子里慢慢创造（cak）出孩子。”丁卡人的歌里唱道，神是女人与母牛真正的丈夫。

对新几内亚高地的梅-恩加人（Mae Enga）来说，氏族祖先显著影响着后代的生活，除了偶尔的直接接触，祖先的灵力会持续地通过石质神龛发挥作用。根据民族志学者默文·梅吉特（Mervyn Meggitt）有关恩加文化的敏锐报告，只要祖先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显化其灵力的石龛就可以确保“氏族的土地肥沃，作物生长，母猪怀崽产崽顺利，女人们诞下健康的孩子，男人们勇猛作战、精明买卖，人人无病无灾……一旦祖先的魂灵动怒，其灵力就会在愠怒之下被收进石头当中。这时，族人必须献上祭品，请求祖先的灵力重现，让生活回归正常”（Meggitt 1965b, 115）。雷奥·福琼在对多布人（居住在新几内亚东端的一个岛屿）的富有启发性的早期民族志研究中提出，多布人的神灵赐予多布祖先的仪式咒语不仅能帮他们绑好独木舟、编好渔网，还能庇佑多布人园圃繁茂，在跨海的库拉贸易里获得贵重的物品，也能让人们相爱，呼风唤雨，使人患病或痊愈，导致人死亡。咒语传递的是神力。不过这些只是诉诸咒语的最突出的情况。除此以外，还有些咒语能增强记忆力，叫旁人患上疟疾或治愈自己的疟疾，让椰树与槟榔树结果，使人怀孕，防止不受欢迎的客人再来拜访。

梅-恩加人的仪式。

澳大利亚原住民遵循原始祖先建立的世界与文化秩序，他们强调人类是有限的，即人对自身存在的模式缺乏控制力，而这种情况在前现代的内在论文化中可以说十分普遍。在这些社会里，文化不是人类的造物，而是人从神或祖先那里传承的东西，人还会从神或祖先那里习得文化规范，并继承践行规范的力量。神或祖先在原始时代就创造出文化，且直到现在仍统治着文化。真物即人造物。这当然是内在论文化与超越论理念差别最大的地方：对奉行超越论文化的我们来说，生活方式与文化都是人自己创造的，是人类根据自身意图发明出来的东西。文化包括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正是历史，历史不同于神话，人类创造并改变了自身的生存条件，谓之历史），也包括对未来会如何及为何与过去不同的认识。至少，从理念上说是这样。

诸神在创造出文化以后，也是实践文化的强大力量。它们内在于人类事务。

文 | 胡念铎

桐柏山、大别山以东，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在唐宋时期本为“鱼米之乡”，物产丰饶，但在黄河夺淮入海后，几乎无岁无灾；明中叶以后，随着帝国水利工程的推进，逐渐沦为“被牺牲的局部”（马俊亚语），其间因果，值得读史者深思。所幸中外学者已就这一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马俊亚、裴宜理、彭慕兰等人均撰有专著。本文即拟在既有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爬梳史实，以供读者参考。

一、水患和王朝治水逻辑的嬗变

要完整叙述这段历史，需从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河以阻兵开始说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寇，自是河流不复矣。” 此举开启了黄河夺淮的历程，可见河之夺淮，一开始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黄河决口后，河水向东南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自后到金末河道摆动不定，据《金史·河渠志》等记载统计，大的决堤有十次以上（《黄河水利史述要》页206）。更重大的一次改道发生于金末元初，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蒙古灭金战争中决河于归德，黄河夺濉入泗，“进一步移向西南” （《黄河史话》页45）。两年后蒙军又重施故技，决河于寸金淀，使河水夺涡、夺颍。如此种种，使黄河终于失去地形限制摆向西南，下游经汴、涡、颍三支分流，而河患乃与有元一代相始终，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决口出现（《黄河史话》页45，《黄河水利史述要》页209-215）。元末，至正四年 （1344） 河决于白茅口，再度北徙，北流的黄水不仅影响渤海周边的盐场，还阻塞会通运河，使江南的船只不能沿着运河北上，影响了元廷的财赋收入（《沉默的皖北》页13），因此元王朝派贾鲁治河。贾鲁治河的思路是阻塞北流，使黄河由泗入淮。他的治河工程规模浩大，“耗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整治后的河道人称“贾鲁河”，应该说技术上是比较成功的。但他不恤民力，劳师动众，招致民怨沸腾。当时就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之说，不数年，以红巾军为首的农民起义即在淮泗流域爆发。官逼民反，帝国的治水工程对地域社会的骚扰、刻剥恐远多于施加的恩惠。

到了明代，王朝国家治水的目的有所变化，比前代更为复杂了，就此晚明文人谢肇淛的笔记《五杂组》里有精辟的总结：“善治水者，就下之外无他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导水，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明代的祖宗陵寝如明祖陵、寿春王陵和运河成为莫大的“政治任务”，治水工程必须为王朝的门面和命脉让路。相比之下，牺牲当地老百姓成了治水官员最不坏、所受阻力最小的选择。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在自己的“龙兴之地”凤阳府规划了浩大的中都兴建工程，虽然格于形势，未能贯彻，但此举却开启了此后从江南等地强制移民皖北的浪潮，深刻改变了当地的基层社会。按照曹树基等人的估算，到洪武末年，迁入淮北的人口约有五十万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页261）同时明廷实施严格的管控，禁止这些富户返回原籍，在明代的配户当差制度下，这些人都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这里岔开说一句，明代王朝国家的财政资源是通过作为户籍制度的里甲体制的运作来获取的，这一制度下，王朝统治的基础就是“编户齐民”及其所承担的户役，在理论上，编户对王朝国家承担的义务是无条件无定额的，简单来说就是官老爷可以予取予求。（2019年4月9日刘志伟在北京大学所做的“北大文研讲座”，见https://mp.weixin.qq.com/s/0eyjt-mwgSURZQ3jGVVZ4A）富户承担又重，是免不了要逃亡的。凤阳花鼓所唱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倒是道出了当时人逃难的实情。明代的河患和各种自然灾害非常多，自然也有从别的地方逃难到皖北落户的客民，甚至明中叶以后淮北有的地方干脆是客民多土民少。（《沉默的皖北》页56）当时的基层社会情形大致如此。明中叶黄河在河南决口，白昂、刘大夏先后治河，思路仍是以保护漕运为要务。《孝宗实录》所谓：“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卷七二）然而，“北决病山东，南决病河南”的情况下，明朝君臣是宁使其南不使其北的，毕竟“决而北，则大为漕忧”！

明中叶后随着河南境内北岸堤防的建立以及由颍入淮水道的淤塞，河南的水患逐渐减少，到了潘季驯主持治水的年代，河患主要聚集在山东和南直隶，具体说来大致是今天的徐州一带。潘氏主持治河，以“蓄清刷黄、束水攻沙”为方针，修筑高家堰，终于使淮河水流从清口涌入黄河，冲刷泥沙入海，他的目的是保障黄河、运河畅通。但黄高淮低，黄强淮弱，高家堰只能逐步增筑，洪泽湖底也就逐年地淤高，最终成为地上的悬湖。水利工程的兴建反而如同在这一地区的居民头上安装了定时炸弹。相比之下，上河地区因为坐拥明祖陵，还有一些和明朝当局讨价还价的资本，虽然改朝换代之后这一资本也归零了。最终，在康熙十八年，泗州城和明祖陵双双沦没湖底。至于洪泽湖，此时已经变成“汪洋几三百里”的巨浸了。到清朝，靳辅等人治河仍是延续潘季驯的方针，但除了一味加高加固堤防之外（《被牺牲的局部》页89-90），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黄河下游的泥沙来自中上游，当时是无法根治的。

二、生态崩溃与动乱起源

淮河流域的居民生活是悲惨的。明清政府的治河工程需要持续投入海量的人力和物资，这些成本很大程度上都转嫁给了当地百姓，维护庞大的堤防工程需要征调巨量民力，这基于王朝国家的超经济强制，而在朝廷决策层看来，百姓遭遇的生存危机是“不过坏民田庐”，是可以接受的代价。清代的天才诗人黄景仁有过一首诗：“寿阳瓦一垤，淮水围长闉。美哉江河间，有此形势存......天心倦离合，地力疲吐吞。方今万里一，地险安足论。颇闻守土责，宜备淮涡神。浸城献三版，徙宅空千村。频年苦蝗旱，此患匪所云。但见途路旁，野哭多流民。” 这还是所谓乾隆盛世时的情形。到了嘉道以后，这一地区的条件进一步恶化。正如裴宜理所说，“土地的过度开垦，水土流失加剧，进一步造成了季节性暴雨的危害。1930年进行的对淮北地区土壤样品的检验显示，与华北平原更北端那些较少被消耗的土地相比，该地区的土壤一般都缺乏氮和磷。”（《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页28-29）由于水旱肆虐，鲁南、豫东、苏皖北部的稻作农业退回麦、豆为主的旱地农业。（胡其伟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第87—95页）频繁的洪水不仅毁坏农田，还带来了严重的土地盐碱化，导致农业生产率极低，形成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此外，森林的演变也是当地生态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彭慕兰的研究，直到19世纪40年代，黄运地区仍有着可观的森林，足以让大多数农民获得足够的燃料以满足生存需要，但经过一个世纪的乱砍滥伐，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森林已经所剩无几。森林的消失导致小河的排水速度变慢，加剧了该地区的水患风险和水文体系的紊乱，而且燃料的短缺迫使农民转向使用作物秸秆、树根甚至干粪作为燃料。这不仅增加了妇女和儿童搜集燃料的劳动负担，还导致原本应回归土地的有机质被烧掉，加剧了土壤肥力的流失。在运河航道通畅时期，该地区可以依赖大运河从南方输入大量木材。但19世纪中叶后，随着大运河淤塞和漕运断绝，这种长途贸易难以为继，木材变得昂贵且不可得。

裴宜理指出，在不稳定的自然环境中，淮北人发展出来一种掠夺性生存策略（Predatory Strategies），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部分贫苦农民、失业者或游民选择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外部资源。农民习惯于在农闲或灾年通过偷窃、拦路抢劫或“提肥猪”（绑架富人勒赎）来弥补生计，而早期的捻军则可能来源于为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征召的士兵，这些人被遣散回原籍后无事可做，转而以盗匪为业。早期的“捻”是指由十几人至百人不等的小规模土匪集团，他们通常在夜间持火把（油捻）出动，进行季节性的抢掠活动。随着太平天国北伐军进入皖北，清政府的基层统治机构被摧毁，制造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捻军遂从抢掠活动一转而为激烈的反政府活动。在政府强制征税和官军骚扰下，许多原本遵循“防御性策略”的民团也纷纷转向反抗政府，与捻军合流。（《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页99）

经济社会的衰变也导致人才流失。鲁西南及皖北地区频繁遭受水旱灾害，农业生产力低，商业也不发达，除运河沿线外几乎没有商业繁荣。粮食产量仅够维持生存，难以供养一个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悠闲士绅阶层，通过经商积累财富并转化为政治地位也极其困难。根据郑宁的统计，清代凤阳府、颍州府等地的举人占全省比例不足六分之一，进士占比更低，有些县甚至在整个清代都没有出过一位进士（《沉默的皖北》页3），由于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和文教投入，本地学子很难通过科举实现社会流动，导致地方精英群体发育极为迟缓,不同于江南、华南地区士绅阶层可以扮演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中间层”，淮北士绅精英人数少、影响弱，导致官府必须越过地方精英，直接管理基层社会。即便是在晚明等时期曾短暂出现过科举盛况或豪强大族，也很快被随后的明末清初战乱彻底打断。战火摧毁了本就不健全的宗族体系，使得地方社会缺乏稳定的物质基础（如祠堂、族产等）和组织规范来维持精英地位的传承。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干流彻底改向东北，穿过山东境内的大运河，改道流入渤海。这次改道标志着黄河夺淮历史的终结，但由于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对新河道缺乏治理，导致鲁西地区陷入长期的水患灾难。本来随着运河航道淤塞，清政府已经逐渐改行海运，并且推行漕粮改折。咸丰二年（1852年），江浙漕粮改为海运；咸丰三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漕粮改折比例的增大直接导致了大运河运输功能的弱化。当漕粮不再需要通过水路大规模运往京城，大运河作为国家命脉的重要性随之下降，政府对运河维修的投入也相应减少。（《工程国家》页20） 如周锡瑞所说， “大运河的衰落是鲁西士绅力量削弱的一个因素”。运河沿岸大城市曾因码头繁荣而培育了大量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当运河淤塞、商业衰落时，这些城市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资源也随之下降，导致士绅人数剧减。（《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页38） 彭慕兰在其著作中指出，由于漕粮改折和海运的兴起，国家将资源从内陆黄运地区撤走，投入到沿海地区。这种“由中心向边缘”的转变，使鲁西、直隶、皖北等黄运腹地变成了一潭闭塞的死水。现代交通技术的引入并非惠及所有地区，而是造成了地理经济格局的重组，随着海运和铁路的兴起，曾经依赖大运河繁荣的城市如临清、东昌迅速衰落，人口锐减，商业停滞。现代化技术的带来的益处主要留在沿海和铁路沿线，而像鲁西这样缺乏应变能力的偏远地区，不仅没有得到益处，反而因手工纺织业受到洋货冲击而陷入生计危机。杜赞奇则指出清末民初中国国家权力的扩大与深入，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破坏了农村既存的权力文化网络。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致使农民暴露在土豪、恶霸与贪污腐败的地方政权剥削之下，国家既未加深对地方的控制，反而愈益与社会隔离，这就是国家内卷化。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团体填补了失控的权力真空，导致国家对基层的榨取能力超过控制力。

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农民生活朝不保夕，特别是19世纪末华北平原长期的旱灾和涝灾交替，造成了大量饥民。在这种极度贫困和绝望的状态下，青年农民更容易被义和团的仪式和“刀枪不入”的承诺所吸引。如前所述，脆弱的家族结构以及对行政权力的过度依赖，使地方精英在面对大规模社会动乱和极端的生存危机时，既缺乏经济上的缓冲手段，也缺乏组织上的领导权威，一场大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不同的学者都指出鲁西南和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不同,在动乱中的走势也不一样：在鲁西南，地方精英力量相对强大且稳固，他们对民众运动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力。鲁西南拥有一个牢固的乡村地主阶层，村社内部凝聚力强。这里的反洋教组织——大刀会，最初是由乡村财主和士绅为了抵御日益猖獗的盗匪而组建并把持的，大刀会的领导层通常是村里的望族或拥有一定功名的小地主。地主往往让自己的佃户加入大刀会并习练“金钟罩”为其看家护院，佃户对地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鲁西南精英领导的大刀会长期与地方官府保持合作或相互信任的关系，共同镇压盗匪，甚至被视为合法的乡村防卫力量，而正因为大刀会是一个由士绅强力控制、组织严密的结构，官府通过传统的“惩首解从”方法便能迅速使其瓦解和平息。相比之下，鲁西北的社会结构较扁平，地方精英在这里显得无力甚至缺位。鲁西北地主所有制不发达，不仅士绅稀少，且缺乏能维持本地正统和稳定的中坚力量，这里的义和团前身“神拳”主要由“社会边缘人士”或贫苦农民领导。神拳的仪式，也就是降神附体，具有很强的平等色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作法“请神”成为领袖。这种结构导致精英无法对其进行控制，运动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和扩张性。当国家权力的退缩或外来势力加剧了当地的生存危机时，原本可能表现为纯粹“掠夺性”的盗匪活动，通过义和团这种带有巫教仪式色彩的形式，被赋予了扶清灭洋的正当性，从而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时代推移，进入民国。国民政府1929年成立了导淮委员会（HRC），试图结束清末以来中央在水利管理上的缺位,1933年后，为了加强资源整合，导淮委员会被纳入全国经济委员会。技术官僚的作用也被强调，吸纳了李仪祉等受过现代水利工程培训的技术专家。治淮计划不再仅仅以防洪为前提，而是致力于水力发电、航运和现代灌溉，以促进工业发展。但在治淮方案上，江苏和安徽两省存在严重分歧，安徽希望开挖入海水道以复垦土地，而江苏则担心入海工程影响本地盐场或导致洪水倒灌，倾向于入江方案。这种利益纠葛使得整体规划屡遭掣肘，由于报酬过低、监管严苛以及土匪骚扰，工夫的反抗如罢工、逃跑甚至暴力冲突频发，反映出现代国家建设目标与基层民生承受力之间的断裂。而“黄金时代”的美好理想都随花园口的一声爆炸付诸东流，最终功亏一篑。

三、地理机制与历史循环

笔者的朋友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中国历史是一部巨大的转移支付史。盛唐土地兼并加剧以及均田制瓦解使得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并成为了帝国的财政负担。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的割据导致唐帝国失其赋耗其财，不仅失去重要赋税来源，还为防备藩镇而加重了军费开支、财政负担，形成以南养北，以江南充实关中的经济财政格局。由于需要以南养北，对运河的控制就成为必要，故唐王朝不能放弃与北部地方诸侯的斗争。以南养北的经济财政格局延续到北宋，靖康之变后，由于南宋定都江南，江南地主从主要税源变成了统治阶级本身，没有了通过漕运以南养北的政治必要，收复中原就成了一项经济问题。而由于靖康之变后宋将杜充为阻金军，于滑州决黄河堤，导致洪泽泛滥，旱涝频发，淮河流域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以致边军难以自给自足，必将大量依赖江南，延续以南养北的经济财政格局，于是，为终结以南养北的负担，放弃淮北成为江南地主经济上的最优解。在这个意义上，南宋是中晚唐的延续。宋金、蒙宋战争致使淮河流域生产力与民生受到进一步破坏，故元朝于淮河流域大兴军民屯田，明朝迁民以充实淮河流域，迁都北京，开凿京杭大运河，使淮河屈于蓄清刷黄、以保漕运的使命，将淮河流域重新以扭曲的方式整合进全国经济，以大运河重新联通南北经济，而其代价就是淮河水系的破坏与生态破坏：淮河成为地上悬河，频繁决堤决口，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土地沙化盐碱化，使大量农民无地可耕，治水成本抬高，徭役加重，最终催生了捻军起义，加速了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的灭亡。”虽为一时戏笑之论，亦有合理之处——彭慕兰比较中欧时指出，英国通过煤炭与殖民地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瓶颈。京杭大运河维系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统一的帝国，但也锁死了区域经济演进的可能，江南的剩余被持续北吸，无法转化为本地产业资本；淮北的生态被破坏，无法形成稳定的农业经济。这种“转移支付”或许正是中国前现代社会治乱循环的地理机制之一。甚至可以追问：当近代海运与铁路取代运河，”以南养北”的地理必要性瓦解后，北方政治中心是否还具备存在的经济合理性？这或许也是晚清以降“迁都之议”反复出现的深层条件。

四、反现代的皇权

追惟前史，良足慨叹。淮北地区的衰落并非自然演变，而是历代中央王朝为了维持“以南养北”的财政格局，通过行政力量强行扭曲自然水系所导致的人为灾难。这种对局部地区的压榨，最终通过生态崩溃和大规模社会动乱，反噬了帝国的统治根基；而当水患发生时，中央王朝的救灾往往优先考虑国家的利益，而非灾区百姓的生存。可以注意到，明清政府在河务决策中常有“利南害北”或“利东害西”的考量。例如，为了保护淮河南岸的富庶地区，往往在北岸决口时推迟修补，甚至人为引导洪水流向贫瘠的淮北地区，这种牺牲局部的逻辑，使受灾地区陷入了贫困与灾害循环的死胡同，任何缺乏公平利益补偿的“大局观”，最终都会因为局部的彻底崩溃而付出远超预期的全局代价。此外，河务和救灾工程由于涉及巨额经费，往往成为各级官员贪赃枉法的温床。这是历代专制制度无法克服的痼疾——不是中央王朝不想救灾，而是在这一体制下，有效的救灾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它需要的信息透明、财政约束、社会参与和权力制衡，恰恰是皇权所要消灭的东西。

文|周天羽

柏林同时是首都、废墟、边境、飞地和活体实验室。20世纪那些彼此冲突、相互否定的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都被压缩在这座城市里，化为彼此毗邻、层层叠压的空间。

一位朋友说，晚上搭乘地铁三号线尤其能看出这种区隔感。列车从自由大学附近的西南柏林出发，起初车厢里多是衣着考究的白发老人；一路向东，乘客不断更替，到了华沙大街终点站，身边已经换成长眼线、尖指甲、包臀裙，准备开始夜生活的年轻男女。

这趟横穿城市的夜车，串起了柏林两种迥然不同的体面生活。在万湖、达勒姆和格吕内瓦尔德，有格调的生活通常意味着宽敞的别墅、遥远的邻居、湖泊、森林和安静的街道；在普伦茨劳贝格和克罗伊茨贝格，它却意味着另一重世界：住进一百多年前的老公寓，下楼便是咖啡馆、周末市场、独立书店和餐厅，附近最好还保留一点移民文化、左翼历史或艺术气息。前者接近传统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后者则属于一种更晚出现的都市中产。

这种历史叠压造成的许多有意思的现象，其中之一是：今天最受新中产欢迎的许多街区，原本正是帝国时代的工人住宅区。它们在冷战中被分进东西两套制度，又在统一后进入同一个住房市场。此后的修缮、升值和居民更替，都以这些老房子、旧街区为物质基础。

一、威廉环：一座工业城市的住宅机器

19世纪中叶的柏林还不是后来那座庞大的帝国首都。随后几十年里，铁路、机械、电气、化工和国家机关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来自普鲁士东部各省和更远地区的人口不断涌入。1850年前后，柏林只有四十多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包括周边城市在内的大柏林地区已经生活着数百万人。

德国人把这段工业化、国家统一与城市急剧扩张的时期称为“创业时代”（Gründerzeit）。这里的“创业”并非今天狭义的创办公司，而是新企业、新银行、新铁路和新城区同时涌现：今日德国工业社会与大城市的基本轮廓，正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而它的雄心与气势，也最直观地凝固在成片拔地而起的建筑之中。

“创业时代”的建筑。

在工业化、人口爆炸、地产投机和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推动下，城市迅速向外生长。出租公寓、工厂、铁路、仓库、市场和军营沿着旧城外围成片出现，像一圈厚重的年轮包围着老柏林，后来被称为“威廉环”。如果把今天的柏林S-Bahn环线（S41、S42）画在地图上，它大致勾勒出了威廉环的外缘。真正的威廉环并不是一条线，而是旧柏林外围一圈有厚度的城市带：从1860年代拆除的关税墙向外延伸，直到后来建成的环城铁路附近。

如今沿街成排的许多Altbau（老房子）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它们通常有四五层高，高窗、厚墙、石膏装饰和铁艺阳台把整条街连成一片。外观典雅大气，又不过度繁饰；成百上千地连续排列，更显得气势恢宏。人们站在这些立面前，常会想象那个在二战和战后重建中几乎消失殆尽的老柏林。

