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跟中国（包括1949年前）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在全美所有高校中名列榜首。哈佛大学最早的发展跟鸦片贸易有密切的关系，在过去和现在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中国也是它吸纳捐赠基金和投资的重要基地，哈佛还有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最有水平和影响力的机构。在中美战略竞争全面铺开的今天，哈佛又成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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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渊源与人物轨迹（19世纪至20世纪）

19世纪上半叶，以托马斯·汉达西德·珀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约翰·普金斯·库欣（John Perkins Cushing）以及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福布斯家族为代表的波士顿商人，通过在广州经营土耳其与印度鸦片走私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些精英家族随后通过遗产捐赠、设立“珀金斯讲席教授”等方式将资金注入哈佛大学，为其早期物理、天文及人文教育奠定了资金基础。

1880年，来自浙江宁波的青年丁崇吉（Shung Kih Ting）入读哈佛，成为哈佛历史上首位中国留学生。20世纪初，大批中国留学生赴哈佛求学，其中包括现代语言学奠基人赵元任（1918年哲学博士）、气象学家竺可桢（1918年气象学博士）、历史学家陈寅恪（1918–1921年研读梵文）、文学家林语堂（1922年硕士）、财政官员宋子文（1915年学士）以及公共卫生奠基人刘瑞恒（1913年医学博士）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哈佛培养了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995年肯尼迪学院MPA）以及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李稻葵等学术与政策精英。根据初步统计，在21世纪，哈佛大学从中国直接招收的学生近1500人。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二、 学术机构与在地平台的建立

随着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哈佛大学陆续建立了多个专门处理中国学术事务与在地合作的机构。

1928年，燕京学社在哈佛成立。它是根据美国发明家及企业家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美国铝业公司 Alcoa 创始人）的遗嘱，用他的遗产三分之一（约1000万美金）支持北京的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共同成立的一个旨在资助亚洲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哈佛燕京学社每年从整个亚洲招收约 20 至 30 名 访问学者与访问博士生，它目前有一个4亿美元的基金。

1955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哈佛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该中心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007年，又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该中心早期的支持费用来自福特基金会与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它确立了美国战后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范式。费正清中心目前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一部分，每年的预算在2千万美元左右。

2006年，为了更好底吸纳来自大中华地区的捐赠，哈佛大学成立了中国基金（Harvard China Fund），它由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管理，其宗旨是支持全校范围内的教师研究、赞助学术会议、资助学生在华实习与留学项目，从而巩固哈佛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哈佛大学并未专门公开哈佛中国基金的捐赠金额，但根据美国教育部披露的数据，过去二十年来，来自大中华区的外国捐赠总额（涵盖个人捐款、机构合作及区域性基金）已超过 6 亿美元。

2010年，哈佛大学在上海陆家嘴建立哈佛上海中心，由时任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亲自揭牌，成为哈佛在华举办高管培训、学术研讨和校友活动的核心实体。尽管近年来运作规模有所减小，哈佛大学并没有象其他美国高等学府一样将该中心撤销。

（哈佛大学上海中心）

三、 资本运作与精英培训（2000年代–2010年代）

21世纪初是哈佛与中国交集最为密集的时期，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培训和中国富豪的巨额捐赠。

自1990年代末起，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HKS）通过“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及2002年启动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由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与哈佛联合举办），累计为中国培训了上千名中高级官员（绝大多数为厅局级，亦包含部分省部级领导如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等）。这一机制一度被视为中美“半轨外交”与管理经验交流的重要桥梁。

2013年，中国恒大集团出资支持哈佛成立了三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哈佛绿色建筑与城市中心、哈佛免疫学和疾病研究中心、哈佛数学科学中心）。哈佛大学一直没有公布恒大集团捐赠的数目和安排，但目前这三个中心都在运营之中。

2014年，香港恒隆集团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创下哈佛建校378年历史上单笔捐款最高纪录。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由此更名为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同年，SOHO中国创始人潘石屹、张欣向哈佛捐赠1500万美元，设立专资助中国贫困留学生的助学金。

哈佛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曾分别于2008年3月和2015年3月两次访问中国，均受到习近平（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2015年时任国家主席）的亲切接见，双方就中美教育合作、人文交流及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最后，长期以来，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在中国投资或持有中国上市公司股票。虽然哈佛大学从来没有公布其捐赠基金与中国相关的投资的精确总额，但它不仅在公开市场购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更是中国许多顶级私募股权（PE）和风险投资（VC）基金背后的重要“金主”，比如，哈佛捐赠基金是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最早且最大的出资人之一。通过投资这类顶级私募，哈佛间接持有过大量中国互联网、科技、医疗和消费类巨头（如腾讯、京东等）的早期股份，并从中获得了极其丰厚的回报。

（习近平主席接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

四、 转折与风暴：从“千人计划”案到官员培训停办（2018–2023）

随着中美大国博弈的加剧与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全面收紧，两国的学术合作近年来遭遇重大转折。中方严格规范出国培训制度和美方对敏感政界背景人士审查的加剧，肯尼迪学院的集体式官方高管培训项目在2018至2020年间全面终止。

2020年，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前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查尔斯·麦克纳利·利伯（Charles M. Lieber）因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及与武汉理工大学的合作协议被捕。2021年12月陪审团裁定其虚假陈述与逃税罪名成立，2023年4月被判处监外看管及补税罚款。此案成为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学术审查案件之一。利伯目前在清华大学深圳分校担任科研任务。

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近年来也大幅削减了在中国股市、中概股、私募和风投领域的投资。

（哈佛大学在2013年至2019年之间从中国吸纳的资金超过其他美国同类私立高校）

五、国会安全调查与“特殊关系”审查（2024–2026）

2026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与教育和劳工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份长达53页的调查报告——《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Compromised Independence: CCP Influ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标志着国会对哈大学与中国关系的审查进入制度化阶段。

报告指出，哈佛研究人员与被美方认定具有国防背景的中国“国防七子”高校（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联合发表了140多篇学术论文，涉及机器人等敏感和军民两用技术领域；报告指责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在开展卫生管理高管培训项目时，未能有效识别并防范受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中国准军事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相关人员参与；报告声称哈佛设立非营利实体“哈佛全球”（Harvard Global）就是为了“规避”《高等教育法》第117条关于外国资金披露的要求（根据教育部数据库，哈佛申报的来自中国的资金累计超过 6 亿美元，居全美高校首位）；报告还重新审核了2024年4月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哈佛发表演讲时的学生抗议事件，批评哈佛校方在应对涉华争议时优先维护与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的关系及经济利益，而非坚守国家安全与人权原则。

国会委员会要求哈佛大学全面重组研究安全职能、取消可能的资金规避机制，并呼吁通过立法进一步限制接受联邦资助的高校与受风险审查的外国机构合作。结合美国国防部要求30所高校审查外国合作关系的命令，以及2025年以来联邦政府因安全与意识形态争议对哈佛施加的数十亿美元联邦科研资金的审查与冻结，哈佛大学百年来的对华交流模式已进入高度受限、合规严苛且充满政治动荡的新阶段。

（美国国会对哈佛大学与中国特殊关系的调查报告的封面）

中美之间的竞争和美国行政特别是立法机构对中国的敌视与警惕正在考验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曾为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美国对中国事务的深度研究、双边和多变的科技和学术合作及对中国各方面人才的培养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哈佛大学作为独立和富裕的私立学府，它既不会绝对屈从于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无理要求，也不会完全终止与中国的各种关系，但它会在与中国交往时更加谨慎。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消弱、行政和立法权力的更迭和美国新一代领导要让美国再次振兴的努力，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关系会在不远的将来迎来新的春天。

相关链接：

1）美国国防部扩大“问题外国机构”名单：复旦、上交等中国高校被列入

2）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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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条旗报》的历史

1. 南北战争时期创刊（1861年）：

《星条旗报》的诞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内战。1861年11月9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北军）第11、第22和第19伊利诺伊步兵团的几名报业出身的士兵，在占领了密苏里州布鲁姆菲尔德（Bloomfield）的一家当地报馆后，借用其设备印发了第一期《星条旗报》。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正规化（1918年）：

在一战时期，《星条旗报》最终进入正规化。1918年2月，在美国远征军（AEF）总司令约翰·潘兴将军（Gen. John Pershing）的倡导和指令下，《星条旗报》在法国巴黎重新创刊，并确定为面向驻欧美军的周刊。潘兴将军明确指示，该报应当“由士兵为士兵编写”，反映基层官兵的声音，而非单纯的军方行政通报。这一时期的《星条旗报》汇聚了一大批出色的新闻人才，其中包括后来创办《纽约客》杂志的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以及知名评论家亚历山大·伍尔考特（Alexander Woollcott）。在一战末期，其每周发行量已突破50万份。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转型（1942年至今）：

二战爆发后，《星条旗报》于1942年4月在伦敦再次复刊，并迅速扩展为在欧洲、地中海、北非以及太平洋等多个战区发行的日报网络。著名的战地记者恩尼·派尔（Ernie Pyle）和漫画家比尔·莫尔丁（Bill Mauldin）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直面战争残酷、展现士兵真实心声的作品。莫尔丁创作的“威利与乔”（Willie and Joe）卡通形象描绘了前线步兵的艰辛，曾招致巴顿将军（Gen. George S. Patton）的极度不满，但艾森豪威尔将军等人选择支持《星条旗报》，强调维护前线士气需要真实的表达，而非虚假的赞美。

二战结束后，《星条旗报》转变为美军海外驻扎社区的永久性新闻机构。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星条旗报》记者始终活跃在美军战术一线，逐渐从战地快报演变为兼具独立调查、军事评论和国际时事报道功能的综合性军内报刊。

（图片说明：1969年9月，美军士兵在南越古支（Cu Chi）阅读《星条旗报》。该报在对美军进行独立报道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

二、《星条旗报》目前状况

1. 员工人数：

《星条旗报》在全球范围内雇用了约 300 名文职与专业人员。不同于一般军事公关部门，《星条旗报》的采编骨干绝大多数为文职新闻记者与编辑，并拥有独立于军队指挥链的职业道德准则。其新闻分社遍布华盛顿特区、德国斯图加特、日本横须贺、冲绳、韩国平泽以及中东前线基地。

2. 预算规模与资金来源：

其年度总运营预算在 4000 万至 5000 万美元之间。其财政结构呈现出独特的混合模式：约 65% 的资金来自国防部拨款（通过国会国防授权法案划拨）；剩余约 35% 依赖商业自筹收入，包括商业广告销售、海外基地的报刊零售与订阅，以及第三方商业出版物的印刷和发行服务。

3. 编辑方针：

《星条旗报》的编辑方针严格遵照“第一修正案原则”。国防部现行指令（DoD Directive）明确规定：必须保证新闻与信息向读者自由流动，严禁对报纸进行新闻管理（News Management）或审查，不得故意隐瞒不利于军方的信息。 其报道宗旨强调客观、中立，既覆盖美军官方政策、高层人事变动与武器装备前沿，也深入报道军人薪酬福利、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军队内部性侵案以及官僚主义腐败等敏感问题。

4. 印数与网上流量：

《星条旗报》每周出版五天（周一至周五）。受数字化转型及美军海外撤兵影响，其传统纸质报纸日均印刷量在 1.5 万至 2.5 万份之间，年总印发量约为 620 万份。其数字版已成为主要流量入口，目前每天通过网络与海外印刷版共触及约140万读者，网站年独立访客量维持在 1400 万左右。

（图片说明：《星条旗报》的网站首页，网址是stripes.com）

三、该报与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的关系

《星条旗报》在体制内处于一种极度罕见的“制度性悖论”之中：它的上级是五角大楼，但法律却要求它监督上级。

从法律地位来看，《星条旗报》隶属于国防部媒体活动局（Defense Media Activity, DMA）。然而，为了防止军方将该报异化为行政宣传工具，美国国会在1991年通过立法，特别设立了“公众编辑/监察员”（Ombudsman）一职。该岗位直接向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报告，其法定职责就是保护《星条旗报》的编辑独立性，阻止国防部或各军种官员对新闻采编进行干预或施压。

这种特殊的架构使得《星条旗报》与历届政府和五角大楼高层之间时常发生剧烈摩擦：

• 越战时期： 报纸曾因大量刊登前线士兵对战术指挥的不满以及反战思潮，多次遭遇驻越美军司令部的审查压力，但最终在国会干预下得以保留独立报道权。

• 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时期： 该报调查报道了前线美军装甲车辆缺乏防护、防弹衣交付延迟等丑闻，迫使五角大楼紧急追加采购。

• 特朗普第一任期（2020年）： 特朗普政府的五角大楼曾试图通过削减全部三千多万美元拨款彻底关闭《星条旗报》。当时该计划遭到两党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特朗普随后在压力下推翻了军方的决定，宣布继续向该报提供资金支持。

四、国防部长对《星条旗报》“整肃”建议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任命彼得·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出任国防部长。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五角大楼对媒体采取了强硬态度，而《星条旗报》成为了其“文化战争”与意识形态整顿的核心目标之一。

1. 批评“觉醒主义”与收紧采访权限

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Sean Parnell）公开指责《星条旗报》充满了“削弱部队士气的觉醒主义干扰（woke distractions）”，声称该报偏离了军事正轨，刊登了过多社会议题与政治争议。

2. 官方提出的“整改纲领”

2026年1月至3月期间，五角大楼通过发言人声明及内部指令备忘录，向《星条旗报》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整改”（Overhaul）与重组要求：

1. 重构内容方向： 要求报纸剥离所有与文化争议、社会议题及“华盛顿八卦”相关的报道，将所有内容“量身定制给战士”，全面聚焦于“作战能力、武器系统、体能状态、杀伤力与生存力”。

2. 切断外部电讯社源： 明确指令《星条旗报》停用并删除路透社（Reuters）和美联社（AP）的电讯稿，防止外部主流媒体的“偏见”渗入军内。

3. 人员体制军管化试探： 五角大楼提出计划，拟将《星条旗报》的采编人员逐步替换为现役军人，以实现完全的军事纪律约束。

3. 解雇公众编辑史密斯

面对整改压力，担任《星条旗报》公众编辑的杰奎琳·史密斯（Jacqueline Smith）自2026年1月中旬起连续撰文，指责国防部试图非法控制报纸的编辑内容。作为回应，五角大楼于2026年4月强行解雇了史密斯。史密斯随后于6月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及五角大楼采取报复手段，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新闻自由与法定监督权。

五、该报对“林肯号”航母的报道及其后果

2026年8月中旬，《星条旗报》与《海军时报》（Navy Times）联手刊发了一篇震惊全美军界的调查报道。

1. 报道核心内容

• 水兵试图跳海： 披露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USS Abraham Lincoln）在长期高强度部署期间，舰上连续发生多起水兵因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试图跳海自杀的极端事件。

• 生活条件恶劣与士气崩溃： 报道详细列举了舰上生活设施损坏、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心理健康干预缺失等内部隐患，以及官兵和家属对海军高层部署政策的极度不满。

2. 产生的后果与政治地震

该报道刊发后，迅速被各大主流媒体转载，引起了国会军事委员会的高度关注，民主党议员纷纷要求对海军的战备状态和兵员心理危机展开调查。这一报道直接击碎了五角大楼试图对外展示的美军“高昂士气与战备状态”的官方叙事，被国防部高层视为不可容忍的“丑闻”。该报道发表后仅数日，五角大楼便对《星条旗报》高层下达了清洗指令。

六、主要领导人被解雇的情况与各方反应

1. 高层清洗过程

• 发行人马克斯·莱德勒（Max Lederer）： 担任发行人19年、服务报社超30年的莱德勒于 2026年8月18日向员工宣布因与国防部领导层存在“根本性分歧”而决定提前退休。然而，在8月21日，五角大楼直接向其下达了提前解雇通知（Separation Notice）。

• 总编辑埃里克·斯拉文（Erik Slavin）与中东记者拉拉·科尔特（Lara Korte）：2026年8月21日，五角大楼以“抗命”（Insubordination）为由，同时解雇了总编辑斯拉文和资深记者科尔特。

2. 被解雇领导人的反应与申诉

当事人对五角大楼给出的“抗命”罪名做出了极不妥协的揭露：

• 埃里克·斯拉文（Erik Slavin）：斯拉文指出，所谓的“抗命”，是因为他此前在接受 CBS 采访时公开表示：“如果有人要求我们放弃客观报道、改登五角大楼写好的软文，那将是我死守的底线。我们必须为军人提供独立报道。” 斯拉文表示，他坚持的是国会法律保障的编辑独立权，绝不后悔。

• 拉拉·科尔特（Lara Korte）： 科尔特在 X 平台公开声明：“今天，我被告知国防部以‘抗命’为由开除了我，仅仅是因为我告诉 CBS 记者，我服务于《星条旗报》——而不是五角大楼，不是任何一届政府，也不是任何政治决策者。”

• 马克斯·莱德勒（Max Lederer）：莱德勒在致员工信中坦言：“我对领导理念的理解，以及对《星条旗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领导层设想的方向存在根本性差异。”

  

  （图片说明：2026年8月24日《星条旗报》头版截屏，其中一条报道为“五角大楼解雇《星条旗报》编辑、出版人和记者”，周一共24版）

3. 社会各界与政坛的剧烈震荡

• 新闻自由团体谴责：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等新闻倡议组织严厉抨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指责其试图操纵军方媒体并打压独立新闻自由。

• 国会强烈反弹： 众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连同38名国会议员此前已向赫格塞斯发出公开信，要求其停止对《星条旗报》的政治干预。解雇事件发生后，多位议员承诺将在国会发起调查与听证会程序。

• 军方新负责人的表态：被五角大楼指派接管报社的现役军官亚伦·厄班（Aaron Urban）发表公开信，称“五角大楼依然承诺保障编辑独立”，但强调报纸必须加快“数字化转型”并接受管理层的现代化重组。

美国军报被整肃的风波远不只是一次普通人事争议。其背后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理念的冲突。一种观点认为，《星条旗报》首先应该是服务军队建设的媒体，重点宣传战备、武器和军人价值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必须保持与商业媒体相当的独立性，持续监督军队和国防部本身。

《星条旗报》遭遇整肃也是特朗普执政理念及其MAGA运动诉求的必然后果。从南北战争的战地小报，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人日报，再到今天围绕新闻独立而爆发的争议和目前由国防部启动的严厉整肃，它的最终命运不仅是这家老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会成为美国整个新闻媒体有史以来以宪法第一修正案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的实践会不会被遭受重创的坐标。

（剑桥大学教育学讲座教授杰森·阿尔戴，图片来在《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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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一个口号就是一旦当选将会在联邦政府内部和美国社会大规模取缔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化、公平与包容）。他认为DEI已经偏离了“机会平等”，变成了按种族、性别和身份进行优待的制度，因此是一种新的逆向歧视。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入主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终止激进且浪费的政府DEI项目》（Ending Radical and Wasteful Government DEI Programs and Preferencing）行政令。该行政令要求：终止联邦政府DEI项目，关闭DEI办公室，取消首席多元化官（Chief Diversity Officer）职位，取消各部门的公平计划（Equity Action Plans）和停止与DEI相关的培训、考核和招聘要求。次日，特朗普又签署《终结非法歧视并恢复择优机会》（Ending Illegal Discrimination and Restoring Merit-Based Opportunity）行政令，撤销拜登时期多项DEI行政命令，取消联邦承包商长期执行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要求，要求司法部研究如何打击被视为违法的DEI项目。 司法部还明确放风，如果美国企业或机构的DEI计划涉及按种族或性别进行区别对待，可能受到调查。 美国联邦政府对私立大学没有行政管理权，但特朗普通过教育部和其他联邦部门掌控的资金施压，要求美国高等学府取消在招生和雇人时严格执行的DEI原则。比如，特朗普政府要求哈佛改革招生和招聘制度、减少种族偏好政策、调整部分DEI办公室和项目和接受政府对反犹主义问题和校园治理的调查。哈佛与联邦政府因此爆发激烈冲突。其他藤校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布朗大学迫于压力，主动调整了自己的DEI项目，以降低法律和财政风险。许多学校将“DEI办公室”改名，弱化种族优先表述，更强调“机会平等（Equal Opportunity）”而非“结果公平（Equity）”。英美很多保守派人士把阿尔戴事件视为DEI过度扩张的恶劣后果。他们认为剑桥大学在追求多元化时，对学术职位候选人的学术能力和背景核查不够严格。英国前保守党议员Jacob Rees-Mogg甚至直接批评剑桥：过于相信DEI理念，以至于判断失准。阿尔戴事件恰好发生在欧美高校反思DEI的大背景下，因此被许多人视为这场文化与教育大战中的标志性案例。本文根据《纽约时报》8月15日的题为“Professor’s Death Leaves Behind Hard Questions for Cambridge on Race and Hiring”的报道编译而成，Copilot在编译过程中提供了协助。】