沿街立面负责彰显帝国飞速崛起的体面，后院则承担了生产和大部分日常生活。穿过门洞，沿街的是前楼，后面接着侧翼、横楼，有时还排列着第二重、第三重院落。前楼朝向街道，采光较好，房间也更宽敞，适合较富裕的家庭；越往院子深处走，住宅越小，阳光越少。工人、小手工业者、临时雇员和外来人口住在后楼，裁缝铺、金属作坊、仓库和小工厂则挤在院内。法规对院落大小的最低要求，本意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够调头，房地产开发商往往把这条底线直接当作最经济的建造尺度。

这些楼本来就是为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建造的租赁住房。柏林人后来把它们称作Mietskaserne，直译便是“出租兵营”。威廉时代的柏林极为拥挤，一栋房子里住上百人并非不可想象。煤炉、楼道厕所、阴暗后院和狭小住宅，才是那些漂亮立面背后的日常。

这套住房里的阶级秩序，有时甚至浓缩在一间房中。所谓Berliner Zimmer，即“柏林房间”，通常位于前楼与侧翼相接的转角。它面积不小，却只有一扇朝向院角的小窗。前楼的客厅、卧室和会客室属于住宅的体面部分；厨房、女佣房和各种家务空间则被安排到侧翼。柏林房间连接两边，既是一间房，又是一条每天必须经过的通道，把会客与做饭、主人与仆人、街道与后院隔开，又不得不让它们彼此相通。1870年代，恩格斯到康德大街探望德国社会主义者威廉·李卜克内西，见到这种房间后大为不满。在他看来，柏林人竟然发明了一间几乎没有窗户、光线昏暗、空气闷热的房间，却偏偏愿意长时间坐在里面，实在是柏林庸俗市民习气的绝佳象征。

出租兵营。

直到今天仍隐约可见的“西南富裕、东部和北部工人化”格局，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定型的。同样是在威廉时代建起的街区，彼此之间却很快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西南方向逐渐出现更宽敞的公寓和别墅，东部、东北部和北部则更多与铁路、工厂、仓库和密集的后院住宅相伴。建筑年代相近，街区的社会气质却从一开始便不相同。

人们常用风向解释这种现象：柏林常见西风和西南风，工厂烟尘更多被吹向东部，富裕居民自然愿意住在上风处。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铁路、河运、土地价格和自然环境的作用或许更加直接。东部、东北部和北部集中了通向西里西亚、东普鲁士等地的铁路、运河、仓储和工业用地，土地相对便宜，适合建设工厂和工人住房；西南方向则接近蒂尔加滕、格吕内瓦尔德、万湖和波茨坦，更适合修建高档公寓和别墅区。

这当然不是一条整齐的阶级分界线。位于西北的威丁和莫阿比特同样是工人区；一栋出租兵营的前楼与后院，也可以住着完全不同的人。但整体而言，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西南方向越来越属于教授、官僚、企业家和富裕市民，东部和北部则更多属于铁路、工厂和工人。

柏林的威廉环由此从一开始便不是一个均匀的圆环。它把工厂主和工人、体面公寓和后院住房、林荫大道和铁路用地，装进了同一圈城市扩张之中。几十年后，一堵墙从这片旧楼之间穿过。同一种威廉时代住宅，也因此在冷战两侧获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二、西柏林 克罗伊茨贝格：中心如何被推向边缘

今天的克罗伊茨贝格以移民文化、左翼政治和夜生活闻名，宛若柏林另类多元精神的名片。19世纪末，这里却首先是印刷出版、金属加工、服装生产和出口商业的重镇，堪称威廉环的典范。工人住房、小工厂、仓库、商店、酒馆和作坊挤在同一街区：前楼住人，底层开店，后院里可能是金属加工厂、印刷所或裁缝铺。这种住宅与生产相互交织的结构，后来被称为“Kreuzberger Mischung”，即“克罗伊茨贝格混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留下遍地废墟，克罗伊茨贝格仍保存下大片彼此相连的创业时代街区。摆在战后规划者面前的，因而不只是如何修复几栋幸存建筑，而是整套由街道、住宅、商铺和作坊组成的旧城市是否还有保留的必要。

今天，“混合街区”听上去颇有烟火气；在当时的规划者眼中，它却意味着杂乱、拥挤和不卫生。1956年，西柏林的一份城市建设宣传材料认真列举了传统克罗伊茨贝格的种种问题：工厂紧邻住宅，学校位于嘈杂道路旁，烟囱和通风井伸进院落，狭窄街道无法容纳不断增加的汽车。工业城市将居住、工作、交通和娱乐纠缠在一起，现代城市则应当拥有开阔绿地、宽阔道路和清楚的功能分区。肮脏、丑陋而拥挤的“石头柏林”，最好随着废墟一同消失。

规划图上的旧城尚未来得及全部拆除，1961年，一堵墙先改变了克罗伊茨贝格在城市中的位置。

柏林墙修建以前，克罗伊茨贝格紧邻柏林传统中心，向北和向东都有道路与周边街区相通。墙建成以后，SO36一带被压进西柏林的东南角，部分区域三面临墙。原本通往市中心的街道变成断头路，城市腹地忽然成为边界。地图上的距离没有变化，城市中的远近却完全颠倒。企业迁出，投资减少，原本已经老化的住房更加缺少维修。1978年，美军甚至曾在这里的残破楼群中进行巷战训练；士兵端着枪穿过断墙，仍住在楼里的妇女和儿童则从窗口向下观看。战争结束三十多年后，这里依然像一片没有完全回到正常城市生活的边界地带。

柏林墙。

柏林墙还切断了西柏林与大约六万名跨境劳动者之间的联系。这些人原本住在东柏林或勃兰登堡，每天来西边工作，边境关闭后便再也无法抵达原来的工厂和企业。劳动力缺口出现后，西柏林加紧从土耳其、意大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地招募“客工”。他们起初被视为临时劳动力，往往被安排在企业宿舍，劳动合同也被设想成临时性的：工作若干年，积蓄一笔钱，然后回到原籍。但随着婚姻、子女出生和家庭团聚，越来越多劳动者需要普通住房。房屋陈旧、租金较低的克罗伊茨贝格，因而成为移民家庭的主要落脚点之一。

他们搬进的，恰恰是规划者准备拆掉的那些出租楼。

1963年，西柏林参议院批准科特布斯门周围的城市更新计划。其基本思路不是逐栋维修，而是所谓的Kahlschlagsanierung——大体可以译作“清场式更新”：公共住房公司收购整栋房屋，迁走居民，拆除19世纪旧楼，再在清理出的土地上建设现代住宅。水门广场附近的街区很快被拆除，科特布斯门北侧后来则出现了庞大的“新克罗伊茨贝格中心”。

大规模更新所需的时间远比规划图预想的漫长。住房公司收购房屋以后，往往不再维修，却又无法立即拆除。一些住宅被清空后闲置多年，另一些则因为住房紧张而重新临时出租，合同上甚至写明租期只持续到“拆除之日”。一边是找不到住房的家庭，另一边是为未来拆迁而被人为放空的公寓；一边是政府宣布旧楼已经无法挽救，另一边仍有居民生活其中，也有移民刚刚在那里建立家庭。

到了1970年代中期，“清场式更新”越来越难以继续。工程费用上升，进展缓慢，公众也开始质疑这种“先把旧城判死刑，再等待它自然腐烂”的更新方式：为了改善住房条件，是否必须先毁掉整个街区。1975年的欧洲建筑遗产年，又使人们重新注意到创业时代建筑和传统街道的价值。然而，许多规划者仍只愿保留较为体面的临街立面，拆掉后楼和侧翼，为停车场、绿地和儿童活动空间腾出位置。

真正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些已经被判定应该消失、却迟迟没有被拆掉的房子，究竟还能不能住？

有人决定不再等待规划者回答。

占屋，也可以是一种修房办法

1979年，SO36的居民倡议组织进入两处空置住宅，未经业主许可住了进去，同时开始修理屋顶、门窗和管线。他们为这种行动创造了一个很有柏林特色的词：Instandbesetzung。它把德语中的“修缮”与“占领”拼在一起，大致可以译作“占领式修缮”。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辩护。占屋者认为，这些房子并非无法居住，而是因为等待拆除才被人为放空；与其让它们继续漏水、腐坏，在空置中变成废墟，不如先住进去，把它们修起来。最早的两次行动没有以强制清场结束。负责房屋的公共住房公司接受了部分修缮成果，并向占屋者提供正式租约。这似乎证明，占屋并非只能导向冲突，也可能成为解决空置和住房短缺的办法。

“占屋”运动。

这种做法很快蔓延。到1981年5月，西柏林共有169栋房屋被占，其中约80栋位于克罗伊茨贝格。占屋者的目标并不一致：有人只想保住廉价住房，有人希望建立合作社和居民自助项目，也有人把房屋视为挑战产权制度和普通家庭生活的自治空间。

1981年，政府开始清理部分被占房屋，街头冲突迅速升级。同年9月，警方同时清场八栋建筑，一名抗议者在混乱中被公交车撞倒身亡。住房争议由此变成整个西柏林无法回避的政治危机。此后逐渐形成的“柏林理性路线”规定：只有业主提出要求，并且能够证明房屋将被立即修缮或使用时，警方才予以清场。

此后的解决方式因房屋而异。部分占屋者取得正式租约，一些项目转为合作社或居民自助修缮工程，另一些房屋仍被强制清空。占屋运动没有取得整齐划一的胜利，却迫使政府承认：旧楼并非天然无法挽救，居民也不只是等待安置的对象，他们同样可以参与城市更新。

1980年代的国际建筑展把这些零散经验逐渐转化为“谨慎城市更新”。新的原则不再是迁走居民、推倒街区，再从空地上建设理想城市，而是尽量让居民留下，在原有街道和建筑格局中逐步维修，同时改善学校、幼儿园、社区中心和院落。保存下来的不只是几排临街立面，还有住宅、商业和生产相互邻近的城市尺度。1950年代被规划者视为弊病的“混合”，三十年后却被重新理解为这个街区最值得保留的东西。

两个克罗伊茨贝格

在保存旧楼的斗争中，谁要留下、又想过怎样的生活，并没有统一答案。克罗伊茨贝格逐渐形成了两条相互交叠的社会线索。

早期来到西柏林的“客工”原本被当作临时劳动力，但许多人最终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子，开办食品店、音乐店、餐馆和小型企业，也建立宗教团体、文化协会和咨询机构。1979年，克罗伊茨贝格一家土耳其音乐商店的墙上已经摆满磁带、唱片和歌手海报。那不再是企业宿舍附近为单身工人提供的一点临时服务，而是一套已经扎根城市的商业和文化生活。

克罗伊茨贝格的街景。

旧楼对这些家庭意味着一种并不轻松的安定。房子也许采光不佳，煤炉和管线时常出现问题，却容纳了亲属网络、邻里关系和赖以谋生的小生意。如果城市更新意味着迁往遥远的新住宅区，被拆散的便不只是一栋房屋，还有学校、商铺、熟人和整套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克罗伊茨贝格也吸引着另一批年轻人。西柏林的特殊地位使住在这里的年轻男性不必像联邦德国其他地区的同龄人那样服义务兵役；低廉的房租、边缘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政治气氛，又吸引了许多不愿按部就班进入职业、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学生、艺术家与左翼青年。

恩格斯曾经厌恶的“柏林房间”，将近一个世纪以后，也在他们手中获得了新的用途。它不适合布置成界限分明的私人卧室，却很适合摆下一张长桌，用来吃饭、放书、开会、听音乐和讨论政治。后来有建筑评论家写道，1968年的学生运动不是从后屋，而是从柏林房间里走出来的。到了1970年代末，SO36已经出现合租公寓、另类幼儿园、左翼酒吧、政治倡议组织、合作企业和自助医疗机构。旧楼中原本用来分隔主人、仆人和家务劳动的空间，被重新组织成了共同生活的场所。

移民家庭与左翼青年住在相近的街区，也会在反拆迁、租户权益和社区事务中合作，却对“留下来”有着不同期待。许多移民家庭需要稳定住房、学校和合法居留，希望把原本临时的生活变成长久生活；左翼青年则更愿意把住房变成集体生活和政治自治的实验。一种希望在城市中安家，另一种希望借助城市重新发明生活。

后来形成的“克罗伊茨贝格神话”，把这些原本不同的经历收进了“多元、反叛、真实”的统一形象。媒体和地方自我叙述不断把这里描述成比其他街区更有人情味、更有活力，也更桀骜不驯的地方，被它吸引的新居民继续搬来，又反过来使神话显得更加真实。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克罗伊茨贝格从西柏林的边缘重新回到统一柏林的内城。随区位一起升值的，还有居民、移民商户、占屋者和城市活动者共同保存的街区结构与文化声望。低价、边缘和破败曾经为这些生活提供空间；统一以后，原本用来抵抗拆迁的文化和历史，却开始成为新中产、旅游业和房地产市场愿意购买的价值。

三、东柏林 普伦茨劳贝格：社会主义摒弃落后，面向未来

柏林墙另一侧的普伦茨劳贝格，同样形成于19世纪后半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工人、小手工业者和职位较低的职员聚居于这些贫穷的街区，“出租兵营”的一间屋里住五个人并不少见；有些公寓甚至由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居住在街区中心的表现主义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鲁迅对她颇为推崇——在作品中反复描绘贫困、疾病、饥饿和死亡，这些主题与周围工人街区的生活经验并不遥远。

二战对这一带造成的破坏比柏林许多其他内城区更轻。大约七成建筑仅轻微受损或完好无损，大量旧楼仍可居住。战后东柏林接手的因而不是一片等待重建的空地，而是一大片仍可居住、却已经老化的19世纪旧城。许多住宅仍靠煤炉取暖，厕所设在楼梯间，浴室并非标准配置；屋顶、外墙、楼梯和管线则需要逐栋维修。

面对严重的住房短缺，东德政府将优先目标定为以较低成本，迅速、大规模、标准化地增加现代住宅。建设资源因而主要投向新住宅区，尤其是可以工业化生产的Plattenbau，即预制板式住宅。它可以类比苏联的赫鲁晓夫楼、后来更高大的勃列日涅夫楼，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成片建设的单元楼。板楼的墙板和构件可以在工厂标准设计、批量生产，再运到现场成片装配、快速施工。维修威廉时代的出租兵营，却必须逐栋诊断和修缮。对于一个依靠计划指标和标准化施工组织住房建设的国家而言，新建板楼更容易计算、管理和复制，也更能直观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

在当时，预制板楼并不意味着廉价次等住宅，而是现代生活的承诺。对住在阴暗后楼、冬天每天搬煤、与邻居共用楼道厕所的家庭来说，迁往马尔灿或黑勒斯多夫，意味着集中供暖、独立卫浴、现代厨房、电梯、学校、商店和大片绿地。老楼的木地板、高天花板和石膏装饰尚未成为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居民更直接感受到的，是潮湿、煤灰、设施缺失和长期维修不足。

1986年落成的恩斯特·台尔曼公园，几乎把这种住房观念直接摆在了普伦茨劳贝格的旧楼旁边。原有煤气厂被拆除后，国家在这里建起带电梯和垃圾通道的板楼、高层住宅、文化设施和公共绿地。新的社会主义示范社区与周围不断失修的创业时代街区形成了鲜明对照：住房的未来被建设在新地块上，而不是从旧楼内部改造出来。

极低的住宅租金保证了住房的可负担性，也使维修费用无法从租金中得到补充。建筑材料、施工队伍和财政资源优先用于完成新住宅建设指标，旧楼的屋顶、墙体和管线便一次次被推迟处理。威廉时代的“出租兵营”同时还带着明确的历史负担：它被视为资本主义土地投机、剥削工人和阶级分化的产物；拥有阳光、绿地和公共设施的新住宅区，则代表着社会主义城市应当达到的生活标准。

旧楼由此保存了下来，却是以居住条件持续恶化为代价。到1990年前后，普伦茨劳贝格约有一至两成住房空置，八成没有现代供暖，只有大约一半拥有浴室和室内厕所；后楼中仍由几户人家共用楼梯间厕所。冬天，大量煤炉排出的烟尘笼罩街道。

失修旧城里的非官方生活

长期失修在普伦茨劳贝格留下了空置住宅、废弃店铺和管理模糊的后院，也为官方体系之外的生活提供了空间。东德的住房原则上由国家分配，但房屋空置、登记迟缓与管理失灵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一些年轻人便直接撬开无人居住的公寓，接通水电，修补门窗，先住下来，再设法补办手续。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黑住”（Schwarzwohnen），在东柏林也直接叫“占屋”。它起初未必是一种政治宣言，更多时候只是绕过僵化的住房分配，取得一间可以生活的房子。

这种对空间的自行占用，与西柏林公开对抗产权制度的占屋运动并不完全相同。在东德，住宅产权并不是冲突的中心，真正受到挑战的是国家对住房分配和个人生活轨迹的控制。一个人未经许可住进空房，自己决定与谁合住、怎样使用房间，这本身就意味着取得了一部分原本属于行政机构的决定权。普伦茨劳贝格的废弃住房由此吸引了没有得到住房分配的人，也吸引了不愿按照常规职业和家庭模式生活的年轻人。

旧楼同时取代了一部分官方文化机构。1985年的官方统计显示，普伦茨劳贝格居住着约三百名画家和版画家、三十五名作家，至于有多少人在非官方项目中活动，则无人能够准确计算。商店、阁楼、侧翼和后楼住宅被改成工作室和私人展厅，朗读、展览、音乐演出和实验电影不必经过正式文化机构安排，消息则依靠朋友和熟人传播。

帕佩尔大道一处冬天漏风的玻璃顶阁楼，便曾同时充当住宅、画室、印刷工作间和聚会场所。来自东德其他城市乃至西方的艺术家在这里介绍作品，摄影师放映照片，电影作者播放用Super 8拍摄的实验片。这些聚会有时也会引来人民警察的介入，他们会记录下访客的名单，除非访客能及时从后楼梯溜走。老式出租公寓原本用于分隔家庭、仆役和生产活动的复杂空间，在这里反而为非官方交往提供了多条出入口。

类似的住家画廊并不只是把客厅临时借来挂画。位于后楼的“de LOCH”画廊在不到两年间举办了十五次展览，将绘画、漫画、电影、朗读和行为表演放在一起，还成为东西柏林非官方文化的接触点。东德最终关闭它，针对的并不只是某一件作品，而是这种私人住宅正在成为不受文化官僚机构支配的公共场所。

后来统称为“普伦茨劳贝格场景”的人，并不是一个立场一致的团体。有人追求艺术上的独立，对公开政治保持距离；有人关心和平、环境和人权，成为了政治反对派；也有人只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恋爱和生活。各种小圈子彼此交叠，也彼此疏远。与其称之为一个反对派共同体，不如说它是一张“个人主义者之网”：各个圈子共享廉价住房、私人空间和熟人关系，却未必共享同一套政治目标。

街区的物质衰败仍不断把这些松散群体推向政治。漏水的屋顶、煤炉造成的烟尘、儿童活动空间不足以及旧楼拆除计划，看似只是住房和市政问题，却涉及国家把资源投向哪里、居民能否参与规划，以及一套已经失效的政策是否容许公开质疑。1980年代围绕里克街的更新争论中，拆除、板楼式重建、旧楼现代化和原地保存等方案长期并存；居民倡议组织也争取参与决策，并取得了一些在东德条件下颇为少见的局部成果。

教会则把分散在住宅和工作室里的交往，带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半公共空间。客西马尼教堂先后容纳和平小组、同性恋团体和公民权利活动者。1989年10月2日，十余名活动者在这里开始昼夜守夜，声援莱比锡等地被捕者；消息、传单和人员随后不断汇集，教堂逐渐成为东柏林反对派最重要的联络点之一。

普伦茨劳贝格的旧楼因此承担着几种并不相同的功能。对多数居民而言，它们仍是条件欠佳却难以替代的住所；对非法入住者而言，它们提供了绕过住房分配的机会；对艺术家而言，侧翼、后楼和空店铺可以充当不经审批的展厅；对教会和公民团体而言，街区中形成的熟人网络又成为组织政治行动的基础。东德没有把这些旧楼建设成社会主义住房的未来，却在长期失修中，为国家计划之外的社会留下了一套现成的空间基础。

产权归还与旧楼修缮

柏林墙倒塌后，西柏林和西德其他地区的学生、艺术家、青年和占屋者很快进入普伦茨劳贝格。空置商店变成酒吧，废弃厂房和酿酒厂被改作俱乐部、演出场地和文化中心。东德晚期的非主流文化、西柏林占屋运动与国际青年文化在这里交汇，塑造了统一初期的街区面貌。

但这些新来者并无力决定房屋的长期命运。更深刻的变化来自两套制度同时发生的转换：东德社会被纳入西德的法律和行政体系，社会主义住房进入资本主义的房地产市场。位于墙边的旧城区重新成为统一柏林的内城，过去因为设施落后而价值低廉的老房子，也开始以“历史旧城”和“欧洲城市”的名义被重新估值。

统一后的德国实行“返还优先于补偿”，过去被东德政权没收或纳入公共管理的房屋，原则上应返还原业主或其继承人。几十年过去了，继承关系已经变得错综复杂；不少继承人既不住在柏林，也缺乏维修整栋老楼所需的资金和经验。大约七至九成刚完成产权返还的房屋很快被转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和专业投资者，普伦茨劳贝格的产权结构迅速从分散、模糊和公共管理转向商业化、专业化经营。

恐怕所有人都认可，房屋确实急需修缮。问题在于由谁承担费用、如何限制涨租，以及原有居民能否留下。1992年，租户组织发动了以“我们都要留下”为名的大规模反涨租和反驱逐行动。与此同时，柏林政府也试图把克罗伊茨贝格“谨慎城市更新”的原则带到东部，这使得最初几年的修缮仍带有明显的社会政策色彩：公共资金补贴工程，租金受到限制，住户也能参与协商。1992年至1995年，超过六成修缮由公共项目出资；工程结束后，仍有六成以上住户是原来的租客。

此般平衡之道高度依赖公共财政。统一后，西柏林失去了冷战时期的大额特殊补贴，东柏林的工业则在面对激烈竞争时接连破产，新的柏林政府却要同时承担东西城市整合和基础设施改造的巨额成本，州债务在1990年代增至原来的四倍以上；2001年的州立银行危机又加重了财政紧缩。直接补贴逐渐减少后，政府更多依靠税收优惠吸引私人资本。在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转向中，房地产开发商逐渐取代政府，成为修缮旧楼的主力军。按照政策，修缮投入越高，可抵扣的税款越多，全面改造因而比最低限度维修更有利可图。投资者还可以支付补偿，劝旧住户在开工前搬走；租金限制通常只保护原租户，新住户则按市场价格租房。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出租住宅被改为产权公寓；在这一阶段完成现代化的住房中，原住户已不足四分之一。

修缮在此进程中取得了极为显著的物质成果。外立面得到修复，院落得到整治，浴室和现代供暖成为普通配置，部分楼房还增设了电梯，废墟和空地也逐渐被新住宅填满。到2005年，普伦茨劳贝格约七成住房已经完成现代化。与此同时，低收入居民、老人和较大的家庭不断迁出，高学历专业人士、年轻单身者和中产家庭大量迁入。以亥姆霍兹广场周边为例，到2015年，八成以上住房已经完成修缮，而1990年的居民中仍住在当地的已不足一成。另一组数据更直接地表现了这种变化：普伦茨劳贝格的平均收入从1993年约为全市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上升到2007年的约1.4倍，使它从柏林较贫穷的地区之一转为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

旧楼保护和士绅化并非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场制度转换的两面。产权返还、住房商品化和税收优惠为大规模修缮提供了动力；公共补贴和租金限制一度使部分原住户得以留下。随着这些保护逐渐退出，建筑更新越来越伴随着人口替换。普伦茨劳贝格最终在保存近六万套1914年前住房、成为德国规模最大的连续创业时代住宅区之一的同时，也完成了从低收入旧城向中产家庭街区的转变。

四、两种冷战遗产，一种统一后的城市生活

克罗伊茨贝格和普伦茨劳贝格同属威廉环，却在冷战中以不同机制被压低了地段价值。柏林墙把克罗伊茨贝格从内城变成边缘，拆除式更新又使许多房屋长期处于等待清空和重建的状态；东德则专注于新建住宅区，使普伦茨劳贝格的旧楼在低租金和维修不足中逐渐老化。前者被城市规划主动悬置，后者被社会主义现代化绕过。

克罗伊茨贝格的街头。

即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截然相反，东西两边的战后规划者却共享一种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基本判断：威廉时代的出租公寓代表了应当被超越的旧城市。西柏林批评它们肮脏、拥挤、功能混杂；东柏林则把它们视为资本投机和阶级剥削的化身。一个试图大拆大建，另一个则把资源向别处倾斜，让旧楼慢慢衰败。结果都压低了旧楼的价值，也使大片19世纪街区留到了冷战结束。

政治和经济上的边缘化，在冷战时期为两个街区积累了不同的文化资本。克罗伊茨贝格的声望形成于移民扎根、占屋运动、反拆迁斗争和地方历史书写，逐渐与多元、反叛和自治联系在一起。普伦茨劳贝格的名声则来自失修旧城中的非官方文化，并在统一前后被概括为东德艺术与异议生活的象征。前者主要在公开冲突和社区行动中塑造自身形象，后者更多由松散的文化网络以及统一后的回望共同定型。

它们进入统一后的住房市场时，各自的条件已经很不相同。克罗伊茨贝格此前经历过拆迁冲突、占屋运动和谨慎城市更新，居民保护形成了较强的政治和制度基础，因此至今仍保留着移民家庭、低收入住户、公共住房和新中产并存的复杂社会结构。普伦茨劳贝格的全面改造则与产权返还、税收优惠和私人投资同时展开，建筑修复和居民更替推进得更为迅速，最终形成了更明显的中产家庭街区。

两个街区积累的文化声望，也随之进入房屋价格。修缮后的老楼不再只是位置便利、面积宽敞的住宅，它的地址还代表着一种已经成形的城市身份。原本被视为贫穷、混乱或政治麻烦的历史，如今为房产增加了真实性和辨识度，吸引新的居民、商业和投资。文化资本并不替代产权、区位和修缮投入，却提高了这些旧楼的市场吸引力，使资本更愿意进入，也使新住户愿意为某种街区生活支付溢价。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用另一套标准理解威廉时代的城市。过去受到批评的高密度和功能混合，逐渐被重新解释为短距离通勤、步行便利和街区活力。住宅附近有足够多的居民，面包店、餐馆、书店、幼儿园和小型服务业才能维持；连续街道和公共交通又把这些日常设施连接起来。现代主义住宅区提供更多阳光、绿地和私人空间，却往往把居住、工作和消费分隔开来。

曾经意味着拥挤和混乱的城市结构，至此成为新中产追求内城生活的基础。冷战压低了这些旧楼的经济价值，生活在其中的人则为街区积累了文化意义；统一后的住房市场把二者重新结合起来。

欢迎来到“波波城”

当历史建筑、内城生活和文化声望重新结合之后，传统富人区不再是事业成功者唯一的体面住址。20世纪末，一批新的受教育精英开始选择另一种生活。他们在青年时期受到嬉皮士运动、六八思潮和左翼文化的影响，成年后又赶上全球化、计算机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扩张，在专业职业、文化产业和科技企业中取得了收入与地位。

一个很适合描述他们的词是Bobo，即bourgeois-bohemian，波西米亚式布尔乔亚，也被称为“波波族”。

波西米亚式布尔乔亚是士绅化的先锋队。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合了过往被视为水火不容的元素：财富与叛逆、事业成功与打破墨守成规、嬉皮士的左翼思想与雅皮士的创业精神。布尔乔亚崇尚物质，波西米亚反对物质主义；前者彬彬有礼，后者粗犷不羁；前者注重事业，后者注重体验；前者假装贞洁，后者假装浪荡。

称他们为“先锋队”，并不是说他们最早撬开空房、住进破楼。最早重新利用这些街区的艺术家、学生、移民和占屋者往往没有多少购买力。波波族的特殊之处，是把对另类生活的欣赏与稳定的中高收入结合起来。他们愿意为这些街区已经积累的文化资本买单，也使原本只在小范围内流通的文化声望变成了持续的住房需求。

传统资产阶级通常通过距离表现财富：住宅更大，邻居更远，窗外最好是花园、树林和湖泊。波波族则愿意为城市的密度支付更高价格。对他们来说，住在内城不再是经济条件有限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主动选择。万湖与普伦茨劳贝格由此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富裕生活：前者能够远离城市，后者能够选择城市。

柏林黄昏。

他们未必每天去地下俱乐部，却愿意住在地下文化曾经发生过的街区；未必参加过占屋运动，却喜欢窗外还留着一两处政治涂鸦。他们可以支持环保、多元和开放社会，同时认真比较幼儿园、隔音窗和有机食品。老楼的不便已经通过修缮消除，工人、移民和反对派留下的历史，却最好仍能为住址增添一点不那么规整的气质。

波波族并不是柏林士绅化的总导演。产权制度、公共政策、住房供给和投资资本，比个人趣味更能决定租金。但是，当越来越多高收入者作出相似选择，文化资本便会转化为市场溢价。一个街区越能代表自由、创造力和非主流生活，业主越容易提高租金，新的商业也越会围绕更强的购买力重新组织。

其中的矛盾不必简单归结为虚伪。波波族可能真心珍视多元文化，也真心希望拥有舒适住宅、安全街道和可靠学校。只是支撑后一种生活的支付能力，会逐渐侵蚀前一种生活的社会基础，使长期创造它的低收入居民便未必还能留下。一个社区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往往由无力占有它的人创造，最后却成为更有支付能力者的资产。

所以，欢迎来到“波波城”：这里的中产不再通过远离城市证明成功，而是通过选择城市的历史、密度和差异来显示品位。反资产阶级的审美，也由此成为资产阶级能够购买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出租兵营”到“波波城”，柏林士绅化的核心，是对旧工人城市空间的重新估值。威廉环提供了它的“硬件”：中心区位、公共交通、高密度街道，以及可以被重新审美化的创业时代旧楼；移民商业、占屋运动、左翼文化和东德非官方生活则留下了“软符号”，使这些地方显得真实、多元、有历史，也比传统中产区更有故事。

冷战边缘化、旧楼失修、工业衰退和贫困污名，曾长期压低这些街区的租金；统一后的产权重组、房屋修缮和资本进入，则把它们的潜在价值逐步兑现。这也许正是柏林最持久的命运。分裂、衰败、记忆和重建一次次改变它的价值，昨天被遗弃的空间，明天又可能成为新的中心。

柏林，这是一个永远在兴衰往复中待价而沽的城市。

推荐阅读：

Bernt, Matthias. 2016. “How Post-Socialist Is Gentrification? Observations in East Berlin and Saint Petersburg.”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7 (4–5): 565–587. doi:10.1080/15387216.2016.1259079.

Bernt, Matthias, and Andrej Holm. 2009. “Is It, or Is Not?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Case of Berlin-Prenzlauer Berg.” City 13 (2–3): 312–324. doi:10.1080/13604810902982268.

Brooks, David. 2000. 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Faktor, Jan. 1994. “Intellektuelle Opposition und alternative Kultur in der DDR.”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no. 10, March 11.

Hochmuth, Hanno. 2017. “The Return of Berlin-Kreuzberg. Brought Back from the Margins by Mem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5 (4): 470–480. doi:10.1080/14782804.2017.1361817.

Holm, Andrej. 2006. “Urban Renewal and the End of Social Housing: The Roll Out of Neoliberalism in East Berlin’s Prenzlauer Berg.” Social Justice 33 (3): 114–128.

Levine, Myron A. 2004. “Government Policy, the Local State, and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Prenzlauer Berg (Berlin), Germany.”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6 (1): 89–108. doi:10.1111/j.0735-2166.2004.007.x.

Reick, Philipp. 2018. “Gentrification 1.0: Urban Transformations in Late-19th-Century Berlin.” Urban Studies 55 (11): 2542–2558. doi:10.1177/0042098017721628.

文|钟梓安

既然电子社媒对个体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并且导致了诸多个体身心健康问题，那么这些个体一旦进入群体，必然也会促发诸多未必很健康的群体性现象。电子社媒综合征也已频密现身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

一、原子化与焦虑的再部落化社会

信息过载导致的前述各种个体表现，也在各种社会群体中显现。美国大众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其新书《焦虑的一代》中详细解读了自从2010年以来所谓Z世代（1995-2009出生者）“数字原住民”在智能手机到来之后生活状态的巨大变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原子化、脆弱与焦虑。海特关注的核心，是通过智能手机展示魔力的电子社媒，是如何摧毁孩子们的。仅就其对儿童的伤害，海特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社会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瘾，这些本文都已经在前文阐述过，只是并未专门针对儿童——因为电子社媒对成年人造成的危害虽然可能没有像儿童们那么严重，但也已经出现许多并不轻微的问题。

电子社媒与智能手机其实是这个数字时代的一体两面。没有智能手机的应运而生，电子社媒不可能如此大展身手，而没有电子社媒，智能手机的功能至少要减少80%以上。

电子社媒在智能手机的加持下，现在已经成为人们不管去哪里都会随身携带的电子瘾料。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尤其在科技公司千方百计用大数据推送留住用户专注力的时候，一旦中招，人们就会收缩甚至无心线下社交。这逐渐地促成了生活的原子化。人们因为使用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媒体，使得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各种信息（错失恐惧症），这些信息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虽然一旦离开一阵子就会发现这些信息在其生活中其实可有可无。人们还因为智能手机的使用，给自身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那喀索斯敏感（过度自恋导致的焦虑）、专注力崩溃、情绪变异（情绪过载、情绪脆化、情绪极化）、情感错置（包括情感虚置与亲密匮乏）等，严重的时候，甚至催生各种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

电子瘾料正在重塑这个世界，它让人们各过各的，放弃以前最普通的正常社交；它让人们通过自己的各种偏好，重造自己的各种独立同温层；它许诺人们，从这些同温层出发，你可以征服世界。最后，你会待在一个看上去个个跟你一样脆弱，跟你一样焦虑，跟你一样随时都会神经质地刷新社媒，跟你一样情绪翻腾无度，跟你一样冷漠应世的虚拟空间里。在那里，你们热烈交流，以为自己征服了世界——而其实那只是一个由电子社媒创造的虚拟部落。

二、电子社媒推助甚至促成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独裁

最近一二十年，世界性的极化政治现象已经愈演愈烈。这与电子社媒关系密切。极化政治的最初反应来自左派，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步主义思潮在欧美高校展开之后，到21世纪，这股思潮已经几乎一边倒地统治了欧美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否认，进步主义思潮带来了诸多观念的进步性变迁，比如平等主义、男女平权思想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任何一种思潮一旦成为垄断性的统治力量，它就有可能让原本丰富多彩的人类思想走向窒息。从进步主义思潮中衍生出来的政治正确，在欧美就成为了这样一种威胁甚至有时直接扼杀其他思想的力量。于是，不甘被压制的各种思潮从对峙走向反弹，甚至走向相反方向的极化。

这个过程中，电子社媒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原本分散的思想观念、情感、情绪通过电子社媒分类集群后，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情感、情绪，便逐渐重新部落化，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不同的电子社媒部落之间时常因思想观念的分歧而网络鏖战，这是自有电子社媒以来就日常发生的现象。

进步主义思潮在电子社媒上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欧美左派思潮已占据主流意识形态数十年，电子社媒时代，由它们成为社会思潮的主角也天经地义。但因电子社媒的前述整合能力，使得与西方左派有分歧的那些意识形态与思潮，在与左派思潮论战过程中屡屡落败，这终于导致了进步主义思潮压倒性的优势。这些意识形态网暴的方式与后果都相当恶劣，比如，通过推特、脸书、YouTube等电子社媒，人们铺天盖地地发表谩骂与羞辱性言辞、集体抵制受害者道德作品、给受害者贴极端污名化标签、专门泄露其隐私、对其进行死亡与暴力威胁、甚至配以“接地气”地从键盘走到人家门口的线下骚扰。受到惊吓的合作方，常常会迫于压力而争先恐后地与受害者切割，受害者的作品被割裂、圈内的名人也会公开与受害者划清界限，其荣誉或纪念物遭破坏等；这些网暴并且可能长期持续，数年不间断地舆论清算，观点持有者被彻底标签化、剥夺发言空间。

哈利波特原著作者jk罗琳与演员爱玛·沃特森，两人因为对性少数群体意见不同已经形同陌路。

这些年来，仅仅因跨性别议题引发的左派意识形态严重网暴就有多起，比如英国政策研究员玛雅・福斯塔特（Maya Forstater）、美国顶级脱口秀演员戴夫・查普尔（Dave Chappelle）、格莱美灵魂乐歌手梅西・格雷（Macy Gray）、《曼达洛人》主演吉娜・卡拉诺（Gina Carano）、英国知名哲学教授凯瑟琳・斯托克（Kathleen Stock），以及迄今尚未完全断根的著名的JK·罗琳事件。

至于欧美大学中思想偏右或者原本中立而被左派认为是右派的教授们，也时常遭到左派意识形态的电子社媒网暴。

比如2022年，华盛顿大学计算机教授斯图尔特・里吉斯（Stuart Reges），反对高校强制“土地致歉声明”这一左翼DEI标准流程便遭到了电子社媒的左派意识形态网暴。里吉斯在课程大纲中附上自己的学术观点，认为依据洛克产权理论，原住民并不具备现代完整土地所有权，主张高校应允许教师客观讨论殖民历史多元视角，并非否定原住民苦难。他的这一声明引发了大量学生的愤怒与投诉，并在网络上遭到群体攻击。校方随后以该言论“冒犯性”和“造成重大干扰”为由，展开了长达数月的纪律调查与骚扰审查，并且警告他不得再持有该观点。里吉斯因此起诉校方违反第一修正案，初审法院驳回里吉斯支持校方，上诉后，第九巡回法庭于2025年底推翻了该判决，裁定“公立大学不能以学生对教授观点感到‘不适’为由，对教授进行报复或实施观点歧视，里吉斯受到校方惩罚的事件侵犯了其第一修正案权利。”

斯图尔特·里吉斯

此外，米德尔伯里学院受邀政治学教授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伦敦城市大学性别研究博士后劳拉・法瓦罗（Laura Favaro）、《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等也都因其学术性的观点或编辑行为而遭受左派意识形态网暴。布鲁玛并且因此被迫辞职，甚至在他离职半年后因在《金融时报》发文《愤怒时代的编辑工作》，反思社交媒体民粹舆论扼杀多元观点而再次遭到左翼知识分子集体围攻，被指责为 “受害者心态、洗白施暴者”。

正如布鲁玛在后续受访时所总结的，美国知识界正在形成一种世俗清教式激进意识形态，只要在身份政治、#MeToo议题上稍有异议，就会被全网联合封杀，被电子社媒追讨，编辑、学者不敢刊发争议视角，舆论只剩单一的标准答案。

二、电子社媒促成了极化政治

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在电子社媒上的这种说一不二地位确立后，政治领域的右翼保守思潮，虽然姗姗来迟，但也是毫不客气地迎头痛击。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以冒犯政治正确、身份政治而第一次赢得大选；2024年，特朗普再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可以被看成一次事件，而非两次事件。电子社媒促成极化政治的典型案例，就是特朗普的多次未遂遇刺，以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保守主义公共宣讲者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刺身亡事件。

柯克坚持传统基督教两性生理性别观，批评校园强制非二元代词、激进跨性别政策；他也反对高校单一左翼舆论垄断，主张校园容纳保守派辩论；他认为应当坚守传统家庭、反无边界移民、批判觉醒文化（Wokeness），并且支持持枪权。查理・柯克18岁时即创立“美国转折点（TPUSA）”，进驻全美高校宣讲右翼立场，以其标志性口号“Prove Me Wrong”（请证明我错了），与左翼进步主义人士辩论，以此对抗校园左翼DEI、激进性别平权、进步主义叙事。

查理·柯克与特朗普。

2025年9月10日，柯克如其之前，进驻尤他谷大学公开辩论巡讲。台下3000 余名学生中有大量左翼学生，他们到场抗议、提问对峙。当巡讲进行到问答环节时，事后被证明长期浸淫激进左翼网络社群的22岁枪手泰勒・罗宾逊，在百米外高点远距离射击柯克，子弹击穿查理的颈部、撕裂颈动脉。柯克虽被急救送医，终因伤势过重身亡。

枪手泰勒・罗宾逊长期活跃于左翼论坛，线上长期宣泄仇恨，为了袭击柯克，他提前一周踩点、购置枪械弹药，是典型的意识形态预谋性暗杀。事发后，罗宾逊的父亲主动向警方举报，罗宾逊目前面临一级谋杀、死刑的指控。

遇刺前长达十多年，柯克一直遭受左翼意识形态的系统性网暴，他被电子社媒上的左翼部落定义为“仇恨者、白人至上、恐跨、反平权、散播有害言论”。柯克的大量演讲内容，被刻意抹去完整语境，断章取义的剪辑片段全网扩散。这些都促成了左翼人士对柯克形成有效否定的“刻板印象”。柯克由此常年遭受人肉曝光，其私人住址、家人信息也早暴露无遗，他并曾收到大量死亡威胁私信、邮件，专业安保长期随行。柯克在线上时，平台常态化限流、标记其内容为“有害误导信息”，支持他的许多保守派博主也被殃及，账号遭限流。

柯克因以大学为重点辩论对象，故长期遭校园社群围剿。全美数百所大学左翼学生组织联合请愿，要求校方禁止他入校演讲；在他举办辩论的活动场所提前组织线下围堵、高声打断宣讲、举侮辱性标语、冲场喧哗；甚至多次活动中收到炸弹、暴力袭击预警，活动场地被迫加设安检、封锁周边建筑。

此外，主流左翼媒体（MSNBC、《赫芬顿邮报》等）常年单方面批判，拒绝给他平等发声版面，采访只截取争议片段定罪。而在高校内部，柯克也屡遭院系、左翼教职工集体抵制，只要校方邀请查理演讲，立刻就发起联名抗议、威胁罢课、切断院系经费合作等。

柯克遇刺后，大量网民发布庆祝、嘲讽言论或泼污右翼人士刺杀柯克，制作地狱笑话，称枪手为“英雄”，公然宣称查理“死有余辜”。许多左媒评论模糊意识形态动机，将刺杀简单归因为“两党冲突”，回避激进网络舆论长期煽动仇恨的事实。

辩论中的查理·柯克。

保守派、福音派牧师则集体发声认为，柯克遇刺事件是长期取消文化、左翼意识形态网暴催生的极端暴力事件。

柯克遇刺事件虽看似更具政治性，但它其实与J·K·罗琳等社会名流、高校保守教授遭受的意识形态网暴同源同根同系统，只是将惯常的电子社媒网暴直接升级为谋杀了而已。柯克遇刺表明，在电子社媒网暴与线下谋杀之间，并无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护城河。

令人更为忧虑的是，柯克遇刺事件，也引发了右派当权者效仿左派大搞取消文化，像左派一样严重威胁言论自由。极化政治，可谓莫此为甚。

三、文明的污染

与前述情形发生的同时，整个社会通过电子社媒重新架构社群，原本较为清晰的行业、学科、社会事务边界也因此被冲垮。这一现象伴随着技术的全球化，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在电子社媒盛行之前，大部分行业各守自己的边界，行业或专业内的分歧通常也通过业内方式自行消化。电子社媒兴起之后，人们发现了诸多其他行业、学科以及自己本来并不熟悉的社会事务，也逐渐呈现在自己眼前。网民们发现，网上各种问题，无论自己懂或不懂，在网上随便敲几个字，就能参与讨论。有时候哪怕以专业标准衡量纯粹是胡说八道的言论，也能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只要情感充沛、情绪饱满、能说会道，就可以获得广泛的关注。AI崛起后，通过AI幻觉，电子社媒大大地强化这一现象。

最先被冲垮的边界，是严肃媒体发表的专业新闻评论和网民们发布的新闻评论。公允地说，有许多未经严肃媒体过滤的新闻评论，本身就是专业人士发表的，因此，这部分的评论文字逐渐与专业机构的新闻评论并驾齐驱并不奇怪。但还有更多的评论文字既不系统，也不专业，但因为有激情，有煽动性，从而取代了严肃评论。

随着电子社媒的普及，权威新闻机构发布的严肃新闻和个人的自媒体发布的消息之间的边界，也逐渐被冲垮。虽然严肃媒体，尤其是一些具有极佳口碑的权威新闻机构发布的深度报道，通常不易被自媒体发布的碎片新闻取代，但许多时候，网民读者并不那么有兴趣阅读长篇的扎实报道，碎片新闻本身就成为电子社媒时代需求量巨大的残次品新闻。严肃新闻机构因此遭到了自媒体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由此，早在多年前，人们便已经惊呼，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权威真相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除了新闻出版领域的边界日渐消失，行业边界也因电子社媒的普及而遭到侵蚀，内行的权威被外行或半内行的“二把刀”们解构。至少在电子社媒的冲击下，专业壁垒的神秘性逐渐丧失之后，专业性认知的知识密集性便逐渐降格，从而沦为泯然于电子社媒，与普通大众网民的一知半解混杂相处。这对于专业人士可能是一目了然的，但对于非专业的一般网民，就变得难以辨析。这在心理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以及人文社科等自然科学含量低的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行业、学科、专业等知识性领域的边界消失，在使得人们认知领域出现混乱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大众获取知识的途径变宽变广，电子社媒也极大地丰富了各个领域的知识库。只是它对人们辨析和选择知识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电子社媒时代，知识民粹化的必然结果。

知识性领域边界的消失随着AI的崛起，更是变本加厉。使用过AI的人们都知道，当人们在搜索信息时，AI因其幻觉，出错频仍。资深的专业人士通常能够辨析AI信息的对错，但没有人是通才，当AI信息越出使用者辨析能力范围时，使用者不小心使用了错误的AI信息，就会带来整个信息流的混乱。由此，专业知识信息边界模糊的后果，就是滋生大量错误信息，而这些错误信息又再次通过AI使用者或信息搜索使用者再度回归整个信息流，继续制造二次三次乃至无穷次错误。文明世界变成了一个似乎从自己的呕吐物中汲取营养的巨型怪物，如镜花缘中的直肠国——吃下去的东西立刻拉出又重新被塞进嘴里，如此往复循环……