2023年，当37岁的杰森·阿尔戴（Jason Arday）走进剑桥大学时，媒体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传奇。这位来自伦敦加纳移民家庭的黑人学者，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对于长期被批评缺乏多元化的剑桥大学来说，他的雇佣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按照阿尔戴本人的讲述，他从小患有自闭症和严重发育障碍，11岁前几乎不会说话，18岁才学会阅读。然而，他后来不仅完成博士学位，还成为国际知名学者，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并积极倡导教育公平与种族平等。

这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励志故事：一个被命运抛弃的孩子，最终登上世界顶尖学府的讲台。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媒体喜欢，大学喜欢，公众也喜欢，家里有残障孩子的父母更喜欢。

剑桥大学给予他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光环。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剑桥的认可让他的声望迅速飙升。各种采访、演讲和荣誉接踵而来。校方甚至公开称赞他的研究成果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但在掌声背后，一些人开始提出疑问。他的学术成果是否真的达到剑桥教授的标准？他的履历是否像宣传的那样耀眼？他的传奇经历是否经得起核查？

事实上，剑桥对这个职位的招聘标准要求候选人拥有国际公认的研究成就以及指导博士生的丰富经验，而阿尔戴当时的发表记录并不突出，也缺乏长期培养博士生的经历。但是，其他三位资历更深的竞争者均被淘汰，而他却获得了这个职位。

之后不久，各种质疑接踵而来。

最初，人们关注的是他的学术论文。英国学者向剑桥大学举报称，阿尔戴的部分论文存在抄袭嫌疑。后来又有更多研究者指出，其博士论文和多篇文章存在大量引用不规范甚至涉嫌剽窃的问题。然而，剑桥大学并没有立刻展开严厉调查。相反，校方在相当长时间内公开支持他，甚至将批评者描述为针对黑人学者的恶意攻击

（剑桥大学，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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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不断升级

学术问题开始与种族、多元化政策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纠缠在一起。越来越少的人关注事实本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队。有人认为他是种族偏见的受害者。有人认为他是高校“政治正确”失败的典型案例。而处于风暴中心的阿尔戴先把这种质疑视为种族歧视，但面对质疑者提出的证据，他越来不能自圆其说。

随后，更严重的问题被揭露出来。《纽约时报》采访了曾与他一起成长的人士以及相关专业人员。调查发现，他关于“11岁前完全不会说话”的说法，很可能并不真实。有人回忆，他小时候不仅会说话，还经常和同伴开玩笑。专家也指出，如果他的成长经历完全属实，那么这种发展轨迹在医学文献中几乎没有先例。

与此同时，他其他一些公开宣称的经历也受到质疑。他有没有参加电视节目、是不是完成惊人数量马拉松比赛等，都出现了前后矛盾或无法证实的情况。

他的身世，究竟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夸大，哪些又是虚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被包装成传奇人物的教授。而每一次新的调查，都让他的声誉进一步受损。

（2023年在剑桥大学宣布雇佣他几天后阿尔戴接受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从宠儿到弃子

2026年夏天，有关论文抄袭、履历造假以及个人叙事失真的争议全面爆发。媒体持续报道，公众持续关注，学界持续追问。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阿尔戴选择辞职。他的辞职信充满疲惫和绝望。他说，自己不想再生活在聚光灯下，不想让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都接受公众审判。

几天后，人们等来的不是解释，不是反击，也不是复出，而是他的死讯。

剑桥大学最年轻的黑人教授，被发现死亡。家人认为，长期的舆论审视和持续不断的质疑，最终压垮了他。至于死亡原因，官方尚未确认，因此外界无法确定他是否是自杀。

但无论真相如何，一个曾经被无数人仰望的人生，已经以悲剧收场。谁该为这场悲剧负责呢？

阿尔戴当然要为自己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和夸大叙事承担责任。

但与此同时，剑桥大学也难辞其咎。当一个过于完美的故事出现时，管理者本应进行严格核查。然而在追求多元化和象征意义的过程中，校方似乎更愿意相信一个励志神话，而不是冷静地验证事实。他们把一个并不成熟的学者推上世界舞台。当灯光最亮的时候，他们不断赞美他。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校方显得手足无措

正如一位曾指导过阿尔戴的教授所说：“他像一枚棋子。是他的野心让他变得脆弱。”

（阿尔戴自传的封面，图片来自Simon & Schuster网站。）

阿尔戴之死的教训

阿尔戴短暂的人生告诉我们，真实比传奇更重要。一个人可以普通，可以缓慢成长，可以经历失败，但绝不能靠撒谎获得成功。谎言也许能帮助你走得更快，却无法帮助你走得更远。能力才是立身之本。身份、标签和光环都可能带来短暂关注，但最终决定一个人能否站稳脚跟的，仍然是扎实的能力与经得起检验的成果。

其次，机构不能为了理想放弃原则。无论是企业、学校还是政府，在追求多元化、公平、包容性或任何崇高目标时，都必须坚持事实核查和专业标准。善意如果脱离了原则，最终可能伤害所有人。

《中美印象》精选文章

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在新华社发布的讣告里，并没有提及朱镕基在外交领域里的巨大贡献，自然也没有谈到他1999年访美及他与美国领导人的互动和交流。本站在8月13日共发表六篇与朱镕基相关的文章，以示哀悼。

• 朱镕基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 朱镕基总理1999年访美彰显中国官员新形象

• 朱镕基1999年4月14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全文）

•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 外媒如何评价

• 朱镕基与那个远去的年代

•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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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斯时代：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尤金·德布斯。德布斯原本是一位劳工运动领袖，19世纪末积极组织铁路工人运动，并参与领导了著名的1894年普尔曼大罢工（the Pullman Strike）。此后，他逐渐接受社会主义理念，于1901年成为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创始人之一。

1900年至1920年间，德布斯五次竞选美国总统。他主张扩大工人权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限制大型资本集团权力，并倡导公共事业国有化。在1912年总统选举中，他获得近90万张选票，占全国总票数约6%，创造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得票的最高纪录之一。

一战期间德布斯公开反对美国参战，并抨击征兵制度。1918年，他因发表反战演讲而被联邦政府依据《反间谍法》起诉并判刑10年。令人意外的是，在身陷联邦监狱期间，他仍于1920年参加总统竞选，并获得超过90万张选票。

德布斯入狱和随后美国“红色恐慌”（Red Scare）的兴起，标志着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高潮的终结。在此后的数十年里，社会主义逐渐被边缘化，而冷战时期“反共主义”更使社会主义在美国主流政治中几乎成为禁忌。

（德布斯1920年在狱中竞选美国总统，获近100万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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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之后：社会主义长期沉寂

20世纪中后期，美国两党政治基本围绕自由资本主义展开。即使推行“新政”的罗斯福和后来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也被定义为自由主义改革而非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后，美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战无不胜的时代。用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的话说，历史到此为止，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彻底崩溃，以美国和欧洲为领导的资本主义政经体制高歌猛进。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理念被视为洪水猛兽，民主党在克林顿时代甚至主动向政治中间靠拢，强调市场经济和财政平衡，并对由新政和“伟大社会”建立的美国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深度的改革。

然而，社会不平等、医疗成本上升、大学学费高涨、跨国企业对美国政治的左右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为社会主义理念重新在美国政治舞台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

伯尼·桑德斯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社会主义理念的复兴首先体现在伯尼·桑德斯身上（Bernie Sanders，生于1941年）。

作为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长期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他主张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免费公立大学、提高富人税率以及加强工会权利等政策。

2016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桑德斯挑战希拉里·克林顿，虽然最终落败，但获得超过1300万张选票，震动美国政坛。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他再次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并赢得多个州的初选胜利。

更重要的是，桑德斯培育了一个年轻、具有强烈进步主义色彩的新政治群体。他把长期被视为政治负担的“社会主义”标签重新包装为关注经济公平、社会福利和劳工权益的改革运动。

（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2016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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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quad”的崛起

桑德斯运动最直接的政治成果之一，是民主党内部进步派力量迅速壮大。

2018年，纽约州年轻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生于1989年）击败资深民主党议员进入国会，成为美国左翼政治的新象征。

随后，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众议院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来自密歇根州的众议员）、奥雅纳·普雷斯利（ Ayanna Pressley，来自麻省的众议员）等进步派议员陆续进入国会，与AOC组成广受关注的民主党“进步小分队”（The Squad）。

这些政治人物普遍支持：

• 全民医保

• 更高最低工资

• 大规模公共住房建设

• 强化工会的组织和谈判力量

• 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新政”

虽然他们在国会人数布多，但已经成为民主党基层活动家和年轻选民的重要代表。

（“Squad”代表人物，从做至右：麻省众议员普雷斯利、明尼苏达众议员奥马尔、纽约众议员AOC和密歇根众议员特莱布）

纽约：“民主社会主义实验室”

近年来，纽约市成为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最耀眼的政治舞台。

2025年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初选中，纽约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击败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最终以约56%的排名选择投票结果成为民主党正式候选人。 [apnews.com], [vote.nyc]

马姆达尼长期受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的支持。他提出住房租金冻结、免费公交和幼儿园及通过建立市属超市等措施降低生活成本等政策主张。其胜利被许多观察家视为民主党基层选民对传统建制派不满的重要信号。 [ballotpedia.org], [apnews.com]

不少政情分析家将这场选举称为“马姆达尼时刻（Mamdani Moment）”，认为它象征着民主党内部权力正在向更年轻、更激进的进步主义力量转移。 在2026年6月23日举行的纽约州预选中，马姆达尼市长支持的三名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候选人击败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令人刮目相看。[apnews.com]

密歇根：社会主义阵营向中西部扩张

2026年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则进一步显示，社会主义和进步派力量已经不再局限于纽约、旧金山等传统自由派地区。

前公共卫生主管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在民主党初选中击败联邦众议员斯蒂文斯（Haley Stevens），赢得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提名。 [nbcnews.com], [apnews.com]

埃尔-赛义德获得桑德斯、AOC等进步派领袖公开支持，其竞选强调医疗保障、工人权益和经济公平。跟其他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候选人一样，他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称之为为人类屠杀行径，并主张彻底取消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斯蒂文斯在竞选中获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3000万美元的支持，但她最后还是输给总共只有700万美元竞选经费的埃尔-赛义德。 [cnbc.com], [democracynow.org]

由于密歇根是传统摇摆州，这场胜利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左翼政经议题不仅能够在深蓝州动员选民，也能够在工业州和中西部地区获得相当支持。

威斯康星州州议员佛朗西丝卡·洪（Francesca Hong，美籍韩国人）是民主社会党人，她很有可能在8月11日成为该州州长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她可能的胜出又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巨大胜利。 [nbcnews.com], [cnbc.com]

（AOC和桑德斯与埃尔-赛义德在底特律一起竞选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共和党的反击：“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面对这一趋势，以特朗普为核心的共和党对似乎风起云涌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长期采取强烈的批评态度。

特朗普自2016年以来反复将桑德斯、AOC等人描述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并将他们与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联系起来。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扩张将导致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经济活力下降和个人自由受损。2019年7月17日，特朗普在自己推特里转发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抨击“Squad”的话：“他们正在摧毁民主党。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有如此多的总统候选人竟然争先恐后地去迎合那‘天启四骑士’（注：指代四位进步派民主党女议员）。我有权说她们是‘疯子’（Wack Jobs）。”

共和党竞选广告中经常把民主社会主义者描绘成对美国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个人自由的威胁。对于许多年长选民和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群体而言，“社会主义”一词仍然具有明显负面含义。

然而，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则反驳说，他们主张的更多是北欧式福利国家模式，而非苏联式计划经济。他们强调的重点是扩大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服务，而不是消灭市场经济。

展望2026年中期选举

距离2026年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民主党内部的“路线之争”愈演愈烈。

一派认为，民主党应该回归政治中间路线，争取郊区温和选民；另一派则认为，面对收入差距扩大和年轻选民的不满情绪，民主党必须更加大胆地推动经济改革。

马姆达尼在纽约的胜利以及埃尔-赛义德在密歇根的突破，显示进步派和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组织能力和基层动员能力。 [apnews.com], [nbcnews.com]

不过，这种左转也可能给共和党提供攻击机会。在部分摇摆州和保守地区，共和党将继续利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标签争取中间选民。2026年中期选举因此不仅是两党之间的竞争，也将民主党的路线斗争的走向提供重要的坐标未。 [nbcnews.com], [cnbc.com]

从德布斯在监狱中竞选总统，到桑德斯重塑美国左翼政治，再到今天纽约和密歇根的新一代进步派领导人的崛起，社会主义理念在美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沉浮。它是否能够从民主党内部的派系成长为决定全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2026年中期选举或许将给出第一个答案。

延伸阅读：

• 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马姆达尼时刻”的深远政治意义

• 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预选结果和美国政治的未来

• 密歇根州初选和民主党“路线斗争”的白热化

1） 中国开发的AI应用是否采用了美国的技术（包括算力）并对美国的AI模型进行了“蒸馏攻击”？

2） 中国对AI权重的开源会给美国的AI企业带来灭顶之灾吗？

3） 美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在AI领域的迎头赶上？

4） 美国应该全面禁止所有企业和机构采用中国的AI模型吗？

为让读者更好了解这场辩论的“喧嚣”与“愤怒”，本站特翻译了美国外交学会（CFR）会长佛洛曼（Michael Froman）对该协会中国与新型技术高级研究员麦奎尔（Chris McGuire）的采访。采访的题目为“谈谈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本站编辑在谷歌Gemini翻译的版本上做了校对和润色。图片由CoPilot生成，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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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 克里斯，AI 领域又出了一位新选手。7月16日，中国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发布了 Kimi K3；本周一，该公司向世界开源发布了该模型的权重。这在市场以及来自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 AI 专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模型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反映出当前的顶尖技术水平以及中美 AI 竞争处于什么状态？

克里斯·麦奎尔（CHRIS MCGUIRE）： Kimi K3 可能是目前功能最强的中国 AI 模型，也是表现最好的开放权重（open-weight）模型。月之暗面声称，K3 的性能可以媲美美国公司最顶尖的模型，比如 Claude Fable。然而，美英两国政府的一项联合评估得出结论，K3 在网络安全能力方面可能落后美国模型约六个月。白宫还指出，月之暗面之所以能达到这种能力水平，是因为它违规利用了位于泰国的美国 AI 芯片训练 K3，并且使用非法手段从美国领先 AI 实验室获取的数据（即采用了“蒸馏攻击”）。

有趣的是，尽管 K3 可以免费下载，但它的运行成本依然不算便宜。与上一代中国模型不同，它体积太大，无法在传统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上运行。它必须在托管于云端的高端 AI 芯片上运行——而这些芯片几乎全部由美国公司生产。月之暗面在其云端调用 K3 的定价为每百万 Token 收费 3 美元，这甚至高于 Anthropic 和 OpenAI 部分旗舰模型的特定版本。

总的来说，K3 表明，虽然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保持领先，但中国并没有被进一步甩开，而是正在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将落后美国的差距维持在 6 到 8 个月左右。不过，中国为了维持这一位置，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实际上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弗罗曼： 你刚才提到，美国领先的 AI 实验室指控包括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公司采用了“蒸馏攻击”紧追美国最新的 AI 模型。什么是“蒸馏”？它与知识产权（IPR）盗窃有什么不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指控？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有的话）来阻止这种行为？

麦奎尔： 蒸馏攻击是指向目标 AI 模型发起几十万甚至数百万次查询，生成用于训练另一家公司模型的数据。通过这种做法，企业几乎无需付出任何成本，就能还原出极其昂贵且复杂的 AI 训练过程的大大部分。虽然所有美国顶尖的 AI 实验室确实都会使用蒸馏技术，从自己的大模型中训练出较小的版本，但它们绝不会去蒸馏彼此的模型，因为这违反了服务条款。

美国三家顶尖的 AI 实验室以及白宫，都指责中国正在实施大规模的蒸馏攻击。当用户给出提示词时，Kimi K3 甚至经常将自己作为 Anthropic 的 Claude，并且在语言特征上与 Claude Fable 显示出显著的相似性——这些都是蒸馏攻击的进一步证据。

本周，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准确地将中国的蒸馏攻击定性为“盗窃知识产权”。人们担忧的不仅是中国公司利用这些非法手段提升自身的 AI 能力，更在于：如果中国公司可以免费复制，美国的 AI 企业将很难再合理化花费数百亿美元去训练顶尖 AI 模型的巨额开支。

令人欣慰的是，蒸馏攻击只能让中国公司还原 AI 训练过程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美国可能无法完全阻止中国对其模型进行非法蒸馏，但政府应该让采用这一手段的公司付出代价，从而阻止中国从已发生的蒸馏中获利。这意味着要尽可能让中国难以完成无法被蒸馏的其余 AI 训练过程，或者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其模型服务。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他们与美国算力的联系——因为他们目前依然严重依赖美国的算力。

弗罗曼： 上周，在 Kimi K3 发布的前后，包括英伟达、微软、Meta、OpenAI 和谷歌在内的 25 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敦促美国政府避免对开源/开放权重模型施加“过早的限制”，认为严加限制会将创新推向海外，并将该领域拱手让给中国。Anthropic 显眼地没有参与，不过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随后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坚持声称该公司“从未主张禁止开放权重模型”。

你能拆解一下当前关于“如何处理日益强大的开放模型”的这场争论吗？与封闭模型相比，开放模型会带来哪些风险？允许或限制开放模型各有什么权衡？你预计这场争论将如何演变？

麦奎尔： 只要用户拥有所需的硬件，开放权重模型就可以被免费下载、“微调”，甚至在本地运行。这使用户能够创建属于自己的定制版模型，并有可能降低成本（尽管如前所述，最新的开放权重模型无法在非专用硬件上运行）。从表面上看，这一前景对许多用户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即使这些模型不如最先进的封闭权重模型那样强大。

开放权重模型的风险在于，由于用户可以获取权重，因此相对容易剥离模型中内置的任何安全防护机制——这些机制原本是为了防止模型从事危险活动。随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尤其是当具备“Mythos”级别、能够自主黑入其他公司的开放权重模型问世时——这些风险可能会开始变得十分显著。不过，目前华盛顿还没有人在推动禁止开放权重模型——讨论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国模型所带来的威胁上，而这些模型恰好大多数都是开放权重的。

弗罗曼： 正如你所指出的，据报道本届政府正在权衡是否要彻底“禁止”像 Kimi K3 这样的中国模型。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鉴于中国模型的用量成本比美国本土产品更便宜，如果允许美国个人和企业使用这些模型，会有什么风险（如果有的话）？

麦奎尔： 政府对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的担忧并非因为它们是开放权重的，而是因为它们来自中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美国已经禁止销售由中国公司制造的汽车、机器人、路由器和其他产品，对于中国的 AI 模型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随着 AI 模型成为全球代码的主要编写者，让中国的 AI 模型为美国企业（包括为汽车、机器人和路由器编写软件的美国企业）编写代码，其风险是巨大的。有证据表明，当中国模型认为自己正在为美国政府员工工作时，更有可能在代码中植入漏洞。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微调将这种行为从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中剔除，但我们根本无法得知这种微调是否成功，因为仅凭查看权重，几乎不可能判断模型的行为方式。

在实践中，禁止中国模型意味着禁止企业从事涉及这些模型的交易。至关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在互联网上下载并使用中国模型就会坐牢——这不是美国过去实施进口管制的方式，对AI模型也不应该这么做。相反，商务部应该出台法规，将中国模型与美国企业、美国云服务和美国技术割裂开来。具体而言，它应该出台《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ICTS）法规，禁止企业通过其自身的 API（可能托管在中国云端）与中国 AI 公司进行交易或提供支持；出台 ICTS 法规禁止美国云提供商托管该模型并向客户提供服务；以及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全球范围内的美国 AI 芯片被用于运行中国模型。这些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中国模型，无论它们是开放权重还是封闭权重的，但不会适用于美国的开放权重模型。这将规避绝大部分风险。

弗罗曼： 在过去的几周里，许多 AI 领军人物就 AI 的发展方向以及应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发表了声明，甚至是宣言。美国顶尖的公司并没有向公众发布它们最先进的模型。OpenAI 和 Anthropic 都报告了其模型“逃离”测试环境并自主攻入某家公司的事件。这些事件意味着什么？这些声明中展现出的主要主题是什么？主要的分歧又在哪里？

麦奎尔： AI 的进步速度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快得多。最先进的模型不仅能够执行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络攻击操作，而且它们是在完全独立地执行这些操作——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用户甚至根本没有察觉。而那些对 AI 发展速度以及未经安全防护的最新未发布模型真实能力最为了解的人，似乎恰恰是最担心的那群人。

今年 6 月，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将 AI 比作“数字核武器”。搞清楚如何监管这样一种强大的技术，必须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首要任务。我们需要极其迅速地在国际和国内制定规则，以确保所有先进的 AI 系统都是安全的，并且能够为自由、繁荣和美国国家安全服务。我们不应该等到发生大规模的公共网络安全事件迫使我们惊醒后才采取行动——我们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加以预防。