除了信息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之外，电子社媒还使得社会阶层发生了虚拟融合与虚拟分裂。比如，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镜像自贬症，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在自媒体制造虚假的富豪感。这导致许多人误以为遍地都是一夜暴富的幸运者，而那些真实的幸运者也往往会误以为自己的幸运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而形成幸运者偏差。从而形成了阶层虚拟融合的假象。

不过，社会阶层虚拟融合的另一面，则是阶层固化感的加重，即那些遭受不公难以弥补、遭受劫难难以翻盘的人们，则会加深对自己处境的绝望感，同时也会加深对更高社会阶层的羡慕嫉妒甚至是仇恨感。这便是镜像自贬症的由来。电子社媒所虚化的社会阶层感，既可能是减弱甚至消解是等级感的，也可能是加重甚至是极化等级感的。

麦克卢汉还曾造过一个著名的术语，就是“地球村”。在电子社媒时代，至少在虚拟社区里，国界确实早已被冲垮。只要有email，拥有网络的任何两个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愿意，都可以相互交流。而五花八门的电子社媒自然是比email更为便利，至少电子信息这一块，早已没有国界。以前仅仅只能在重要人物之间才能打破的国界，现在普通人也跨越得轻而易举。

四、比例的消失

在超巨型信息量的轰炸之下，各种人群、各种生活，都在这些信息面前显得渺小、局促、无知、无能。这也是无数人在遭受超巨型信息量冲击时的可怜可悲处境。单个人类的心智在超巨型信息流中难以卓然自立已是一件显而易见之事，由此，在信息与结果之间终而丧失了任何比例。

恶行自然应当受惩罚，但受何种惩罚，惩罚到何种程度，在电子社媒兴起之前，有社会惯例和政府法律决定。有了电子社媒之后，社会惯例逐渐通过电子社媒形成了一种线上线下互动互推的惩罚机制，网暴的力度可以造成受害人社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彻底删除受害者的线下社交，彻底摧毁网暴对象的名誉。对待犯罪嫌疑人，电子社媒当然会早于司法部门就进行了网络审判，无论司法部门最后正式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在电子社媒的世界里，嫌犯都早已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并且早已在电子社媒上被人格弃市。在电子社媒加持之下，在面对一个具体事件时，作为无名氏的网民们，他们的道德感往往惊人极端，完全符合大众心理学上常说的大众暴行形成机制

。

电子社媒不仅仅对涉嫌严重恶行者实施可能远超应当承受的惩罚性伤害，而是对一切事物和事务以及涉事当事人都可能形成某种潜在的网暴威胁，关键只看网民们的情绪点在哪里。网络世界里，并不存在节制和比例。

在电子社媒发达之前，一个在街上乱扔垃圾的人，也许最多只是遭目击者白眼而已——但这恰恰是符合其不文明行为后果的社会化处罚。但在电子社媒时代，此举若有视频为证，被人公开发布，那么后果就不好说——乱扔垃圾者既可能因为无人注意该视频而躲过网络谴责，也完全可能被人注意到而遭到网暴。如果此人是个网红、名流、公众人物，那几乎在劫难逃——它所要面对的不是网暴不网暴的问题，而是网暴的的规模和程度问题。哪怕是乱扔垃圾这么小的一件事，也可能招致山呼海啸般的网暴，遑论那些在全世界都会触犯刑律的恶行。

许多时候，在真相尚未完全呈现，或者是在真相完全相反的情况下，网暴已经在酝酿甚至已经迅速启动，当事人在风暴眼中既无法澄清，也无法逃避，尘埃落定时，被冤枉者已经身败名裂。

自从有互联网以来，网暴就成为了网络世界的常见现象，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电子社媒则多重严重地加剧了这一现象。电子社媒的迅捷、即时、无障碍，让网暴愈演愈烈，已经到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地步。

电子社媒不仅惩恶严重过度，扬善也是如此。电子社媒兴起之前，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得人称道的拾金不昧类普通善行，大概率不会有持续的赞美，也很难有聚集性的集中赞美。但电子社媒会带来爆炸性的聚集性赞美。这种情况有时会让某个并无特殊成就和才能的人突然一夜暴得大名，他们的事迹经过电子社媒发酵以后，当事人很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外面被陌生人认出来：“咦，你不就是那个捡10块钱还人家的某某某吗！”这听起来很搞笑，但事实就是如此。可见，电子社媒对人的踩踏和托举，都是毫无事迹对应和比例规则的，它对应的只是流量和流速，比例也取决于流量与流速。

许多时候同一个人会被超巨型的流量托举到巅峰，但用不了多久，他/她也可能会被这超巨型流量反噬踩到谷底。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伊被曝出一件以前的什么事，或者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或者甚至纯粹是因为之前的粉丝厌烦伊了。总之，那些之前莫名其妙成全伊的力量，正是现在同样莫名其妙摧残伊的力量。电子社媒创造的这个流量明星时代，即使永远星光灿烂，但并不存在常红不灭的固定明星。

这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世界，一个完全丧失了比例的世界。这里没有北斗七星，也没有北极星，这里只有人造卫星，而且每天都在下流星雨。

结语：最后的挽歌

面对这一切，至少当前的人类束手无策。即使如海特等许多人都提出要用推迟孩子们使用智能手机的年龄来应对这一切，但这其实只是杯水车薪。电子社媒、智能手机、AI将给人类带来什么，人类将如何对付他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思路。

世界踩着一块西瓜皮，正在高速滑向赫拉利所谓的已来的未来。

20世纪的英国诗人T. S.艾略特(T. S. Eliot)曾在其名诗《空心人》的结句里写道：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世界正是如此终了）”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世界正是如此终了）”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世界正是如此终了）”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不是炸得惊天动地）”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而是瘫得呜咽啜泣。）”

都说诗人是先知，艾略特似乎未卜先知到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多么无聊：就连死也毫无轰烈，只有悄无声息的截瘫。海特在他的《焦虑的一代》里描写过这样一个场景：

“Z世代是孤独的一代。我们的友谊很虚浮，我们的爱情很脆弱。这些关系深受社交媒体的引导和牵制……你不难发现，大学校园里早没了社群的概念。当我走进上课的教室时，常常看到30多个学生一言不发地待着。教室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刷着手机。没人敢发出声音，好像生怕被别人听到。环境越安静，我们就越疏离，自我认知和自信心的建立更是无从谈起。我对这种体验再熟悉不过，因为我是其中的亲历者。”

这似乎与艾略特的诗构成了某种遥远时空下的互文。我并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能力应付这一切，马克思曾在他和恩格斯合作的宣言里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真实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与同类的关系。”讽刺的是，马克思曾经预言即将随着各种烟消云散马上就灭亡的资本主义，似乎迄今活得风生水起、精神矍铄。哪怕是在这渺渺的云烟里，我们曾经熟悉的这个世界正在面目模糊地离我们越来越远，with a whimper。

更加讽刺的是，当人们的认知变得越来越混乱，社交变得越来越残缺，友情变得越来越稀薄，甚至连亲情和愛情都因电子社媒的鸠占鹊巢而开始塑料化空心化。日渐老去的人们却从小红书、抖音的电子社媒上欣喜地找到了记忆中的儿时点心，只要你能想到，你想吃什么都能从电子社媒上找到——别忘了，这个超巨型信息时代，什么没有呢？

钟梓安 | 文

渐渐地，抑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开始比比皆是，社交媒体上关于精神疾病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而且是个全球性现象。人类，整个文明，似乎都患了各种精神性疾病。

直到互联网兴起之前，尤其是智能手机出现之前，人类的媒介迭代都处于缓慢渐变状态，从口语到书写文字再到印刷品文字，人类经历了漫长的上万年时间。但媒介的迭代速度随着19世纪电报发明之后，突然白驹过隙般进入了人类始料未及的超快车道——到今天，电子社媒已遍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

最近几十年，人类拥有了互联网，尤其是十多年前，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全面电子化的社交媒体爆炸式兴起。美国的国际性社媒，如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YouTube、TikTok、Telegram、X（原 Twitter），全球用户数均在数亿、十数亿甚至数十亿以上；即使中国国内闭环的社媒，如微信、抖音、微博、小红书、B站等大型社媒，用户数也在数亿到十数亿之间。除了少数几个极度封闭的国家之外，其他各国的情况也大都类似。

因智能手机的发明，电子社交媒体已成为当代地球人获取信息、展开社会交往、进行自我表达乃至全天候日程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核心场域。

这一翻天覆地之变，是人类有文明以来前所未见的。社媒涉及的人类生活是全方位、全纵深的。举凡日常生活的人际个体交往、社会交往、物资交易、金融交易、社会控制、政治统治……，无所不包、无所不涉。无论是物质交流还是情感交流，也都概莫能外。由此，人类生活的个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也都因之发生了巨变。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先知之一的加拿大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曾有两句世人耳熟能详的短语：“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许多没读过他作品的人也对此毫不陌生（几乎人人皆知的“地球村”一词也创自麦氏之口）。

电子社媒迅速崛起于麦克卢汉去世后的这半个世纪里，因其所创造而斩获了令人炫目的辉煌和荣耀，也因其所败坏而遭到了人们的疑惧。它使得包括穷乡僻壤在内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活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比以前方便得多，公共医疗、公共卫生、食品、教育、娱乐等服务性行业也因信息交流的畅通少阻而变得更为宜人。与此同时，作为个体的人类却也因电子社媒的无处不在而遭遇了信息过载与信息茧房同在、集体主义与原子化并存、社会情绪极化与个体冷漠共生。电子社媒导致的后真相时代，使得无数人的精神世界超负荷承压，各类精神疾病随之纷至沓来。

电子社媒不止于其所传递的娱乐、资讯和生活内容，智能手机的出现尤使其如虎添翼，它的新新媒介形式本身就重构了人类的认知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播与社群形态，彻底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正是在此意义上，电子社媒再次深刻地验证了麦克卢汉先知式的论断及其相关阐述，它已成为人类文明皮肤、骨骼、面庞、头颅和心灵的一部分，与人类生活深深互嵌，无法剥离。

正是基于此，深入研究电子社媒与人类文明的息息关联可谓正当其时。

电子社媒综合征的表现

由于当今人类，尤其是城市人的几乎所有生活领域都与电子社媒深深互嵌，其带来的便利及其对人类文明诸多良性的创造性影响，已是有目共睹，无需多言。与此同时，电子社媒给人们造成的身心不适，也在逐渐展现。因其表现多端，形式多样，遍及个体和全社会，故本文权将其称为电子社媒综合征。这种电子社媒综合征首先表现在个体身上，随之通过个体症状遍染社会，从而形成广泛的、全球性的社会现象。

电子社媒综合征的个体表现

个人的电子社媒综合征起因于信息过载，人们无法处理海量信息，从而对自己和外界的认知与感知出现严重混乱，继而引发人们情绪和行为上相应的或多因果的失措与非理性，同时也常常引发生理机能上直接的病态反应。

个体的电子社媒综合征，表现多样，常见的就有信息梦游症、信息畸摄症（信息茧房与选择性无知）、错失恐惧症（FOMO，即Fear of Missing Out）、镜像自贬症、专注力崩溃与时间碎片化、情绪过载、情绪脆化、情绪极化、虚假亲密感（Parasocial Relationship）、亲密匮乏、亲密无能、入睡困难、颈椎病、抑郁症、焦虑症、孤独症等其他生理性和器质性的精神疾病等。

早在有互联网之前，人们对信息爆炸（information explosion）这个词就已经不陌生。1955年9月27日，NBC总裁西尔维斯特·韦弗（Sylvester Weaver）在其发表的主题演讲《电视在美国的影响》中说道：“我相信，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引发了一场信息爆炸（information explosion）。在泛滥的海量信息潮中，每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已没顶，但人们也正在尝试应付，在此学习过程中，人们终将受益。”

这里可以看到，早在电视开始在美国普及的20世纪50年代，敏锐的行业先锋们已经意识到电子媒体带来的巨量信息，及其对人类生活可能的全面影响。可见，信息爆炸并非一个新词。新的是信息爆炸的当量——在这个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爆炸当量至多是数万至数十万吨TNT之类的原子弹级别，而这二三十年，爆炸当量却早已达到数百万吨甚至千万吨TNT的氢弹级别。

扎克伯格和他创建的社交矩阵。

人们由此可以想象，从20多年前的网络论坛到现在的Facebook、TikTok、微信等电子社媒，每天每小时每分每秒钟“爆炸”出来的信息，会是多么巨大的数字。显然，这些信息首先并非每个人所需要的，其次即便是每个人每天在电子社媒上有意无意接触到的信息，也可能至少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是对她/他的生活毫无意义——然而，她/他却要在这些垃圾信息的汪洋里艰难滑动双臂，以定取舍。

当信息量大到今天这种地步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说，信息本身已经变得根本不重要，如何处理信息才是更重要的事。于是，仅仅是信息过载与信息冗余就导致了电子社媒时代的多种认知疾病。

一、信息梦游症

人们被巨型的信息种类和数量包围，身处其中，却不知如何选择，因此会十分迷茫。尤其当人们缺乏基础信息处理能力时，后续信息的处理能力必然更加捉襟见肘。这种身入宝山而不知所措的情况，很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也是所有遭遇陌生信息时，人们的正常反应。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当前的电子社媒时代，在巨量信息中，脑力跳空、仿如梦游的情况可谓比比皆是。与下面即将讨论的电子社媒症相比，信息梦游症甚至根本算不上电子社媒症之一种。

二、信息畸摄症（信息茧房与选择性无知）

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遇见它的人需要的，也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对人有益的，只有懂得如何选择的人，才能正确地决定和摄入自己所需要并且是对自己有益的信息。这对所有人都非常困难，需要长期地学习，才能基本掌握这门技能，而且不管多么娴熟地运用这一技能，也无法保证百分之百地准确和有效。

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处理信息的能力往往集中于范围极小的自己懂的领域内——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每个人能够真懂的东西又是非常有限的。于是，人们在选择信息时，即使没有任何外在干扰，也会妨碍信息处理者公正选取信息，一，信息量通常很小，二，传播范围通常非常广泛，三，受自身原认知和元认知局限，所选信息的质量是很难保证的。此外，信息选择时，人们还常常受固有偏好的影响，以及当时情绪波动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天然偏好合符合胃口的信息。

张一鸣。

久而久之，若非蓄意提醒自己不要偏听偏信，那么信息茧房就是件迟早的事。严格地说，每个人都会有信息茧房，只是或大或小，型号不一罢了。

另一方面，人们在为自己编织信息茧房的同时，也对大量本该获取的信息视而不见，这便是与信息茧房相对的、人们需要回避的信息，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形成一种特定的选择性无知。

信息茧房和选择性无知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并存，构成了电子社媒综合征下的信息畸摄症。

三、错失恐惧症（FOMO，即Fear of Missing Out）与赛博成瘾

错失恐惧症（FOMO，即Fear of Missing Out）是伴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之后最常见的电子社媒症之一。即人们因自己临时不在场而担心因为自己不了解或错过了各种信息，从而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神经质的焦虑感。其实，人类对于信息错失的担忧，早在电报发明之前的前电子时代就已经相当普遍，比如，古人对于远在他乡的亲人寄来家书的期待，期待足够强烈的话也会发展成错失恐惧症。但古代的那种担忧通常会在身心健康范围内。

而当代电子社媒之下，由于信息的高速传播，每分每秒都有巨量信息被创造并且传播开来，信息焦虑因信息流单位时间的缩短而被严重放大。比如，早在博客时代，不少博客作者都会在间隔时间很短的情况下，不断刷新页面，以获知有无新的跟评。以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人的微信时代论，无数人更是将错失恐惧症无限放大，前些年有些公司规定员工必须24小时全天候打开手机以备随时接收工作指令。而就在当下，至少中国就有无数人只要是醒着就是捧着微信工作与生活的。

现在抖音等社媒上的点赞依赖（Approval Seeking），可谓将自我价值与赞、评论、转发等社媒互动量直接挂钩，从互动少即焦虑发展到认为互动少即焦虑，以至于许多人会为了增加互动量和流量而发布虚假或极端内容。

许多人的赛博成瘾与强迫性刷新，已经到了“无聊就刷”即本能的地步。哪怕是在一些其实并不适合使用手机的场合，比如电影院、聚餐，甚至较高强度的工作中，也会如强迫症般刷手机“抽查”，几分钟的脱网状态都无法忍受。

可见，当代人们的信息焦虑早已越过安全警戒线，而发展为错失恐惧症，它是人们在与外界互动过程中，双向焦虑共同促成的。

四、镜像自贬症

电子社媒上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娱乐、旅行，人类现实生活的几乎所有场景，都会有许多用户通过图文剪辑等手段展示自己的优质生活，由此，电子社媒充斥着经精心筛选的各种“高光时刻”。与此同时，其他人通过将自己的生活与这些虚幻的高光时刻进行对比，导致了强烈的挫败感与虚无感。这便是非常典型的“镜像自贬症”。

镜像自贬症的发生机制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就是“真相不明的伪优秀”——在微博、微信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夜暴富的人简直如雨后春笋。这些貌似一夜暴富者，彷如有块金地，种了一棵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的摇钱树，暴富人因为随时摇下钱来所以暴富了。这个摇钱树场景，就是带来自贬的那面镜子，而自贬则是镜像结果。

其他各种各样的镜像自贬症，其发生机制也大概如此。人们将那些不知是否或夸张或吹嘘也难以求证的“故事”，当作千真万确的实情，以至于对自己平淡的生活生出厌弃，从而自惭形秽，自我贬低。其实这也是一种讯息过载以及信息错误处理导致的焦虑。

五、专注力崩溃与时间碎片化

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及处理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事务之外，如果人们将眼耳几乎无限时地裸露在电子社媒前，那么花费大量时间不间断地处理各种纷至沓来的无用信息，以及无法处理这些信息而任由其滑过，都构成了对自己关注力的破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终如此生活的人，其注意力和时间都将碎片化。

人们注意到，农村中有许多孩子由家中老人养育，因为他们的年轻父母在外地打工，老人们缺乏带养孩子的能力，常常就给他们看手机，而手机抖音、快手等APP上的巨量短视频，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孩子们的专注力。TikTok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短视频在全球范围内是如何摧毁人们专注力的。

除非超级天才，普通人深入地学习和掌握知识或者学会某件事，都需要相应的专注力。如果专注力被摧毁了，不知道人们还能学会什么，以及当学习遇到阻力时能否坚持住，都会成为问题。许多人正是在频密使用电子社媒之后，彻底丧失了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能力的。

除了短视频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各种信息——比如通讯类电子社媒微信、Line、Whatsapp、Telegram、Instagram、Facebook、X等，都具备摧毁人们专注力的能力，也会将人们的有效时间碎片化。

六、情绪变异

信息会刺激人的感官系统，从而引发各种情绪，甚至会让人在各种不同的情绪间随时切换。由此，人们日常的情绪就会逐渐发生变异，这种情绪变异通常表现为情绪过载、情绪脆化、情绪极化三种。

虽然人们其实并不需要那么频繁地经历和切换各种情绪，正如人们也并不需要接收各种过于繁杂的信息。但信息爆炸本身必然导致长期持续地刺激裸露在信息之下的人们，从而使得人们在信息刺激下，情绪频繁切换。情绪切换的过频，必然导致情绪过载，而信息过载，影响工作、生活、交流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天经地义了。情绪过载是信息过载的天然产物。

情绪变异的第二种常见现象，是情绪脆化。这是情绪过载本身就容易导致的。稳定的情绪，通常跟时间相关，也就是得具有一定的持久性。缺乏连续性的情绪，频繁切换的情绪，自然就不具备稳定性。因此，情绪过载，几乎必然导致情绪脆化，稍稍一点信息变化，就会刺激人改变原有的情绪，而变出另外一种情绪状态，这便是情绪脆化。

情绪变异的第三种常见现象，是情绪的极化。情绪极化跟前两种情况，即情绪过载和情绪脆化都关系不大，因为根本上，情绪极化不是因信息过载引起的，而是信息错载或者信息错误处理引起的。

情绪极化通常与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中深入阐述过的“刻板印象”问题相关，如李普曼所言，人们“有着人性普遍的共同点，但各自脑中的刻板印象成为阻滞共鸣产生的障碍”——人们因为各种阅历差异而形成对各种事物的刻板印象，是共识的起点，也是共识的终点。极化情绪正是刻板印象的逻辑产物，同时当然也与前述的“信息茧房”和“选择性无知”相关。可以说，情绪极化，就是信息茧房+刻板印象+选择性无知的鸡尾情绪。

诺奖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原则：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即人们对某段经历的整体记忆和评价，主要取决于这段经历的高峰（最强烈）体验和终结感受，而与过程中好与坏的平均值或时间长短基本无关。这一心理学原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生门现象：每个人对一件事的叙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个人对这件事的峰终感受不同。

除了前述三个因素，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可能也是情绪极化特别重要的催化者，即群聚力。相同的刻板印象、同一间信息茧房，以及同一种“选择性无知”或真无知，当人们通过这三个因素形成了对于某件事物的共同刻板印象。至少就这件事，他们在观念上就形成了某种兄弟情谊，这种兄弟情谊产生了巨大的群聚力。群聚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会推高某种共同情绪的情绪价值，而极化情绪正是前述多人的共同刻板印象经群聚力推高情绪浓度的产物。

在三种典型的情绪变异中，情绪过载、情绪脆化，都是比较个体化的，其所影响的范围有限，而情绪极化在其表现为个人化现象时，其所影响的范围也有限。但情绪极化常常是一个群体性现象，此时一个群体性情绪倘若极化，就可能产生比较大的甚至是严重的负面后果。这也是大众心理学关注极多的领域。电子社媒时代，这样的群体性极化现象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难以应对。

七、虚假亲密感（Parasocial Relationship）

虚假亲密感（也被称为“准社会关系”或“拟社会关系”，英文为 Parasocial Relationship），是指受众对未曾谋面的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虚构角色，甚至人工智能（AI）所产生的类似现实社交的单方面情感依恋和互动感。

电子社媒时代，由于影视明星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的超高曝光度，以及人们在电子社媒上跟包括AI在内虚拟角色的高频交往，使得人们天然地产生与明星的亲近感，以及虚拟角色的填实感。

这种亲近感与填实感，便是虚假亲密感的基础。

明星的粉丝团几乎人人都对明星们的私生活十分关注，明星们有没有谈恋愛、结婚、生育，似乎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的关心是真实的。虽然是基于一种虚假的无实体的亲近，而明星们为了流量，也常常作出自己很在意粉丝们感受的表态，这也就加剧了明星与粉丝们的虚假亲密。

人们跟虚拟角色以及AI的虚假亲密感，则是来源于高频交流——基于普遍的人性，人与任何互动物的交流，最终都会产生亲密感，无论这亲密感能否实现。因为如赫拉利所言，人其实是靠故事活着的，故事让相互交流很久的人与非人产生亲密——于当事人而言，这亲密感其实反倒是真的，旁观者视其为虚假，是因为后者是无实体的虚拟角色。

因此，此处的虚假，并非情感的虚假，而是对象的虚假。

八、亲密匮乏、亲密无能

亲密匮乏、亲密无能，其实通常是与虚假亲密成镜像出现的。人的精力有限，人的情感其实也是有限的，因为人的时间和能量是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情感的有限性。情感的有限性，不仅体现在情感浓度上，也体现在情感对象的数量上。

当一个人将大量的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崇拜影视明星、虚假的电子角色上时，伊投入到现实实体人身上的精力和情感必然受到影响——无论是对真实人类的情感浓度还是愿意投入情感的真实人类的数量，都会大大减少——这便是情感匮乏的开始。有些时候，因为两者的强烈对比，虚假的情感对象，尤其是AI虚拟人往往对当事人事事依从、全无违拗，而实体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此还会使得人们对后者的情感比重日渐降低，以至于最终完全撤离——至此，便是情感无能。

当然，有些情感匮乏与情感无能，跟虚假亲密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说，虚假亲密在情感匮乏和情感无能中所起作用有限。情况匮乏与情感无能，自有其自身非明星与非电子社媒的原因，那些情况因非本文所讨论对象，故在此略去。

九、内分泌紊乱、入睡困难、短信颈、手机手、腱鞘炎、腕管综合征、躁郁症、躁狂症、抑郁症、焦虑症、孤独症、精神分裂症等生理性和器质性精神疾病

电子社媒除了引起前述诸多认知性障碍、心理性疾病，还诱发诸多生理性与器质性的精神疾病。因每天过长时间使用电子社媒，许多人破坏了自己日常的生物钟，熬夜玩电脑、刷手机的后果之一，就是褪黑素分泌异常，以至于入睡困难，继而引发全面的内分泌紊乱，严重影响身心健康。至于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带来的短信颈、手机手、腱鞘炎、腕管综合征也都早已司空见惯。至于电子社媒的非理性过度使用结合其他行为或器物，间接引发躁狂症、躁狂抑郁症、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等可能更麻烦的精神性疾病，也已经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电子社媒对青少年的负面精神影响已经越来越显著。青少年的抑郁症、焦虑症、孤独症比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激增了许多。

编者按：据BBC报道，20日数万名”蟑螂人民党”（CJP）支持者在新德里向议会进军，要求教育部长达尔曼德拉·普拉丹因考试泄题及招聘丑闻下台。警方动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人群，并暂停了抗议现场附近的移动网络。普拉丹拒绝辞职，指责反对派借学生牟取政治利益。

CJP是一场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运动，起源于对考试舞弊的抗议，逐渐演变为更广泛的政府问责运动。”蟑螂人民党”（CJP）起源于2026年5月，当时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康特（Surya Kant）在最高法院听证会上，将批评体制的失业青年形容为“蟑螂”和“寄生虫”，引发巨大公愤，此次示威被视为莫迪政府近年来在新德里面临的最大规模反政府抗议之一。

社会运动在Z世代展示出了不同的组织方式与诉求，如果跳出我们熟悉的国家-社会的互动，Z世代的社会运动表现出了更多的情感动员和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反抗。今天的印度抗争者以“蟑螂自居”，可见唾面自干式的自嘲同样也是对抗国际机器的“弱者的武器”。同样，大众与国家的互动也不再局限于选票与选举，大众需要的也不只是政客们半推半就地落实选举回应，而是摆脱权力的傲慢。

文| 鹰子

一、事件：从一句羞辱到一场运动

这场运动的直接起点是一句羞辱。2026年5月15日，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Surya Kant）在最高法院的一次庭审中，将失业青年与社交媒体活动人士比作“蟑螂”和“社会的寄生虫”。次日，三十岁的阿比吉特·迪普克（Abhijeet Dipke）——有留学美国背景，此前曾是平民党（AAP）公关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半开玩笑地发问：如果所有蟑螂联合起来，会怎么样？他随即创立“蟑螂人民党”，口号是“懒汉与失业者之声”，未在选举委员会注册，自我定位为政治讽刺。

这个讽刺随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是因为它落在了一堆干柴之上。2026年5月，印度全国医学入学统一考试在开考数日后因泄题指控被取消成绩、勒令重考。在印度，每年约有二百二十万考生竞争约十三万个医学院本科名额，许多家庭为此投入数年的备考成本；成绩作废后的数周内，据报道至少有十二三名考生自杀。这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一系列全国性考试反复发生泄题，一再迫使数以百万计的考生重考。

而这一切的宏观背景是印度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无法创造出足够数量、匹配高学历青年预期的正式岗位。印度25岁以下拥有大学学位的年轻毕业生，据称失业率高达近40%。但与此同时，印度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大跃进式的高速增长，其在校生总数从2014至15学年的3420万人，一路飙升至目前的4500万人，增幅高达31.5%。由于家庭在高等教育上投入了巨额资本，印度青年转而追求公务员或国企岗位。国家选拔考试的舞弊案迭发，使这一泄洪机制从原先人人信奉的精英贤能体制，变成了年轻人眼中特权阶层用金钱操弄的阶级固化游戏。

6月6日，第一批示威者走上新德里的街头，地点是简塔·曼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这是印度传统的示威与集会圣地。6月28日，以环境与教育活动闻名的拉达克活动家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加入示威，开始无限期绝食，要求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为泄题丑闻承担道义责任并辞职。7月中旬，印度政府在犹豫过一阵时间之后，下定决心镇压，更换了德里的警方领导层，警察冲击抗议现场，并将旺楚克强制送医。

7月20日，超过一万名印度青年在新德里向议会进军，被警方以催泪瓦斯与警棍驱散。数千名抗议者仍选择留守在简塔·曼塔天文台，进行全天候的静坐抗议。这场抗议活动目前已从新德里扩散到孟买、海德拉巴、班加罗尔和艾哈迈达巴德等印度其他主要城市，并引发了国大党的政治配合。考虑到之前孟加拉和尼泊尔政府都是由学生运动所推翻的(斯里兰卡政府倒台学生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似乎可以说，这场由自称“蟑螂人民党”（CockroachJantaParty）的讽刺性运动所发起的抗议活动，已经成为莫迪执政十余年来遭遇的最大规模的街头挑战。

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是运动的社会构成：参与者包括学生、职业人士乃至举家前来的中产家庭，有评论者指出他们来自“主流的、怀有上升期望的印度”——这使得莫迪政府惯用的身份污名化策略难以奏效；其二是运动与政党的关系：这场运动不由任何政党发起、组织或引导；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于7月21日率数十名议员在总理官邸外静坐，但这是暴力清场之后的追随性表态，而非领导。多位观察者指出，运动此时已高度无领袖化，连创始人迪普克本人也未必再能控制其走向。

二、被侵蚀的最后通道：庇护政治与考试

但蟑螂运动之所以引爆如此规模的愤怒，又不简单只是印度的经济、教育政策出了问题，而是事关印度的根本。要理解这个说法，我们必须先理解庇护政治在印度国家中的特殊性。

印度是一个特别多元的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在语言上，它拥有数十种官方承认的语言与数百种方言；在宗教上，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佛教等多种信仰长期并存；在社会结构上，复杂的种姓体系与不断变化的阶级关系交织在一起；在区域层面，各邦之间在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异显著。在历史上，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都很难说有一个“印度人”存在。

把这么一个国家糅合在一起东西，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运作方式——庇护政治。简单来说，就是国家资源以围绕着私人纽带的方式发放，每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都能通过庇护链条分到一份，以此换取它们对体制的效忠，从而聚拢国家。后果就是，国家资源沿着庇护链流动，而不是沿着公民资格流动。

这种做法当然并非印度独有。英国记者伊丽莎白•皮萨尼在自己的印度尼西亚游记中观察道，印尼的基础教育系统十分的低效无能，原因在于政府官僚把小学教师职位当作福利资源派发给自己的支持者，导致大量滥竽充数之辈混迹其中。但她也认为，正是这样的腐败行为把由几千种语言、一万七千多座岛屿构成，横跨三个时区的印尼统合在一起。她的论断是：“利益输送促使印尼将破碎的岛屿和不同的族群结合成完整的国家，是国家统一过程中必须投入的代价。”

这种庇护政治从尼赫鲁时期走到今天，经历了了三次形变。在建国初期的尼赫鲁时代，印度的庇护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和传统色彩。当时，执政的国大党由于缺乏深入乡村的基层组织，不得不依赖地方传统精英。每个邦的国大党“老板”管理着各自的附庸/庇护链条。他们从地方上的有力种姓（dominant castes）当中招募支持者，以国家垄断的资源（如土地改革名额 、配给卡、许可证、地方政府岗位等）换取他们的选票、效忠与支持。这一时期的庇护网络是垂直、稳定且高度垄断的，普通选民在政治上缺乏独立主体性，只能依附于传统的地方权威。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底层民主意识的觉醒，中等种姓和达利特（贱民）群体不再听从高种姓地主的指挥，转而组建代表自身利益的区域性政党。庇护政治随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派政治力量通过成立联盟，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激烈争夺政府工程、特定种姓的公职配额以及各类补贴。此时的庇护政治变成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旷日持久的利益博弈，传统的依附关系被种姓认同的利益交换所取代。

进入莫迪时代后，印度的庇护政治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完成了颠覆性的升级，演变为高度中央集权的“新福利主义”。莫迪政府借助银行账户、生物识别与手机构成的数字基础设施，把各种补贴以直接转移支付的方式送达个人，在相当程度上绕开了地方掮客层。这种“去中间人化”的变革，彻底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地方种姓政客和村社头目对福利资源的层层盘剥，使国家机器能够直接触达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个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庇护政治的消失，只不过中介者从千百个地方掮客换成了领袖本人，选民对传统种姓头目的感激，转交到莫迪个人身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级福利项目都被冠以“总理”之名（如总理燃气计划、总理住房计划），各种物资包装袋上均印有莫迪的头像。经济学家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等人指出，莫迪的“新福利主义”高度偏向分配可感知的、有形的私有物品（如气罐、厕所、现金和粮食）。与此同时，政府在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真正能够提升社会阶层流动性、打破依附关系的公共产品上的投入却相对停滞。这种策略让底层民众在教育和就业匮乏的环境下，长期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物质补贴。这种经济上的结构性依附，是深化了而不是弱化了庇护逻辑。

所以说，尽管从尼赫鲁到莫迪，印度的庇护政治在运作的中介、覆盖的广度以及意识形态附着上有变化，但“用国家资源换取政治忠诚”的底层逻辑是一直没变的。

这种庇护政治不可能没有后果。首先，印度的公共品肯定供给不足。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印度的贫困与社会不公并非单纯因为效率低下，而是一种结构性暴力。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计划能否执行，完全取决于该地方的政治家是否能从中获得选票或庇护资源——如果能，就被推动，如果不能，就被忽视。

其次，与之相关的，印度的国家能力内在停滞。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指出，印度是一个“中等能力国家”——它有足够的能力维持自身存在、组织选举、运作宏观政策，但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深度社会改造和彻底的土地改革，也不能制定连贯的工业政策以及有效的教育普及。科利笔下的印度展现了一种“平庸的稳定”：它足够强大，能够通过政治妥协和利益分润确保自己“死不掉”；但它又足够软弱，无法彻底砸碎旧有的社会枷锁去实现国家跃升。停滞并非偶然，而是结构使然。深化国家能力意味着以普遍规则取代特殊交易，而这恰恰会拆掉庇护者们安身立命的根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统考获得了它近乎神圣的地位：它是这个政治体中极少数不问种姓、宗教、语言与地域，原则上只认分数的制度装置，是普通家庭唯一还愿意相信的、按公民资格而非群体身份分配机会的通道。泄题丑闻的杀伤力正在于此——它宣告连这条最后的普遍主义通道也已被特殊主义交易侵蚀。试题作为一种可寻租的资源，沿着金钱与关系的链条流出考场之外。

考试系统的反复失守也不是技术事故。正如前所述，一个靠特殊交易维系整合的政治体，既缺乏动机，也没有能力去捍卫一套会压缩交易空间的普遍规则。政府的应对方式印证了这一点：政治学者巴努·乔希（BhanuJoshi）观察到，历届政府面对青年失业，主要以福利或小额补贴应对——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在讲，失业是个大问题，但我解决不了，给你一千五百卢比，把你的不满打发掉。以离散的、小额的、可撤回的物质交换赎买顺从，而不以普遍规则的改革回应普遍诉求，这正是庇护逻辑面对新问题时的条件反射。

在这个意义上，首席大法官的“蟑螂”言论本身就很有意思。分肥体系只识别有组织的、有庇护人的群体；而备考青年与失业毕业生恰恰是没有庇护人、不在任何分肥名单上的人口——他们没有种姓协会替他们打包选票，没有教派领袖替他们讨价还价，也没有地方“老板”把他们纳入附庸链条。在一个以分肥为整合原理的体系眼中，无法被纳入交换的群体确实就是“寄生虫”。大法官的失言之所以引爆众怒，是因为它无意间说出了这套体系的真实分类学。

三、渠道失灵：历史重演

蟑螂人民党运动的爆发，其实是有历史前例的。在尼赫鲁时期，国大党的不同派系代表不同的商业、地区与种姓利益，社会冲突主要在党内经由协商消化，地方的种姓纠纷与宗教矛盾被邦一级的“老板”网络在幕后以资源分配和妥协化解。在尼赫鲁之后，国大党的下任领导人英迪拉•甘地以民粹动员和个人忠诚取代了国大党的内部协商，绕过党组织直接面向选民，削弱州一级和地方一级的“老板”网络。这导致国大党内部的自我修复和缓冲机制消失了。当这个中间层被英迪拉削弱后，社会诉求发现无法通过党内渠道反馈，便转而通过街头政治、暴力和极端的选举动员来表达。这导致印度政府在1975年只能出台紧急状态来应对。

今天的印度人民党有点蹈英迪拉•甘地覆辙的味道。这倒不是说人民党没有社会吸纳能力，但这种吸纳与国大党体系的吸纳在类型上存在根本不同。国大党的吸纳是协商式的：派系代表利益，冲突在党内讨价还价。人民党的吸纳是选择性的，从上到下的，对所有的社会诉求，要么编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认知框架（你的委屈是因为“我们印度教徒”受了亏待），要么编入受益人模式（你的困难由领袖的直接给付解决）。吸纳仍在发生，但向上传导利益、向下达成妥协的那个中间层萎缩了——邦首席部长由高层空降、党内异议近乎绝迹、决策集中于最高层，这些是学界共识度较高的观察。

蟑螂人民党运动恰好落在莫迪政府的吸纳盲区里。因为人民党的吸纳模式处理不了既无法教派化、也无法用小额给付打发的普遍主义诉求。这几年，印度连续发生了好几次大型抗争。2020到2021年，莫迪政府试图推行农业市场化改革，引发北方农民抗议。2022年，莫迪政府为了削减负担，将原本有优厚退休金的长期军职，改为只有4年服役期且无养老金的短期合同制。这断绝了印度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青年通过参军实现阶层跃升的出路，引发全国性青年暴动和焚烧火车事件。前面这两次再加上这次考试与就业抗议，其参与者都跨越了种姓和宗教界限，也不能靠一罐燃气解决。

四、反常的横向团结：分肥体系的免疫反应？

从印度的经验来看，蟑螂人民党运动实在不同寻常。在过去，印度的抗议示威多半是碎片化的，以达成某种物质交易为目的。但蟑螂人民党运动的组织轴线不是种姓、宗教或地域，而是代际与阶级处境：备考的学生、失业的毕业生、为子女前途焦虑的家庭。换言之，它是一场按照分肥体系的逻辑本不应该发生的横向动员。

在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解读。第一种读法把它视为对分肥逻辑本身的否定。抗议者的诉求不是为本群体争取更好的份额——不是新的保留席位、新的补贴、新的配额——而是要求规则本身的普遍与洁净：公平的考试、可问责的部长、不被腐败侵蚀的机会结构。这是自下而上地要求以普遍规则取代特殊交易。如果说2014年以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构成了对旧式多元默契的第一种否定——自上而下地以族裔国族锻造工程取而代之，2019年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更首次将宗教标准写入公民身份立法——那么蟑螂人民党运动提示了第二种否定的可能：自下而上地以公民普遍主义诉求冲击之。

第二种读法则更为谨慎。教育考试恰好是印度公共生活中身份逻辑相对弱化的少数领域之一（尽管保留席位制度仍嵌于其中），横向动员在这一特定议题上成为可能。但这很难扩大到其他领域，也很难起到政治更新的效果。印度政治史上并非没有先例——2011年，74岁的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Anna Hazare）在新德里发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通过《公民监察法草案》，设立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构。这个运动利用了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对当时国大党政府一系列巨额贪腐案的极度愤怒。哈扎雷将诉求上升为全体印度人民与腐败统治精英之间的对立，成功让各阶层跨越了印度传统的身份政治鸿沟。后来从反腐运动中诞生了平民党，进入了体制，成为了庇护政制中的一环。耐人寻味的是，迪普克本人正出自平民党的政治传播系统。所以，蟑螂人民党运动究竟是又一次这样的发作，抑或标志着某种更深的断裂，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

五、时间之后是什么

蟑螂人民党运动是一次时间账单的集中兑付——当体系既不能供给普遍的公共品（可信的考试、体面的就业），又拆除了消化不满的中间协商渠道，而其压舱的身份政治恰好在这一议题上失去抓手时，被排除在分肥名单之外的人口，便以体系给他们的蔑称为旗，走上了街头。清算时刻的到来并不意外，意外的只是清算的发起者：不是某个精英集团的族裔民族主义议程，而是一群无庇护人的青年。

但一场持续数周的运动，不足以支撑任何关于结构变迁的断言。就现有信息看，至少三种结局都在可能性空间之内：其一，运动在镇压与疲惫中消散，如多数街头动员的命运；其二，运动被现有政党收编为选举资源，重演反腐运动向平民党转化的轨迹；其三，运动催生一个新的政治世代，其后果需以十年为单位度量。无论结局为何，这场运动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一个靠分肥维系的国家，终究会在它拒绝识别的人群那里，遇到它无法用分肥解决的问题。

编者按：在歌颂斗争与牺牲的政治文化中，瞿秋白在中共“英烈”的历史谱系中属于相当暧昧乃至灰色的存在。

瞿秋白偶尔流露的软弱与犹豫，属于二十世纪由士大夫向边缘知识分子转向的身份认同中，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列宁式政党锻造与锤炼的先锋队理论中，这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被视作叛逆乃至不稳定因素。这也使得摇摆在革命与自我中的瞿秋白，半推半就地短暂成为党的领袖，最终在路线斗争中失势，稀里糊涂地成为了“烈士”。在瞿秋白之后粉墨登场的职业革命家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们，不仅极力涂抹、歪曲瞿秋白在党史上颇为黯淡的存在，而当读到《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真正流露的心声时，更迫不及待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一生钟爱俄国文学的瞿秋白的经历与思想与俄罗斯经典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形象颇为贴切，翻译过不少苏俄文学的瞿秋白也许不自觉中，也把这些异邦的革命者当做自己一生的写照。他们都意识到旧世界的瓦解与革命的暴烈，都不满于旧的政治秩序。理性与良知告诉他们革命会诞生新的世界，但是自身的经历与教养则使他们对革命背后泛滥的暴力和对于人性的改造感到深深的不安，最终他们亲身见证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的悲剧。

如果瞿秋白没有英年早逝，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也许并不意外。我们不难想象历次的肃反、整风以及思想改造会如何将他的身上残存的文人气质涤荡殆尽。也不难从和瞿秋白同样作为“叛逆”存在的陈独秀的结局，看见革命的“铁水流”与文人风骨格格不入。瞿秋白的悲剧不只属于一个人，它像一串长长的影子，代表着一种人在争夺革命话语权的背景下，悄然落幕。

苏则 | 文

瞿秋白（1899—1935）是典型的民初左翼文人。与多数只在纸面上革命的同侪不同，他真正进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圈子，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研究这个人和他的一生，是理解左翼文人心态、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社会何以整体左倾的绝好材料。

还有一个次一等的理由：大多数读者对这个人的印象，是被单一文本塑造出来的。官方叙事曾长期把《多余的话》定性为“叛徒的自白”；一九七九年陈铁健发表《重评〈多余的话〉》为其翻案之后，同情性的解读又渐成主流。但无论褒贬，两边共享着同一个盲区——人们谈论的瞿秋白，几乎只是《多余的话》里的瞿秋白。那是他被国民党逮捕后在狱中写下的自述，也可以说是他的绝笔。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在绝笔里说了不少真心话，更多展现的是他作为无力文人的一面，而非作为激进左翼战士的一面，于是显得楚楚可怜，很容易勾起同样怀有文人心态的简中读者的同情。在豆瓣上，《多余的话》得到很高的评分和大量读者的共情，就是明证。

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懦弱、无能、文雅、温和的文人：他自称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人；说自己“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说自己“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优柔寡断，随波逐流”；说自己“很怕争论”，总觉得对方的话“也有几分理由”，而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读了这些文字，很容易觉得这个人温良可亲。然而只要翻开瞿秋白的文集就会发现，他的实际文风与这份自我描述南辕北辙。在《多余的话》之外，他的文章极度武断、狂热而富于煽动性——他是一个以美文制造对立、传播仇恨的高手。空口无凭，以下举证。

他说自己持论温和、事事留有余地，但实际上，他是用极其武断傲慢的口吻谈论社会问题的：

所以无产阶级的社会改造，决不在于他要不要，而在于他干不干。……况且世界现实社会中之动象，其客观的科学上的公律又不许资产阶级不取强力的压迫方法，亦就不许无产阶级不用强力的反抗方法，世界文化的出路，唯在于此。无产阶级应当干去！……然而最终的目标及根本的原则：必定先立劳动者独裁政体，方能进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以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瞿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康米国际——康米国际之党纲问题》，一九二三年一月）

他说自己性格温和、不喜冲突，但实际上，他曾愉快而热情地煽动民众去毁灭他自己的故乡苏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在《布尔塞维克》上欢呼“江南农民大暴动之开始”，宣称全国工农革命的任务就在“捣毁中国最强有力豪绅资产阶级的大本营，发祥地——这就是江南”，并逐条赞美宜兴、无锡暴动的“成绩”：

都是农民自动手以锄头犁耙缴除警察、商团的武装，自动手枪毙土豪乡绅，焚毁其住宅，自动手组织农民革命委员会并武装起来。……一开始便明白提出土地问题，焚毁一切土地契约，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根本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根据地，攫取其政权，建立苏维埃的中国！（《江南农民大暴动之开始》，原载1927年11月14日《布尔塞维克》第4期，未署名）

同月发表的决议案，用语如出一辙：

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中国现状与康米的任务决议案》，原载1927年11月28日《布尔塞维克》第6期，未署名）

平心而论，瞿秋白终究只是一个以文字为业的文人。若没有苏联在背后的支持，这些杀气腾腾的号召不过是纸上谈兵。但这绝不意味着文人没有作恶的能力。恰恰相反：一旦有组织化的暴力愿意为其文字背书，这类人便能用美文造谣、夸张、制造对立、传播仇恨的狂热。把他放到今天，大致就相当于那种以耸动标题和不实文字牟取影响力的“美文家”。