但这一方法的基础依然是中国。只要中国在 AI 领域继续紧追美国，两件事就将始终成立：

1. 在政治上，限制美国 AI 发展、进而导致中国实质性缩短与美国差距的监管政策将极难出台，甚至可能是不明智的；

2. 中国会认为赶超美国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这会导致它在力图冲向技术前沿的过程中，在 AI 安全性上偷工减料。

如果美国通过强制要求中国 AI 只能完全依赖中国本土技术进行开发，从而大幅扩大对中国的领先优势，这将为美国赢得到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去制定不会阻碍创新的明智监管政策。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总统可能会面临一个不可能的选择：一方面是阻止美国 AI 系统自主攻入企业或伤害儿童，另一方面是维护美国的技术霸权。避免这一局面出现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将我们的领先优势最大化。

弗罗曼： 我喜欢在这个栏目里做预测。那么请给我们预测一下大致的方向。一年之后，美国相比中国能否维持或扩大其 AI 能力方面的优势？

麦奎尔： 扩大。

弗罗曼： 美国会禁止顶尖的开放模型吗？

麦奎尔： 不会，但开放模型将与封闭的顶尖模型一样，受到发布前的同等安全监管。

弗罗曼： 中国模型会在美国被禁，和/或被禁止由美国云提供商提供服务吗？

麦奎尔： 会。

弗罗曼： 会出现公开报道且破坏力极强的 AI 驱动型网络攻击或事故吗？

麦奎尔： 会。

弗罗曼： 扩展定律（Scaling laws）还会成立吗？简单来说，你预计未来一年 AI 能力还会继续快速提升吗？

麦奎尔： AI 能力提升的速度将远超大多数人的预期。

弗罗曼： 终极一问：这些天你花在 AI 上的时间多，还是花在人身上的时间多？

麦奎尔： 人！我害怕情况不再是这样的那一天的到来。

麦奎尔简介:

克里斯·麦奎尔（Chris McGuire） 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中国与新兴技术高级研究员，是中美技术竞争、人工智能（AI）、半导体以及出口管制政策领域的权威专家。

主要履历与背景：

· 政府高层政策制定： 曾长期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2022 年至 2024 年期间，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技术与国家安全副高级主任，主导并协调了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科技竞争、芯片半导体出口管制以及对外投资限制等多项核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多部门跨领域经验： 此外，他还曾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担任高级顾问或专家。

· 教育与早期经历： 拥有波莫纳学院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学位，早期曾任职于麦肯锡公司。

目前在 CFR，他重点研究如何通过政策和出口管制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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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右翼煽动者、特朗普的盟友表示，在意识到自己被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蒙骗后，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彻底转变了对俄乌战争的看法。

特朗普的盟友劳拉·鲁默（Laura Loomer）表示，她被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欺骗了。在访问乌克兰后，她现在将乌克兰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

多年来，这位右翼煽动者一直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俄罗斯的论调，敦促美国领导人放弃乌克兰，并称该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为“真正的纳粹分子”。

但在本周访问了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并与泽连斯基坐下来交谈后，鲁默现在表示，她被莫斯科散布的虚假信息蒙骗了。

“我犯了个错误，”她在乌克兰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当时她正在寻找俄罗斯无人机的残骸作为纪念品带回家。鲁默现在认为，支持乌克兰是正确的“美国优先”政策立场，她预测会有更多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运动的追随者会很快接受这一观点。

在周五的采访中，她称赞泽连斯基是一位“战时领袖”，并称乌克兰为“不可或缺的盟友”。她说，她一直向特朗普总统通报她的行程，并在旅途中两次与他电话。

鲁默在一些保守派圈子里颇具影响力，她有时会宣扬阴谋论。作为一个深受特朗普喜爱的争议人物，她曾声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是“内部阴谋”，声称多起校园枪击事件是民主党人精心策划的“假旗”行动，并坚称广泛的选举舞弊导致了她在2022年竞选国会议员时落败。

（鲁默在乌克兰街头一个被俄罗斯炸毁的楼前吃麦当劳）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如果更多的 MAGA 运动追随鲁默的脚步，这可能会在华盛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共和党内批评美国干预别国事务的人士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鲁默与有时遭受特朗普羞辱的泽连斯基之间的关系缓和，可能会提升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在白宫的地位。据一位白宫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定于下周与特朗普会面。

周五，当一名记者问及鲁默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以及 MAGA 运动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否在增长时，特朗普说：“我认为他们支持我所支持的。”

特朗普作为乌克兰战争的怀疑论者重返白宫。他在竞选时曾承诺在当选后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但他很快就对乌克兰失去了耐心，因为基辅抱怨所提条件对莫斯科过于有利而拒绝同意。去年，当特朗普和副总统 JD·万斯在一次紧张的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中批评泽连斯基时，鲁默为他们喝彩。当时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不会容忍“乌克兰的不尊重”。

鲁默从乌克兰的批评者转变为同情者，源于她对许多保守派网红同僚的幻灭。

她回忆说，社交媒体上亲克里姆林宫的账号开始放大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坎迪斯·欧文斯 (Candace Owens) 和尼克·富恩特斯 (Nick Fuentes) 等人的声音，这些人指责总统受到了以色列的蛊惑。

鲁默是犹太人，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她早就在与那些反战播客和网红开战了。她称这个松散的评论员群体为“觉醒帝国”(Woke Reich)，并指责他们信奉反犹太主义。

“我开始暗自思忖：我们还在哪些事情上被骗了？于是我开始认真审视今日俄罗斯 (Russia Today) 播出的大量内容，”她在谈到这家被称为莫斯科喉舌的广播公司时说道，她被其诋毁乌克兰的叙事所蒙骗。

“然后我意识到，我的天哪——”她回忆道，“境外敌对势力在美国传播虚假信息，而俄罗斯的宣传机构打头阵。”

于是鲁默决定去乌克兰实地考察。当她抵达乌克兰时，她说她看到了一个与她多年来嗤之以鼻的那个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

鲁默参观了基辅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 (Dormition Cathedral)，这是一座金顶教堂，乌克兰称其遭到过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她发布了一张自己在废墟旁吃麦当劳的照片。她会见了该国的外交使团成员和宗教领袖。她表示计划参观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 (Lindsey Graham) 在本月早些时候意外去世前曾去过的那家无人机工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视察被俄罗斯导弹攻击后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

但鲁默在马林斯基宫对泽连斯基的采访吸引了最多的国际关注。

她为自己在战争期间轻视乌克兰的苦难而道歉。泽连斯基则敞开心扉，谈到了他与特朗普关系的转折点，当时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教皇方济各的葬礼后在梵蒂冈进行了闭门会谈。泽连斯基称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两位领导人“在15-20分钟内改变了双边关系”。

鲁默说，她是在抵达乌克兰后才提出采访泽伦斯基的。她不愿透露究竟是谁资助了她的这次旅行。“我是一名独立记者。我不是亿万富翁，我甚至不是百万富翁，”她说，并坚称这次远行是由“私人捐助者”资助的，100%都是美国的钱”。

这次旅行以及随后她对乌克兰看法的逆转引来了外界的审视。

鲁默指出，与俄罗斯有关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网上猜测基付给她数百万美元让她去旅行。在参观一个她称之为负责反击俄罗斯虚假情报的情报中心时，鲁默说她询问了他们的年度预算，并被告知是200万美元。“如果有人认为他们会把那全部金额，也就是一整笔预算都花在一个人身上，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她说。

鲁默说，她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她将前往东欧，甚至都没有告知白宫。她以落地基辅就直接给特朗普打了电话。她说，总统问她在乌克兰怎么样，并让她“向泽连斯基问好”。鲁默说，特朗普承诺一旦她发布对泽伦斯基的采访，他会在网上分享。他已经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 上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了一段采访的视频片段。

（被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轰炸后的基辅街头）

鲁默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并非是无条件的。鲁默表示，她不认为美国应该无限期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有多少美国人被外国媒体洗脑了，”她说，然后又补充说，“共和党内的成年人”需要“将那些充当外国宣传员并代表外国政府进一步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人驱逐出去”。

鲁默预测，特朗普的保守派基本盘将会效仿她。她说她一整天都在收到粉丝发来的信息，他们告诉她：“哇，你让我们眼界打开。”

7月21日，纽约时报专栏作者Ross Douthat发表了一篇题为《中美人工智能发展策略截然不同》的文章。文章认为，美国和中国，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人工智能看作同一种技术。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当前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可能已经不仅是谁拥有更先进的大模型，而是谁正在塑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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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Kimi K3，西方媒体近一周密集进行了报道。据路透社报道，中美双方正计划于今年9月举行人工智能问题会谈，不过相关消息尚未获得双方正式确认。与此同时，Axios援引多位业内人士报道称，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开始尝试采用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原因不仅在于价格更低，更重要的是，其性能已经接近美国领先产品。一位受访者表示，与价格昂贵的闭源模型相比，中国开源模型正在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也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近几个月推出的一系列开源模型，正在改变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格局。文章认为，当越来越多企业能够免费获得性能接近的模型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依赖订阅收费建立起来的商业模式将受到新的挑战，这不仅影响企业盈利，也可能影响美国围绕人工智能形成的产业战略。

美国企业界围绕这一问题也开始出现公开分歧。OpenAI战略未来主管、原白宫科技政策顾问鲍尔7月17日在社交媒体发长文，指责Kimi这样的开源大模型“战略短视”“技术落后”“没人愿意付费”。他还称，美国政府“不需要证据”，只需让机构发布“中国模型可能存在后门”的软性法规，就足以制造监管恐慌来打压对手。

（图片说明：《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26年7月22日头条文章。）

不过，他的观点也引发不少业内人士质疑。硅谷投资人加文·贝克（Gavin Baker）认为，Kimi K3或许会对OpenAI和Anthropic形成压力，但对绝大多数软件企业而言反而意味着更多创新机会。白宫人工智能顾问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随后也公开表示，任何监管决定都应建立在事实和证据基础之上，而不应仅仅出于市场竞争考虑。

与此同时，Axios还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白宫国家网络安全主任办公室以及商务部过去一年曾讨论是否应针对中国开源模型发布安全警示，甚至研究制定新的使用规范，以降低政府机构和企业使用中国模型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不过，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出台针对中国开源模型的统一监管政策。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Ross Douthat则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解释。他在文章中将今天的人工智能竞争比作冷战时期的核技术竞争。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严格控制核武器，却同时积极向盟友输出民用核技术。前者代表需要严格管控的战略力量，后者则被视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公共技术。

在Douthat看来，中美今天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正在呈现类似的分化。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最先进的大模型视为一种类似”核武器”的战略资源，因此强调出口管制、模型安全、国家安全和领先优势，希望限制最先进模型及相关芯片向竞争对手扩散。相比之下，中国则更倾向于把人工智能视作类似”核能”的通用技术，希望通过开源生态、商业推广和全球应用扩大影响力。即使Kimi K3已经接近国际领先水平，中国企业依然选择继续开源，而不是转向封闭模式，这在Douthat看来说明，中国当前的发展路线并非权宜之计，而可能代表一种长期战略选择。

不过，对于中国坚持开源，Douthat在文章中也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他写道，“中国也许打的是进退自如的算盘。如果人工智能最终带来的风险有限，并没有真正成为某种具有战略意义的超级武器，那么开源模型就是削弱美国优势、让世界更加亲近中国的最佳方式。又或者，即便真的有人滥用中国的某款模型制造出一场类似“人工智能切尔诺贝利”的灾难，那么其冲击和反噬很可能仍然对美国公司的伤害最大，因为美国公众本来就对人工智能持怀疑态度，而且已经做好了支持限制数据中心建设等监管措施的准备。”

（图片说明：美国美中科技竞争专家Graham Webster在其substack文章中用这个插图回答美中AI究竟哪国获胜的问题。文章题目为“如果说美中两国都在AI竞争中胜出呢？”【What if the US and China both have ‘leads’ in AI?】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模型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显然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美国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保持技术领先；如今，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则是：如果全球开发者和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成本更低、性能接近的中国开源模型，美国依靠闭源模式建立起来的竞争优势还能持续多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Kimi K3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单一产品发布本身。它折射出的不仅是中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两种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之间的竞争：一方强调安全、控制与领先优势；另一方强调开放、普及与产业应用。未来，哪一种模式更具全球吸引力，或许将比哪一家公司的模型跑分更高，更值得持续观察。

点击【这里】查看更多作者的文章。

2025年10月3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杂志《外交事务》发表题为“美国和中国可以拥有一种正常关系”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真正削弱对方的经济，但如果敌对竞争持续失控，双方仍有足够手段给对方造成实质性损害。随着特朗普总统与习主席在韩国重启谈判，中美关系的确具备双边关系再平衡的可能。这一转折并非必然，但它是可能的，也是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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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12日，北大荣休教授王缉思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荣休教授兰普顿在同一刊物发表题为“重新校准中美关系：何不争此朝夕？”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指出，

当前，两国面临着重建护栏的机遇。尽管高层的整体语调迄今有所缓和，但这种变化尚未制度化，精心维系的平衡依然可能摇摆不定。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错失实现新一轮关系正常化的机会，未来将难以有效维护各自的战略利益。留给两国重新校准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的时间窗口极为短暂。正如1963年1月毛泽东在一首号召革命行动的词中所写，后来又被尼克松在1972年历史性访华期间为强调中美接触的紧迫性而援引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2025年底，两国元首2在釜山会晤，双边开始转暖。在特朗普表示他将很快访问北京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盘算中美决策人都需要做什么才能使双边关系稳定下来。复旦大学美研中心的主任吴心伯2026年3月27日在美国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文章，呼吁“特习峰会应不仅仅局限于贸易”。他说，

特朗普可能希望此次访华在国内外引发关注，并促成一些重大的经贸协议。然而，在北京看来，此次访问不应仅仅是一次常规的国事访问，而应成为一项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剩余时间内产生实质性成果的重要外交努力。因此，峰会议程不应局限于经贸议题，还应涵盖两国面临的战略与安全挑战。北京将密切关注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特朗普第一任期那样的政策反复，这种反复曾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特朗普访华只是“上半场”，为2026年的双边关系定下基调，而非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习近平今年稍晚对美国的回访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而今年元首外交的整体影响要到那时才会完全显现。

本期快报特转发前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题为“中美关系新变化的重大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2026年6月22日首发于《中美聚焦》，文章短小，但信息量很大，基本涵盖了中国学者对5月中美领导人峰会之后对双边关系的看法、期待和担忧。

中美关系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至少在年内，特别是在两国元首近期还将举行三次会晤的情况下，双方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中美关系有望继续向前发展。

去年秋季以来，中美关系逐步趋向稳定，开始出现良性互动势头。在此形势下，今年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总统访华。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及双方团队围绕世界形势、中美关系进行了长时间坦诚、深入的战略沟通，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决定以此为指导，在外交、两军、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各个领域开展更多交流。

今年9月，习主席将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年底，APEC和G20峰会分别在中美两国举行期间两国元首还将再次会晤。

在世界局势转变及两国各自发展的关键时刻，中美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新发展有望对中美总体关系、中美战略核关系及地区战略态势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

首先，与曾给两国带来严重摩擦甚至对抗的“战略竞争关系”的定位明显不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志在促进两国总体关系积极、健康、持续的发展。它涉及中美关系各主要领域，当然也涉及两国的战略核关系，但它与传统的核战略稳定并非同一概念，二者不应混淆。

其次，随着中美外交与两军对话交流的恢复与加强，双方在核战略稳定相关领域的对话交流有望逐步开展。如重启“中美军控与防扩散磋商”，恢复与加强双边危机管理机制与对话，加强建立信任措施（CBM），探讨并着手建立AI军事应用对话、网络安全对话及太空安全对话等。这些对话交流的开展将对维护核领域的中美战略稳定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

第三，在战略安全领域，二轨对话有望得到双方政府相关部门更大的支持与更多的指导，一点五轨对话也有望早日重启。这些对话先行一步至关重要，可为政府间一轨战略安全领域对话的恢复与加强发挥积极探索、准备与铺垫的作用。

第四，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还将促进东亚乃至亚太地区战略安全态势的稳定。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使地区内绝大多数不愿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的国家处境困难，这种情况近期有望有所改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将得到加强，地区多边对话有望获得更多活力与空间，美国大多数地区盟国与中国的关系可能得到改善，地区核扩散的势头将受到抑制。

然而，在认清上述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美关系稳定改善的程度仍然有限，要实现两国关系“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目标，双方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做出艰苦、长期的努力。

两国须共同克服的障碍主要包括：

首先，中美双方仍严重缺乏互信，而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更可能成为双方落实共识的严重障碍。此外，美国中期选举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成为跛脚鸭，亦是中方的一大关切。要使双方互信严重缺失的状况得到改变，尽快将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化为实际行动应是双方的首要努力。

其次，中美诸多对话交流已中断多年，双方政府官员尤其是军队官员严重缺乏开展双边对话交流的经验及对对话取得积极进展的信心。除经贸、金融对话外，未来几个月，双方能否切实恢复和加强各领域的对话交流，特别是两军对话交流，将是两国能否落实元首共识的一项重要检验标准。

第三，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中方重点提出台湾问题并重申己方一贯严正立场，但特朗普总统并未就此向中方做出明确承诺。王毅外长答记者问时称，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立场，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但特朗普总统在离开中国后的答记者问中，却再次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他先是提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不愿派兵远赴台海作战，后又提出会与他（指赖清德）通话商讨对台军售问题。未来，美国能否坚持三个联合公报中承诺的一中政策，“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不触及中国设立的红线，将是确保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进展的关键。

第四，长期以来，美方一直强烈希望与中方建立核领域战略稳定对话，但到目前为止，双方在中美战略稳定的定义、内涵以及两国的核政策、透明度等重要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双方近期开展这一对话的条件仍不成熟。至于特朗普总统多次提出的美俄中三方核对话，则更不靠谱。中国核武库与美俄核武库远不在一个层级上，美俄通过核对话带头进行核裁军才是实现全球战略稳定的首要任务。加强中美战略核关系的二轨对话，恢复相关一点五轨对话，开展政府间某些涉核安全领域的双边对话，应是中美正式开启战略稳定对话必经的过渡。让这一阶段早点起步，避免无限延长，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总之，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两相比较，至少在年内，特别是在两国元首近期还将举行三次会晤的情况下，双方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中美关系有望继续向前发展。这个机遇窗口必须牢牢抓住，如此便可为明后年中美关系更上层楼奠定新的基础。

图片来源：New China

最近，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环球时报》6月26日一篇英文报道，从一位知情人士处获悉，中欧团队本周举行了密集磋商，就中欧经贸问题进行讨论，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做准备。“该消息人士警告称，欧盟缺乏诚意，引发了人们对中欧关系可能降至冰点的担忧。”

文章引用这名消息人士的话写道，欧盟在谈判中表现出明显的缺乏诚意，在进行谈判的同时也在为冲突做准备，并密谋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举措，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立即引发贸易战。

在解释“欧盟在解决中方关切的问题上没有表现出诚意”时，文章写道，在中国企业制造的电动汽车（EV）价格承诺的具体谈判中，没有取得新进展。在出口管制方面，欧方仅要求中方解决欧方在稀土方面的关切，而在解决中国从欧盟进口面临的障碍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此外，据该消息人士称，欧盟根据其《外国补贴条例》正式对中国企业发起了九项调查，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在欧盟的投资，构成了新的投资壁垒。该消息人士指出，至于欧盟修改其钢铁关税减让的谈判，欧方很少回应中方的请求，尽管这对中国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对其他国家的平均损害。该消息人士称，更令人担忧的是，欧洲方面表明，双边磋商不会影响欧盟利用现有经贸工具或开发新的政策工具的计划。这意味着中欧之间经贸摩擦的持续升级似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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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章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他表示：“过去的经验（例如中美贸易战）已经表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心是坚定的，且其行动既强有力又行之有效。面对欧盟的步步挑衅，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中方已准备好实施一系列具体的反制措施，包括反歧视调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审查，以及对欧盟优势产品实施限制性措施，”简军波说。他补充道，近年来，欧盟自身的竞争力问题日益凸显，但布鲁塞尔并没有通过内部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一直在“内病外治”，越来越多地试图归咎于中国并诉诸保护主义。

简军波表示：“对欧盟而言，更现实、更具建设性的做法是妥善管理好对华关系；否则，它将不得不承担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带来的严重后果。”

此外，这篇文章还写道，欧盟成员国已授权欧洲委员会（EC）对中国采取经贸措施，且据报道欧洲委员会正计划对中国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征收关税。6月22日，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敦促全球领导人讨论人民币估值过低的问题，并将其视为危害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的一个侧面。