造谣并非虚言。很多人知道鲁迅写过一些骂胡适的文章，其中骂得最狠、格调最低的几篇，实际出自瞿秋白之手——瞿与鲁迅私交甚笃，他的一些文章以鲁迅名义发表，后来也收进了鲁迅的文集。一九三三年署名鲁迅、实为瞿秋白所作的《王道诗话》，以“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之句，讥刺胡适收受湖南军阀何键“程仪五千元”。这笔钱胡适到底收没收？朱正在《重读〈王道诗话〉》等文中详加考证，证明胡适并未收受；2005年版《鲁迅全集》亦已据《胡适日记》与朱正的考证修改了相关注释。汤志辉、李嘉儒《胡适1932年长沙之行始末考》更进一步查出，这一谣言源出1932年12月17日《社会日报》与1933年1月8日《上海报》的两则小报消息。换言之，瞿秋白很可能就是看到小报流言，未加任何核实，便写进文章借鲁迅之名发表，使这一污名“广为流播”。

不仅如此，他还刻意曲解胡适关于中日关系的谈话。胡适说的是“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段明明白白的止战之论，被瞿秋白歪曲成献给侵略者的计策，最后扣上大帽子：“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瞿秋白、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

再看一个标题。不必读正文，单看这标题的修辞策略——恐惧动员加道德审判，一句话里既宣告灭顶之灾，又钦定内部敌人——已足见其文风的成色：

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把《多余的话》和这些文字对照起来，瞿秋白这类左翼激进文人的真实历史形象才算完整。如今网上不少人只读过《多余的话》，便觉得此人温厚可亲，只是一不小心走错了路，甚至引为偶像、追慕不已。这与许多人看了切·格瓦拉的照片和几句语录便加以崇拜，却对他那些具体而残酷的言行一无所知，是同一种现象。

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把瞿秋白骂一顿了事。许多简中读者对瞿秋白产生共鸣与同情，是一个客观事实。下面要分析的是：这样的美文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这类人又为什么会被许多读者引为偶像？就此而言，《多余的话》反而是极好的材料——写作此文时，他的政治野心已随人生一同走向毁灭，精神状态也每况愈下（后文详析），他在其中给自己做了相当诚实的解剖。至于为什么可以采信一个自称“表演了一辈子”的人的临终自白，后文会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

这一切的根源，要追溯到中国社会的科举文化，而瞿秋白本人正是科举官僚文化的产物。他出身苏南科举官僚世家：叔祖官至湖北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财政厅长），伯父瞿世琥做过浙江知县，母亲出自科举士大夫家庭，外祖父金城曾任广东候补盐大使。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母亲，多有擅长诗词者。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士绅并非个个“无根”：许多士绅家庭拥有田产、宗族与地方网络，足以安然度过改朝换代。但瞿家属于另一种类型——依附型的破落官绅。这类家庭一旦官俸断绝，又赶上科举废除、旧的上升渠道被连根拔起，便会以惊人的速度坠入赤贫；而坠入赤贫之时，往往连独立生活的基本能力都不具备。瞿秋白自述，他家“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幼年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即便到了“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地步，“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家中仍雇着一个积欠数月工资的仆妇，兄弟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母亲死后，家里为“穿长衫”还欠着四十多元裁缝债，要拿残余的木器抵账。他承认，自己的“绅士意识……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瞿母是科举家庭的小姐，很会写诗，但不亲自做家务；当她发现瞿家亲戚不愿再接济，为了让儿子能继续读书，她选择了自杀——“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以死向亲族施压，逼他们资助瞿秋白。

瞿秋白，一个狂热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左翼文人，其实出身官僚阶层，一天无产阶级也没有做过。这看似荒诞，实则是历史的常态——因为恰恰是这个阶层的人，更容易变成激进左翼文人。他们没有实用的技术能力，一旦不能做官，很容易陷入财务困境；陷入财务困境就会不满；不满总要找发泄的对象——骂富人、骂资本主义，是成本最低的选择。郭沫若这类从未打过一天工、却终生痛骂资本与帝国主义的“进步文人”，走的都是同一条心理路径。

骂归骂，财务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这时，俄国人在远东投下的卢布，为这批文人铺出了一条左倾亲俄之路。促成文人瞿秋白走向共产主义的几个关键节点，几乎都与俄国投放的资源直接相关。按《多余的话》自述：他本想考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学费无着；考普通文官又落榜；最后进了“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俄语——“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这所学堂为什么免费？因为它的前身俄文学堂，本是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出资兴办的机构——俄国人砸钱办学，用意自然是在中国培养一批亲俄者。一九二〇年，他借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之职公费赴俄；“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于是顺理成章进入以向远东输出共产主义为宗旨的东方大学做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此后入党、给陈独秀当翻译、出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一路都是这条生计链条的自然延伸。

公允地说，民国文人的集体左倾另有种种推力：巴黎和会的刺激、五四之后的思潮激荡、军阀混战之下对秩序的绝望，等等。但就瞿秋白这个个体而言，从他自己的叙述看，起决定作用的筛选机制是赤裸裸的生计——哪条路免费、哪条路给饭吃，他就走哪条路。而他的经历揭示了一个真实而少被言明的时代背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而没有出路的旧式文人阶层。这个阶层的特点，第一是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第二是只擅长写夸张煽情的美文。于是这些文人像传染源一样，把偏激、夸张、煽动的东西散布到东亚大陆各地，吸引了许多人——尤其是同样缺乏独立性、见识又短浅的学生。

瞿秋白对自己的知识水平有充分的自知之明。他和今天简中的美文家们一样，并没有扎实的学术训练；而他们的武断、偏激和夸张，恰恰是知识浅薄、见事不明的结果。这也是科举文人传统留下的胎里病。瞿秋白自我反思说：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知]识。……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瞿秋白《多余的话》）

他自陈旧书新书都是“抓到就看”，“与其说是智[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瞿秋白有没有任何一门扎实的知识？勉强只有一样：俄语。可惜他的俄语，实际上成了把他钓进激进圈子的钓钩——他到死还怀着“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的“最愉快的梦想”，并自知“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至于马克思主义之学，他和当时过江之鲫般的进步左翼文人一样，并没有受过什么扎实的训练，只是靠几本小册子学会搬弄概念而已。他自陈“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唯物论哲学、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只因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此道者太少，“仅仅因此”，他在上海大学任教之后便“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而当年编的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然而就是这位自知浅薄的瞿秋白，在前文引用的那些美文里，却摆出一副掌握了“客观的科学上的公律”的架势，为世界指出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通往何方的方向。秦制晚期科举文人悬浮无根的生存方式，与激进左翼同样悬浮无根的理论文化一拍即合，于是便诞生了左翼美文家瞿秋白和他的同侪们。这种悬浮，他自己剖析得最透彻：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瞿秋白《多余的话》）

以上是对瞿秋白的批判性分析。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比当时大多数左翼文人要高出一头——他始终保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能力，而且如前所见，相当犀利。彼时多数左翼文人，要么被彻底说服乃至自我洗脑，要么彻底犬儒化，安心写美文混一口饭吃，在自欺中安之若素。瞿秋白却始终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他说自己像是一直在扮演一个并非自己的角色，疲惫不堪，以至被捕和被杀反倒成了一种解脱。

我仔细审视过《多余的话》中的这类表述，认为它们是诚实的。判断标准很简单：看他是否在讨好任何一方。假如他真心信仰共产主义，或想向组织表功，他会把自己塑造成慷慨赴死的烈士，绝不会写下“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假如他一心求活，他会向国民党输诚、同左翼划清界限，可他偏偏诚实地写道：“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一份两边都不讨好的自白，作伪的动机是最弱的。当然，这不等于全盘采信：他对自己“懦弱温和”的性格描述，与他的实际文字判然有别，那部分仍是文人的自我修辞；真正可信的，是他对知识结构的坦白、对疲惫与厌倦的描述——因为这些自暴其短的内容，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由此看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瞿秋白的精神状态很可能已经出了严重的问题。一般人以为消沉的主要表现是情绪低落和求死的冲动，但更典型的核心症状，其实是对一切事物兴趣的彻底丧失。这类表述在《多余的话》里反复出现。为一个九十年前的历史人物做隔代诊断并不严谨，本文不下断语，只把文本证据摆在这里：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厌[压]。……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瞿秋白《多余的话》）

他刚满三十六岁，却自觉“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而在文人圈子与激进政治机器的层层倾轧之中，个体得不到基本的社会支持，这对他心境的摧毁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自陈“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即便对妻子杨之华“也只露一点口风”：

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瞿秋白《多余的话》）

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如张历君、李欧梵等）已从文本分析中指出，瞿秋白身上存在“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并非孤立的个案。当代一些调查研究显示，自认左翼或进步立场的人群，自我报告的心理健康水平往往低于保守立场的人群——这类研究本身尚有争议，也不能机械地套到历史人物头上；但中国现代左翼文人群体中自毁倾向之普遍，至少是文本上清晰可见的事实。瞿秋白本人为其知己、同为左翼文人代表的鲁迅所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敏锐地捕捉到鲁迅精神世界中自我毁灭的重要一面，且深获鲁迅本人的肯定：

“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鲁迅）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是因为鲁迅和瞿秋白一样，都出身没落的科举士大夫家庭，对本阶级、对自己的家庭——直说吧，对他们本人这样的人——怀有深刻的负面认知和尖锐的批判。这使他们在为文与为人上，都带有自我毁灭的倾向。鲁迅对青年和“下等人”的偏爱是出了名的：早年为他看好的青年文人改稿，弄到深夜甚至吐血；他怀疑激进左翼掌权之后会首先消灭自己这类人，却仍然愿意支持他们（“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了我？”）——都是这种倾向的流露。

我年少气盛的时候，也曾觉得这类表述十分了不起；后来越来越觉得，这种姿态并不健全。道理很简单：一个不知道如何爱自己、如何追求自身幸福的人，本身也很难有能力去爱别人、把别人引向幸福。他们的自我牺牲，往往以别人的牺牲收场——这正是这批左翼文人自居道德高地、实际却屡屡造成灾难的一大原因。

瞿秋白的一生便是标本：一个破落官绅家庭的孩子，被断了出路的时代和送上门来的卢布推着走，用他唯一擅长的美文，为一场号召毁灭他故乡、最终也吞噬了他自己的运动摇旗呐喊，然后在狱中卸下面具，承认这一切其实“与我不相干”。他的死亡是一个人的悲剧；他的文字所参与制造的，则是远为巨大的众人的悲剧。

好在，违背人性的东西，影响终归是短暂的。如果这个世界还没有被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客观公律”的人毁掉，那么我相信，世界终将属于那些自己想好好活、也愿意别人好好活的人。

编者按：对中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对“反对和平演变”这样的话语并不陌生。

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高层政治中的保守派势力卷土重来。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以及苏联的猝然解体，使得中共的领导人不由得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不仅恐惧天安门事件卷土重来，更担心的是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以及配合其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会使得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1976年之后，见证了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的中共领导人，一方面不得不部分接受毛打造的社会控制体系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另外一方面则小心翼翼地与西方试探，试图以进入国际经济循环，通过经济利益打造新的合法性，并借由经济发展的合法性，进一步控制中国社会，打击潜在的反对力量。

1989年之后邓小平不仅要面对国际上的制裁与谴责，还要面对党内保守派势力的卷土重来。根据美国政治学者苏阳在《Deadly Decision in Beijing》一书中的研究，邓小平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动用军队解决学生运动，不仅在于对自由派官僚的不满，同时也为了震慑保守派，显示自己捍卫政权的决心，洗刷长久以来对自身政治立场的质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反对和平演变运动”以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运动”式的方式展开。

随着李先念、王任重、邓力群等保守派的离世，在邓小平南巡的影响之下，开放的政策有惊无险继续成为中共的基本政治路线。“反对和平演变运动”也随之悄然落幕。然而，运动潜在的影响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论述方式，则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中国政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2013年起中共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制作的内部教育纪录片《居安思危·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及领袖“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统治心理——正是因为经济改革的突飞猛进，反对和平演变才显得更加必要。而当经济发展的进程受阻，那么相辅相成的意识形态的机制则再次死灰复燃，重新展示着意识形态背后神秘且强大的国家意志。而此时“定于一尊”的高层政治格局，则再无八十年代在反思文革的前提下，短暂存在并展示着某些希望的“党内民主”。

一、研究“国际大气候”，接过“和平演变”概念

1989年6月9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概念。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有一批人（有很多人隐瞒真名实姓）抛出连篇累牍的大块文章，进行解读。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率先发表文章，给“大气候”和“小气候”框定范围：

当前，对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有一个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问题。“大气候”就是某些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之心一直不死，一有机会就以“人权”等为幌子，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妄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那种所谓的“自由制度”。“小气候”就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股反社会主义势力，这些人虽然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但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他们追求和向往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在我国，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7月12日，《经济日报》发文，专门解释“国际大气候”：“实际上指的是导致这场暴乱的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而这种背景的形成，正是美国及一些国家奉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产物”。文章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西方国家极为恐慌。当他们使用武装干涉和颠覆的办法不能得手时，立即改变斗争策略，制定了“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势力”自己起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他们长期的战略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言简意赅的总结说：“国际大气候就是指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策略，国内小气候就是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

邓小平与江泽民

在此前后，对于“国际大气候”的解释，慢慢地集中到一个词——“和平演变”。

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戈《“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策略》，从50年代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预言，揭露到“美国之音”的煽动和支持。文章说：

奉行“和平演变”的策略，是美国朝野的反共人士在武力干涉失败后，或在社会历史条件变得使武力干涉成为一种不现实的选择时所作的一种策略转换。从四十年前的艾奇逊到五十年代的杜勒斯，再到今日美国反共势力的若干作为，就体现了这种策略转换的历史轨迹。

7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解犀、施路”的文章《平暴“备忘录”——兼答“戒严部队不入城是否会发生反革命暴乱”等疑问》，专列“从杜勒斯的预言到美国之音的谣言”一节，剖析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策略：

对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预言，现在20多岁的年青人是陌生的。进入8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多年的和平生活，使许多人对这种“和平演变”的危险丧失了警觉。事实上，近十年来，国际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认为，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改革开放，是实行“不战而胜”、“和平演变”战略的最佳时机，因而加紧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渗透和从内部的颠覆。

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兜售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他们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提出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趋势”，支持“一切削弱共产党领导的工潮、学潮和民族纠纷”，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庇护，大力扶植“反对派”。

他们利用我国扩大开放的时机，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以求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实行“软着陆”，腐蚀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

其他报刊也跟进，一时间，从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联系到这次“北京暴乱”；从6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反攻”，钩沉到将策略转向“政治登陆”；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预言到今天美国的煽动和支持，诸如此类，满眼的都是一个词：“和平演变”。

这种语境，慢慢地进入中央高层。

二、中央高层念念有词“和平演变”

1989年7月15日，李鹏总理会见捷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雅罗米尔．日阿克时说：

中国生活在国际社会中，不能把大门关起来。我们进行四化建设，有必要学习外国，包括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利用一些外国资金。同时我们告诫自己的人民，必须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企图。

1989年9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见出席经贸部驻外部分地区参赞、领事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时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没有改变，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是长期的。

1995年访问墨西哥的李鹏。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说：

从这场斗争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决不能低估国际上敌对势力通过和平演变的手段，妄图改变党的性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所造成的危害；决不能低估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党内造成的思想混乱；决不能低估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在宋平看来，“国际大气候”就是“和平演变”，“国内小气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所造成的恶果，在70天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1989年7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在接受《党建》记者采访时说：

从国际看，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正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渗透、颠覆，包括在共产党内寻求他们的代理人；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与国际敌对势力遥相呼应。因此，今天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仅继续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还尖锐地面临着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实际上，这些考验也是对党员党性的一种最实际最深刻的检验。

198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讲话，“要求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进一步认清形势，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乔石说：

国际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他们始终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我们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我们对国际帝国主义妄图使我们和平演变的反动战略的斗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1989年9月8日，陈云同李瑞环谈话中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兼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1989年9月1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李先念会见尼加拉瓜客人时指出，中国与外来势力之间“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干涉内政与反干涉内政、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李先念说，中国发生的这场风波既有外部势力的插手，也有内部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件好事，因为人民因此提高了对反动势力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人民中国的阴谋的警惕。

1989年9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1991年面对支持群众的叶利钦。

1989年9月9日—1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最大的教训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在继续，但是若干年来，我们的这种观念单薄了，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而我们却失去了警惕。现在国际上要和平、要发展的总趋势没有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不都是平静的，对立和斗争，特别是两种制度的斗争，有时会非常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多年来制造舆论、散布流言、挑拨离间，还派人进行煽动，支持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是不对的。这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沉重教训。

回顾“七十天”小组，提出“反和平演变”。

中央既然把美国及西方的“和平演变”视为大敌，时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就要动起来。8月16日，中宣部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黄庭炜做《对国际大气候的几点看法》的报告。

在“关于国际大气候的基本含义和形成”一节中，报告人指出：

国际大气候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利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普遍遇到的困难,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用渗入“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等办法,使社会主义国家朝着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的方向变革,以达到西方不战而胜的目的。就中国这次风波而言,他们插手动乱,出谋划策,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妄图借助我国国内的反动政治势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

报告人说：

中国这场风波与国际大气候密切相关,它受到国际上三股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第一股思潮是指西方刮起一股“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西方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失误,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所谓“全面危机”,叫嚣“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已完全贬值”,“共产主义终将崩溃”等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大肆美化资本主义,吹嘘“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社会主义”。这股思潮主要来自美国,在西欧也大有人在。由于这股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在我国少数人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全盘西化的思想大肆泛滥,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甚至进行漫骂和攻击。

第二股思潮是指波、匈等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一股政治多元化的思潮。今年初波党通过“政治多元化”决定后,召开了有反对派组织参加的圆桌会议,团结工会随之合法化,并在议会、参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在匈牙利,自去年5月以来政局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各种思潮和不少政治派别。党内有人主张议会民主,并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在苏联,也有人主张讨论多党制问题,而且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社会团体”。这些新情况对我国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极少数人不顾我国国情,想照搬这些做法。

第三股思潮是指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一股政治“民主化”的思潮。这股思潮最早在拉美刮起,嗣后波及到亚太和我周边地区,对我国也产生了某些间接影响。

上述三股思潮汇合在一起,使我国这场风波比人们预料的来得早、来得猛。

在“关于国际大气候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一节中，报告人指出：

国际大气候的主要内容是指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尽管西方对“和平演变”战略称呼不一，如美国称之为“超越遏制”战略,西欧称之为“融合战略”,但其本质内容是一致的,都是所谓的“不战而胜战略”,都是以和平手段为主,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各个领域里进行渗透活动;企图建立所谓“以合作、信任、自由、人权为基础”的新型东西方关系,以及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正、人道的国际新秩序”。其总的目标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融合于西方主宰的“国际大家庭”或“国际新秩序”内。

报告人指出：

西方国家为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在策略手法上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1)把波兰、匈牙利作为突破口,逐步波及东欧其它国家,进而影响苏联和中国。目前对东欧,主要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大体上把东欧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是波兰、匈牙利,把它们视为政治、经济改革走得最远、受西方影响最明显的两个国家,实际上作为推广西方模式的试验基地。第二类是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国,对它们采取适当发展关系、不给实惠的政策。第三类是罗马尼亚,取消了以前给予的最惠国待遇,把它作为孤立对象。

(2)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对苏联既压又拉,安抚苏联说西方对东欧的作法不会损害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在具体作法上,避免对苏过于刺激,考虑苏联的承受能力。同时,积极同苏联发展关系,开展经济合作,迫使苏联对东欧的改革进程采取克制态度。

(3)利用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以经济手段作诱饵,把私有化、市场经济输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中去,进而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

(4)以“人权”为核心,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西方的价值观念。

(5)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积极支持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反动政治势力或反对派组织。

上述报告，成为中宣部部署反和平演变的提纲。

与此同时，中央常委决定，由宋平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启用邓力群参与其事。研究室主任王维澄，副主任滕文生、卫建林。

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十三大上，由于他的左倾名声，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

胡锦涛与“伯乐”宋平。

王维澄，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2月，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被撤职，王忍之接任部长；3月，王维澄任常务副部长。此次宋平任命维澄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当然有邓力群力荐的原因，但更与王在那场风波的表现有很大关系。

两位副主任滕文生、卫建林，以前在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职，可以说是邓的老部下。据卢之超回忆，从1989年5月22日开始，已经“和上面接上头”的王忍之，召集卢之超、滕文生和卫建林几个人，“主要是做两件事，就是准备写文章和参加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 卢之超说，“那时胜负未决，许多人同情赵紫阳，他们的人数和能量都不小，所以我们几个人做这些事情还是有危险的。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维澄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些人是敢死队，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 风波结束后，“由宋平协助江泽民，正在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宣部等其他单位也要健全起来”， 滕文生、卫建林顺理成章地担任副主任。

对于宋平这种安排，邓力群感觉欣慰，认为是“选对了三个人”， 并赞赏说：“他们在九十年代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组建研究室的过程中，宋平拟安排邓力群任职，邓提出当顾问，但报到邓小平那里被否决。“邓小平的理由是：如果他当了顾问，给新的班子为难啊，新的班子有什么意见，邓力群不同意，这不就难办了吗！”

中央政策研究室组建不到一个月，宋平提出，要研究室对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波的经验教训“很好地总结一下”，并提议由胡乔木和邓力群来主持这项工作。王维澄立即给中央打报告，9月18日，宋平批准。随后，由邓力群主持的“七十天问题座谈会”不间断地进行。

在主持这项工作之前，邓力群在烟台休养，已经在总结这场风波的经验教训了。邓力群说：

我一直在思考，现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怎么样，显示出一种什么动向。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使首都险象环生，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广场可能会被他们继续占领下去，北京以至全国的乱子会越闹越凶。我们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才使得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那么快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用阶级斗争的学说，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些问题没法解释。……新华社编的《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一书，值得一看。人家要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点不合糊的。这本书所收材料还不够：如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大溃败》一书，甚至可以全文翻译出来，作为党内的一份反面教材。

邓力群的总结，简单说起来，是两条：第一条，阶级斗争还存在；第二条，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才导致这场风波的。他继续分析说：

这次的风波，他们撕下了伪装，就使我们认识他们的面貌，有了一个好机会。美国当局和一批反共反华政客，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整套伎俩、十八般武器全部用上了。这是他们和平演变策略的一次大暴露……

他又从历史上说事，进一步分析说：

美国的所谓和平演变政策，拿艾奇逊最早的说法，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要通过这些人来培养一批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表面上看，他们好象只是一个一个，或者一批一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了这批人，正如主席说的，他们就要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世界的面貌，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批人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就要起来闹事，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闹事，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从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看出一个特点，即所谓“精英”同地痞流氓相结合，然后动武。放松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讲的，你不向党员、向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不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就会接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毛主席有些话还是真理。每一个阶级，无论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封建阶级，都要按照各自的面貌顽强地表现自己。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崇拜自发性，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他，人家就去领导。青年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来很多人在中学时期不错，一考上大学就变了。争夺青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西方一些人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可以说部分地实现了。在匈牙利、波兰实现的部分很大了，南斯拉夫也剩下不多了。

总之，在邓力群看来，只有防止“和平演变”，才能防止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前中宣部长，“左王”邓力群。