《南华早报》在6月28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作者是地缘政治分析师塞巴斯蒂安·孔廷·特里洛-菲格罗亚（Sebastian Contin Trillo-Figueroa）。在这篇文章中，菲格罗亚认为，欧盟频繁推出“去风险”、反补贴调查和关税等贸易防御工具，但这些政策从未经过量化评估，既未能缩小贸易逆差，也未能减少对华依赖。布鲁塞尔陷入了“不断增加新工具，却越来越失去核心目标”的境地。他指出， 欧洲将自身的竞争力减弱、工业衰退和技术差距等内部结构性问题，错误地归咎于中国的补贴和产能过剩，并在面对相似的经济模式和补贴政策时采取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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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美国《The Wire》网站刊发 了一篇评论文章。作者格热戈日·斯特茨（Grzegorz Stec）写道，欧盟必须直面中国的贸易挑战。文章列举了三个原因。第一，欧洲内部政治局势演变及民粹主义的威胁（2027年大选大限） 随着成员国内部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政党（如法国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可能在2027年大选或近期选举中掌权，欧盟未来达成集体对华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此外，中国进口商品导致的制造业衰退和失业正在助长欧洲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

第二，北京正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反制与防御准备 在欧盟犹豫不决时，中国正抓紧时间通过出台新规（如相关国务院令）来保护自身供应链、对抗长臂管辖，并扩大先进芯片生产以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欧盟拖延的时间越长，中国的经济防御力就越强。

第三，新政策工具已经切中要害，欧盟目前握有实质性杠杆 欧盟讨论的《工业加速器法案》（IAA）和修改《网络安全法案》等新工具（如“购买欧洲货”条款、限制高风险供应商）已经引发了中国商务部的强烈关注和激烈反应。这表明新工具直击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痛点，欧盟应乘胜追击，迅速将这些具有威慑力的工具落实到位。

综上所述，当前的中欧经贸关系正步入一个极为复杂且敏感的地步。欧盟希望通过极限施压在谈判桌上捞取更多好处，而中国则通过展示坚定的反制决心来对冲其气焰。从《环球时报》披露的密集磋商细节来看，双边谈判正面临“一边沟通、一边博弈”的状态，欧盟在新能源汽车、出口管制及补贴审查上的强硬姿态，已让中方学者和知情人士对摩擦升级并引发实质性“贸易战”拉响了警报。中欧贸易战是否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未来的几个月或许是决定性的窗口。

（图片来源：网络）

（编者按：曾于1999年至2002年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的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在刚刚发表的《外交事务》7/8月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剖析了当前台海局势的军事平衡，指出尽管中国大陆进行了长达30年的高强度军事建设，但其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不具备武力攻占台湾的能力 。布莱尔的这篇文章与华府流行的另外一种声音形成了鲜明对比，即大陆对台湾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因此必须加大军援。）

一、引言：台海冲突的代价与当前战略僵局

文章开篇指出，如果中国大陆通过武力夺取台湾，无论对台湾、美国还是全球秩序而言，都将造成深远影响。台湾这一近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可能脱离现有自由市场体系，转而纳入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框架；台湾长期发展的民主制度将受到根本冲击；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信誉和地区影响力也将遭受重大考验，而中国大陆则可能进一步扩大其区域影响力。

不过，作者认为，这一前景能否发生，并不取决于北京是否具有政治意愿，而取决于其是否具备成功发动并完成统一行动的军事能力。尽管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但只要北京无法对武力统一具有足够高的成功预期，其政治诉求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

作者指出，过去七十多年来，台海始终维持着一种相互威慑下的战略僵局。北京可以持续通过军事演训、海空巡航等方式施加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具备完成大规模两栖登陆并长期控制台湾的能力。

因此，作者认为，美国近年来流行的一些关于“中国大陆即将轻易赢得台海战争“的论调，不仅可能误判当前军事平衡，也可能削弱台湾及盟友维持威慑的信心，同时向北京释放错误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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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的重点并非完全围绕攻台展开

文章认为，中国大陆近年来持续增加军费投入，但其军事现代化并非完全围绕对台登陆作战这一单一目标展开，而是服务于更广泛的区域乃至全球战略。

作者指出，如果北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将统一台湾作为唯一军事目标，那么理论上应优先建设大规模两栖运输力量，包括更多登陆舰艇、两栖运输平台以及支援登陆作战所需的近程防空、反潜和后勤体系。然而实际上，北京同时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远洋海军、航空母舰、战略核力量以及面向更广泛区域的远程打击体系，这些能力更多体现出维护全球利益、扩大地区影响力以及构建战略威慑的考虑，而不仅仅服务于台海登陆行动。

作者认为，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包括远程常规导弹、潜艇部队、防空体系和海岸雷达网络，确实能够提高对外部干预力量的威慑能力，但这些能力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实施并完成跨海登陆作战的能力。

与此同时，作者还认为，解放军内部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例如，高层长期由陆军背景主导，在大规模海空联合作战方面经验相对有限；部分关键打击力量分属不同军种，跨军种协同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反腐行动也反映出军队建设中曾存在一定管理问题。

作者特别引用美国国防部2025年底报告指出，目前解放军仍被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两栖举升能力“不足，即缺乏足够运输兵力和装备实施大规模跨海登陆的能力。此外，在复杂登陆环境下持续实施火力压制、后续补给以及前线指挥等方面，仍面临较高挑战。

作者进一步表示，在过去多年美国军方组织的多次内部兵棋推演中，中国大陆实施全面征服台湾的方案普遍难以取得成功；而部分公开研究得出不同结论，则可能受到模型设定、参数假设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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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限军事选项的约束与风险

如果全面登陆作战难以确保成功，那么北京是否可以通过导弹打击、海空封锁、夺取外岛或实施“斩首行动”等有限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作者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些选项虽然能够对台湾施加压力，但都难以单独实现统一目标，同时可能带来更大的战略成本。

作者认为，单纯依靠导弹和空袭虽然可能对台湾部分军事设施造成破坏，但台湾近年来不断推进军事资产地下化、分散部署和机动化建设，使其关键作战能力具有一定生存能力。相比之下，对基础设施或民用目标的大规模打击，更可能引发国际社会谴责，并进一步强化台湾社会的抵抗意愿。作者援引历史案例指出，仅依靠空中打击往往难以迫使对手迅速接受政治条件。

对于海空封锁，作者认为，台湾自身难以完全解除封锁压力，但长期封锁国际商船将面临国际法和外交层面的挑战，也可能促使美国及其盟友组织护航行动，以维持台湾对外贸易和航运通道。作者同时指出，若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对北京采取经济和外交反制措施的可能性也将随之增加。

文章还讨论了夺取金门、马祖等外围岛屿的可能性。作者认为，解放军具备夺取部分外岛的能力，但这些岛屿本身并非台湾防卫体系的核心，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本岛的战略态势，也未必能够迫使台北接受北京提出的政治条件。

至于所谓“斩首行动”，作者认为，这一方案不仅需要高度复杂的情报和军事协同，还必须在短时间内瘫痪台湾政治、军事和治安体系，现实操作难度极高，因此难以成为可靠的战略选择。

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采取上述哪一种有限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国际反应，包括对华经济制裁、加强对台军事援助以及地区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作者看来，这意味着有限军事行动未必能够实现有限政治目标，反而可能促使冲突进一步扩大。

此外，作者认为，现代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的发展，也显著降低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实现战略突然性的可能。即便以演习作为掩护，大规模兵力和后勤集结仍较难完全避开外部侦察，从而为台湾及其伙伴提前采取应对措施提供时间。

四、美台及盟友的威慑能力正在持续调整

作者认为，近年来，美台及其盟友在军事部署和防卫理念上的调整，正在对台海军事平衡产生新的影响。

文章指出，美军近年来积累的实战经验以及持续推进的新技术部署，有助于提升其在高强度冲突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作者结合近期中东地区冲突认为，现代舰队防空、电子战以及联合作战体系在实战中展现出较强效能，也促使各方重新评估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实际效果。不过，这一判断主要反映作者对近期军事行动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未来台海冲突将简单复制其他地区的作战经验。

作者还认为，美国正在部署的新一代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等，将进一步增强其对固定军事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同时，电子战、网络战和情报侦察能力的发展，也使现代战争更加依赖体系对抗，而不仅仅是单一武器平台之间的竞争。

作者特别强调，台海地理环境对双方具有不同影响。美国及其盟友的海空力量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分散部署，而跨海登陆行动则要求登陆部队在台湾海峡有限空间内集中运输兵力和装备。这意味着登陆行动天然面临更高的侦察和火力打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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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台湾近年来不断调整防卫战略，更加强调以无人机、机动导弹、机动火炮和分散部署为核心的不对称防卫能力，并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延长义务兵役期限，以提升整体防卫韧性。

文章同时指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国防投入，发展远程反击能力，并加强西南诸岛防卫部署；菲律宾则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框架下持续改善可供美军使用的军事设施。作者认为，这些变化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及其盟友在第一岛链方向开展联合行动的能力，也使台海安全环境呈现出更明显的多边联动态势。

五、结论：通过维持可信威慑降低战争风险

作者最后认为，未来十年，高超音速武器、无人系统、电子战和网络战等技术的发展，仍将持续影响台海军事平衡。只要美国、台湾及其地区伙伴继续保持军事投入、深化联合演训，并维持可信的威慑能力，北京在考虑是否诉诸武力时仍将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作者认为，这种威慑并非旨在追求军事冲突，而是通过提高战争成本，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这一框架下，台海竞争更有可能继续体现为经济、科技、外交和制度层面的长期竞争，而不是全面军事对抗。

基于上述判断，作者建议，北京应避免因过度自信而高估自身军事能力，也应避免将统一目标与短期政治压力过度绑定；与此同时，美国同样应避免夸大中国大陆军事优势或渲染“战争不可避免“的论调，而应继续通过稳健的军事部署和联盟合作维持地区威慑。

在作者看来，维持一种既具有威慑力、又能够避免误判升级的战略均势，仍是维护台海和平最现实的路径。

（图片来源：国民党网站）

（编者按：著名的中美问题专家保罗·赫尔（Paul Heer）最近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重磅分析文章。文章以郑丽文近期访美遇冷为切入点，剖析了华盛顿、台北与北京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三角关系”。作者指出，三方都在用“免除自身责任”的方式定调台海局势，而华盛顿过度聚焦军事威慑，恰恰掩盖了其自身“一个中国政策”被掏空的现实。以下为该文的翻译版。）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KMT）领导人郑丽文近期访美，再度折射出华盛顿在涉台地缘博弈中的复杂处境及其历史演变。然而，除去当地亲蓝营的传统侨界，郑丽文此行在华府主流舆论中普遍遭遇冷遇与质疑。个中症结，在于她今年4月赴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举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国民党正在向北京主导的两岸关系既定框架全盘靠拢。

鉴于北京对台施压日益加剧，许多美方人士对其执意与大陆接触的举动深表质疑。舆论在总结郑丽文此番访美行程时指出，她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虽具政治魅力，却未免过于天真”。

这一冷淡局面，与美方历史上同国民党长达数十年的亲密纽带形成了鲜明反差。自二战时期直至21世纪初，华盛顿在冷战及后冷战时代持续巩固这一盟友关系，不仅因为国民党曾长期贵为台湾执政党，更因双方在反共立场以及“一中政策”的内涵上高度契合。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台湾本土民主化转型，以及主张“台独”的民进党（DPP）异军突起，这一传统格局开始发生质变。特别是自2016年民进党连续斩获执政权以来，两岸及美台关系已被重新洗牌。

郑丽文此行在美遭遇的待遇，不禁引人瞩目：华盛顿是否已实质上将其政治天平与战略庇护倾向了民进党？然而，鉴于民进党的两岸路线及其对“一中”的解构，与华盛顿的既定政策存在诸多潜在掣肘，这种战略重心的转移，恐怕将为美方自身带来难以调和的多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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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宏观的背景，则植根于华盛顿、台北与北京之间的战略三角关系，以及三方对两岸格局的根本认知分歧。在华盛顿的视角下，台湾是一个繁荣、和平且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民主政体；而北京则正通过全方位渗透、极限施压和武力慑控对台施加裹挟，除非台北同意以统一为导向展开对话。台北的战略认知与华盛顿大体合拍，但其间更夹杂着一层战略寄托——即确信（或寄望）一旦遭遇大陆的强权施压或军事蹈厉，美国必将挺身而出，为台湾提供安全庇护。

然而，在北京的叙事中，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民进党执政以来，其非但背弃了国民党先前的政治承诺，反而大肆谋求将台湾从中国永久分裂出去。与此同时，北京认为华盛顿正对民进党的“台独”图谋给予默许与暗中支持，这无疑公然违背了美方在中美建交（关系正常化）历程中向中方所作出的严肃承诺。

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有一个共同点：三方都形成了一套使自身免于承担两岸紧张局势责任的信念体系。华盛顿和台北认为，北京应对其胁迫性恐吓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相反，北京则认为，华盛顿和台北应对其“一中政策”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承担全部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讨论维护“现状”的稳定毫无意义：因为“现状”对各方而言含义不同，而且正因为如此，“现状”本身并不稳定。

然而，三方都应为台湾问题的动荡承担责任，也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缓和局势。北京需要向台湾提供“胡萝卜”，而不仅仅是“大棒”。而台北和华盛顿则需要提供外交手段，而不仅仅是威慑。

华盛顿在这一三角关系中的特殊脆弱性，体现在围绕其对郑丽文及国民党的态度所存在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美国对郑丽文的许多批评，集中在国民党反对民进党政府国防预算及其中部分项目上，而华盛顿认为这些预算对于威慑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至关重要。

尽管郑丽文支持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但她坚持认为，这必须与同北京的接触相结合，以降低两岸紧张局势。她还认为，这种接触应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即过去国民党政府与北京之间据称达成的“一中框架”协议。然而，民进党拒绝将这一协议作为对话基础，而华盛顿似乎已经默认接受了民进党的立场。此外，许多美国观察人士只是简单地认为，郑丽文及国民党对于北京及其统一目标过于同情。

郑丽文对华政策的立论基础，固然需要接受各方严审，但不可否认的是，她敏锐地戳中了华盛顿与台北民进党当局共同回避的棘手难题与战略现实。例如，她直言“唯国防论无法催生和平”，这样说难道错了吗？正如她在2026年3月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中所述：“缺乏高效沟通机制的威慑，非但无法提供战略缓冲的解套出口，反而会通过逼迫双方在‘屈从’与‘升级’间作生死抉择，从而让紧张局势螺旋上升。”

难道她暗示任何和平解决两岸困境的方案都必须与北京进行谈判，或者“同时与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是错误的吗？还有她在访美期间所断言的“台湾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华盛顿难道要拒绝这一概念吗？

对于美国的观察家而言，将郑丽文的观点描绘为幼稚且误入歧途，要比正面回应这些问题以及两岸对话的可能轻松得多。这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观点：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以一种能够免除自身责任的方式，来对台湾问题进行定调。而面对郑丽文所提出的严肃问题，将需要华盛顿去正视自己是否也承担了部分责任。

华盛顿通过将战略焦点全盘绑架在“中国军事威胁”这一单一议题上，实际上是在掩盖或转移公众的视线，使其忽略过去数十年里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内容与可信度已遭严重侵蚀的现实。美方究竟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又因何种动机，使其政策天平全面倒向民进党，而非坚守国民党的传统路线？这种对军事威慑的过度聚焦，同样巧妙地遮蔽了另一个核心事实：华盛顿在实质上正默许民进党基于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这一既成事实，去追求两岸的永久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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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华盛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民进党“台独”议程的担忧，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最后，聚焦于武力统一的可能性，掩盖了美国甚至对“和平统一”情景也日益感到不安的事实——因为新近兴起的观点认为，台湾是关乎美国利益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落入中国控制。

主流叙事非但没有承认这些困境，反而认为北京应该对台湾海峡正在酝酿的危机负全部责任。这种观点将郑丽文和国民党定性为正中中国下怀的“易受骗者”。但如果说郑丽文对待北京的方法是误入歧途，那么台北或华盛顿又提出了什么可行或具有潜在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呢？当他们强调郑丽文的立场中固有的挑战时，他们是否也在正视自身立场——以及彼此立场之间——的不一致？除了军事威慑之外，他们是否有一条能够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且能够回应北京关于华盛顿和台北均已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指责？

鉴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成为台湾问题上最大的“战略变量”，上述质问在当下显得尤为振聋发聩且迫在眉睫。尽管郑丽文因在台海议题上迎合了北京“长期地缘政治叙事”的部分主张而饱受抨击，但特朗普本人似乎也展现出了微妙的同频倾向——这从他于2026年5月北京“习特会”后发表的数次公开言论中，便可窥见端倪。

特朗普表示，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并暗示如果台湾这样做，美国可能不会防卫台湾。随后，特朗普推迟了一项对台军售计划。因此，在军事威慑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台北是两岸紧张局势的根源”这一观点上，特朗普似乎与郑丽文和国民党站在一起。

然而，特朗普在外交政策观点上向来反复无常且冲动。因此，目前尚不清楚他对台湾的摇摆态度是否会重新转回华盛顿的长期立场——即支持台湾的自决，以及在“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台湾”的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与此同时，特朗普很可能正在削弱台湾对其自身安全以及对华盛顿依赖能力的信心。

事实上，在特朗普访华两周后，台湾一项由官方资助的民意调查显示，近30%的台湾居民赞成向中国“释放善意”，而只有12%的人倾向于“深化与美国合作”。这表明，在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可靠性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台湾民众对郑丽文对待北京方式的接受度可能会有所提高。

华盛顿应当正视郑丽文与北京接触所提出的那些复杂且棘手的问题，而不是将其斥为绥靖政策、在军事威慑上加倍下注，并假装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依然清晰、一贯且可信。

（关于作者：保罗·希尔（Paul Heer） 保罗·希尔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非驻会高级研究员。他在2007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东亚国家情报官。他是《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Mr. X and the Pacific: George F. Kennan and American Policy in East Asi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的作者。他曾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的访问研究员，并于2001年当选为该协会的终身会员。他曾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研究中心的罗伯特·E·威廉赫姆（Robert E. Wilhelm）研究员，随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担任兼职教授。）

编者按：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中领导人北京峰会后对台湾局势的一系列说法引发了美国政策界的极大担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与该协会（CFR）的研究员石宇（David Sacks）在《外交事务》撰文（文章英文题目为“China Could Win Taiwan Without Fighting：The Cost of Trump’s Equivocation”）指出，北京正试图通过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涉台决策，逐步重塑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政策边界，并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信誉。他们认为，台湾不仅是美中关系中最具危险性的议题之一，也是检验美国联盟体系与国际秩序韧性的关键节点。他们提出，要修复特朗普总统最近的言行对美国台海政策造成的重创，白宫必须马上批准目前被搁置的对台军售，即使这个决定会造成中国领导人取消今年9月下旬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们还说，拜登总统在任内四次表示一旦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美国必将武装干预；这样的表态是正确的，应该用它取代美国现在在台海问题上奉行的“模糊战略”（strategy of ambiguity）。

本站特约作者徐宇森（Emerson Tsui）将此文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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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政府均主张，双边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也都认同，台湾问题最有可能引发两国间的武装冲突。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上月在北京就台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借此增进了对彼此立场的了解，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

然而，此次美中峰会的结果远非令人安心。相反，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迈出了第一步，启动了将持续推进、旨在促使特朗普政府疏远台湾的努力。特朗普的访问刚一开始，中方就发表声明，披露了中国领导人向特朗普发出的警告：如果台湾问题“处理得当，双边关系将保持总体稳定”；反之，“两国将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使整个关系陷入严重危机”。

中国领导人意在重新定义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意味着什么。与他的前任前任一样，中国现任领导人认为防止台湾永久分裂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并将台湾维持自治状态视为中国内战尚未结束的体现。然而，与前任不同的是，现任领导人似乎将推动台湾纳入中国管辖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视为其政治遗产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早在2013年任期伊始，中国领导人便指出，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延下去。此后，他多次强调，实现对台掌控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是必须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完成的任务。

尽管中国领导人已指示军方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但他更倾向于不发一枪一弹便控制台岛。正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表明的那样，发动战争——即便对手实力较弱——总是充满风险。如果中国领导人下令攻台并陷入持久战，他的权力和执政合法性将面临威胁。此外，中国领导人也深知，对台动武将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因为美国及其盟友至少会采取切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途径、实施重创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制裁等反制措施。

中国领导人似乎认定，若想兵不血刃地控制台湾，最稳妥的途径在于特朗普；特朗普素来频频批评台湾，并质疑协防台湾是否明智。在5月峰会结束后的几天里，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已初现端倪：特朗普在谈及台湾内部政治时借用了北京方面的论调，并暂缓推进原定对台军售。随后，特朗普重申了“台湾窃取了美国芯片产业”的说法，并表示不愿让美国为远在9500英里之外的台湾卷入战争。其政府团队领会了这一意图。此后，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只字未提台湾：这是十年来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在同类演讲中未提及台湾。

究竟是什么驱使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并背离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台军售政策——尚不清楚。他或许认为，这是缓和台海紧张局势、避免（美中）爆发武装冲突的最佳途径；也可能是因为他认定，削弱对台支持，是换取更大的对华市场准入或与北京实现更广泛的缓和关系所值得付出的代价。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则清晰得多。中国领导人正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时的“常态”。如果中国能促使美国政策发生转变，从而加深外界对华盛顿可靠性的怀疑——这种怀疑已因特朗普政府对盟友普遍持怀疑态度而有所蔓延——那么台湾许多人可能会认为，除了按北京的条件寻求妥协外，别无选择。这种事态发展将引发整个地区的警觉。美国的盟友将开始质疑把自身安全托付给华盛顿是否明智，这将导致实力平衡发生决定性转变，使局势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倾斜。美国的决策者应当认清中国的战略意图，并停止在对台承诺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眼下，中国领导人正一步步逼近他想要实现的目标。

新常态

在5月的北京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着手推进其计划中的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让特朗普相信台湾正在谋求法理独立，并认为除非华盛顿约束台北，否则这一趋势将引发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最终甚至可能导致美中战争。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已经奏效：特朗普在峰会后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美国知名保守派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台湾现在有人想搞独立”，而且台湾领导层“想发动战争，并相信美国的支持。” 这些言论与事实恰恰相反：台湾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并未推动法理独立，并以克制回应中国的军事挑衅。

下一步，与此同时也是涉及到更为直接顾虑的事宜，在于确保特朗普不会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在此，中国领导人同样捷足先登。在同一场福克斯访谈中，特朗普说，他正将军售计划“搁置”并认为这一搁置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谈判筹码。” 在从北京返回美国的航班上，特朗普告诉记者，他同中国领导人就（对台）军售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与长期以来美国不同中国协商对台军售事宜的政策完全相反。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曾重申这一承诺，但现在总统本人则在返程航班上摒弃了这一点。

即便这项军售案最终得以推进，这种延宕也已让北京获益。中国并不特别在意具体武器是否交付给台湾——尤其是考虑到即便军售获批，相关武器也要数年后才会运抵岛内。相反，促使特朗普暂缓批准的真正意图在于树立先例，即华盛顿在未来对台军售问题上需与北京磋商；同时，此举旨在动摇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信心，进而削弱台湾的防卫决心，并助长岛内的亲华政治倾向。

美中峰会令人担忧

既然现在中国领导人发现特朗普乐意重新协商长达数十年的美国对台政策，他将继续施压，迫使美方作出更多让步。比如，他将有可能敦促特朗普明确背书中国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将代表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并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还可能要求华盛顿降低与台湾，乃至与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合作层级。这将进一步削弱威慑。他还可以游说特朗普，转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避免干预台海事宜。

中国正试图就美国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建立一种“新常态”。通过促使特朗普做出前任总统未曾作出的表态，并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中国领导人正在确立一种新的行为基准，并将在未来要求特朗普及其继任者遵循这一基准，以换取在其他领域与北京保持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未来甚至可能要求美国总统就台湾独立问题向台湾领导人发出类似警告，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与北京磋商，将其作为开展合作的代价。一旦未来美国政府拒绝这样做，中国便可能以此为借口，加大对台湾的胁迫，并对美国采取惩罚性措施。我们不妨称这一切措施为“中国式联动”。

与此同时，北京正不断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力度。美中峰会结束数周后，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发起了一场所谓的“特别海上执法行动”，期间中国海警对商业航运进行了干预。与此同时，中国海警还进入了台湾控制的南海岛礁附近的禁限水域。通过这两项前所未有的行动，北京正试图宣示其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权，并为未来可能对台湾实施海上隔离（quarantine）奠定基础。

连锁反应

中国领导人试图迫使特朗普作出的这些让步，目的在于加深外界对美国对台承诺的疑虑，从而服务于中国将台湾进一步纳入自身轨道、削弱美国地区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更直接的后果是，美国信誉的受损可能逆转台湾近年来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过去十年间，台湾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已增加一倍，目前约占GDP的3.3%；台北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前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达到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国于2035年前实现的水平。今年5月，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250亿美元的特别国防预算，用于向美国采购关键军事能力，包括防空拦截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坦克和反装甲导弹。

但如果台湾不再相信美国会通过军售帮助其强化防卫能力，并在必要时出面干预，那么台湾政治人物将越来越难以证明，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能够有效威慑或击退中国的攻击。根据2026年一项在台湾进行的民意调查，仅有34%的受访者认同“美国是一个可信赖的国家”。过去五年间，这一比例已下降逾十个百分点，而特朗普的言论以及其在军售问题上的摇摆态度，很可能进一步削弱这一数字。

随着台湾社会对美国保护承诺的信心逐渐流失，对防务投资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将更加不愿支持他们认为效果有限的国防预算。而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多妥协与接触的论调，则将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北京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推动在野的国民党朝更公开的亲中方向转变，并在2028年重新扶持一个经过重塑的国民党重新执政。

北京更倾向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美国削弱对台支持所带来的后果远不止于此。在整个印太地区，美国对台政策被视为衡量美国安全承诺强度的重要指标。如果华盛顿愿意通过谈判削弱对台支持，地区国家将得出结论：它们已无法继续依赖美国来保障自身安全。日本、韩国等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充军备，考虑获取核武器，并推行更具自主性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未必与美国利益完全一致。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则会认为，除了顺应北京的偏好之外，它们已别无选择。

无论结果如何，支撑美国亚洲战略地位、并构成华盛顿相较北京最重要优势的地区联盟网络，都将遭受严重损害。中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北京甚至可能借此限制美国在本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关系。面对一个更加大胆自信的中国，而自身又缺乏强有力盟友的支持，美国将不得不投入更多国防资源来保障自身安全。

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外界认为美国正在削弱对台湾的支持，其他国家将更难采取强化威慑的措施，从而进一步动摇台海稳定。近年来，美国在推动台湾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切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英国的双边声明已对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做出强调，七国集团的多边声明亦然。华盛顿已鼓励其盟友和伙伴深化与台湾的合作，并思考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它们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这些国家冒激怒中国之险的意愿取决于对美国支持的信心。如果美国降低对台湾的承诺力度，它们也会重新评估自身的立场。

重获平衡

美国有充分理由不让中国在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制造裂痕。从军事角度看，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而第一岛链从日本延伸至台湾和菲律宾。一旦中国控制台湾，其在太平洋进行力量投射并威胁美国领土将变得容易得多，美国也将难以保护其条约盟友——尤其是日本和菲律宾——免受中国的侵略。中国还将能够控制日本赖以获取能源和粮食的海上交通线，从而使北京对东京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允许台湾受制于中国的管控将会是对自由民主的致命一击。纵使面临着来自一个更为强大的极权主义近邻的生存威胁，台湾民众已成功建立起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制度之一。对中国公民而言，台湾是一个例子，说明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社会能够以民主形式欣欣向荣。扼杀这一民主将使区域内和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噤若寒蝉。

涉台冲突在经济方面同样致命。根据彭博社的估计，这一战争将会从全球总产值中吞食10万亿美元。这是比新冠病毒还要严重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台湾生产了绝大多数世界所需的先进半导体。从智能手机到电脑，武器，以及人工智能服务器，它们为一切所需。但芯片生产并非使将台湾至于全球经济核心的原因。整条人工智能供应链经由台湾运转，并且由一个包含上百家台湾公司的生态系统所支持。因此，台湾现今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要多于从中国进口的。尽管美国正在寻求将半导体生产本土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仍将是美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伙伴。当前美国生产的最先进芯片仍需运往台湾进行后端加工。即便本土化生产获得广泛成功，在未来多年内，全球绝大多数最先进芯片仍将由台湾生产。

假如中国在建立美国对台政策新常态的尝试方面获得成功，最坏的情况将愈发有可能上演。但华盛顿仍有机会打乱北京的战略，并弥补特朗普涉台言论和暂停军售决定所造成的损害。第一项任务是批准对台军售案。中国领导人或许将以取消九月份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作为回应，但这将会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中国领导人最终明白台湾并非是他的囊中之物。

眼下中国领导人已越发接近他所谋求的成功

然而，仅凭新的对台军售，并不足以消除特朗普言论所引发的外界对美国对台承诺的疑虑。特朗普政府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威慑中国的侵略行为，例如通过合资企业和技术转移，协助台湾发展本土国防工业。台湾现在必须加大投资，以确保其能够在危机期间——即外部补给极为困难之时——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需要发出明确信号，明确表态其致力于保卫台湾，并期待伙伴国家为美国主导的防卫行动作出贡献。拜登总统曾在四个不同场合公开作出这一承诺，为我们于2020年在《外交事务》提出的“战略清晰”进行了背书。尽管高级官员后来令人遗憾地试图淡化总统的表态，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言论并未引发美中关系危机。恰恰相反，这些表态很可能打消了北京试探美国决心的念头。

使美国对台承诺在今日可信，需要美国在区域内维系充分的军事实力，以及军队的充分部署以应对台湾突发情况。这同样需要美国反击中国宣示其对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权的行动，比如谋求同台湾海岸警卫队的更充分的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应使中国明白，华盛顿并不寻求对抗。美国应当向中国做出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且将继续遵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支持任何关于两岸分歧的解决方案——只要它们获得台湾人民的准允。

美国已对中国攻台维系了数十年的威慑，并且能够继续维持这一威慑。中国军队发动两栖入侵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台湾的防务优势，美国在水下战争方面的领先地位，以及盟友军队的联合实力，都对华盛顿有利——只要盟友——特别是台湾和日本——认为美国值得信赖。

但现在，华盛顿还必须抵御来自北京的另一条战线。一个日益强大、自信且更具进取性的中国，正试图通过一步步说服华盛顿疏远台北来挤压台湾，而这一过程正始于推迟甚至取消拟议中的对台军售。特朗普政府必须停止正中中国领导人下怀的言行，并认识到，防止台海爆发冲突、避免中国吞并台湾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让北京毫不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图片来源：网络）

最近，海内外媒体聚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欧盟正摆出更加强硬的姿态，应对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日益增强的冲击。

据路透社6月18日报道，在刚刚结束的布鲁塞尔欧盟首脑会议上，如何应对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成为核心议题。数据显示，欧盟目前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达到日均10亿欧元（约合11.5亿美元）。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Antonio Costa）在主持峰会时直言，日均10亿欧元的巨额逆差“完全不可持续”。他警告称：“我们不能总是在口头上提出这个问题，却看不到任何具体进展。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中方并没有给出令欧洲满意的结果。”

文章提到，2025年，中国对欧盟的商品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同比增长15%；而2026年前四个月，这一数字再度扩大10%。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筑起的关税壁垒，导致中国商品更加集中地流向相对开放的欧洲市场。面对这一现实，一位欧盟外交官用极具戏剧性的语言向路透社表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狼的世界里。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粉红小马和彩虹的童话世界了。”

由于认为欧洲企业自发推进的“对华去风险”步伐过于缓慢，欧盟委员会准备祭出法律工具。路透社6月19日报道称，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布鲁塞尔峰会后宣布，欧盟将提出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欧盟企业对其关键供应链进行强制性的多元化布局。在敏感领域，欧洲企业未来可能被要求拥有至少三个不同的供应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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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莱恩此举主要针对欧洲在关键矿产和稀土加工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高度依赖。此前，针对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税措施，中国于2025年4月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引发欧洲工业界对供应安全的担忧。不过，冯德莱恩同时表示，希望通过立法释放政策信号，推动企业主动加快供应链多元化进程，从而使该法案更多发挥威慑作用，而成为一种“备用工具”。针对西方动作，七国集团（G7）此前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峰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立场，对此中方已明确敦促G7国家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停止搞“小圈子”。

据路透社18日报道，尽管欧盟27个成员国普遍认同“逆差是一个大问题”，但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主张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家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和立陶宛。上个月，这四国曾推动一份联合提案，主张欧盟引入新的限制工具，包括对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或实施配额限制，以保护欧洲本土制造商。

相比之下，以德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更加谨慎。作为欧洲最大的出口国，德国深知对华贸易战可能给自身汽车和机械工业带来的巨大冲击；而西班牙作为中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也一直强调保持平衡。西班牙一度被视为相关联合倡议的支持者，但随后选择与法国等国保持距离。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在峰会前公开表示：“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平衡的关系。欧洲必须保持务实，我们不仅需要与传统盟友（美国）建立桥梁，也需要与中国这样潜在的盟友和主要经济体建立桥梁。”

这种分歧在具体贸易案件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在欧盟开展的21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有18项针对中国。尽管欧盟自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达35%的额外关税，并引发中方对欧洲乳制品和白兰地采取反制措施，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欧盟委员会承认，关税虽然使中国纯电动车进口量一度下降，但中国厂商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增加混动车型出口，而纯电动车进口量在今年一季度也出现反弹。

另据彭博社、路透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与欧洲议会议员交谈时，谈到了中欧贸易逆差和人民币估值问题。德国总理默茨最近发表了人民币“被低估30%”的言论，呼吁欧盟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并建议借鉴1985年《广场协议》的经验。当被问及如何看待默茨的观点时，拉加德表示，七国集团（G7）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这完全证明了G7领导人之间，以及其他造成这种‘过度失衡’的国家之间，就包括货币问题在内的‘过度失衡’问题进行讨论的合理性。”不过，她同时表示，今天的情况与1985年并不相同，因此简单复制《广场协议》模式并不现实。

美联社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冲击2.0》的文章认为，当前正在上演的“中国冲击2.0”（China Shock 2.0），其剧烈程度和产业影响与2000年代初的“第一次冲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一次冲击中，中国出口份额仅占全球商品出口的4%；而如今，中国出口额已占全球商品出口的16%，位居世界第一。在第一次冲击中，中国商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家具和低端电子产品等领域；而当前的主导产业则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高端机械、工业机器人和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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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美联社文章中指出：“第二次中国冲击的特点是，中国企业在越来越广泛的制造业领域扩大出口优势。这直接冲击了发达国家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实现制造业复兴的一系列核心产业。”

这种变化已经在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身上得到体现。过去长期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如今发现中国需求增长放缓，而来自中国的工业机械、建筑设备和化工产品竞争力则不断增强，对德国本土制造商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受此影响，德国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萎缩，2025年仅实现微弱增长。

美联社援引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中国冲击2.0”的重要背景在于中国长期推行的产业政策以及国内消费相对偏弱。在充裕融资支持下，制造业产能持续扩张，而国内需求增长不足，使越来越多产品流向海外市场，并凭借价格优势参与全球竞争。不过，中国官方则多次反驳“产能过剩”说法，认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主要来自完整产业链、规模经济和持续创新，而非政府补贴。

尽管贸易摩擦持续升温，中国和欧盟仍试图在谈判桌上寻找转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2日证实，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于6月29日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新任贸易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举行面对面会谈。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总裁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对此评论称，北京过去一直希望利用全球市场吸收不断增长的制造业产能，但随着美国关税壁垒全面落下，如果欧洲也进一步采取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可能面临新的临界点，现有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将受到更大考验。

今年5月郑丽文访问北京时，受到超高规格的礼遇，大大提高了郑丽文本人的政治资本和国民党的地位。

对于北京而言，在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官方沟通完全断绝的背景下，国民党主席愿意亲赴北京，本身就是对大陆“和平统一、反独促统”叙事的巨大支持。因此，北京必须给予极高规格，用来向台湾和国际社会展示：只要承认共同的民族身份，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北京给予郑丽文的高规格接待，也是寄望国民党能够利用立法院多数席次，在国防预算、对美军购以及两岸经贸法案上，实质性地制衡民进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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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郑丽文访问华盛顿。她试图向美方传达：在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当下，政治解方与对话仍然可行。国民党希望向美方论证，其主张的“重启两岸对话、维持台海常态化和平”的愿景，不仅对两岸有利，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郑丽文带着在北京获得的“第一手观察”来到华盛顿，期望能以“美中两岸桥梁”的身份受到美方的重视，甚至可能获得特朗普本人的接见。但是，与其期待相反，郑丽文在华府被冷处理。

郑丽文随行团队表示，此行安排了与美国联邦政府涉台系统（含国务院、国防部等）官员的会面，但秉持互信原则，具体会面的官员名单与层级采取保密不公开的方式处理。但根据媒体的报导，在华盛顿期间，郑丽文仅仅拜会了八名国会议员，与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会面在最后一个被白宫取消。

美国的做法显然与过去对台湾在野党领导人的接待大相径庭。

2023年9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候友宜访美，顺利进入与白宫相连的行政办公大楼，会晤了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候友宜当时提出了涵盖“吓阻、对话、降风险”的“3D战略”，并明确承诺国民党如果执政，将把国防预算提升到GDP的2.5%以上。美方对此表达了高度肯定，认为其论述务实、符合美方预期。

2022年6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获得了美方高规格的闭门接待，会晤了时任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以及国安会中国事务助理杜如松的接待。朱立伦在会晤中向美方重审国民党的“亲美和陆”双轨路线。

2006年3月马英九访美，获得美方国安会的超高规格接待。当时马英九被视为2008年几乎必胜的“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不仅会见了副国务卿佐立克，更在白宫与国安会亚洲部门代理资深主任韦德宁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度对话，马英九提出了两岸“维持现状、务实全面开放”的稳健论述，让当时饱受“麻烦制造者”陈水扁困扰的国安会放下了心，为国民党2008年重返执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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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华府这次对郑丽文为何如此冷淡？

首先，美方不接受国民党拿着从北京带回来的“和平叙事”在华盛顿进行游说。政治学者和媒体分析指出，郑丽文在旧金山、纽约等地的演说中，高度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复兴”、“两岸一家亲”等词汇。这些语言体系与中国领导人的核心外交与对台政治话语（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重合。质疑者认为，她试图将两岸的政治主权冲突淡化为“家人之间的历史分歧”，是在帮北京柔性包装其扩张意图。

其次，华盛顿对郑丽文最大的不满，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将赖清德政府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从1.25万亿新台币腰斩至7800亿。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明确表示对她“没有特定期望”；加州众议员金映玉（Young Kim）的发言人说得更加直白，见面的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并施压郑丽文支持更多国防开支”。美国国会很多成员认为，国民党一方面嘴上说亲美，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削减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这场华盛顿的“温差体验”，显然极大地刺激了郑丽文和国民党高层。在访问临近尾声的6月12日，郑丽文在华府记者会上做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立场退让与修正：她公开表示： 如果美国朋友对国民党抱有高度期待，国民党现在“很认真在考虑并愿意主动研究”由国民党自己提出“党版强化国防的相关法案”。

这表明，国民党终于意识到，如果一味在立法院阻挡、删减国防预算，在华盛顿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亲中反美”。为了洗刷这个致命的标签、为了2028年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她不得不在美国人的巨大压力下，承诺国民党未来也将“主动强化国防”。

从这次郑丽文访美所遭遇的冷待可以看出，美国现在对台湾政党的判断标准已经越来越简单：“你是否愿意自我防卫？” 美国战略界有一个越来越被接受的观点：如果台湾自己都不愿意花钱防卫，美国为什么要替台湾承担风险？

可见，华盛顿评价台湾政治人物的第一标准并非“统独立场“，而是在你的领导之下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多少？ 后备军人改革进展如何？ 对美武器采购是否有所扩大？ 抗登陆能力是否增强？ 在美国看来：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最主要差异是谁更愿意强化台岛的防卫能力。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定位：台湾已经从冷战时期的反共前哨，演变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核心战略支点。

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希望为了台湾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因此未来最可能继续看到的是：美国的“三不变”，即不支持台独、 不接受武统、 不允许改变现状 。而唯一越来越明确的是：美国希望台湾变成一只“豪猪”，如果中国未来果真使用武力，浑身是刺的台湾将使大陆付出极高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看，华盛顿今天看待台湾政党最重要的标准已经不是“亲美”或“亲中”，而是这个政党能否让台湾保持足够的威慑力，从而使台海现状得以长期维持。美国对国民党最敏感的问题并非“两岸对话”，而是任何可能削弱台湾防卫能力的政策。因为在华盛顿战略界看来，对话可以建立在威慑之上，但威慑不能建立在对话之上。

随着中美竞争全面展开，台湾已经不只是台湾，而成为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中心节点。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如果台湾被大陆控制，后果不仅是两岸统一，而是整个亚洲力量的结构改变。

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台湾位于东海和南海出口，中国一旦控制台湾，中国海军可以直接进入菲律宾海、 关岛方向、 西太平洋。 美国几十年来建立的海上优势将被削弱。因此美国军方常把台湾称为：西太平洋战略支点。

美国最重视的盟友体系其实是日本，因为日本是美国亚洲战略核心盟友。美国担心：如果台湾失守，日本会认为美国无法保护伙伴，届时日本可能自主扩军， 韩国可能发展核武， 菲律宾可能转向中立， 整个联盟体系会动摇。