另一个主持人胡乔木，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一直与邓力群有着相同的观点，这次也一样。在1990年3月8日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中，胡乔木“分析了去年春夏之交七十天政治风波形成的原因和党中央决策的正确和必要”后指出：

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仍在继续并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严重注意的新情况。很明显，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渗透、企图在我国实行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严重的任务。

两位主持人都这样重视“和平演变”，那么，在围绕着“七十天问题座谈会”中，如何分析“和平演变”，进而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就成为重要议论的话题。

讨论中，“文革”前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许立群提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有“和平演变”的战略，我们也应该有反和平演变的战略。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有关人士的重视。

1989年11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南方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1989年11月6日—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接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讲话中说：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许多理论问题被搞乱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站到动乱一边去了。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国内，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也将长期存在。

11月12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目前的国际形势，总的是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但是，必须看到，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武装干涉失败后，转而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手段，千方百计进行渗透。我们在反和平演变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另一手。

12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谈到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局势时指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担负的历史重任，充分认识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我们党的严重威胁，充分认识在新时期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党同志一起努力，下工夫把我们党建设好，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立于不败之地。

此后，在江泽民的讲话中，“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问题是主要内容之一。

与此同时，苏联东欧局势逐渐动荡。中央一些人认为，苏联和东欧局势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对于宋平主持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来说，要研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出我们自己的“反和平演变”战略，把正在动荡中的苏联和东欧作为解剖的麻雀，就很必要。

十四大上的邓小平与江泽民。

1989年12月9日，中央政策研究室向中央送上《关于成立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研究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研究组于一星期内组建完毕，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分析苏联和波、匈、民德、捷、保等东欧国家局势演变的内外原因、经过情形、经验教训和未来趋向，提出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报告，以及编辑有关的重要资料；分析西方反动势力对苏联、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途径、手段、措施，提出研究报告和编辑有关的重要资料；对社会党国际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也做些必要的研究；研究我们对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演变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对策，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请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苏联、东欧国家局势的研究，研究组可进行一些必要的联络、协调工作，并及时组织交流各部门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研究组由王维澄、王忍之、袁木、李淑铮、田增佩、卢之超、滕文生、王梦奎八同志组成，王维澄同志牵头；研究组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的专题研究、资料编辑、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由卢之超、滕文生、王梦奎同志负责。

12月9日当天，宋平批示同意；11日，总书记江泽民批示同意；14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这个研究组“马上进入状态，迅速组建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研究组办公室（简称‘苏东办’）”。

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中联部关于苏东情况的稿子，江泽民说，苏联、东欧的事情难以预料，又不好公开地批评，涉及到国与国、党与党关系的原则，只能由我们自己去认识和研究它的性质，所以成立了研究组。现在美国、苏联、欧洲和中国，都是思想准备不足，觉得太突然。为什么这么快？一个是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一个是本身工作上的失误，还有戈尔巴乔夫理论的影响。要研究他们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对策，要低调地报道。

12月23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交给“苏东办”一项任务：就苏联、东欧局势马上发一个给党内的紧急通知，主要内容是：东欧局势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和苏联政策导致的结果，这个东西不是改革，要密切注意、高度重视；中国同苏联、东欧的情况不同，六四平暴是完全正确的；要注意和打击、取缔非法活动和非法组织；要切实解决目前的矛盾和困难；要改善和加强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苏东办”当然马上照办。24日上午，这个通知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当天发。

据听过传达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陆超祺回忆：这个“文件把东欧国家民主化改革进程，一是归因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和平演变，二是归因于戈尔巴乔夫的‘出卖’——‘新思维’的负面影响，三是归因于各国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群众有意见。”

卢之超回忆说：

当时，东欧几个国家都在变，变化特别快，每天都有新情况，我们党内没有思想准备，而且我们的动乱刚刚过去不久，各地党政领导特别需要了解情况和中央精神，以便在党内和群众中做统一思想的工作。所以这样的通报非常重要。以后我们又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好几个这样的通知。

当然，若从陆超祺的回忆看，“苏东办”不管起草过多少通知，但大致脉络离不开上面那三条。其中，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原因。

从回顾总结七十天提出“反和平演变”的对策，到“苏东办”研究苏联和东欧被和平演变的过程，“反和平演变”就被中央接过去，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加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被认为是反和平演变的基本战略

1989年12月27日下午，正值在罗马尼亚形势突变之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有关形势。

江泽民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快，李鹏说中国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北京市和教育部汇报学生动向，强调要回答：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社会主义道路走不走得通？共产党领导要不要？罗马尼亚事件会不会在中国发生？讨论对外对内我们应当如何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的杨白冰说，六四以后许多问题都回答不清楚，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说，罗马尼亚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学生有很多思想问题，我们要去做思想工作，要去宣传，应该给我们一个东西。他们两个都提出要编写一个宣传提纲。江泽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并希望时任中宣部长的王忍之牵头，“搞个宣传教育的东西”。

稍后，王忍之即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李瑞环并转江、李、宋，提议集中一些人住在玉泉山，用一个月时间搞这个提纲。中央同意后，王忍之牵头，“集中了首都理论界的许多名人，花了很大力气”，组织编写这个提纲。 写了四五个月，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一个文件。

1990年5月，中央宣传部将这个文件下发。虽然注明是“试用本 发到县团级”，但是，至少在北京市的高校中，达不到“县团级”的一般普通教职员工也都得到了一本——我手上这本保存至今。

最后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白冰。

在编写这个文件的同时，参与编写文件的邢贲思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一鼓作气，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主持编写了《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教育辅导材料》一书。1990年6月，这本署名：“主编：邢贲思、程连昌；副主编：徐颂陶、虞云耀、蔡德明、成银生”，由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作序”的书出版，北京市高校教职员工也是每人一册。我手上这本也保存至今。

记得当时我们被组织认真学习的时候，还议论过，这本“跟风而来”的“辅导材料”，发行量很大，编者肯定赚了不少钱，“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也算是比较成功的商业运作吧。

在这份“学习纲要”中，已经将“反和平演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专门列出两节来论述：第四节“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重要形式，挫败这种演变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第五节：“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一次胜利，对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辅导材料”中，则第一次提出了“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措施和对策”：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既有坚定的的战略目标、明确的政治口号，又有灵活的策略手段、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式；既有严密的组织系统、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配合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同时，他们还把颠覆、渗透、演变密切结合起来，纠集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破坏活动。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特殊战争，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来研究对策，采取有效措施，使帝国主义的图谋和行动永远不能得逞。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还要处理好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反右防“左”的关系。这是政治上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

第二，要聚精会神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威信和战斗力，这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措施。

第三，要重视和强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公安干警的巨大作用。这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战线。

第四，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切实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推动我国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这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物质基础。

第五，要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搞颠覆、搞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统一战线。同时，还要总结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学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敌对势力的“两手”，立场要坚定，策略要灵活，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经过长期的努力，就能彻底挫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这个“辅导材料”虽然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战略高度，口气也很大，却基本上是空话、大话。连参与“学习纲要”写作的卢之超对这份东西的评价都不高：

这个提纲写出并下发以后，对于学校、部队等基层的学习宣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太大。原因很复杂。一是国际国内大的气候，社会主义正在向低潮下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趾高气扬，客观上难以令人信服你的道理；二是我们搞的时候仍然按照老的思路，如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等，内容和语言都比较老化，传统的思路与现实形势的发展比较脱节，有的问题解释不了，或者解释不好，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事情还要跟人家讲，战斗力就不强。就是说我们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大的形势发生变化后，怎样讲清楚这些问题确实不容易！现在形势有些变化，世界左倾革命力量有所发展，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倒霉的东西多些了，但是社会主义仍然处于低潮之中，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还是比较困难。

在王忍之主持起草这个“学习纲要”的同时，中央政策研究室“苏东办”也开始加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1990年12月初，宋平在听取“苏东办”工作总结汇报时，强调要进行理论研究。他说：要研究为什么那么大的党（指苏联—引者）几个月就垮了，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也面临这个问题。江泽民说对外不公开论战不等于内部不进行教育。他说：研究东欧是很重要的任务，中央要抓，你们也有人。要把苏东研究机构的人员组织起来。赞成从动态转向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怎么搞，很现实，东欧乱了套，苏联也乱，中国稳定，但要研究解决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社会主义是低潮，是否能够生存，问题是如何斗争，苏联东欧的变化是探讨的好时机，一天等于50年，变化得特别快，变化中正好研究。宋平指出：东欧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敌我矛盾，但最终却是共产党下台，走向资本主义。我国民主党派拥护社会主义，有不同意见，欢迎。那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是什么矛盾？方励之的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改不了，这是两类矛盾的问题。还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邢台的私营商店已经占了百分之七十，国营的仅占百分之三十，共产党领导下有一定的发展并不可怕，不是共产党领导，私营经济的发展就很危险。

宋平要求：题目想得好一点，我出面讲话，把各单位的人组织起来，帮助中央政策研究室把这个工作做好，中宣部如何加强对这个方面的领导。要有准备地开点座谈会，扩大影响，使研究深化。要搞好材料。要规定时间碰头，有些疑难问题研究后要向中央汇报。

1990年12月13日，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持召开加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出席会议，都讲了话。江泽民说：“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要在实际中、在研究国际范围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来回答这个挑战。……社会主义内部产生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西方的颠覆渗透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种思潮宣扬抽象的人道、民主、自由和所谓全人类价值等等，如果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观，有一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在国际斗争中就不会这样提出问题。如何划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在这里，中央领导显然认为，多宣传社会主义，多批判资本主义，就能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部长王忍之的长篇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人注目的地提出了改革姓什么的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什么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作者给出了界定：“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还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这一追问，很轻松地就把私营经济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联在一起。

至此，以对改革“姓资”还是“姓社”追问，拉开了否定改革开放的序幕。

王忍之的长文发表后，接下来，《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当代思潮》等刊物跟进，或者署名，或者评论员文章，一方面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坚持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把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统统归于“资本主义化”之列。

那一年，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的马立诚回忆说：

评论部订了许多报纸，报社图书馆报纸更多。看看这些报纸的粗黑大字标题：《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

身在其中的马立诚的感受是：“中国紧张地注视着，惶惑不安笼罩着人们心头。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口径。”

邓小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说：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邓小平对京城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很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时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周瑞金等人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精神，以“皇甫平”的署名，撰写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文章，宣传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北京以《人民日报》为主体的报刊，开始对“皇甫平”兴师问罪。

1991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算是对“皇甫平”批判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文章认为，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这就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做了修改，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并列，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加一个阶级斗争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三、七一讲话强调两种改革观，“反和平演变研究班”开班

1991年6月18日，主持总结“七十天”工作的邓力群，专门就“和平演变”、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讲了一番话。邓力群说，中央对反和平演变是很重视的，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要在经济上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就要在政治上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经济上有了十年规划、五年规划，政治上反和平演变的规划也在研究。

邓力群所说的中央的“重视”，体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两次讲话中。

1991年4月27日，江泽民、乔石、宋平、李瑞环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出席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的代表座谈。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要识别和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最重要的是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江泽民还说，关键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要振奋，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努力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扎扎实实地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江泽民的第二次讲话，即这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

关于江泽民在七一纪念会上的讲话的起草过程，卢之超有详细地回忆。

1991年1月初，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讲话起草小组，成员有王忍之、王维澄、卢之超、袁木、沙健荪、有林、金冲及、滕文生、卫建林等。

让卢之超感到奇怪的是，总书记江泽民对这个讲话的起草有些漫不经心。“江泽民倒很放手，就是让我们起草，别的什么也没说”，以至于卢忍不住埋怨：“总书记连原则性的指示也没有”。“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没有出什么主意。政治局讨论的时候，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很不集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看得出来，有人有不同看法又不好说出，结果言不及义、不知所云”。

在这种情况下，七一讲话稿的设想，只能由卢之超等“几个人议论出来”。后来江泽民讲话中强调两种改革观，针对美国讲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和苏联东欧局势，侧重讲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等，都是这样议论出来的。

关于两种改革观，讲话中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实质上在强调改革有个“姓资姓社”的问题。

讲话中多处提到“和平演变”，尤其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和平演变”：

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

讲话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而邓力群所说的“政治上反和平演变的规划”，大致就是7月1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反和平演变研究班”。

关于“反和平演变研究班”的来历，卢之超有这样的回忆：

关于这个大约是六月底，王维澄和我们（在场的还有郑科扬，他当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党建小组的工作人员）说，中央党建小组建议搞一期“反和平演变研究班”，大家可以议一下哪些人参加、怎么搞法。议论人的时候，大家提出要找中央部委一级的领导、部分省市的主要负责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中央有关部门有教育部、文化部、安全部、广电部等，地方主要是沿海开放的省市。意识形态方面有文化、宣传、教育和报刊等单位，我们提的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名单。议论的意见通过郑科扬反映上去，我们也议论了一下当时的形势、办这个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包括国内各种思想混乱，需要研究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动；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所采取的渗透和制裁要有一套办法；苏联东欧正在发生非常快的变化，除了继续观察外，要研究他们的教训，采取防范的措施等。

关于这个研究班的具体情况，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邓小平叫停“反和平演变”，江泽民删掉“问一问姓社姓资”

在卢之超看来，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形式“就逐渐起变化”。这个变化是：“江泽民也开始转向，和左派划清界限，如批评某某左了，批评改革宣传少了等等。”

从资料上看，7月31日，江泽民在“反和平演变研究班”（也即“第三期党建理论研究班）上讲话中就有很大的改变。针对有的同志主张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江泽民指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包括反和平演变的要求。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关键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把国内各项工作做好。反和平演变的工作必须抓紧，但不能搞运动。

大概在此前后，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本来，在原来的社论中没有这句话，是社长高狄在修改时特意加上的。

此后，报刊上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数量减少了许多。

但是，形势还有反复，因为有人不服气。

1992年1月5日，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熟悉的人知道，作者是邓力群。邓力群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邓力群的文章刚发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卢之超也主动对号入座：“最后这句话是跟我们这个研究班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班研究了经济领域公有制越来越下降的问题，提出要警惕‘改革’旗号下的和平演变。”

不管如何，此后，持续了两年的“反和平演变”的浪潮，过去了。

编者按

一个财政收入刚过10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累积债务超过400亿——放在任何一家企业身上，这都是早已破产清算的数字。但独山县不是孤例,而是中国地方债问题的冰山一角。

关于地方债，市面上不缺渲染“40万亿天量”“灰犀牛暴雷”的惊呼，但我们仍然需要追问：为什么地方政府有动力拼命借钱？为什么明知还不起，金融机构仍放心放贷？本文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答案——地区竞争提供了动机，“无限责任公司”的特殊身份提供了信用，不受制约的一把手权力提供了决断，政企合谋则打通了最后一环。四者缺一，债台垒不到今天的高度。

文中最值得留意的，是一组倒挂的数据：借钱最多的广东，负债率反而全国最低；借钱最难的青海、贵州，还债压力却最大。真正的风险从来不是债务总量，而是这种“越穷越借、越借越险”的错配。

诊断之后是药方。作者提出的短期化债与长期限债思路，尤其是“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判断，读者未必全部同意——如果地方竞争曾是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拆掉这台引擎之后由谁接棒？这个问题，文章留下了讨论的空间，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答案。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经济的动力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激励和企业的活力。很多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中外学者都同意，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地方政府之间怎么竞争呢？它们像企业一样，借债、投资，搞经济开发和城市建设，然后通过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收回成本，再滚动开发。正因为地方政府不断借债，可它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所以地方债务问题才引起了高度重视。例如，2020年媒体曝光了一个巨量地方债的典型案例：贵州省独山县在2020年之前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2018年全县财政收入10亿元出头。但从2011年到2018年，在时任县委书记潘志立的领导下，县里耗资上百亿元建设了一批政绩工程，这导致该县累积债务高达400多亿元，是全县财政收入的40倍！如果这是一家企业，恐怕早已破产清算了。

很多人甚至认为，地方债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事件之一，迟早会出现问题，甚至是“暴雷”。事实上，中央对于如何化解地方债高度重视。例如，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这应该是第一次提出“一揽子化债方案”，因此备受关注。8月份，中央批准发行1.5万亿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帮助包括天津、贵州、云南、陕西和重庆等12个偿债压力较大的省份和地区偿还债务。2024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三年内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鉴于地方债问题的重要性，本节主要分析地方债的现状、原因和出路。

地方债的现状

关于地方债，我想大家关心的主要是下面三个关键问题：现在全国究竟还有多少地方债？各个地方的债务余额是多少？哪些省份的负债率更高？首先澄清一点，“地方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狭义的地方债，是指由国务院批准、通过省级政府发行的债券，目的是筹措建设基础设施、提供民生服务的资金。这类债券的信用评级很高，应该不允许违约，属于“明债”。下面，我们根据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的相关数据，通过下面的图表回答这三个关键问题。

图7—10显示了2015—2023年全国总的地方债余额。2015年的全国地方债余额是13.78万亿元，之后一路增加，直到2023年高达40.74万亿元，9年间增长了将近2倍，平均每年增加大约14%。40.74万亿元，相当于2023年中国GDP总量126.06万亿元的三分之一，可谓天量地方债。

图7—11显示了2023年各省（区、市）债务余额排名情况。前五名的省份依次为广东（29 879亿元）、山东（27 521亿元）、浙江（22 886亿元）、江苏（22 733亿元）、四川（20 270亿元）；后五位的是山西（7 082亿元）、海南（4 106亿元）、青海（3 337亿元）、宁夏（2 244亿元）和西藏（682亿元）。很明显，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地方债余额越多，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地方债余额越少。道理很简单，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越是能够借到钱；经济越不发达的地方，越是难借到钱。

图7—12显示了2023年各省（区、市）负债率的排名情况。负债率=债务余额/GDP。负债率越高，偿债能力越低，债务风险越大。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前面说了，债务余额最高的省份是广东，但是广东也是负债率最低的（17.55%）省份，紧随其后的四个省份是：江苏（17.73%）、上海（18.70%）、福建（22.13%）和浙江（23.12%）。负债率最高的五个省份依次是：青海（87.84%）、贵州（72.32%）、天津（66.43%）、吉林（65.56%）、甘肃（59.90%）。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省份负债率最高，东南沿海四个省份的负债率最低。图7—11表明，越穷的地方越难借钱；图7—12则说明，越穷的地方，还钱压力越大。从理论上讲，如果越富的地方负债率越高，那么我们就不必太担心地方债问题，因为借债能力和还债能力是匹配的。相反，如果越穷的地方负债率越高，那就是一种债务错配，这才是值得担心的地方。

前面统计的只是“明债”，还有一部分“隐性债”。财政部文件对隐性债务的定义是：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隐性债务的形式极为复杂，既有债券，又有银行贷款，还有明股实债、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形式。因此，理论上无法查清楚。经济学者们通常将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当作隐性债务的主要成分，主要是因为城投债在金融交易系统里可以公开查询。然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不是所有的城投债都是地方债务，因为它们可能不需要政府担保。有地方政府担保的城投债只是地方隐性债务的一部分，隐性债还包括交通投资、文旅等债务。根据万得数据，截至2022年，我国城投债券存续总规模15.26万亿元，存续债券20758只。当然，近两年伴随化债投入增加，债务规模有所收窄。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城投债屡屡“暴雷”，频繁违约。2018年8月13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到期未能兑付，两天之后才偿还了债券本息。这被认为是第一只公开违约的城投债。截至2022年11月30日，上海票据交易所共披露了33 235项票据持续逾期情况，涉及城投企业64家。

产生地方债的原因

贵州省独山县的债务问题，只是非常普遍的中国地方债问题的冰山一角。事实上，独山县并不是借债最多的县级地区。问题是，为什么像独山县这样的地方要拼命借债呢？它们为什么能借到那么多钱呢？在这里，我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逻辑。我认为，要理解中国的地方债，离不开以下四个重要因素。

第一，激烈的地区竞争。长期以来，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国内外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中国经济维持几十年中高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为什么地方政府会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呢？如前文所述，已有研究表明，辖区内经济快速增长会给官员带来多种“收益”，比如更多的财政收入、更高的晋升概率，但也可能会产生更大寻租空间。

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启之后，这种地区竞争的格局更加激烈。每个地区的政府就好比一个公司，县委书记就好比董事长，县长就好比CEO。因此，中国的地方政府同时承担了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两种职能，它们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美国社会学家戴慕珍（Jean Oi）把这种现象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Oi，1992）。对一个公司来说，要想实现利润最大化，当然首先要扩大投资，要搞大项目，要大力招商引资。然而，很多地方政府本身财力有限，上级的拨款有限，又不能像真正的公司那样接受外部股东注资或者干脆上市融资，于是地方政府就大力对外举债。

2009年之前，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于是，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各种投融资平台，包括城投公司、交投公司、国资公司，以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从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托、券商和其他金融机构那里获得资金。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借的钱，就是前面讲到的隐性债务。此外，地方政府还通过诸如PPP、政府引导产业基金等渠道“明股实债”。通过上述渠道筹措的地方债务，既难以监管，又给地方财力带来不可控的风险。因此，2009年之后，由财政部代理各地省级政府公开发行债券，将之纳入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管理，这构成了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之后逐步放松发债管制，从“代发代还”到“代发自还”，再到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后的“自发自还”，即允许省级政府自己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债券并自行偿还。说白了，就是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实行“开正门”“堵后门”的治理思路。不过，虽然县市两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省级政府发行公开债券，但是额度却是由财政部严格控制的。

第二，地方政府成为实际上的“无限责任公司”。光是地区竞争，并不能解释地方政府的天量债务。像贵州省独山县那样，一年财政收入不到10个亿，存量债务居然高达400多亿。如果是一个普通公司，绝不可能借到这么多钱。普通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每个公司股东要对自己的出资额负有限责任，并且外部投资者也会以公司资产来评估放贷额度。而地方政府不是普通的公司，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责任公司”。在推动辖区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地方政府一方面是责任无限，另一方面是权力无限、手段无限、信用无限。

我们都知道，借贷需要抵押，但地方政府能够动用的抵押物源源不断，甚至可以凭空“创造”出来。例如一块地皮，本来是不毛之地，一旦纳入城镇开发计划，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因此，地方政府经常将“生地”（未开发的土地）或者“熟地”注入投融资平台，甚至利用政府收入为贷款单位出具担保函或者承诺函。正是凭借着三重“无限”特征，地方政府能够撬动巨大的杠杆效应，以小博大，通过各种渠道借到超过自身能力多倍的巨额债务。前面提到的各种地方投融资平台，就是地方政府常用的融资手段，而融资对象则五花八门：国家政策性银行、四大商业银行、区域性银行、本地城商行，此外还有各种信托、券商、保险以及其他金融机构。

总之，地方政府借钱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用不到。问题是，像独山县那样一个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借那么多钱，放贷者不担心它破产吗？基本上不担心。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不是普通的民事主体，它代表一级政权，背后是国家信用。在中国，我们至今没有听说过哪个地方政府破产的事情，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不受制约的“一把手”权力。地方政府的特殊性质为其举债提供了便利，但最终能够成功地大规模举债，离不开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雄心壮志”。几乎每一个债台高筑的地方，都有一个“说一不二”的强势领导。但“一把手”特征与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观察其关联性需要区分债务类型。基于省级地方债务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对受到中央严格监管的公开债务来说，如果领导年纪较轻、升迁空间较大，或者有中央工作经历，那么他更有可能与中央保持一致，严控地方债务。相反，对于难以监管的地方隐性债务来说，在激烈的地区竞争格局下，那些刚刚上任、年纪相对较大的“一把手”，更有可能通过大事举债，为政治前途搏一把。