美国如今越来越重视台湾成为全球先进芯片的重要生产基地。美国虽然正在推动本土化，但短期仍无法完全替代。因此，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眼中具有“军事价值 + 科技价值”的双重战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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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社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近日发布了一份题为《美中关系走向稳定》的最新报告 。报告指出，在备受瞩目的北京“特习会”举行前夕，美中两国的专家学者于2026年5月举行了年度“第二轨道”（Track II）闭幕对话 。与会专家达成共识，认为尽管两国的战略竞争仍将长期持续，但“稳定双边关系”已成为当前最现实且可行的短期目标 。

报告共同执笔人、NCAFP亚太安全论坛主任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与副主任艾米丽·斯帕克曼（Emily Sparkman）在报告中指出，美中双方均清醒地认识到，一场失控的对抗将带来无法承受的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 。因此，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和“安全护栏”成为两国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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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密切关注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峰会 。两国元首同意将未来双边关系框架定调为寻求“建设性的战略稳定” 。这一框架表明，两国的根本利益都在于“避免冲突” 。 然而，报告也坦言，华盛顿与北京对“稳定”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北京更看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提升关系的预测性，并希望遏制美方的“技术打压” ；而华盛顿则在声明中强调“公平与互惠”，折射出其对供应链依赖和技术竞争的持续顾虑与不信任 。这种缺乏互信的心理使得双方往往将已达成的协议（如中方购买200架飞机的意向）视作应对未来局势升级的“谈判筹码” 。

在区域安全方面，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美中关系中最危险的潜在冲突源 。中方学者对美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对台军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媒体的推波助澜严重破坏了地区稳定 ；美方学者则对中方加大军事施压和威慑手段表示担忧，认为这容易引发螺旋上升的挑衅 。 不过专家普遍预测，短期内两岸并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军事对抗 。特朗普总统在峰会后的表态也释放出其希望维持“战略模糊”的信号 。此外，报告还提醒，日本安全政策的转向、南海争端以及中东（伊朗）局势等第三方地缘政治风险，都有可能外溢并冲击美中关系 。

报告指出，贸易、技术和投资的“安全化”已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核心战场，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 。美国不断扩大的出口管制以及对“双用途”技术的界定，让中方更加坚信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了“相互确保经济毁灭”（MAED）的新概念，指出过去由于经济高度互补而产生的威慑力正在减弱，两国正步入深水区的“选择性脱钩” 。但有趣的是，这种“相互脆弱性”——即中国对先进半导体的需求与美国对关键矿产的依赖——反而可能转化为一种倒逼力量，迫使两国有意愿去管理竞争，避免触发破坏性的全面经济崩盘 。

尽管本次峰会并未达成太多具体的实质性交易，而是侧重于两国元首的“关系建立”，但双方宣布成立的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为未来的机制化沟通提供了可能 。

NCAFP报告在总结中呼吁，美中两国的战略竞争已不可逆，但未来成功与否，取决于双方能否有效地预防竞争演变为冲突 。报告建议两国政府应超越政治周期，在人工智能（AI）安全、芬兰太禁毒执法、危机管理、两军沟通以及教育学术交流等利益交汇的领域，积极扩大并深化制度化的沟通管道，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来稀释误判风险 。

最近，位于东非的刚果（金）爆发了埃博拉疫情，虽然目前确认和怀疑死于这一病毒的人数在400余人，但因为病毒种类的罕见、发现疫情时间的延宕和曾经以美国疾控中心和国际发展总署为支撑的全球疫情防控的千疮百孔，刚果疫情也许会失控，给非洲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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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的爆发为中国全球南方舞台彰显自己为负责任、有能力的大国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然而，尽管WHO早在5月17日就宣布刚果埃博拉疫情爆发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直到6月2日，一个由5名专家组成的中国考察小组才抵达距离疫情爆发地点1600公里之外的刚果首都金沙萨。这个小组将在刚果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中国目前的介入和投入与十年前的参与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更与今天中国的国力、生物科技发展的水平和可以发挥的作用极不相称。

首先，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超过10年之前。

其次，经过新冠抗疫，中国积累的经验无与伦比。

第三，中国在刚果的投资巨大，它是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的重要一环，单纯从经济利益考虑也不能在抗疫方面蹑手蹑脚。

第四，这是对中国全球发展倡议的一块试金石，是反驳西方对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自身利益第一的批评重要反击机会。

最后，中国不应该走美国奉行的“本国利益第一”的路线，而是应该大胆、慷慨地走入华盛顿留下的真空，真正做到“东升西降”。

在这样的思考下，本站特别转发2026年6月6日由《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埃博拉病毒蔓延东非，中国会挺身而出吗？”的文章。该文英文题目和题记为“As Ebola Spreads in East Africa, Will China Step Up?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help stop the deadly virus, and could move into a gap left by U.S. retreat”，文章作为Lily Kuo和Stephanie N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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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蔓延东非，中国会挺身而出吗？

随着埃博拉病毒在东非蔓延，美国在此次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远小于以往。这使得中国——一个拥有疫情防控和生物技术专业知识的经济强国——成为下一个可能为抗疫工作投入物资、资金和医疗工作者的全球力量。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布瓦卢（Mongbwalu）镇，即此次疫情的震中，治疗中心急需设备、药品和基本物资。由于缺乏检测手段，减缓本迪布焦（Bundibugyo）病毒的传播变得更加困难。该病毒引发了此次疫情，且目前尚无获批的疫苗或治疗方法。

然而，尽管北京在该地区进行了重大投资，但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应对这场可能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与前特朗普时代（pre-Trump era）的紧急响应相比，由于美国的作用大幅减弱，中国面临的挺身而出的竞争压力也有所减少。而且，向来谨慎的北京不太可能迅速介入，去帮助控制一个处于冲突频发的偏远地区的疫情。

“现在我们到了露峥嵘的时刻（moment of truth），”威廉与玛丽学院（William & Mary）援助数据中心（ AidData） 的执行主任布拉德利·帕克斯（Bradley Parks）说。

他表示，对中国而言，这场危机“将真正迫使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任由事态蔓延、让领导力出现真空，还是挺身而出填补空白？’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意愿承担起领导角色。”

在本周，即疫情宣布发生近三周后，中国迈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它向刚果首都金沙萨派遣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医疗专家组，该地距离疫情中心有1000多英里。

他们随行带来了防护装备和实验室物资。该代表团负责人陆明（音译）告诉中国媒体，中国正在“履行大国责任”。

与此同时，北京尚未公开回应非洲官方提出的3.19亿美元援助请求。其官员也未加入应对这次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特别委员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全球卫生的金吉勇（音译）教授表示，他相信如果疫情恶化，中国会加大抗疫力度。

“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中国展示其在公共卫生、研究和医药领域实力与抱负的好机会，”他说。

在许多方面，中国都具备提供帮助的优势。

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制造基地，能够快速生产并运输医疗物资。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大量的个人防护装备。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正在开发负担得起且易于推广的医疗创新产品，它们可以提供新的检测方法和疫苗。

在2014年至2016年席卷西非的全球最严重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道主义行动，运送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物资（包括救护车），并派出了数百名医疗工作者。中国还首次在海外建立了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和一个传染病医疗中心。

当时的中国行动也更为迅速。在世卫组织宣布该疫情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仅一天后，北京就宣布将提供帮助。中国领导人本人也向遭受病毒袭击的国家表达了支持。

但多伦多大学研究过中国参与世卫组织情况的住院医生尚志达（音译）表示，那时是一个不同的时代。“那是新冠疫情之前，”他说，“每个人对全球卫生仍抱有更美好的愿景。”

“我相信中国领导层当时非常想向世界及国内民众表明：‘看，世界正面临危机。应对危机，我们当仁不让。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我们将成为英雄，’”尚医生说。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斯蒂芬·莫里森（Stephen Morrison）表示，中国可以再次部署卫生工作者。在那次疫情期间，他参观了中国在利比里亚修建的埃博拉病房，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组织得非常有条理，非常专业，并且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他说。

中国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行业可以发挥作用。

十二年后，中国更加富裕，在非洲的存在感也更强。它与它协助建造总部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也拥有了更多应对流行病的经验。

中国对遏制当前疫情的最重要贡献可能来自其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行业。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负责诊断制剂获取工作的桑杰尔·希尔顿（Sonjelle Shilton）表示，中国在检测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包括可筛查多种疾病的适用仪器，以及可在患者床边使用以识别病原体的检测方法。这可以免去将样本运送到中心实验室的麻烦——在刚果的案例中，这意味着免于穿越数百英里且处于动乱之中的区域。

她说，中国公司一直在开发能够检测埃博拉病毒家族中多种病毒的诊断方法。这种检测本可以加快对此次疫情的反应，因为最初怀疑感染埃博拉的医务人员所拥有的检测工具只能检测出另一种不同的病毒。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的一篇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中国的科学家们还在研究一种 mRNA 疫苗，该疫苗可以对包括埃博拉在内的出血热病毒提供保护——这项工作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

这些研究人员尚未加入由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协调的应对疫情的国际科学工作中，该组织致力于加速疫苗上市。

美国角色的减弱减轻了中国的压力。

专家表示，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的强力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想要与美国的努力相抗衡。

而现在，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以及在疫情中扮演的较小角色，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CFR）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北京“可能认为美国不再是全球卫生的领头羊，因此与美国竞争软实力的动力可能会减弱。”

这次的疫情更加复杂，部分原因在于其震中位于刚果东北部，那里有武装组织在活动。

“我不认为中国想贸然介入并把这个问题全盘揽过来，”莫里森博士说。

鉴于中国缺乏独立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且人道主义援助往往涉及军队或国家红十字会，任何加大中国参与力度的决定都可能需要在北京的高层做出。

“如果北京有人做出决定并说‘我们要进去’，我预计事情会进展得很快，”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中国与对外援助专家玛丽娜·鲁迪亚克（Marina Rudyak，中文名玛丽娜）说。“但如今的官僚体制灵活度远不如2014年——决策变得更加集中了。”

对北京而言，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一些专家表示，中国的对外援助举措是为了保护其经济投资，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利益尚未受到损害。

中国企业拥有或经营着刚果大部分的关键矿产开采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该国南部，远离疫情爆发地。当地的中国籍工人们表示，业务照常进行。

在南部城市科卢韦齐（Kolwezi）的一名中国建筑工人（他只透露自己姓刘）说，他本周才听说有疫情。

他负担不起回国的机票，所以别无选择只能留下。“我当然担心，”他说。“谁不怕死呢？”

曾在西非负责埃博拉应对工作的美国前高级官员杰里米·科宁迪克（Jeremy Konyndyk）表示，中国参与此次抗疫的规模可能会取决于采矿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

“当中国参与海外援助类的活动时，重点并不在于仁慈和解决问题，而是在于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现任国际难民组织（Refugees International）总裁的科宁迪克先生说。

他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盘算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全球卫生政策非常相似。

• 在长达25分钟的演讲中赫格塞斯没有一次提到台湾，但华盛顿的对台政策没有变化

• 因为特朗普领导有方，美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阶段

• 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一个平等并相互尊重的关系

• 美国不允许任何国家在太平洋称霸，它的对华政策不再虚张声势（悄声细语），更趋于实际行动（挥舞大棒）

• 在北京期间赫格塞斯与中国的国防部长有密切的交流，对他未能到会表示遗憾

• 美中两军正在建立常规的交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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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站节译的赫格塞斯演讲和答记者问与中国有关的部分段落，供读者参考。

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论坛的主旨发言（节译）

我们并不想通过无谓的对抗来应对这一挑战，而是以一种克制且深思熟虑的力量姿态来面对。我们的焦点是强大、沉稳且清晰——强大、沉稳、清晰。清晰地表明我们的意图、我们的优先事项，以及我们实现政府目标的能力。这是我们的亚洲伙伴极度青睐并长期遵循的模式。我们在整个亚洲的盟友并不寻求不断的升级、辞令上的作秀，或是由公开对抗所定义的地区局势。他们真正想要的，以及美国所交付的，是训练有素的力量、坚定不移的决心，以及足够自信、能够“手握大棒，轻声细语”地行动与对话的领导力。

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总统一直在明确阐述的，是一个既对美国人有利也对我们的盟友有效的、真正稳定的平衡——一种有利且持久的实力平衡，其中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强加其霸权，并让我们的国家和盟友的安全或繁荣受到威胁。美国力求维护长期以来保障该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条件。我们使命简单明了：致力于维持平衡，不颠覆秩序。我们捍卫使整个地区实现非凡增长和机遇的现状。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是重大的，但也是有范围且合理的，其定义在于一种尊重主权、商业自由流动以及各国保留做出自身选择的自由的实力平衡。这就是美国所维护的平衡，且绝不容许他人颠覆。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处于多年来的最好时期。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巧合。强大、沉稳但清晰，才是实现稳定的正确药方。就在两周前，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美中北京举行了直接会谈，巩固了这一根基。我见证了他们数小时的坦诚交流，这确实具有历史意义。他们同意，美中两国应当在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并重申虽然两国将充满活力地保护各自的利益，但我们可以在利益一致的地方达成实际和互利的协议。

话虽如此，我在美国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的职责，就是提供军事力量来支持特朗普总统具有远见且务实的外交。确保总统始终从毫无疑问的实力地位上进行谈判，以维护太平洋地区及全球的和平，这是我们的核心职责。为了确保我们的军事力量能够维护稳定，我们将为其注入明确的意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频繁地与中国同行会面的原因。通过保持两军之间畅通的沟通渠道，我们可以进行协调、化解冲突，并降低误判的风险。这种对话并不是向任何方向妥协的信号，而是一个务实的护栏，确保我们领导人在高层所追求的关系在各个层面上都能得以维持。

虽然实现体面的和平是我们的目标，但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坚持要求中国尊重我们在该地区的长期地位，不仅口头坚持，更要保持有形（且显而易见）的军事力量来为此提供背书。现在，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正在改变策略。华盛顿发表慷慨激昂的外交抗议、口头标榜美德却无法彰显能力的“表演式愤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展望未来，我们将在沟通的时间和方式上展现明确的意图，而且我们是通过行动展示我们的领导力。正如我所说：强大但沉稳，手握大棒，轻声细语。我们将把致命能力、战略纪律以及务实合作放在首位，摒弃空洞的辞令与花哨的作秀。

任何潜在的对手都将被迫通过我们的硬实力、整体战备状态以及坚定的决心来评判我们。正如《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国防战略》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方法集中在沿第一岛链的“拒止威慑”。

现在，我们正在西半球重新确立门罗主义——我喜欢称之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积极捍卫我们的家园和我们的半球。我们将保护我们的人民。但如果你看看我们部门的规划指南和我们的预算，我们正在打造一支有能力投放力量的队伍，一个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尤其是在这里（亚太地区）投放力量的国家。

我们将在西太平洋建立并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确保侵略不可行、升级无吸引力、战争被视为失去理智。我们的军事部署将具备韧性、分布式特点，并针对通过武力阻止快速、决定性获益进行优化。这就是战略的逻辑，是“以实力求和平”的本质，也是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惠及我们所有人的持久和平的基石。我们都将从这样一种政策中受益，因为我们沉稳但清晰的力量将带来稳定与和平。

但这一负担绝非美国能够或应当独自承担的。有利的实力平衡需要具备真正军事实力、真正工业能力以及真正政治决心的有能力的盟友。长期以来，该地区的局势安全过度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我们的许多盟友和伙伴任由自身的防务能力萎缩，但这对美国纳税人来说是一笔糟糕的交易，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而言也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互动。

相反，当我们在各自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共同为和平与稳定的这一共同目标做出贡献时，我们才会利益均沾。这并不是一种“不听我的就散伙”的方法。我们愿意与各位在各自的立足点上展开合作，这一合作将充分考虑你们自身的实际情况、地理位置，以及你们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太平洋免受任何霸权的控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家国防战略中的一个核心工作方向，就是增加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责任分担”（burden sharing），并同时赋能他们为我们的集体防务做出贡献。这不再是一个事后才想起来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赫格塞斯在主旨发言后答记者问（节译）

问：我想问的是，与去年的发言相比，您是否会认为您今天的言论对中国有所缓和？举个例子，去年您曾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攻击“迫在眉睫”，那么基于此，美国是否已经决定暂停最新的对台军售？

战争部长赫格塞斯： 我认为我们今天传递的信息与总统想要达到的目标高度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将保持强大，但我们可以在“手握大棒”的同时“轻声细语”，并非常明确地表明，在某些领域我们是可以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我们尊重他们的抱负。我们深知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这带来了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考虑的因素，以确保我们为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今天在公开演讲中也阐明了这一点。但是，能够有机会与另一个全球大国面对面会晤——就像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所做的那样——我认为这恰恰是世界希望看到的，对吧？像美中这样的两个大国走到一起，化解冲突并就当前的议题展开对话，这至关重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双边关系或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总统也是这么说的，但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这是每个人都乐见其成的。

问：您认为美中两国是否需要就人工智能（AI）建立共同认可的护栏或标准？当您在北京时，您是否看到这方面取得了进展？

战争部长赫格塞斯： 双方对此进行了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我认为达成的共识是，随着该技术的发展，我们应当继续就此保持沟通。我的意思是，这里存在两个需要权衡的方面：一方面你希望能够设立护栏；但另一方面，鉴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创新能力，我们也希望保持领先优势，并确保我们能够负责任地利用这一优势。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那种竞争性的张力。在两个强大的国家之间，关于护栏的对话是有益的，但我们的职责也是要跑得最快。当然，在战争部，我们正竭尽全力来保持这一优势。

问：关于中国，在您今天早上的发言中提到特朗普总统让您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您在北京时是否与您的中方同行进行了面对面的单独会晤？您希望未来促成怎样的互动与沟通？

战争部长赫格塞斯： 我确实有机会在北京与我的中方同行多次会面，事实上，在一次晚宴上我就坐在他旁边。由于我们此前已经有过几次会面，所以这是一个深化关系的契机。遗憾的是，他这次没有出席香格里拉论坛，但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接触。我们已经为两军接触建立了更加常设的机制，因为最重要的不仅是那些备受瞩目的高级别场合，而是月度性的常规沟通。在两军层面上，无论是在太平洋还是其他地区，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化解冲突，我认为这些才是最关键的。这也是我们领导层的期望：嘿，我们正在开启一个更具协作性的新篇章，而在两军级别上，我们的职责就是确保尽可能多地促成这种互动。

问：拜登此前曾表态美国的政策是防卫台湾。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是否发生了任何变化？

战争部长赫格塞斯：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与本届政府执政之初完全一致。你可能看到的唯一变化，只是我们谈论整个地区局势的方式。我今天所谈到的是强大、沉稳但清晰，确保我们的盟友准确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立场——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闭门会议中，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会面如此重要的原因。

但正如总统在结束与中国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后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我认为，无论是在太平洋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目前所处的实力地位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稳固。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然而，在世界进入“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今天，对核武器的管控出现了巨大变化。首先，巴基斯坦、印度和朝鲜成了新的核武器成员国；其次，以色列和日本可以随时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三，中方开始认为为了使核威慑具有真正的效益，它必须扩大自己的核武库；第四，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不断受挫，欧美等国担心气急败坏的克里姆林宫会使用战术核武器；第五，特朗普总统连篇累牍的退出北约的威胁使得英国和法国开始考虑扩大自己的核武库；第六，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被攻击使得那些担心政权不保的国家的领导人更加认识到唯一可以阻止大国颠覆其政权的盾牌是核武器；最后，AI的高速发展使得对何时和怎样使用核武器变得更加复杂。

赵通博士是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和卡内基中国的高级研究员。2024年5月3日，他在美国外交学会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中国扩大核力量的真实关切”的文章，详细分析了中国扩大核武库的动机并提出美中必须及早开始核军控谈判。2026年2月5日，美俄2010年签署的核军控条约New START失效，华盛顿拒绝续约的原因之一是鉴于中国对自己核打击力量的扩大，美国不能作茧自缚。

2026年5月1日，赵通博士又在同一个杂志发表了“中国与美国正在走向核灾难”的文章（China and America Are Courting Nuclear Catastrophe—The Consequences of Beijing’s Weapons Buildup）的文章。本站特将此文翻译成中文供读者参考。

赵通博士2023年发表的“认知差异与中美关系”与“信息隔离或酿悲剧？–对台海危机产生根源的探讨”也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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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中国一直在致力于稳步重塑全球核秩序。根据美国政府的评估，自2019年以来，北京的核弹头库存几乎增加了两倍。中国迅速提升了其陆基、空基和海基核能力，大幅扩展了核弹头研发和组装的基础设施。而且，北京并没有放缓的迹象。今年3月中旬，中国宣布将“加强和扩大”战略威慑能力，重申其在质量和数量上持续增强核武库的决心。

美国官员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变化。他们担心，原本几乎所有核弹头都由莫斯科和华盛顿控制的“两极核世界”，正在被一个“三极核世界”所取代。作为回应，美国一方面试图强化自身核武库，另一方面也试图与北京展开谈判。例如，今年2月，美国决定不再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因为华盛顿不愿继续受到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军控协议约束。然而，尽管美国不断施压，中国始终拒绝参与核军控谈判，看起来并无意限制自身能力。

北京之所以不愿就核力量进行谈判，是有其原因的。中国政府认为，更强大的核威慑不仅不会增加风险，反而能够稳定中美关系，因为它会迫使美国将中国视为真正的战略对手，从而避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最近的行为似乎也印证了这一逻辑。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华盛顿在处理台湾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时变得更加谨慎，并表现出通过商业合作维持双边稳定关系的更大兴趣。北京将此视为其战略奏效的证据，因此更没有理由改变方向。

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北京自身的标准来看，中国一再拒绝进行实质性军控谈判、拒绝提高核透明度以及拒绝采取基本的互信措施，也在严重削弱战略稳定。这些拒绝让美国对合作性安全解决方案感到失望，并推动其进一步扩张核力量和导弹防御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包括核问题上的合作不断加深，也加剧了欧洲的不安。许多欧洲领导人认为，中国正在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提供支持。法国和英国因此开始重建自己的核武库，这进一步削弱了多边军控的前景。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更加无序的国际环境，而这种环境反过来又强化了北京继续扩军的信念。

要摆脱这种安全困境并不容易，但仍然存在实现真正限制的路径。中美双方都在担心对方可能率先使用核武器。事实上，两国都并不依赖“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但在核边缘政策中，认知与现实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若想实现核稳定，北京和华盛顿必须认识到，双方都误读了彼此。

中国建议美国采纳或谈判类似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做法，但这仍不足以达成一个足够可信、能够弥合双方认知差距的协议。不过，如果中美能够在更具体层面提高透明度——例如就短程核能力展开透明化措施，因为这类武器最可能在地区冲突中被使用，也最容易引发“先发制人”的担忧——那么双方就有可能缓解日益升级的核竞争中最危险的风险。

“枪梯博弈”（SHOOTS AND LADDERS）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核武计划是对其安全威胁认知的一种回应。其中最主要的担忧，是认为华盛顿更加强大，因此可能会利用北京内部的脆弱性施压中国。中国在2021年初首次明确承诺加速核扩张，并非巧合。当时，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猛烈抨击中国政治制度，加剧了北京对政权安全的担忧。今年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干预，则再次提醒北京：尽管华盛顿声称并非如此，但它仍然在从事推翻威权政府的行动。在许多中国战略学者看来，美国是否干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在军事上的相对弱势。因此，北京许多人认为，持续不断地增强军力是国家安全的关键。

国际舆论也可能影响北京的核决策。历史表明，相比单独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北京更容易回应国际社会的集体压力和全球规范，因为中国希望塑造“负责任核大国”的形象。例如，对于涉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军控提议，北京往往表现得更愿意讨论。但如今，国际反弹的风险已明显降低。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在扩张核力量。而随着华盛顿放弃部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通过胁迫手段推进自身利益，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接受北京的说法，即真正威胁全球稳定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如果更多中小国家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视为制衡美国霸权的有益力量，它们就不太可能要求中国克制核野心。

中国国内环境同样难以对北京的核扩张形成制约，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没有人有空间公开反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负责中国大部分核武器运作的火箭军，已经成为习近平近期清洗高级军官行动的重点对象。越来越多将领担心被视为“不忠诚”，因此也越来越不愿支持那些在政治上具有风险或不受欢迎的倡议，例如军控谈判。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PLA）试图将中国领导层要求扩大核力量的政治指令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它必须决定中国是否会悄然放弃长期坚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与美国普遍认知不同，中国战略界认为，中国既没有能力可信地采取“首先使用核武器”姿态，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北京认为，至少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常规军力——例如军舰、火炮和非核导弹——已经开始超过美国。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发生重大热战时的军事战略，将建立在常规力量优势基础之上，而核武库则主要用于威慑美国升级为核战争。

然而，北京仍然认为，即使中国正在扩张核力量，美国在核武器的先进程度和规模上依旧更强。这种认知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主动进行核升级的意愿，因为那样做只会让对手在其最具优势的领域占据上风。

现在，北京应该认识到，其反对“核武器首先使用”的立场并不具备足够可信度。

但北京担心，华盛顿未必会因此被吓阻。事实上，中国分析人士担忧，美国恰恰可能因为常规军力相对削弱，而在战争中诉诸核升级。这种担忧因越来越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包括五角大楼政策主管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公开承认美国可能需要更多依赖核武库，以弥补常规军力资源下降，而进一步加深。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则担心，即便中国当前对“不首先使用”政策是真诚的，北京仍可能在战争中放弃这一承诺。即使最坚定的承诺，在重大危机中也可能失效。而美国官员对于解放军依靠常规军力成功实施大规模攻台行动的能力，也远没有中国专家那么乐观。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还怀疑——尽管缺乏明确证据——北京认为自己在战术核能力方面正在取得优势，并可能试图通过首先使用核武器来利用这一优势。

中国持续保持核计划不透明，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焦虑。北京正在部署越来越多既可搭载常规弹头、也可搭载核弹头的武器系统，例如DF-26弹道导弹，其射程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但中国从未明确说明这些系统中究竟有多少承担核任务。因此，美国专家往往假设其中大部分导弹属于核力量，从而对中国地区核能力和战备状态做出更高估计。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美国对中国可能在地区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担忧。

美国官员担心，北京可能会寻找技术上不违反“不首先使用”承诺的方式。例如，中国可能在战时进行核试验、向海洋发射“示范性”核打击，甚至实施高空核爆，以瘫痪军事设备而不造成人员伤亡，并声称这种行为不构成“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担忧，华盛顿实际上仍有充分理由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即使面对中国威胁也是如此。首先，保卫美国本土并不需要首先使用核武器。包括中国在内，美国目前并未面临任何可信的生存性威胁。其次，“首先使用核武器”意味着一种高度危险且主动的升级行为，它也无法成为美国常规军力相对削弱情况下、保护全球盟友与伙伴的长期可靠替代方案。

事实上，美国已经表现出不愿因台湾或南海问题与中国爆发常规战争的倾向。美国官员越来越认为，这些地区虽然在经济上重要，但并非“战略必需”。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将面临更大的政治限制，因为美国社会越来越不愿为了他人承担巨大风险。

因此，华盛顿并没有太大理由去刺激北京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其核武库。中国已经提升了精确短程核力量，使其在有限地区核冲突中拥有更灵活的回应选项。但如果解放军认为，美国试图在更高层级的核对抗中建立主导优势，那么它可能会推动发展一个更庞大、更多样化的核武库，以便在核冲突的每一个阶段都能与美国匹敌——政治学家将这种能力称为“升级管理”（escalation management）。

对华盛顿而言，更明智的做法，是将竞争控制在核门槛以下，从而避免把北京推向一场不断恶化的核军备竞赛。

“在毁灭边缘进行交易”（DEALING AGAINST DESTRUCTION）

现在，北京应当认识到，随着其核武计划不断扩张，中国反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可信度。中国日益庞大的核武库正在强化华盛顿的威胁认知，进而促使美国采取更具攻击性的反制措施。这不仅 destabilizes（破坏）双边关系，也增加了爆发核军备竞赛的风险。

但如果华盛顿能够通过政策声明，将重点放在“防止任何核武器被使用”上，而不是在核升级开始后如何“管理升级”，那么双方就有可能探索相互克制的措施。作为回应，北京则可以提高其具备地区打击能力核力量的透明度，从而缓解美国对中国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焦虑。

即将举行的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为双方处理这些紧张关系提供了机会。习近平或许会释放恢复与华盛顿广泛安全对话的意愿，以此作为稳定中美关系努力的一部分。而特朗普则应提议讨论：要使“防止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真正可信，究竟需要哪些条件。

其目标不应是立刻谈判达成一个近期内可执行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而应首先澄清双方认为哪些具体保证——例如核力量结构与部署态势——对于让自身承诺以及对方承诺都具有可信性是必要的。

如果以“防止核战争”为讨论框架，将最有可能促使习近平——以及中国官僚体系——参与实质性的核对话。这类交流还能够检验，北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自身“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以及它在避免核冲突问题上到底有多坚定。

如果北京愿意继续推进，华盛顿则可以提出更具体的措施，包括：美国限制其在亚太地区的核部署，以换取中国限制其短程核系统。具体而言，华盛顿可以将未来关于是否需要、以何种规模、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亚洲前沿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决定，与中国对其类似核资产实施限制挂钩。

如果中美能够成功限制核竞争，那么双方将打破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规律。自核时代开始以来，当一个核国家的常规军力弱于对手时，它往往会更多依赖核武库作为补偿。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在欧洲拥有更强常规军力的苏联，就更依赖核威胁；而近几十年来，俄罗斯也越来越依赖核武器，以弥补北约在常规军力上的优势。

但如今，华盛顿有机会证明：即便不诉诸更强的核威胁，美国依然能够保护自身利益。这样做不仅会提升美国在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地位，也会增强其对北京的威慑力。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其全球核声誉建立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之上。即使在中国常规军力弱于主要对手的时期，北京也始终维持这一承诺。因此，即便美国重新恢复常规军事优势，如果中国放弃这一长期政策，也将面临国内质疑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

如果美国能够明确优先依靠常规军事威慑，并提高发动核战争的门槛，那么中国诉诸核威胁的政治成本就会显著上升，从而降低北京发出核威胁的风险。

美国继续扩张核武库的价值其实值得怀疑。仔细研究中国方面的观点可以发现，华盛顿现有的核能力已经完全足以威慑中国。美国进一步扩张核力量，反而可能挤占本应用于发展更关键常规武器与弹药的资源。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清楚表明“防止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其优先目标，并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国寻找共同点，符合其自身利益。特朗普最近所说的“绝不能允许核武器被用于攻击任何人”，正体现了这一点。

中美双方都不希望爆发核战争，因此两国都应谨慎作出选择，为各自的核武库规模和作战政策设定限制。这不仅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也是它们对世界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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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特·拜尔 您知道的，在您准备启程返回华盛顿之际，您曾表示这次峰会取得了成功。对美国而言，您从这里带走的最显著、最具体的成果是什么？

唐纳德·特朗普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关系。一切都取决于关系。我和习主席以及中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句空话，但它决定了一切——包括达成交易和解决问题。我们两人共同解决了很多如果换作别人可能会处理得非常糟糕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贸易一直很强劲。我们的农民得到了大量的的大豆订单。我们正在为农民做很多事，有很多好消息。他承诺购买 200 架波音飞机，都是大家伙，777 和 737，很多很大、很漂亮的波音飞机。200 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他还承诺，如果（这些飞机）性能得好——我也把这话告诉了波音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波音飞机使用通用电气的发动机，它性能非常棒。是的，如果中方满意，订单数量可能会增加到 750 架。

布雷特·拜尔 那显然会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和投资。您知道，一些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共和党人，都对中国在美国本土进行制造业投资表示担忧。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唐纳德·特朗普 好吧，如果他们不想支付关税，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就像其他国家和公司正在发生的情况一样。现在投入美国的资金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都要多，包括大约 10 年前可能排名第二的的中国。我们在 11 个月内就获得了 18 万亿美元的投资，第 12 个月的数字还没统计进来。

数据表明我们有 18 万亿美元。如果中国想进来并想避免关税，如果他们在这里建厂，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要雇用美国员工。如果他们想逃避关税，他们就必须在美国本土建厂。对此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布雷特·拜尔 尽管有人担心中国在美国境内的运营。

唐纳德·特朗普 听着，日本的丰田和本田工厂遍布每股，美国公路上有很多日本汽车。我是说，他们正在全国各地建造庞大的工厂。所以，如果中国想为他们的汽车建厂——现在我告诉你，我对中国汽车征收了 100% 的关税，因为我不想让它们涌入这个国家。如果你看看欧洲，正是因为它们彻底淹没了市场，它们才会摧毁你的汽车工业，这就是欧洲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现在他们（欧洲）在说，我们得学着点唐纳德·特朗普。欧洲正在被击垮。他们正完全被成千上万、成百上千辆中国汽车所淹没。梅赛德斯、宝马和大众正被逼入绝境。所以，如果你注意到了，我们并没有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对中国制造的汽车征收了 100% 的关税。

布雷特·拜尔 尽管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您仍将继续执行该关税，还是——

唐纳德·特朗普 不，不。那个裁决只是针对某种特定类型的关税。

布雷特·拜尔 所以您正在采取一条不同的途径。

唐纳德·特朗普 没错。我有权征收同样的关税，坦率地说，是用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方式，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更好的关税。事实上，它是一种更严格的关税。

布雷特·拜尔 我想问您关于伊朗和人工智能（AI）的问题。但中国明确表示台湾对他们非常重要。而在你们举行完第一场会晤后，习主席的发言人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当，两国关系将享有总体稳定；否则，两国将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从而使整个关系陷入巨大危险。”该声明发布时您还在会议室里。这听起来几乎像是一个威胁。在闭门会议中，他们也是以这种方式传达的吗？

唐纳德·特朗普 不，完全没有。但这一直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这并不是一次性的接管（不是很清楚此处特朗普是什么意思，英文原文是—It is not a takeover）。他们只是不想看到这个地方——科科达（Kokoda）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特朗普在此处指什么，英文原文是-- They just don’t want to see this place, Kokoda Place），因为没人知道该怎么定义它——但他们不想看到它走向独立。他们不想这样做。我认为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严厉的手段，然后他们会遭到严厉的回击，坏事就会发生。

所以，不，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谈过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昨晚我们整晚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现在对台湾的了解，比除了美国之外的几乎任何国家都要多——

布雷特·拜尔 您认为这个问题主导了谈话吗？

唐纳德·特朗普 从我多年前认识他的那天起，这一直是他最在意的事情。我认识他已经 11、12 年了。台湾对他来说一直是天大的事。现在，只要我在这里（执政），我认为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坦白对你说，如果我不再（执政）了，我认为他们可能会。

但如果保持现状，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采取行动。但他们现在那里（台湾）有人想要走向独立。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当选择独立时，你知道，他们走向独立是因为他们想挑起战争，而且他们觉得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我更希望看到它保持现状。而且我还要透露一点新闻：我希望能看到所有在台湾制造芯片的公司都搬到美国来，因为老实说，我认为这是你能做的最棒的事，毕竟目前的局势非常白热化。

毫无疑问。而且正如你所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台湾芯片公司来到了美国。我们预计在我的任期结束时，我们将占据全球芯片业务的 40% 到 50%，我认为甚至应该更多。我认为所有这些芯片公司如果足够聪明，都会开始向亚利桑那州以及他们正在建厂的地方转移。

这将会解决你们的问题。

布雷特·拜尔 在您与习主席会晤后，台湾人民应该感到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唐纳德·特朗普 没有变化，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布雷特·拜尔 （美国）政策有发生改变吗？

唐纳德·特朗普 没有。什么都没有改变。

没有，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会这么说：我并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你知道，我们没必要到 9,500 英里之外去打仗。我不想看到那样。我希望他们降降温。我希望中国也能冷静下来。

布雷特·拜尔 但是您正在搁置批准对台数十亿美元武器出售的计划。该计划还在推进吗？

唐纳德·特朗普 关于那个，好吧，我还没有批准。我们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布雷特·拜尔 您在等待什么关键点？

唐纳德·特朗普 我可能会批准，也可能不会。

布雷特·拜尔 是的，您的权衡点是什么？

唐纳德·特朗普 好吧，我不会明说。但我可能会做，也可能不会做。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如果保持现在的状态，我认为中国对此是接受的。但我们不希望有人因为有美国撑腰就说“让我们独立吧”。你懂吧？

布雷特·拜尔 这么说，习主席可能很乐见您没有批准对台军售。

唐纳德·特朗普 我会说“乐见”这个词可能有些过头了，因为他知道我只需签个名就能办到，不像拜登，连自己的名字都签不明白。不，我正把这件事（军售）搁置起来，这取决于中国。坦率地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这是一大笔武器，价值 120 亿美元。

这确实是一大笔武器。但是，你知道，当你对比两边的实力时，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和庞大的国家，而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想想看，它距离中国只有 59 英里。59 英里。而我们距离那里有 9,500 英里。话虽如此，这确实是一个有点棘手的问题。你知道，如果你看看台湾的历史，台湾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是因为我们以前的总统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如果他们当时对进口的芯片征收关税，那些企业就永远不会离开美国。

过去一切都和英特尔（Intel）以及我们的芯片公司有关。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芯片工业。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好多年了。我说，你看，多年来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芯片。如果我们以前有一位总统站出来说：“我们要对芯片征收 100% 的关税。你可以选择离开，你可以去台湾建厂，但如果你想把它卖回美国，我们将征收 100% 或 200% 的关税。”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任何一个芯片。

我们曾经失去了芯片产业，但现在它正在全数搬回来。但我确实要说：台湾如果能稍微冷静克制一点，那将是非常聪明的。中国稍微冷静一点也会非常聪明。他们两边都应该降降温。

布雷特·拜尔 在人工智能（AI）方面，中美之间是否达成了某种框架性共识，比如设置安全红线（防线），以免 AI 走向失控甚至毁灭世界？

唐纳德·特朗普 好吧，我们确实谈到了这一点。是的，我们谈了。听着，人工智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绝大多数情况下。而且我们正领先中国。我们谈到了这件事，我们领先中国很多。我赋予了 AI 企业建造自己专属发电厂的权利。这是一件大事。他们现在可以自己发电，而这些电力是以前无法从公共电网中获取的。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些由无数天才领导的极其富有的公司正在建造发电厂。

正因如此，我们在 AI 竞赛中遥遥领先中国。现在，这场竞赛基本上就是我们两家的天下。其他国家也在参与，但主要是我们。无论谁赢得了 AI 竞赛——而我们终将赢得它。我是说，如果我们够聪明，我们就会赢。如果我们不够聪明，那就不会。但我们目前领先很多。我们昨晚讨论了这件事。

习主席对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原本以为，在竞争刚开始时，他们取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而我们现在已经赶上，并在 AI 领域实质性地超越了他们。

布雷特·拜尔 但您认为双方会有所投入，去建立一些护栏（防线）之类的东西吗？

唐纳德·特朗普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我们探讨过。但你知道，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相互竞争。所以很难去讲，“哦，天哪，让我们一起坐下来，既然我们在相互竞争，那我们来设个防线吧。”现实中这很难奏效。但如果看看 AI 在医学上的应用，它们在医学领域提出了一些新方法。

它们正在带来一些人们以前绝对无法实现的治愈方案。它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好处，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一些安全防线。

布雷特·拜尔 您提到习主席表示他会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特别是——

唐纳德·特朗普 我也说了，我们不需要协助。

布雷特·拜尔 是的，您没有主动请求协助，您是说他主动提出来的。特别是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您认为他会怎么做？

唐纳德·特朗普 我认为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非常友好。他 40% 的石油都来自那里。他没有派任何人去，没有派遣军舰，也没有派那些带有巨大舰炮、需要我们去击退的军舰。如果需要，我们完全有能力击退。好在我们这里——我在我的前四年任期里打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这在委内瑞拉就得到了证明。那只花了一天，实际上是 48 个小时。我是说，让我们看看，大概是 48 分钟。我认为是 48 分钟 13 秒，然后事情就结束了。那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强国，但解决得非常快。而且顺便说一句，现在我们利用他们的石油发了一笔大财。

因此，可以说他们在过去 8 个月里赚的钱比过去 10 年赚的还要多，而我们也参与了利润的分成。

(此处删去特朗普总统与拜尔讨论伊朗的几段话；特朗普之后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拜尔随后问)

布雷特·拜尔 中国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与你看法一致。而且——

唐纳德·特朗普 他在这一点上同意我的看法。他同意我的观点，他也希望看到这一切结束。他希望看到它收尾。他愿意提供帮助。如果他想帮忙，那太好了。但我们不需要帮助。而且，你知道，寻求帮助的问题在于，当有人帮助你时，他们总想在另一件事上得到回报。这就是帮助的本质。

(此处删除关于伊朗和委内瑞拉的讨论。在谈到美国的海外战争时，特朗普说)

唐纳德·特朗普 越南战争持续了 19 年，伊拉克大约是 10 年，朝鲜战争是 7 年，另一场是 14 年，还有一场是 12 年，另一场是 9 年。而我们在这个地方才待了 2.5 个月。他们谈论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在越南失去了数万名士兵。我们在几乎每一场战争中都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士兵。

我经历过这些牺牲，我更希望一个都不曾失去，因为我认识那些父母。我和他们谈过话。我在两场战争中损失了 13 名士兵。

布雷特·拜尔 本周有三艘装满伊朗石油的中国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唐纳德·特朗普 因为我批准它们驶出。

布雷特·拜尔 是您批准的？

唐纳德·特朗普 是我们允许它发生的。

布雷特·拜尔 在多大程度上，美国的财政状况在促使您去达成某项协议？

唐纳德·特朗普 一点都没有。抛开伊朗不谈，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不去考虑美国的财政状况。我谁也不考虑。我只考虑一件事：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仅此而已。