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就是一个强势“一把手”的典型。他从东部沿海地区交流到贵州独山县，立誓要干一番事业。经过一两年的大力整治，他优化了当地的营商环境，但也很快树立了“说一不二”的强势地位。正是他在独山县任内的“大干快上”，为他升任贵州省黔南州副州长提供了坚实的政绩基础。可见，大规模举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对于追求“进步”的官员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虽然很多大型项目（例如“大学城”）根本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超出地方财力，但是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当地谁敢质疑？如果不是其因受贿被查处，独山县的债台不知道还要累积到几层楼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当下情景下，对于一个强势的县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来说，阻止其大肆举债的制度安排并不完善。

第四，隐性的政企合谋。有举债的动力，也有举债的雄心，是不是一定可以大肆举债呢？不是，还需要有人愿意放贷，这就涉及金融机构以及各类中介。不可否认，一些地方政府、监管部门、投融资平台、金融机构和各类中介在构建借债—放贷的利益联盟时，主观上有“服务地方经济”的正当动机，方式上合法合规，结果上最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并且没有出现债务违约，那么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政企合作”行为。然而，一方面，在中央三令五申严控地方债务、防止“明股实债”和各类违规举债的严峻形势下，还是有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利益联盟依然违法违规大肆举债；另一方面，这些违规举债行为导致了大量烂尾工程，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让一些不法官员和商人中饱私囊。这就不是政企合作，而是一种转型经济时期典型的“政企合谋”行为。^[2]这里的“企”，不仅指国企，也包括各类金融企业。2023年6月19日，贵州省兴仁市法院一审判决，民营企业主樊某与兴仁市政府平台公司开展多次高息融资业务，融资金额3.477亿元，为出资方谋取高额融资服务费1.377 2亿元，其中樊某个人分得3 055.43万元。兴仁市政府平台公司支付高额的融资服务费，导致了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为此，樊某被判处行贿罪和伪造买卖罪，并处以罚金。这个案例就揭露了地方平台公司举债过程中的政企合谋现象。

化解地方债的出路

理解了地方债的制度背景以及形成原因，那么如何规范地方政府的借债行为，有效化解天量地方债务，防止地方债务暴雷呢？我认为，可以从短期化债和长期限债两个层面解决难题。所谓短期化债，就是想办法在短期内尽可能降低债务集中爆发的金融风险，相当于先把病人的症状遏制住；所谓长期限债，就是在制度上限制地方债务无序扩张，消除病根。先说短期化债手段。

化债手段之一：中央特事特办。中央针对某些重点地区提出了特殊的“一揽子化债”政策。“一揽子化债”手段包括展期、降息、重组等方式。展期就是延长还债时间，让负债严重的地方喘口气；债务重组通常包括以资产清偿债务、减少债务本金、降低利率、减免部分利息，例如，大家比较看重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就是一种化解债务的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SPV）。普通的再融资债券只能用于偿还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本金，而特殊的再融资债券还可以偿还政府存量债务，这样能够用更大力度减少存量债务。

化债手段之二：地方优化资产负债表。对地方政府来说，主要是通过盘活国有资产、推动城投平台转型和重组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和提高偿债能力。盘活国有资产的主要方式，就是出让政府持有股权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一个城投平台重组的案例是：2019年，山西交控集团通过市场化重组，将政府担保的隐性债务转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了一道债务防火墙。

化债手段之三：扩大市场化融资渠道。财政资金不仅是有限的，而且通常来说投资效率较低。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吸纳市场资金来参与城市建设。对一些短期内投资金额较大，长期内投资回报比较稳定的项目，例如道路桥梁、污水处理、养老健康产业，完全可以采用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方式建设和运营。我的团队收集整理了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截至2018年发布的8 649个PPP项目。我们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参股的PPP项目会显著降低社会资本的项目参与度，存在“挤出”民企的现象。并且这种挤出效应主要发生在非政府付费项目、国家示范项目、非本地企业和地区营商环境差的情况下。因此，政府要扩大市场化融资渠道，一是要给民企留下进入空间，避免挤出效应，二是要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这样才能实现“国民两利”—国家降低了负债率，民企获得了财务回报。

从长期来看，则可以考虑以下制度化的限债政策。

限债政策之一：推动地方政府由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只要地方政府还是一个发展型政府的定位，地方政府就必然有动力像公司一样去借贷并刺激经济增长。其实，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下一步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行列。政府不应当继续担任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角，其主要职能不再是发展经济，而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平等，即从过去的“裁判员”兼“运动员”逐渐变成一个纯粹的“裁判员”。政府角色的转变，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地方政府大肆举债的动力，而且有利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限债政策之二：限制地方“一把手”权力。每一堆政绩工程的背后，都可能有一个腐败的“一把手”。十八大以来，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成功营造了一种“不敢腐”的政治气氛。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凡事强调主体责任的当下，“一把手”的权力可能有增无减，因此针对“一把手”的防腐机制仍然有待完善。

限债政策之三：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透明化。目前，对地方债“开正门”的效果已经实现了，但是“堵后门”的效果尚未实现。要减少地方政府通过各类投融资平台违规举债，一个有效办法是，将所有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各类债务（不仅仅是城投债）完全公开，并注明是否有地方政府担保或者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隐性”担保，让地方政府的私下承诺不可置信；二是让多个放贷机构之间彼此信息对称，避免重复担保和资不抵债。

编者按：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解释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城市的扩张、房价的飙升和地方债务的堆积，土地财政肯定是绕不开的答案。在今天这个中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人人都知道它已经破产，现在是该回顾一下的时候了。

本文节选自聂辉华《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著作的一节（经出版社同意转载），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土地财政从哪里来，造成了什么后果，以及出路。

出路部分诊断精彩、药方潦草。作者可能是有意为之，但你觉得呢，还有救吗？

上一节我讲了招商引资，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政府为了吸引企业进入工业园区，需要提供很多配套设施和服务，例如土地“七通一平”，这需要进行大量前期投资。那么，政府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土地财政了。2010年，中部地区某地级市的一位处长跟我说，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90%了。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城乡土地征收、储备和出让等一系列举措，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甚至地方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然后借助土地出让金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夸张地说，不能理解土地财政，就不能理解中国的基层治理。

因此，本节主要探讨关于土地财政的三个问题：第一，土地财政是怎么来的？理论上，在多数情况下，政府的收入应该主要来自税收，而不是土地出让金这种非税收入。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企业所得税，美国州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税。因此，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地方政府开始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而不是主要依靠税收。第二，土地财政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将从高房价、收入分配、资源错配、腐败、金融风险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让大家理解为什么土地财政是难以持续的。第三，如果说土地财政是难以持续的，那么现在有什么办法逐渐破解这种“西西弗斯困境”，让地方政府走出土地财政的困局吗？比如，有人建议地方政府应该从“土地财政”变成“股权财政”，这条路是否走得通呢？

一、 土地财政的由来和现状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第一波增长高峰是1984年前后，第二波增长高峰是1992年前后。尤其是1992—1994年那三年，年平均GDP增长率在13%以上，对照来看，2023年中国GDP增长率是5.2%，2024年是5%，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1992年前后出现了如此一个增长高峰呢？这归功于两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一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下，中共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国都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二是国家决定在一些沿海地区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出口的重要政策。例如，1994年决定实施人民币贬值，将美元兑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从5.8元一次性提高到8.7元，贬值幅度高达50%。这也成为当时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因素。同样是1994年，根据当时的增值税暂行条例，所有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也就是按照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实行全额退税。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所主张的，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

在上述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东南沿海特别是苏南地区和广东等地开始大力建设各种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大力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甚至为此开展了局部地区的“GDP竞赛”。在第二章第三节《中国官员的晋升规律》和第六章第二节《干部考核指标越多越好吗？》里面，我提到了地方官员的经济绩效考核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源头就在这里。那么，为什么东南沿海地区要大力招商引资和发展民营经济呢？这又有两个重要背景。其一是90年代后期由于机制体制僵化，国企大量亏损，以至于1997年中央提出了“国企三年脱困目标”。既然国企经济效益不好，地方政府当然要大力对民企和外企招商引资了。其二是1994年中国实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财税体制改革，即分税制改革。所谓分税制，就是中央和地方按照不同的税种，各收各的税。在分税制之前，中国先后实行的是统收统支和财政包干制。统收统支就是地方收的税全部交给中央，然后中央再根据需要拨给地方，很显然这种税制无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财政包干制又导致地方政府把税收隐藏在本地企业里，导致超出包干基数的增量税收部分几乎没有增长，中央因此流失了税收。在分税制下，所有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当时规定，中央大型国有企业的所得税作为中央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作为地方税。最重要的是，税收中的大头即增值税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由中央垂直管理的国税局来征收，然后和地方按比例分成，这样既避免了地方隐藏税收的问题，也实现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激励相容。分税制改革的结果是，中央税收在全国税收中的比例大幅提高，由分税制改革前的30%左右提高到了50%以上，而地方税收的比例则相应大幅下降（图7—3）。当然，这里没有考虑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财权不断上收的同时，事权则不断下沉。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要承担教育卫生、科技环保和社会稳定等各方面的投入，并负责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支出。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使得地方财政日益捉襟见肘，亟须开拓新的财源。正是在国企改革和分税制改革的双重背景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来拉动经济增长，获得更多财政收入。

某种程度上，建设工业园区就相当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因为工业企业需要成片的土地建设厂房，而地方政府想要吸引上下游产业，建设完整的产业链或者产业基地，更加需要大片土地。土地来自哪里呢？来自地方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和城市原有住房的拆迁。1998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不管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都必须经过政府征收，才能进入土地二级市场，变成建设用地或商品房用地。因此，地方政府成为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垄断供应者。

地方政府通过一级市场征收到的土地一般是“生地”。地方政府拿到生地之后，还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三通一平”，把它变成“熟地”，然后再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后来又通过比较规范的“招拍挂”方式（即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卖给工业企业，并收取土地出让金。所谓“三通一平”，就是通电、通水、通路以及地面平整。毕竟，地方政府不可能让企业在一块水稻田里生产汽车。土地出让金是企业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向地方政府交纳的一次性价款，它不是税，也不是交给中央政府的。而且，为了吸引优质企业，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各种优惠。在土地整理方面，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断加码，从早期的“三通一平”到“五通一平”，再到“七通一平”乃至“十通一平”。用今天的话来说，“内卷”越来越严重。在税收优惠方面，很多地方政府也开展了“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从“两免三减半”“三免三减半”发展到“五免五减半”。什么是“两免三减半”？就是企业在第一年至第二年免交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交纳企业所得税。因为税率是全国统一的，所以地方政府私自减免税收是违规的，这一行为后来被中央禁止。税收竞争在推动招商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例如增加了环境污染、减少了地方公共物品提供以及对不发达地区造成了负外部性。^[2]

特斯拉落户上海，就是中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的典型案例。当时，苏州、重庆、安徽等多个地方政府都想争夺特斯拉这个超级客户，但最终花落上海。上海市政府为了拿下特斯拉“超级工厂”，先是以超低价格给了特斯拉1 300亩的工业用地，然后再提供大约200亿元的低息贷款，其中大部分是无抵押贷款，并且在建设审批方面一路绿灯，特事特办。以至于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从奠基开工到正式交付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比美国的同类工厂快了两倍，创造了令人惊讶的“上海速度”。

可想而知，在这种“逐底竞争”的格局下，地方政府从工业园区的土地出让中基本赚不到什么钱。不赚钱，那地方政府是在做亏本买卖吗？当然不是。虽然土地出让不赚钱，但是企业投资生产之后还要交增值税、所得税，还能拉动上下游产业链，还能带来大量的就业。地方政府看重的是工业土地出让的附加值。

关键是，精明的地方政府发现，虽然工业用地出让本身不赚钱，但是商住用地出让却很赚钱。1978年，中国城市常住人口占比还不到18%，此后一路增加到2021年的65%左右。海量人口进城，也产生了对住房的海量需求。1998年之前，城市居民住房是以单位分配为主，住房是一种福利。《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发布后，住房分配体系从实物福利分房全面转向货币化分配，从此居民成为住房的购买主体。因此，城市化极大地刺激了居民的住房需求，也进一步带来了商业用地的需求，因为居民多了，消费的人也就多了。但是在地价方面，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差别很大。优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以在事前跟地方政府讨价还价，恨不得零地价拿地，而且一旦觉得营商环境不好，大不了事后“用脚投票”。但商住用地的需求者主要是商户、当地居民和企业职工，特别是后两者很难“说走就走”，这就导致商住用地的价格更高。根据浙江大学汪晖教授的估算，中国工业用地价格非常低，是平均地价的1/8，住宅用地的1/13，相比之下，美国纽约的工业用地价格是住宅用地的1/3。^[3]

基于商住用地的房地产开发，土地出让价格高只是带给地方政府的好处之一，好处之二是房地产行业的税收种类多。表7—3概括了房地产行业从建设到使用再到交易的各个环节的主要税种，加起来地方政府一共可以收11次税。不同地方略有差异，但大体如此。

房地产行业带给地方政府的第三个好处在于它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因为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特别长。房地产行业包括开工环节（工程机械、水泥、钢铁）、竣工环节（玻璃、建材）、使用环节（家具、家电）三个部分，这还不包括相关的金融和房地产交易等服务业。据估计，2004—2018年中国房地产业从业人数由396万增加到1 264万，2023年从业人数估计达到1 300万，比2020年教培行业最火热时的1 000万从业者人数还多。^[4]正因为房地产行业税收多、产业关联效应强，2003年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首次明确将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们将土地财政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5]总结如下（图7—4）。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企业入驻，拉动工业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高价出让商住用地，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然后再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并对工业用地进行交叉补贴。通过“左手倒右手”，地方政府实现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改善了城市面貌，还获得了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并且这些政绩还会为主政者带来财政收入、政治晋升，但也可能滋生寻租的空间。这种一石多鸟的事情，天底下不好找。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无法关上。这种一本万利的盈利模式被各个地方迅速克隆，在2000年之后遍地开花，愈演愈烈，终于变成了一种为城市政府普遍生财的“土地财政”现象。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引用过一句民间谚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当土地财政成为一种现象时，这句话的后半句算是名副其实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到2024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数额如图7—5所示。1998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不过500多亿元，大约是当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10%；但是2007年就超过了1万亿，到了2021年已经达到了8.7万亿，相当于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78%。从1998年到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增长了170倍。

图7—5展示的是全国土地出让金增长的整体情况，为了体现区域差异，我们根据公开数据进一步计算了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31个省（区、市）在2008年、2018年和2021年三个时点的土地财政状况（图7—6）。在下图中，我们用当年本省土地出让金占GDP的比例来度量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这个比例越高，表示本省越是依赖土地财政。在各个省份中，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省份居然是浙江，江苏省排名第二，而江浙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第三名是贵州省，然后是重庆市和江西省，这些都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相对富的地方和相对穷的地方，都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富裕地区依赖土地财政，是因为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土地价格越高，因此出让土地收入越高；而贫穷地区依赖土地财政，是因为除了土地，没什么值钱的资源可出让了。

看完了全国和各省份的数据，再来看看城市数据。图7—7显示了中国37个主要城市2017—2021年平均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不过，这里土地财政依赖度的算法和上面不同，现在是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出让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城市是杭州。这不奇怪，因为我们前面发现浙江省是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省，而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和副省级城市，自然也是土地最贵的地方。然后是佛山、南京、武汉和广州，前5名都是发达地区。土地财政依赖度最低的城市，依次是深圳、上海和北京。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土地出让金都到了哪一级的地方政府口袋里呢？是省级政府，市级政府，还是县区基层政府？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作为一项非税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在政府的会计科目上属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21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93 936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7 051亿元，占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92.67%。换句话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几乎都是土地出让金，此外还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车辆通行费收入、污水处理费收入等其他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吕冰洋教授近年的研究计算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情况，这就可以推测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情况。图7—8显示，2017年之前，县级政府获得了大约一半的土地出让金，剩下归省里和市里。但是，2018年之后，估计土地出让金太重要了，市里获得的份额开始稍微超过了县里的份额，而省里的份额一直在下降，最后不到10%。这意味着，县区基层政府既是大部分土地的实际控制者，也是土地财政的主要受益者。

二、 土地财政的后果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土地财政加速了地方政府的资本积累，推动了城市建设，但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代价和严重的后果。

其一，土地财政导致了高房价。土地成本在开发商建房成本中的占比居高不下，是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例如在2013年的楼市热潮中，有从业者表示，在北京市，土地成本在房价中的占比基本上是50%—60%，而同期开发商如果在马来西亚建房子，土地价格是每平方米2000元人民币，房价是2万元人民币，土地成本只占房价的10%。此外，有经济学家指出，即使与不少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土地成本在整个经济建设投资当中的占比也明显偏高。因为房价和土地出让金是正相关的，所以当地方政府想不断提高土地出让金收入时，房价必然水涨船高。例如，2001年全国商品住宅的平均售价是2 017元/平方米，2021年涨到了10 396元/平方米，20年涨了5倍。在一线城市，房价甚至涨了几十倍。然而在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涨幅还不到6倍。而且，地方政府往往利用自己在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控制商住用地的供给。据统计，地方政府每年出让的土地中，一半以上都是工业用地，而住宅用地只占不到20%。显然，在房地产问题上，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断提高的土地出让金和难以承受的高房价之间的矛盾。

其二，土地财政加大了贫富差距。2014年，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到0.5。与此大体同时，根据北京大学谢宇课题组的报告，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并且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只占全国的1%左右。^[6]家庭财富的不平等超过了收入的不平等，是因为房产构成了主要的家庭财产，并拉大了收入差距。而且，相对于工资收入，以房产为主的家庭财产更缺乏弹性，更容易导致阶层固化。

其三，土地财政导致了资源错配。土地财政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制造了大量的“鬼楼”“鬼城”。这纯粹是资源浪费。此外，2010—2020年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达到了108万亿。这些依靠土地财政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多只能产生很少的现金流，投资回报率并不高，而且会引发债务风险。

其四，土地财政导致腐败问题。依靠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大量投资建设各类新城区、开发区，以及城市道路交通、城市管网和生态园林等城市基础设施，而工程项目一直都是难以监督的腐败高发地带。

其五，土地财政会带来金融风险。2020年，房地产业创造增加值7.3万亿元，占GDP的7%，但房地产相关贷款已超过67万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9%，相当于GDP的66%。在负债方面，很多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了80%，居民的负债率接近了70%，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7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2021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超过了80万亿元人民币，按平均利息为4%—5%计算，每年利息就高达3万亿—4万亿元。2021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毛收入为8.7万亿，扣除成本之后的土地出让金纯收入大概只占其中的20%—25%，甚至可能下降至10%左右。^[7]因此，现在土地出让金的纯收入连地方债务的利息都不够支付。

除了上述风险和后果，关键是，土地财政所依赖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供给过剩。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2022）的测算，假设2021年到2035年，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75%，同时假设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42平方米提高到50平方米，城镇最多还需要新建150亿平方米住宅。那么未来14年，平均每年只需新建10.7亿平方米住宅。然而在过去的三年里，平均每年新开工住宅面积已经高达15.9亿平方米。这意味着今后房地产业哪怕只保持现有建设规模不再增长，以后每年都会有大约1/3的新建住房出现过剩。再考虑到已经囤积的土地以及不断降低的人口出生率，今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每年都将减少至少三分之一。因此，不管是从后果来看，还是从趋势来看，土地财政都是不可持续的。

三、 土地财政的出路

既然土地财政不可持续，那怎么办呢？起码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化解地方政府的现有债务，二是如何找到可持续的财源。说实话，这两个问题都不好解决。

出路之一是改革现有土地制度，打破地方政府对住宅用地的垄断供应权。比如，允许集体土地入市，允许农户闲置宅基地在不违反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进行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从而提高土地供应量。虽然增加土地供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价，但是又加剧了住房供应的过剩问题，而且也没有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源问题。

出路之二是政府收购滞销的商品房，将之转为廉租房和公租房。这种思路其实就是新加坡的住房模式。本来，中国内地的土地财政就是大量参考借鉴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做法。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负责规划兴建保障性住房（即“组屋”），并鼓励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购买，但房子的所有权属于政府。房主只有住满一定时间才能转售，且只能转售给符合条件的人。最终，80%的中低收入者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里，剩下20%的高收入者通过市场渠道购买商品房。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土地财政并不必然导致高房价。这正是成功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和市场各取所需，和谐共处。那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没有“学会”呢？这在很大程度与中国特色的官员晋升与绩效考核方式有关，并且再次印证了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前面介绍的出路主要是降低房价，但关键问题是，如何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财源，以便取代卖地收入呢？有人提出了出路之三，用“股权财政”取代“土地财政”。所谓“股权财政”主要是指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给地方政府的利润，以及各类政府性基金及城投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但问题是，“股权财政”规模整体较小。一是大部分地方国企其实并不赚钱，赚钱的主要是央企，这无法给地方政府“输血”。二是很多政府的股权投资要多年才能收回，而且目前来看投资回报率并不高。从逻辑上讲，如果市场行情不好，凭什么政府投资比民间投资更能挣钱呢？三是股权投资基金分布不均匀，不利于欠发达地区。图7-9展示了全国股权基金的地区分布情况，其中计划单列市单列，数据不计入所在省份。根据中基协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末，已备案的私募股权、创业基金约5.1万只，合计金额约14万亿元。然而，大约一半的基金都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8]

既然上面三条路都走不通，那还有别的出路吗？比如征收房产税，比如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又比如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税种，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但当务之急是，重疾不能下猛药。房地产有泡沫，但泡沫要慢慢挤；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也需要逐步化解。人们担心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能持续，有一个隐性前提，那就是政府必须承担起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角。但是，这个隐性前提并不必然成立，至少并不总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成立。收入和支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收入不能持续增加，降低支出同样是一个解决之道。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年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很多“刚性”的支出其实是弹性的，还有很大的削减空间。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关键在于转变理念，从发展型政府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样才能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降低金融风险，防止软预算约束。一句话，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

^[1] 2024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对此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综述（Acemoglu et al.，2005）。

^[2] 很多国内外学者研究了税收竞争的利弊以及“逐底竞争”的负外部性，例如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以及van der Kamp等（2017）。

^[3] 来自汪晖2023年1月13日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次演讲，题目是《地方经济结构、区域竞争与工业用地价格的形成逻辑》。

^[4] 不同的统计口径可能导致从业人员数量存在差异。上述数据的来源：任泽平团队，《什么是房地产新模式？》，新浪财经，2024年8月8日。

[5] 陶然（2023）从讨论中国模式的角度，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土地财政的来龙去脉。

^[6] 《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光明日报》，2014年8月5日。

^[7] 数据来自陶然（2023）。

^[8] 参见《中国资本市场深度研究：政策新周期，创投新生态》，报告出品：中信证券，腾讯网，https://news.qq.com/rain/a/20230424A05SVK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