布雷特·拜尔 您可以想象会有多少人把你的话断章取义地截取在“我不去考虑美国的财政状况”这句话上。那么，您对这种解读框架有什么回应？

唐纳德·特朗普 很简单，当人们听到我完整的解释时，每个人都会同意。短期的痛苦，这将会是短期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因为人们原本以为油价会飙升到每桶 250 美元。要知道，昨天是 99 美元，每桶 99 美元。我曾以为可能会涨到 200 美元，我也能接受。

这并不是说我希望它涨，而是你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会把它用在我们身上。他们会先从以色列开始，将其从地球上彻底抹去，把中东彻底抹去。然后它会蔓延到欧洲，你知道他们有能打到欧洲的导弹，如果你看到了的话，对吧？他们有能打到欧洲的导弹。我其实给欧洲帮了一个天大的忙。

当你告诉某人，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你必须为汽油多付一点钱——也不是很多，只是多付一点——因为我们想要阻止被一个疯子、一个在使用核武器上已经发疯的狂人炸成碎片的威胁。每个人都会说这完全可以接受。

而那个问题是一个虚假提问，他们没有放出我完整的回答。我完全在乎（财政）。听着，我继承了高物价，而他们（民主党）却用“物价飙升”(英文词为affordability)来攻击我。在我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也就是上任两天时——拜登根本不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几年都不举行记者会，因为他没有能力举行，他是个无能的总统。

我再记者会上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鸡蛋。鸡蛋价格翻了四倍。“你打算怎么办？”我说，鸡蛋，告诉我关于鸡蛋的情况，告诉我问题在哪。鸡蛋价格涨了四倍。我说，我会解决的。顺便说一句，我确实解决了。但他们能想出这个词（物价飙升），是因为他们擅长做表面文章，但政策上糟糕透顶，他们是差劲的政治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新名字。他们是“蠢货党”（Dumocrats）。我叫他们 Dumocrats，而不是 Democrats（民主党）。他们是 Dumocrats。一帮低智商的人。你看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明尼苏达州众议员，索马里移民）甚至说出“第 11 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11）”。她说 world——她其实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她说成了第 11 次世界大战。这些人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你知道，习主席昨天说了一些话。他谈到——他指的并不是过去的 15 个月。他谈到美国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国家，我说，你是对的。但他并不是指现在，因为他说，你在 14、15 个月里所做的事情简直是一个奇迹。

(此处删除特朗普关于选民对他的看法的对话) 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时，特朗普说）

唐纳德·特朗普 它应当保持开放。听着，你看，想要封锁海峡非常容易。他们（伊朗）要做的就是声称在海峡的某个地方投放了一枚水雷，你知道的。你看，我们稍微处于一点劣势，但没关系。海峡将会保持开放，他们不会获得核武器，世界将继续运转。你将会看到汽油价格下跌，能源价格总体上大幅下跌。但别忘了，他们有很多装满石油的船只正停泊在那里，一旦这一切结束，它们就会把石油运出来，我认为这很快就会结束。

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用这个海峡作为筹码要挟世界，你知道的，他们很多次用过这一招。他们说“我们要关闭海峡”，他们过去也确实关闭过，把它当作一种武器。但他们没法把它当成对付我的武器。事实上，正如习主席昨晚微笑着谈到的一样，他说：“好吧，他们关闭了海峡，然后你把他们给收拾了。”

(此处删除特朗普与拜尔讨论美国政治和中期选举的对话) 以下是特朗普与拜尔关于古巴的交谈：

布雷特·拜尔 在古巴问题上，您说过古巴正在遭受痛苦并准备达成一项协议。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周四去了那里。中国在那里的活动一直很频繁，他们曾与古巴达成了一项关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协议。

唐纳德·特朗普 他们不会再继续做下去了。

布雷特·拜尔 他们已经建造了 92 个太阳能发电场。

唐纳德·特朗普 他们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

布雷特·拜尔 所以古巴会转向我们并达成协议吗？

唐纳德·特朗普 我想是的。我想是的。我是说，听着，我从小就听说关于古巴的事情。古巴到底怎么了？我认为我们将扭转这一局面。鲁比奥（美国国务卿，古巴移民的后裔）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高效，整个团队都非常高效。是的，我认为他们将不得不来找我们。那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

布雷特·拜尔 而且他们现在正在接受援助。

唐纳德·特朗普 他们正在接受援助。他们想要援助。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帮助。我想起所有那些古巴人，94% 的人投了我的票。那些被驱逐出境的人，他们的家人被杀害了。

布雷特·拜尔 那些流亡美国的古巴人。

唐纳德·特朗普 古巴对自己的国民非常残暴。这些流亡者现在就生活在我们的国家。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快乐的人了。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投票支持的结果。我想到了那些人。也许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但我也想到了古巴本土的人民。而且，你知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想回去并在古巴投资。

他们想要复兴古巴，等等等等。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会给他们这个选择。

布雷特·拜尔 让我用这个问题来结束采访。回到中国这边，这次有谈到人权问题吗？之前有人希望您能把黎智英（Jimmy Lai）直接带上回程的飞机。

唐纳德·特朗普 我提了。我谈到了这件事。我详细地谈了。我谈到了黎智英，我还谈到了另外两个人。

布雷特·拜尔 那几位牧师，那些宗教人士。

唐纳德·特朗普 是的，我谈到了那位牧师。

布雷特·拜尔 对方是如何回应的？

唐纳德·特朗普 我曾把成百上千的人从各种不同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布兰森牧师（Pastor Brunson）当时是一件大事。你还记得布兰森牧师吗？

布雷特·拜尔 当然记得。

唐纳德·特朗普 他当时在土耳其，面临 35 年的刑期。我把他弄出来了。我给埃尔多安总统打了个电话，就把他接出来了。我救出来过成百上千的人。

布雷特·拜尔 而这位牧师——

唐纳德·特朗普 顺便说一句，我不需要支付巨额资金——我一分钱也不花，不像拜登那样，他们总是花 600 万美元来换人。我昨天把他们的事情提出来了。

布雷特·拜尔 那对方是如何回应的？

唐纳德·特朗普 事情正在考虑之中。我提到了黎智英，而我认为（北京）对此事的回应并不是积极的。他（习主席）说，你知道，他说黎智英有点像是他的“头号梦魇”。

布雷特·拜尔 反对派。

唐纳德·特朗普 他解释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我说，好吧，如果您能释放他，我将非常感激。他已经老了，身体可能也不是太好。这样做会很好。但对黎智英老实说我并不感到乐观。而对于第二个正在考虑中的人——那位牧师，我确实感到乐观。

实际上是非常乐观。我把他的名字写了下来，并且着重强调了。我后来又第二次提及黎智英。我很想告诉你我可以带着他一起坐空军一号飞回去，但我不会这样做。而另一个人（牧师），我认为可能会得到非常认真的考虑。

布雷特·拜尔 但当您乘坐空军一号回国时，您觉得这次访问是一次成功吗？

唐纳德·特朗普 一次巨大的成功。而且这种关系——听着，我们是两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我称之为 G-2（两国集团），因为没有其他国家能接近我们各自的实力。我们比中国更强大。我们以前正走向错误的方向。我们曾将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福利翻倍，却没有人在这里投资。而现在我们有 18 万亿美元的资金涌入。我是说，习主席在两方代表团面前为此向我表示了祝贺——他说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迹。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是一件好事。

你面对的是两个非常强大的核大国，高层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识已经 11 年了。我们打交道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布雷特·拜尔 而且您将在九月份邀请他前往白宫。

唐纳德·特朗普 他将在九月或十一月的某个时间来访。但我认为他们已经定下了一个日期，九月 二十四日，大概是这时候。这将是一个荣幸。我将把接待工作做到极致，就像他们在这里做的一样。关注这一领域的人说，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接待外国领导人从未有过像这样规模的盛大欢迎。从未有过类似的先例。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从孩子们到军队，那真是一支非常漂亮的军队。

过去从未有过——实际上，昨晚的活动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布雷特·拜尔 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采访。

唐纳德·特朗普 谢谢。非常感谢。

布雷特·拜尔 非常感谢。

美东时间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开启其第二任期首次访华之旅。临行前，他在记者会上谈到此行议程时说：“我们将同习近平主席讨论许多不同问题。要我说，最重要的议题将是贸易。”这句话讲得非常直接，也十分“特朗普范儿”。它说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固然会涉及战略安全、地区热点、科技竞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经贸议题仍然是双方必须首先面对、也最有可能形成阶段性成果的核心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与特朗普同行的并不只有政府官员。根据白宫官员向媒体披露的名单，此次原定随行的美国工商界人士共16位，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支付、半导体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而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期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又临时加入代表团，成为这个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1”。这就使此次访华形成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结构：16位工商界代表构成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基本盘，黄仁勋这个“+1”则代表人工智能和高端算力这一最敏感、最前沿、也最难回避的新议题。

观察中美关系，不能只看双方公开说了什么，还要看谁被带上了谈判桌。随行名单本身就是一份经贸议程表。苹果、特斯拉、高通、美光、英伟达代表的是技术产业链和先进制造；波音、通用航空航天代表的是美国高端装备制造；嘉吉代表的是农业贸易和大宗商品；贝莱德、黑石、高盛、花旗代表的是华尔街金融资本；Visa和Mastercard代表的是支付清算与金融基础设施。换言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商界助阵团”，而是美国对华经贸诉求的高度浓缩。

从这份名单看，美国此行至少有四层经贸目标。

第一层，是看得见、容易量化、也最适合特朗普政治叙事的订单目标。波音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路透社此前披露，中美双方围绕一项可能涉及约500架飞机的波音订单进行过深入磋商；如果最终落地，这将是2017年以来波音在中国市场获得的最重要订单之一。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期间，波音曾签下300架飞机订单，金额高达370亿美元。对特朗普而言，飞机、农产品、能源等大额采购，最容易转化为“为美国工人赢回订单”的国内政治语言。

但如果只把此次访华理解为“卖飞机、卖大豆”，就低估了这份名单的复杂性。第二层议题，是市场准入和监管协调。特斯拉希望在中国进一步推进自动驾驶系统落地，支付公司希望在中国支付清算市场获得更大空间，花旗、高盛等金融机构希望深化在华业务布局。路透社分析指出，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都在中国市场存在长期诉求，有的寻求监管许可，有的寻求市场准入，有的寻求投资机会。

第三层议题，是供应链再平衡，而不是简单脱钩。苹果和特斯拉最能说明这一点。过去几年，美国国内“去风险化”“供应链回流”的政治压力不断上升，苹果也增加了美国本土投资，并推动部分生产向印度、越南等地分散。苹果公司今年4月已经宣布，库克将于9月1日转任执行董事长，由约翰·特努斯接任CEO。这意味着库克此次随行访华，很可能带有为苹果下一阶段供应链稳定布局的意味。

但是，供应链转移并不等于供应链断裂。中国绝非普通的终端市场，而是全球产业链中少数同时具备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完整制造体系、成熟供应商网络和工程迭代能力的经济体。对苹果而言，中国是其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支点；对特斯拉而言，上海超级工厂和中国新能源产业链更是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因此所谓对华“脱钩”，在政治口号中或许还可以糊弄一二，但在企业账本和生产线上却无法真正实现。

第四层，也是最敏感的一层，是人工智能与高端算力。黄仁勋之所以成为“16+1”中的“+1”，正是因为他不是普通企业家，而是美国人工智能硬件能力的代表人物。路透社报道称，英伟达近年来一直在争取美国监管层允许其向中国销售H200等人工智能芯片；与此同时，中方也希望美方放松对芯片制造设备和先进半导体的限制。黄仁勋临时登机，说明高端算力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技术部门和出口管制机构之间的内部事务，而是进入了最高层经贸谈判的视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全面放开对华高端芯片限制。中美科技竞争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一次访问而消失。但黄仁勋的加入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即便在最敏感的科技领域，美国企业也并不愿意彻底失去中国市场；而美国政府在安全限制和商业利益之间，也不得不重新计算平衡点。人工智能芯片既是安全议题，也是商业议题；既是技术优势的载体，也是全球产业生态的连接点。这正是黄仁勋这个“+1”的特殊意义。

金融界人士的集体随行同样值得重视。贝莱德、黑石、高盛、花旗等机构的出现表明，美国对华经贸诉求早已超越传统货物贸易。美国需要的不只是中国购买更多商品，也希望在中国金融开放、财富管理、跨境投资、支付清算等领域获得更大制度空间。Mastercard已于2023年获准通过合资公司在中国开展银行卡清算业务，Visa也一直希望进入中国本土支付市场；花旗则仍在等待中国证券业务相关牌照的进一步进展。

这说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内部存在一种张力：政治上强调竞争，产业上需要市场，金融上寻求进入，科技上又试图设限。特朗普此次带来的工商界名单，恰恰把这种张力摆到了台面上。美国政府可以在口头上谈“强硬”，但美国企业更关心订单、许可、利润、供应链和资本回报。美国政界可以讨论“脱钩”，但美国工商界真正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离开中国市场之后，企业成本如何控制？增长从哪里来？技术标准如何全球化？资本又往哪里配置？

对中国而言，也应当冷静看待这份名单。它既不是美国“求和”的信号，也不是美国放弃竞争的标志，而是美国在竞争压力之下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利益结构的表现。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单纯以贸易扩张为主轴的阶段，但也不会滑向美苏式完全隔绝的冷战结构。今天的中美关系更像是一种复杂的“竞争性共处”：安全上相互防范，科技上激烈竞争，产业上深度嵌套，金融上仍有合作空间，全球议题上又不得不保持沟通。

因此，所谓“16+1”，最重要的并不是人数本身，而是它呈现出的议题结构。那16位工商界代表说明，中美经贸关系仍有庞大的现实基础；黄仁勋这个“+1”则说明，新一轮中美经贸谈判已经绕不开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数字技术规则。前者是传统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后者是未来大国竞争的制高点。

此次会晤可能会形成一些阶段性成果，例如扩大农产品采购、推动航空订单、延续关税休战、建立新的经贸磋商机制，或者在部分监管准入问题上释放积极信号。但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不会就此解决。中美之间真正需要处理的，是如何在竞争中建立边界，在博弈中保留合作，在技术安全与市场开放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制度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看，特朗普此次访华的工商界随行名单，是观察中美关系的一面镜子。它告诉人们，脱钩不是现实出路，对抗不是唯一逻辑，经贸合作仍然是两国关系中最具韧性的部分。但它也提醒我们，合作已不再是无条件的全球化乐观叙事，而是在战略竞争、产业安全和规则重塑背景下的再谈判、再平衡、再定位。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双方既都无法轻易离开对方，又都不愿完全依赖对方；既要竞争，又要交易；既要设防，又要对话。这份“16+1”大名单所折射出的，正是这一新的基本现实。

作者王鹏：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 研究员

表格 1 随行17位工商界人士及其企业背景情况

1

所属产业领域：消费电子 / 高端制造

姓名：蒂姆·库克 Tim Cook

公司：苹果公司 Apple Inc.

公司市值：约4.34万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对华高度依赖且总体务实。苹果在中国既有庞大消费市场，也有深度供应链基础；库克曾表示苹果将继续增加在华投资、深化互利合作。

2

所属产业领域：新能源汽车 / 自动驾驶 / 储能

姓名：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公司：特斯拉公司 Tesla, Inc.

公司市值：约1.53万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特斯拉上海工厂是其全球制造体系核心之一；此次主要诉求包括推动FSD在中国落地，以及涉及中国设备出口审批的太阳能制造扩张。

3

所属产业领域：半导体 / 移动通信芯片

姓名：克里斯蒂亚诺·阿蒙 Cristiano Amon

公司：高通公司 Qualcomm Incorporated

公司市值：约2255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高通2025财年中国含香港收入为203.4亿美元，占总收入46%，说明其与中国手机和智能终端产业链高度绑定。

4

所属产业领域：半导体 / 存储芯片

姓名：桑杰·梅赫罗特拉 Sanjay Mehrotra

公司：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Inc.

公司市值：约8754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曾受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影响，但随后明显转向务实。美光2023年宣布未来数年在西安封测工厂投资43亿元人民币，并称该项目体现其对中国业务和团队的承诺。

5

所属产业领域：光通信 / 光电子元件

姓名：吉姆·安德森 Jim Anderson

公司：相干公司 Coherent Corp.

公司市值：约732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与中国在光通信、光芯片供应链上存在现实交集；路透社称该公司正应对中国对铟等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问题，说明其关切重点是关键材料和高性能光芯片供应。

6

所属产业领域：人工智能芯片 / 高端算力

姓名：黄仁勋 Jensen Huang

公司：英伟达 NVIDIA Corporation

公司市值：约5.41万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16+1”中的关键变量。英伟达希望推动H200等AI芯片进入中国市场；路透社称黄仁勋并不在最初白宫名单中，而是在阿拉斯加经停时临时登上“空军一号”。

7

所属产业领域：资产管理 / 金融资本

姓名：拉里·芬克 Laurence Douglas Fink

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Inc.

公司市值：约1635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对华诉求主要是金融市场准入和资产管理业务扩展；但贝莱德牵头的230亿美元港口收购案受到中方关注，也使其此次访华兼具“化解政治疑虑”的意味。

8

所属产业领域：私募股权 / 另类资产

姓名：苏世民 Stephen A. Schwarzman

公司：黑石集团 Blackstone Inc.

公司市值：约965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长期经营对华关系。苏世民个人曾捐赠1亿美元在清华设立苏世民书院；2025年中方高层会见苏世民时，也提到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和长期资本在华投资。

9

所属产业领域：商业银行 / 投行 / 跨境金融

姓名：简·弗雷泽 Jane Fraser

公司：花旗集团 Citigroup Inc.

公司市值：约2246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重点诉求是扩大中国资本市场业务。路透社称花旗仍在等待中国全资证券经纪牌照审批，同时也面临与美国制裁合规相关的中国本土纠纷。

10

所属产业领域：投资银行 / 财富管理

姓名：大卫·所罗门 David Michael Solomon

公司：高盛集团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公司市值：约2913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诉求是继续扩大中国资本市场业务。高盛已在中国金融开放中获得更多业务机会，例如2024年其中国证券经纪单位获准在华销售基金。

11

所属产业领域：支付清算 / 银行卡网络

姓名：迈克尔·米巴赫 Michael Miebach

公司：万事达卡 Mastercard Incorporated

公司市值：约4463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对华态度积极，诉求是进一步扩大支付清算市场份额。万事网联2023年获准在中国开展境内银行卡清算业务，2024年正式运营。

12

所属产业领域：支付清算 / 银行卡网络

姓名：瑞安·麦金纳尼 Ryan McInerney

公司：维萨 Visa Inc.

公司市值：约6692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长期希望进入中国本土银行卡清算市场。路透社称Visa尚未像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那样获得中国境内银行卡清算业务资格，并希望推动更大准入空间。

13

所属产业领域：航空制造

姓名：罗伯特·“凯利”·奥特伯格 Robert K. Ortberg

公司：波音公司 The Boeing Company

公司市值：约1867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对华诉求最具订单色彩。波音与中方长期谈判的潜在大单可能包括500架737 MAX及若干宽体机，若达成将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个重大波音订单。

14

所属产业领域：航空发动机 / 高端装备

姓名：劳伦斯·卡尔普 H. Lawrence Culp Jr.

公司：通用航空航天 GE Aerospace

公司市值：约3103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与中国航空工业存在长期技术和供应链联系。GE与赛峰合资的CFM为中国C919提供LEAP-1C发动机，COMAC曾选择LEAP-1C作为C919唯一西方动力装置。

15

所属产业领域：农业 / 食品供应链

姓名：布莱恩·赛克斯 Brian Sikes

公司：嘉吉公司 Cargill, Incorporated

公司市值：非上市，无公开市值

对华合作情况：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传统“压舱石”。嘉吉在中国经营超过50年，2026年又宣布扩建北京工厂，投资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继续强化本地生产和研发能力。

16

所属产业领域：生命科学 / 基因测序

姓名：雅各布·泰森 Jacob Thaysen

公司：因美纳 Illumina, Inc.

公司市值：约224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处于监管修复阶段。路透社称中国已解除对Illumina的出口禁令，但其仍在“不可靠实体清单”上，中国企业购买其仪器仍需政府审批。

17

所属产业领域：社交平台 / 人工智能 / 数字平台

姓名：迪娜·鲍威尔·麦科米克 Dina Powell McCormick

公司：元平台公司 Meta Platforms, Inc.

公司市值：约1.55万亿美元

对华合作情况：Meta在中国大陆核心社交产品受限，但仍通过广告、硬件、AI投资等方式与中国市场存在联系。路透社称其此次关切之一是中方要求其撤销对中国AI初创公司Manus的20多亿美元收购。